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我的众多客户里只有一户人家——植物之家——用了摄像探头。女主人对我实话实说了，倒让我措手不及。我勉强点了点头，就好像安装摄像头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农场之家有两层楼，地上都铺了深蓝色的地毯，上面沾满了她家猫猫狗狗的白色毛发。楼梯上也铺有地毯，毛发就卡在角落里和台阶的每道接缝里。去这家做之前，朗尼说她研究过公司里所有的清洁工，想找一个适合的人去植物之家打扫——我是能留住这家客户的最后人选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和其他清洁工与众不同，因为我很少跟她们一起搭伴干活，我也没法比较我们的技艺和职业操守。我害怕被别人发现自己没在干活。在与杰米无数次的争吵中，他老是教训我：“你整天就知道坐在这里，除了带小孩什么都不干，卫生间里都一团糟了。”想到这话我就会发抖。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那种感觉。哪怕感觉自己把能干的都干了，我还是觉得做得不够到位。
自从在超市里偶遇了那对老夫妇后，我下意识地把自己救济受领人的身份钉在了更沉重的耻辱柱上。我仿佛戴上了一顶脱不掉的帽子，仿佛有人无时无刻不拿着摄像头盯着我。人们和我聊天时很少会想到我也是要靠食品救济券过活的，他们总是把“那种人”挂在嘴上。尽管我绝不是“那种人”——外来的移民、有色人种，或是常常被视为社会渣滓的某些白人。
每当想到使用食品救济券的人，人们眼前绝不会浮现出我这样的人：一个平平无奇的白人。一个他们从高中起就认识的文静好姑娘，一个邻家女人， 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或许我的真实处境会让他们担忧起自己的境况。或许看到我，他们会想到自己也有可能遭遇到这种惨状，丢了工作，离了婚，他们也会落到和我一样的境地。
社会上似乎总有些人寻找机会去批判、斥责穷人，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配接受救济。看到有人拿着一张EBT卡买了些贵的肉，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用食品救济券的人都是这副德行。有些人会紧紧盯着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待在家里才有安全感，。即便不去工作，或是不照看米娅，我也要找些事情去照料。我感觉坐下来就表示我做得还不够到位——就和别人眼中那些吃救济的懒人一样。懒洋洋地躺下来看本书太过于放纵，这种闲暇时光还不如再上一节课。我必须不停工作。我必须证明自己有资格领政府的补助。
尽管有时候，我也会出去约个会来逃离这种生活。我会给以前的男朋友打个电话，去见网友，或者去见表亲珍给我介绍的对象。在尴尬的几个小时里，我可以摆脱母亲的身份、女佣的角色，做回自己。这能让我相信我做回了自己，这远比约会重要。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聊起书和电影时，我感觉都不像是自己了。可有时候，这种平行的人生正是我需要的，可以让我从现实中剥离出来。然而，出去约会渐渐变得无趣，乏味，这加剧了我的孤独，如同与世隔绝。发出去的信息没有回复，打过去的电话直接被转入语音信箱，这一切都意味着拒绝，证实了没有人爱我。我憎恨这种迫切的渴望，我也肯定男人们都感觉得到，就如同一股扑鼻的臭气挥之不去。除此之外，与人交际时，我也不断被提醒着——其他人都拥有正常的生活。这种提醒让我感到很痛苦。他们买得起音乐会门票，吃得起外卖，可以出去旅游，不会因为这些开销晚上愁得睡不着觉。尽管米娅黏糊糊的小手无时无刻都会来拉我的手，我依然渴求着关怀，渴望被触碰，渴望爱。我一直渴望着这一切。我想坚强起来，不再需要它们，但始终做不到。
我陷入了无望的深渊。每天早上，我都要顶着万分的焦虑出去工作，尽力开着完好的汽车回到家里。我的背疼个不停。我会猛灌咖啡来遏制饥饿。我感觉自己再也爬不出这个无底洞了。唯一真实的指望就是去上学：接受教育将会为我带来一些自由。这一定得行得通，否则就白白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我像个度日如年的囚犯，计算着自己还有多久才能修满足够的学分、拿到学位。还要3年。佩尔助学金和英才计划只能应付学费，但修的课程要用到的教材我得自己掏腰包。有时候我会去亚马逊买点儿旧版的二手书。3年来，无数个黑夜里，我埋首读书、写论文，应付考试。做一个卑微的女佣只是我短暂的生活。有时我含着眼泪入睡，唯一的慰藉便是我知道自己绝不会止步于此。
所以我不再出去交际了，而是让工作填满空余的周末。我找到了一个新客户，星期六要打扫4个小时。周末把米娅送到杰米在汤森港的地方开车只要45分钟。我把这户人家称作周末之家，因为我去打扫的时候家里总是有人在，但我们一直都不怎么熟悉。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只有几周大的宝宝住在这里。奶奶之前和他们住在一起帮忙带孩子，她的临别赠礼就是雇我每两个星期上门打扫一次。
他们不想在家里没人的时候让清洁工上门打扫。这也没什么，但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刚把厨房流理台擦过一遍，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进来烤面包片；刚拖完地，他们就踩了上去。他们和带小孩过来玩的朋友们谈天说地，我却要像个隐形人一样给他们送吃的。
第二次开车上门时，我发现他们的前门锁掉了。我敲了好几次门，最后只能拢起手压在车库的窗户上往里看。透过异常干净的玻璃，我发现里头空无一人，尽管那是星期六的一大早。我只能打电话给朗尼了。
“他们家里没人，朗尼，”我几乎冲她吼起来了，我很少发这样大的火，但这情况太让人生气了，“他们就没说过会在哪里放把钥匙吗？”
“没有，”她说，“老太太只跟我说过他们会一直在。我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可能就是临时出去了，正在往回赶呢。”
我没有交通贴补，竭力不去计较跑这一趟要花费多少油钱。可不用多想我也知道，跑这趟要花掉10块钱，还不算要上缴的税和自己洗抹布的钱，这些就已经比我一个小时赚到的钱还要多了。听到朗尼回电跟我说他们忘记有这回事了，我不安地抿紧了嘴唇，拼命忍住眼泪。
“他们有说希望我明天再来还是怎么安排吗？”我问，“要是时间早的话，我也能来。”
“不用了，”我听见朗尼叹了一口气说道，“他们取消了。”
我沉默了有一分钟。朗尼从电话那头唤了唤我。“在呢。”我回应道。她问我是否还好，我说不好。“你可以问问帕姆吗？至少，能不能把这次的油钱补给我？我花了一个钟头开着自己的车来到这里。我没剩多少钱了，你知道吗？”我抹了抹脸，还是没忍住，眼泪顺着面颊滑落下来。我只能尽力别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太哽咽。朗尼说她会想想办法，但我之前听帕姆说过，经济倒退让生意变得难做，她们不得不将额外的费用控制到最低。我开始后悔提这个要求了。
两个星期后，我又回到了那里上门清洁。在门口搬工具的时候，男主人朝我走来。“我真的很抱歉。”他说。我点点头，从后裤袋里抽出一条抹布。“我们不太习惯有人在周末上门来打扫。”
“没关系。”我牢牢握住了瓶子说道。
“给，”他掏了掏后裤袋，拿出两张西雅图海军棒球比赛的票，“是明天晚上的票。”他作势要递给我，“你拿着。”票面上描绘着棒球队员投球以及滑入三垒的英姿。这票不便宜，还是好位子。我小时候去现场看过比赛，1995年的季后赛，那时候场上还有小肯·格里菲、埃德加·马丁内茨，还有兰迪·约翰逊。不过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我俩站在他母亲要我抛光的石砖地上。在我把抛光机从汽车后备厢搬下来之前，帕姆还给我演示过怎么用。这东西在我后备厢里已经放了三个星期，占据了大半的储存空间。显然，他也不想我在那天给地砖抛光，因为那天会有人在他家给卫生间重新铺地砖。我知道，他压根不知道这事让我多不高兴。
我又一次低下头看着那两张票。我根本出不起开车去体育馆的油钱还有那里的停车费。我望着他疲惫却又幸福的笑脸，他肩上披着一条蓝色的婴儿毯，应该是刚刚给他喝完奶的儿子拍饱嗝了。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熟悉的疲惫。他有了宝宝之后的生活应该和我的截然不同——一座大房子，好车，秋千架和蹦床，还有带着吃的上门、随时可以来搭把手的亲朋好友。不过，作为父母的责任是共通的。甚至和我的也是一样。
“没有关系，”我说道，尽力表现出我真的不在意，真的不再生他的气了，“你应该把票留给自己看，或者给能去的人。我去不了。”我不想告诉他我出不起油钱，可我也怕他直接给我钱。
“没事，你可以转手卖了它们，”他说，又把票往我面前伸了伸，“你挂到克雷格列表上去，我保证一定马上就能出掉。这可是前排的好位子。”
我眨眨眼。“真的吗？”海军队比赛的第四排座位。我像米娅那么大的时候，做梦都想要这样的位子。我又看了看他，在想他是不是那种半夜起来给孩子换尿布的爸爸，是不是那种一边在厨房温奶瓶一边摇晃着宝宝，最后两人在沙发上睡着时他依然抱着孩子贴在胸口的好爸爸。我认为他是。
“好啊。”我低头看着票说道。他又一次把票递了过来。我伸手去接的时候，他伸出手捏了捏我的肩，似乎想给我一个拥抱。
他说得没错，这票很好转手。第二天下午，我在网站登了条广告。我和买家在洗衣店碰了头，最后以60多块钱的价格愉快地成交了。
“这是我给儿子的生日礼物，”他说，“他要4岁了。这可是他看的第一场棒球赛！”
我笑着祝他们玩得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