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斯给了我一个月时间搬走。我没告诉米娅——一部分原因是不想让她难过，一部分是自己心里都还没谱。我在网上发布了广告：征室友，用劳动抵房租，以及租房子。全都石沉大海。每一套我看过的公寓，租金都比我的薪水还高。我每月800元上下的所有收入，连头两个月的月租都交不起，更不用说押金了。我也没办法赚到足够的钱去支付燃气费、水电费和房租，哪怕只是一间房间的钱，我都没有。公寓的租金都在700块左右，至少是这个数目。要租下超过一个卧室的公寓，更是想都不敢想。我没有积蓄，也没有可仰赖的信用额度。不仅如此，我还需要供电和网络，才能做作业。我还需要一个路由器。我需要那么多东西。
联系了几个朋友后，他们建议我在PayPal上建一个“捐款”按钮，然后把链接放在自己的博客主页上，附上以下留言：
特拉维斯要求我在六月底搬离他家。不幸的是，我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押金。我开通了 一个PayPaI账户。哪怕你能捐献出5美金，也能帮到我许多忙。感谢你。
我讨厌伸手要钱，我讨厌承认自己又一次搞砸了一段关系。多数人并不知道米娅和我一度沦落到住收容所。可历史似乎总在重演。没多久，朋友们通过脸书给我发来了消息，满满的都是鼓励和爱意。有人给了我10美元，甚至还有100美元。每一笔捐赠，不管数额多少，都让我热泪盈眶。我把在沃尔玛上建的心愿单分享到了脸书上，没多久，特拉维斯的门口开始堆起快递盒，里面装着锅碗瓢盆、给米娅的衣物，还有些银器。我确实陷入了一个新的低潮，但不会就此沉沦。我不会再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自从爸爸跟家里人说我编造故事来博眼球后，乞求帮助成了一件最难办的事情。这让我饱受批判的目光，仿佛我就是自作自受，尤其是还把米娅牵扯了进去，好像我本就知道这段关系注定会失败似的。我害怕别人的看法。可是每一个伸出援手的朋友都拉了我一把。我一步一步地爬了出来。
住进收容所的时候，我给老朋友梅丽萨打了电话。她听我讲述了自己重塑生活的计划。这些计划几乎都离不开某种政府补助：食品救济券、WIC的牛奶券、燃气券、低收入房贴、能源补助，还有育儿补助。
“不用谢啦。”梅丽萨尖刻地说。
“不用谢什么？”我问她，隔着收容所陈旧的蓝色窗帘向外张望，只见一头鹿从后院经过。米娅在隔壁房间里睡觉。
“这些可都是用我交上去的税换来的。”她说，接着重复道，“不用谢啦。”
我没有说“谢谢你”。我没有说过“谢谢你”。我不确定该说些什么。
“嘿，”我装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米娅哭了，我得挂了。”
我嘎吱一声推开米娅的房门。我坐在床沿，望着她起起伏伏的胸脯。梅丽萨起初听上去还挺乐意帮忙的，但我知道，她内心并非如此。我曾听她不悦地批判过那些利用福利机制的人。她不喜欢自己继女的亲生母亲，抱怨她很可能是钻了政策的空子。
我盼着能有勇气为自己正名，为数百万和我一样艰苦求生的人发声——那些领着工资的家政工作者、单身家长。然而我退缩了。我默默取关了梅丽萨的脸书账号，不再去理睬那些在媒体上对福利受领者恶言相向的评论或人群。“福利死了。”我想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福利，至少不是那些人想的那样。我根本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走进政府办公室，跟他们说我需要一大笔钱来补贴我微薄的薪水，让我有钱租房子住。如果饿了，我还可以一个月拿到几百块去买吃的，我可以去“食物银行”[1]这样的福利机构。但我着实没有一分现钱能保障我真正的生存需要。[1] 一种慈善组织，号召人们把多余的食物捐赠出来，经过分类处理后，由志愿者运送给育幼院、老人院及其他需要的个人或团体。——编者
朋友捐给我的钱一点一点积攒起来，我已经收到了将近500美元。特拉维斯还给了一些钱凑了个整数。最后，我终于可以在芒特弗农的一座老房子里租下一套一居室公寓，那座老宅被隔成了三套公寓。我所在的那套之前是房子里的前厅，一个月的租金是550美元：连通着一间阳光房，还有一个带浴缸的卫生间、一间附有冰箱的小厨房，屋里还有一排能够俯瞰全市的窗户。
我给房东杰发了邮件，他很快就回复了，说我可以开车过去看一下。下班那天，在接米娅之前，我去了。我知道这地方会很小——毕竟叫“一居室”。可是站在里面后，我发现这套屋子比我过去一年里和特拉维斯一起看电影的那个房间还要小。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回头拒绝他。我想到了我和米娅在汤森港住过的那套公寓——位于露天游乐场旁边，有两个卧室、一间餐厅，还带洗衣机、烘干机的公寓。这套一居室里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间位于高速公路上方、脏兮兮的房间，而我勉强出得起房租。
我脚下的地板很老旧，或许是原木的，板材之间露着大大的缝隙。穿过落地玻璃门，是那间可以俯瞰城市的阳光房。窗台下是一张工作台，我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那儿，不过已经有人在那里堆了一堆帘子、杆子了。地上铺着深绿色的毯子，我心里默默想象着米娅的床和玩具应该怎么摆，我的梳妆台不知道放不放得下。另一头是一套L形的橱柜，上面有一个电磁炉，还有一台电冰箱和水槽，这就构成了一间厨房。我从墙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只用了30步。
“太棒了。”我给杰打电话说，“我就在房子里。我觉得我们可以住进来。”
“你女儿3岁了？”他问我。我希望他不是在重新考虑要不要把房子租给我们。
“快满3岁了，”我说，“不过我工作很忙，周末会把她送去她爸那里。”我朝厨房的窗户边走去往下看，不断有汽车开过。“我们不会在屋里待太长时间的。”我不情愿地屏住呼吸。这话至少一半是真的。
“行吧，没什么问题。”他说，“你要不要这星期过来取下钥匙？还能顺便把租金和押金交了。”
“我能先用押金抵房租吗？”我脱口而出，感叹自己的鲁莽。或许站在这样一个地方，已经让我感觉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我每月能多交个50、100的。这次搬家比较突然，我现在还没什么积蓄。”
对面一阵沉默。我咬紧了下唇。“当然可以，没事。接下来的5个月，租金额外再加100块就行。”
我长舒一口气，差点儿笑了：“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你啦。”
我和杰在公寓里碰了头，把第一个月房租的支票给了他，拿到了钥匙。那时，他和他的妻子正在给我新客厅的天花板和厨房刷油漆。他长相普通，头发是棕色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他的妻子叫曼迪，在各个方面上都比我小上许多。他们看上去挺不错的，善良，可靠，或许又勤奋又诚实。但愿如此吧。
“看来你们要自己做准备工作了？”我看着他俩把一根长杆接起来。
“是啊，”曼迪说着，翻了个白眼，“至少爷爷奶奶今天肯帮着带孩子。”
“这正是我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想做的事情。”杰补充道，和她对视了一眼，叹了口气。
我笑着和他们挥手道别，感谢他们同意我缓交押金的请求。我想象着一个与伴侣共度的星期六，一起给自家的一座老房子刷漆，然后出租掉。孩子由爸妈帮忙看着。这才是我想过的星期六。开回特拉维斯家时，我一路想着。我开始打包我们的东西，还要弄清楚自己缺什么大件，比如床、床垫，还有碗碟、杯子等。离搬进新公寓还有几天，不过房东说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直接过去打扫一下。把新家碗柜里和地板上的污垢擦干净在我眼中就算是个体面的入住仪式了。
朋友莎拉在网上看到我的请求帮助公告后，发了消息来问我有什么需要的。我厚着脸皮列了几样东西，都是急需的东西。她回信说可以把自己女儿的双人床给我。特拉维斯和我一起过去拿了床。全程他依然面无表情，心情平静。如果进屋后见到我面对命运时满脸泪水的样子，他就会消失在谷仓里。除非有必要，我们彼此不会说话。但我还是能感觉得出，他依然愿意帮着我们搬家。米娅在杰米那儿过周末时，我去了莎拉家几次，我们坐在桌边吃点心喝红酒。现在，我站在她家的门廊里，脑袋和肩膀止不住地往下塌。
“就在这里，”莎拉扫了一眼特拉维斯说道。我们跟着她穿过玄关，来到她女儿的卧室。“我们要给她弄一张大号的床。以她的个儿，这张床装不下了。”
或许她以为这张床是给米娅而不是给我睡的。不过我没有更正她。
走之前，她抱了我一下。“哦！”她说，“我还有东西要给你。”她消失在洗衣房里，之后带着一个箱子出现了，往门厅的长凳上一放。原来是一整套全新的碗碟，鲜艳的蓝色和我与米娅春天在农场里发现的罗宾鸟蛋壳一样。我惊讶地捂住嘴。这箱四件套——餐盘、沙拉碟、咖啡杯和碗——全都是新的。这意味着我们新的开始。我紧紧抱住了她，说着谢谢。接着，我深吸一口气，提着一箱碗碟走向卡车。
这仅仅是个开始，我有太多工作要做——不只是搬家，还有糊口的工作。
在特拉维斯家的最后两个星期，把米娅哄睡后，我把尽可能多的东西打包好塞进车里。在新公寓里，我擦洗了流理台、水槽和浴缸。我连墙都好好地擦了一遍，把妈妈给我的几幅挂画挂了起来。我最喜欢的两幅印刷品出自芭芭拉·拉瓦雷的作品《妈妈，你爱我吗？》，打小起，这两幅画就在我身边。这些典型的阿拉斯加风情的插画让我想到了快乐的童年时光。那时，到了夏天，我们全家就会去钓鱼，车库的冰柜被三文鱼和比目鱼塞得满满的。我们的公寓很小，只有不到40平方米，却有10扇窗——8扇在睡觉的地方，2扇在木地板的上方。我试着不让自己用像待在收容所时那样挑剔的眼光去审视这一切。这不过是我们又一个小小的开端。可我担心米娅不会这样想，担心她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件事。
回到特拉维斯家时已临近午夜。他已经上床睡觉了，我只能钻进沙发上的毯子。米娅3岁生日前的一个星期里，我把最后一批家具，还有一点儿东西搬进了小公寓。我选择在米娅去杰米那里的一个周末搬家。特拉维斯和他的朋友帮忙搬了一些大件，甚至拆掉了他爸妈给米娅的阁楼床，再在新家组装好。他们忙活的时候，我在农场之家打扫。那天早上，我把米娅从日托所接出来，送去她爸那里，之后，她就再也回不到住了一年半的那个家了。我本想自己一个人做，不想让特拉维斯帮忙。可那个星期工作的时候，为了搬一张床，我傻乎乎地拉伤了自己的背。为了坚持这份工作，我一天要服用两三次布洛芬，高达800毫克剂量。身体上的疼痛压倒了我因米娅而生出的心碎。
星期六晚上，我把所有东西都搬进去了。星期天下午，米娅的玩具也被放进该放的桶里，我们的衣服都理出来了，叠得整整齐齐的。我接上米娅，把她带去了我们那套狭小的一居室公寓。就像所有父母盼望的那样，我希望她能够喜欢自己的新天地，希望她能感受到家的氛围，感受到归属感。可是她环视了四周，看了眼卫生间，便要求回到特拉维斯家去。
“我们要住这儿了，宝贝。”我抚摸着她的头发说。
“特拉维斯会住这儿吗？”她问我。她坐在我的腿上，我坐在莎拉给我的那张双人床上。
“不，”我说，“特拉维斯住在自己家呢。他睡在那里。我们睡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屋子。”
“不要，妈妈。”她说，“我想要特拉维斯，特拉维斯爸爸哪里去了？”她开始大叫，埋在我的怀里。小小的身躯因为伤心颤抖着，我对她说着抱歉，和她一起哭。我向自己保证，今后一定要更谨慎。我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可我不能伤她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