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跟帕姆说起我要搬家了，她立刻明白了那意味着什么。她没有开除我，我也没有辞职。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我再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她和朗尼分别在私下里跟我说过舍不得我走。我是她们的主力员工，她们可以托付信赖的那个人。那一年，我拿到了一笔她们从来见到过的高额圣诞奖金，我的一个客户还在不久前打电话跟帕姆说，我是无可替代的。
我知道自己是那些最勤奋的劳动者中的一分子，亨利也这么说。可是我也知道，我是可以替代的。我需要供养我的孩子。想要改善生活环境的执念实在是太强烈了，哪怕这意味着减少工作。继续住在那个单间公寓里意味着米娅将要在动过手术后继续遭受病痛折磨。背上债务、失去一份工作看似风险巨大，可我渐渐明白了其他道理：如果我只是一门心思想着到下个月发工资前要怎么过活，那改变未来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身为穷人，我不习惯于去回顾过去那个月、那一周或是那几个小时。就和我打扫的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一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我把我的生活划分成几个部分。不管是记在纸上，还是记在脑子里，我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修车、开庭日、空掉的食品柜——标在最顶上，从左开始。接着是第二要紧的，列在右边。我一次只专注于一个问题，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这种短浅的目光能防止我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也让我再也做不了美梦。“从现在起的未来五年计划”从来到不了待办事项的顶端。攒退休金或是供米娅上大学从来不在我的“雷达”范围里。我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生活不会总是充满苦难。我妈妈是我们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她的整个生活都建立在打破那个常规圈子上面。她依靠着硕士学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哪怕是以和我断绝关系为代价。可是，她是在一个破房子里长大的，而我是在郊区长大的——或许这一差别促使我产生了一切都会变好的信念。我会想，排在我旁边，等着领救济的那些人有没有什么往事可追忆，他们会不会和我一样有这份自信呢？当一个人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中陷得太深，可能就再也找不到重新爬上去的轨道了，生活中只剩下苦难。：对我来说，我做的许多决定，都是因为我相信所有事情到最后都会开始变好。
我辞职这件事并没有大肆宣扬。我多数的客户并不知道我要走了，会被另一个人代替。或许她们吸尘的方式或摆枕头的置会不一样，或许客户们回家一看，会发现洗发水瓶子放置的样子变了。不过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察觉出一星半点儿。每当想到将有一个新的女佣来接替我的工作，我便不由得想，当你知道有一个陌生人进到你的家里，擦拭每一个表面，把装着带血卫生巾的浴室垃圾桶清空，你会是什么感觉？这几年来，我的客户们渐渐信任起我们之间这层看不见的关系。而现在，将会有另外一个看不见的人在地毯上吸出神奇的线条造型。
帕姆知道接下来我就要完全靠自己来营收了，她鼓励我去办个证，上个保险。但这意味着一种永久性，我要把这份工作作为我的终身事业了。我需要一个公司名称，她跟我说，这样看上去官方一点儿。帕姆就是那样起家的。尽管我很感激她给我建议，可我不想把这份事业作为我的起点。我想把它作为通往我的终点的一条路径，而我真正的终点应该是一份学历。这张证书意味着，除了自己家里的，以后我再也不用洗别人的马桶了。
我没有跟猫咪女士之家的女主人说那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打扫。不过，我在洛丽家拥抱了贝斯。我会想念她的咖啡和她的闲聊。
走出大厨之家的门，我先是笑着挥了挥手，接着反手就是一个中指，我很肯定，主人撒尿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自己对准的是哪里。我是蹑手蹑脚地从吸烟女士家离开的，就像我偷偷翻她东西时那样。我会想念她那件羊绒帽衫的长袖子盖过我手背、披上后蹭着我脸颊时的柔软触感，我会想念那段试着拼凑出她的生活、企图探知她是否快乐的日子，我曾想象她坐在厨房餐桌旁吃着脱脂沙拉酱拌的生菜的样子，她抽着香烟，不时地抬头看那台挂在壁橱上的小电视机。离开色情之家后，我一路咯咯咯地傻笑，直到在悲伤之家门口站定，这才意识到我有一个月没来了，不知道他还要被病痛折磨多久，他还要等待多久才能走向生命的终结。
离开亨利家之前，我们聊了很久。我很难说出口，告诉他我无法继续为这家给他打扫了那么多年房子的清洁公司工作了。着，他又提议我或许可以帮忙打理他们的花园，不过后来他才想起来，他已经让一伙人在外面给他修剪草坪和灌木丛了。我急忙安慰他，说或许他可以给我的简历写封推荐信。听到这里，他又打起了精神，接着便表示他会滔滔不绝地将我的好品德说给所有来打听的人听。
“你是个勤奋的劳动者，”他轻轻跺了下脚，握住拳头肯定地说道，“我所见过的最勤奋的劳动者。”
“我太需要这样的评价了。”
我轻轻说道，笑着看他。我很想跟他解释做这个决定有多么艰难，我的未来充满了多少不确定。我只能靠手上仅有的几个客户和学生贷款撑到秋天。我很想告诉他我怕极了。这是个奇怪的时刻，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渴求安慰。可是，亨利在我心中就像父亲般的存在。
农场之家的女主人在我最后一天上门时正好在家。我开始有点儿喜欢她了。她有一次给公司打电话，说爱死我打扫的主卫了。不得不承认，我为此感到骄傲——尽管要把玻璃淋浴间擦到光亮如新真是要命的费劲。我一直带着我的镊子上她家去，对着那面带灯的放大梳妆镜修眉毛。我走时，她还帮我把清洁篮装到了车上，让我去她suv里放着的一个箱子里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反正她也要把那些东西送到慈善商店处理掉。我在里面觅到了一口不粘锅，用来给米娅做煎饼再好不过。我坐进车子前，她似乎想要上来抱我一下。可最终，她只是伸手出来和我握了握。尽管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可我俩始终天差地别。她是屋主人，而我不过是个女佣。
我们新家楼下的车库里有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每当米娅咳得厉害时，我就该把她的毛绒玩具放进去洗一洗了。这个地方装有中央风暖系统和空气过滤器，还铺着木地板。我觉得霉菌是不太可能爬进屋里了。
房东在得知我仅仅提前两周而不是一个月告知搬离后很不高兴。他说他要把我的押金扣掉，来补偿下个月空缺的房租。
“我已经改善了很多地方，”我在邮件里写道，“这地方看上去要比我刚搬进来时好上一百倍。”我放上了许多照片，有居住空间新安的窗帘，卫生间里的搁板和毛巾架。我还补充道，我走时会将这里仔细打扫一遍。但是，我搬出去时，即便已经找到了新房客，他还是扣掉了我一部分押金。
我开始抽空往新公寓跑，尽可能多地打包上我的一大堆书、衣服、毛巾和盆栽。科特和艾丽斯有一天请我们吃了顿晚饭，好让姑娘们互相认识一下。她们在院子里撒欢似的奔跑着，那条名叫“靓仔”的黑色大狗时不时地叫几声，两条老狗则在一旁冷漠地看着。米娅快4岁了，和其余两个年岁略长（一个大她两岁，一个大四岁）的女孩正合得来。科特和艾丽斯看上去很兴奋，见识到米娅甜美活泼的性格后，似乎还小小地松了口气，
晚饭过后，艾丽斯拿出几份关于租房的法律文件跟我过了一遍，她还拟了一份劳动抵租的协议。打理花园的工作算下来是每星期5个小时，我需要清除他们家院子里花园的野草。隔周的星期四，从早上9点半到下午2点半，我需要给他们打扫房子。我希望这些时间够用。他们的房子很大，不过她说了，清洁公司一般只需要用上两三个小时就能打扫完。
“那他们动用了多少人呢？”我问道，其实心里清楚肯定不止一个人。
“我不是很清楚。”她望着科特说。
“大概要两三个人吧。”科特说。
“那一开始的话，我至少需要6个小时才能做完。”我说道，只见他们瞪大了眼睛，“等我熟悉了你们的房子，速度就会加快了。我手脚很快。不过肯定要比三个人同时开动要慢上一点儿。”
他们似乎能理解，或者说至少他们表现出理解了的样子。知道艾丽斯在小女儿出生前包揽了所有家务，但生完孩子后，既要顾全职工作又要照料孩子，她无法再打理房子和花园了。我不确定科特是否出过什么力帮她一把。
我会以邮件的方式记录下我打理花园的时间，像打卡一样提交给他们。对于双方来说，这看上去是个绝妙的交易，不过从艾丽斯准备出具的一小沓法律文件来看，她内心是有犹豫的。她郑重地表示，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双方的利益，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可这看上去依然怪怪的。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进行过很多次交易了，可多数人似乎都比较容易交付他们的信任。
科特承认他读过我的大部分博客，称赞我写得好。我红着脸向他道谢。自从开始在网上写作以来，这几年我都过得很坎坷。此间种种，我并不太想亲自讲述，把这些故事发布出去让别人看到后，能让我感觉到他们已经知晓了我的一切，而我无须再解释一遍了。科特将这形容为“鼓舞人心”。我笑了，却对这个词皱了眉。怎么能把在生存边缘挣扎称作是“鼓舞人心”呢，我不禁想问。
“如果你能一个人照顾好一个3岁小孩，在那么小的地方里，那么差的条件下，那么我也能做到。”有一个评论者留言道。
这个博客是我记录生活之美的窗口，也是我焦虑沮丧的宣泄口。生活依然万分残酷无常，在我刚跨过一道难关后，又会有一道坎出现在眼前，阻挡住我，令我无法继续前进。
我的生活经历似乎和我的同类大不相同——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在日托所碰到的妈妈。在碰到自己喜欢，并真心想要结交的人时，我会试图避免与他们产生交互，或是放弃交朋友的机会。因为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无底洞，会抽干朋友的援助，但却拿不出什么东西作为回报。或许我可以用给他们看一个下午的孩子作为交换，可一想到我连小吃点心都拿不出来，又倍感压力。一个饿着肚子的孩子在周末下午来到我家里，意味着我要花上至少10块钱去买吃的。而且孩子们看上去总想喝大瓶的牛奶。我请不起。
车库上的这套公寓让我感觉自己达成了一个目标。我成功地找到了一处更好的住所，即便是以失去稳定收入为代价。那个星期，我又获得了几个新客户。凭借在家暴与性侵保护机构的志愿者岗位，我的育儿补助也获批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在这个机制里找到了一些能让我进步的时间与空间。
但是，我始终摆脱不掉心中的疑云，这一些好得像做梦一般不真实。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做作业，米娅和姑娘们拿着粉笔在车库门前的水泥地上画彩虹，她们的笑容顺着大开的窗户飘进了屋里。出太阳了，一切都完美得恰到好处。
艾丽斯来叫她的两个女儿吃午饭，她们不开心了，直问米娅能不能一起。我看见她们爬上了门廊，米娅在她们中间，她们气喘吁吁、异口同声地来问我，我笑着答应了，她们高兴得大叫起来。我看着她们奔下楼梯，“咯咯咯”地一路笑闹着，穿过院子，去了主屋，我又坐回我的书桌前。见到米娅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尽情玩乐，不用再一遍一遍地看着同一部卡通片，我忙于工作只能把她关在一个地方的愧疚感稍微减轻了。住在一间霉菌丛生的一居室公寓里的日子似乎已经被远远抛在身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