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收容所的那阵子，夜里米娅睡熟后，我会坐起身，在长夜漫漫中描绘起“幸福”生活。有一栋草地修整一新的院子，大树上拴着一架秋千。我们的房子不会大得吓人，但可以让米娅肆意地绕着它奔跑。或许还有一条狗，米娅可以在桌椅的横杆下面建造她的堡垒。米娅不仅有自己的卧室，还有自己的卫生间。或许还会有一间像样的客卧，或是一间我可以在里面写作的书房。一张真正的长沙发，一张配套的双人沙发。还有一间车库。要是真的能拥有这些，我想，我们会很幸福。
我的多数客户都拥有这些东西——这些我在半夜坐起来妄想的东西。不过，他们的日子看上去似乎也没比我的好过。多数人都要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好几个小时，为了保全自己的房子。他们的通勤时间可能比我的还久。我开始留意起他们厨房流理台上堆放的东西：一张有我车子那么贵的地毯收据，可以买下我半个衣柜的衣服的干洗账单。相比之下，我会把我的时薪折算成一刻钟的收入，再一点点累加起来，换算出我的血汗钱能付多少油钱。我一小时赚到的钱刚好能抵上我开车去第一个工作地点的油钱。而我的客户则要工作好几个小时来供养豪车、小船，还有一直用床单盖着的沙发。
他们也会为了购买典范清洁的服务而工作。而这家公司付给我最低的工资，要求我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让所有人满意。他们雇我来打扫家里，以为自己请到了一名魔法扫除小精灵，但实际上，我更像一个游走在房间里的鬼魂。由于缺少阳光照射，我的脸色灰白，因为缺觉，还挂着大大的黑眼圈。我没洗头发，就只在后面扎一个马尾，或是用头巾包住，有时候也戴帽子。我的那几条工装裤，膝盖都已经磨出了大洞，最后是老板看不下去了，要求我换掉。我工作赚到的钱很少能花到衣服上，哪怕是工作服。我还要带病工作。女儿明明应该待在家里，我却只能把她送去日托所。我的工作不含带薪病假，不含带薪休假，我也不指望加薪。尽管事实如此，但我依然渴望更多的工作。我的车的状况尤为重要，哪怕里面的一根软管断了、恒温器坏了或是瘪了一只轮胎，都会让我们破产，把我们打回原形，逼着我们退回到无家可归的边缘。我们生活，我们生存，生怕失去平衡。当我将别人的生活打磨得光洁如新时，我的困境却无人察觉。
大厨之家有两片厢房，一端是客房和书房，另一端是主浴室，旁边的走廊通向一间改装车库。这户人家养的两条白色威斯敏斯特狗总是在那里撒尿。我去打扫的时候，它们不是跟着伦德先生就是跟着他太太去上班了。有一次我没注意到，有一条狗在餐桌旁拉了一泡屎，我一脚踩了上去。我发出一声咆哮。米色的地毯。浅米色。要命得近乎纯白。我根本不可能把这摊屎渍擦洗干净。
我隔周的星期四要在这个大厨之家里打扫3个小时，但6个月以来，我只见过屋主人一回。这户人家是帕姆最早的一批客户，她之前每个礼拜都会来这家打扫2个小时，听说这事后，我对她肃然起敬，因为这房子大得不得了。在那里干活，我肯定会汗流浃背，忙得连消息和电话都不敢接，生怕自己没法在指定时间内做完。我绝对不可能停下来——就为了把地毯上那摊棕黄色狗屎擦干净。
那一天，我还要做一户人家——抽烟女士之家，也是上门3小时，从这里过去不到20分钟的路程。把日程排得满满的不啻一种逃避手段。3个、4个，哪怕6个小时，我都要动个不停从流理台的左面擦到右面，擦洗水槽，扫地，掸灰，清洁狗留在玻璃滑门旁的污渍，给整个走廊吸尘，擦马桶，把镜子擦得干干净净，但不会停下来看一眼自己的倒影。不去想自己日益酸痛的肌肉。火辣辣的刺痛已经蔓延到了我的四肢。连续几周的相同活动——从开始做到结束，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方式，每隔一个星期——已经让我停止了思考，不再去想接下来要干什么。这些活动已经成了我的日常，全然自动化。因为操劳，我的肌肉紧绷绷的。房子里的劳动日常更像是我急需的喘息之机，可以让脑子放空一下。因为在生活的其他层面，我要面对一个比一个艰难的抉择。但我感觉这种逃避似乎过于无脑，致使我陷入了狗屎般的困境里。
大厨之家是让我眼热的一户人家。看看这里的风景还有院子：树上结着苹果，任凭它们掉下来烂在草地里，被除草机碾过。我想拥有一个他家这样的后门廊，搭配着一整套光亮的木质家具和深红色靠垫。我想象着这户人家在周末午后慵懒地待在这里的样子——烤架上烤着大虾，手里端着高脚杯，坐在从屋里延伸出来的条纹凉棚下，小口啜饮着冰凉的粉红起泡酒。像梦一样。这些人住在玄关挂着巴黎风景画的房子里，每天都享受着这样的生活。
他们厨房的流理台上堆满了食物，整齐摆放着许多罐高级饼干，看得我直流口水。到了圣诞节，那布置更是精美绝伦。我曾经停下来仔细打量过他家圣诞树的装饰。他们每年都会买上一套霍尔马克公司的“冰雪小友”。我们在阿拉斯加的时候，妈妈也收集了很多年这东西。父母离婚后，妈妈把这些都留给了我，不过我在搬来搬去的时候搞丢了一大半。我望着印有1985年标签的装饰品，回想起我们在阿拉斯加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我把小装饰紧紧攥在手里，回想起妈妈揭开包装，露出里面坐在独木舟上的因纽特小人和小狗，她让我把小饰品挂到圣诞树上的场景。距离圣诞节还有半年，我却意识到自己可能买不起一棵大到能在上面挂饰品的圣诞树，放在我们的小公寓里。米娅往往会和杰米一起过圣诞，我则带她一起过感恩节。我多么希望她每年过圣诞节时，树上都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小饰品。在我小时候，这一小小的传统不曾让我留意，而如今，这一切却让我无比渴望。
在大厨之家。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楼上度过的。有时我会靠在车边，弯下身子，用一只手按摩脊椎底部的肌肉。我对疼痛并不陌生，弓着背连续工作几个小时让我吃足了苦头。我的脊柱弯得像个问号，我还为此跑了好几次急诊室。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它，要一直吞服800毫克剂量的布洛芬。最近，我犯了一次错误：我稍稍弯下腰，试图抬起沙发一边，往墙壁挪一点儿。它似乎有我的汽车那么沉，但我的背部肌肉只准备好抬轻的物件，像一根皮筋猛然松脱。一连几天，我只能咬紧牙关忍受着痉挛，疼得睡不着觉。我不是很清楚止疼药有什么副作用。但它们让我变得呆滞，像喝高了似的觉得恶心。
看到大厨之家的柜子上开始放满大瓶的氢可酮镇痛药时，我简直想顺一点儿走。我打扫的大部分房子里，都能在卫生间和医药柜里看到处方药。但这座房子，几乎每一个房间里都放着一大瓶镇痛药，而且我每两个星期来一次，都能看到它由满变空。
朗尼和我从来不会提起那些没有人的房子里显露出的秘密。我的多数客户会服用助眠剂，还有一些在吃抗抑郁药，或是止疼药。或许他们能更轻易地接受医生的治疗，或是拥有医保，里面的条款能让他们慷慨地开处方药。或许他们享受的医疗保健制度直接将处方药作为了解决方案。尽管帮米娅争取到了医疗补助，但我的收入已经超出了享受医疗补助计划的范围，所以我不能因为背痛、慢性鼻窦炎或是咳嗽而大摇大摆地去看医生。谢天谢地，至少米娅有补助，我不用担心她。这份补助的申请流程和申请食品救济券要填的表一样。我掏不出钱供她去做常规体检或是接种疫苗，更不用说送她去做先前的那种手术了。可我总会想，那些医生护士在看到我使用的保险类型后，是否会因为米娅用的是医疗补助计划，对我们进行差别对待。尽管常规检查、理疗甚至妇科检查对我大有好处，但我根本出不起钱。我必须小心翼翼，不让自己受伤，不让自己生病，自己处理好身上的伤痛。然而，即便是维生素、治疗感冒发热的成药，甚至泰诺、布洛芬这种药，也是一笔很大的花销。我只能根据自己的收入，精打细算地分配预算。与疾病和疼痛相随，是我的日常，也是我疲惫的来源之一。但为什么我的客户也有这些问题呢？拥有健康饮食、健身房会员、医生，以上这一切就能保证一个人健康快乐地生活吧？不是这样吗？或许，要保住一栋两层的房子、一段糟糕的婚姻，维持显赫生活的错觉所带来的压力压垮了他们，如同贫穷击倒了我一般。
我打开所有车窗，，一路开去抽烟女士家里。外面应该有30度左右了，那就意味着等我回到家后卧室会有30多度。我浑身淌着汗。她家的多数窗户朝北，所以会凉爽一些。但这些窗一直都紧闭着，屋里闷闷的，残留的烟味和芳香蜡烛的气味混在一起，让我直犯恶心。进屋后，我把活页夹放到流理台上，上面还有一台无绳电话，旁边是一本记事簿，记录着她去美容院和水疗馆按摩的预约。我注意到她留了个便条给我：“我觉得你会想在家里放个香氛蜡烛的！”我拿起那个银色小罐子，打开后，看到了里面的橘黄色蜡烛，它散发着一股美妙的熟桃气味。我最爱的香味。我笑了，又深深嗅了一口，随后把它收进我的小包里，接着打了卡。
抽烟女士对我来说是个谜。有一次，我比她预约的时间早到了两个小时，我们便在厨房里简单地打了个照面。我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她便急匆匆地跑出去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她已经一丝不苟地化好了妆、做好了头发，这倒是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我总是会在她的卫生间里看到全新的化妆品包装，有抗皱霜的，或是一些小东西的，每样东西的标价都超过50美金，不过我还从没见过空瓶或是快用完的产品。每隔一个星期，她就会去做按摩、脸部护理、美甲和修脚。我常常会想，这些东西是不是她去那里时有人劝她买下的，实际上，她并没有多大兴致去用——不过，她的外形却证明并非如此。她的脸完美无瑕，哪怕是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四下午。
她的房子坐落在一座高尔夫球场旁边。高尔夫似乎是她投入了许多时间的爱好。楼下洗衣机上方的柜子上放着她的积分卡，还有一张她和泰格·伍兹站在一起的合影。照片里，她穿着一件白衬衫，搭配着紧身白短裤，头发高高盘起，还戴了一顶遮阳帽。时光仿佛在这栋房子的楼下停住了。每当我拖着吸尘器，拿着抹布和清洁篮下楼时，都感觉自己像是走在一座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住宅里。白色地毯上放置着过时的家具，客卧里摆着加拿大鹅的装饰摆件—一我发誓跟我小时候家里的那种一模一样。书房里有一张刨花板书桌，一台看上去像是老古董的缝纫机，对面还放着一台老式电视录像一体矾，跟我家里的那种一样。
至于楼上，陈设就现代多了——硬木地板，新的流理台，还有不锈钢门的电冰箱。据我观察，那里面主要装着瓶装水和生菜。
楼上的家具时髦又现代，可是从上面的积灰来看，似乎没人用过。她的衣柜里有一件棕色绒开衫，让我眼馋不已。每一次在那里吸尘时，我都会停下来，拉开它的拉链，披到身上，把帽子戴到头上，感受袖子盖过手掌，拂过脸庞的柔软。
很难看得出这房子里有人在住，除了与主卧连通的那间小卫生间和厨房旁的客卫。每次把马桶盖掀起来擦洗里面时，我都会皱眉，边缘上总会有溅上去的呕吐物。
去过几次后，我的眼前开始浮现出她在家中的生活。她丈夫在镇上开着一家建筑公司，离这里有一小时的车程。当时是2010年，建筑生意似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他们或许深陷于朝不保夕的焦虑之中。屋子里的布置好像一直在准备迎接着一场晚宴似的，桌上装点着假蜡烛，还铺着餐垫。可是从桌椅上的积灰来看，我相信宾客满堂的喧嚣晚宴几乎没办成过。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坐在炉灶对面的那个吧台边。灶台后面有一个接着通风管的风扇，离她很近，那里总是积满了烟灰。她的位子旁有一台小电视，旁边就是她的记事簿和无绳电话，地上散落着面包屑。
餐桌旁的一个柜子上摆着几只电子香氛炉，里面散发出的混合香气让我头疼。有一次，她把一只打火机留在了记事簿旁，但是除了在水槽下看到的一只洗干净的烟灰缸，我并没有发觉她抽烟的迹象。不过有一天，在从车库出来的路上，我留意到一台冰柜。，我打开盖子，看到了里面成箱的维珍妮牌女士香烟。我望着它们，露出了微笑。谜底揭开啦。
我似乎看见她的下巴搁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掐着香烟，深深吐出一口烟，任凭它们消散在排气扇后，接着，她站起身，理理头发，把烟灰倒在车库的地面上，接着把烟灰缸擦洗干净。我不知道她是否随身带着香烟，或是只会在家里的哪个角落抽一根。这并不是抽烟的问题，我自己也会时不时抽几口，所以我完全不介意她抽烟。不过，她花费了大量精力来维持完美整洁的表象，这份神秘感让我着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