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渐渐过去，缓缓落下的太阳给我们的小屋带来了粉，橘、紫的色彩，不会再有让我们在床铺上大汗淋漓的暑气。米娅又可以在晚上9点前入睡了，留我一人坐在餐桌旁。在这些夜里，我听见一辆辆疾驰的汽车驶过高速公路，隔壁的男孩子们蹲坐在路肩上闲聊抽烟，烟雾飘进我的窗户。我坐在桌旁，累得看不进书，只是把日程本摊在眼前，便于回想起每星期、每两个星期以及每个月轮流上门的20个客户。多数房子需要我花上3个小时来打扫，一天里我一般要跑两户人家，但有时要跑三户。
作为一个32岁身上还带着几个文身的单身母亲，我总是觉得自己和米娅与周围的传统氛围格格不入。米娅一连几天都穿着她的猴子套装或是蓬蓬纱裙，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卷发。我们一起买菜时，与那些整洁光鲜的全职妈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有一天早上，我们在麦片货架前与她们擦身而过，瞥到她们手上巨大闪亮的婚戒，还能看到她们蹒跚学步的孩子被牵引绳拴得牢牢的，身上的衣服一尘不染，梳着马尾辫，别着漂亮的发卡。
其中一个女人朝我这边看了过来，脸上立刻绽放出温暖的笑容。我认出她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不过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她问了我们的近况，还问我们住在哪里。我一一回答后，她又问我有没有把米娅送去麦迪逊后面的日托所，就是我们举家迁往阿拉斯加之前，我读了几个月二年级的那所小学。我摇摇头。
“能送她去的地方很有限，”看到她露出疑惑的神情后，我继续解释，“如果要去学前班，需要从我的育儿补助里扣，而且私立学校不接受这个。”我曾经给蒙台梭利当地的一些私立学校打过电话，提出以提供清洁服务来抵学费，可是没有一所愿意接受。米娅一定能在一家像样的学前机构里体验到更为丰富的环境，远比待在日托所里强得多。我试着每天在她睡前为她读上半个小时书作为弥补。
“朱迪奶奶的日托所是基督教青年会托办的，我很肯定他们那里接受国家补助。”那个女人说道。
“朱迪奶奶？”我问道，把第三次试图躲到我裙子下面的米娅一把抱了起来。女人轻轻摸了摸米娅的脸，可是米娅僵着身子别过头去。
“她在经营这家日托所。她就像孩子们的亲奶奶一样。”女人跟我说，“我家里的几个孩子有时候还去她那里呢。日托所就开在那所学校的副楼里，朱迪人特别好，孩子们在她那里就像去自己奶奶家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朱迪奶奶敞开温暖的怀抱迎接我们的到来。我们刚认识时，她有一次热情地把我拉进自己办公室，坐下来聊，让我们熟悉彼此，她大概是注意到我度过了艰难的一天。那时我感觉自己无助又沮丧，坐进她的办公室后聊起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开始哭个不停。朱迪递给我一张纸巾，开口道：“你是个很棒的母亲。我看得出来。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个好妈妈。”我望着她，抽噎着，意识到之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些话语让我从朱迪奶奶身上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米娅可以在这样一个充满关爱的环境里度过一天，我离开她去工作时也觉得好受了些。我尽可能多接几户人家，用自己的客户填满公司安排的工作的空隙，收入也翻了一番。那年夏天的某个月里，我把所有账单都付清了。我和米娅成了不可分割的两个人，一起高歌着沙福赞·史蒂文斯的《永恒的自我>>，米娅管这首歌叫“啊哦”歌。“失去了一切！啊哦！”我们把这首歌当作了我们晨起的欢乐歌谣，在我们奔出家门去各自该去的地方前都要听一遍，这感觉棒极了。我们养成了一套习惯。秋天来了，我牺牲掉睡眠时间，埋头苦读了一大堆网络课程。课业繁重的时候，晚上我会喝上一大杯咖啡，来完成作业。在周末，我也会努力学习。上课的时候，虽然身体上会筋疲力尽，但我脑子里很清楚：上学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能让我们获得地位的事情。
帕姆和朗尼根据自己的工作速度来估算每个房子的打扫时间。不过她们都是身材走样的中年女人了，而我却像一个飞檐走壁的忍者。在做了一个月全职后，我需要在裤子上束一根腰带，因为我怎么都长不胖。如果我在指定时间之前完成了工作，她们会让我做慢一点儿。客户会因为打扫的时间少了而少付我钱。她们还是希望拿到报价上的数字的。为了保证接替我的人的公平，我需要在预估的时间里完成工作。
在有些房子里，这种情形就意味着我可以停下来歇一会儿，翻阅放在床头柜上和流理台上的书。我开始留意到那些房子里逐渐增加的酒瓶，藏起来的巧克力，从商场里买回来的、几个月都没拆开购物袋的东西。这些人是如何对付日子的？我对此渐渐生出了兴趣。我四处窥探，因为我觉得无聊，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的应对机制。
我爱上了这些没有空荡回音的屋子。我喜欢在亨利家度过的那几个星期五早晨。在他们屋里的日历上，我有自己的名字——“斯蒂芬妮”，而不是“清洁工”或是“女佣”。但我不会在那些把我当透明人的家里四下窥探，也不会去探看典范清洁以外的客户家的东西。我们彼此留有尊重，随着时间流逝，我还和几户人家成了朋友。这种窥探就如同剥落线索，那些人看似过着体面的日子，在种种迹象下，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秘密。尽管拥有财富，拥有众人美国梦中的双层豪宅——装着大理石洗手池的卫生间、能够透过落地窗看到海景的办公室——他们的生活却始终缺了些东西。那些隐藏在黑暗角落里的物件，那几本为了寻找希望的自救读物，都让我着迷。也许他们需要更长的走廊和更大的衣柜，来把那些令他们害怕的东西藏起来。
洛丽的房子是专门为她（她患有亨廷顿舞蹈症）和那些知道如何看护她的人打造的。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正对着电视的一张软椅上度过。她几乎说不了话，不过她的看护似乎能明白她的意思。她的四肢有自己的想法，两条腿有时会直直地蹬在半空。洛丽的看护要喂她吃饭，扶她上卫生间。每当我给电视剧和摆满照片的架子擦灰时，洛丽深色的眼睛都会警觉地望着我。
每两周的星期二，我要在她家干上6个小时。这幢房子很大，是由她丈夫设计的。许多个周末，他就睡在楼上的一间复式公寓里。洛丽有一群看护轮流照顾她，不过我每次上门的时候都是贝斯在。她会主动问我要不要咖啡，但我很少接受。有时我会一边打扫一边和她聊天。
在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上门打扫的那个早晨，米娅的DVD机坏了，那是特拉维斯买给她的生日礼物。米娅坐在车里哭闹不止。我们一直靠着这台机器撑过漫长的车程。埃尔莫那首唱耳朵鼻子的歌我已经听了无数遍。那天早上到洛丽家时，我的心里一团乱麻，带着所有的清洁工具冲进主卫——这间屋子比我住的公寓还要大。
我扎进那间屋子，躲开贝斯，试着恢复冷静。这是主屋里唯一带门的一个空间。浴缸四周被窗户包围，我要爬进去把窗台擦干净。“你甚至都不能换一台新的。”我的脑海里回荡着这句话，心里一阵暴躁。我将身体团成一团，坐了起来，喘着气，抱紧自己的大腿，开始摇晃。DVD机连100块钱都不到，可我就是连个新的都买不起。想到这里，一连串我给不了我女儿的东西接连浮现出来：一幢漂亮的房子，一个家，她自己的房间，装满了食物的储物柜。我把自己抱得更紧了，无暇去抹掉脸上的泪，开始默诵着我的祷词，试图消散足以吞噬我的消极恐惧情绪，试着安抚自己的心神，不让这股源源不断的下坠力量将我拖下恐惧的深渊。
我爱你，我守候着你。我爱你，我守候着你。
无家可归那阵，有位治疗师向我介绍了祷词疗法，反复默念“没人会死于惊恐发作”之类的话语，或是想象女儿荡秋千的样子，再伴随着钟摆的节奏进行深呼吸。这些都没用。我需要知道有一个人可以改善我们的处境。那年夏天，我咬紧牙关，我认定，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不是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家庭，那个人只能是我自己。我要停止妄想有个人会来爱我。我要靠自己，埋下头，在生活带来的苦难中艰难前行。
在DVD机坏掉的那个早晨过后，每当清洗洛丽的浴缸时，我都会邂逅自己留下的阴影——那个早晨，我蜷缩在浴缸里摇晃、低语着，等着自己喘过气来。有时我会站在那里，低头望着自己的残影——先前的那个自己。我满心同情，此刻更为老练睿智的我，仿佛要给那个影子送上一份关切的安慰。在惊恐的时刻，我开始试着向那个睿智的自己寻求帮助，那个过了10年、撑过一切艰难的自己。我必须相信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有一个星期二，我打电话给帕姆询问能否把在洛丽家的打扫拆成一天3小时，分两天来做。因为鼻窦炎，米娅病了好多天，还转成了急性结膜炎。我不能把她送去日托所，但也承担不起错过工作的代价。我打电话给杰米，拜托他先帮忙照顾几天。我打算先把她送去急诊室处理一下，然后开车去渡船码头和杰米碰头，随后回到洛丽家，干到晚上，完成工作。
米娅和我经常睡在同一张双人床上，哪怕她身体还好的时候，这么睡也不舒服。她睡觉时会乱蹬被子，还会踢我，手甩来甩去，常常一拳砸在我眼睛上。过去几天里，她鼻子堵住了，发起烧。她身上一直不舒服，到了夜里就会哭闹不止，要我哄。我已经连着几天没睡好了。
成为单身母亲后，我往往会把我们的近期状况概括为“精疲力竭的新高度”。我的大部分日子像一艘拖着破败马达在大雾中漂浮的小船。有时，重担会减轻些许，让我能够看见，能够思考，能在一个午后轻松地调笑，活回自己。自从我俩相依为命地过活，这样的时刻也不多了。无家可归之后，为了不再回到收容所而日日拼命后，这样的时刻就不多了。可是我在心里做好了准备，去迎接又一个新的高度——在排满工作的日程表上加上繁重的课业。我不怎么去思考这些事要怎么做到。我只知道自己必须做到。而我也真的做到了。
我在药房外的停车场里给老板和杰米打电话。我跟老板说，几个小时里我就能赶到洛丽家——把米娅送到杰米那里只要一个钟头。电话那头，杰米的声音火冒三丈，但我没理会他。他不肯给米娅吃药，也不相信医生，怪日托所害得她总是生病。那天早上我没空再多搭理他，搞得他火更大了。我打断他，告诉他我会带上药，把米娅送去，怎么吃药都要照着医嘱来。
“这种抗生素只会让她病得更重。”他酸溜溜地说。每次米垭鼻子或耳朵感染需要吃药时，他都这么讲。我也不愿给她吃抗生素，因为我知道这些药遮掩掉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让她生病的。可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
“你就照着办吧，杰米。”说完我翻了个白眼，挂断电话。接着，我转过头看了看后座上的米娅。她穿着一件红T恤，上面印着一匹戴着牛仔帽的卡通马，下身穿着一条膝盖上破了洞的弹力裤。她的膝上放着我花了5块钱在沃尔玛给她新买的浴盆玩具——一条小美人鱼，蓝色的尾巴碰了热水后会变成紫色。她望着我，呆呆地擤了擤鼻子，眼睛红通通的，眼角积着黏液。我拍拍她的膝盖，揉揉她的腿，接着转过身，深吸一口气，发动了汽车。
我们沿着20号高速公路往海湾方向开。自出生以来，我就在芒特弗农和阿纳科特斯之间来回奔走了。有一段路让我想到，自己在米娅这么大时从我们家去往外公外婆家的路上抬头看星星的情景。那天是圣诞夜，我瞪大眼睛看着天，寻找鲁道夫的红鼻子。米娅是我们家族的第七代了。我也曾希望这些深厚的根源能将我们维系起来，但没有。它们早已不存在了，埋葬在过去了。我的家族故事依然与我们俩没什么联系。我已经厌倦了去问家人想不想见见米娅，我曾渴望过，或许我的祖父母、阿姨们、叔伯们能像我的那些客户一样，在家里摆满照片，把自己的孩子设成自动拨号的第一栏，在一个角落里给孙辈攒满一筐玩具。我对高速公路的熟悉程度不过尔尔，但这些记忆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几乎像一个物件一样传承下去了。
每当在绝望的深渊中困顿不己时，我就会想想这些事情。我还是庆幸杰米能照看米娅一个星期，我也知道自己势必会付一些代价。他会拿着这些来对付我，羞辱我只顾工作，以此为理由认为米娅应该和他过。
“妈咪，”米娅在后座说道，“妈咪。”
“怎么啦，米娅。”开车时，我的手肘抵着车窗，手扶着额头。
“我能把车窗摇低点儿吗？”她问我，病中的嗓音有些嘶哑，“我想让爱丽尔的头发像电影里一样飘起来。”我打开车窗，不去想那看上去有多可笑。我需要赶着去工作，我需要把工作完成。我要睡觉。
我们开上了将大陆和惠德比岛分开的运河。右边，一辆棕色的福特野马从我们旁边开过。我看向里面的司机，他朝我笑笑，指了指米娅的车窗。这时我看到，一绺红头发从米娅的窗口飘了出去。
“我的爱丽尔！”她尖叫道，双腿猛踢前方的座椅。她把爱丽尔拿得太外面，手没握住。
我收紧下巴，目视前方。米娅大声哭闹着，就好像我碾过了一只小狗一样。到了下一个路口，我看到一个掉头灯。还有时间，我想。我可以调转车头，在高速公路的东侧停下来，跳下车，捡起她的娃娃，然后开到下一个出口，走桥下面，再转回去，我们就能继续上路。在我困意正浓、以60迈的速度行驶时，后座上还坐了个哭闹不止的孩子，以上一系列行动听上去完全可行。
“我开回去帮你去捡。”我高声叫道，不想让她再发出这些要命的尖叫了。因为缺觉，我头痛得很，早上灌了两大杯咖啡才压下去。我已经连续照顾这个生病的孩子好几天了，我迫切地想要歇一歇。我只想让她停止尖叫。
转了一个弯后，我开到了左侧车道，先加速又减速，往左路肩靠过去。已经是9月了，可那天热得不像话。我从车上下来，踩上了沥青马路，疾驰而过的汽车带起阵阵暖风，吹起我身上那件穿了好多年的绿色旧T恤。我在隔开东西路段的草坪里搜寻着，马尾坠下来扫到脸，我使用一只手挡住。我看上去一定怪极了，站在草地中央，在一堆糖纸和装满尿的塑料瓶里寻找一只娃娃。
终于，我看到了一抹红发。走进一瞧，是爱丽尔。不过只有她的头。“该死。”我喘着粗气说道，又望向我的车，随后一哆嗦，心里一沉。这真是坏主意。米娅会因为这个坏掉的娃娃一路哭到汤森港，还不如弄丢了。或许她爸爸能把它修好，说不定能用胶带把头粘回去。接着我又看到了她的鱼尾，散成了两半。可就是没看见她穿着贝壳比慕尼的上半身。“该死。”我又骂道。正当我把它捡起来时，我听到一声巨响。
一声金属的撞击声，紧接着是玻璃爆裂的声音。我小时候就知道，这是车祸的声音，可我还从没听过这样的声响。
一辆车撞上了另一辆车。我的车。我的车后座上还有米娅。
那是玻璃在我宝贝女儿的脑袋边爆裂的声音，像一只玻璃球炸掉的声音。
我丢下爱丽尔的脑袋，尖叫着跑过去。不会的，我边跑边想。我来到车边，嘴里只剩下“不！不！不”的尖叫。
‘开驾驶座后方的车门时。只见米娅的安全座椅背冲着我，已经从原来的位置脱落了。后窗不见了。她大大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张大嘴巴却叫不出来。我深吸一口气，她冲我张开双臂。我把安全座椅搬了出来。她脚下的汽车底板已经弯曲，里里外外被撞了个粉碎，差点儿割到她的脚。她的两只小脚仅被那双带彩灯的凉鞋保护着，抬得高高的。
我解开她的安全带，立刻被她抱住了脖子，她使劲地一蹬座位，让我俩离汽车远远的。她的双腿紧紧环着我。我站在草地上，离这辆我们俩赖以为生的汽车仅有10尺。我紧紧抱着我3岁的女儿，感觉周身的一切都天旋地转起来。
另一个司机是个留着刺猬头的瘦小伙子。他把车停在几十米开外，朝我们走来。他的左眼旁有道口子。微风吹起他的短袖衬衫，露出下面的条纹背心。
“你没事吧？”他问道，双眼盯着米娅，“我的天啊，她是在车里吗？”
“她当然在车里，你这个该死的白痴！”我大吼道，那声音自己听着都陌生，不像是我的。“该死的，你怎么可以撞我的车？”他一言不发。“该死的，你凭什么撞我的车？”我反复质问道。我质问了一遍又一遍，其实这话并非是冲着谁去。话语淹没在米娅的肩膀间。我们怎么会遇上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会站在高速公路中央？就我们两个人，还有一辆我连钱都没还清的汽车，我要靠着它去工作，我们靠着它过活啊。那是我们的汽车，能让我们在路上移动的汽车，它和我们的手脚一样重要。
男孩退开了，我抵着米娅的额头，问她有没有事。
“我没事，妈妈。”她说。这孩子的声音异常平稳与冷静：“我们没事。”
“我们没事？”我吸了一口气问道，“我们没事？”
“我们没事，”她重复道，“我们没事。”我紧紧抱住她，感觉自己的身体从惊恐走向了悲伤。
一只冰冷的手拍上我的肩膀，我猛地转身，正打算将那个男孩胖揍一顿。这时我发现，那是一个小个儿金发女人的手。她哆哆嗦嗦地说着话，我根本听不清，可她的脸上显露出了担忧。
“你们还好吧？”她问。我不回话。我看着这个女人，她通透的样子犹如一个天使。这算什么问题？我还好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差点儿失去了我的孩子，我怀里的这个孩子，这个每天早上用双手捧住我的脸低声说“我爱你”的孩子，这个和我睡在一起、爱吃煎饼的孩子。这个孩子刚刚差点儿死了。
“我的女儿。”我大声说。这是我唯一能吐出来的话，我将脸深深埋进米娅的头发里。
又有一辆车停下了，就停在那个女人的雪佛兰越野车后面。司机正打着电话。我只能抱紧米娅。我哭个不停。我的车。我的车在路的那一头报废了。我那辆无可替代的车，那辆我根本换不起的车。那辆我需要它正常运转的车，能够保住我的工作、让我活下去的车。
警察到达现场，并对事故做出了评估。他们问我出了什么事，耐心地听我一边大喘气一边描述事情的经过。几个警察开始检查起我的汽车被撞后向左移动了至少有一英尺的轮胎痕。右后轮凸了出来，后方的金属已经扭曲破碎了。我车里的所有东西都因撞击挪了地方。播放机里的磁带被撞了出来，晃悠悠地吊在空中，随时都会掉下来。我忍不住去看米娅先前坐着的后座，她的安全座椅离那扇破碎的后窗不能再近了，还有拱起来差点儿碰到她脚趾的车底板。幸好，在撞击下，她的座椅被晃到一边远离了后窗，她没有受伤真是奇迹。
其中一个警察掏出一个卷尺，开始丈量。
“你干什么呢？”我问道。一股新的战栗爬上心头。
“我们得确定事故责任，女士。”他说，“请往旁边站站。”
责任。我的责任。当然是算我的责任。是我自己在该死的高速公路上掉头，是我跑下来去找一只该死的娃娃，把我的孩子留在车里，把她留在危险之中。
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救护员，一个奔向那个男孩，一个奔向我们。又来了一辆救护车，接着是一辆消防车。路上的车越堵越多，我试着无视那些探头探脑的张望，不去想那种犹如置身在一个鱼缸里的该死的感觉。
我和米娅在救护车里的长凳上坐好，我给她解开安全带后，紧紧环在我脖子上的双臂终于松了下来。救护员问了她几个问题，要她把胸露出来检查一下。救护员给了她一只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的泰迪熊，它闭着眼睛，如祈祷一般双手合十。
“要观察一下她今晚如何。”他说道。看着这人棕色的头发和眼睛，还有深色的皮肤，不知怎的，我想到了我的弟弟。“如果你在她身上看到瘀痕，或是发觉她哪里痛，马上送她去看医生。”他又检查了一下米娅，“你也可以现在就把她带去急诊室，拍个x光。”我看着米娅，试着厘清他说的话。我想到，整个情形本来有可能变得更糟，米娅可能会鼻青脸肿，断手断脚，血流不止，直接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抢救。我摇了摇头。整件事情的流程太让我迷惑了。我不知道医疗补助计划能不能报销救护车的钱，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几千块、我根本付不起的账单。我也不能丢下我的车——它几乎就是家里的一分子，它的后备厢里还装着我的清洁工具，是我们靠着吃饭的家伙。如果那些东西坏了，我还要自己掏钱买新的，我根本出不起这钱。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之前，我可不能这么走了。
米娅抱紧小熊，望着救护车里的器械。我眼前突然又浮现出她戴着氧气面罩奋力呼吸的样子，她的头发上凝结着血迹，脖子上戴着支架。这时，她张开怀抱要我抱她。我把她带回我们的车里，从包里掏出相机，在等待警察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候给她拍了几张照片。
、警察朝我走来：他个头最矮，谢顶，腆着个大肚子。他将几个我已经回答过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为什么要停车，我是怎么停下来的，我倒了多远，有没有把自己的应急灯打开。
“女士，我们会继续调查，并且向你的保险公司报告，”他说，“我们不确定那个撞了你车的男人是否有保险。”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双膝几乎支撑不住了。我有没有无保险驾驶人补偿？我必须有。我的车贷还没还清，那意味着我不仅能追责，还有全险，不是吗？该不该去问问？我记不得了。
他拿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张单据，连同我的驾照、行驶证和保险卡一起递给我。
“先生。”看见罚单上70美金的金额，我不敢去接。我试着说服自己是罪有应得的。我望着他蓝色的小眼睛问：“这会给我的财政状况带来什么影响吗？”
他看看我，又看看头转过来望着他的米娅，“我不知道，女士，”他不耐烦地说道，执意把罚单递给我，“你可以在法庭上起诉。”可我明白，这意味着我得做出反抗，和一个警察对着干。这个冷酷的男人，把一张罚单塞进一个差点儿失去孩子、满眼是泪的母亲手里。这个女人连车都换不起，别说交罚款了。
我看见罚单上开的是“违法停车”，又见一辆拖车朝我们驶来。
“女士，有人能来接你吗？”警察问道。从他的语气判断，他肯定已经问过好几次这个问题了。
“我不知道。”我能想到的能联系的人不是在工作就是远在千里之外。警察建议让拖车捎我们一程。我问他这样需要付钱吗，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人知道要花多少钱呢？”我质问道，又一次哭了。他耸耸肩走开了。消防员帮我把后备厢里的清洁工具取了出来，连同米娅的安全座椅和装有去她爸那里过周末的东西的Hello Kitty小包。
我们站在路边，望着我们的车子被挂上拖车。脚边的草地上搁着我的清洁工具、一袋抹布，还有两只断掉的拖把柄。米娅依然抱着我的脖子。现场的人渐渐散了。我们像是被留了下来。
第20章 “I Don't Know How You Do It"“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杰米隔着电话冲我大吼，他的音调越来越高，语气越来越急，“你到底为什么要在高速公路上停下？你怎么就他妈的蠢成这样？”这些话语早已经在我脑海里出现过多次，甚至还带着他的声音。
“好吧，我晚点儿再打来。”挂断前我说道。
米娅开始哭。她想和爸爸说话。她想让爸爸来接她。我的内心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沉重，害怕他会以此为要挟争夺抚养权，这件事可以让他打赢官司，每当我做了什么他不喜欢的事，他就拿抚养权来威胁我。他想让我付给他抚养费。他想让我受苦。
外公那辆浅蓝色奥尔兹莫比尔汽车缓缓驶过因为事故依然拥堵的车流。几个警察招手示意他开过来。尽管外公的个子比其中最矮的那个警察还要矮一些，他跨出车门的那一刻却风度翩翩，他冲依然在场的急救人员颔首示意。然而，向我们走来时，他却涨红着脸。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生我的气。“这些东西我们也要带走吗？”他指着那些乱糟糟地堆在路肩上的东西问道。我点点头。
我给车后座的米娅系好安全带，接着，我爬进他那辆大车里。这时外公说他要去加个油。我们把车开进一家加油站，在油泵旁停好。外公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头看看米娅。他的眼睛突然涌上了泪水。
“我的钱不够。”他说着，脸又红了。
“我来付吧。”说着，我伸手拉开车门。
“要不我去买杯咖啡，”他说，“你应该想来杯咖啡吧？我又想喝个绿茶了，你喝不喝绿茶？”
本来想和他开玩笑说自己想喝几口威士忌，可我马上意识到他会当真。“当然行啦，外公，”我挤出一个微笑，“有咖啡就太好啦。”
外公照顾了外婆大半辈子，后来外婆的精神分裂越来越严重。一年半前，外婆走了，留下外公一个人面对无尽的孤独与绝望。他们在幼儿园时就认识了。作为夫妻，外婆比外公高上许多，尤其是她还醱着一头高耸蓬松的头发，外公一米五出头的身形就显得格外矮小了。我像米娅那么大时就和他们住一起。外公会抓住每一次机会向他的朋友们炫耀我会唱《大力水手》的主题歌，还录下来播给他们听。
外婆死后，外公就搬出了房子。除了他们之前住的拖车，那栋房子是我唯一知道他住过的房子了。听说外公搬出去了，我还觉得怪怪的。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外公在镇上一个女人的房子里租了一间房住。我记得自己还去过，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我从小玩到大的小玩意儿。看到他一个人住在那儿，我的内心百感交集。外公依然做着房产中介的工作，然而经济衰退给这个行业带来巨大打击，他从此一蹶不振，开始睡在办公室的储藏间里。想到自己无力替他改善处境，我感到深深的愧疚。之前和特拉维斯吵架时，他还收留过我们。我是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帮上他。
每当看见他，他都会给我一些“传家宝”或是封面上歪歪写着我妈名字的涂色本。有时为了让他高兴，我会带几件走，接着就把它们放进车里等着捐掉。我没有那么多地方放这些东西。外公总是坚持要我收下，给我讲它们的故事：“你的曾曾曾祖母卖掉了自己的结婚戒指才换到了这台缝纫机。”我留不下这些传家宝，也没有地方好好安置它们。我的生活里没有留下能让我细细品味这些物件的空间。
加油的时候，特拉维斯回我电话了。他什么也没多问，只想知道要去哪里接我们。我几乎都快忘记自己在他的语音信箱留过言了。我觉得他很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或许我也想让他知道。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着急，电话那头传来了柴油机的轰鸣声。
“你在干什么呢？”我问。米娅隔着车窗望向我，我冲她挤挤鼻子，笑了笑，用手点了点车窗，她伸出手指，轻扣着玻璃。
“我正把我爸妈的卡车挂到拖车上。”他气喘吁吁地说。我在想他是否会考虑过来帮我把撞毁的汽车拉走，
“没事，特拉维斯，”我说，“我们没事。都搞定了。”我在他发现我说的是假话之前就挂断了电话。我现在太脆弱了，不该见他。我现在依然浑身颤抖，但我也知道，如果特拉维斯来解救我们，帮我们将所有事情引回正轨，我一定会忍不住想要再回到他的身边。我花了那么多时间靠自己独立起来，就算刚给他打了电话，我也不想再回到他的怀抱中。
回家的路上，下起倾盆大雨。我让外公在沃尔玛前停了一下，低下头急匆匆地冲进去，不和任何人对视，生怕有人认出来——我就是那个差点儿让自己的女儿在20号高速公路的路肩上被撞死的女人。我很想在沃尔玛中央放声尖叫，这种濒临失控的感觉吓坏了我。车窗爆裂的声音不住地往耳朵里钻，那声音反反复复，是那么响亮，吓得我闭上眼睛，咬紧牙关说不出话来。
“那该死的美人鱼娃娃到底在哪里？”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望向我，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多大。娃娃都卖完了，货架上空荡荡的，可是下面有一排更高级的版本：尺寸更大，头发更多，还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就能说话，售价19.99美元，我抓起一个。之后再把账轧平吧。那天下午，我非要把女儿的娃娃弄回来不可。
回到公寓时，雨仍然下个不停。外公和我把清洁工具搬进屋里，包里有一小块玻璃落到地上，扎进了米娅的脚后跟。过了好一会儿，米娅才感觉到疼痛。这是那天她受的唯一的伤，无论如何。这伤我自己就能搞定。
外公站在公寓门口，四下环顾。他从没来过。没有一个家人来过这儿。我在想，他能不能看出我把他给我的东西都处理掉了。
“你连微波炉都没有。”他望着角落里的小厨房说。
我看着流理台，上面只有一块砧板和一个碗架，没有放其他东西的空间了。“没地方放微波炉。”我说。
“你可以放到冰箱上面，”他指了指我放着盆栽的地方说，“我办公室里有一台，反正也不用，我给你拿来。”
“求你了，外公，”我弯下腰抱起米娅，“我没地方放。”
他眼眶又湿润了。口袋里的手机开始振动，我认出那一长串国际来电是来自妈妈的。
“你打电话给我妈了？”我问他，没藏住语气中的愠怒。
“我当然要打，”他说，“她应该知道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出车祸了。”
我绷紧下巴。我就知道，外婆走后，妈妈每个周日下午都会打电话给外公。我知道她会问他有没有和我们见面，我们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打算。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她没有权利知道我们出了什么事故。那年夏天，米娅病得那么重，要做耳管手术，我是那么需要她。可她搬去了欧洲。我那么需要她，可我不能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已经连话都说不上了，通电话时，威廉会往她旁边一坐，什么都能听到，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喘气声。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每当妈妈讲一个笑话，他就咯咯直笑。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彻底不和她说话了，我意识到，让她远离我的生活要比让她参与进来好受一些。我恨她的离去。恨她离我们远远的。我永远都无法明白，她怎么可以这样。我也不想知道。
外公走了，我把新玩具给了米娅，带她们洗了个泡泡浴。妈妈又打电话来了。我坐在浴缸旁的马桶上，看到手里的电话亮起灯。我就当没看见，专注地看着米娅玩她的新美人鱼。米娅坐在浴缸里，泡泡下面的皮肤滑溜溜的，头发贴在小脸上。我想扑向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用耳朵抵着她的胸口，听她的心跳。
我不知道妈妈是否会有与我此时一样的心情。我想知道她为什么从没在抱抱我说晚安后再紧紧搂住我，让她的存在带给我安心，让我知道她是那么那么爱我。有时我想象着自己问她这个问题的画面，在电话里质问她，可我也知道，其实得不到什么结果。她曾经在，她认为自己做的够多了。或许她也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位了。
米娅那晚很晚才睡，不仅是因为鼻塞和眼睛瘙痒，其实也是我不想送她上床睡觉。她雀跃的笑声引得我落下眼泪。她望着我时，我就知道自己必须坚强下去。我们躺在双人床上，枕着同一个枕头，面对面。她闭着眼睛睡着，小小的身体微微起伏着。她吐出一口气，转而变为富有节奏的呼吸声。我望着她，静静听着。
米娅才睡了一个小时便被咳嗽弄醒了。我把她能吃的药都喂给了她。她咳个不停，越咳越厉害，还夹杂了被弄醒的恼怒与疲惫。我试着哄她，唱起她近日最爱的《车轮歌》，可是没有用。到最后，我脑海里浮现出《晚安月亮》这首儿歌，便对着她唱了起来：
晚安房间，晚安月亮。
晚安跃上月亮的奶牛。
晚安阳光，晚安红气球。
晚安椅子，晚安小熊。
米娅静下来开始听我唱，后来便睡了过去。我伸出手指反复触摸着她的眉宇，压低声音哭泣着，依然不敢相信她居然活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看着米娅吃她的燕麦片，我如坐云端，依然沉浸在她毫发无伤的奇迹中，开始觉得不真实起来。前一天，我给朗尼打了电话，告诉她出了什么事，请了一天假，把当时不知道要如何处理的事情都厘清。之前，我的身心都处于“自动驾驶”的放空状态。吃完早饭，托德来接我们了。我们见过几次面，本来约在这个周末一起出去玩的，我居然记得在前一天打电话通知他约会取消了。尽管不想承认自己陷入了连家人都帮不上忙的麻烦，可我也想不出其他理由，只能如实告知。托德一定要把他那辆不用的车借我，我顿时退缩了。我想不清楚自己对他的感觉，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认真的。我发现，有些男人跟我约会时会展露出一些英雄主义情结。他们想及时赶来，拯救他们的公主于水火之中。我并不想扮演此等角色，但我已经到了这种处境，别无选择。显然，我们一定得有一辆车。
我告诉米娅，托德是“我的朋友”，他要带我们出去，把他闲置的一辆车借给我们开一阵子。
“接着呢，我就把你送到爸爸那里去。”我一边洗早餐盘，一边跟她说，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每当心跳要开始加速时，我总会这么做。我得去往与前一天一样的路线，开上相同的道路，再带着米娅开车回来。尽管我是那么想躺在床上，和米娅黏在一起。但我必须得去工作。第二天，我还要去一户人家打扫——这户人家有一栋大房子，占据了我星期四的大部分时间。除了这些，下周就要开始上课了，我需要整理好课本以及获取学习材料的密码。我还意识到，我要想个办法来庆祝自己的生日。
托德载着我们上了I-5公路去取车。米娅安静地坐在后面。她的安全座椅看上去挺好，不过我清楚它已经经历过一次车祸，等到有钱换新的，我要立刻把它丢掉。每当看见这个座椅，我就会想到死神离我的女儿有多近。
突然，米娅冒出一句：“红宝死了，妈妈。”红宝是她给我们那辆斯巴鲁取的名字，这源自它深红色的车身。我第一次把所有的清洁工具装上后备厢拿回的时候，就开始叫它“斯巴红宝”了。
我回过头，摸摸她的腿，感觉到她的脆弱与渺小，眼眶中顿时又涌满泪水。红宝虽然用旧了，但状态依然完好，里程表的记录显示车只跑了10万公里。米娅和我有时要在这辆车里待上大半天。红宝有20多岁了，可这是我这些年来开过的最好的车。我们的损失巨大，难以想象。我简直不敢去想。
“红宝是因为我死掉的，妈妈。”米娅望着窗外小声说着，“因为爱丽尔跑出窗外了。”
“哦，宝贝，”我试着转过身看着她，“不是，是因为出了事故。不是你的错。就算有错，那也是我的错。”
“你哭了，”米娅红了脸，噘起嘴巴，眼眶里的泪水开始打转，“你只是想去救爱丽尔。”
我无法再面对她了，可我的手依然抚着她的腿。我想用手把脸遮住，让面容在手掌下尽情扭曲，只发出一记无声的哽咽。但我没有，我只是与托德对视一眼，朝他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我一定要好好的。我别无选择。
托德下了高速，开过几条街，在一辆双门的本田雅阁后面停下了。这车让我想到了高中男生开的那种车，就是我弟弟小时候玩过的真人尺寸玩具车的样子。他检查了油箱，调试了信号灯、刹车和前灯，熟练的动作一气呵成，让我觉得他迷人极了。托德身上有诸多我倾慕的品质——他正在汤森港附近的一处林地里建造自己的小木屋——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中意他。
“我反正也打算卖了它，你想开多久就开多久。”他把钥匙交给我说道。
“谢谢你。”我爬出车，抱住了他。我希望他能知道，是他将我从绝望和流离失所的边缘解救了出来。可这之后，他又能怎么样呢？我还没有跟他说过自己深处在什么样的绝境之中。我想以平等的面目与他交往，而不是现在这种连自己也说不上来的身份。这种情况下，和谁约会看上去都像个笑话。
把车开出停车场后，我的手不住地颤抖，身体像是灌下十杯咖啡一般兴奋雀跃。我不应该再开车的，我心想，我还没准备好。我觉得自己肯定会再出一场车祸的，可是也只有我能带领我们俩开车去想去的地方。
开到一盏信号灯下的时候，我意识到接下来就要上高速了，我真希望可以有个人能让我打个电话求助，或是聊上几句。可是我想不出有谁能明白我经历了什么，除非他们明白像我一样独自带着孩子勉强过活的单身母亲是什么样子的。
我会和朋友聊起自己的生活，说到我需要顾到的方方面面，要承受的压力，面临的挣扎，哪怕只是向她们透露一点点。之后，我总是会收到这样的回答：“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样办到的。”当她们的丈夫要离开一下小镇，或是她们工作到很晚，她们总会一边摇着头，一边说：“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样办到的。”我尽量不去回答。我想告诉她们，你们丈夫离开的那几个小时根本不能和一个单身母亲要承受的相比，可我还是让她们相信这两种感觉是一样的。跟她们争论反而会暴露太多自己的真实境况，我从来都不想博取谁的同情。而且她们根本无法明白，除非亲自尝到贫穷的滋味——无路可走，被绝望逼着向前的滋味。她们永远无法与我感同身受：出车祸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要开着车走上那条还散落着我车窗碎玻璃的路，若无其事地继续我的生活，因为我别无选择。
尽管客户们能理解我的处境，电力公司却不能。我只想和我生病的女儿一起窝在沙发上，给她的鸭嘴杯里装满果汁，陪她一口气看上三遍《好奇乔治》。可我要回去工作，我还要开车。我不知道哪件事看上去更不可思议。
从来没有什么“你是如何办到的”。我确定每个家长都能办到。作为一个单身家长，这并不仅仅意味着要一个人带孩子，不仅仅要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去喘口气以及哄孩子洗澡、睡觉，在我看来，这些都不算什么难题。我背负了一大堆责任。我要把家里的垃圾清除出去，还要去食品超市里挑挑拣拣地买菜。我要做饭，要打扫，要换卫生纸。我要带米娅去看医生，带她去她爸爸那里。如果能找到一所提供奖学金的芭蕾舞学校，我还要接送她上下课。我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看着她在滑梯上上下下。她会坐在秋千上等着我推，我还要把她送到床上，等她睡着后落下一吻。我一坐下，就开始忧心忡忡。压力搅得我胃疼，我担忧个不停，担心自己的薪水付不起这个月的账单。我为圣诞节怎么过而发愁，尽管还有4个月。我担心米娅的咳嗽会转成鼻窦炎，让她连日托所都不能去。我害怕杰米的行径变本加厉，导致我俩吵架，最后他会拒绝在那周去日托所接米娅，这会让我的日子更加难过。我担心自己不得不重新安排工作日程，甚至不得不统统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