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去新客户温迪家打扫时，我便发现她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癌症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她突然开口，双肩失落地塌了下来。这时答什么话都不合适，所以我照着她的样子，沉重地点点头，悲戚地表示同意。但温迪的衬衫依然浆得笔挺，她的房子还是干干净净的。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何她还要出钱让我来打扫呢。
有时打扫完厨房后，温迪会给我做上一顿午饭，执意让我坐下陪她一起吃。我们在铺着白色蕾丝桌布的餐桌边聊着自己孩子的趣事，吃着切成三角形的吞拿鱼白面包三明治，碟子里盛着胡萝卜，作为配菜。她还会冲上一壶咖啡，我俩端着茶杯小口啜饮着，用银质小勺子搅动加在里面的奶精和砂糖。我跟她说，这感觉就像我小时候拉着奶奶开茶会过家家的场景。温迪笑着摆了摆手：“趁你还能用得上时，多用用这些漂亮的杯子吧！”她的手颤抖得厉害，震得杯子摩擦着雕花碟子，沙沙作晌。
温迪的房子里有许多玻璃陈列柜，展示着各种小玩意儿、她子女和孙辈的照片，还有一张她结婚时的画像。有一次，温迪发现我盯着它瞧。我盯着它看了很久，思考那时她和她丈夫才多大，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一瞬间就变老了，他们恩爱了一辈子，他们的灵与肉合为了一体。她微笑地指着一束玻璃做的红玫瑰告诉我：“我丈夫总是要确保我有红玫瑰收。”那一瞬间，泪意和妒意忽然一齐涌上我的心头。
温迪的房子是典型的“奶奶家”，让我心痛地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和老祖母。厨房的流理台上堆满了烹饪书和纸张-—-购物清单和绿色果昔的配方。她喝咖啡的时候会往里面放小包的代糖，咖啡壶旁的一个盒子里全都是，盖子就没盖上过。
温迪的房子和我之前打扫的那几幢比简朴多了。我擦洗了流理台、碗柜和地面；然后打开吸尘器；我还打扫了楼下的盥洗室。她坚持要自己打扫楼上那间。
厨房地上，靠近吧台的尽头有一小块地方，那里的油毡磨损得都翘起来了。有次一起吃午饭时，我闷了她，她说那是她丈夫以前坐着抽烟的地方。回想到这里，她还做了个苦相。“我总是很讨厌他抽烟。”她喝了一小口咖啡说道。我点点头，想起特拉维斯踩着泥泞的靴子一路走进厨房的样子。“但别让这些小事破坏了回忆。”她又说，抚摸着披在细条纹衬衫外的白色开衫。
“我也这么觉得。”我说。她看向我，白发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如同一轮光晕。“我最近和男朋友分手了。我们在一起同居了一年多。我女儿才3岁……他们关系很亲密。”我端起杯子，喝下最后一口咖啡，企图掩饰脸上的红晕。把这些话通通说出来让我难过得心痛，更让一切显得那么真实，让我意识到它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而不是一场噩梦。
温迪沉默了一阵。“我需要许多帮助，”说着，她从桌旁站起身，收拾起碗碟，我连忙也站起来收拾，“你把东西留这儿吧。先跟我来。”
我跟着她上了楼，经过那台她靠着撑过那些“不爽的日子”的机械椅。她看上去没有多少访客，我不禁猜想，她是不是因为我才穿上体面的衣服，梳好了头发。除了有一两次去吸地，我还没怎么上过楼。她的卧室位于楼梯平台的右侧，她的那条大白狗也睡那里。这条睡觉时打呼的狗还会自己拉响门铃，叫人拉开玻璃门放它出去。她打开客卧的门，光线照亮了我们站的过道。
一打打的鞋盒、塑料盒子还有橡胶筐贴墙堆放着。床头边还有很多箱子，垒得高高的。温迪叹了口气。
“我一直试着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她说，“得了癌嘛。”我点点头，看着她整理出来的东西。“给我儿子的东西多数都在车库里——都是些工具之类的。不过我的侄子、侄女还有他们的小孩都想要这些。”
我看着她一边指着这堆东西，一边告诉我什么是归谁的，内心充满敬仰。在做女佣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历过不少整理工程，比如把车库里的东西理一理甩卖或是丢掉。不过眼前的这项工程可不一样，这是一项身后事——温迪正把死后要留给亲戚的东西一件一件整理好。
我不确定温迪是否知道自己还剩多久可活。就算知道，她也未曾与我提起。7月份，她额外派了工作给我。那时我和米娅突逢搬家，又多出了300块修车开支，要不是有这份差使，我真的不知所措。我把她花园里的杂草除掉，把东西分门别类地堆好，还把她房子的各个角落好好清洁了一遍，这样一来，她家里人就不用再打扫一遍了。温迪实事求是地跟我交代了我要做的事情。我仰慕她。尽管这么说有些奇怪，我希望自己能以和她一样的姿态，平静地面对自己生命的终点；冷静地把东西都整理好，而不是在一张清单上匆忙地涂改。
国庆日的那个周末，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她家院子里度过的。我一路清除着花圃和常青灌木丛周围的杂草。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做这个工作了，都忘记了自己有多喜欢在户外干活。我的大多数日子都是在闷热的房子里度过的，那里不是停了暖气就是关了空调，仿佛屋主人不在，这里面就不会有人了似的。
在家里，我和疯长的黑色霉菌做着斗争。我们睡觉的区域大半面墙都是由玻璃窗组成的，在落日的照耀下，俨然成了一个桑拿房。要是哪天下了雨，屋子就跟温室没区别。米娅几乎都睡不着了，这孩子，即便外面放着烟花，她也能安然入睡的。特拉维斯有一晚来看米娅，就被屋内的热气吓退了，马上开着卡车走了，一个半小时后，他带回一台空调，帮我嵌在了窗台上方。他把冷气开到最大，我和米娅伸长脖子，接受冷风的吹拂。这种感觉太昂贵、太奢侈了。或许我只能在到家时或者上床睡觉前开一会儿，把屋里打凉一些，这样电费不会高出太多。我很怕湿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助长了屋里黑色霉菌的滋生，在我们睡觉时，它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
在户外，我可以深呼吸。干活时，我可以不用听iPod的音乐，听着居民区的喧哗就好。国庆日的周末，温迪的很多邻居都已经放起了烟火，或是燃起了烤架。我嗅到一丝汉堡肉排的香味，嘴里顿时涌上了口水。我想象着肉排上铺满新鲜的生菜、厚切的番茄片、奶酪、番茄酱和蛋黄酱，再配着一瓶啤酒灌下去。站在常青树下，我想象着孩子们在住宅区里跑来跑去，手里拿着烟火棒。那个周末，米娅和杰米待在一块儿。我希望她可以和她爸爸吃一顿烧烤，身边围满了和她年龄相仿的小朋友。我希望那一夜，她能看到烟花。
温迪颤巍巍地给我写了张支票，执意把我的午休时间也算进时薪里。“你的时间可宝贵了。”她说，把印有粉色玫瑰和她姓名地址的支票递给了我。
几个月后，温迪取消了她的清洁。“我再也负担不起这个服务啦。”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觉得我甚至在她虚弱的声音里听到了遗憾。
我不知道她是何时过世的，但我在想，可能是在我停止上门不久之后。我总是回想起我们一起午餐、喝咖啡时的对话。她面前的胡萝卜条动都没动过，或许她的那盘午餐只是个摆设。尽管她再没有胃口，我们也没有独自用餐。与温迪共度的午后回忆让我意识到，不仅仅是我的时间有价值，甚至连“我”也是有价值的——当我擦洗她家马桶，把杜松子花丛里的糖纸捡出来的时候。
没有工作、米娅不在身旁的那些周末是寂静中的喧嚣。佩尔助学金只够支付常规学年的学费，因为房租的关系，我出不起夏季学期的学费。这样一来，我也没有作业要赶，没有院子可以闲溜达，也没有闲钱出去和朋友喝杯啤酒。开车去西雅图或是去贝灵汉海岸也太费钱了。所以我就待在家里。我试着去公园，在草地上铺条毯子看看书。可是我在那里看见了和乐的家庭和吃着便当盒饭的情侣，看见爸爸和孩子们玩耍，妈妈坐在树荫下哄小婴儿。我心里充满了妒意。
鉴于我的食谱相当单调，购买、烹饪以及吃下食物更像是日常需求而不再是享受。买不起食物的时候，我会在星期天煮上一大锅土豆泥，然后捏成小饼和黄油一起炸，配上一个鸡蛋就可以充作一顿早饭或是下班后的点心。除了能量棒和花生果酱三明治，我还会吃下大碗的拓普牌速食拉面。我已经学会用米醋、泰式辣酱、酱油、一点点糖和芝麻油调配自己的独门酱汁。虽然一口气买下这些调料的开销很大，要20块钱，但我已经吃不下自带的调味包了。大碗的速食拉面配上酱汁就是我的豪华大餐了。我还会放点儿煸炒过的卷心菜、花菜、洋葱或是任何特价蔬菜，再加上一个煮得硬硬的鸡蛋，以及几片清仓特价的熟食肉。新鲜食材成了我的美味佳肴。我只会买一块钱以内、不满一磅重的新鲜蔬菜吃，而且只在月初买。
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米娅生病去不了日托所，要比平时吃的多一些，我要给她做早饭、点心和午饭，又或是她的身体开始疯长了——一个月里第二次的食品采购一定是只能买到让我们勉强果腹的量，我们永远都吃不饱。我会买便宜的面包和不贴牌的苏打饼干，还有我明知道含有高糖分和人工添加剂的果酱，高果糖的玉米糖浆以及一些有的没的。可我还是得把正在长身体的女儿喂饱。我还会买点儿冷冻快餐和半成品。有几个礼拜，我连咖啡都喝不起，换成红茶后，我哭了。尽管我知道自己可以去，但我从来没去食物银行或施舍站拿过吃的。我们的选择是很有限，但还不至于到快饿死的地步。所以我不能让自己去那里。显然，还有更多人比我更需要它们。
谢天谢地，米娅从不会注意到我是那个吃得更少的人。但有一天下午，我把她从爸爸那里接回来后，她滔滔不绝地和我讲了20分钟她去小朋友家过的一个生日派对。并不是那些朋友或是游戏让她念念不忘，而是那里的吃的。“他们有好多莓莓吃呀，妈妈。”她说个不停，“草莓、蓝莓，有那么多莓莓，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那一夜，在她上床睡觉后，我开始在脸书上浏览我在汤森港的朋友的主页，想看看谁发布了派对照片，最后，我找到了几张。我没有在上面看到米娅的身影，倒是清楚地看到了那些莓果。整张桌子上摆满了碗碟。我顿时明白了米娅为何会如此兴奋。一小盒莓果，要5美金，这对她来说就是极美昧的好东西了。她通常能在几分钟里吃完。
在这几个月里，还有几个客户主动加钱，给我派了额外的工作。我渐渐有了兴趣，在克雷格列表上发布了一则广告：
作为一名专职清洁工，我一周工作25个小时。但我依然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账单。
多数同类型的、和我会产生竞争关系的广告都是些夫妻店，他们有卡车，做着些把杂物清理出来丢去垃圾场的差事。也有一些做着和珍妮一样的生意：有执照，投过保，带着一点点人搞定一大堆工作。我感觉自己的广告不会脱颖而出，不会给自己带来哪怕一丁点儿额外收入。不过每次修改一下重新发布后，我总会接到几个电话。
莎伦，一个个子矮小、眼睛明亮的女人，雇我打扫她的出租屋。打扫完之后，这里就可以迎接新房客入住了。这套公寓脏兮兮的，但不至于脏到可怕的地步。她带我参观的时候承认自己从来没雇过清洁工。她想让我把烤箱和冰箱清洁干净，但不用动百叶窗。我试着估算出自己打扫完成的时间。去那套公寓查看的时候，我抱着米娅，所以没有办法仔细看那个地方。
“四五个钟头吧？”我猜道。米娅一直想去够流理台上的东西，这令我心不在焉的。
“哦，我刚算了下，我要给你100块。”我们走到玄关时，莎伦说道。接着，她塞给我一叠现金。我审慎地望着她，面无表情，不知所措。这远比我之前接一次私活拿到的钱多多了。不过，她催促着我把她手里的钱接下。“我喜欢你的广告，”她说，“我记得那是什么感觉，为了养家糊口，你不得不苦苦奋斗。”她望着米娅，小姑娘怯怯地躲避着她的目光，把头埋进我的肩膀。
“谢谢你。”我说，试着不流露出那种侥幸成功的心情，“你绝对不会失望的。”
把米娅在车里安顿好之后，我坐在方向盘后面，看着仪表盘。“我做到了！”我对自己说，“我他妈真的做到了！”我回过头看看米娅，心潮澎湃。我俩一起共度过那么多苦难，我依然带着她撑了下来。“去吃快乐儿童餐好不好？”我问她。我口袋里有一沓鼓囊囊的钞票。我的胸口被骄傲填满。米娅面露喜色，高举双臂。“耶！”她坐在后座上欢呼道。我笑了，眨着眼睛挤掉几颗泪珠，和她一起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