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那年，父母带着我离开了所有亲人，举家迁出了华盛顿州。我们家坐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地区楚加奇山脉的丘陵地带。我们加入的当地教会将服务延伸至流浪者与低收入群体之中。小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假期给困难家庭派东西。礼拜日结束后，妈妈会让我和弟弟从教堂大厅的圣诞树上摘下一只纸天使。用完早午餐之后，我们会在指定清单上挑选一些物品，比如新玩具、睡衣、袜子或球鞋，送给那些与我们年龄相仿的陌生孩子。
有一年，我和妈妈一起去一户人家派晚饭。我在一间阴湿的公寓门口，等着把自己精心包装的礼物送上去。这时，一个男人来应门了。他有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白色T恤下是一副饱经日晒的躯体。我把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他，妈妈又给了他一只盒子，里面装了火鸡、土豆和罐装蔬菜。他点点头，便轻轻地合上了门。我失落地走开了。我以为他会请我们进屋，这样我就能和他的小女儿一起打开我为她精心挑选的礼物了，我多想看看她见了礼物后那高兴的模样啊。我会告诉她：“这双锃亮的新鞋子可是商店里最漂亮的。”那时我还不明白她父亲为什么就不能高高兴兴地把礼物给她呢。
十几岁的时候，我有时会在下午到安克雷奇的市中心给流浪人员派发简装午餐。我们到那里是去“见证”并向他们传递福音的。为了让他们来听我们布道，我们请他们吃苹果和三明治。我说：“耶稣爱你。”这时，有个男人朝我笑笑说：“他看起来应该更爱你一些。”为了去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的孤儿院，以及芝加哥的儿童圣经营，我靠洗车筹到了路费。回顾起过往的努力，再看看我如今的处境：拼命地找工作、找可靠的住处。我不禁觉得，过往的那份努力尽管崇高，却只不过是将穷人脸谱化的怜悯施舍和表面工程罢了——就好像挂在圣诞树上的纸天使，毫无意义。我回想起当初给那个来应门的男人送礼物的情景。如今，换我来应门，去接受施舍了，接受那些我无法提供给家人的东西，接受他们的小小心意——一副新手套、一个玩具——来满足他们冲动的善心。不过他们的清单上，可没有地方给“医保”或“儿童保育”留地方。
父母带我们离开了祖辈生活的地方，我和弟弟是在距离华盛顿州老家千里之外的地方长大的。我们的家境在美国姑且算得上是中产阶级[1]。我们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但父母也还是承担不起上舞蹈课、空手道训练之类的昂贵费用，也没有供我们上大学的积蓄。 我很快就知晓了金钱的重要性。11岁起，我就做起了婴儿看护工作，之后也总会打上一两份工。工作一直在我的血液中流淌。那时候，我和弟弟被信仰和父母的财产庇护着。[1]根据美国2016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年收入在3.9万美元至11.8万美元之间，由于各个州生活水平不同，其中产阶级的收入也有所不同。有的州的中产阶级年收入能达到40万美元，有的甚至不到2.5万美元。
安全感一点一滴地注入我的内心。我很安心，这一点我毫不置疑，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这份安全感。
我跟杰米说，我打算带着米娅去我父亲和继母夏洛特那儿住。他听后眯起了眼睛。当时米娅刚满7个月，已经见识过他太多次的突然暴怒。他猛烈的抨击和充满毁灭性的举动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
“我上网查过了，”我说道，一手抱着米娅，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有一个子女抚养费计算机制，算出来的费用相当公平。”
他一把夺过那张纸，揉成一团，朝我脸上扔来，死死地盯着我的双眼。“我不会付你一分钱的抚养费，”他最后说道，“你应该付钱给我！”他来回踱着步子，声音越来越响。“你哪里都别想去，”他指着米娅开口道，“我马上就能夺走米娅，快得让你一眨眼就见不到她。”他说完，转身就走，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一拳砸穿了门上的树脂玻璃。米娅跳起来，发出一声我从未听到过的高声惨叫。
我颤巍巍地拨响了家暴热线，在电话里，我把杰米频繁造访之前发生的事情勉勉强强地解释了一遍。对方建议我先挂了这通电话，找警察来。几分钟后，巡逻车的警灯照亮了拖车的一侧，一位警察轻轻敲开了破着洞的车门。他长得真高，头几乎快碰到车顶了。他一边听我叙述事情的经过，一边做了几页笔记。他检查完门后，点点头，问我们是否还好，是否觉得安全了。我已经遭受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虐待、威胁以及高声辱骂，听到这个问题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杰米的暴怒行径大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没在我身上留下瘀青或是红痕。但是这个洞——这个门上的洞——我能清楚地指认出来。我可以请其他人看。我可以说：“是他做的。他是冲着我们来的。”他们看到了这个洞，点点头对我说：“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他对你做了什么。”警察留下来的出警记录确认我神志清醒，没有发疯。我将它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把它当作一张认定书。
过渡住所位于主街上一栋公寓楼里，在那里度过的头几夜，我简直魂不守舍。墙壁与楼道中回荡的任何一丝声响都能吓我一跳。我们在家时，我要反复检查门是否锁好，以前我可从不这样。不过现在只剩女儿和我两个人了，而我是那唯一的保护伞。
住在收容所的时候，私家车道直通我们的小屋门口，我们要是想马上离开的话，我的车就停在屋子旁边。我从来没见过邻居，也没听见过他们的声音。大家分散地住在各自的小屋里，被大自然包围着——树木和旷野营造出一种祥和的氛围，不会让人心生烦恼。那是一片属于我自己的小天地，我并不会害怕有人闯入。可是在这栋公寓，墙壁和地板看上去是那么单薄，涌动着那么多陌生的声响。楼梯井里，陌生人上上下下，冲着对方嚷嚷。我瞪着公寓门，那是隔绝我与外面世界的唯一屏障，似乎随时都会有人闯进来。
我们被灰色的墙体包围着，对我来说，其他住客的行迹仅限于墙后传来的说话声、垃圾箱里越积越高的垃圾，以及驶入停车场里的汽车。或许见过邻居、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以后，我能更有安全感一些。他们在夜里发出的声响——高跟鞋踩过地板的咯噔声，要不就是小孩的笑声——会把我从睡梦中搅醒。我会在半夜起来好几次，去查看米娅，她就睡在隔壁房间的一个折叠式摇篮里。
有几个夜晚，我彻夜未眠，脑海中与杰米对簿公堂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站在一位法官面前，就在杰米和他的律师身旁。无家可归的我上了法庭，争取米娅的抚养权。显而易见，杰米连续几个月以来对我的怒言相向导致了我的抑郁。现如今，他将我的这个症状作为他的武器，声称我不是抚养女儿的合适人选。我的落魄像是裹尸布般笼罩着我，法官和杰米的律师似乎都认为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仿佛我认为就算没有稳定的居所也能抚养孩子，似乎在有限的能力下，我没有每时每刻想尽办法去改善自己的处境。不知为何，并没有人看出我正带着米娅搬离一个让我饱受折磨与虐待的地方，在那里，我蜷在地上，哭得像个稚儿。没有人注意到，我正努力为女儿争取更好的生活——他们只看见我试图把她从一个他们认为适合成长的稳定家庭中带走。
我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股近乎原始的力量，居然赢得了抚养权。我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空间，找到了一处可以让米娅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地方。尽管如此，困苦的窘境还是会让我被愧疚包围。有一段时日，这份沉重的愧疚甚至让我羞于面对米娅。我不得不打起精神给她读睡前故事，坐在那把当年母亲给我读故事的椅子上轻轻地摇她。我对自己说：第二天会好起来的；我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
有时我坐着看米娅吃饭，或是在厨房里踱步，啜饮着咖啡，凝视着墙上挂着的预算开支和我的工作时间表。要是出门去买菜，我还会花上整个早晨翻来覆去地浏览我的银行账户余额和EBT（政府电子付款）卡，看看我们还剩多少钱。EBT卡是一张由政府出资、用于购买食物的借记卡，这类卡是从2002年才开始启用的新东西。怀孕那阵子我还申请过食品救济券。杰米记得他母亲用这些票券买过菜，提起那段记忆，他总是嗤之以鼻。对于这些能够照顾到我家庭的东西，我是心怀感恩的，可每次又都是提着满满一袋的羞耻回到家里，总会在脑海里纠结那些收银员是怎么看我的：一个背着婴儿的女人靠着政府援助购买食物。他们看到的只是食品救济券，印着WIC（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补充计划）缩写字样的票券，我们就是用它们买到鸡蛋、奶酪、牛奶和花生酱的。但他们没有看见我的账户余额，这笔钱的数额会根据我的收入在200美元上下浮动，是我能用来购买食物的所有金额。我必须控制好支出，尽力匀到月底，直到下个月初有新的款项打进来。他们没有看见我啃着花生酱三明治和煮得硬邦邦的鸡蛋，早上喝咖啡时绞尽脑汁地计划怎么分摊这笔钱。我那时并不知道，那年政府为了洗掉“救济券”的难听名声，花心思将2900万人使用的“食品救济券”换了个名字： SNAP（营养补充援助计划）。可是不管你叫它SNAP也好，食品救济券也罢，大众头脑中那种“穷人偷取美国公民辛勤上缴的税金去买垃圾食品”的看法从未更改。
我的思绪一片混乱，“我是不是一个好母亲？”这个问题困扰着我。我确实不及格，比起关注我的孩子，我渐渐适应了“如何撑过这一星期”的节奏。还和杰米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在工作，我可以陪米娅待在家里。我想念那段母女俩整天待在一起的日子，可以停下奔忙的脚步四处看看，学点儿新东西，有些新发现。现在的日子只能算是勉强过得去；总是急匆匆地赶时间，总是在车上，总是匆匆忙忙吃完饭然后收拾，总是在迁移，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喘口气。生怕自己落在后面，生怕忘记什么事情，导致我们的日子过得更糟——我根本没有时间陪米娅一起观察人行道上蠕动着前进的毛毛虫。
我已经把公寓居民们冷不丁发出的马桶抽水声和椅子挪动声听了个遍，住在楼下的那位女士很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每当米娅在屋里跑动，她都会用扫帚柄或拖把柄捅捅天花板或者大喊大叫。入住那天，当我在露台上扫落叶和蜘蛛网时，她在楼下放声大骂：“这他妈的怎么回事？”除了“咚咚咚”地戳扫帚柄，那还是她第一次和我间接地说上话。“这是什么狗屎？”她继续吼道，“你个该死的在我头顶拉屎是不是？！”我逃回屋里，轻轻合上门，呆坐在沙发上，祈祷她别冲上来砸我的门。
楼上那户邻居——一位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基本上不在家。头几个星期，我只是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在晚上10点左右上床睡觉，他们刚好上楼进屋。约莫20分钟后，他们就都安静了。
有一天一大早，我听见他们出门了，便跑到窗前去看，出于好奇，我想看看这些处境和我相似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那个女人个子高高的，穿了件红紫相间的短夹克和白球鞋，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是学生模样，走在她身后。我想象不出她都经历过什么。我只有一个孩子要照顾。此后，我也时不时地会看到他们。小姑娘的头发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扎着玉米辫，上面还绑了鲜艳的蝴蝶结。我想知道他们白天都是到哪里去了，她是如何把家里的孩子教得安静又乖巧的。她看上去是个好母亲——孩子们尊敬她，这一点让我很是眼红。我的孩子刚学会站直走路，只要醒着，她不是想要从我身边跑开，就是想跟我对着干。
“你得学着喜欢上你的咖啡。”邻居布鲁克这么跟我说，我俩在一次房屋检查后见了一面。她指的是禁止饮酒的规定。之前我们曾尴尬地擦身而过，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话。和布鲁克的相识似乎让我回到了过去的日子，我在酒吧里请她喝了杯啤酒。我想知道她是遭遇了什么才落到这个境地的。可我从未问出口。就像我不想她来问我一样。
我从来没和生活在这片公寓另一头的男人讲过话。我见他们穿着汗衫拖鞋站在通向他们住处的小路上抽烟。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家里会有人时不时来接他走。不过其他人似乎就无处可去了。或许他们就是在路上打发打发时间。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无聊。
我想念能去酒吧的日子，想念想喝啤酒就能喝上一杯的时光。并不是说一定要喝啤酒，只是想念那种不用担心房管局会突然出现的轻松和自由。我想念过去的自由自在：出门，外出过夜，工作，想吃就吃，睡上一整天，放上一整天假。
米娅和我过着看似寻常的日子，白天的时候，我们都有各自要去的地方。我有资格领幼托补助金，不过只有半天。一个朋友的丈夫约翰经营着一家小型绿化保养公司，他会以每小时10美元的价格雇我拔除杂草、修剪灌木，以及清除杜鹃丛里凋谢的花朵。我要开车绕着奥林匹克半岛的东北角转一圈，到一户户装着门禁的社区里去干活。车子后备厢载着一只巨大的垃圾箱，里边装着一桶白油漆和粉刷工具，还有几副手套。有的人家会专门指定堆放野草和杂物的区域，否则我就得把它们装起来，捆紧，再费力把它们搬到我的后备厢里，约翰的公司没有几个花园大到需要我经常帮忙修剪的常客。所以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在做自己找到的工作，通过努力一步一步将自己的时薪提升到20到25美元，可我一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这还包括路上花掉的时间。
园林修剪是一份面朝地、背朝天的辛苦工作。很多人会雇我清除山坡上的杂草，上面还铺满了木屑。我戴着手套穿着膝盖加厚的工装裤，把野草往桶里、垃圾箱里，以及垃圾袋里塞，就这样工作几个小时。客户付我钱，让我用所谓的“有机手段”消灭野草，其实就是把它们从地里拔出来罢了。可是杂草是季节性生长的，这项工作也就能持续几个星期，我不知道这一季结束后我还能干些什么。汤森港的劳动市场也是季节性的，赚个盆满钵满还是饿肚子，全部取决于游客。在这里，并没有多少提供“母婴时间”的“正常”工作，也都不是我有相关经验的工作。曾经在咖啡店上班以及打的那点儿零工根本写不上简历，包括每个星期天给学前班做的清洁工作。可眼下我非工作不可，我试着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
中午我要把米娅送到托儿所去。一星期里有三天，她爸爸会把她接过去，一直照顾到晚上7点。米娅偶尔会和杰米一起过夜，那时我就会到露台上坐着，背靠着墙。一位邻居似乎总是和她的女儿待在外面，就在大楼和树林间的一块小草坪上。她的女儿比米娅要小一些，她俩的肤色特别浅，几近透明。我有时会听到那位母亲温柔地开口问：“你想滑滑梯吗？”她的女儿会一格一格爬上那架褪色的塑料旧滑梯，这很可能是前几任房客留下来的。“哟吼！”小孩滑下时，妈妈会这样欢呼。她是个比我好上许多的妈妈，我想。女儿上上下下地玩着滑梯，她陪在一边，我听见她发出温柔的絮语，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像她那样表现出一副兴致高涨的样子。
但有一天傍晚，医护人员和消防员走上草坪，把那架滑梯搬走了。他们全都往那位母亲的住处走去。我没有听见她孩子的动静。我探出身子，靠在门廊的围栏上，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有几户人家也和我一样。一个消防员抬头看见了我们，我下意识后退一步躲了起来。他重重地摇了摇头。我在想，那时我们都是什么模样呢？我们这群住在过渡住所里的男男女女，正从围栏里探出头向外张望。我在想那些警察和消防员会怎么谈论这栋楼，谈论我们；他们到底为什么来这里呢？进屋前，我瞧见那位母亲躺在担架床上，被他们抬了出来。就算她的眼睛是闭着的，我也不想让她看见我正在张望。我想要保留她应得的尊严。我也想要同等的尊严。
一个小时后，我出门去接米娅。布鲁克走出屋子，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双颊通红，似乎准备跟我闲话一番。“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吧，啊？”她朝我快步走来。
我摇摇头。她说，有人把小孩送回来时，发现母亲在床上，已经失去了知觉。他们叫不醒她。她吃了安眠药，还灌下了一整瓶伏特加。“不过他们及时发现了。人还活着。”布鲁克肯定地说。接着她耸耸肩，叹了口气道：“说了不准喝酒还喝那么多。”
我的第一反应并非是去关心那位母亲和她的女儿是否安好。我只盼望杰米不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一直活在惴惴不安中，担心米娅会遭遇什么不测，生怕她在日托中心出什么事，这会严重影响到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全日抚养权。
我令米娅陷入了一个贫困的世界，被那些身世悲惨、走投无路的人所包围。这些人里，有的在监狱或戒毒所待得太久，以至于无家可归，有的因为厄运缠身而愤怒暴躁，还有一些则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有那么一瞬间，想到有人竟然可以轻易地选择一了百了，我甚至有些嫉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