5学和组织的研究计划（第10和第11章）及人工智能的诞生（第12和第13章）。.4
在我对关于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主义、托马斯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朋友的争论产生兴趣时，我逻辑推理长链中的怀疑让我不相信这些。所以我没走多远，但我因而知道了大量有关的重要社会运动及其哲学背景。
虽然我在校园里避开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组织，但并非不注意政治领域。连续萧条和纳粹主义的兴起是我们特别关心的事。但我在本科生时的大多数政治活动只采取清谈形式。
有一次例外：作为一次政治学课程的作业，我们在几个选区的投票点做监票员、审判员代表。选区政党的走卒根本不想向我们隐瞒露骨的欺骗。他们在我们参观的许多芝加哥选区内做坏事：选举者受过训练、选票被放进后面的房间，然后再回来。我们多数人只是安静地观看，不想干涉并事后报告我们的发现。有一两个学生去干预或试图徒劳地去干预，回学校时被打得鼻青脸肿。我相信没有开枪。我们没有给芝加哥市长老板爱德华?凯利的政治机器留下致命伤。
72研究生学习
到第二年结束时，我通过了所有概论课以及社会科学与政治学方面的高班要求。我广泛阅读了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甚至获得1935年综合考试的第二名），并已加强我高中时在物理学、生物学方面的训练。我还相当好地了解了社会学与人类学，不太充分地了解了心理学，并且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多少得到了些训练。所以我能把第二年的一部分时间和第三年的几乎全部时间用于研究生水平的工作，我通过向大学里各处的调查取样来完成这些工作。
我设法把经济学工作与对饲养牲口的兴趣结合起来，因为那时我与罗克沼泽关系密切（见第2章）。那时大量芝加哥牲畜饲养场仍统治着肉类罐头工业。我几次安排时间去参观，以熟悉牲口买主和价格专家。我发现牲口贸易的表演非常迷人，但对它没有什么新的见解。
在宿舍的墙上，我保留过一张关于每日牲口价格的彩色图表。我亟想创立一种供求理论以考虑不同品级的牲口的价格关系，但并不成功。这也许是我在三年级选修亨利?舒尔茨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原因。
在我完成大学必修课并开始进主修专业学科时，一年级时的一些准宗教问题让位于一些技术性更强的问题。我发现有几个教员，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如何把数学应用于那些以经验为依据的问题。政治学系以外的三个人在我那一阶段的教育中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尼古拉?拉什夫斯基、亨利?舒尔茨和鲁道夫，卡尔纳普。
数学生物物理学家尼古拉，拉什夫斯基有着在生物学系统
73模型中建立简单假设的惊人才能。因为他说服了一个富裕的芝加哥人相信他的模型可能揭开癌症的秘密，他得到一大笔基金。他以此来支持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生，那时包括阿尔文，温伯格和A.S.豪斯霍尔德；前者后来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者是一位数字分析学家。我从拉什夫斯基和他才华横溢的学生们那里学得许多东西。
尽管有建立数学模型的技能，拉什夫斯基对数据的态度是相当不在乎的。他从未能对他所处理的生物学现象实行控制。结果生物学家们逐渐不理睬他了。他们有可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但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做到这一点。作为学科间有效沟通的基础的互相尊重非常缺乏。
拉什夫斯基在下午给研究班上课。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我的瞌睡时常使我产生幻觉。拉什夫斯基是高个子，金黄色头发，蓝眼睛，我的另一个教师政治学家哈罗德?戈斯内尔也是这样。所不同的是戈斯内尔脸刮得很干净，而拉什夫斯基有非常漂亮的金黄色长胡子。在我迷迷糊糊时想象如果拉掉拉什夫斯基的胡子，面前将会是戈斯内尔。好在我从未做过这个试验。
几年后，我在经济学家嘉斯卡?马歇克家中参加一个聚会，拉什夫斯基也参加了。他们开始对各自关于1917年情况交换意见。马歇克（大约18岁）已是高加索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主管经济的部长，他的总部在黑海的巴顿。拉什夫斯基那时是俄罗斯海军巡洋舰的官员。他接到命令轰炸巴顿。非常幸运的是下了一场暴风雨，巡洋舰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这使他们的首次见面推迟了许多年，一直到他们两个人都被历史的潮流冲到芝加哥的湖畔。
亨利?舒尔茨与拉什夫斯基不同，他不是天生的数学家。他数学学得非常吃力，但他以极大的决心和彻底性掌握了数学。
74他的著作《需求的理论和测量》及他的研究班使我对经济学的数学应用以及现代统计理论有深入透彻的见解。我特别感激他三件事：对沃尔拉斯的普通均衡理论的理解（那时是新的），关于内曼—皮尔逊的统计检验理论的知识以及对后来被称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困难的正确评价。他总是对他正在干的事的哲学基础感兴趣，并为学生指点许多有趣而有价值的书。阿尔弗雷德，洛特卡的《物理生物学原理》是他（也是我）喜爱的一本书。
一次在他的计量经济学课上，亨利?舒尔茨给我们一些数据，比如为最初六个月的婴儿的身高和体重去构造一个方程。我那柏拉图式的直觉立刻暗示我这公式为：W=aH（3）我推论如果婴儿基本上保持相同的形状（也许没错）和相同的密度，那么它们的重量增长将会是它们身高增长的立方。
我那个适应这个方程的曲线，可以很好地说明至少九到十组变量，但亨利，舒尔茨只给我的论文打B，并坚持认为我应该用更通用的方程W=
aH（k），然后检验k是否与3相差很大。虽然我没马上同意他的看法，但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也许它有助于使我相信在经验科学中最终的检验不是数学的简洁优美或者先验的貌似合理，而是理论与数据的相符。我肯定多少得到一些教训，最终克服了我内在的柏拉图主义，并抵御新经典经济学的美学诱惑，这种经济学对数学的简洁优美如此敏感，而对数据却无动于衷。
1938年，亨利，舒尔茨完成了他的杰作《需求的理论和测量》。他买了一辆汽车，学会驾驶后开着新车带全家去加州，意外地掉进山里，全家无一幸存。我深感痛失良师益友。我很喜欢这个腼腆的致力于科学的人。他在芝加哥的位置被日后波兰的副总统奥斯卡?兰格接替。兰格掌管过1940年的统计学考试，作为博士生必修课的一部分我参加过这次考试，1942年我
75回到芝加哥后认识了他。
我以超乎寻常的勤奋参加了几门鲁道夫，卡尔纳普的逻辑学及科学哲学课程。这三个人在他们的课程中都传授给了我一些如何研究科学——至少是牵涉了数学应用的科学——的知识。
卡尔纳普对我特别重要，因为我对社会科学中的逻辑有强烈的兴趣。我的论文课题（后来发表为《管理行为》）开始于对管理科学的逻辑基础的研究。我的文件夹中已有了几份关于这项工作的早期的提纲和计划书，我从1937年就开始计划了。要是有人让我坐下来，强迫我通过一门符号逻辑的正式课程那就好了。实际我却是遵循我通常的自学路线得到混杂的结果。
但我一点也不忽视逻辑学，对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的仔细研究使我相信，他对他，的体系中的核心术语分析的定义并没有完成它要完成的事。我对这个题目起草了一篇短文，在1937年夏天寄给卡尔纳普（他那时在欧洲），并且还附了下边这封信：
亲爱的卡尔纳普教授：
您也许会记得我，我是您去年冬天开的“数学的逻辑基础”课的一名旁听生。我对将您的方法以及莫利斯教授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分析的可能性很感兴趣。现在我在政治学系写一篇论文“管理科学的逻辑结构”。分析与综合语句的区别在这篇论文中起重要作用。我希望我能运用您在《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中提出的定义，因为它们的严格使用使人有可能比运用不太正规的惯用语得出的结论明确得多。然而在试图运用这些定义时，我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因此，我起草了一份附于信中的备忘76录，希望通过仔细地提出问题并转交给您供您考虑，从而得到您的点拨指教。我将对您的批评感激不尽……
他有礼貌地答复了我。他回来后我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他设法表明我错了。但在1舛2年他关于语义学的书中，他从他原来的那个立场转向了我所指出的方向。错误定义和它的推论是在《语言的逻辑句法》（Camap
1937）①的第177-179页中讨论的；在《语义学导论》(1942)的第247-248页上，卡尔纳普收回了原来的意见。我想，他在写第二本书时已忘了我们的谈话，并肯定没有把谈话与他立场的改变联系起来。
我已讲述了我读研究生几年中除了政治学外的最重要的研究。我在政治学上的研究工作内容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向我揭示了正在发生的科学革命——我一生将看到并从事的几个科学领域中的革命的预习，这需要另写一章。①
内容出处可根据括号中的姓氏及刊物出版年份到书后所附的参考文献中
进一步查找。全书同。——编注77
除了数学、逻辑学和经济学以外，我在芝加哥大学听课涉及的主要领域是政治学，这是我的主修专业。传统政治学多半由宪法、行政法、政治哲学、政治体制（主要是对正规组织结构的描述）、政府管理、国际关系和历史构成。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有所不同。
我在那里不仅了解到大学校园中精神生活的骚动，而且知道了许多在科学向前发展时各种重要学说间斗争的重大事件，不断遇到的新现象及创造的新范式。我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先是当本科生，然后是研究生。那里是行为主义的先锋。20世纪20到40年代，行为主义突然出现在政治学中而且改变了这一学科。梅里亚姆和芝加哥学派我这一节段的故事很大程度上与系主任查尔斯．E．梅里亚78姆有关。他是革命力量的总指挥官和总战略家。我只是他军队里的…个二等兵，只是在1947年我的博士论文《管理行为》修订出版后获得委任（吸引敌人的火力）。然而在参加这些事件十多年之后，确有许多东西使我对科学学科如何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也教给我一些颠覆的策略，我后来用这些策略攻击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正统观点，在此期间我还集中注意人类思维和问题解决现象并以此作为组织理论和经济学的基本核心。
为了报告芝加哥学派及我在那里的情况，我借助巴里，D．卡尔的传记《查尔斯．E．梅里亚姆和政治学研究》来回忆一些或许要忘记的事件，虽然我不同意卡尔对某些事的解释。
我与查尔斯?梅里亚姆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生与系主任的关系。我不常接近他，与他相处时我总是有些害怕，甚至敬畏。在我向他的秘书求爱并结婚后，我与他的关系才变得稍微复杂些。他的秘书同时也是这个系的研究生。
梅里亚姆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人。他热望得到大城市的市长职位，以及或许更高的政治职务。正如所有人看到的那样，他建立了组织并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所以他个人的能量可以扩大并用于更大的目的。他建立的主要组织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他的追随者们就从这个系开始使这一学科在国内和国际发生突破性进展。
梅里亚姆事业的目的是使理智对政治过程发生影响，从而保证和加速人类进步。行政管理和政治过程是他社会观的核心。政治体制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活动舞台，并确立了边界和条件以形成经济的和社会的体制。他写道：“要摆脱无生命的原始状态，摆脱人类本性，转而控制我们周围及在我们中间的黑暗和致命的力量，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人类正走在这条路上。未来属于那些把理智融于信仰、有勇气和决心摸索着前进
79的人们，他们从碰机会到有选择，从盲目适应到创造性地进化。”(
Merriam
1936，p.326)。
把理智应用于政治活动领域要求理解政治的体制和过程。梅里亚姆认为这种理解只有通过对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才能达到。对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意味着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特别是要通过心理学及其相关的姊妹科学来进行。
梅里亚姆在世纪之交学习他的专业时，政治学在方法或内容上与那时的自然科学很少有相似之处，如果有什么相似的话，那是指自然科学家们也作一些描述性工作。那种工作即使在当时也有些过时了，他们会被称为自然主义者。而在政治学的主流中，描述工作被道德哲学所淹没。
但芝加哥年轻的梅里亚姆刚从政治哲学的博士生中脱颖而出，就很快展示出一种强烈的经验主义特色，他以那时非常盛行的政府研究机关的精神调查州和地方政府。他1906年的《芝加哥市政收入调查报告》与他早期在期刊上发表的大多数文章一样，具有这种经验主义传统。所有这些探究都和政策密切联系时，他认为政策需要由对州和地方政府的经验探究作为前导，而他就是采用新闻报道式的方法。
梅里亚姆1921年的论文《政治学研究的现状》预示了他研究的第二阶段。在他和哈罗德，拉斯韦尔，特别是和哈罗德。戈斯内尔的合作中可以看到他整个的第二阶段研究。关于这一转变（在他第三人称自传的片段“查尔斯．E．梅里亚姆的教育学”中），他说：唉，但那时他对政治学中的观察和分析方法深深不满。有系统的政治学又一次在寻求其得以进行的坚实根据时被耽误了…80
同时，为了发现更合适的方法，梅里亚姆开始……在各
方面进行特别重要的调查：与戈斯内尔博士和其他人一起
作的关于非投票和定量方法的研究；于是有了与拉斯韦尔
博士一起的关于宣传运动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拉斯韦尔
那部分工作导致在心理分析领域更细致的探究；还有戈斯
内尔、约翰逊、皮尔、罗伯逊、科恩一系列专题论文中关于政
治领导领域的研究；直到最近还有路易斯，奥路姆未完成的
关于领导的研究。
(
Merriam
1942,pp.9
-
11)
说梅里亚姆和戈斯内尔1924年研究“非投票”时运用新奇的方法是一点也不言过其实的。它的出版至少比民意测验成为美国总统选举进程的一部分要早10年。那本书的附录包含了一场对投票方法论的值得称赞的讨论，它甚至解释了霍勒利斯穿孔卡片的用法，预言了我们当代对计算机的依赖。仅仅几年以后，戈斯内尔在《摆脱选举》(
Cosnell
1927)中追随这一关于投票的开拓性研究，采用一种甚至更加革命的现场实验技术。梅里亚姆本人的重要出版物并没有采用这种或那种方法论上的创新。他对方法论的进一步贡献都是通过他的政治学系及其学者间接作出的。
最后谈谈梅里亚姆的系统性的著作，特别是《政治权力》和《系统的政治学》，它们分别出版于1934年和1945年。我将集中谈前者，它更好一些，但我的大部分评论适用于两者。作者本人在《政治权力》的前言中解释他的方法：“重复或反驳政治辩证大师的结论不是我的目的，我深深感谢这些思想家。我打算陈述我在这几年的阅读、反思、观察和实验中所发现的政治权力的本性。”(p3)
81
这本书完全和作者的特性一致——“阅读、反思、观察、实验”。它没有报告新的经验结果，也几乎没有报告什么特别的旧的经验结果，只有适量的参考文献，主要是书，而且很少指出专门章节。于是读者遇到…系列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和政治权力的行使的主张，这些陈述没有直接明显的根据，
在我们指责《政治权力》是倒退回更早的时代之前必须把它放到它本来的时间背景中去。1934年处于外围的不是《政治权力》，而是几本先于它的芝加哥学派的革命性著作。把它与卡尔.J.弗雷德里克的《立宪政体和民主》(Friedrich
1941)作比较更为合适，后者有较充足的参考文献，但只是…些本质上相同的注释风格的文献。从更广阔一点的立场来看，《政治权力》属于社会科学中经验工作的正派传统。甚至在最“科学的”社会科学即实验心理学中，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仍是重要的受尊重的书（至今仍是如此）。而这本书和《政治权力》…样，根据的是某种常识和共同经验。
人类行为的许多现象是我们所有人都能作为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而听到看到的，这一事实同时使社会科学受到损失和得到好处。我们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盖革计数器或无线电检波器来观察人类行为的公开方面（在偶尔的情况下电子窃听器可能有帮助，但在多数环境下把它们作为研究工具是被嗤之以鼻的）。结果，人类社会的许多知识——甚至可以被称为“科学”的知识——已经从观察和经验中得到。
威廉，詹姆斯是这种自然主义者，他几乎不在实验室做实验而观察自己和他人。经济学也几乎自觉地去回避直接系统地观察个人，而重视经济学家那种在安乐椅上内省的随意的经验主义。伟大的古典政治学作家也是自然主义者——从亚里士多德起，经过马基雅维利到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和詹姆斯，布赖
82斯。后者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作了典型的描述。
这些著作是基于共同的观察和经验，所以是经验性的。与脱离经验主义相比，它们的方法论欠缺是微不足道的，这正是梅里亚姆在他20年代的“现代“时期感到的欠缺：不关心取样和数据的代表性，不关心没有直接表达在行动中的思想（例如选举意图），不关心并非所有人都有的行为（例如高级政府和官员的决策过程）。由于这些欠缺，很难用与自然科学所要求的一，样的客观性标准和重复性标准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在梅里亚姆旨为消除这些欠缺而有力地推动方法论创新时，他本人也过分着迷于“重大疑问”而不能耐心地等待新工具的出现。因此《政治权力》和《系统的政治学》都属于经典的，但却有观察、体验和反思的经验主义传统。①
梅里亚姆通过他的系和他的同事、学生发生的影响，似乎不如他个人的所作所为高深莫测，他的神秘感由于他重垂着眼皮的眼睛以及他在谈话和写自传的诙谐而加强，系里的学生生活
我不知道查尔斯?梅里亚姆何时成为学派首领的，我去那里时他已有这个头衔。他成为芝加哥政治学系主任要早得多，是在1923年。和我所知道的所有学术部门一样，这个系是系主任的，主要教员都是他指派的，他们遵从的大部分是他最初的设想，也许是和他们共同设想的研究路线。①
我也完全知道我自己的《管理行为》也属于同样的经典传统，而它在目的和
内容上几乎全然是经验主义的。关于行为本身的内容，书中的“事实”主要
是从观察和体验推理而来的。83
我在系里当学生时，教员主要有查尔斯?梅里亚姆、哈罗德，戈斯内尔、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弗雷德里克，舒曼。拉斯韦尔的心理分析法，以及戈斯内尔的定量和经验主义方法才是芝加哥学派最特殊的象征。但是对我，我想，以及对许多其他研究生来说，更加根本地表现其特色的是它对“政治学是一门科学”的命题的承诺。这一承诺导致各系的界线的消除，这使政治学系的学生可以利用整个大学以及大学中运用的所有方法。
当然，这个系和社会学及调查方法的联系很紧密，和心理学系的L，L．瑟斯顿的因子分析的关系也是这样。我在那里学数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逻辑和应用数学，我这样做只是被认为稍微有点独特。虽然确有一次，马歇尔，迪莫克教授责备我：“你是个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吗？”梅里亚姆、戈斯内尔和拉斯韦尔却从没问过这个问题。
显然不是所有政治学系的学生都能尝到这个大而多样化的自助餐厅中的每一道佳肴，有些人尝一道菜，有些人尝另一道菜。但系里的这种开放政策使政治学系的教员和研究生很自然地领导着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同化，这些社会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显示出行为科学发展的特征。对他们来说，与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谈话是很自然的事。
这个系在梅里亚姆离开以后没有维持多久就发生了变化。它的大多数明星：舒曼、拉斯韦尔、戈斯内尔在梅里亚姆退休以前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原因很复杂，当然有来自哈钦斯行政管理方面的困扰。这种困扰隐藏于其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的昌盛之梦和对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的全然没有好感。这个系还因有一次被抨击为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而损坏了名誉，那次抨击由著名医药商人查尔斯?沃尔格林发起，他的侄女曾是舒
84曼课堂中的一个学生。梅里亚姆以一份致伊利诺伊州立法委员会的雄辩式的声明有力地进行辩护，要求调查此事。大学行政机关适当地处理了此事，但这件事使梅里亚姆输给哈钦斯几分。舒曼不久后就设法离开了（沃尔格林后来以向大学捐赠一个”美国政府“课程的讲师编制名额作为道歉）。
这个系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了其特性——一位校友表达对往事的怀旧用“衰落”这个词也许不对——而耶鲁大学不久就成了政治学中行为主义的旗舰。不论在政府机构、在大学还是在公司，组织上的黄金时代很少能在创造它们的那一代人之后维持多久。虽然芝加哥学派在芝加哥校园只活跃了20年，但它的生命在整个学术界扩展传播，它仍然代表着今天政治学的一种主流，如果不是唯一的主流的话。
教师中更多的是具备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天才的人，安排好他们的位置是件困难的事，他们往往既是对手又是朋友。他们常乐于让学生了解到自己对别人并非总是夸奖的观点（例如，腼腆的戈斯内尔通过对他的同事画一些贬抑的漫画，并将其在私下里展示来表达他对他们的攻击）。但学生中存在一种因属于光荣的事业和伟大的友谊而衍生出的自豪感。虽然每个学生有一位论文导师，但我记不起他们是如何严格划分的了。梅里亚姆、拉斯韦尔、戈斯内尔和舒曼在某种意义上为全体学生共同所有，对我们全体来说他们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角色。
这活动领域的核心——但也稍微高层一点的——是梅里亚姆，这比他实际生活的形像要高大。我发现他的课相当乏味，而其他学生则觉得很受鼓舞。但当他在办公室、或在绍兰德酒吧（有时他邀请我去那里）、或在研究生的聚餐会上发表意见时，他的谈话总是吸引人的。他总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指挥官，而人们总会有一种面临重大事件的感觉。
85理论与现代实验法技巧、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法。这些资料、理论、手段可以适用于大量问题，但没有应用它们的简单样板，也不能保证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只是“追随者”，而当然不是“信徒”。
在评估芝加哥学派对政治学的影响时，人们必须避免错误的“在此之后，因而……”。今天，投票、民意和态度研究对政治学家有很大用处，在政治学中最早进行这类研究的是芝加哥学派，因此……？今天，忠诚是政治学研究中最普通的题目，最早的关于国家主义的透彻的心理学和经验主义研究是芝加哥学派作的，因此……？这种三段论推理几乎是不可抵制的。但它们可能是错的。人们可能同样容易地在哥伦比亚社会学系（保罗，拉扎斯费尔德）、哈佛社会学系（塞缪尔，斯托弗）、密歇根的调查研究中心或很早以前的先驱富兰克林?吉丁斯、斯图尔特?赖斯和马尔科姆?威利那里发现最早的起因。
真正的起因也许是20世纪头30年在许多大学中，几个学科领域内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概念的稳固渐进的进步，这一进步产生了《最近社会趋势》（1933年）和V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1935年）。正如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到的，这种进步为科学活动的大爆发作了准备，不久又得到福特基金的大笔赠款的滋养。政治学正是战前整个社会科学运动的一部分。芝加哥学派之所以在芝加哥建立，部分是因为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大量早期活动发生在这个校园中，部分是因为查尔斯?梅里亚姆对新思想的开放，使他能利用这种新思想并把它带进政治学，对政治学来说这些新思想不是固有的。
新的行为政治学激起来自传统政治学家的激烈抵制。战斗的喧闹声时时变大，这场斗争和多数情况一样产生了不少迷惑。政治理论家感到受威胁并设法防卫，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政治学
87领域中不只有一个冒险事业的场所。
反对行为主义言辞的激烈在利奥，斯特劳斯的信徒所写的一系列论文中达到顶峰。这组论文作为《政治学的科学研究论文集》由赫尔伯特，斯托林主编，于1962年出版。这本书有一章用以严厉批判我的《管理行为》，拉斯韦尔和其他主要的行为主义者也受到相似的批判。发现自己跻身于他们著名的集体中，我感到荣幸。斯托林的论文集真是一个恶劣的样本，它带着反感读别人的文章而且并不真诚地想理解它们，所以我从未感到有必要对这些论文作出回击。
战斗早已结束了，我们是大赢家。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后来的数学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暑期研讨会，数学和统计学被引进政治学中。随后经济学家完成了改变信仰的使命，他们带来了严格理性的公众选择理论和博奕论。《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方法论研究文章变得很受尊敬。但在那份期刊中仍有余地留给谈论政治理论的论文，甚至是留给那些没有炫耀路径分析或数据分析的有关政治行为方面的论文。政治学家都可以从容地着手处理进展中的知识和改进中的技巧。
芝加哥学派可能不是这些进展的决定性原因，但很大程度上它是这些进展的直接原因。因为探索者和先驱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学派的追随者。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他们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名单。他们获得的地位表明了芝加哥学派对这一事业已发生的惊人影响。
对我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学校比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更好了，它教我如何在思想历程上跋涉，并使我看到学科的社会组织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作用如何决定科研的方向和步调。它帮助我理解新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科学家既是传播者，又是发现者，有时甚至是宣传者。
88通向学术生涯之路
我的学术生涯是非常偶然地决定的。我生活迷宫的分叉点给了我容易的选择；我周围的人给我机会，当这些机会出现时我抓住了它们。两三次这样的选择（几乎不是下决心，我几乎没有寻求其他选择）使我走上了一条明确的道路。1935年因为我有一门本科课程的期末论文讨论城市行政管理，我就在论文中描述了我的出生地密尔沃基的市政府。我的教授，杰罗姆，克尔温那时正在研究市政府和学校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他喜欢我的论文并回想起密尔沃基的娱乐管理中包括市政府与学校地区之间的合作，于是他建议我写一篇关于这些事的论文。
克尔温也认为那篇论文很好，但他奇怪为什么我只限于描述其组织而不对它进行评价。由于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去作这种评价，1936年我选修了克拉伦斯，里德利的课程“对城市行政管理的衡量”。我的经济学训练告诉我，这种评价问题可以表示为在有限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于是，我按这种思路写了一篇文章。为此，里德利邀请我在他所承担的一项大课题中当研究助理。
顺着这条确定无疑的路线，我于1936年9月获得了学士学位后的职业是作研究生助教，每月工资62，50美元，这使我在经济上不再依赖父母。大约在学年中期，我收到一张83.33美元的支票。我担心可能是会计搞错了，而且会在几个月后要我把已花掉的钱交还，我带了这张支票到系秘书那里。她保证我已从“半工半薪”助教被提升为“三分之二工时”的助教，这钱确是我的。
我的新工作实际上结束了我正式的研究生课程。我继续听
89几门课，但我的心在研究工作上，其结果是后来作为专著出现的‘与里德利含着c勺《计量市政活动》（Simon
and
Ridley
1938），，1937年2月我有厂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因为我们最初把我们的工作成果连续登载在《公共管理》期刊上。
这是我科学合作的最初经历。里德利在这项研究课题中的作用是参加计划这组文章，评论我为每篇独立文章所作的计划，帮我找…些有助于我了解情况的人和经验，并审阅每章的文稿。主动权在我手中，文章几乎全是我写的。这是一次很容易的合作。后来我先后有八十多次与人合作研究，每次合作都很不一样。
每个月写出…篇关于不同城市部门的估量问题的文章使我很忙，尤其是因为除了我已写的两篇期末论文外，我开始写文章时实际上我对政府管理并没有第一手资料。这并不使里德利气馁。1937年春小麦刚抽芽时，他送我坐船去堪萨斯的威奇托，乘坐警察班的汽车，研究那里由O.W.威尔逊首长掌管的警察记录系统。
虽然我看起来并不比我的实际年龄20岁更大，但克拉伦斯，里德利开始表现得对我非常信任。当他不能去威斯康星市政联合会年会作有关市政活动计量问题的报告时，他建议让他们邀请我，那个联合会是该州地方官员的主要专业组织。我太幼稚而且年轻气盛，所以既不吃惊也不害怕。我坐火车去绿湾作了演讲。我受到热诚的款待，报纸毫无虚伪吹捧地报道了我的发言，听众中也似乎没有人注意发言者是一个刚刚在三个月前才有选举权的毛头小子。
一次类似的邀请使我参加在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全国政府研究学会会议。那次会议的参加者主要都是学者，一群熟悉的人物。第三次这样的场合是里德利委托我出席一个在锡
90拉丘兹大学召开并有亨利，贝尔和斯潘塞，帕雷特教授参加的会，他们从与我们稍有不同的角度着手处理这一市政计量课题。他们想与我们讨论两种途径的关系，让我参加政治学系的午餐会，并对我进行口试。我感到像祭坛上的年轻耶稣一样。我想我的表现很成功，成功地宣告自己无罪（据圣经所说，耶稣也如此）。
几年后我想问克拉伦斯，里德利，他派我参加这些活动时心中是怎么想的，为何他认为我合适。不管怎样，他的专业经验和管理经验比我丰富，他有创新精神而且政治上精明，又从不想人非非。唉！我从没提过这个问题。也许，我怕我会不喜欢那种回答。多萝西娅
1937年6月15日是我21岁的生日。自那天起，我四联图式的生活的第一部分结束，第二部分开始了。那位使我确信我被提升了的政治学系秘书同时还是名研究生的人，是名叫多萝西娅，派伊的可爱的红头发姑娘①。一位朋友（比尔，库珀，你会再次见到这个名字）在3月14日晚安排了一次双重约会，我的工资允许我吃一顿正餐并看一场戏。我们看了联邦作家的形象化作品《阿贝，林肯在伊利诺伊》。
多萝西娅和我开始正式约会，然后我们越来越觉得与对方在一起很愉快，约会也越来越多。我觉得她是那种我可以与之共享我的智力兴趣并在政治行动中合作的人。我们对我们周围①
“你怎么知道她的头发是红的？”敏感的读者可能要问。是的，我以前听说
过没有绿头发的人，也没有红色的草地。所以……91那天早上我在芝加哥密特威机场赶上一架DC
-3飞机，飞往纽约，中途经过底特律、布法罗，并让我第一次从中空看到美丽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里德利安排我参加纽约和华盛顿的专业会议，介绍我们的研究项目。
这次旅行充满着激动人心的、无关紧要的冒险。曼哈顿一位贫穷的演员骗取我的信任，我给他5美元以支付逾期旅馆帐单；我在百老汇整夜未睡地与失业的象棋大师下象棋，我每输一盘付25美分；在华盛顿我被带到宇宙俱乐部吃午饭，那时它在老地址拉法耶特广场。宾夕法尼亚大街旁边的老贝拉斯科剧场正在上演《烟草之路》，但我不得不放弃最后一幕去赶B&O火车回芝加哥。这对于一个刚到21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段令人兴奋的经历。93第二部
青年科学家5.尝试研究：城市管理者学会
我与多萝西娅结婚时，我的研究助理职务已变为全日制工作，每个月150美元，而且我肯定这将继续至少一个月以上。
一个大学委员会为我们提供研究预算的资金，那时研究经费已快用完。克拉伦斯?里德利派我到委员会去争取延续我们的课题。我这一次仍没有问，为什么他判断我是合适的代表。会场就在肖兰德旅馆。那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地方，查尔斯，梅里亚姆、路易斯，布朗洛和其他重要人物工作后常聚会在那里的酒吧。
梅里亚姆会前带我吃午餐，他非常亲切，解除了我的疑虑。但在会上，我受到非常激烈的质问。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进来时晚了，他在我听得见的地方抱怨：“我们要讨论什么？噢，里德利和西蒙的事情，不怎么样，是不是？”我的反应只是非常愤怒，这些著名的学者在看到第一流的工作时却认识不到它的价值。当然，在会上我没有流露出我的愤怒，而是等到后来与多萝西娅见面时才流露出来。她相当同情，虽然她也许对我的自信有点吃惊。
97年轻人的傲慢（也许这只是自信？）也许是令人难忘的：但我以后仍然傲慢。甚至今天我对审查人和其他批评者的本能反应仍然相同：他们怎么会这么愚蠢？我有时需要几个小时或几天时间来缓和情绪才能作出理智的回答。
我们的研究计划确实得到了（来自这个委员会或别处的）追加拨款。在我们的研究专著完成时，我开始把时间用于里克利的组织——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并在1938年成为其工作人员。我的职责，部分是编辑（作为月刊《公共管理》和年刊V市政年鉴》的助理编辑），部分是统计（我逐渐承担年鉴统计部的责任），部分是作者（为城市高级管理者培训手册写大量章节）。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的工作是极好的学习管理的课堂，我的任务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挑战性。遭遇计算机
在统计学领域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知道了IBM穿孔卡片设备及其省力的功能，这令我想到应设法让年鉴的统计工作机械化。发现了芝加哥大学书店有键控穿孔器、分类和列表的机器之后，借助于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的一些书，我掌握了这些技术并与书店商定使用那些设备。
于是，在准备作统计表时，我第一次享受着使用史前计算机的快乐。穿孔计算机特别重要，因为它告诉我，可以为机器编制程序（在那种情况下是重新接线），使它做我们想让它做的事，做简单的算术计算以及重新排列打印了信息的行列。
当然，穿孔计算机能做的事还很有限，它没有现代的内存程序。你必须插上插头，把线连到机器里，使正确的输入与正确的输出相联系。但我头脑中已有了…种思想萌芽，从那时起，我对
98遇到的任何关于计算的机器的进展的片断消息都很留心：我没有想到我会为它们找到用处，我只是对它们着迷。克拉伦斯，里德利
关于克拉伦斯，里德利，我已说得很多，想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受的是土木工程教育，在回到锡拉丘斯大学读博土学位之前他在几个社区当土木工程师和城市管理者，后来他到芝加哥大学当兼职教授及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主任。他看到这一组织对改进地方行政管理来说处于中枢位置，在开发利用这一机会时他展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
在他负责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时，该学会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专业学会，出版一本期刊，开一次年会。这使那些通常各守其职的城市管理者（和所有首席高级管理者一样）得以走到…起互表同情。里德利创造了整整一套崭新的对会员有用的服务措施。《市政年鉴》提供信息使管理者得以拿自己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较。一套城市行政管理教科书几乎包括了每一种城市服务。这套书成为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提供的函授课程的基础。
里德利从未忘记城市管理者是他的重要客户，他过去也曾是其中一员；但他有更广泛的普遍改进市政府的目标。那时城市管理只有少数形式，几乎完全没有渗透到较大的城市。他的任务是建立一支有效的专业的市政管理者干部队伍，高級城市管理者只是他们重要的样板。不管他们城市的政府机构形式如何，消防主管要听有关消防部门的管理课程。
里德利对组织政治学有杰出的见解。像每个专业学会主任一样，他希望他的成员对学会忠诚并积极参与活动，虽然还没有到把他的领导权转交给他们的地步。但他的技能及他与成员的
99和谐关系，预防了在这方面发生的真正困难。
他自己的小班子——我们大约6个人——的士气也很高，因为他总是让我们面临挑战，而且慷慨地让我们分享荣誉。他有脾气，但控制得很好，而且主要用于表达他对世人的弱点的厌恶。他对解决问题比责备造成问题的人更感兴趣。
他既懂得利用机会主义，也懂得它的危险。在我搬到伯克利后，有一次他访问湾区，我们在一起吃早饭时，他向我讲起一些他正在计划的新活动，我问：“斯佩尔曼基金会批准它吗？”（斯佩尔曼基金是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除了会员费外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严肃地对我说：“我在听说斯佩尔曼基金之前就自己挣钱谋生，而且没有它，我仍能谋生。”我记住这一教诲，在后来的许多场合它仍对我很有教益。
我不知道克拉伦斯?里德利在任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主任的那些年是否还担任（或者有多少）其他职位。我不相信他没有大量选择机会。他清楚地懂得，确实的成就是要花时间的，在…个组织中通常要花几年时间。为此而花时间他在所不惜，因为确实的成就才是他所想得到的。
对里德利来说，他这边的草总是最绿的。密切注意他的工作使我懂得了管理良好的组织对达到重要社会目标是有力的工具，它并不束缚其成员。几年后我在《管理行为》一书中试图解释组织如何能扩展人的理性，这个观点与社会上流行的民间观点相当对立，我们社会的流行看法是把组织看作非人化的官僚体制。
我把克拉伦斯?里德利描绘成有效管理者的好榜样，因为他确实如此。如果他有过什么严重的缺点，我也记不得了。我书房的墙上挂着7张照片，有一张就是他的。另几张是我父亲、查尔斯?梅里亚姆、切斯特?巴纳德（实业家以及《高级管理者的功
100能》一书的作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亚伯拉罕?林肯和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管理科学
我22岁时在写一本名叫《市政管理技巧》的书的主要部分。这本书想告诉那些有经验的城市管理者如何经管一个城市。因为我除了去密尔沃基和威奇托作过短途旅行以及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任职以外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甚至几乎没有观察过组织机构。所以，我要写的显然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直接了解的东西。当然我的任务不是去发明新理论，而是把现有的知识组合起来。如果一个人能用清楚的英语写作，这任务还是切实可行的。
那时的公共行政管理领域（以及一般的公众和私人管理方面）大约有一种现代称为“经典组织理论”的一般看法。人们可以在伦纳德，怀特的《公共行政管理研究入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