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学和组织的研究计划（第10和第11章）及人工智能的诞生（第12和第13章）。.7
例如，在着手处理理解人类思维（这是第13和14章的话题）时，我与我的研究伙伴——艾尔?纽厄尔和克利夫?肖就有一种秘密武器。我们使用了数字计算机并有一个想法——从与计算机的接触中得到——它可以用作通用的符号处理器。格式塔心理学家没有计算机可予使用也没有这个想法，否则他们会写出第一个探索程序。1956年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已赢了这次比赛时非常高兴，我们第一次去阐明使人们能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符号处理过程。但我们利用了我们的个人知识以及私下使用
了计算机，这算不算不光明正大？我们在赢得这种不公正的竞争中有什么功绩？
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看到科学中“公正”是相当奇怪的、甚至是相当任意的概念。比别人更精明不算不正派（但要肯定你没有自欺欺人）。比别人更努力地工作不是不正派。碰巧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有关知识也不是不正派，甚至正好有世界上最有效的装备也不算不正派。
尽管如此，在我们为自己设计的比赛中，我们经常在心中有一些不言明的公正准则，如果被违反这种准则，我们的胜利就被玷污。小时候我常利用我的智力在学术比赛中获胜，但不知何故感到比那些达到同样分数但智力稍差而花更大努力的人优越。因此当我不是以高中班上致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而是以第三名毕业（不久后，在芝加哥大学的新生周考试中我还是第三名）时，我对我的名次并不感到烦恼，因为我知道我远没有那些获胜的竞争者付出的多。他们是取得的成绩超过标准的人。
在我后来的生涯中，我当然不反对当“工作迷”，也没有因为要为这些成功去工作而不太喜欢成功。
在高中时，人们并不喜欢书呆子，学习更刻苦而获胜是不“光明正大”的。在科学界没有这种框框。取得优越的成绩是成功的正常道路。然而我也许从没有完全克服耍小聪明（“瞧，妈妈，我多高明”的自负综合症）。不费劲而取得的成功特别使人高兴——但这很少有。为了自圆其说，人们简单地把工作重新定义为乐趣（不可思议的是它们通常确实成为乐趣）。
但怎么看待差距大的比赛中居于劣势的人取胜特别让人高兴呢？回顾一下记录，我看到我在确立有利条件时总是很小心，常常做得像一个诚实的职业赌徒——如果这种说法不矛盾的话——利用我能发现的优点，从不避开我手中找到的合法的秘
149密武器。在放弃可能的政治生涯的想法中，我感到我考虑的是我服兵役，而且是犹太人，这种考虑对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也是一件好事。
但一方面我相当有意识地做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我从来不相信我必须在哈佛、斯坦福或麻省理工学院赢得学术比赛。我在芝加哥大学当学生时，我们学校还参加十强足球比赛，虽然它很少取胜。校队的一个队员杰伊，伯温格参加全美比赛，尽管整个赛季每次比赛都输了，但无疑他的成就特别光彩。这是他个人的成就，那并不归功于他所属的组织。
虽然我不信我有意这样想问题，但那是我的理想：没有明显来自家庭或学校的社会支持而获胜。那时可以肯定我已光明正大地获胜，而不只是靠利用优越环境这种暗藏的或不那么隐秘的武器。
在我被名气更大的学校吸引时，我并不很情愿离开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在1949年我最终离开时，我感到在放弃帮助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提高学术名次的这场挑战中我有点不忠义。
公正是一个棘手的概念。显然，赢得基因抽彩不算不公正——或者是关于智力的，或者是关于勤勉的；有经验或处于为人提供秘密武器的地位也不算不公正。要从像家庭或组织的威望中继承功绩就是不公正，这样来作区分似乎非常随便。我并不打算为此辩护。我只是说出指导我的事业、制约我在竞争中成功感的比赛规则而已。结果它们为我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可以获胜的比赛。趋向太阳讲竞争就把人们置于一种达尔文式的心情之中。那么从达150尔文观点来看，事业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按照其惯例是如何作选择的？什么是达尔文式的迷宫？
现代达尔文遗传学的中心概念是适应。它只是通过生物繁殖的速度来衡量，如果两个生物争着要占据同一个生态龛，那么相对的适应性就决定谁生存。适应方面的小小的差异只要经几代就能导致在繁殖成功上的巨大差别。
如果用在二中选一代替两个群体间的竞争，用与选择结果有关的任何手段来代替适应，那么一个人要是重复面临某种选择（例如，是否要第二份饭），在选择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时，或然性方面的微小差异就会产生结果（体重）的重大差别。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特殊例子。
象棋游戏的输赢可能以同样的累积方式来决定。特别是当好棋手的技巧几乎不相上下时，比赛很少因一着坏棋而输掉。而常常是赢家通过连续利用观察到的对手走棋选择中的小弱点来保护积累起来的优势。我们可以用一种比0.5稍大的概率来表示那个较好棋手的优势，双方每走一步，这个棋手都会更强一点。
我们中的多数人没有中过百万美元的彩票或遇到过致残的事故，生活非常像下象棋。我们在面临的可选择的道路中间作几百次选择，这些选择的结果使我们发现自己在追求特殊的、也许是高度专业的职业、与特定的配偶结婚、生活在一个特走的城镇。即使我们指出一个单独事件是某一结果的“成因”，仔细查看我们所走过的路也会揭示出使这一关键事件可能发生的某些前奏或初步事件。
这种有偏向的任意性极好地描绘了我自己对职业的选择。偏向虽然很小，但给出选择的方向。我想我经常有对解决科学中重大问题作贡献的抱负，但我开始工作时对科学的地理学知
151识或我在其中的位置很少了解。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期，我确实想把注意力集中于重大问题：我勤奋地读名著，看了怀特海和罗素的书，努力学习沃尔特，皮茨和沃伦?麦克洛克把布尔逻辑应用于神经网络的工作（Pitts
and
McCulloch
1943），并在一知道克劳德，香农关于转换电路的工作时(
Shannon
1938)就去钻研。
机械计算器和IBM的穿孔卡片机使我着迷，因而我渐渐了解并开始使用它们；我想理解狭义相对论，并学习微分几何作为着手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准备；我在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博弈论和经济学行为》（1944年）一书发表后几周就读了它；我还连夜地看完了罗斯，阿什比的《设计大脑》(
Ashby
1952)。我对科学领域内最前沿的活动有灵敏的嗅觉，而我的全部选择都稍偏向于取胜良机。芝加哥大学对发展我的科学爱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我实际的研究生涯开始于一个学术冷门：公共行政管理。不管这一领域过去和现在对公众事务是如何重要，但它很少吸引学者们真正去理解它到底要研究什么，或怎样为应用领域建立理论基础。从科学规范来看，在公共行政管理（以及一般的管理）方面出版的许多书确实是令人困扰的。出于种种原因，主流社会科学家几乎看不到这一领域。即使研究工作者对行政管理以外的领域作出了潜在的贡献，好像也不会受到这一领域以外的人的注意。
我的情况甚至更糟：我工作的最初3年(1936-1939)主要担任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中非常实际的任务。我大学时的第一个情人玛丽曾在我们的恋爱结束后很久去芝加哥看过我，她对我竟然会投身于如此琐碎的事表示吃惊。我回答说这是一种工作，而且是非常有趣的工作，迟早我会得到博土学位，进入学术界。但我当时确实没有为这种转折制订过什么计划。
那么我怎么会在几年内就策略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被所有这些社会科学所注意，并在实质上影响了它们？嗅觉帮了大忙（如同托尔曼的白鼠在其迷宫中所起的作用）。当我确实感到某些东西鼓舞人心而且十分重要时，我就会找到一条接近它们的路，并且几乎没有计划或预见地参与进去。前面我提到过1939年我们离开芝加哥以前我和多萝西娅已建立的每周沙龙，它为我们提供了与早期控制论专家非常强的联系，这些专家的业绩鼓舞人心而且意义重大。
与此相似，在伯克利，我与著名的统计学家杰西，内曼以及经济学家格里菲思，伊文思的学生取得联系。（我从未见过伊文思本人，多年后，我写信问过他一个问题，他用明信片回答道：“我已80多岁了，正在完成自己的研究，所以我怕是没时间回答你的问题。”他有良好的优先感。）、
我既不是抬出显要人物以提高自己身价的人，也不是追逐名人的人。我一般很少与大人物保持联系，但通过我的同辈，即他们的学生，间接地吸收他们的影响。通常，是我太腼腆才不去接近大人物本人。我已详述过我与卡尔纳普在课堂之外的实际联系。我与拉什夫斯基的课外相遇是多年后在前文提到的马歇克家的聚会上。我确实记得我和另一些同学曾在伯特兰德，罗素访问芝加哥时陪他去他的公寓。后来我与冯，诺意曼接触过多次。但我年轻时与名人的来往并不多。
这种谨慎一直保持着。我很难与那些重要而且可能有用的人熟悉，除非有某些不是出于我这方面的工作关系或社会关系把我们带到一起。甚至现在我有大量接近权势的路子，我也很少利用它们——至少比我在周围所看到的人相比要少。我不知道这算美德还是恶习。这当然不是…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方针，而是轻松自在地生活的需要。
无疑有些东西也与虚荣有关，我喜欢被人请求而不是请求别人，不管是关于工作还是研究津贴、专业讲话或其他什么事情。对被拒绝的前景的强烈厌恶，也许使我与妇女们的关系很有些柏拉图式的味道。也许我的虚荣是一种相当有用的冒充高雅的虚荣。
但回到引力的话题，我第一次从外层空间深处趋向太阳的活动是与考尔斯委员会的合作，该委员会是数学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战后新发展的中心。而且考尔斯委员会与地处圣莫尼卡的兰德（研究与国家发展的简称）公司有密切的联系。兰德公司是最早的思想库，主要由空军资助，公司为控制论与计算机的早期发展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条件：
俄罗斯有个民间传说：有个农民从偏僻的乡村来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外面的红场遇到一位朋友，他问道：“喂，伊凡，伊万诺维奇，你在这里干吗？”回答道：“哦，我来看和被看。”关于战后定量社会科学的中心地位，考尔斯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也完全处于看和被看的地位。我参与这些地方的活动使得《管理行为》不仅被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的学者而且也被其他人看到，使他们感到决策过程对解释人类理性是多么至关重要。于是《管理行为》没有在故土凋敝而受到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家的注意。
它还受到杜会科学家以及行为科学（由福特基金的研究项目命名并扶持）这一新的科学共同体的注意。共同体能看封我的著作也许是由于芝加哥政治学系比较突出。对于芝加哥政治学行为主义的朋友和敌人来说，《管理行为》已成为它的典型样本。最早注意这本书的是芝加哥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1948年他在小册子《美国社会学的现状》提到了这本书。福特基金会的行为科学负责人伯纳德，贝雷尔森在福特基金的研究项目规划方面还征求过我（和许多其他人）的意见。
1949年去匹兹堡时，我与考尔斯委员会以及兰德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于1952年成为兰德公司的顾问。有几个夏天我是在圣莫尼卡的办公室度过的。正如我将要讲到的，我还在提议成立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作过贝雷尔森的顾问。
与福特基金会的联系使我很快参与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事务，后来又参与国家研究理事会。就这样，对公共管理和组织方面的“边缘研究”竟成为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重大课题。大约30岁时，我就像年轻人所希望的那样引人注目了。从那时起，我的工作毫无疑问地会受到注意，如果它值得注意的话。在考尔斯委员会、兰德公司、福特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国家研究理事会的讨论会上漫步时，我既是演员又是观众。8.忠诚
1948年4月3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经济合作法案，贯彻马歇尔计划，为复苏当时处于共产主义革命威胁下步履维艰的欧洲经济，大约4个月后，“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参与…个可行的方案，我很幸运，在这些事上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
1941年起，唐?斯通就是美国预算局行政管理部主任，我在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工作时认识他，并和他一起工作过——阵。他有几次要为我提供一个在他部里的职位，但我都回绝了，我宁可选择学术生涯。然而我确实经常给那个局充当顾问。
唐被保罗，霍夫曼选为组织方面的参谋。霍夫曼原是汽车制造商，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行政官员。唐曾邀请我和其他几个人去华盛顿几个月帮助组织这一机构。1948年春我去华盛顿几次，待了较长时间，而且整个夏天也在那里，最初任顾问，后任“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管理工程分部的主任。
由于在一篇文章中我已介绍过“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成立，这篇文章在《管理行为》第三版时作为第16章重印，因此这里我只讲些有关它的人事方面的事。
一开始那里没有机关，只有几张办公桌，几台电话和…本电话通讯录。该通讯录增长迅速，从4月13日时的15个名字增加到7月26日的741个名字。经典组织理论会要求我们去绘制一幅组织图表，标出其部、室和分部以及描述每个单位功能。我们没空做这些，而是集中精力起草一份油印文件：“‘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组织的基本原则”，它表述了“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使命，在许多竞争成为主导的观点中选择并强调了其中的一个。形成“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概念至少有六条重要途径，我们把那些看起来最好的掺合起来，而对其余则轻描淡写。
我们的政策文件从未得到任何正式批准——那会花去几个月时间而且要作大量妥协——但它被广泛传阅，给每个新进入这个组织的人一个具体的形象：这个组织是什么样的。这个形象强调与通过巴黎办事处而统一的欧洲协商（不是双边的，与各个欧洲国家协商），并把支付平衡放在机关计划和预算的中心位置。对于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所有新成立的组织都一样）中的权力斗争的竞争者来说，研究计划的这一想法既是…种武器也是一种动因。适合这一想法的单位可以用它来要求在研究计划中占一个大地盘，这些单位的行政管理者将看到它们作为贯彻“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研究计划的基本手段的功能会扩大。
管理工程分部的箭筒里还有一支箭（意即：还有招数——编者）。在人事部要雇佣一名长久雇员时，我们得先提出一个正式职业要求条件。靠适当地确立我们的优先条件，我们使那些适合我们关于“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应如何雇人的想法的单位容易雇人，而其他单位则非常困难。我们谨慎而有魄力地利用这种权力。
我不想夸大我自己的影响，夸大组织管理部通常对“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形成及其研究计划的实施的影响。归根到底，与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主要是要完成的任务的性质以及任务的要求对组织的压力形成了这个机构。但也许我们帮助它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并在途中为它加速。不管我们对它有没有影响，它对我是一种极有教育意义的经历。
1948年的美国，到处发现共产党和假定的共产党——从威廉，雷明顿开始，不久是阿尔杰，希斯。因为芝加哥大学有容忍校园激进党人的名声，任何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都要保证经过全面的审查之后才能得到安全许可证。“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安全办公室发现我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人物，非常不情愿地给了我许可证。为厂解释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必须对我作为自由主义活跃分子的历史和受安全机构审查的历史详加说明。故事开始于我们正在谈的这个时期之前，而继续到很久以后，但如果把它放在一起来讲更易理解。萧条期风格的自由主义者
没有文字记录表明我什么时候成为公民自由意志论者的。还在初中时，我就在《密尔沃基期刊》上发表过一封捍卫无神论的信。我对父亲阻止我再干这种事感到愤怒。不管怎样，我已署了自己的名字。有些人受公共通讯录的误导把赫尔伯特与阿瑟搞混了，那不是我的错。然而，我后来还是不再写这样的信了。
在学校和教会里，我以某种未成年人的方式做一个不信奉国教的人，并学会忍受不信奉国教而带来的困窘。到上大学时，我多少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常被认
为不可区分的，共产主义（和假想的共产主义）很少被社会——特别是像芝加哥警察局所代表的那种社会——所容忍。我的一个室友因为参加了一。次受到搜捕的会而在监狱里过了--夜。我记不得那到底是一次党的会议，还仅仅是志同道合者的抗议集会。在大学时我与共产主义者交谈和争论，但从未有冲动想加入他们的组织。我那时（和现在）是…个新政民主人士，也许受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职演讲的影响。
1937年秋，比尔?库珀、我和其他人（包括多萝西娅）在大学组成进步派俱乐部时，我们受到校园的月刊《脉动》的注意，它恶劣地模仿《时代风格》报告我们的活动，我忍不住要引用这篇文章：从他们强有力的教师成员中，再好不过地可以发现其进步主义者的特性和目的证据。他们自己都非常活跃，当发现自己的学生在独立思考时，他们沉溺于喜悦之中。教员们乐于拨冗于促进实现其珍爱的理想，长期来一直在大学组织中寻找未受些许影响的同伴。因此可以理解威廉.J.库珀校长在宣布传统上难以得到的良师查尔斯，梅里亚姆、保罗，道格拉斯、杰罗姆，克尔温、马尔科姆，夏普、爱德华?利瓦伊为创立委员时，他很骄傲，并微笑着补充道有更多的人要进来。
我们发现最接近于左倾分子的观点在鼓吹“这种立法机构将保护消费者，援助贫困阶层，促进经济稳定，为教育提供更适当的支持，使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支配”。
比他们所支持的更重要的是进步派所反对的。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破坏民主进程，利用
159高压统治和暴力破坏活动，鼓动阶级斗争，煽动以革命动乱为目的的敌视。
在他们还没有被共产主义者纠缠时，他们的讲台号召积极参与所有的“进步党”，他们章程中的条款将关心这些。同时他们专心致力于行动。
进步派俱乐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地方政府（比尔?库珀、多萝西娅和我都在那个部门工作），它当时在芝加哥是极为腐败的。多萝西娅和我还加入了新成立的组织：海德公园独立投票者，以支持一种改革，反对政府机构第5区市议员的候选人。我们挨家挨户在我们选区拉选票，一般受到亲切的甚至热情的接待。在选举中我们为我们的候选人总共拉来15票，因此不得不得出结论说，我们不是很有效的拉选票者。但我们还是很高兴地回顾这次经历，因为海德公园独立投票者后来成为伊利诺伊独立投票者组织，它最终并人美国民主行动，因此我们也是其诞生前的成员L＼
与多数学生组织一样，进步派俱乐部从没发展得很大，它议程上的多数条款从没有超出它章程中那华而不实的声明。但俱乐部并不代表我那时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全部活动。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为克拉伦斯，里德利工作的同时，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的一些雇员决定成立一个工会。城市管理者协会是公共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的一个单位。我一般是同情工会的，但从没想到自己，一个知识分子和白领职工，要成为未来的工会成员。但当我得知公共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的主任路易斯，布朗洛对成立工会的想法非常惊恐并积极出面反对时，我立刻决定，如果工会成立我肯定马上参加。但工会一直没有真正成立，所以这只是…场茶壶里的风暴。我提起这件事是要举例说明我对公民
160自由权方面的事的敏感。
在芝加哥的这最后两年，多萝西娅和我很节约地在一个合伙餐厅（埃利斯合作社）就餐，这个餐厅是根据19世纪英格兰的罗奇代尔合作社所提出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所以显而易见是非政治性的。那里的饮食还不错，波拉切克太太的烹调也很好，但因为预算限制，菜单上尽是芜菁甘蓝。每学期只做一餐可口的薄饼卷奶酪和水果来摆阔。
如果这个合作社是非政治性的，那么它的大多数成员则不是。特别是，那里有一大群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提出关于共和党应怎样指挥西班牙战争的非常离奇的理论（“外表合作而实际不合作”是托洛茨基的基本格言）。这些唱老调的托洛茨基分子不断设法劝说合作社成员接受关于西班牙和其他事件的政治决议。总的说来我们的得票比他们多，但也还不相上下。
正如已写过的那样，与此同时，我的好友利奥，希尔兹、温斯顿?阿什利和他们的托洛茨基分子—亚里士多德—天主教协会已接收了Bete，Theta
Pi兄弟会。为了加强我们与激进分子的人民阵线的联盟，多萝西娅和我出席过一两次讨论会，那显然是由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组织的。
多萝西娅有一阵是美国学生联合会会员，我也参加过美国学生联合会的一些会议。虽然美国学生联合会决不是共产主义组织．但被共产主义者学生大量渗透，有时被他们控制，因而肯定被联邦调查局看作共产主义者阵线的组织。在忠诚调查中，人们会因为和共产主义分子谈过话而被获得不良评语，但与他们争论过或与他们争过对组织的控制权却不会因此加分。
这一时期，芝加哥唯一的晨报是《芝加哥论坛报》，它不会区分新闻和舆论。当新的左翼报纸《中西部每日报道》问世时，我们立即订阅了，而且很快就知它实质上是共产党《工人日报》的
161中西部版本。我们继续订阅，但凭我们的政治经验去解释并部分接受其中的新闻。我们很喜欢这份报，而不喜欢动辄发怒的《论坛报》，许多年后我才得知一个人要最好地利用时间的话就是根本不读报。
多萝西娅和我那时是热情的政治动物，深切关心欧洲的各种事件（开始是西班牙战争，然后是希特勒侵略中欧）。按许多“同路者”定义，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同路者，但按我们的定义，则不是。我们是同路者，但我们既不接受斯大林主义也不接受托洛茨基主义，重要的是，我们关注来自右的危险超过关注来自左的危险，但我们很了解两者都有危险。
我们相信法—俄—英军事同盟对于欧洲民主的安全是必要的，并从我们天生的和平主义转变到认为美国应该持强烈干预主义立场。在拿不准时，我们能通过看《芝加哥论坛报》并选择相反的立场来决定自己的方向。
由于希特勒加紧吞并梅梅尔、但泽（波兰）、奥地利以及部分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形势渐渐恶化。1938年4月，芝加哥有一场暴风雪。多萝西娅和我各自冒着大雪到办公室，她去政治学系而我去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中午，我们说服一位置办食物的人送些食物到我们的大楼，这样我们可以不致受罪。我们这群人聚在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的餐后休息室，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就在那里。有人打开收音机时，激怒的希特勒正在用谴责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大嗓门攻击我们。“贝尼斯，说谎者！”我记得这句短语以及希特勒说这句话时他嗓音中的憎恨。
这太让我难以忍受，我穿上大衣在积雪上艰难地走了半英里，到第57街尽头的湖畔。雪已停了，但猛烈的北风从半冰冻的湖中掀起阵阵水花，打在堆积在湖边的大冰块上。风与冰的战斗似乎回应着欧洲正在进行的意志力的战斗。我停下来看这
162场斗争足足有一刻钟，然后，我顶着风转身踏着雪往回走，这才感到稍微平静了一些。
虽然显而易见，法西斯是敌人，但那时要确定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并不容易。1939年夏，斯大林—希特勒条约使我们从斯大林主义的梦幻中清醒。30年代苏联的那些政治审讯已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但我们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
从1939年到1942年，直到我们待在伯克利，我还花许多时间在图书馆的书库里阅读有关那些政治审讯的文字记录，但不能理解它们。为什么受害者如此卑躬屈节地供认？他们实际上犯了什么罪？只有在阿瑟，考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1941年）一书出版后我才找到答案。一天下午我拿起这本书，一口气看到最后一页。那时已是第二天黎明：于是，我懂了。加利福尼亚的“颠覆活动”
我们在伯克利的同僚——主要是公共行政管理局和政治学系的工作人员——比我们在芝加哥的大部分朋友更接近于中间道路。我最亲密的同事米尔顿?彻宁积极参加加利福尼亚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当局因而怀疑他与共产主义分子有联系（如果不是党员的话）。事实上他是自由民主人士，如果他曾经更左一点的话，但我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证据。①“自由民主人士”是最①
彻宁喜欢讲赛列托高地战役的故事：在战斗中，戴维?普雷斯科特，巴罗斯
将军（此人曾是伯克利政治学系主任，后来是大学校长）和警察以及国民警
卫队一起包围了海湾附近的这个高地，在黎明时发起冲锋。他们得到通知
说罢工者聚集在这里要开始某种革命行动。在山顶，他们看到两个流浪汉
点着火，在做简单的早饭。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发生过，但彻宁乐于反复
讲述。这不会使他受到当局喜爱。适合于我们的标签：
在伯克利的3年，我那小小的研究团体完成了三项较大的研究项目，这些我前面已写过。其中有一项是在“加利福尼亚救助管理机构”的大规模现场实验，这项研究是加州救助管理机构办公室授权的。彻宁早期曾做过这个办公室的研究主管。在洛杉矶两个已移交给我们的现场办公室中，我们仔细地设计了实验，它将要控制3个月的运作。
与此同时，州里演出了…场政治闹剧。因此，我们不止一次地在星期一早上到我们的一个地区办公室时发现主管已被解雇了，于是，我们就到州总部（它也在洛杉矶），拍着桌子要求（并使）这个主管复职。
政治形势如此混乱，以至无人知道我们有什么权限。那些临时主管想：如果我们没什么权威的话就不会如此独断专行，所以他们总是变卦，因而我们的实验完成起来也十分艰难。我们在州办公室的一位盟友（彻宁以前的助手），接着也被联邦调查局列入共产主义可疑分子。同时我不止一次为他和彻宁写过证明信，这当然是应该做的。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在我们做实验的两个地区中，有地区有一个活跃的共产主义小组，他们还使用一台油印机，这些成员是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和正派人。他们后来由于在加利福尼亚议会“扫红委员会”前作伪证或不服罪（我不记那一种了）而招惹灾祸，最后被投入监狱。我们与他们政治上唯一有牵连的是，当我们的研究快结束而且我们这个机构行将解散时，出席过他们召开的一次充满生气的聚会。他们都预料不久将被解雇。
关于洛杉矶加州救助管理机构办公室中的激进分子的事就这些。回到伯克利后，我那个研究项目的统计学家要离开去做别的工作，我不得不雇了一个替手（实际上是我的上司萨姆，梅要找替手，但我从没想到让萨姆干，直到我做了决定，需要签字时我才找他。）
数学家格里菲思，伊文思推荐了他的两名博士生做这件事：萨姆，梅的儿子肯尼思，梅（一位优秀的数学经济学家）和罗纳德，谢泼德（不仅仅是一个统计学家，他工作与杰西，内曼很接近）。和他们两人谈话以后，我选了谢泼德，主要是因为我感到雇用上司的儿子有些别扭。他们俩干这个工作可能都绰绰有余。
谢泼德刚要列人工资名单时，肯尼思，梅突然被报纸用大标题公开宣布是共产党员。而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父亲最近已当上了加利福尼亚市民防卫机构的领导。萨姆基本上与儿子脱离了关系，虽然几年后他们和解了。战争爆发后，肯尼思志愿去意大利的滑雪部队服务，在那里他被任命为战地指挥官。
但战后，激进分子的阴影依然一直笼罩着他的学术生涯。我总感到由于他不得不花许多精力用于政治上的自卫，他的科研成果大大减少了。我曾从他和谢泼德那里学到大量经济学知识，这种个人接触加深了我对他的政治逆境的焦虑。
罗纳德?谢泼德成为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人员，和肯尼思一样，他也是我的终生朋友。他是一个我们称之为有独创性的人。他经常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看待各种事情，特别是在看待社会习俗的非理性时。战后住房困难时，他到校园附近表示愿接受任何工作，只要能有住房。普杜大学提供住房，他就去那里了。
对谢泼德的政治态度我一直不大清楚（他是人们所说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这一标签并无预计的政治上的忠顺），但当我们离开伯克利时，他送给我三卷他自己用的马克思《资本论》，他说他不用了。我把它们显眼地放在我起居室的书架上，开始在芝加哥，后来在匹兹堡，并且决心：如果从政治角度考虑需要让我搬走它们的话，我马上就移居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我的安全卷宗
我在芝加哥和伯克利与激进分子的接触就讲这么多。许多年后，出于好奇心，我利用《信息自由法案》得到了一些当局对我进行安全清查的材料——约有550页——我能了解那一时期我的私生活有多少被联邦调查局和空军情报局知道而有多少不被他们所知。任何经历过大萧条或战后生活的人都会认识到，在这本自传中至少有12条内容在标准的（和危险的）安全清查游戏规则下是会被否定的。在我的档案记载中，实际的智力成果是相当杂乱且不全面的。
后来使我陷入麻烦（我将简述这些事）的这些事情是：订阅《中西部每日报道A；和米尔顿，彻宁以及与他的加州救助管理机构的合作者的友谊，我是他们二人的保证人。订报的事曾被我们在芝加哥的女房东注意，她显然检查过我们的垃圾箱，并在1948年即10年后的面谈中把此事向联邦调查局报告。
我妻子卷入美国学生联合会的事被暗中怀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生辅导员已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过），但从没有被明确定案。联邦调查局当然完全不知道我们在那个组织曾全力阻止过共产主义的接管。这对于他们的“世界图像”来说太深奥微妙了。
有些事从来没有录入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埃利斯合作社；我们出席过一两次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会议；我有许多天主教—托洛茨基朋友；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实验的加州救助管理机构地区办公室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肯尼思?梅以及我的三卷《资本
166论》。联邦调查局特务们的平均击球得分并不高。因为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政治气氛下，这些事中的任何一条都可能毁了我们。我对调查者的无能并不遗憾。我遗憾并怨恨的是这种审查体制的存在，它可以把完全合法的活动与合作搞成颠覆和罪行。
芝加哥大学的进步派俱乐部以及它积极排挤共产主义者的政策也确实没有进入档案。一旦人们了解了审查者的心理状态，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忠诚的肯定证据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是不重要的。30个肯定地宣称某人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朋友、熟人及合作者的口头审查抵不过一次暗示他可能是的口头审查。忠诚的否定条项被记载在摘要页上，而肯定条项则不然。人们可以对隐含在这种推理过程中的贝叶斯概率模型进行有趣的理论讨论，然而，它的实际效果完全却是民主自由的腐蚀剂。战后时期的自由主义
到1946年，我已晋升为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主任。这个系的成员并不比它的名称的字数多多少。
我继续对公民自由权问题很敏感。我最近从我的文件夹中发现一份很长的备忘录，那是我于1946年寄给当时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阿瑟?麦克马洪，建议成立一个处理大学里学术自由问题的委员会，这使我很惊讶，因为我已完全忘了这件事。我在此转载备忘录的第一段，以表明我在那段时间对学术自由的关心以及我的观点。
成立美国政治学协会学术自由委员会的提议有许多迹象表明有这样一种倾向，现行的反共热情正在趋
167于攻击大学中的社会科学教科书和教师中的“左派”，这种攻击是经过充分训练的。和过去一样，这种攻击不限于对那些显然是支持共产主义的个人或书籍，而是扩大到任何能标榜为“自由主义”的人或事、美国政治学协会的成员作为专家，对于政治领域的学术自由的限度和对于“破坏分子”的适当定义应进行内行的判断。为此，协会迅速行动既是合适的又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反红运动已发展到危险的程度，我们仍要捍卫学术自由。我们提议协会创建一个委员会，它有权调查被断定是颠覆性的讲话或文章的案件，并公布每个案件的调查结果。
麦克马洪非常认真地对待我的提议，并不止一次把它拿到协会委员会上讨论。他还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主任商量，后者在长时间沉默之后作了官气十足而且含糊其词的回答，暗示这些事属于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责权范围，我们干预是不受欢迎的。最后，在一年多的通信和审议之后，若无其事的领导们达到了目的，什么事也没做。威廉，雷明顿和阿尔杰，希斯事件还在一两年以后，那是早期的战后搜寻红色分子的事件，它们显然没有什么重要的朕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决定，把它当作比一个年轻人所能作出的更明智、更有经验的决定接受了下来。
在通信期间，我自己头上也有些乌云。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校长亨利，希尔德收到一封信，指控我系的一个成员以不赞成的方式对待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的一次讲话（也许是利益集团宣传的例证）。亨利，希尔德采取了勇敢而适当的保护措施，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
1948年美国总统选举也给我带来一些担忧。我们系有两人是候选人亨利，华莱士（得到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支持）的选
区负责人，有两人是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支持哈里，杜鲁门），有一人是“正式的”民主党选举代理人，也支持杜鲁门，但没有支持杜威的。如果这些情况引起《芝加哥论坛》的注意的话，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我就会有麻烦了。
也许我在这种事面前战战兢兢是个懦夫，但紧张不安并不意味放弃你的原则，只要你审慎处事。我肯定没有阻止我同事完成他们的公民义务，如他们看到的那样，我也没有暗示对他们很关心。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事——除了哈里，杜鲁门惊人的胜利之外。
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我晚上为联邦的（有少数州和地方的）行政管理人员开设公共行政管理课。我的一个学生亨利，麦吉，是芝加哥邮局检查员，几年后成为芝加哥第一个黑人邮局局长，后来我们以及我们两家成为好朋友，他说服我要我加入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在联邦调查局那里，我的安全申请书副本中我的入会表这一项上端正地划了一个打勾记号。为什么一个白人会在1946年参加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在我经历的数次忠诚审查中，这个问题只是在1948年那次才被真正提出来。
虽然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在芝加哥南部黑人聚居地带的中心附近，但40年代几乎所有的黑人雇员都是看门人。图书馆勇敢地雇了一位黑人办事员，遭到众人反对。在我们系得到一笔钱请专职秘书时，我的同事和我决定请一个黑人。拉金院长虽然是位小心翼翼的人，但也同意这一行动。我们还采取过另一些步骤，让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其他雇员准备接受一位黑人同事。
下一步是找适当的候选人，事实表明这很困难。因为芝加哥几乎没有为黑人提供过秘书职位，芝加哥的高中也没有对他们进行秘书技能训练，而且黑人高中毕业生也觉得付学费上私人秘书学校是不合算的。找了很久，我们确定了找朱利亚，琼斯，她的拼写是凭直觉的，语法不标准，词汇也有限，但显然她是有良好社交技能的聪明的年轻妇女，愿意学她所需要的东西，也愿应付她周围都是白人而可能产生的问题。
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那些年，朱利亚是一个很好的秘书，也是我后继者的秘书。后来她给我写信，感谢我在她学干活时的耐心。她的信很热情，但也使我不好意思，因为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那些年头的气氛真是不堪回想，那时要遵守基本的道德原则有多艰难。
住房是对我们的社会敏感性的另一种考验。我经常住在租来的公寓。但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而且我们看来要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稳定地待下去，我们迫切要求去买房子。1947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种族主义的契约，限制房地产只卖给白种人是非法的。因此开放了芝加哥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那里本来是受契约约束的。于是，我们感到可以买一幢房子而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了。我们于1948年买到的房子在芝加哥大学校园以北1英里，第50街上。
使我们意外的是，1年后我们要去匹兹堡，所以不得不卖掉芝加哥的房子。那时黑人聚居地带已移到第49街，而且继续在移动。我们该让黑人家庭还是白人家庭来看房子？从我们的政治观和价值观来看，回答似乎很明显，但实际则不然。如果我已准备留在附近，那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参与解决可能发生的问题，而且因为如果黑人邻居有什么经济损失的话，我们可以分担。（一般认为房地产价会下降）。
但因为我们要搬走，我们许多成为好朋友的白人邻居可能谴责我们变卦，或甚至认为我们是只对钱感兴趣的“房地产掮客”。当你感到一种争端在你心窝里时，它就成了真正的道德争端。我们感到了在对老邻居的忠诚与对人类平等原则的忠诚之间的冲突。
在把房子投入市场之前，我们与几位我们认为也有自由主义观点的邻居讨论了这件事。他们采取了最好的途径，与我们一样认为如果在触动钱包时就犹豫不决，那么自由主义就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对这一街区的少量抱怨置之不理，同时通过黑人和白人的房地产公司来卖房子。最后，它卖给了拐角处主教统辖的小教堂，作为牧师住宅。与我们那桩小交易没什么关系，今天那块地方仍是稳定的不同种族合住的中产阶级地区。我们的朋友罗思柴尔德夫妇住在那里好多年，每年圣诞节写信告诉我们有关那里的新闻。
我还想起另外一个例子，让人觉得我与共产主义分子有可疑的联系。科罗拉多大学的戴维，霍金斯194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一条定理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仔细分析以后，我很快发现一个反例，并把它寄给了霍金斯。在我们开始通讯时，我也发现了正确的（较弱的）定理。我们同意合写一篇论文作纠正并讨论新定理，这个讨论对其新定理本身的正确性有利。我们的论文发表在1949年的《计量经济学》上。几年后，霍金斯是以一个“前共产党人”的身份去华盛顿在国会委员会前（庄严地）作证的。我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共产党人合写过一篇论文——这可能是有罪的合作的极好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