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学和组织的研究计划（第10和第11章）及人工智能的诞生（第12和第13章）。.8
在注意我参加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之外，联邦调查局没有记载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表现的自由主义言论。他们之所以没有记载，或是由于开明，或是由于效率低。忠诚受挑战1948年，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的立法并成立“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以保证得到对这一提案有…半支持票的右翼（反苏）分子的选票。政治交易的一部分是规定对“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雇员要进行特别严格的忠诚审查。
我接受唐，斯通的邀请参加了“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即使我的职位是临时的，仍被要求通过“忠诚审查”。不久就出了些麻烦，安全办公室把我叫去解释我档案中的一些可疑之处——主要是订阅《中西部每日报道》，我是否读了那些报纸；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我回答说“是的，我确实读了。一个政治学家为了得知各种消息要读大量东西。”
这没有使事件平静下来，特别因为我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辩解或详细的说明。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表明，在15年后又进行的清查过程中，当时的一位审问者受到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的口头盘问。他解释说，“如果他仅仅否认订阅，我们会相信他，但他的辩解是令人怀疑的。”
“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保安人员并不想担保我的忠诚，出一份对我继续雇用所要求的法律证明。幸运的是，唐，斯通和“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副主任泰伊，伍兹都毫不怀疑我。他们勇敢地为我辩护之后，我收到了忠诚证书（如常言道，适合于镶在镜框里）。但我相当肯定那是一种妥协。证书签署时，安全部已得知我只是一个临时顾问，不久还要回大学去。
通过《信息自由法案》，我得到了我的安全档案，我发现其中的一块“金矿”是一张来自美国文职公务员委员会的索引文件的卡片上有我名字。它标着“可疑的忠诚”，日期是1948年。这张标签到1963年才取下来。我忍不住要写信给文职公务员委员会查问法律是怎样定义“可疑的忠诚”的。我被告知（毫无幽默的意思），它意味着该人的忠诚还没有明确地确定。所以从1948年到1963年这个“该隐”（凶手）的标记一直在我身上，我却
172不得而知。
我说我不得而知，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怀疑。从1948年起，我几次应联邦机构的要求去当顾问，后来却发现我答应之后就没有下文了。“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忠诚证书很清楚地证明我的忠诚只是限于非常狭小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我并没有因此摆脱调查的记录。
下一段故事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兰德公司主要受空军资助，从事大量与空军战略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机密研究。它也支持一些基础研究，还在每年夏天组织一种不受思想约束的掷双骰子游戏。后者吸引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界精英，他们去圣莫尼卡思考和游泳，一部分在思考特定的空军问题，一部分在思考决策论特别是博弈论。
通过我和考尔斯委员会的关系，以及考尔斯委员会和兰德公司的关系，我是兰德公司关系比较疏远的顾问。兰德公司的一位部门主任梅里尔，弗勒德，是把管理科学技术应用于市政管理的先驱，他知道我的工作，并邀请我于1952年夏天去兰德公司当顾问，这，仍然需要对我进行忠诚审查。
在我给梅里尔的回复时，我提到我曾在“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遇到的麻烦，并说只有兰德公司在首要的障碍前不退却，并能认真推动这件事，我才愿经受忠诚审查。他同意了。我填了大量的表格，审查（在最低的“秘密的”层次上）开始进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至少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从1952年春开始我常去兰德公司当顾问，与那年成立的系统研究实验室的联系特别频繁，1955年以后与计算机科学部联系特别频繁。1960-1961年我全都在兰德公司。1960年9月下达了一项新的空军法令，要求对圣莫尼卡的兰德大楼里的每个雇员都进行“绝密”清查。因此有一套新表格要填（这并不太坏——秘书可以从原先的表中复制大部分资料），由联邦调查局进行全面调查。
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话。接着，我被要求在南洛杉矶的空军基地的口头审查中汇报。这个基地看来几乎已被遗弃；我被带到几乎是基地中心的一个完全与世隔离的小楼，在这种吓人的环境下，两个空军情报官在审问我。除了谈到我父亲在战后曾显然给俄—美友好组织寄过一些钱以外，审问没有得出什么新东西。
审问我的人对我在芝加哥大学时期特别感兴趣，25年过去了，在我提到（在他们剪辑过的审问记录中我想是用“承认”）我曾和共产主义者以及那些自认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天主教徒有联系时，他们要我提供人名。那时我做了至今常让我感到羞愧的事，虽然它并无损害，我提到了我的老朋友利奥?希尔兹（在奥马哈海滩去世）和温斯顿，阿什利（安全地在多美尼加的大学里）。不管有没有损害，这违背了原则。我后来从我的安全档案中得知空军情报局真的设法去找过温斯顿的下落，但没找到。
我回圣莫尼卡后，向多萝西娅建议一起去散步（我完全不信房子里没有窃听器），并且发了半个小时的牢骚。散步常常是使我平静下来的好方法。那年夏天我在“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受到审查后，也在华盛顿的街头走了很久。
1961年9月我回到匹兹堡时，并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我在兰德公司的忠诚审查“行”与“否”的消息，因此我给陆军部队秘书尤金，朱克特写过一封信，我与他是一起在核科学与工程学会当理事时相识的。我向他表示，“如果你能在有限时间内适当地表示你对我的申请有效感兴趣，我将非常感谢。”我强调我不是请求特殊待遇，只是请求把那些文件从它们所在的办公桌上拿走。
那封信寄走后的几天，我接到通知说审查已通过。但它来
174得太快，我不认为与那封信有关，这不过是巧合而已。也许有条规定，即所有这样的忠诚审查都必须在一年内采取行动，从我提交申请要求批准我的审查到那时已过了一年零一个星期。
兰德事件代表了我在忠诚审查问题上最后一次危险遭遇。当然，在我被命名为约翰逊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时，我又不得不接受总统行政办公室的审查，但或许因为1961年受过审查，或许因为白宫的规定不同，这次没有拖延。从那时起，与我在国家科学院的活动相关，我时时受到绝密审查，还是没有什么麻烦。但后来，当我收到自己的安全档案时，我注意到所有这些案情的摘要页上仍记载着1948年所收集的那些对我诽谤的资料。知识分子的忠诚
在详述这个漫长的故事时我没有讨论一个重要问题：我事实上是否忠诚，是否可靠？或者说，政府是否应考虑我可能从事破坏活动或侵犯国家安全？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安全专家有很正当的理由去怀疑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从直觉上知道知识分子追求忠于抽象的“真理”、“道德”或“自由”而不是国家或它的旗帜。在一个知识分子宣誓忠于祖国时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条件下这些誓言是可信任的？
在这些事上我们有一些经验证据。首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不是全部——在我国被侦查出的破坏安全的事件是由贪心和讹诈而不是意识形态引起的。在例外的情况下，有忠于较高目标的人常常是被认为是恶棍，但事实上他们不是有害于美国利益的人。我要在我们所理解的程度内举出阿尔杰?希斯和不悔罪的奥利弗?诺思作为例子，无疑还有别人。
但在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甚至空想家（把诺思当成个知识分子有些困难）并不善于搞破坏活动，当然也不是老练的地下工作者。知识分子通常想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而不是隐藏它们，他们想引导革命但不为它做密探。
特别是在战后，官方对俄国的态度从友好转为敌对后，有高度纪律性的共产党员是当代最主要的反对者。如果这些人是我们安全成果的主要攻击对象，把他们与其他各种自由主义分子区分开来不会有这么困难，这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但也许区分并不是安全机构的目标。我们仍能记得尼克松总统的“敌人名单”。
我说过，我曾经是并仍是一个新政民主人士。原因极其简单，而且与两个政党的特定政策是否明智没多大关系，每个社会的基本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很突出：必须发动人民去为社会作贡献，去生产；同时他们必须受到保护，如果他们不能适当地照顾自己的话。你可以把这看作激励和分配公正的平衡均势。对后者关心太多会削弱前者，反过来也如此，
用一种头脑简单的两分法，根据人们对下列问题的回答，你能把他们（大致）分为两群：(A)所有的行为不正的人都要受侦查并从福利名单上清除出去；(B)任何一只从天堂掉下来的麻雀都会被看见或得到照料。两者哪样更重要？如果回答是(A)。则回答者是共和党人；如果回答是(B)，则为民主党人。两种回答都可以合理地加以辩护，我恰恰喜欢第二种回答。
这本自传的引言向你许诺迷宫中没有人身牛头怪物，也许有点乐观，因为我们刚通过的忠诚和国家安全的迷宫中确实住了人身牛头怪物。幸运的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我避免了当它的牺牲品。同时，我肯定没有杀死它，也没有阻止它再去索取其他牺牲者。它在民主政体中仍是逍遥法外的危险的野兽。
9.建立商学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
比尔，库珀1947年到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经济系工作。一年后，在他的邀请下我访问了卡内基，为经济学家开设了一个研究班。我和所有人一样，认为匹兹堡是一个多烟的城市。那里中午都不得不开着路灯，以便透过含硫的烟雾看东西。我过去只是在夜间的卧铺火车上见过匹兹堡，那是在我从芝加哥到华盛顿去的途中，火车午夜停在那里。
当火车慢慢地通过莫农格拉的陡峭河谷时，我被车厢频繁的换轨声吵醒。从铺位边的窗口向外看，山坡映着刺目的红光。这红光来自沿河谷排列的大钢厂的平炉、炼焦炉和高炉。一座酸性转炉断断续续地喷出巨大的火焰，随着烟与火焰，红红的火光照亮了黑暗，把现场变得如同白昼一样明亮。这真是地狱的预展。
我对卡内基校园也有奇特的第一印象。在冬天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坐出租车通过积雪的斯肯利公园，眼前掠过亨利?霍恩博斯特尔雄伟的帕拉弟奥式建筑。然后，在比尔那多窗的办公室中，我好像坐在户外，周围是白雪覆盖的草地。我给经济学家讲在落后经济的农业中隐蔽的失业，这是我在研究原子能的经济功效时探索过的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觉察到有点不相干的味道，但他们很有礼貌。
与我上次午夜所经历的感受相比，匹兹堡变成了一个令人相当愉快的城市。据说那时“匹兹堡复兴”是要根除城市中大部分的烟雾和污染源：用煤取暖（改为用天然气），蒸汽火车（改为柴油机车），酸性转炉（改为平炉）。那时策划的技术变化使所有这些污染源在经济上不划算，市政法令引用了强有力且有成效的净化空气的规定。（这里，发明——新技术——是需要之母吗？）
1948年我首次访问匹兹堡后不久，卡内基理工学院收到一笔捐赠，包括500万美元的基金和100万美元的建设费去建立一个新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将为理工科毕业的本科生提供企业管理教育。捐款人是威廉．L．梅隆①，他曾创立海湾石油公司。他从在工业界的经验得出结论：现代高技术公司需要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他们既有管理技能，又懂科学技术。卡内基理工学院的教务长埃利奥特．D．史密斯曾向梅隆描述过新修订的本科生工业管理课程，作为一个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的研究计划的大体原型。梅隆先生对此印象深刻，接着就捐赠了。
在比尔的建议下，我应邀再次来卡内基与史密斯教务长和经济系主任利兰?巴赫一起讨论新学院的规划。不久后我接到①
威廉．L．梅隆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发迹的银行家托马斯?梅隆的孙子，也是安
德鲁，梅隆的侄子，与理查德，金，梅隆是堂兄弟。在我到达匹兹堡时，理查
德又是梅隆财阀的中心人物和股东，他和戴夫，劳伦斯市长一起促进了
“匹兹堡复兴”。178邀请，要我当行政管理学教授和工业管理系主任。
我并不很想离开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因为我相信，与唐，史密斯伯格和维克多，汤普森一起，我们能在那里建立一个很强的公共行政管理研究机构。我们还正在写公共行政管理的教科书（1950年出版）。我已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深深扎下了根。然而，我终于相信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财政来源使它能远比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更快地着手实施关于组织的经验研究的研究方案，而这种研究看来是《管理行为》的逻辑上的继续。几次访问匹兹堡使我看到那是一个适于居住的城市，并不比芝加哥脏，或许还要干净一些。
作出决定后，我于1949年4月启程去匹兹堡。到匹兹堡后，我起了个大早，几乎走遍了松鼠山的北部。就在这次走访之前，我在匹兹堡地图上卡内基理工学院的校园周围1英里外画了一个圈，因为我决心步行上班而不来回坐车。我还查阅了人口普查资料，想找到这个地区居住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地方。我去看了这些地方，打算找一所我们买得起的房子。
我走到最后，爬上校园后面的陡坡，到斯肯利公园的高尔夫球场，在一条叫诺森伯兰的大街向东走了半英里，那里的房子显而易见要比我们在芝加哥刚买的房子要好。在诺森伯兰街和因弗内斯街的拐甬处，我有点羡慕地看着草地和花园，很高兴我不久就可以带着孩子住到一个更鲜绿的地区。
那是40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仍住在诺森伯兰大街上的房子，那是我们1949年夏天买的，离卡内基校园只有1英里远。我每天步行上班，逐渐忘掉了在芝加哥市来回坐的电车。我估计我已在l英里长的诺森伯兰大街上走了近20
000英里。这足以绕地球一周，如果不是紧靠赤道的话（但正如我一位朋友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也能在水上走的话）。
179
在同一路线上走了1万次以后，人们将会对周围的东西视而不见，但事实并不这样。在上班的路上，大清早我从家径直向西，走在住着富裕人家绿树成行的大街上。我注意到新建筑物、出售告示以及一些其他有变化的标记。从4月份到初秋，花、灌木和乔木连续不断地展示着它们的色彩。我听到麻雀的唱歌或鸽子的悲鸣；秋天偶尔会掠过金翼啄木鸟白色的尾部和金红色的翅膀。我想说，我在那些早晨的步行中沉思着，但我很少能做到，思想很容易受新的景色或声音的干扰，中断了的思想之链就再也接不上了。
途中，在穿过福比斯街后稍向上爬一段就到了高尔夫球场的隆起部。在那里，向西南面眺望河谷对面，我看到在莫农格拉河陡峭的南崖大约3英里处的小山上有一群房子：在深绿色的小山衬托下，这些大部分是白色和粉彩色的房子，在朝阳的照耀下现出鲜明的轮廓，现出三维的立体感。
我眼前和脚下是斯肯利公园的草地和树林。我走在路上，公园中树梢的轮廓线和地平线上连绵起伏的山脊错落有致、交相衬托，从而构成新的画面。有时我想起魏斯巴登下的莱茵、锡耶那、加登小山附近的阿克森—普鲁旺斯，从遥远的山脊上看去，它们全都互不相同，但在这些小山上处处都是住满了人、矗立着教堂或堡垒。这简直是芒福德中世纪的城市在新世界匹兹堡的重现。
当然，有时在早晨，远处的河岸隐藏在晨雾或烟雾中（自从钢厂消失以后，烟雾少得多了）。冬天，山坡上衬在白雪中的建筑物是深色的，正好与夏天的景色相反。但我每次散步，这成千上万不同的景色都给我新的喜悦，接着走下陡坡就到了校园，、
傍晚回家又是另一回事了，开始就要爬上百英尺的陡坡到高尔夫球场。那些口子我即使走得很慢，到山顶时也会气喘吁
180吁。（为什么不能安排让早晨上山傍晚下山呢？唉！匹兹堡的东头没有这样设计。）
有时往回看，我能欣赏到壮观的落日，但远山上的这些房子却背着阳光并不像早晨那样以鲜明的对照展示自己。这时南岸失去了它的三维立体性，成为公园风景中平淡的背景。到高尔夫球场的尽头，我转身背对这些景色，步履艰难地回家。启
动
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早期的生活是同时在三个场地上演的马戏——热闹非凡。利?巴赫被任为新学院院长，比尔?库珀和我主管院系的发展工作和制订课程。在人事管理方面，那位有工业和学术背景的教务长史密斯也非常活跃。我们面前几乎是一块白板，但它原来写了些什么还是值得提一下的。
首先，我们继承了本科的工业管理课程（叫“工业管理学”），巴赫、库珀和史密斯对这些课程已作过修改，事实上它们为新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提供了极好的样板。其次，利，巴赫在1947年30岁时就到了卡内基，那时他被允诺在经济学方面开设一个小的博士点，并凭着这个允诺雇了几位经济学家。这第一项“遗产”给我们一个好的开端；而第二项，正如我要详细描述的，引起了混乱。
几乎没有一个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创始人（除教务长史密斯）在管理和商务教育方面有广泛的背景知识。我们是这样的杜会科学家，用某种方法发现组织和商务的环境为基础研究的一些想法提供丰富的资源，因而并不认为“应用”和“基础”是对立的名词。不管是否准确，我们感到那时的美国商务教育是职业教育论的荒原。它需要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就
181像医学和工程学在一两代人以前已经做的那样。
最幸运的是我们在历史上那个特定时刻接受了这个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产生了某种叫“运筹分析”或“运筹学”的东西，即用来解决管理上的问题和决策的定量工具。战争一结束，许多人寻求把这些工具转到和平时期的工业应用，并发现了新工具（如线性规划）。
大约同时，行为科学正兴旺发达并被用来解决组织和管理中的问题（芝加哥政治学系的活动、巴纳德的《高级行政管理的功能》以及我的《管理行为》是这些动向的例子），在F.J.罗特利斯伯格和W.J.迪克森(1939)战前就开始了领域广泛的研究，其结果发表在西部电气公司的霍桑著作中。而我们在加州救助行政管理机构的实地实验，1941年就已完成。
战后，管理科学和对组织理论的行为探讨日趋成熟，它为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应用科学的内容。我们的学生大学时定量的训练，使我们有可能把这门学科安排到课程表上。制定了适于这些目标的硕士课程之后，我们又发展了两个主要的研究领域：组织行为和定量管理科学。我担任前者的领导，与一年后来的哈罗德‘格茨科夫合作。比尔?库珀是定量领域的主要创始人，但我也大量参加那个领域的工作并领导他的一个研究组。因此，那时我一下子成了组织理论家、管理科学家和商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我的马戏团的三个表演场地。
我们有了好的开端，几年内忙于招聘教员、开设课程（每15个学生…个班）并从事正在进行的研究。我记忆中一直认为每件事做得极好。但我的公文柜提醒我，我们不是不经历痛苦就获得了最终的成功的。危机在1951年春夏降临，它有两个相关的焦点：比尔?库珀和经济学的教员：
虽然库珀1914年出生于阿拉巴马的伯明翰，但我不能把他
182看作南方人。他在芝加哥西部长大，善于计划和设计，从前几章人们也明显看到他的一些计划对我自己的一生有重要影响。你们会记得1937年，他曾说服过一个叫多萝西娅‘派伊的姑娘在一次双重约会中做我的伴侣。不久后，他和我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进步派俱乐部作为我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机构。我还提到过我在芝加哥毕业的成绩单上唯一的一个分数是“B”，但我没有透露比尔，库珀是我这门课的教师。
近10年之后，比尔建议我可以和他一起出席考尔斯委员会的研究班，几乎把我变成了一个专职的经济学家。又过了四年，他说服我离开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职位来参加刚开始于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商学院教育的新冒险。比尔，库珀很有说服力，一种真正的企业家的说服力。没有他的劝说，我一生的道路会完全不同——我不能说是更好还是更坏，但肯定不同。我肯定不会在迷宫中走过同样的岔路。
我想是经济学家约瑟夫?舒姆彼得把企业家定义为冒险谋图别人钱财的人。取不太贬义的说法，企业家是把观念和资源结合在一起的经纪人。他做富于想象力的梦，并使人相信这些梦是可以实现的，说服别人对他下赌注。
根据传统，企业家被认为属于商业界的。但观念和资源的经纪人并不限于商业；至少在国内学术界就不少。在美国一所具有代表性的重点研究大学中，每年的经费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靠教工们那种冒险性的努力提供的，他们在研究提案中编写那些没有被发现的真理的“梦”，有说服力地向基金会和政府机构诉说。
对学术创业者来说，赌注甚至要比钱高一等，因为冒风险的资源是人类的事业。学术创业者发表论文为特殊的知识领域而争论，说它是秘密的金矿，因此吸引了一大群探矿者。他怂恿同
183事们参加共同探索冒险，说服研究生把自己的一生投向一条特别迷人探究路线。科学创业是一种罗马赌博：赢者比富人更光荣，输者终生贫困。比尔。库珀曾在学术创业中高度成功，他的成功不仅使他自己得益，而且使那些在他身上投资的人也得益。
比尔是大萧条时代的孩子，他在“金手套”拳击的台阶上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埃里克，科勒在高尔夫球场上发现这个高尔夫球童，很赏识他的智力，并把他送回到受教育之路。1934年比尔没有读完高中就被芝加哥大学录取。我想不起我们在学校里是怎么认识的，但他到芝加哥后，我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几年后，正如我已描述过的那样，我们进行了共同的政治冒险。
经芝加哥一位人士向利?巴赫推荐，比尔1947年来到卡内基理工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在田纳西河谷工程处当了几年助理管理员，同时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和预算局的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他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他及时地到了匹兹堡，成为把工业管理研究生院600万美元吸引到卡内基的企业家之一。
比尔?库珀不仅是位企业家，也是位革命家。他富于想象力并漠视惯例，这是他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这种漠视也给比尔暂时带来一些个人问题．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写了一篇博士论文，他那不落俗套的会计学和经济学使他的论文评阅委员会的一些人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有好几年，他在卡内基的同事竭力劝他在论文中做些妥协和澄清，以便使评委会的人满意，因为我们不想因缺乏一张文凭而危及他的学术进步。
但比尔的企业家运气（或才气）在这方面也坚持不让步。不久，他对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的贡献被公认，以致他提升时决不会因学位而出现问题。到那时更多的人只是以为他有学位；而且
184无论怎样，他有没有学位一点没有影响。1970年俄亥俄州立大学授于比尔荣誉学位时，我肯定他和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一样高兴；但我也肯定在这些年中他不会感到他没有资格干他所干的工作。
比尔的例子也许说明了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教员的灵活性，后来在决定工业管理方面的论文写些什么，以及向阿伦?纽厄尔和其他研究人工智能的人授予学位时，也体现了这种灵活性：比尔，库珀从来不认为职位不能像人一样灵活。
新的管理科学技术，特别是线性规划，不久就崭露头角。比尔懂得它们的潜力并懂得去掌握它们，推动它们向前发展，把它们应用于重要的实际问题。他也看到它们对课程安排的重要意义。1950年我和比尔联合执教，为我们第一个硕士生班开了线性规划的研究班。他不久在数学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同伙，阿布?查尼斯，去推动利用这一工具的研究工作。经过40年的合作之后，查尼斯和库珀的队伍一直延续至今，他们还证明了线性规划形式体系的功效和灵活性及其实际应用范围。
查尼斯和库珀的贡献人所皆知，不必细说。我只提一下他们第一次巨大的成功是如何检验了他们的创业者技能的。他们把线性规划用于炼油厂混合汽油的过程。精明的实业家和精明的教育家一样，总是遵循亚历山大教皇的戒律：“不要当第一个尝试新东西的人，也不要当最后一个放弃旧东西的人。”创业者的问题是说服人走第一步；其他人会很快跟着走。
在石油精炼厂问题上，海湾石油公司的费城炼油厂同意准许阿伯和比尔出入并为他们提供资料。他们的模型受到检验，获得的（理论上的）结果表明新模型比传统的经验决策法要优越。但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让这个公司“首先去尝试新事物”。所以比尔和阿伯只能在学术论文上发表自己的理论成果。
185
但事实简直是一种恶作剧。这篇论文受到ESSO的注意，他们以为海湾石油公司肯定已经在用线性规划了，而自己将落后于它的竞争者。不久在ESSO研究实验室中进行了这项工作——一个真正的“应用”成为现实，而每个人都庆幸自己没有走第一步，冒大风险。
比尔?库珀在创立管理科学学院上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卡内基理工学院接受赠款建立城市和公众事务学院时，比尔成为它的第一任院长。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后来又在哈佛商学院任职好几年（我们曾一直认为那是我们的竞争者）。他显然认为（无疑是正确的）哈佛还没有完全领会管理科学的要旨，需要朝这个方向进行改革。
再往后，比尔和他以前的同事阿伯?查尼斯以及乔治，科兹曼茨基在得克萨斯大学商学院再次合作。比尔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现在我们回到1951年的事，同时还会注意到比尔的创业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仍很活跃。暴
风
雨
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利、比尔和我是已被定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领导成员——中，比尔是激进派，最少受商务教育以及组织机构的现实中那些清规戒律的约束（同时，他也是三人中最有组织经验的人）。受他的影响我们在来自校外的商界和学术界的压力下不能过分让步。他的许多创新思想中，有些我们看来也觉得相当无法无天。在我们有不同意见时，我们常以2：1结束，比尔是少数派。（利氏从不轻易动用他当院长的权威，也从不轻率地根据形式上的多数派的意见来决定事情。他和我们讨论，听取意见，一点也不独断专横，但到最后由他作决定。）
比尔在他的研究小组也有几个研究人员，我和利觉得他们好像生活在与现实管理问题接触很少的极抽象的世界上。因为地方小，这个小组被安排在离我们大约500英尺的另一幢楼里——那是一段相当大的社交距离，任何…个熟悉组织以及熟悉空间接近对于社交的重要性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
因此，在比尔和他的同伴越来越受到2:1投票否决的影响时，他和我的关系很快就变得非常紧张。比尔一位最好的助手在我们不能完全满足他提出的继续留任的条件时决定辞职，这使我们的关系更加恶化。因为我的三项任务中有一项是比尔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还曾在我继续担任考尔斯委员会顾问一事中插了一手，他认为这是利益和忠诚的冲突。最后他故意拖延对经验性工作的支持，而这是我在预定的研究计划中想要开始的工作。我们为这种种原因而发生过争执。
同时，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正在（或者会）受某种压力去改变他们的研究方向以适应商学院，因此他们感到不快。我们不认为这是“压力”，而认为是参加我们已找到资助的研究的机会：一项有关工厂管理人员在决策中运用会计学数据的研究，以及一项有关工厂在产品要求不确定的情况下安排生产时预测和反馈的作用的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把企业如何实际作决策同经济理论以及教科书中所说的企业如何作决策两相比较。但经济学家对这并不习惯或者感到不自在。有关各企业决策的研究很少有专业研究第一手材料的先例。尽管如此，经济学家戈登?廷德尔参加了会计学研究，还有三位经济学家查尔斯?霍尔特、弗兰科，莫迪格利尼和杰克?马思参加了生产规划研究。这两项研究都得出颇有价值的结果。
但经济学家们有另一种困难——这也许是他们感到爱威胁
187的真正原因。我并未长期掩盖我对主流派新占典经济学的怀疑（自从我与考尔斯委员会合作后肯定未曾掩盖过）。我准备根据《管理行为》一书第5章的信条，向经济学家终年去宣传有限理性这一“异端邪说”。
开始我并没有认识到，当你处于权威地位时，你与你这个组织里的人自由争论时，会使他们认为如果太激烈地反对你的意见会危及自己的事业。也许他们是对的，只是我希望在我这里并非如此，然而人是容易自欺欺人的。那些同意你的人很容易被看得比不同意你的人理智一些。权力确实会使人的判断出差错。
但是我并不想通过故意让对手打胜而表现得不像管理者而更像同事，这确实不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在以前担任行政管理职务时，包括在伯克利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我的同事对我没有什么闲话。也许那时我太年轻、太没有经验，所以对他们不构成什么威胁。而且我以前的合作伙伴几乎全是政治学家，我和他们是同行出身。
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以及它的多数经济学家则不同：我开始讨厌把管理角色与学术角色混在一起，这一点无疑对我后来决定逐渐从行政管理工作中退却有影响。我宁可看到人们接受我的思想是因它们自身的价值而不是因为行政管理的命令，但同时我不能对我所属的组织的发展方向持中立态度。在我不当领导时这种冲突就缓解了。那时我不得不去劝说别人。
总之，我对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经济学家那荒谬的人类无所不知的假说提出诘难，他们日益把我看怍在学院中建设“真正的”经济学的主要障碍，这是危机的另一半。当这两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比尔?库珀的研究小组和经济学家们试图联合时，危机变得非常严重。
188
1951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与比尔在谢迪沙德一个叫福克斯咖啡馆的酒吧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虽然大家都克制着没有发脾气，但所有陈谷子烂芝麻的事都抖落出来了。比尔把我说成是对不同意我的教员有威胁的人，并提议我放弃我在工业管理系的正主任职位。他甚至提议设立一个关于行政管理的“自治”的研究计划，并要求拨10万美元的预算作为补偿。
我长时间地听比尔描述我的缺点，然后讲我并不会辞职以及我是怎么想的，并反过来讨论比尔研究小组中的问题以及需要什么来解决它们。谈话没有得出结论就结束了，但谈话是在一种我认为是暂时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第二天早上，我把这次谈话的情况记了下来，在备忘录上仔细地写了密密麻麻的四页，以防以后对已发生的事有不同意见。
在我与另外几位教员确认了士气真的很低后，我给了利氏一份备忘录。我现在重读这份备忘录时觉得它的调子有些奇特。我几乎总是把我的同事称为职员而不是教员。在提到淘汰利氏和我已有的教员时，语调相当无动于衷的。这扭曲了客观性，也许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指望采取这样的守势。该文件是想掩盖而不是表达我的气愤和忧虑。表达的心境是一种诊断治疗而不是责备。
在备忘录中，我告诉利氏我已证实同事们士气普遍不高。经济学家们对学院作为“工业管理学院的特殊性质”，在情感上很矛盾，并“拼命想恢复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职业角色”。他们感到他们在行政管理委员会中没有代表，而且利氏已不再像经济学家那样看问题。教员们对领导的意图和计划有许多错误信息，并在发牢骚时有时自称为“附庸”。
工业管理系教员曾亟力主张和经济学家联合以反对现行的政策。在感到自己不能作决策时，他们抱怨冗长而又无结果的
189职工会议，他们认为他们在这些会上不能对决策起到实际影响：
详细谈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列出了一些可能的行动：建立仅仅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指导经济学研究生培养计划。可以任命一位主席负责这个培养计划，虽然有这样的危险：或者他被经济学家俘虏，或者因没有忠实地代表他们而遭反对，巴赫、库珀和我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应扩大，即增加一些经济学家（通过来自工业管理部门的教员来取得平衡）。利氏应该避免在午餐时和我惹人注目地处理事情。我也许应更积极地参加比尔研究小组活动，以避免在“方法论上讨论经济学家成为心理学家的必要性”；应更多地关心那些可能不会长期留下来的教员的士气；要给利氏另安排一个行政管理助手。
我以一个坚决的声明结束该备忘录：“我对形势的看法是：……学院过去基本发展方向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我没有看到有人提出真正可供选择的方向，而是一种通常和迅速的组织变化一起存在的高度集中的压力。”我乐观地表示我们能重振士气，“在学院的功能和活动重心”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并“消除经济学家们的顾虑，使他们不再担心会成为搞工业管理的人想要建立的帝国大厦的牺牲品”。
这个备忘录是我处理行政管理工作危机的范例。在激情经过40年的冷却之后重读这份备忘录，我为它从《管理行为》一书中引用了这么多的理论，特别是对组织的认同和忠诚的理论，作为其诊断和忠告的基础而感到吃惊。显然，我认为，我所写的关于组织的文章是足以很好地应用到我自己遇到管理问题中去的。
我后来写的许多关于商学院组织的文章(1967a)中的许多内容已表现在我对这次危机的分析中了。和大多数危机一样，这次危机的结束是由于逐渐的消耗，是由于应用一些新的应急
190措施（有些是我在备忘录中建议的），是由于一些与我们不和的同事的离开，以及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新大楼的建成。这幢大楼使我们得以把我们的教员重新聚集在一条战壕，
一位建筑师设计这幢大楼原打算花100万美元，但由于这种职业通常的轻率，实际上花了160万美元。既然我们并不想乱花这笔捐赠，我们推迟安装空调并取消电梯（大楼只有三层楼高），以削减费用。几年后因为需要更多的空间，我们在电梯间安排了一个副院长办公室。
为了尽可能打破学科界限，我们或多或少随便地让教员分布在整个大楼，这样组织理论学家、经济学家或金融专家不至于互不来往。当然他们逐渐学会重新组合的方式，但我们至少可以推迟按学科将他们分组。
危机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已渗透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组织中。其中一个问题是对抽象数学技术的强烈爱好，这种爱好有时强调数学甚于强调在管理上的应用。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学家对于从他们的学科中取得的“纯科学”价值与实际应用的兴趣之间有些不相配，而“应用”是商学院的特性。第三，我们中的一些人所提出的经济学决策的行为理论，与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新经典理论几乎不能相容。
保持科学的与职业的、经济学的与行为学的平衡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只有在利，巴赫的全力以赴和强有力的领导下，我们的创业才得以坚持下去。我在讨论商学院的论文中写道，“组织一个职业学校……很像是把油和水掺合在一起……目的达到时任务还没有完成。听其自然的话，油水又重新分离。学科和职业也是如此”（Simon，1967a，p，16）。经过艰苦的工作，我们得以让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很好地乳化，至少到60年代还是这样。
在上述引文出处的那篇论文中，我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问题是职业教育（医学、工程学和商业）的通病：我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头两年得知的这个自然规律—直继续影响着学院的发展。
我们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争论的大事是些原则、重大争端和政策，而不是个人的或组织的优势。我看到弗洛伊德先生在微笑，但是正如他可以从他自己的争论中得知的那样，他错了。只有深信而且几乎是盲目相信梦的人——象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中多数人那样——才能如此艰苦斗争而没有内心的怀疑和冲突，才能在特定问题上频频处于意见不合时，不丢掉对共同目标和相互尊敬的深刻感受。
我不想夸大冲突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作用，但假装说没有口角的婚姻故事常常是乏味的。比内部意见一致与不合更重要的是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在世界上的地位。进化论者讨论过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共同生活的群体对进步的有利和不利之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是这佯一个共同体，对从海上飘来的陌生想法不仅不限制而且乐于接受，但它需要受到保护而不至于发生脆弱的突变。这种需要常使它与全部已有的大陆物种相对抗。它的成功表明小岛是个创新的场所。
小岛比喻只是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部分外表。我们还有精神上生死与共的朋友。我们几个人——当然包括比尔，库珀和我——乐于当比赛中居于劣势的人，除非能享受到在比赛中居于劣势却又获胜的愉快。我们常用这样的话来描绘我们同传统教育的巨人、传统的商业实践和经典经济学所作的斗争。其他同事
我已讲过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惊人的发展归功于利?巴赫的领导作风，他在1949年到1961年间任院长，他的说服力和人格力量保证了创业的顺利进行。还有许多要归功于教务长埃利奥特．D．史密斯。他在学院早期发展中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他在卡内基理工教育上所起的作用对我本人的发展格外重要。
商学院{包括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有时被指责为不教管理和领导。我料想它们一般是不教的，主要因为它们不知道在这些标题下教些什么或怎样去教。也许，仅仅是也许，我们可以从传记开始，从杰出管理人员的风格和品行开始。这是综合的，但可能有些好处。
利?巴赫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才能与比尔?库珀的创业才能大不相同，但前者极其成功地掌管了W．L．梅隆委托给他的风险资本。当我设法描述他的风格时，它总是显得太简单、太明显。它像网球能手的格言，“他总是用力直接击球，把它准确地打到目标处。”如果你能这样做，你也能成为优秀的网球手。但这种忠告值得教吗？这句话能教你做什么呢？我将尽力叙述利‘巴赫的方法，但并不肯定我所说的会造就杰出的管理人员或企业家。
利，巴赫用例子说服我们确定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极高的目标，努力达到它可能的极限。原来的目标达到之后提出更高的目标。第二，利氏总有办法使（我们具有的）技术和（我们常缺乏的）常识一致起来。第三，利氏在事情出了差错时，总是更重视把工作做完做好，而不是去责怪谁。很大的抱负、常识和获得结果的责任心，这好像太简单了。
我在日本旅游过很多次，多数是为了玩，但也出于对日本管理方法的好奇。我学过日语（很差），还广泛阅读，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至少有四位日本好朋友。我学过权力分散化的协商决策的灵捷制，但我也见过一些日本电子工业的奠基者像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