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学和组织的研究计划（第10和第11章）及人工智能的诞生（第12和第13章）。.5
White
1926)
-书中看到该理论的核心，《管理科学论文集》（White
1937）一书中则写得更清楚。这本被作为总统的行政管理委员会①职员的典籍的论文集是由卢瑟?古利克和林德尔，厄威克收集的。
经典理论很重视组织中的秩序，例如对劳动的清楚划分以①
由路易斯?布朗洛（主席）、查尔斯?梅里亚姆和卢瑟，古利克组成的这个委
员会，是罗斯福总统任命的，旨在改善联邦政府的组织。它的报告特别推
荐了“六位对埋名隐姓有强烈爱好的人”，他们成了今天的“总统高级管理
办公室”的原始组织的核心。这份报告使总统和国会间产生了激烈的政治
斗争。其激烈程度比得上那一时期对罗斯福总统扩大最高法院和任命新
的自由党人计划的斗争。这些斗争对南方保守主义集团的明朗化有很大
作用，它结束了众议院多年来自由党人的统治。101及基于这种划分的部门化，统…指挥，每个管理者的有限职责范围。人们可以发现一些稍微不同的意见，但经典理论主宰着文献，并提供主要知识，我写的《技巧》这本书是以此为基础的，
事实上，文献中偶然偏离经典理论并不像新范式的萌芽那么意见不同。其中一种观点强调人际关系的动机，另…种注意决策。我认为两者都很有道理，尤其是后者，与我早先关于密尔沃基娱乐计划和对城市服务性事业评估的研究发生共鸣。
在我从事这项工作时，我第一次见到切斯特，巴纳德刚发表的《高级管理的功能》（Bamard
1938）。我觉得它超过当时所有其他行政管理方面的文献，并与我用决策来看待管理的偏好完全相容。从巴纳德那里得到启发，我很快意识到少量行政管理经验大有用处。组织机构中的生活，与其他地方的生活并无多大的区别，大多数关于行政管理的文章，包括巴纳德的，都基于日常观察，而不是基于秘传的实验或观察技巧。
看来，把组织化应用于你所知道的普通人类行为就可以对它有所理解。缺乏特殊经验时，隐喻和类比可以填补空隙。例如忠诚和认同现象，它对组织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在任何一所我上过的学校都看得到，就是在足球比赛中也存在。我甚至想到小时候我在妈妈与祖母之间有些误会时偶尔充当的调停人，也并非完全不像在蓝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做中间人的领班。
但是我并非完全接受行政管理理论对常识的这种依赖。如果这个领域要真的成为科学的领域，就非常需要系统的观察和实验。但在令人满意的理论框架建立之前，提倡什么样的经验研究还不清楚。
这些反思播下了《管理行为》一书的种子。我决定写一篇关于行政管理中的决策的理论性博士论文，因而修改了我原先要写的关于行政管理逻辑的打算。这篇论文要提出许多经验主义
102问题，它们将在我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探讨，这个决定确立了我以后20年关于组织的研究的核心战略，但由于忙于日常事务，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时并没开始这项工作。社交活动
1937年夏，埃利斯?科斯和我找到一套单元房（每月35美元），在校园以西几个街区，靠近茅舍树林大街，我们从宿舍搬到了那里。当我与多萝西娅结婚后，她搬进来而科斯搬走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密尔沃基的家中举行婚礼后，在特克伦——那是印地安那美丽的州立公园——度过…周美妙的新婚时光。我们在那里遇到两对意气相投的新婚夫妇，还吃了大量的食品，那价钱便宜得可笑——这是说我们能付得起（＼然后多萝西娅和我开始布置新家。
我已知道她具有一种怎样的与人友好交往的才能，而且她的微笑又如何能排解我有时的发怒。我们很快就有了广泛的朋友圈，其中许多是政治学系和其他社会学系的研究生，有些来自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所在的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有些是我本科生时的朋友，有些人与我共同对科学哲学感兴趣（多数是我在尼古拉，拉什夫斯基课堂上遇到的），有些人是我们在自由主义政治活动中认识的。我的政治学系的朋友包括六对夫妇，很奇怪他们中绝大多数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仍维系着婚姻。
我并没有记得很多关于这些年我们社交生活中的细节，所记得的也是一些琐碎的事。既然我们两人都有工作，我们一般就都在外面吃饭，并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合伙俱乐部用餐。我们常在大学公共食堂吃午饭，在那里我们曾遇到戴维?洛克菲勒，那时他是一个经济学研究生。在我们付钱时，戴维有时会给我
103们每人买一块巧克力薄荷糖，保持他祖父约翰，洛克菲勒常常为他遇到的陌生人花些钱的传统。戴维是一个愉快、聪明而又谦逊的人。
我们很快建立了一种沙龙以代替星期六晚上在伯顿一贾德森宿舍的讨论会。那些对科学哲学特别感兴趣的朋友或多或少每星期在我们家聚会。偶尔我们也邀请一位局外人参加，有一次卡尔纳普来了，但大多数参加者是年轻的研究生，包括哲学家赫尔伯特，博纳特。另一位哲学家叫卡尔，利诺，他的大衣袋里放着一个小小的北印度石偶像。还有一位名叫布鲁塞的生物学和医学学生，一位叫阿尔文?温伯格的物理学家，等等。逻辑实证主义是这个小组主要的或许是唯一的“宗教信仰”，我们轮流谈论自己特殊的兴趣或研究计划。
不论有没有朋友在一起，多萝西娅和我都喜欢户外活动。由于地理位置关系和没有小汽车，周末的户外活动只限于去当地的芝加哥湖滨、芝加哥南面的印地安那沙滩、北边的沃基根沙滩。我已讲过我们还有一些更具雄心的徒步冒险，例如在暑假去多尔镇：偶尔我们租马在杰克逊公园里骑，冬天我们时常滑冰。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时期的生活忙碌但没有什么麻烦。那时多萝西娅和我学着互相了解和欣赏对方，在了解和欣赏的过程中我们愉快地生活，没有什么总的计划或对未来的认真考虑。1939年以前，我生活的迷宫中没有什么重大的分叉点。公费游览加利福尼亚
里德利和我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公益服务评估方面的权威。公益服务评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题目，因为城市的财政困
104窘在那时和现在一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行政管理处主任萨缪尔?梅，寻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以继续进行对地方政府的一些研究，这个处已在联邦工作救助机构的工作进步管理基金支助下开始了这些研究。
萨姆?梅（萨缪尔的略称——译者）想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斯塔西?梅那里得到一小笔钱，让我在1938年晚春去伯克利筹划这项研究，并写一份申请给基金会。设想的这笔钱得到了，它支付我的三个月的花销和工资。就这样，我第一次坐长途火车出发去加利福尼亚。多萝西娅的母亲在圣利安多车站接我，我以前没见过她。在她家住了一星期后，我在伯克利校园的国际学生宿舍安顿下来。虽然我岳母曾警告多萝西娅不要和一个“只是小孩”的人结婚，但她自己和我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并且一直是好朋友。
在伯克利，我和米尔顿‘彻宁协作，他是那个处的主任助理，比我大几岁。整个夏天我们一起辛勤工作，写出一份三年研究的大纲。这项研究将花去总数为3万美元的大笔基金，以在三年中资助三位研究员，一位统计助理和一位秘书。联邦工作救助基金的工作人员约有50多人，那些以前为管理处做统计研究的人附属于这项研究计划，但仍由联邦基金付钱。
这次旅行不尽是工作。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我第一次看到约瑟米的内华达山脉；另一个周末，我和多萝西娅的母亲一起开车去斯坦福大学，看到一个死气沉沉的乡村校园，在炎夏的阳光下，它像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修道院。在我们欣赏小礼堂外壁上的壁画时，从背后传来弦乐四重奏的巴洛克音乐。
多萝西娅的到来结束了我几个月的孤单生活，她到我这里来几个星期并参加她妹妹的婚礼。然后我们一起去海滨，沿着新开通的高速公路到大苏尔，多萝西娅一两年前参观过这里，那
105时这条高速公路正在修建。她带我去斯莱德湾，那附近被广泛宣扬的“病友谈心治疗小组”的艾沙琳机构是后来建立的。我们还沿着一条小路去太平洋沿岸的峭壁，在峭壁下面还有蒸汽喷泉。我们发现有一个平台，上面安有两个旧式的搪瓷澡盆和一只木桶。水可以转移方向流进木桶并冷却。在直接来自泉水的热水中加入些冷水，我们边洗澡，边从100英尺高的地方观看太平洋。我们是洗加利福尼亚热水澡的先驱者。
伯克利研究项目完成后，我回到芝加哥为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工作。还有一小段时间为公共行政管理服务部工作。那是一个非赢利性的为大都市服务的咨询机构。它是从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分离出去的，受唐纳德?斯通的领导。1939年初，洛克菲勒基金会赠给伯克利分校这个三年的研究计划一笔钱，从秋天开始。我被邀请去当研究部门主管（因为我还没有博士学位，是研究助理身分）。我花了不到10分钟时间就决定接受这一邀请。我要走的迷宫又一次前景明朗。
在快离开芝加哥的前一周末，我和多萝西娅去沃基根沙滩游览。在我们乘上北肖火车之前，我们买了一份星期日报，标题标明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不管我们满怀着怎么样的希望，反纳粹的人民阵线那时还是瓦解了。1066.管理研究：伯克利
1939年夏末，多萝西娅和我动身去伯克利，打算给旅行添点度假的味道。从芝加哥到丹佛的伯灵顿铁路连接丹佛和格兰得河西部。火车从丹佛缓慢向南开往普韦布洛、科罗拉多，沿着罗亚尔峡谷贯穿弗兰特岭，然后又向北沉重缓慢地爬上阿肯色河谷。东边，弗兰特岭红彤彤地反射在阳光下；西边处于弗兰特岭阴影下的萨瓦奇山脉却还覆盖着皑皑白雪。机车有节奏地震动着，走了5小时，每小时向上爬高1
000英尺，就像步行者在陡峭的山路上垂直攀登。普林斯顿山、耶鲁山和哈佛山（三座几乎完全相同的金字塔，但后者都比前者高几百英尺）列队经过接受检阅，河谷逐渐变窄了。
傍晚时分，车轮的咔嗒声变了，这意味着我们已穿过了田纳西山口和落基山脉分水岭，现在正沿科罗拉多河的支流鹰河的河谷下来。再过一小时，火车将停在格伦伍德泉。人们可以下车去古老的旅游胜地过上一两天，享受一下高山和硫磺温泉。
从格伦伍特泉D＆RCW火车把你带到盐湖城边。在那里，西太平洋公司用普尔门式客车载你接着完成余下的路程。如果你选择适当的火车，那么就可以睡着经过大部分内华达沙漠，并在第二天早晨经过菲瑟河峡谷进入加利福尼亚。这是一次美妙的旅行，沿途布满灿烂的山区景色。火车在阿肯色河谷长达半天地向上开，特别激动人心。跨越大陆的普尔门式客车给人们许多海上航行的气氛，却又没有风浪或晕船。或许在今天你可以乘AMTRAK(D做类似的旅行，不过我没有查过最近的时刻表。
多萝西娅是回到她的故乡加利福尼亚，而我是第二次来这里。我们在8月30日傍晚到达格伦伍德泉，第二天在旅馆上方的山问小路上度过了一天。那天傍晚我们很早就回旅馆。我们的房间在一楼，面对着旅馆内的大院。凌晨2点我被院子里的无线电中的震耳的声音吵醒。我立即辨认出这很响的刺耳口音，感到毛骨悚然。阿道夫，希特勒正在宣布德国军队已进入波兰。
战争对我们的专业生活很少有直接影响，有两年几乎没有一点影响，但除了“虚假战争”②的间歇外，那几年充满了可怕的消息。行政管理处
我的思想没有转向欧洲发生的事时，我在伯克利当行政管理计量研究室主任的3年和以前的3年一样激动人心、一样灿烂光明。我学习管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组织机构。（不仅是我自己的5个职员，还有附属于我们研究计划的50个联邦工作救助基金工作人员，当我们研究加州救助管理机构时，那里有几百①AMRAK，即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现在美国的火车叫AMIRAK。——译
注②
自1939年9月灭亡波兰后，到1940年4月攻打丹麦和挪威的那段时间，纳
粹在欧洲很少有军事行动，因此有一段“虚假战争”的插曲。108个人。）不知为什么我社交活动的“自我”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克服我内向的“自我”。我学习如何去分配工作，甚至还学习如何去解雇不如人意的雇员。
我能委派许多直接的管理任务。联邦工作救助基金组有一个监督人，他是一个快活的年轻人，摩门教的研究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比尔?迪万刚在波莫纳完成行政管理学业，他在洛杉矶救助管理机构是这个大的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我每过一两周到他的住所拜访一次。弗雷德，夏普监管大部分有关旧金山湾区土地利用研究繁杂的现场工作。罗纳德，谢泼德保证我们在所有工作中用适当的统计技术和理论。因此我的行政管理责职在很大程度上限于督促这些直接的助手和秘书，为研究项目作计划预算，并雇用替代的职员。我早就知道（至少在原则上）管理人员在组织机构中地位上升时，工作会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萨姆，梅名义上是行政管理处的主任，他是我的上司并负责这个研究项目。他很少关注我们的项目，因为他忙于在伯克利的新滑冰场上学滑冰并且向一个年轻女子求爱，那女子不久成了她第二个妻子（他原是一个鳏夫）。我自己作关于雇人和解雇的决定，而本来这应当是他的事。我常忘掉他的存在，而且对计划和预算负有全部责任。有一两次他为我役有与他商议而生气，但他从不推翻我的决定。
他更注意管理处的其他功能，特别是它为州立法机构提供的咨询服务。我热情地参加过一两次关于立法的研究，写过一份关于中央河谷的水问题的报告。那时和现在一样，这是加利福尼亚政治事务中一个主要问题。我还写过一个关于州立法机构重新分配议席的报告。有一次我帮助起草一份年度报告给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的立法机
109构，他告诉我们要保证给医学、农业和工程学大量的篇幅。其他没什么要紧的事。
我前年夏天在伯克利的同事米尔顿，彻宁是一个年已29岁的管理处的高级职员，他有博士学位，是我的兄长。他教我如何处理大研究项目管理方面的…些新问题，而且当我对外事务过多时他会为他人作掩护。他还积极参加我们关于州福利管理会的研究，并为其他事充当顾问。
彻宁在管理处的多数其他项目中也是一个代理指导者。他那时在伯克利还没有候补副教授职位，而且得到的希望不大，但知道他才能的教员朋友们正在帮他。我们还没离开他已是社会福利学院的教员，而且后来还当了院长。他在这个职位干了很多年，一直干到退休。他也是伯克利理论政治学的主要力量。退休后他又当jO许多年教员俱乐部主任，于1989年去世。我1990年初去伯克利大学访问作希契科克讲演时，很高兴并很感动地发现，他的肖像挂在俱乐部壁炉上方，微笑地望着我。50年来他一直是这个学校的栋梁。
彻宁个子小，长得相当平凡（多萝西娅不同意，但那是我的感觉），谢顶而且华头早生，终日快活的脸上长一个大鼻子。他有满肚子的笑话和故事，内容妙趣横生，但大部分用于自嘲。他极其机敏，对社会政纲比对科学更重视。他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我们将会看到他有时会无根据地被谴责为有共产主义倾向。他对错误极端谨慎，在分享荣誉时非常谦让，因此他的同僚深深爱戴而且常常忠诚于他。与他和他妻子在一起是一种快乐。他妻子格特鲁德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她是一个聪明、活泼、熟悉民间疾苦的女子。
维克托?琼斯和他的妻子安妮，梅已在前年从芝加哥来到伯克利。在芝加哥政治学系时他们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在管理处
110的几年中维克托、我和另外几个人非常友好地合用一个办公室，虽然有时我们在地板上划上白粉以防他人入侵领地。维克托是个事业型的南方人，非常喜欢吃豇豆（我觉得它们更像蚕豆而不是豇豆）。
处里还有许多其他人，不能一一提及。那里既是我们的社交活动中心也是职业活动中心。这群充满活力的青年政治学家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聚会。在庆祝我成功地通过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最后答辩的聚会上，他们送我一本伯特兰德?罗素的《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索》，书里有他们所有人的签名，这使我记住了那些岁月。
最初两年我们住在弗吉尼亚街的…所小房子里。它在校园北面，地势比校园高，从那里可以眺望金门大桥美丽的景色。那起居室的地板显而易见地向西倾斜到一扇很大的落地玻璃门，高出走廊10英尺。这会使在聚会上酒喝多了的人有些危险，但我们的客人还从没因此而减少。多萝西娅怀孕以后，我们搬到山下住，失去了一些景观虽有点可惜，但很高兴我们不用每天晚上爬陡坡回家了。
我们住所的房东，那个老古董格里利先生，没有很好地遵守他的许诺。我们前门的镶板和门框之间有一条1英寸的裂缝，冬天下雨时雨水可以随意进来流过门厅，甚至还爬进来过一条友好的小花蛇。当我们要求格里利先生换门吋，他回答说，“我想这样做，但这门安装得很好。”这种指鹿为马的作法真是令人不能容忍。我们只好沉默，对与他交往感到绝望。研究项目当研究项目进行时，我们对洛克菲勒基金提议中的细节，特别是对我们从当地政府研究中得到的那些极古怪的数据并不很看重，但我们问自己什么样的计量研究既可行又对实际领域有重大贡献？我们想表明定量的经验主义研究有助于理解和解决市政问题。三年中我们完成了三项重大研究，每项出一本专著(Simon
et
al.
1941;
Simon,
Shephard
and
Sharp
1943;
Simon1943)，还有许多论文。
在这里我和同事分享权力的关系与以前和里德利工作时不同，现在我是上司，而我的同事是我的同辈人。我们工作时是平等的，很少显出形式上的权威。比尔?迪万、罗纳德，谢泼德和弗雷德，夏普各自都有相当明确的工作范围，所以我与他们一对一而不是合在一起工作。我们发现互相意气相投、关系很亲热。
我们在加州救助管理机构的实地实验是第一项研究，对这项研究若是我有足够的经验知道了它承担着什么，我是不敢插手的。我认为它是到那时为止在一个组织机构中进行过的最大的实验，在规模上可以和霍桑关于工人的态度与生产力的研究相比。后者设计比较系统，是30年代在西部电气公司进行的。我们的研究目的是确定对最有效的经营运作来说社会福利工作者应有多大的工作量，比尔，迪万和我在别处(
Simon
and
Divine1944)己讲了许多有关这项研究的事。在第8章我将叙述这项研究怎么会卷入加利福尼亚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去的。
加州救助管理机构研究产生大量的数据资料。我们安排用ⅢM在洛杉矶的服务部的设备来处理它。在那里我们接触到装有线路插线板的新机器，它比我在芝加哥用过的老式制表机灵活而且能力大得多。这是我第二次使用过时的计算机，它更激发我的爱好和好奇心。
第二项研究是分析火灾的危险和损失。这是里德利和我做112过的计量研究的自然“后继”。它包括对湾区土地利用图和建筑物建设及利用与火灾损失的相互关系的详细分析，这样可以在适当估量风险中财产的总量和种类后，比较各个城市的火灾损失的经验。
那时只有很少的保险公司有足够的统计头脑来利用这项研究。而且据我们最佳估计，这项研究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注意和没被利用。40年后，我收到…封来自火灾保险统计师的赞扬信，他使我确信我们的研究整整超前了一代。这虽然使我感到宽慰，但并不使我们的工作显得不太徒劳。
第三项研究：《大都市整顿的财政问题》(
Simon
1943a)，是城市财产税范围的理论分析以及对旧金山都市地区市政税收和服务的实际样本的考查。这两项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关于都市地区地方政府的整顿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影响。
从这项研究得出的一篇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
Simon1943b)上，这是我在这一领域的第…篇技术性出版物，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协会重印。多年来这是关于财产税范围的标准参考文献。我从这一分析得到的重要教训是，我的结论对边界条件的某种假设的依赖至少不亚于对位于新经典理论核心地位的经济学理性的中心假设的依赖。
我说的边界条件是指不得不作的一些假设，即假设人类行动者在作决策时对哪些税收变化的间接影响会加以考虑，对哪些他们会忽视；他们是否对增加税收将普遍地降低对资本的回报的前景作出反应，或是在计算中忽略不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明，答案随着谁将最终纳税而完全不同。“行动”的原因在于边界条件而不在于设法达到最优化、最理想的行动。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后来为我提供了…条重要线索去建立人类有限理性理论和经济理论之间的桥梁。
113完成博士论文
除了在实施研究项目中学习以外，在伯克利期间对我还有过多方面的受益。罗纳德，谢泼德和肯尼思，梅是数学家兼经济学家格里菲思，伊文思和数学统计学家杰西，内曼的博士生，通过和他们接触，我在经济学和统计学方面受到的教育，远远超越了我在芝加哥学到的东西。我在50年代的出版物中的致谢，记录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的比较统计学方法和统计检验理论。
我在伯克利时还完成了我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的博士论文。经过安排，我在1940年脱产3个月以准备宪法、政治理论、政党和宣传、统计学的预试。我被允许在伯克利的政治学系的监督下进行考试，还被允许参加统计学考试来代替通常要求的国际关系考试。统计学考试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奥斯卡?兰格构想的。
在这些试卷寄回芝加哥之前，我复印了一份以防可能丢失。我一直保留着这些试卷，现在偶尔再看它们，我仍是非常激动的——我能按标题和日期引用最高法院的几百个案例，并省略掉许多没有名气的政治哲学家的名字。另一方面，从关于政党和宣传考试的答卷看来我那时显得才华横溢，甚至很有独创，而与现在的我相比则逊色多了。偶尔我回答与提问相比显得文不对题，这是学生在考试中的共同缺点。
在回答一个统计学问题时，我得意洋洋地提出两个对）<真分布的独立推导（在考试那天早上沐浴时，我莫明其妙地想到将会有x2的问题。我在去考场之前下了很大功夫去想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任何其他机会从我的监护神那里得到如此善良的
114关心）。
显然，我在考试中显示出的足够的博学使系里感到满意。伦纳德，怀特很友好地在圣诞节前写信告诉我他看了考试分数，虽然考试委员会当时还没开会作决定，但怀特坚信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1941年新年过后不久，通知我考试通过了。考试结束后，我开始在晚上和周末这些可利用的时间起草学位论文。
文章渐渐从大纲扩展到每章有几段，直到最后完成草稿。论文指导小组（有怀特、普里切特、里德利和来自哲学系的佩里教授）对我很少批评，主要因为前两位不愿自称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得到的最严重的批评来自伦理学专家查尼，马奎斯，佩里。第二稿通过后，我被允许于1942年5月回到芝加哥参加论文答辩。
答辩安排在午后。我还没看完在第58街上的一场网球赛，就遇到一场芝加哥春天的大雨，赶到考场时我被浇透了。答辩委员会（赫尔曼，芬纳出席，但拉斯韦尔、戈斯内尔、和舒曼没有出席）已经看了我的研究生成绩单，非常吃惊甚至惊惶失措地发现我成绩单中有学分的只有一门研究生课（我得了B）。我解释道，我依据的是芝加哥的政策，它规定只要求综合考试考得好；而且我其他研究生课的学分已记在本科生时的成绩单上了（那不在他们手边）。解释被接受了，但有多勉强我就不得而知了。
答辩中另…仅有的困难来自我顽固的实证主义。主考人，特别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杰里?克尔温和英国工党成员赫尔曼，芬纳，觉得很难相信人们不会从不言而喻的前提证明希特勒是坏人。况且，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么人们还能相信什么是正确的呢？我怀疑他们是否接受了我的实证主义解释：选择依赖于对价值命题的信仰，而不依赖于对他们正确性的证明。但答辩
115结束后他们只商议了15分钟就把我叫去向我表示祝贺。
获得博士学位时我的正规教育达到什么程度了呢？除了高中和芝加哥大学给我的广泛的普通教育外，我在政治学方面受过优良的训练，在经济学方面有坚实的基础。我的数学有良好的开端，为我以后的自学打下了基础。我还学了一点科学。
很明显我已为我今后在行政管理、经济学以至运作研究的教学与研究方面作了强有力的准备，这些研究占了我得到学位以来的近5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然而，如果不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自学的话，我几乎没有什么学历背景可以支持我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占了我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当然，这些领域在我进入时还是新的、激烈变化的。既然我的同事和我一起积极地创造这些新学科，我们就有大量时间去学习，而且没有追赶我们的前辈的问题。在40年代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年轻研究者会有相似的经历。在新领域中进行交叉学科的探索是最容易的。《管理行为》的写作
如上所述，我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为《管理行为》一书，论文几乎包括这本书所有基本内容。我已经解释（或者自圆其说）过为什么我虽没有广泛的行政管理经验但仍有可能写这样一种文献，下面我想进一步详谈。
论文考察了作为决策过程的行政管理，借助于迷宫隐喻引进了框架：“人类决策的简化模型是由白鼠在面临心理学实验的迷宫中通向食物的道路时的行为提供的”。在论文修改发表前，有几位读者看了我的手稿并加评论，他们强烈反对我把人与白鼠作类比。所以在修改发表的文章中这个框架和迷宫隐喻都取
1
16消了。但在上述引文以及随后的几页里，我把作决策看作沿迷路的岔口作一步一步的选择的观点还是很明显。
我记不起在此之前我是否已对迷宫着迷。我所依赖的心理学事实的主要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爱德华?托尔曼。迷宫在他的著作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和那时大多数其他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一样，他在实验中选择的测试对象通常是白鼠而不是人。
论文包括的关于有限理性理论基础和许多上层建筑是我近50年的指导原则。这一思想的起源是密市娱乐管理研究，我在加利福尼亚税收范围研究中对有关理性的边界条件的发现补充了这一思想，它与我工作6年来或者在此之前所具有的管理经验及其他人类经验都不矛盾。
前一章我解释了我22岁时如何在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写了关于市政管理的教科书，是用来培训城市管理者的。我透彻地了解行政管理和一般管理的文献，仅仅挑选和组织这些信息，并增加其逻辑性把它们转化为专门术语和城市行政管理的情节。这只需要智力和文字技巧而不要求经验。
但年仅25岁而且很少有管理经验的我又怎么能完成《管理行为》呢？很大程度上这是一本向当时已被普遍接受的行政管理理论提出挑战的书（正如后来看到的那样，这本书多少是成功而且正确的）。它为分析和描述组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作决策）。
部分原因是1938年切斯特．I．巴纳德的《高级管理者的功能》一书出版后不久，我刻苦细致地读了这本书，并在伯克利我的同事之间发动小组讨论周密地考察它。在《管理行为》一书中，我承认巴纳德是我看待权威、“冷漠区”或“接受”、诱因与贡献的平衡，以及其他一些基本话题的许多主要思想的源泉。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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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然巴纳德并没有构筑一种关于决策的系统化理论，但他的许多讨论是指高级管理者的决策过程而言的。所有这些在智力上所受的恩惠我都在书中的脚注中写明了。
巴纳德对我关于组织化认同的概念的贡献不太明显。当然在他的书中表现出这种思想（例如组织的决定和个人决定的区别，可参见第187～189页，我在《管理行为》一书的第203-204页上引用了这两页所载的说明），但我有这个想法要早得多，那是1935年我在关于密尔沃基娱乐管理研究时产生的想法。（见《管理行为》，第211-212页）
我书中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是有限理性，它在巴纳德书中没有明确表达出来，最相似的是巴纳德关于机会主义和策略因素的概念。他这些观念是从约翰．R．康芒斯那里推得的。既然我已读过康芒斯的书，他的《制度化的经济学》可能是关于理性的这些不同概念体系的共同来源，这种理性背离了经济学家们主观期望的效用最大化。
《管理行为》还包括了对“行政管理格言”的挑衅性讨论。它对传统的行政管理原则的攻击几乎纯粹是从这些原则本身的逻辑结构及其内部的不一致性推得的。认识到这些并不要求组织经验，只要求对推理的严格性有所体会。
在这项工作中看来是最新奇、最有独创性的有限理性思想现在并非特指一种组织概念。与适用于组织决策一样，它完全适用于个人决策。我25岁时就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来理解经济学家所主观期望的效用最大化的框架在应用于人类实际行为时的极限。我缺乏关于组织的经验对我开发一种可供选择的决策途径并不构成特殊的限制。
只要有关于组织机构方面的书本知识就能很容易地把有限理性思想应用于组织。这只需要问有限理性对于劳力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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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对权威、对组织认同、对协调等等的含义是什么。借助于推论而不是经验的观察，就可以而且确实可以指导这种分析。
这种推论导致对许多组织现象的逼真的说明，这是写《管理行为》一书的惊人结果。在书中我解释了引导我写书的根本体会：因此理性并不决定行为。在理性领域，行为完全是灵活的、完全能适应于能力、目标和知识。作为代替，行为是由限制理性领域的非理性或反理性的成分来决定。理性领域是能适应于这些非理性成分的领域。要是有同样可能的选择，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知识，两个人可能理性地得出相同的决定。因此行政管理理论必须考虑理性的极限性以及组织对个人决策的理性局限如何发生影响的方式。理论必须确定……怎么能作出制度化的决定来符合在一个较大的组织结构中发展的价值观。理论必须评判（从组织整体观点来判断）组织结构对它的组成部分和个体成员的决策的影响。(p.241)
大约1945年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书时我修改了我的论文，发送给别人征求意见并再作修改。我找到…位愿为它冒险的编辑（麦克米伦的唐纳德，波特?格迪斯），并于1947年出版此书。在我整个精神活动的核心中有两个互相关联的观念：(I)人类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理性；(2)作为他们认知局限性的一个结果，他们易于认定去达到“子目标”。我不反对把我整个科研工作描绘成光辉的一页——当然是一个相当精致的光辉的一页——在《管理行为》中我对它作了第一次阐明（特别是第39-41页，第204～212页，第240～24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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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阅我手稿的人中，有…位叫切斯特。巴纳德，，我因他的书在10年前问世而称赞过他。但我从未遇到他，甚至未与他交谈过。他寄给我15页颇有见地的评论作为答复。这鼓励我去问他能否为我的书写…篇序言，他写了。
书问世时并没造成轰动，但一些公共行政管理和商业管理期刊对它作了广泛而相当有利的评论。切斯特，巴纳德的序言无疑有助于使该书受到欢迎。那时使我失望的是没有一位评论家把它看作一部革命性的文献，而我坚信这一-点。但回想起来，我受到的待遇是宽厚的。书出版后的一两年之内就销售了几千本，渐渐下降到一年出售400本，然而第五年后销量开始稳步上升。现仍在重印，因为每年销量从未少于几千册。美国参战
在芝加哥和伯克利的那些年，生活处于不祥的背景之中，灾难性的暴力和动乱在欧洲积累力量并时时爆发。西班牙内战，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入侵波兰，法国沦陷，英国被炸——这一切在我记忆中引起强烈的愤怒和受挫感。
1940年春，在洛杉矶的一个电影院里，我含着愤怒的泪水观看新闻影片报道俯冲轰炸机在毫无防卫的挪威乡村炸毁房屋、低空扫射农民的情景。我感到安慰的，是法国军队和堡垒看来战无不胜。在我重读了《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中利德尔，哈特和J．F．C，富勒的预测，才知道闪电战并不会停止。
那年可怕的夏天，我常常在伯克利的小山坡上学习，俯视海湾和金门大桥，我的学习屡次被欧洲、也许是整个自由世界遭毁的郁闷思想所打断。希特勒也直接影响我的生活，如果说只是
120轻微的：我父亲的妹妹、侄女、侄女婿逃离德国，朱利叶斯叔叔不是在逃难中步行越过比利牛斯山时就是在集中营中去世。
我们收听温斯顿，丘吉尔关于反抗的华丽辞藻，密切注意轰炸英国的新闻。在肯尼迪大使（也许是交叉着手指期待好运）讲述他相信大不列颠会生存下去，因此要支持罗斯福总统重新当选的竞选运动时，我们感到慰藉。我从不怀疑英国会击退侵略，但我信任的全部理由（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是似是而非的，是一种渴望的产物。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这一经历和以后经历得知，自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者，也许是受到了我妻子更加坚定的乐观主义的支持。
1941年7月初，俄国军队在纳粹进攻下败退。我在办公室的一张地图上用大头针标出他们移动的路线。我不能相信斯大林会愚蠢到让他的军队在波兰和白俄罗斯陷于困境。我比我周围的人要乐观得多，认为德国人已过分夸大了战俘的数量。我指出：与到西欧相比，到东欧的路程极远，德国人不久就会遇到后勤方面的困难。
我们一群人在7月4日周末休息日时开车到俄罗斯河。顶着太阳，我在一小块草莓地里除草（即使我因色盲找不到草莓；我还是能除草）。附近房子中，无线电突然传来那些日子的空中预言者H.V.卡顿伯恩的警句，他宣布苏联军队的死刑。虽然我不相信他——事实上藐视他——但我很沮丧。我坚持相信后勤学和斯大林的理智。（结果证明我正确，但多半又出于错误的理由）。
1941年夏季晚一些时候，我们和邻居丹，阿农和露西尔，阿农（即路易斯?阿农）一起背了背包去群山耸立的缪阿山路旅行。我们沿着圣乔昆河向它越来越高的源头走去，然后岔向进化河谷。群山成了我们的世界。那里没有伯克利，没有战争；我们周
121围只有巍峨的山峰，匆忙地流人绿色河谷的小溪，日常的事务只有安顿营地、钓鱼、做饭以及把驴子戴西和鲁比赶到一起让它们驮运，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爬到进化盆地，挤在达尔文山脉的1000英尺的悬崖下的森林线上。
在缪阿山上待了不久，我们就开始顺原路返回。只有当我们来到山峡俯视进化河谷，而且又一次看到中央河谷上的小山时才走出了幻境。那时我们想起了伯克利和欧洲。离开两周后，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
顺山路向下走一小会后，我们遇到刚进山的一家人：丈夫、妻子和两个小女孩。那个岁数小一点的女孩骄傲地告诉我们，虽然她两年前就骑过马，但这次全程她都是走的。我们问有什么新闻，他们说美国仍处于和平，但是战争很快就要降临了。
12月7日星期天早上，我躺在我们小小的起居室地板上读《纽约时报》（我…直没有戒掉读报的习惯）并在听收音机中的交响乐节目，多萝西娅在隔壁房间，音乐被广播声明打断了。我们和几百万其他美国人一起，收听到珍珠港在我们安静的星期日遭袭击的消息。我第一个反应是一种放松，感到减轻了长期焦急等待的紧张，现在希特勒就注定要灭亡了。第二个反应是，“卑鄙的日本人，他们不可能取胜”。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热情的干涉主义者，我感到我应迅速地去服兵役为战斗服务。但因为我的教育和经历，我想寻找一个任务并非不合理。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我是色盲。但伯克利政治学系约瑟夫，哈里斯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弟弟是第九军指挥部的将军级指挥官。在约瑟夫的鼓励下，我带了他给他弟弟写的介绍信，管它色盲不色盲，我试图在海岸炮兵部队（已大部分成为防空炮兵了）中服役。
在1942年3月24日我给约瑟夫?哈里斯的信中写道：
122我在任何战斗部队服役。上周海军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我。我已给你弟弟写信，但还没来得及得到答复。我没有放弃希望，但我有了一些想法，如果我不能服兵役，应做些什么。
我决定，首先，即使不考虑我的缺陷，我将不接受任何在陆军或海军做纯粹文书档案工作的委任。我想我作为一个平民能更有用。如果我确实过平民生活，我相信我作为教师要比在什么“战争机构”中作小公务员的成就更大。因此我要努力寻求教书职位。如果有人间到你那里，我希望你把我放在心上。
经过一段通讯后，第九军指挥部乐意不考虑我的色盲问题。不久我被要求去金门桥北边的福特贝克呈报我的体检结果。我带了一束关于要求不考虑我色盲的信件，它们和军事机关后来的担保书加在一起已有一英寸厚。他们宣布我是强壮的；刚用高技术修补的…颗牙受到牙医检查师的称赞。我的色盲在测验时被及时地发现。还是穿着便衣，我被送到陆军上校那里。他慢慢地翻阅我的文件，一页一页地从头看到尾。最后，他抬起头来说，“噢，免予考虑在战斗部队中是受限制的，该死的民主党已又一次改变了规则，这样我们不能允许你有限地服兵役。”
我的选择是在这个期间或做文书工作，为非战斗部门委员会进行培训，或是最终被招募为二等兵。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宁可选择等待召唤。我的（入伍）“祝贺”由于我的家庭义务而被推迟了。由于那时芝加哥与伯克利之间文件的暂时丢失，又由于一种单核白血球增多的围攻耽误了医学检查，“祝贺”最后在广岛轰炸之前一周到达，但在日本投降后就被取消了。关于家属的规则也改变了（那时我有两个孩子），如果我说我对错过了战
124争感到遗憾，那我是在说谎，也许只是感到有一点内疚。
在伯克利的3年是黑白分明的——战争冷酷的阴影笼罩在我阳光明媚的职业和社交生活之上。但我那一段记忆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阳光：指导研究项目的兴奋；与彻宁；维克多、比尔、弗雷德、谢泼德以及处里和政治学系的其他人的同志友谊；从我的彻夜劳作中逐渐浮现的博土论文；在与谢泼德和肯尼思，梅的共事，以及通过他们与格里菲思，伊文思和杰西，内曼的合作中，我学习了经济学和统计学。当我现在访问加利福尼亚时，只需要爬上那陡坡上的小屋就很容易产生对那时的怀念。我们那弗吉尼亚街上的小屋仍然站在那里俯视金门桥，但是它也经历了向上的发展，即增加了第二层楼。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