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圣诞节，爸爸妈妈送了一个椰菜娃娃给我。在杰西潘尼商场开张前，妈妈就已经在门口等了数个小时。商场经理在顾客头顶上比画着棒球棍，制止人群涌向柜台。妈妈像个战士一样，用手肘使劲推搡着左右的人群，在另一个女人下手之前够到了货架上最后一盒娃娃。她就是这么讲给我们听的。听完后我睁大了眼睛，满心欢喜地意识到她是在为我而战。我的妈妈是一个英雄，一个冠军，她带回了我梦寐以求的娃娃。
圣诞节早上，我把这个椰菜娃娃抱在怀里。她长着卷卷的金色短发和绿色的眼睛。我站在妈妈面前，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道：“我和这个椰菜娃娃相遇了，我知晓了她的愿望，我保证一定要成为安洁莉卡·玛丽的好妈妈。”接着我签署了领养证书，这是椰菜娃娃这款产品中的重要环节。它体现了家庭观，有助于培养责任感。拿到一张印有我名字的娃娃出生证明后，妈妈当场给了我和安洁莉卡一个骄傲的拥抱。那天我和娃娃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打扮隆重。
从记事起，我就一直想当一名作家。长大后，我写过故事，埋首在书里，把书本当成我的老朋友。我最喜欢下雨天的假日，一早坐进咖啡店里，打开一本新书，到了晚上，再去一家酒吧把它读完。遇见杰米是我27岁那年的夏天，米苏拉市的蒙大拿大学寄来的明信片让我深深迷上了他们的创意写作课程。我想象着自己置身于照片之中，穿越蒙大拿的田园风景，如同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携犬横越美国》。“我真切地爱着蒙大拿。”他用隽永的笔触如此简单地书写道。当我正寻觅一处人生中的新家园时，正是这些字句引领我来到了这座“长空之乡”。
我是在从酒吧回家的路上遇见杰米的，我和同事们下班后去泡了吧。时间已接近午夜，蟋蟀在仲夏夜的草丛中呜叫着。我跳了一夜的舞，出了一身汗，便把连帽卫衣系在了腰间，后来又把它拿在了手里，希望能找一辆自行车骑回家。在咖啡店打工时溅上去的咖啡渍还留在工装裤上，我的嘴里依然泛着之前喝下的威士忌的味道。
在清爽的微风中，我听见公园长椅上飘来了一阵吉他声，我能确定那歌声属于约翰·普莱恩。我站了很久才听出放的是哪首歌，还看到一个男人举着MP3，腿上放了个便携式扬声器。他穿了件红色的法兰绒大衣，头上戴了顶软呢帽，弓起身子坐着，轻轻摆着头。沉浸在音乐中。
我想都没想，便坐到了他的身边。胸口被威士忌蒸得暖融融的。“嗨。”我说。
“嗨。”他微笑着回道。
就这样，我们两个一起坐了很久，听着他最喜欢的歌，在汤森港的市中心呼吸着夜间的空气。岸上，高耸的维多利亚式砖房投下阴影，层层波浪拍打着码头。
起身离开时，我依然沉浸在邂逅一个新男孩的喜悦中，我在笔记本上草草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并将那页纸撕了下来。
“有空的时候就出来玩吧！”我将那页纸递给他。他抬眼看着我，又扫了一眼刚从塞壬出来的人们，他们喝得烂醉如泥，正在放声大笑。他从我手里接下电话，看了看我，又点了点头。
第二天晚上，正当我开车前往市区的时候，电话响了。
“你去哪儿呢？”他问。
“市中心。”我猛打转弯，却没能换对挡。我握住方向盘，同时抓紧了手里的电话。
“在低价超市门口等我。”他说完，挂断了电话。
大概五分钟后，我驶入了停车场。杰米斜靠在一辆组装的红色大众甲壳虫后面，穿着和前一天一样的衣服，正在等我。他朝我酷酷地一笑，露出一口我昨晚没留意到的歪牙。
“咱们去喝点儿啤酒。”他说，随手把一截卷烟的烟蒂扔到了人行道上。
他掏钱买了两瓶塞缪尔·史密斯黑啤，接着我俩就爬进了他的甲壳虫里，驱车前往一处悬崖看日落。他说话时，我翻看着一本从他副驾驶座上找到的《纽约时报书评》。他跟我讲述了他的自行车骑行计划——沿着101号公路一路骑到太平洋海岸，再骑去旧金山。
“我已经在上班的地方请好假了。”他说着，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眸是比我的还要深邃的棕色。
“你在哪工作呢？”我问道，意识到除了他喜欢的音乐，自己对他一无所知。
“泉水咖啡馆。”他深吸一口香烟，“我之前是副厨。不过现在就在那里做做甜点。”他猛吐一口气，一道烟袅袅地消失在悬崖上方。
“你会做提拉米苏喽？”我问道，犹犹豫豫地也想给自己卷上一支烟。
他点点头。我就知道我该和他上床。提拉米苏可真是太好吃啦。
那周晚些时候，杰米第一次把我带去了他的露营拖车。我站在狭小的空间里，仔细打量着这里的木头镶板、橘色的懒人沙发以及满满的书架。
杰米注意到我正四处观望，便说了声抱歉，支支吾吾地解释自己是为了给自行车骑行攒钱才住在拖车里的。不过我却在桌上的那排书里瞧见了布考夫斯基和让-保罗·萨特，根本顾不上拖车里是什么光景。我转过身，立刻亲吻了他。
他慢慢地把我推倒在铺着白色羽绒被的床上。这场亲吻持续了好久好久，仿佛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他抱紧了我。
最终，杰米和我打算分开旅行——我往米苏拉，他往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他建议我搬来他的拖车上一起住，这样可以省钱，我立刻就答应了。我俩住在一辆二十英尺长的露营拖车里，每人只要交150美元房租，我们的关系注定拥有一个鲜明的结局——帮助对方走出这座小镇。
汤森港的劳动力主要由服务业构成，招待外国游客，服务那些只在温暖季节过来度假的人。届时，摆渡船会载满游客，在大陆和半岛之间颠簸穿梭，把人们送往森林地带以及海岸边的温泉。建在滨水区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商店和咖啡馆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财富，也转而让许多居民获得了生计。然而涌入这座城市的财富数目并不巨大。汤森港的本地居民除非做起了生意，否则普通的工人阶层并没有多少收入，无法挣得一个好的前程。
镇上有许多老一辈居民，已经在这个地方扎下稳固的根基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伙嬉皮士迁来汤森港，得益于镇上一家雇用了大量本地居民的造纸厂，他们在这个鬼镇一样的地方勉强生存了下来。政府曾许诺会把这座城镇建设成西部的最大海港之一，但失败了，因为大萧条时期，西雅图至塔科马港的铁路改道缺乏资金。当年那群嬉皮士里，还有人成了我现在的雇主和忠实客户，他们买下那些荒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维多利亚式大宅，花上数年把它们修缮成历史地标，建起了面包房、咖啡店、啤酒厂、酒吧、饭馆、杂货店和旅馆，给镇上的面貌带来很大改善。停泊在汤森港的小木船很出名，随之还兴办起了一座正规的造船学堂，每年还会举办相关的节日。如今，这些老一辈的居民致力于复兴小镇的闲适情调，放慢节奏，开始适应中产的生活。我们这些服务从业者就是来服务他们的。我们这些住在小屋里、圆顶帐篷里或一居室公寓里的人，以不同的形式为他们工作。我们被这里的天气吸引——奥林匹亚山脉形成了雨影气候——也被这片富有艺术气息、距离西雅图只有摆渡之遥的社区吸引。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感受港口海浪带来的沉静，在喧闹拥挤的厨房里尽情挥洒汗水。
杰米和我都在咖啡馆工作，挥洒自己的青春，享受这份自由。我俩明白自己都有更为远大的志向。他在他朋友的餐馆里帮忙，所有能接到的私活他都干。除了咖啡厅里的工作，我还在一家宠物狗日托中心打工，还在农贸市场卖面包。我们两个都没有大学文凭——杰米承认自己连高中都没毕业——为了攒钱，能干的活我们都去干了。
杰米履行的是标准的餐厅排班，从傍晚到夜里，所以大部分时间，等他结束工作、喝完一杯到家时，我已经睡了。有时我会去酒吧和他碰头，用我赚到的小费买上几杯啤酒。
后来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一连呕吐了几个早上，觉得胃沉甸甸的，整个世界突然开始无止境地缩小。我把运动衫撩起来，检查起自己的肚子，在卫生间镜子前站了很久很久。这孩子应该是我28岁生日那天怀上的，第二天杰米就走了，开始了他的自行车骑行。
要是选择留下这孩子的话，我就得留在汤森港。怀孕的事我想保密，继续践行我前往米苏拉市的计划，可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得给杰米一个当爸爸的机会——剥夺他的这个机会总让我感觉不妙。可是待在这个地方就意味着要推迟自己的作家梦了。推迟这段我向往的人生，晚些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伟大人物。我不确定要不要放弃这个梦想。我一直有避孕措施，当时也不觉得去堕胎是什么大罪。可是我不禁想到了我的妈妈，她很可能会盯着我的肚子，像以前一样，对我的人生选择评论不休。
尽管一门心思地想要走另外一条人生道路，我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渐爱上了即将为人母的感觉。我告诉杰米有孩子的消息时，他刚刚结束自己的旅行。他一开始温和地对我好言相劝，要我拿掉孩子。在告诉他我拒绝堕胎后，他的态度就骤然大变。我只认识了杰米4个月，他向我投来的怒火和恨意令我怕极了。
一天下午，杰米冲进拖车，那时我正坐在电视旁的折叠沙发上，准备喝鸡汤，电视里播放的是《莫里秀》[1]，正准备揭晓亲子鉴定结果。杰米瞪着我，往前走了几步，那模样和电视里大吼着不想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出生证明上的男人如出一辙。“我可不想你跟在我屁股后面讨那该死的赡养费。”他指着我的肚子不停说道。和往常一样，我对他的长篇咒骂一言不发，只盼着他别乱扔东西。不过这一次，随着声音越来越响，他的动作幅度也越来越大。他控诉我犯下的巨大错误。他越是凶狠，我越是抱紧了自己保护孩子。他走之后，我声音颤抖着给爸爸打了个电话。[1] The Maury Povich Show，20世纪90年代开播的一档以八卦狗血为卖点的真人秀节目，最吸引眼球的环节是亲子鉴定。（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我做的决定真的对吗？”我把杰米说的话和他讲了，“我真的真的不知道。可是我想要确定。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该死。”他骂道，沉默了一阵子，“我本来指望杰米能准备好当爸爸的。”他又沉默了，大概是想听听我怎么回应，可我没有话说，“你知道你妈和我在发现有了你时，和你是一个处境，不过我俩那时还没成年。你也看到了，日子并不美满。我说不好我们的日子是否曾算得上美满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可你、你弟弟、我，还有你妈——我们都挺好。后来我们都挺好。我也知道你、杰米，还有这个小孩也会好好的，就算接下来不是你想的那样。”
打完那通电话，我望向窗外，试图不让周遭的环境——营地坐落在树林里一家大商场旁边——干扰我设想自己的未来。我开始用不同的声音对自己说话，以打消自己的顾虑。或许杰米能想通，或许这要花上点儿时间。要是不行，我想我也能应付，尽管我现在也没主意。我不能让他按照我的想法做决定，让他和我生下这个孩子，可我知道，我至少已经给了他一次做爸爸的机会。我的孩子值得拥有一个爸爸。尽管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会尽父母的责任，一如几代人为人父母的样子——我能让这一切行得通。毫无疑问，别无选择。现在我是个母亲了。我的余生将会以这份责任为荣。我站起来，走出去，撕掉我的大学申请书，工作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