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闹钟响了第三次，离我把米娅带去专科门诊接受耳管手术的预约时间还剩不到半小时。他们指导我给她在早上洗个澡，穿上舒适的衣服。然而，我现在却想打电话给那里准备取消手术。米娅的脸上和胸前沾满了绿色的鼻涕。前一夜，她还吐了，早上也吐了一次，吐得到处都是。她病得这么厉害，根本无法接受手术。不过我还是要走个过场，把她收拾好，准时开车到达诊所。
米娅似乎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我跟她说，医生需要再看看她的眼睛，不过这一次我没法在屋里陪着她。因为她耳朵的毛病，我已经带她去看了好几次医生了，还有一次去见了专家，来决定她是否适合接受手术。比起手术的实际过程，光是想到麻醉，我的神经就不由得绷紧了。
“我儿子耳朵里的耳管是我亲手安的。”专科医生这么跟我说道，“我会以同样的手段治疗你女儿。”
我们在早上8点到达诊所，他们催促着我们进了一间屋子，里面已经放好了一套手术服，一只罩头发的帽子，还有一个装米娅自己衣服的包。每过来一个护士问问题，我的心就沉下去一分。米娅依然紧绷着，不说话，也不看人。她们带她称体重，量体温，检查含氧量，听她的胸音，甚至用宝丽来相机给她拍了张照。
“她病得很重。”我对第一个护士说道，她只是微微点点头。“她得了重感冒。咳个不停，还有绿色的鼻涕。我觉得她是有感染。”我跟第二个护士说：“专家只是打算检查一下她是否需要摘除淋巴，他不是真的准备要拿掉。他就是检查一下。”
其中一个年纪略长、深色头发的护士手冷冰冰的，激得米娅一缩。她一边听米娅的胸音，一边问我家里有没有加湿器。
我摇摇头说没有，想到了家里窗户上的水珠，接缝处的黑色霉点。我曾经使劲擦掉过，可下完雨它们又长出来了。“我没——”我开口道。
“好吧，那你现在就要去弄一台。”她说道，在米娅的表格上写了几笔。
“我……”我低下头，“我没有钱。”
只见那护士直直地站了起来，噘起嘴唇，双手环胸，不看我而是看向米娅。“她外公外婆呢？孩子总有外公外婆吧？这要是我外孙女，我肯定会给她买一台的。”
“我家里人帮不上忙。”我飞快地解释，或许跟陌生人透露太多信息了，“我爸和继母帮不上。我妈住在欧洲，也帮不上。但我爸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
护士弹了下舌头。米娅依然盯着自己的小手，她双手合十夹在腿间。她一定是觉得冷。要不就是想去尿尿。可我每次问她要不要去，她都摇摇头说不。“我不知道会有哪个外婆会离自己的外孙女那么远。”那护士说道，接着紧盯着我，像是非要我给她个回应似的。这时，米娅小声在我耳边开口了。
“我要尿尿。”她说。她呼出来的鼻息夹杂着浓厚的病气。总之，闻起来和平时不一样。
护士指了指走廊尽头的方向，接着便离开了。我带着米娅进了厕所，把她抱上马桶。她身子垮了下来，整个人对折起来，呕出一大捧绿鼻涕。有一个护士站在我们房间外面，问前台的女人，我们哪里去了。我朝她招招手，让她看这里出了什么事。“你要的证据来了，”我想对她说，“我的宝贝病得那么重，做不了手术。”
“我来处理，”护士说，“你们先回房间去。”
我们在里面可能只待了5分钟，但也久到让我不耐烦。我拿过包，开始给米娅穿衣服。
有人敲了敲门，专科医生进来了。他没有打招呼——他从来不打——灰溜溜地坐下了。我们坐在那里对视了几秒钟。他打量着我们。“她很有可能是太紧张了才吐的，”他说道，“你紧张，她也紧张。”
“我没有时间去紧张。”我嘟囔道。
他坐直了，双手抱臂，接着又站在我们面前，开口道：“要是你不想做手术，也没关系。反正也省了我的时间。”
“不是的。”我皱起了眉。我很想知道，要是我身边站着我的丈夫，或者米娅用的不是医疗补助计划，他还会不会这么跟我说话。“我没有其他意思。她一直病着。她病了。我感觉她病得太厉害了，今天做不了手术。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来这儿，我好累，考虑不了这些了。”
“手术可以帮到她，”他说，“我在试着帮她。”
我点点头。我很沮丧，试着不哭出来。我努力克制住蹲下身抱头大哭的强烈冲动。我几乎快要放弃了。太难了，既要照顾一个生了重病的孩子，又要为了房租像个战士一样拼命干着一份收入甚微的工作。可如果我不去客户家，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上门了。我倒不是从未料想过这样的状况。匱乏的福利往往意味着工作的报酬只会在最低收入线上下浮动。这福利看上去已经像是大发慈悲地为那些需要养家糊口的人开出的特例了。“我相信你。”我说道，看着米娅。我紧紧抱着她，我知道她应该跟着医生去的。
来了一名新护士把米娅领去做手术了。又有一名护士给我拿了一些文件：米娅术后几周的康复指南。
“你是丹和凯伦的女儿是不是？”她问我。我点点头。“我猜我认出你了。哦天啊，米娅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她跟你小时候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见我一脸迷惑，她终于做了自我介绍。原来16岁时，那个替我处理了一起撞车事故的诉讼律师就是她的丈夫。“你爸妈开始去伯尼教堂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们啦，那时你还在穿尿布呢。”
“穿尿布”这话倒是让我想起妈妈以前总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当年，他们在某个礼拜天早上匆匆忙忙地冲进教堂，布道都已经开始了。爸爸把我递给妈妈，她的手摸到了我的光屁股。那时我还不到两岁，他们也才21岁。他们匆忙出门的时候，忘记给我换尿布了，身上也没带。不知这位护士那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我想知道，她那时有没有搭把手。
她的闲聊陪着我打发了米娅手术的那段时间。我在网上读过很多文章，说小孩子从麻醉中醒来后会有各种状况。可是我心理上还是没有准备好。能有人帮我转移注意力是好事，她陪着我，让我的呼吸保持顺畅。失去孩子、孩子没能从麻醉中醒来，或是手术出了什么大问题——我必须摆脱这些胡思乱想的念头。我需要保持坚强，就算不是为了自己，至少为了米娅。我俩都承受不起额外的压力了。
9点的时候，米娅被送进我在的房间。她躺在一张轮床上，嘴里塞着纱布。她的脸上全是泪水，可能是出于愤怒，小脸通红。她的眼睛四下打转，因为害怕，瞪得大大的，仿佛看不见似的。他们把轮床推到屋里的一张固定病床旁边，好方便她爬过去。我弯下身子靠近她，一只手托住她的背，在她耳边轻轻说话，不知道她听不听得到，不知道她的耳朵痛不痛，他们在：里面做了什么。没有我在身边握着她的手，她一个人在手术室里会多么害怕啊。“好啦，宝贝，都好啦。”
米娅蜷起身体，侧躺着，整个身体都是僵硬的。接着，她开始打滚，低吼，开始拉扯手上的输液针。一个护士和我尽力阻止她。米娅摆动着四肢，把嘴里的纱布吐出来，然后跪起来。她伸出双臂要我抱，手臂把接在上面的输液管带起来了。护士和我对视一眼，朝我点点头，允许我抱住我的女儿。我把她稍微举起来，放在膝上，把她搂进怀里。我轻轻摇着，在她耳边反复说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想喝果汁。”她低低地说，无力地瘫在我的怀里，或许是因为痛得厉害，她话都说不完整了。我听见她的低语。护士递给米娅一只鸭嘴杯，她坐起身，喝了大半杯，接着又钻回我的怀里。
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带着穿戴好的米娅站在了停车场上。她依然黏着我，但我不急着把她抱进车里，开过几个街区回家去。这时候，医院里的几个人匆忙地拥着我们一起出来了，还借给我一台米老鼠造型的加湿器。“啊，我们这儿做事手脚都很快。”一名护士帮我把加湿器往车盖上一放，这样说道。我在停车场里抱着女儿站了一刻钟，望着这幢大楼，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那个早晨，我们撑过去了。米娅撑过了这场手术。可在那一刻，沉甸甸的心事又袭上了我的心头。这一刻并不值得庆祝一番，因为我们还会踏入一个新的深渊，我必须在孤独的深渊中学会一呼一吸。这是一层新的生活困境。我要在这样的生活中醒来又睡去。
下个星期一，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植物之家做月度清洁。在我到达之前，这家的女主人已经把地上的所有东西都搬空了。她把毯子卷起来，把一堆一堆的杂志放到椅子上，成堆的书、健身器材和鞋子扔到了床上。她的要求最为强硬，也是我所有客户中要求最为具体的：深度清洁地面、厨房和卫生间的所有地方，把窗台、窗框的黑色霉菌清理干净。
植物之家的主人是两位空巢老人。儿子搬出去后，他的房间似乎就没怎么动过。他的一些奖杯依然摆在床后的窗台上。妻子上钢琴课的时候，他们会搬进一张桌子和一台电子琴。我在想，直接用靠前门的那台直立式钢琴会不会方便一些。丈夫可能是个牧师，反正是在教堂里工作的。他们的墙上没有挂画，但挂着他们用框裱好的手写祷词。
女主人往小板车上放置了巨大的绿植，我要把它们推到旁边去才能清扫下方的地面。客厅里的每扇窗户旁都有好几盆吊兰，不是搁在窗台上，就是挂在从天花板垂下来的钩子上。旁边还有很多蟹爪兰。几盆喜林芋长长的藤蔓被窗帘杆引着，垂落下来。我曾经偷偷掐了几棵吊兰的幼苗，把它们带回去，种在家里的小盆里。我也渴望被生机勃勃的绿植环绕。可是我没有钱从店里买幼苗。
卫生间里一盆植物也没有。但里面有霉菌。我从浴缸边缘一路清理到墙壁和天花板交接的缝隙处。女主人把浴帘卷起来挂在杆子上。她把脚垫和毛巾都扔进了洗衣机里。我上门的时候，发现卫生间里一片空荡荡、赤裸裸的雪白。我把她的空气净化加湿器关掉，这样一来，我的一举一动都发出了回声。我喜欢在卫生间里唱歌，听自己的声音在墙壁间回响。
我还小的时候，就在学校里的合唱队、秋季剧团还有春季音乐剧里表演过。我从没唱过独唱，可我喜欢上台。和朋友在街上走路时，我们会突然来上一段和声。空荡荡的房子再—次给了我放声歌唱的机会，不必担心有谁会听到。所以我能引吭高歌阿黛尔、泰根与莎拉[1]，还有蔓延恐慌[2]的金曲。[1]TeganAnd Sara，一个加拿大的双胞胎乐队。——编注[2]widespread Panic，美国摇滚乐队。——编注
米娅术后的那个星期一，我站在植物之家的浴缸里放声歌唱，声音涌动着，直到我突然泪如泉涌，哭个不停。
最后把淋浴间的墙擦干净时，我的眼眶中依然翻滚着泪水。我连忙用手擦了擦。我捂着眼睛，发出一声哽咽，跪倒在地，想起当时匆忙离开术后康复室的情景：米娅小口喝完了她的果汁，上过厕所后，我们就要走了。我甚至不能陪她在康复室里多坐一会儿。可是我依然会抱紧她。看她那个样子，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法好好开车看路。我斜靠在吸收了太阳温度的微热车身上，让她靠着我。余光看到她那双粉色的闪光凉鞋，我探出手掐掐她的小腿，接着是大腿。接下来，我伸开双臂抱住了她，将头埋进她的颈间。我可以为米娅守候，可是我也需要有人牵着我的手，为我守候。即便是母亲，也渴望得到母亲的爱护。
米娅很少见我哭。哭泣意味着承认失败。那感觉就像肉体与神志都宕机了。我尽可能去规避这种感觉。我最怕自己哭得停不下来，要竭力地喘气才行，混乱的脑海中甚至会产生自己应该去死的念头。坐在浴缸里那样号啕大哭给了我相同的感觉。我在身体失控的状态下彻底迷失了自己。万事万物都在身边打转，我觉得自己控制不住它们。但至少，我能控制住自己对它们的反应。如果每次有困难、有坏事在面前发生时，我都要哭，那我可真的会哭到停不下来。
当我处于放弃的边缘时，转机出现了。植物之家的四壁将我紧紧包围，我感觉到了安全。这座房子在同我说话。它见证了我搜寻电话簿、企图联系那些愿意募集资金帮助我支付房租的教会的经历，那时，我已经知道，自己在“第8类”上排到了5年以后。这栋房子知晓我，我也知晓它。我知道屋主人有慢性鼻窦炎，还囤了一堆偏方，我知道女主人会在卧室里跟着80年代的健美操录像带跳操。这栋房子见证了我给社工拨出的一通通电话，绝望地问他们有没有合适于我的现金补助。打扫这里的厨房时，我坚强地与杰米做着斗争。打扫客厅时，我会停下来，等着我的食品救济券续期到账。有时候，我会蜷缩在浴缸的怀抱中，植物之家的四壁用无声的寂静保护着我、安抚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