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学和组织的研究计划（第10和第11章）及人工智能的诞生（第12和第13章）。.6
7.在伊利诺斯理工学院教书
1942年春，当我越来越可能不直接成为士兵而且我的学位也到手时，我开始考虑在伯克利的研究项目结束后我如何谋生养家。我又一次没有真正作决定。维多克?琼斯，我最初是在芝加哥当研究生时认识他的，后来我们在伯克利共事。他在芝加哥的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工作一年后回到伯克利，并推荐我去填补他空出的职位。
那时有两个障碍：在我好像仍要去服兵役时，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系主任约翰?拉金已把这份工作给了另一个人。还好，这人拒绝了。第二，系主任拉金有点怀疑我的资格，我虽发表了许多文章，但没有教学经验。我能不能而且愿不愿去教大量本科生呢？他放弃了怀疑，给了我这份工作，而且我也接受了。我对前景很满意，因为工科院校似乎比多数其他大学更可以为一个数学政治学家提供令人愉快的工作环境。我是正确的。我后来在理工院校度过我整个教学生涯（至少到卡内基理工学院决定改名并成为大学为止）。
坐火车回芝加哥并不困难，凯西那时才三个月，放在篮中很
126是舒适。我们的家具由货车运回。那时住房非常紧缺（战后甚至变得更严重），但我们搬进琼斯腾出的公寓，它位于芝加哥大学地区的肯伍德附近的第57大街，是一幢有三居室的二层楼普尔门式舒适的单元房。（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家在同幢楼的另一个单元住了好几年）。政府控制的战时房租每年约900美元，这对2
800美元的工资来说还不过分。生活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教学负担是每周15到18小时，包括暑假，但后来减到更合理的程度（12小时）。如此多的教学课时几年没留下从事经验性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为了补充不太多的大学教师工资，我又一次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兼职：编辑、写作以及参加培训活动。大量的时间投入也使我成为一个老练的理论政治家。我甚至在每天中午打桥牌或打台球去认识更多的教工们。结果我被选进战后计划委员会，在那里的活动大大增加了我对大学行政管理和财政的理解。
我开始全神贯注于我的新工作。这一点，部分地反映在我1943年1月3日写给格雷斯，诺德勒的一封信上，他那时正在帮我们使“计量研究”在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出版。信上说：这里学校的情况正如我在加利福尼亚时想象的那样难以预料。舆论似乎认为．既然我们是工科学校，学生就不会很少。我还不知道我下学期是教政治学、数学还是化学。
这学期特别是在美国政治制度和思想课上得到很大的乐趣。课程的第一部分回顾了美国政府，其余则研究政体构成。虽然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科学性，但我因此有机会去
127读一些开国元勋的著作。
你可以推想，为工程师们教宪法并不是想象中最令人高兴的职业。但他们似乎多少学进去一点。我的其他课程——规划的行政管理方面，完成得不像我希望的那样满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筑系教工认为它存在的理由有问题。他们教学生各种非常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而我在告诉学生们我们国家这个时期这样的规划在法律上和行政管理上是不可能的，还是告诉他们如何作一种不大空想的规划之间却要作出选择。你可以看到，这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引起迷惑和沮丧，而我还必须找一种适当的方式。
至于教学方法，我既不比别人更有见识也不比别人更幸运。首先，一门课每周三小时，讲课时间太多，如果学生在课外做的是与此无关的作业。而且如果课堂很大，除了讲课就很难用这段时间干别的，如果学生不去阅读就不可能进行讨论。至今我基本上不在课堂上讲完讲义中的阅读材料。不喜欢阅读的学生似乎还很多，我的这种做法使他们完全跟不上，而且也别想跟上。
如何慢慢地向人们灌输好奇心？没有这一点，“教育”过程就是设法要摆脱的学生和设法要抓住学生的教师之间的连续斗争。两者都不会从中得到什么特殊的好处。
可是，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为了职业的原因，我要小心翼翼地、保守地、传统地继续干一年或两年——但不是无限期的。也许在资助高等教育方面的“新政”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真正有动力和兴趣的学生。
无疑我是在一学期教学之后期末的消沉与玩世不恭的时刻写这封信的，因为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喜欢教学而且很成功，或
128至少受学生的欢迎。我的学生对我的评价一般总是接近于最高等级的。只有…次例外，那我将在第18章中解释。我在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还有宪法以及计划管理，都是真实的，不过我还会解释的。
1942年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最喜欢的学生们是协作班学工程学的()他们比典型的本科生大一两岁（几乎和我开始在那里教书时那么大），各个学期通常在学校和工厂交替学习。这些学生学习很认真，尤其是在他们认为所学的东西与他们将来的事业有关时。
我最大的任务是教这些工程师“宪法”，这是一门必修课，通常每学期要教两三班。约翰，拉金曾觉得很难让这些工程师认真地上“美国政府”课，因而想到法律课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替代道路。法律课是用案例方法和有逻辑的书写简炼的规则来教学。这种替代惊人地有效，因为学生觉得这里面有扎扎实实的东西可以咀嚼并消化。
然而在1942年由于战争，要求加重学生负担以便令其尽快毕业，而且既然我教的课程对他们的职业目标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他们开始抱怨功课负担太重。事实上他们的一些工程学教授已暗示他们也许能说服我减轻这门“不重要”的课程。我给工程系主任和工程学教授们送了一份备忘录表明，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愿减少25
qo的任务。我将仿效别人。我再没有听到人们谈论这件事了，而且从那时起我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尊敬。
事实上，我与学生相处得非常好，以致他们邀请我在他们毕业班的宴会上讲话，这本是工程系主任和校长干的事。随意地翻阅百科全书，我被北极的旅鼠这个条目迷住了。我决定用这种使人着迷的生物作为一个精彩的话题——它允许我用夸张而生硬的技巧发表关于领导的训戒。那天晚上我尽了最大努力，
129尽管也许校长的在场使我紧张得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从那时起，我跻身于希尔德校长的明星行列，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学术生涯变得顺利起来。
这些成熟而且要求严格的协作班学生以及战后出现的更加成熟而且要求严格的士兵学生，教给我许多有关教学的东西。我懂得了只有学生听课，讲课才有用。而且只有他们认为你讲的东西可以理解并觉得中肯，他们才会去听。如果你大声讲，他们会听得好一点。如你来回踱步，你可以从他们移动的头得知他们是否在听（就像网球赛的观众一样）。你可以看着班上最漂亮的女孩，看她是否注意听课来得到反馈。（不巧，那时工程学班级没有女生。）
如果学生们是工程师，他们就能较好地理解最高法院案件的逻辑，如果你能在黑板上像画电路接线图一样来表述它们，用开关代表法庭“是或否”的选择（又是迷宫！）。关于“马伯格与麦迪逊案件”的线路图相当奇特怪异，使学生非常满意。在这个案件中，最高法院第一次宣布国会的一个法令违反宪法。教学并非娱乐，但只有在它使人快乐（更适当的词汇是有兴趣）时看来才是成功的。
课程内容的范围是一种陷阱和错觉。你从学生准备开始的地方开始，你把他们带到尽可能远又不致使他们迷失的地方。至于它把你带到某一课程的終点还是一半或两倍远，那是无关紧要的。你按你的笔记讲，当然，不要读讲稿——事实上，如果你不写出来更好。任何东西，如果你只能通过渎来交流就会很快忘记，而且对任何讲演可能都不合适。
你讲稿上准备的内容要超过你可能讲的内容，这样你就不会受新教师的恐怖感之苦：如果我在下课之前讲完了要讲的内容怎么办？（如果确实如此，虽然这几乎不会发生，你就下课。
130学生会因此感谢你。）除非你有课程的大纲和对这一学科的透彻知识，否则，你投入正式备课的时间与学生的成绩之间没有关联。
在开始上每堂课时，给学生机会（或最好是任务）让他们就有关阅读材料、前一节课的内容或任何事情提问题。你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并作回答（不管这些问题多么愚蠢），不要让问问题的学生感到自己太笨。教了一年宪法课之后，我发现我能写出20页的材料分发给学生，能解答他们提出问题的90%。虽然我还不能肯定这是否好，因为这样会减少提问。
当然，不管怎样，学生不是通过听讲学习，而是通过刻苦地思考、解决问题、仔细分析证明来学习的。要求他们写得简明扼要是我们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学生对某一题目经过努力思考之后，讲课可能帮助他们分类组织自己的想法。启发和机遇一样，只发生于有准备的头脑。如果学生已经思考过某件事，你在课堂上组织讨论就很有益；要是没有准备，那只是一堂说空话的课。
要让讲课保持高水平，证明的细节最好从各种书上收集。首先，你要感到没有义务去重复教科书的内容，因为那只是更加巩固了学生不看教科书的习惯。
后来几年，我当系里的领导。偶而有些学生代表来见我，抱怨某个教员。无疑我相信抱怨真正的核心是教师表现出对学生的藐视，或对他们有惩罚性态度，或对教学玩世不恭。学生们可以容忍教师的任何其他形式的不称职，但不能容忍心怀敌意。从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教学中我学到了作一个有效的、受人欢迎的教师的种种原则，从那以后恐怕我的教学风格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宪法课不是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唯一有挑战性的教学任
131务。这个学院有著名的建筑系，该系那时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有几个班。系主任是米斯‘冯德罗和路德维格，希尔伯谢默，他们都是包豪斯建筑学派的人，后者还是城市规划教授。系里的学生几乎都是米斯和希尔伯的个人信徒，
我的任务是教这些高级建筑师一门“城市土地经济学”，接着还有一门“城市规划管理”。我这两门课的教科书都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时写的（其中一本是关于规划管理的）。我在伯克利关于城市财产税的研究为我上课做了很好的准备。但经济学对大多数建筑系学生是一个不光彩的词。他们首先想的是维护他们的专业，认为它是高尚的艺术冲动的表现，并防止它受贪财谋利的投机者的毒害。
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的建筑学追随着国际风格，通常被标为“功能主义者”，但我很快得知功能主义与关心建筑物，要为它预定的功能服务不是一回事。对米斯来说，它意味着建筑物应该“在结构上朴实”，使观看者一目了然地知道它的每一构成部分要履行什么功能，每一根大梁由什么负载都要标清楚。如果门窗框是装饰性的，不负载重量，那么它应该放在地面以上几英尺，这样它就不会显得要支撑什么东西。除了在视觉上以外，米斯的建筑物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的事。例如他并不总记得。浴室的窗户应当用毛玻璃或化学实验室可能需要蒸馏水的管道。对希尔伯谢默来说，功能主义则有不同含义。他所有的城市规划都要从主要的风向开始考虑。一般说来，城市要设计得使工厂的烟不吹向居住区。我肯定此外还有其他考虑，但他所有规划的显著特征是风向图，这种图表显示风的频率和强度。
在这种环境下，我感到与其说像教师不如说更像传教士——不是对宽容的无信仰的人在传道，而是在对付真正有其他信仰的信徒：我是在把伊斯兰教的要旨传授给虔诚的基督徒。这很富于挑战性并且激动人心。
我从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的文明》开始，这本书崇拜中世纪的城市。据芒福德看来，中世纪城市不是通过规划（虽然个别建筑物常常是有计划的），而是按照一些他从没有阐述清楚过的自然规律，以“有机”的方式形成。它的美不是形式的人为的美，而是自然美。一些较聪明的学生可以看到，据芒福德的论点，不是所有的式样和设计都来自规划者的头脑。城市可以在许多自然和社会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形成，而且可以很美。学生们不能也不会否认以这种形式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城市是一种美的、令人愉悦的东西。
学生们确定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规划（或格局）不一定意指规划者，他们就可以懂得市场和价格能够成为组织者和格局的形成者。当然我并不试图让他们相信（我自己也不信）建设有多种用途的美丽的城市的全部工作可以由自然的“市场力”来完成。在他们上了市场课以后，我向他们介绍了客观外在性的概念（例如，从牲口围栏飘到周围的臭气），这些实在的经济情况的特征往往避开市场机制。这为讨论地方规划机构的功能和管理提供了一种指导。
我不知道米斯和希尔伯谢默是否闻悉我的讲道是多么异端，因为我从未直接与他们对抗过，我估计这些学生也没直接与他们对抗过（他们对这两位老师极敬畏）。但要是米斯读了我的“福音”一定会惊愕不已，因为我在闻悉他的观点时是非常震惊的——他认为建筑师是艺术家，而艺术家的任务是建造美丽的建筑物（或城市），在建筑过程中他或许与他的客户协作或许不顾客户。
米斯根本不考虑客户有权利决定作业中资源的用量或最终
133结构的功能。相反，客户要被说服——我不想说“愚弄”——把必要的资源贡献出来，以创造一件建筑师所规定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客户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
米斯过去常爱讲他如何建造他第一件现代建筑——图根达特大厦的故事。他年轻时曾在荷兰东部的马斯特里赫特附近设计过一些相当传统的、晚期维多利亚式的宅院。富豪图根达特看见过这些房屋并想要类似的一所。讲到这里米斯会抽着雪茄停下来，你就会问，在建筑师完成他那先锋派的玻璃与镀铬建筑方案时，图根达特有什么反应。米斯会说，“嗨，他一开始根本不喜欢（停顿）。但接着我们抽了一两支雪茄（停顿）。我们又喝了两杯上好的莱茵白葡萄酒（长时间停顿）。然后他开始非常喜欢了：”
如果在我详述这个故事时我的声音潜藏着某种感觉，那是因为我后来与建筑师们的接触告诉我，这种态度不是米斯特有的，而是在这种职业中普遍存在的。建筑师还容易有这样的坏名声，他们设计的建筑物成本常常要超过应允预算的40%。他们还对像空调、能效、防水屋顶以及所有其他对客户和用户认为重要的事很不负责，认为那只是一些平凡的枝节。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富裕社会是能为画家提供所有他们能用的画布和颜料，让他们画想画的东西，但没有一个杜会富裕到可以为建筑师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钢材、玻璃和水泥以拯救他们的艺术灵魂。民主社会的成员们也没责任让建筑行业来决定他们日常环境的舒适和愉快。建筑师完全有权设法培养公众的趣味，但不能命令或胁迫那些外行的客户，使这些客户为自己对艺术的无知而羞怯与窘迫。
也许这足以成为建筑行业道德欠缺的训诫。虽然这是一部自传而不是什么传单之类的小册子，但如果作者或主人公没有揭示他最强烈的道德情感，甚至他的偏见，那么自传怎么能完整呢？
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这些建筑师，使我在建筑学和绘画方面受到强化训练。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上课时我通常提前一两个小时去，这样对美术陈列馆中精美的藏画能有透彻的了解。我把它看作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教授职务的主要额外津贴。
我班里的几个学生在全市的城市规划比赛中得名次时，我也感到特别满足。比赛是一家报纸资助的，参赛的有专业人员和这些学生的教师们。我的学生因他们对芝加哥的组织与管理规划摆出的建议而获一等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教学任务远远不只是教宪法课和城市规划课。我们用很多时间教学生一个海军军官训练项目，它要求学生学地缘政治学（这是防止德国战略成功而精心制作的）和合同法，所以我也教这些课程。我从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学生多，而且一般说来，我也喜欢学。我还教初级统计学、劳动经济学、工程经济学（我们今天称之为“运筹学”）和美国史，我想不起还有多少其他的各种科目。作为芝加哥大学的产物，我想我应能教几乎所有本科生的课。但我从没被请去教化学或机械工程学。
这些年里，我一直在思索把定量方法用于社会科学这个目标。我通过研读教科书和做练习来继续自己的数学和科学教育，有时我去同事上课的课堂听课——伊莱，斯顿伯格的理论力学、卡尔，门杰的拓扑学。这两位都是优秀教师，门杰的课还要引人注目，因为他围绕维度的概念史来讲课，他曾在这段历史中起过重要作用。战后，我在芝加哥大学还听过一两门有关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的研究生课程。
门杰、斯顿伯格和我为了给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学生提供一些额外的精神刺激（对我们的口味来说，周围的气氛太职业化了），发起了一个科学哲学讨论班，这个班持续了大约一年。该讨论班与伊莱的力学课的结合，激励我第一次写有关力学的文章，论牛顿力学的公理(
Simon
]947b)
物理学和力学标准教科书中，介绍质量概念的拖泥带水的方式使我感到特别困扰，于是我开始要精炼它们。当我获得了我认为更严格的定义时我就把它写下来，这个定义与奥地利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的观念有某些联系。在伊莱的鼓励下我把它送交《哲学杂志》。尽管有这个名字，这份杂志却是一份很受尊重的物理学期刊，它发表过一些关于这一论题的文章。我的论文几乎没有修改就被接受了。
虽然当时我完全没想到把论文和我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但那篇论文后来和我在考尔斯委员会（见下一节）做的工作有因果关系而且可看作是相同的。这些论题的结合，反过来又导致我在科学哲学方面某些最有意义的工作——特别是关于科学理论的公理化以及（不是直接可观的）理论概念在科学理论中的地位。但是这些思想是多年来逐渐出现的，40年后的今天我仍在锤炼它们。
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一次午餐会上，我与卡尔，门杰有过一次难忘的谈话。他说，他开始工作时对逻辑和数学基础深感兴趣。库尔特，哥德尔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的发表（1931年）给他一个沉重的打击，以后他再也没有恢复。如果正如哥德尔所指出的那样不可能给数学以完全精确严格的基础，数学的确定性还有什么意义呢？门杰再没有做有关数学基础的工作。他甚至一想到这个话题就感到沮丧。在他讲述这些事时，他渐渐陷人郁闷的沉默，而且整个午餐会上他一直如此。
136考尔斯委员会
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那几年，我的一家都住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附近，而且在那里有许多朋友：战争快结束时，比尔。库珀已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本科生，我在他的建议下开始参加考尔斯委员会每周关于经济学研究的讨论班。那时参加人员有雅各布，马歇克、蒂埃林，库普曼、奥斯卡?兰格、肯尼思，阿罗、拉利，克莱因、利奥，赫维茨、唐?佩廷金、杰勒德?德布留和其他许多人。弗兰科，莫迪格利尼那时在伊利诺伊大学，他常从厄巴纳赶来参加会议，安德?帕潘多罗那时在西北大学教书，他也从埃文斯顿赶来。乔治，施蒂格勒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有时也参加，他们是与大学而不是考尔斯委员会有合作关系。讨论班还常有一些国外的访问者，包括从挪威来的拉格纳?弗里希和特里格夫，哈维尔莫。你将会注意到这个名单中包括不少于9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访问者来考尔斯委员会讨论班的第一个印象是，所有人用不同的语言在同时说话，这个印象并非完全不对。在这群思想活跃的人中去维持秩序是无意义的。当弗兰科（或另一个人）拿起粉笔时，要从他手中夺走粉笔就很不容易。而口音对于理解来说是帮助而不是障碍，当几位发言者试图同时说话时，你只要盯住你想要听的事就行了。比如说，是用奥地利口音讲的，你有时就可以从波兰、意大利、挪威、乌克兰、希腊、荷兰或中美口音中把它挑出来。就像各种口音混杂在一起给人以深刻印象一样，讨论的智力水平也给人以深刻印象，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所有的人在最尖锐的意见分歧中仍不失为亲密的朋友。
在考尔斯委员会我受到在经济学方面的第四次教育。第一次是在高中时读书以及准备论战；第二次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亨利，西蒙斯与亨利，舒尔茨的训练；第三次教育来自伯克利的统计学家杰西，内曼以及内曼与格里菲思?伊文思的学生们——特别是肯尼思，梅和罗纳德，谢泼德。
考尔斯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保罗?塞缪尔森论“比较动力学和静力学”的著名论文（1941年），这与我从梅和谢泼德那里学来内容有密切关系，这篇论文为预言在经济系统平衡中的转变提出了一条有希望、有步骤的新途径。另一个题目后来被称为“鉴别问题”，亨利，舒尔茨曾向我介绍过。它处理人们试图从同样的统计资料中估算供求关系时所引起的统计意义的模糊。我在考尔斯委员会参加活动期间，马歇克和库普曼领导人们依据鉴别问题作了一些决定性的工作。我对这一研究项目的唯一贡献，是说明在一个系统中变量的因果排序的正式概念是能构造的，而且当系统完全被鉴别时因果排序是被精确地唯一限定的。这都是在我到匹兹堡以后的事了。
考尔斯委员会中与鉴别的工作密切相联的另一项大胆的研究我根本没有参与：即建构大型的国民经济的计量经济模型。由于可用计算机来估算其参数，这些模型的规模迅速扩大。拉利‘克莱因对这项研究作出很多努力。
第四个题目是“运筹学”，或者，如现在更为人熟悉的叫线性规划。这是库普曼战时关于安排油轮工作的副产品。关于这个论题的第一次全国会议是1949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库普曼在发挥这个论题的经济含义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而乔治，丹齐克发明了关键的计算技术——单纯型法。我还只是涉及一些外围工作，用线性规划技术来研究技术变化的经济效益。
在我参加考尔斯委员会研究班时，我了解了一些有关宏观经济的知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著《雇佣、利益和金钱的一般理论》最使我困惑，那本书全书都是文字而没有方程。但现在约翰，希克斯等人，特别是弗兰科?莫迪格利尼，出版了凯恩斯体系的数学模型，对这些数学模型我能理解。我渐渐懂了一点货币理论（莫迪格利尼和唐，佩廷金的货币论的特产），从而知道我根本不懂它（上述名著），而且我猜想其他经济学家也不懂。我至今还有这个怀疑。
我积极参加考尔斯委员会的研究而不只是出席讨论班是因为另一件事，为了澄清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美国史课时思考的一些问题。我运用从梅和谢泼德那里学来的分析技巧写了一篇关于城市迁移经济学的理论性文章，它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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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c)。就在那时，马歇克和萨姆?舒尔在计划搞一项有关原子能的经济学方面的大型研究，以确定大家都在宣布的“自由能”是否真实，以及原子能对生产力会有什么后果。马歇克吸收我，让我在关于迁移的论文基础上，写关于宏观经济学含义的章节。
如果查一下舒尔—马歇克的卷宗，你会看到我们只预言了原子能适度的经济作用，一个在当时既不太流行又没有给出许多凭证的结论。我们受到普通的“卡珊德拉”（不被人相信的凶事预言者）待遇。虽然我们努力寻找了新能源有较大“触发效应”的可能性，但经济学资料和推理告诉我们，这种效应就是没有。从40年后的认识来看，我们的预见仍是对的。
我参加原子能研究几年后有个很有趣的副产品。50年代初，通用原子公司在加利福尼亚的拉乔拉成立时，那里一些高层物理学家成员决定请在工业经济学方面的一位顾问对他们进行培训。物理学家爱德，克罗伊茨推荐我去。他是我以前在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同事，那时已在通用原子公司工作。我同意到那里去一星期。经商定，我要在第一天开一次讨论会，然后在办公室里与大家见面，以便那里的人来咨询。
在讨论会上，我主要说，三四十年后这里很可能会有工业，但与此同时创办者可能会损失许多钱。他们并不高兴听到这一消息（虽然结果表明这非常正确），我在办公室待了两天，始终没有人来。我从星期一等到星期二，星期三中午我回到港口，租了一条小帆船，这一星期其余时间里我在圣地亚戈海湾航行。我的劝告本可能使他们省下人百万美元，我甚至没有要求分一份省下的钱。在考尔斯委员会那几年结交的朋友
我从我与考尔斯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礼物是结交了一批终身的朋友。这些好朋友中有的已去世，有的仍健在，而我最经常想念的是贾夏，马歇克和蒂埃林?库普曼。如果按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算的话，我与他们的关系并不比与其他人的更密切。也许我对他们的感情有另外的理由：他们的年龄分别相当于我父亲和我哥哥的年龄。
但我更愿意认为我对贾夏和蒂埃林的感情与他们出众的人品有关。他们是欧洲人。和我父亲…样，他们高度认真地干事业却没有忽略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对所有的事都持好奇心。对他们来说国家的健全是重要的。他们是那么高雅，他们温和的幽默背后深藏着对人类环境的严肃关注。
50年代初，我从匹兹堡出差去招聘新教员时，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四角”俱乐部曾与马歇克一起共进晚餐，谈到了选拔教员。因为他在考尔斯委员会聚集了一群灿烂的明星，我就问他在选拔人员时他追求什么人品。他说：“噢，我挑选眼睛好的人”，我盯着他，心想“他说眼睛好是什么意思？”我说他在开玩笑，但他坚持说他看他们的眼睛。然后我开始想到阿罗那清澈浅黑的美国眼睛，库普曼冷峻的蓝色的北欧眼睛和莫迪格利尼尖锐的漆黑的罗马眼睛。他们确实都有与众不同的眼睛。从那以后，我想我在选人时有了一条自己的标准，智慧会闪耀在眼中。
很久以后，在贾夏去世前一两年，我到洛杉矶虎尾巷小山上他的家中拜访他。我们在一起走了很长时间，走得很慢，因为他已经很虚弱了。我们进行了通常的争论，他表示他永不怀疑人类会最佳地使用理性，而我则捍卫我那有限理性的观点。这是我们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但他对我的强硬态度没有丝毫不耐烦，而是认真推敲着我的论据。与他争论总是这样：认真思考，既不动摇也不顽固。事实上我们的观点非常接近，因为他被同行看作是几乎与我一样的叛逆者，但他…直坚信有限理性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最佳利用的天地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最可贵的是，他的智慧与我们30年前初次见面时一样敏捷灵活。
这两次见面之间还有一次与他会面，那次我表现得很拙劣。当时，我去康涅荻格的纽黑文，应邀与马歇克共进晚餐（那时考尔斯委员会已搬到那里）。在鸡尾酒会上，我为了让谈话热烈一点，提出假设计算机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它们可以像儿童一样接受抚养并获得人类文化。计算机—儿童与人类—儿童的唯一差别是前者不如后者那样易感染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要进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未来的一代应是计算机—儿童还是人类—儿童，你将如何投票？
屋子里变得安静而冷淡，贾夏的妻子玛丽安这个最热情、最真诚的人显然很生气。我想我会在吃饭以前被赶出饭厅。向人类的基本价值挑战，特别是这种价值观与纳粹分子反动的人类价值观靠得很近的话，这样的笑话是不能逗乐的，因为纳粹分子就完全不尊重人类生命，用人体做医学实验。我并不想让我的问题作为对价值观的挑战，而只是作为表达价值观的机会，但我显然触动了人类深处一根重要的神经。我急忙后撤，才享受到了晚餐。
道义上的关心也是我与库普曼之间的关系的重要部分。我和蒂埃林最后一次谈话是令人心碎的。他刚经历一场大中风，只恢复了部分记忆和语言功能。我们在他纽黑文家中坐了…下午，谈了许多事。他一直耐心而平静地摸索着思考和谈话。我能逼真地想象自己处于同样的情境：抨击我周围的世界，为我的无能而怨天尤人。但刚毅平静是蒂埃林的本质，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有与他的这一次谈话。
在这最后…次谈话的前几年，我们曾决定携妻子一起到什么地方待几天，谈论世界和平的形势。这是蒂埃林的建议，这不是因为他不现实地、乐观地认为他或我们两人能改变世界，而是因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作贡献，即使这种贡献只是极小的——或许只是美好的信仰的表达。于是我们一起去普可诺斯度过了几天，在山上散步，享受着彼此间的友谊，寻找结束冷战的设想的道路。
也许我把马歇克和库普曼写得像是非常严肃的人，其实他们不是的。他们热情而且友好。回忆我与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则充满乐趣——只有认真对待世界的忠诚的知识分子才会有的乐趣，而且也是一种意气相投的同伴不自觉的乐趣。
我与蒂埃林专业结合点的基础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了我们之间最深刻的差别。在我们都借助于数学来使社会科学“硬化”时，我们俩对数学的含义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一次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匹兹堡开会讨论“期望”和“不确定性”（见本书第10章），他在我家吃饭时我发现了这一点，并感到非常惊讶。那是1953年。这次谈话太让我吃惊，所以我确切地记住了当时我们谈话时的情景，我站在面对起居室壁炉的地方，而蒂埃林背对着它。
数学对我经常是思维的语言。我不知道精确的含义是什么（阐明其含义是我今天的重要研究目标之一），但我能设法解释它。在解决一个问题时，我肯定不经常用词语思考，而是用较抽象的表征，它也许部分是图画或图表，而部分是符号。数学——这种非词语的思维——是我发现的语言。它是我用以产生新观念的工具。这种数学是相对不精确、不严谨，但有启发性的。必须核查用它得到的“解”的正确性。这是物理学家的数学或工程师的数学，而不是数学家的数学。
在蒂埃林?库普曼看来数学是证明的工具，它是保证结论正确并能被精确推出的通行证。精确是根本的（我听到杰勒德，德布留表达过更加激进形式的相同观点；肯尼思?阿罗大抵也有这个想法）。我一直不能使蒂埃林相信，观念必须在其正确性得到保证之前先得出，而发现的逻辑与证明的逻辑是相当不同的。我很遗憾他没能活到现在，来阅读和评论我最近关于科学发现逻辑的著作。看来我们对数学的态度之间的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也许我们可以在这条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当然，他的观点在今天的经济学中普遍存在，我想这对经济学和这种观点盛行的领域是一件憾事。开始研究决策
与考尔斯委员会的协作并没有削弱我对决策问题的专注，我的部分活动转向了新方向，而且把我带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中引人注目的进展的最活跃部分。列出那时诞生的一系列新思想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激动——对我们中曾经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则是再次激动。它们是运筹学和管理科学、博奕论、信息论、反馈理论、伺服机构理论、控制理论（这些控制理论和其他的一些理论集合于控制论大旗之下）、统计决策论、有程序存贮的数字计算机。
这些新思想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决策是其核心。它们很快就产生了一种科学文化——科学家形成实际意义上的共同体，一个相互结合的网络。这个共同体几乎独立于他们各自工作的专门领域，它也无视于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和训练。这些科学家来自物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生物学、数学、工程学、哲学，甚至还有几个来自心理学和政治学（第12章在讨论人工智能和认知模拟时，我将对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作更详细的说明）。
我同时参与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工程学文化和考尔斯委员会的计量经济学文化，这使我早早进入了这个新世界。我在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顿的著作《博弈论和经济学行为》（1944年）出版前就学了博弈论。1944年圣诞节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日日夜夜地读这本书，还写了也许是这本书的第一篇评论。
战后计算机解密后，我以前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以及在加利福尼亚使用IBM插件的经验使我很容易看到它们无限的潜力。统计决策论已是我研究生训练的一部分，我在伯克利时期已发表一篇有关这个论题的论文。运筹学技术成为我管理计量研究的自然延续。通过与我住在一幢楼的神经科学家格哈特，冯，博宁，我认识了名扬四海的心理生理学家和系统论专家沃伦，麦克洛克；通过考尔斯委员会我认识了伟大的数学家约翰，冯，诺意曼。
恢复工程学研究
1942年多萝西娅和我回到芝加哥后，我们常去看望我父母。密尔沃基离芝加哥只有2小时远的路程。1942年我父母有了第一个孙女。1944年有了第二个，1946年有了孙儿。这几年我与父亲的关系比以前变得更密切，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专业兴趣。他邀请我去他心爱的职业家俱乐部讲原子能研究时我非常高兴，那是一个各行各业专业人员参加的每周午餐会。我还在密尔沃基工程师学会上谈过一次。
1948年11月我父亲去世前不久，我有个发现深深触动了我。我哥哥和我都没有想过要从事父亲的工程专业，其原因含糊不清。是不是他自己放弃继承莱茵兰的葡萄园，也让我们免去了子承父业？我不知道。我逐渐明白了我在职业迷宫中遵循的路线是让我回到父亲的职业，这不仅仅因为我已选择在工科院校教书。我父亲作为一个控制设备的设计者，对反馈装置的发展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而我现在正开始考虑把反馈理论作为工具用于建立有关经济系统和组织动力学行为的模型。
在他最后的岁月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父亲寄给我一些我需要的有关伺服机构的参考书。不久我把伺服机构理论（现在通常叫控制理论）用在关于库存控制和生产规划的论文中，从而能对理论作出一些贡献。20年后．我非常高兴地在《人工科学》（Simon
1981）一书中印上我父亲1919年得到专利的一张伺服机构图。他获专利时我才出生3年。
80年代我被选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名誉会员，并收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的哈罗德，彭德奖时，我判定我从我的事业一开始时就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工程师。
145再一次从事行政管理研究工作
在4年没有行政管理事务之后的1946年，我接受了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主任职务，开始了大约长达25年系主任和院长的事务性工作。但说接受并不准确。我告诉约翰，拉金，我想担任这项工作，他最后克服了不愿任命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人的思想：唐?史密斯伯格和维多克?汤普森也参与系的领导，我们一起计划我们的教科书《公共行政管理》，这本书1950年问世，用于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公共管理专业人员硕土生课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顺利地进行关于组织机构的经验研究这一项目，我只是在我1949年转到卡内基理工学院以后才恢复有关行政管理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公正的与不公正的竞争
如果要说明我工作的那些年穿过迷宫的道路，我必须从崇高原则这个层次下降到世俗事务这一层次。人们已看到，我那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价值观不管对我是如何重要，但它对我的职业生涯只有肤浅的影响。
1942年我到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时，我对自己长期的事业计划还是心中无数。战争开始慢慢结束，我不得不考虑是留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还是寻找新的机会。我并未积极地找，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和同事，也相信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在亨利，希尔德校长的领导下前景美好。1946年我当副教授的工资是4
600美元，这笔收入足以使我们和3个孩子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公寓中过舒适的生活。
当芝加哥大学要考虑我时，我很乐意与他们讨论种种可能性。但助理教授职位并不吸引我，因为这含有降级的意思。第二年我发表了《管理行为》，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提升我为正教授，年薪为6
000美元。我们几乎感到很富有。那时伊利诺伊大学在扩大研究生院，它将为我提供一个公共行政学教授职位，工资还要高些。
直到我参观了厄巴纳的校园，并得知政治学系完全不知道研究生院的这些新计划时，我的心才有些活动。我并不寻求那种学术界的政治斗争，这点很好，因为整个研究生院一年后在伊利诺伊州议会的狠狠攻击下垮了。然而在商议我的职位时，希尔德校长又同意给我增加很多工资。
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找工作，即使它还是半主动的。如同我凋到卡内基理工学院以后的很多次情况那样，如果人们来找我，我就听着并仔细考虑，但我的回答常是否定的。在我作出决定并通知来人后，我就让校方知道我已作出了牺牲，但我从不为我的工资讨价还价。
这并不等于我天真或宽容。我知道我的才能销路很好，而且我的学校会不得不把我的工资保持在“市场”水平，如果它不愿看我被吸引走。也许激烈讨价还价会使我工资慢慢地增加一些，但花在讨价还价上的时间是得不到很多回报的。因此在小钱上我不去讨价还价，这将使我在以后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并且避免了紧张。
关于我的事业走什么路，还有两个比钱更重要的考虑：我对竞争的态度，在选择走这条路而不是走那条路时的准则。也许这是评论我所构想的游戏规则的恰当地点。从档案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一直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有竞争心的人，除了学术工作的内心满足之外，我始终对与其他人在事业上的盲目竞
争很敏感。
一个有高度竞争感的人生活很艰苦。除非竞争是激烈而且公正的，否则赢了他也不会满足。“激烈”是容易定义的，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现实估计使竞争者之间优劣的差距很大，竞争就“激烈”——差距越大，赢者越满意。“公正”就较难定义，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赢了比赛，这一定有原因。差距不是真正那么大，它只是看起来很大。当一个人实际上不是处于不利地位者而看来像处于不利地位者时是否就不公正？让我们从一些明显的差别开始：一个职业的赌徒为了谋生他要赢，他不关心公正，而且设法用各种方式达到不公正。把牌放在袖子里是一种我们其余的人都会谴责的方式，隐藏其骗人技巧，此人的道德是很有问题的。“公正”至少意味着诚实的发牌（不藏牌）或不故意隐藏一个人的能力。
这些准则如何应用于科学生活中呢？我劝我的研究生选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这样如果解决了就关系重大），但他们得有一种秘密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助其成功。为何要秘密武器？因为如果问题重要，其他与我的学生一样聪明的研究者将都设法去解决；我的学生只有掌握一些其他人所没有的知识或研究方法时才会得到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