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一米一莉一亚？”护士叫道。我动了动被米娅脑袋压住的肩膀，把她摇醒。
“这儿呢，”我说着，站起身来，抱直女儿的身子，“我们都叫她米娅。”
那个女人既没有注意我说了什么，也没意识到我正抱着个3岁小孩，只是吩咐我们跟在她后面。过了一会儿，我把米娅放在一台秤上称完重，我俩就坐在椅子上等着了。
“我女儿上周夜里咳得特别厉害。”我说道，试图回忆起她到底遭了多久的罪，有多少次她理应待在家里我却把她往日托所送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是鼻窦炎或者过敏之类的吧？她眼睛有时候红红的，还跟我抱怨说自己的耳朵好痛。”
那个护士是个看上去脾气很差的高大女人。不知怎的，她依然无视我，现在她倒是朝坐在我腿上的米娅投来了同情的目光。“哦，小宝贝，你耳朵疼是吗？”她用童稚的嗓音问道。
米娅点点头，她太累了，懒得躲也懒得闹。她让那个女人给她测了体温和含氧量。接着，我们就坐在那里等着。我把头靠在墙上，闭上眼睛，不去想自己错过了多少工作。又错过了植物之家的打扫，女主人因为我不得不换时间而恼怒不已，朗尼跟我说，她甚至拿取消服务来威胁我们了。米娅又深咳了几声。她年纪太小，还不能喝咳嗽糖浆，反正我也买不起。她一夜要醒两次，两手紧抓着脑袋，咳得特别厉害，甚至睡着了还在咳。
我发现开门的那位儿科医生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因为我是当天才打电话约的。这个女医生个子不高，有些男子气，留着和米娅差不多的波波头。“好的。”她看着表格，眨眨眼说道，“米娅。”所以那个护士是把我的话听进去喽，我暗想道。一旁的米娅听到自己的名字，也立刻抬起了头。
“你怎么不让她坐到这儿来呢。”她说着，拍了拍铺着纸垫的检查台。我说话时，她望着米娅的小脸蛋，接着又与她对视起来。“你们的生活条件是什么样的？”她问。听到这个问题，我皱起眉头，竭力不去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中伤和侮辱。她本可以这么问我——“家里怎么样？”或是“家里有没有养宠物？”问什么都行，就是不该问我们的生活条件是什么样的。搞得好像我们住在一个……可一想到我们住的地方，我的肩还是垮了下来。
“我们住在一个一居室公寓里。”我轻轻答道。不得不说，我有些藏着掖着，生怕实话实说了我们真实的住宿环境后，她会打电话叫儿童保护机构来。“我们窗台上一直会有好多黑色霉菌冒出来。我觉得那都是从地下室里跑上来的。我们的卧室下面连着一个竖井，要是你顺着往下看，可以看到底下很脏。”医生停下检查，双手紧紧抱在胸前站着。她手上戴了一块特别小的手表。“屋里有很多窗户的，”我低头盯着地面，“我费了很大的劲让屋里保持温暖和干燥。”
“按照法律要求，你的房东应该尽力把这些霉菌去除掉，”说着，她开始检查米娅的耳朵，“这只耳朵有细菌感染。”她嘟嘟嚷囔地摇了摇头，似乎在说这是我的错。
“他清洗过地毯，”我说道，突然想起来了，“我们搬进去之前，他还刷了墙。我觉得他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那你们应该搬走。”
“我搬不走，”我说着，把手放到了米娅的腿上，“其他地方我根本住不起。”
“好吧，”她朝米娅点点头说，“她需要你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只能点点头。
我望着米娅把搅在一起的小手搁在自己的膝头。小手依然胖嘟嘟的，看不出骨节的手指依然带着一个个小小的凹陷。每当打开我们公寓的房门时，我都会感到自己作为家长的失败，但这一次，前所未有的羞耻感刺得我脸上火辣辣的。
抱着米娅回车里的一路上，我让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用鼻尖搔搔她的头发。那名儿科医生给我们又开了一剂抗生素，并且把米娅转诊到了一年前给她做过耳管手术的专科医生那里。
几天后我们又去看了专科，他们把我们安排到了一间屋子里，那里有一张长长的、带着棕色软垫的诊疗台。我们在里面坐了一会儿后，专科医生没提前打招呼就冲了进来，嘴里说着：“为什么不把她放到那张台子上呢？”我抱着先前还坐在我膝上的米娅站起身，让她坐到诊疗台上。“不对，让她躺下来，”他说完，转过身去摸索盒子里的看诊工具，“我需要让她的头置于灯光底下。”
我刚对米娅说“没事的，米娅，他就是想看看你的耳朵”，她就立刻瞪大了眼睛，看着医生四下摸索，叫护士来帮忙，接着又猛地转过身对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我很难拿出诚挚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医生坐在诊疗台旁的一张转椅上，迅速将一个器械捅进米娅的耳朵里。我的女儿，不吃布洛芬就难以安睡、出门时会小心翼翼地用手捂住耳朵的女儿，此时张开小嘴，发出一记无声的尖叫。医生的动作很快，先是检查了她的耳朵，接着剪下一块米娅耳道大小的棉花，往里滴了几滴液体，塞进她的耳道里。
“看好了，”他说道，“你得把抗生素滴耳液像我一样处理好放进去。”
“可她已经在服用抗生素了呀。”我插嘴道。
“你还想不想让你女儿好起来了？”
我不知道该回什么话才好。“我以前给她用滴耳液的时候，她总会变得昏昏沉沉，跌跌撞撞的，我不得不压住她，才能给她放进去。”
“你是当妈妈的。”他说。他站在门口，低头望着抱住米娅坐在一旁的我。“不管用什么办法，你必须要做到。”说完，他打开门走了。那扇猛地合上的门还给我带来了一阵风。他的话和先前那个儿科医生说的一样，烧得我脸火辣辣的：我没有给予米娅她所需要的东西。
斯卡吉特山谷的春日被称为郁金香花季。大片的黄水仙、紫色的鸢尾花，还有零星的番红花率先绽放。几个星期后，各种颜色的郁金香争相盛开，大地化为一层花毯。本地人总爱说斯卡吉特开的郁金香比荷兰的还要多。成千上万的游客蜂拥而至，将乡村小道和高速路上下口堵了个水泄不通，饭店和公园里也挤满了人。漫山遍野的郁金花呈现出一道道红色。紫色、白色和橘色的迷人景致，但我对这些花朵毫不在意。
郁金香花季的到来宣告了漫长冬日的终结，但也意味着雨水、湿气和霉菌的到来。到了四月，植物之家里的除湿机已经被调勤了最高挡位连轴运转，卧室里也多了一台空气净化器。我擦洗着黑色霉点，只见它们像小蜘蛛似的爬上了窗台，深知自己家里也需要这些设备。 米娅仍在夜里咳个不停。有几个晚上，我们一走进屋里，她的眼睛就变得通红，积满了黏稠的分泌物。很显然，就是这栋房子，我选择安家的这个地方，这间房子有一个通风口把地下室积攒了百来年的发霉空气带进来，这令我们生病。
除了一直生病，我自己的一些病痛倒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些非处方抗过敏药我还是买得起的。一年前，在我的收入依然低到可以使用医疗补助的时候，我去做了个过敏源测试。结果显示，我对狗、猫、某些品种的草和树、尘螨和霉菌有过敏反应。“室内过敏源。”医生如是说。刚为珍妮工作那会儿，我就患过一次支气管炎，病了好几个星期，他们给了我一些吸入剂和盐水鼻喷。从特拉维斯的拖车里搬出去的时候——墙里的黑霉菌和在车底安家的野猫——让我吃了不少苦头。连续几个小时在山谷里那几户人家清理尘螨、猫毛、狗毛还有霉菌孢子时，依然会令我起过敏反应。
在猫眯女士家里，我眼睛灼痛，鼻涕流不停，要等到换下衣服冲个澡以后，咳嗽才会停止。早上到了那里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她的主卫。卧室里铺着粉色地毯，上面放着两个猫砂盆和三个猫抓板。我把猫砂盆搬开，开始吸下面的地时，床上的猫箱排成一排，关在里面的四只猫盯着我。我的出现意味着它们就要遭殃了，因为它们要被关在箱子里一整天。如果我靠得太近，它们就会发出威胁的咕噜声。
去她家打扫的日子里，我吃下去的抗过敏药剂量会加倍。打扫完以后，我依然觉得像是嗑了辣椒粉一样。那些日子里，我会开着窗户打扫，以便让自己喘口气。但我从来没和朗尼或是帕姆说过这事。
那年春天，我用特波税务管理软件( Turbo Tax)报税时，看到了让我差点儿从椅子上跌下来的消息。算上我的低收入劳动所得补助和儿童税收抵免，我可以拿到将近4000块的退税。“这要比我3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还要多。”在黑漆漆的公寓里，我喃喃出声。我焦急地等待着国税局接收我的表格，感觉像是要带着什么东西远走高飞似的。我在笔记本上列出了这笔钱的花法——调校一下本田车的发动机、换下机油和驱动轴；把信用卡的债还了；终于可以采购一点儿厨房海绵和洗洁精、牙刷、洗发水和护发素、泡泡浴液、维生素药片和抗过敏药了。我们或许还能搞一次公路旅行。
有不少人，至少我身边的大部分人，对米苏拉市的认识都是从诺曼·麦克林恩的《大河恋》里读来的。人们会去米苏拉探访那些可以飞蝇钓的地方，这足以证明那部小说（或是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吸引力。可于我而言，促使我搬离阿拉斯加，动身前往长空之乡的是约翰·斯坦贝克的《携犬横越美国》。而选择米苏拉市，并非是因为诺曼·麦克林恩，而是创作了《大河问询》( The River Why)的戴维，詹姆斯·邓肯。他在西雅图的书友会上承认，自己在那里定居，还在当地的大学执教。这个消息驱使着我做起一个梦：在夏日的某一个早晨醒来，驱车9个小时向东行进。这个平淡的梦成了一种直觉，这种直觉又生发出一种持续不断的嗡嗡低语，在我耳边萦绕了五六年之久。
米苏拉的工资很低，房租却很高。这一点还是我同一些在那里生活过却因为负担不起而搬离的人聊过才知道的。在这个拥有将近7万人口的大学小镇上，工作并不好找，而薪资却不高。大学生的父母会给他们租房子，这抬高了小镇里热门地段的房价。在那里，一间位于地下室的单人公寓至少要价800美元。考虑是否要搬家时，这个棘手的问题始终率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每当和那些生活在米苏拉的人聊天时，他们都会表现出对这个地方的喜爱之情。迁往那边的人表示，尽管放弃了体面的薪资和高收入，但依然值得，因为他们可以生活在米苏拉。
我想知道为什么斯坦贝克要把这个地方写得如此美妙，为什么麦克林恩会称这个世界上的浑蛋越多，离蒙大拿米苏拉的距离就会越远。人们说起这个地方，仿佛在说他们某次度假时吃到的一种冰激凌，美昧无比，还是季节限定的口味，后来他们再也找不到了，以至于生出了一种似真似幻的疑惑。
税款退到我账户的那一晚，我们出门去吃了顿红罗宾汉堡，我让米娅点了个巧克力奶昔。我们走进商店，往购物车里装满了平时买不起的好吃的：牛油果、番茄、可以放在煎饼里的冷冻莓果，我还买了一瓶红酒。一个礼拜后，我又买了个相框、一张足够大的床垫，还有一块电热毯，这样一来，我就不用给一整间屋子开一晚的暖气了。我在清仓甩卖区里淘到了隔热垫和几根便宜的钓竿，还给米娅买了个儿童尺寸的蹦床，这样她就不用在沙发上和床上乱蹦了。我花了200块给自己买了件渴望了好几年的东西——一枚嵌了钻石的钛金戒指。我已经厌倦了去等待一个男人出现在我生命里给我买这个。这枚戒指已经超出几年来我给自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花的所有的钱。尽管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但我需要向自己做出一个承诺，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我能做到，全部都可以，靠我一个人就能过得很好。那枚戒指滑落到我左手中指上，一刻不停地提醒着我这一点。
有了钱，哪怕只是暂时的，日子就可以称得上是无忧无虑了。给汽车加满油的时候，不用再精打细算自己账户里的余额还有多少。在商店里，不用再为了日期进行一系列心算——哪些账单已经付掉了，哪些账单快要到期了，我有多少钱，我付了多少钱，哪几张信用卡还有剩余额度，然后考虑自己是否买得起几卷卫生纸。睡觉时，我不用再多穿几件衣服保暖，也不用饿着肚子，整夜忧心忡忡了。可是米娅翻来覆去，又咳嗽又流鼻涕的，醒来后抱怨自己疼痛的嗓子和耳朵。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抽空带她去看医生，我并不能阻止米娅的健康被鼻部和耳部感染吞噬。
深夜时分，我想脱离作业歇一口气，于是浏览起了分类广告。我眼热地望着那些房子的照片、两居室的公寓，都是远超我心理价位的住宅。我的收入勉强能支付现在单间公寓的房租，只够得上其他地方租金的一半。尽管现在有了一笔额外收入，但并非长远之计，那是垫在我们身下，以防遭遇不幸的财务储备。而且据我得过的教训来看，每当你在勉强糊口的边缘摇摇欲坠时，你总会失去平衡掉下去。我摇了摇头，关掉广告页面，继续做作业去了。哪怕在梦里，都有那么些东西是我负担不起的，
一连几天，那个儿科医生的话都在我的脑海里回荡：“她需要你做得更好。”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我已经竭尽全力，一头扎进出现在我面前的一个个套索，它们紧紧箍住我，让我不得动弹。
那个礼拜，我提交了一份典范清洁手写工资条的复印件，想要给幼托补助金续期。一个来自DHHS（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的女人打电话给我，要求我提交一份原件。我不停地跟她解释这张工资条就是我老板手写的、正式开具的，她却威胁说她会当即撤掉我的补助许可，并取消我的救济金。我开始哭个不停。她让我第二天去当地的办事处把事情厘清。
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办事处开门前，人们早就在外面排起了长队。起先我还不知道会是这种情形，在开门后30分钟才到。等候室里的每一张椅子都坐满了。我捏着张号码牌，靠墙站着，看着人们的互动：母亲和孩子、社工和他们的委托人，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申请被拒，为什么还要带着更多的文件回到这里。
一个位子空出来，不过我让给一个略年长的女人坐了。她穿了一条长裙子，拉着个怯生生的小孩。我扫了眼手表，一个钟头已经过去了。等我第二次看表的时候，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我开始担心，没准儿等到该去日托所接米娅的时候，自己还没被叫到号。如果她在这里，一定会围着我蹦蹦跳跳的，肯定不会像现在我周围的这群孩子一样，静静坐着，小声地问自己可不可以去厕所。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人们眼中所谓“穷人”的那些刻板印象。队伍中的人群面带忧虑，他们急着离开这里，想要去店里买点儿吃的，或是回去工作。他们和我一样，彻底失去了希望，两眼盯着脚下枯等，万分地想知道自己还要提交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帮助。我在这里寻求帮助，这样我们才能活下去。
当我的号码终于在黑色屏幕上亮起，我冲到窗口前，生怕自己去得太慢，他们直接叫下一个了。我把我的紫色文件夹放到柜台上，把我从客户那里拿到的支票复印件和那张手写的工资条统统拿了出来。那女人一边检视着文件，一边听我解释。她又检查起了那张工资条。
“你得让你老板打印一张正式的工资条出来。”她望着我说道。我眨眨眼。她的表情没有变化。
我跟她解释，我一整个上午都耗在这里，我老板的办公室距离这儿有40分钟的车程。我不能再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在这里干等。
“要是你想保住你的育儿补助，那你必须这么做。”她说道。我就这么被打发了。那时候已经快下午1点了。
朗尼摇摇头，给我拉工资条。这张工资条上的支付时段是好几周前的了，我所有的自营收入都来自那些客户手写的支票，我不明白这种状况要怎么说得清楚。不过到了第二天，我站在办事处外等开门，接着又排了好几个钟头，还是把过去几个月的收入证明交上去了，包括一张我目前工作时长的书面记录，以及几封由客户正式开具、证明我在他们家工作时长属实的信件。
没有食品救济券，我们就会变成食品银行和教堂免费餐食常客。没有育儿补助，我就没法工作。那些有幸还没进入这个机制或者仅在机制外徘徊的人是不会看到要维持这些资源有多困难的。他们看不到我们多么迫切地需要这些东西，根本不在乎他们正逼我们入这些圈套。
那个星期五去亨利家打扫时，他注意到我的心情低落。我还留有四分之一的退税款，这笔钱是准备用来对付紧急情况的，比如车坏了、米娅病了、客户取消预约了，以上种种情形都可能会发生。尽管我依然依靠着做一个关于米苏拉的美梦入睡——在克拉克福克河上方的桥上漫步，躺在田野里仰望无际的长空——但是现在，出行的计划似乎泡汤了。
“我觉得自己是没钱去蒙大拿了。”亨利问我出了什么事时，我这么回答他。他挥了挥手，就好像我的口气很难闻似的。一年以来，他常听我讲起米苏拉，不过都是那种“我要找个时间去一次”的口吻。说出那句沉重的话时，在他眼里，我的表情看上去一定特别悲痛，沉重得让他从桌边起身，走到书架前，搜寻起上面的旅游图书和地图来。接着，他递给我一本冰川国家公园的书和一份蒙大拿的折叠地图。
他把地图摊开在桌上，把我想去的地方指给我看。他不信米苏拉之行是个不可能的想法。尽管被他的举动、鼓励和支持所感动，但我脸上的微笑并不真诚。我的内心有一份极大的恐惧，并非是因为旅途本身——尽管我确实担心车会坏——而是害怕自己会深深爱上米苏拉，却不得不回到斯卡吉特山谷，回到那套位于高速公路上方、满是霉菌的小公寓里。这就像是与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说永别，那是一种我怎么也过不上的日子。
想要过上那样的生活，想要继续往前冲，我在典范清洁的工作便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我三分之一的工资用在了给汽车加油上，在和帕姆提过这个问题后，她确实给了我一点点补贴，不过这点儿钱仅仅抵得上我去下一栋房子的开销的四分之一。此外，当个无名氏让我日渐消沉。不管是独自工作还是上网课，我始终都是孤寂的一个人。我希望可以和人交流互动，哪怕是有人雇我工作。我需要一份有目标、有意义的工作，至少让我感觉我能帮上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