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The Fairgrounds Apartment露天游乐场旁边的公寓
“朱莉在吗？”我问道，等着橱窗后的女人给我的房租支票开收据。每个月的房租数额都不一样，这取决于我上报的收入有多少，不过始终维持在200美元左右。
那个女人扫了一眼办公室后面的一块白板，回答道：“不在呢。”她叹了口气，“她出去见委托人了。你想给她留个便条吗？”
我留了。
“我在这间公寓里碰到了点儿麻烦。”第二天，我在会议室里对朱莉说道。
我长舒了一口气，朱莉并没有问我是什么原因。
一切都让我喘不过气来：忧心会有房管所的人来敲我的门；在屋里踮起脚尖走路，生怕楼下那个女人又大喊大叫，用扫帚柄捅天花板。有一次，我甚至因为感觉孤寂在侵蚀自己，留了杰米一起吃晚饭。我从不出去和朋友玩，也没有邀请他们来过。我感觉与世隔绝。世上没有我可以待的地方。
“等着，”朱莉说，“我们可以注册TBRA。”她说的“提博拉”指的就是“住客租房补助”( Tennant-Based Rental Assistance)。“这个和‘第8类房屋补助计划’差不多。现在我就把你放到‘第8类’的候补名单里，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第8类”可谓是政府补助中的海市蜃楼——你耳闻已久，却还没听说过有谁争取到了。那是一张租金优惠券。如果你的住房花费超出你收入的30%- 40%，这张优惠券可以完全抵扣超出的那部分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拿最低工资，月收入只有1000美金，有了这张券便只用付300美元的房租，政府会替你付清剩余的部分。只要符合条件，这张券可以让你住进两居室或三居室。入住的房屋需要符合“第8类”的标准——都是些相当基础的要求，比如不含铅涂料、改造管道之类的。如果有谁争取到了“第8类”，那就可以在全国适用无阻，而且永远有效——只要你能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此项条款的房东。
我在三个不同县的候补名单上排着。汤森港所在的杰斐逊县是排期最短的一个，只需等上一年，而其他地方至少要等5年以上。还有一些地区甚至因为需求量实在太大，已经停止接受新的申请人了。
朱莉将我引荐给一位新的社工，她是专门负责“第8类”和TBRA项目相关工作的。她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一头深色的短卷发衬着一副不苟言笑的面孔。她让我填了几张申请表，上面是一些关于我明年以及之后计划的问题。我一个月需要给这套两居室公寓支付700美元租金，随后我详细列出了我的收入证明与计算结果，再加上每个月275美元的抚养补助，申请条例下来后，我每月只需要支付199美元的房租。
“这个金额会根据你上报的收入上下浮动。”朱莉补充道。我非常感激她在这期间能够陪着我。
TBRA还要求我去听一堂课，让我了解这个项目，上课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教我如何挖掘潜在的房东，让他们愿意让我用TBRA（甚至是“第8类”）来支付房租。“多数房东操作过第8类，”朱莉说，“至少他们都听说过这个。不过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可以促成一件好事。”我并不确定她说的是什么意思，这难道还会是一件坏事吗？可我没多问。
我们在停车场里待了一会儿，她把上课的时间地点写在了我的房屋补助单上。“你真走运，明天就有一节课，”她乐呵呵说道，“你很快就能搬到新的地方去住啦！”
我微笑着朝她点点头，不过我对申请这些项目能否奏效并没有抱很高的期望。无家可归的这6个月给我带来的创伤太深刻了，和杰米打交道让我担惊受怕，我的整个身体系统都崩溃了。我的大脑、肠胃、神经，身体的每一寸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没有一丝安全感。没有一丝安定感。每天我都如履薄冰，仿佛行走在万丈深渊的边缘。我看着人们朝我投来微笑，朝我点头，反复说我能申请到项目、住处是有多么幸运，我根本不觉得自己行了好运。我的整个生活都大变样，我都认不出来了。
社工们告诉我该去哪里，该上哪儿去提交申请，该怎么填表格。他们会问我需要什么，我会说“我要个住处”，或是“我要吃饭”，或是“我要找个托儿所，这样我就能工作去了”。说完，他们就会帮助我，或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帮我，也有可能根本不来帮我。但这也是他们能做的全部了。从创伤中恢复过来才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说是最关键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一点上帮到我。我还不知道自己需要这么做。一连几个月的贫穷、漂泊与不安导致我极度容易恐慌，这可能要花上数年时间来平复。
“你或许认为房东会喜欢这样。”一个男人站在前面说道，这个小房间里，有20个人挤在两张桌子旁。他叫马克，同时还是LIHEAP（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的讲师，他那门长达三小时、教人们如何有效用电的课程我已经听了一年，讲的都是些常识性内容。我曾试着从中找些乐子，把自己从现状中剥离开来，就当是为了争取到400美元的暖气费拨款。为此，我一定要学会如何关灯。我越来越发觉，这些需要政府补助的人被想当然地视作一帮教育缺失的人、 一帮需要区别对待的人。真是可耻啊，因为需要钱，我必须去学习如何把水电费降到最低。
现在，我正准备花上数个小时了解房租补助是如何向房东支付款项的，以后我要凭借这些知识向房东保证他们能够拿到钱。对于政府，还有其他所有人来说，他们其实不应该相信我。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徒劳的。我请了假，找了人看孩子，才抽出时间来这里。我坐在那里，望着站在前面的马克。他穿着一件和上LIHEAP课程时一样的长袖法兰绒衬衫，蓝色牛仔裤提得高高的，盖住了肚子。他那条稀疏的马尾辫比一年前初见他时长长了一些。想到他之前教我们怎么省电费，我不禁微笑起来，他让我们不要预热烤箱，想冷却的时候把门打开让它自然冷却就可以。他说在泡完澡或是淋完浴后，别急着把热水排走，因为水的热度能够进到屋里，让房间暖和起来。
“‘第8类’对房东来说是个好东西，因为它能保证房租到手。他们只是不喜欢那些通过‘第8类’租房子的人。”马克说，“你们的任务就让他们知道这么做很值。”
我想到了过去几个月里，那些警察、消防员还有急救人员来我们这里跑了多少次。他们来做随机抽查，确认生活空间的清洁程度，或是确认停车场里的故障车辆是否修理了，还会检查我们有没有在做一些他们认为穷人会做的坏事，比如任由脏衣服或垃圾堆积起来，、但实际情况是，做完那些没人肯做的繁重工作后，我们早已被掏空了精力。我们以最低工资活着，在不同时段里干着好几份工作来维持基本生活，还要给我们的孩子努力争取一个安全的住所。可不知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们的辛苦，不管一个人如何被生活的反复无常打击，他们只看得见结果。好像不管我在其他方面如何努力地去证明自己，“贫穷”总是和龌龊脱不了干系。声名狼藉的标签越垒越高，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要怎么在房东面前表现出我是个可靠的房客呢？
“你们这些在TBRA项目里的人，需要跟房东解释清楚这个项目是如何向‘第8类’过渡的，你们一定要记得强调双方都能同等获利。”马克认真地说道，“这些绝佳的项目可以将房租分摊为两块——你出一部分钱，剩下的由这个项目来出。”说到这里，他表现得激动不已。看他那样子，你大概以为他是在主持竞拍，而不是在介绍“第8类”。“房东并不喜欢8号条款的钱在指定日期汇过来，他们希望钱能在每个月的头一天就到账，不过你们可以说服他们！”说着，他又拿起一擦纸开始分发，“‘第8类’的钱是有保障的。”他反复说道。
打破成见的壁垒，说服一名房东接纳你成为房客后，你还有重重难关要跨越。尽管推动项目中的资金获批看起来是房东的职责，但出租的房子或是公寓必须符合安全标准，包括正常运行的烟雾警报器，以及其他的家庭安全设施。大多数时候，这也意味着如果这个住处不符合标准，即使有家庭持有那张优惠券，也是无法入住的。这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稍微好些的社区的房东并不愿意把房子租给“第8类”使用者。我们只能寻找一些破旧的社区，还得冒着无法通过入住检查的风险。
“租出的屋子需要符合‘第8类’的要求，不过大多数房东不愿意这么干，”马克顿了顿，“那是他们的选择。也不是不合法或者歧视——”
“那根本就是歧视。”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大声说道。
我是在海滨比萨屋认识她的。我俩相视一笑。我记得她叫艾米，但也不确定。
“我男朋友和我找到了一间特别棒的小房子，”她说，“结果被我的朋友租走了。房东说他不想租给使用第8条的人，因为他们到最后肯定会把屋子搞得跟垃圾桶一样。”她抚摸着隆起的孕肚又说：“他说他可不想当个恶房东。”
所有人都转头望向马克，刚刚他把双手插进了口袋里。
最后我居然在一个星期内就找到了一个住处。不仅如此，那个地方刚好可以接受“第8类”租住而且还通过了安全检查。我们马上就能从过渡住所搬出来了。那栋公寓楼正对着一座露天游乐场，距离北部沙滩只有几个街区远。女房东格蒂听完我的房租支付方式后只是耸耸肩。她会拿到我支付的一部分，我跟她这么解释道，剩下的那笔钱要等到每月10号才能到账。
“我想这没什么问题。”她说着，又朝米娅笑了笑，小姑娘的头正埋在我的肩膀上，“她是不是需要个婴儿床或其他什么的？”
我想说不必了。每当有人准备来帮我们，我总是下意识地先拒绝。或许还有人比我们更需要帮助。可是我又想到了米娅那张破了洞的婴儿游戏床。
“是啊，”我说，“她缺个床呢。”
“哦，正好，”格蒂说，“之前的房客还留了些东西下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呢。”她走到她车子的后备厢那里，取出一张白色的婴儿床，和米娅在托儿所里用的那款一样。小床里还有一件小小的红衣服。我捡起来递给了格蒂。
“你要的话就拿着吧，”她说，“这好像还是件戏服呢。”
我用闲着的那只手把衣服抖开，只见帽子上缝了一对眼睛，背后还有一条鼓囊囊的尾巴。“这是只龙虾吧？”我终于露出了一点儿微笑。
格蒂笑道：“我猜应该就是吧。”
米娅连一件万圣节服装都没有。已经是9月了，我都没考虑过这件事情。我满脑子都被“找一个新住处”给占据了。
格蒂帮我把婴儿床搬进了屋里，接着就把钥匙留给了我们。我们住在一间底层公寓，有一个通向一片小草坪的门廊。走过去以后是一大片空地。连接厨房的餐厅安装着全景视野的玻璃。我弟弟还给我组装了一台电脑，把它安在了厨房流理台的内置式桌子上。我往光驱里放入一张CD，米娅伴着音乐跳了一会儿舞，后来就绕着桌子跑了起来，跑进客厅，把脸埋进沙发里，又跑过门厅，再沿着原路跑回来。
我的书填满了客厅里的架子。我把妈妈给的几幅画挂了起来，画里都是白雪覆盖的大地。这些画均出自阿拉斯加的艺术家之手，而我就在那里长大。挂完最后一幅画——画上是一棵桦树，杰米来电话了。我之前给他留了言。
“你想要什么？”我接起来后，他直接问道。
“我，嗯，我有了一个在星期六工作的机会，就在想你能不能多花点儿时间帮我照看米娅？”
“要多久？”
除了月末的最后一个双休日，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需要他把米娅接过去照看几个小时。“上班的地方要出城，”我说，“这份工作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你能照看多久就照看多久吧。”
几秒钟里，杰米一言不发。我听见他猛吸了一口气，他一定是在抽烟。最近我为了能在旺季结束前尽可能地多打几份工，让他花了更多时间照看米娅。
“不行。”他最后说。
“为什么不？杰米，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工作了呀。”
“我不想帮你，”他突然爆发了，“我的钱都被你们花了，你送她来的时候也没带上尿布，我还要喂她吃午饭。所以，不行。”我不停地劝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不行！”他拔高声音吼道，“我才不会管你的烂摊子！”他挂断了。
我的心跳开始失去节奏，每次结束和他的对话后，我的心总是快得几乎要蹦出胸口，他总是在破口大骂后挂断电话，这次也是一样。不过这一次，我胸口闷得更加厉害，快喘不上气了。家暴中心的治疗师贝阿特丽丝告诉我，当这种症状出现时，找一个纸袋套上，开始喘气。我闭上眼睛，开始用鼻子呼吸，心里数了五下，又用嘴巴吐了五次气。我循环了两遍，睁开眼后发现米娅站在我面前——她望着我。“你——你在——干什么呀？”她问我。她嘴里叼着奶嘴，所以声音断断续续的。
“没什么。”我说着，弯下身把她抱起来，手指蠕动着，开始疯狂地挠她痒痒。我装成怪兽发出咆哮声，她兴奋地尖叫起来，挣脱我，开始绕着桌子跑，我紧紧跟在后面。我在沙发上一把抓住她，挠她痒痒，她把嘴里的奶嘴都笑出来了。我双臂环住她，把她抱起来，将她小小的身躯抱在怀里，感受她的温热，细嗅她的味道。
她开始扭动。“别停，妈妈！”她笑着说，“再来！再来！”
我紧跟着她跑进了卧室。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朝我大喊大叫或是用扫帚柄捅我们的地板了。
第5章 Seven Different Kinds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七种不同的政府补助
我摸到雨衣的帽子戴起来，可是夏末的雨就是这样来势汹汹，我的头发早就湿透了。我向一面嵌着鹅卵石的墙走去，我的搭档正站在那里，雨衣的帽子遮着他的脸。“好了，我们现在干什么？”我叫道，为了让声音穿过瓢泼大雨，我还拔高了嗓门。
“我们回家。”我朋友艾米丽的丈夫约翰说道，就是他半年前雇了我在他的绿化保养公司里干活。他朝我耸耸肩，试着挤出一个微笑，深绿色的雨衣上残留着下大雨前砸下来的冰雹。他摘下眼镜，抹去上面的雾气和雨滴后又重新戴上了。
我丧气地垂下头。由于大雨，我们不得不缩短工作时间，这种事我们碰得多了。旺季快要结束了，可这份活计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
我们把垃圾桶、修剪器和耙子装上了约翰的黄色皮卡，他上车离开前还朝我笑了笑。我望着他驶远，目光又回到自己的车前。车子就停在路边，前车窗没有关。该死的。
到家的时候，我一只脚努力在门口的油毡布上站稳，跌跌撞撞地想把胶鞋脱下来。我解开工装裤的扣子，把它拉到膝盖以下，这样就能从裤子里出来了。吸饱了泥浆和雨水的裤子变得很厚，我拔出腿后，它没有瘫在地上，而是依然立在那里，活像把手风琴。真正的阿拉斯加人有一句老话：工装裤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要洗，那就是当你脱下后它还能自己立着的时候。
米娅要在杰米那儿待到晚上7点，我不知道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该干些什么。餐桌上有几本教科书，提醒着我现在每天都要做作业。我开启了攻读学位的艰难旅程，报了十二个学分：两门网络课程，还有一门课要去米娅日托所附近的一幢楼里上。和招生官碰面的时候，我跟她说我想取得一个可以转换学分的副学士学位[1]。我在高中时的大部分学分是通过英才[2]项目修到的，可以让我在高中学分的基础上修大学的课程，阿拉斯加大学承认这个。在社区大学取得一个两年制的副学士学位可以说是一个最简单的开端了，而我还要尽可能以最低廉的方式完成我的核心课程。接下来，我就能相对容易地转进一所四年制大学里。可是，和许多无法负担学费的单亲家庭一样，我可能得花上好几年才能达成目标。[1]在北美，Associates of Arts为文科副学士，是一种类似我国大专学历的初级学位，等同于四年制大学的首两年课程，由社区大学、专科学院以及某些大学颁授给完成副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学生亦可在修读完该学位后第二年直接转入( Transfer)大学的第三年继续学士学位的修读，并于两年内毕业，取得学士学位。[2]Running Start Program，美国英才教育项目，是经美国教育部核准，在华盛顿州政府正式立项的教育项目。该项目下，华盛顿州当地高一以上学生可以直接修大学学分。目前也向优秀的国际学生敞开，高二、高三国际学生可通过该项目直升美国名校。——编注
我已经给米娅报了税务减免[1]，这样一来，就能申请让政府为我支付学费了。我把米娅作为受赡养人上报，还提供了纳税申报表，以最简单的方式证明了我是以最低（或是说没有）工资来抚养孩子的。[1]美国针对低收入家庭有税务减免福利，孩子小于17岁即可获得退税。后文也提到了作者靠这些福利政策拿到了一大笔退税。
佩尔助学金是联邦政府为低收入学生提供的一项补助，提供的费用足以支付我整一个学季的全日制学费，还能余下1300美元。再算上每个月275美元的抚养补助以及每星期45美元的幼儿园清扫费，这意味着我们每个月多了700多美元的可支配收入。还有食品救济券，大概有300美元不到，以及WIC的支票。多亏有TBRA和LIHEAP项目，我们的房租支出在150美元左右，这样我就有余钱支付汽车保险、电话费以及网费了。到了冬天，我便不再工作，米娅的日托补助也因此没有了。我还失去了领取儿童保育补助的资格，但因为要去上课，所以去上每个星期两次的法语课时，我还要找人照看米娅几个小时。这课不仅是必修的，人也一定要到，尽管某种程度上我讨厌这样的安排，可这也是我在大多数时间里为数不多的能和其他人坐在一间屋子里的机会。
有很多个夜晚，在米娅睡去后，我会给自己煮上一大杯咖啡，熬到凌晨一两点钟来完成自己的作业。米娅从不打瞌睡，她永远说个不停、动个不停。她需要我不间断的注意与关怀。我找不到可以填补我日程空档的工作，所以我们会去海边或是树林里散步，一走就是很远。米娅还是小时候比较好对付，那时她还不会走路，只要抱着摇一摇哄睡了，她便不会再闹了。可如今，她执拗的性子开始显露出来。显然，米娅有着独立的个性，一个早上就能磨光我的所有精力。
不过她睡了之后，我就能静静地坐在厨房里看我的课本了。冗长的阅读作业和章节末尾的问题讨论摊在眼前，加深了我的孤独感。那年夏天，我一直都在不停地迁移，就为了找到一个安全稳定的住所。现在都安排稳妥了，我的心思本可以安定一些，可，一想到我正独自一人抚养着一个小孩，思绪便又被阴霾缠绕。为了米娅的照看时间，我和她的父亲争执不断，每次他只来照看两三个小时，我感觉自己从来没休息过。米娅的精力无穷无尽。我们走在路上，她总是坚持要自己推婴儿车，速度却慢得和蜗牛一样。到了公园里，她总是要我不停地给她推秋千，好像怎么都玩不腻。要么就是看着她从滑梯上滑下来，反反复复。我快30岁了，周围许多朋友都结了婚，买了房，组建了家庭。他们全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和他们彻底断了联系，太羞于向他们启齿自己的悲惨遭遇。要是现在停下来算一算，佩尔助学金、SNAP、TBRA、LIHEAP、WIC、医疗补助计划还有托儿补助，我总共已经申请了7项补助。我需要靠7项不同的政府补助才能活下来。在这片由孩子、漂泊与高压组成的混沌中，我的世界寂静无声。
我过生日的那个月，家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想起这件事，这还是第一次。杰米一定是对我感到有愧，带我和米娅出去，一起画了一组生日马克杯。我们在橄榄园吃的晚饭，只见杰米把女儿抱在膝上，米娅把意大利面抹得满脸都是。
杰米把我们送到公寓后，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才出去。
“你要进来吗？”我问他。
“干什么？”他敲打着方向盘，问道。
我忍着眼泪，渴求着他的陪伴。“或许你能哄米娅睡觉？”
他苦恼地抿住嘴唇，却还是转动钥匙熄了火。我望着他，又笑眯眯地看向米娅。杰米和米娅是我仅剩的家人了。
我希望杰米能在这儿过夜，哪怕他只是睡在沙发上也好。
平日里，每当想到要独自入睡，就仿佛有一头狰狞的怪兽要破胸而出。我蜷成一团，有时会紧紧抱住枕头，可是没有一样东西能缓解由内散发出的空洞感。我很想放这只怪兽出来，可是一到夜里，这种感觉总是连绵不断，挥之不去。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过的那么多个生日里，还是第一次没有人让我依偎着入睡。我与那种感觉做着斗争。
“也许你可以留下来？”我嘟囔着，没去看杰米，而是盯着地板。
“不了。”他快要笑出来了。他走向房门，连一句“再见”“生日快乐”也没说。我后悔开口让他留下。
我往地上一坐，打电话给爸爸。快夜里10点了，可我知道他还没睡，也许正在和他妻子夏洛特收看微软有线台的《凯斯倒计时》，他们每晚都看。和他们住一块儿也不错。杰米把我们赶出去后，我因为无处可去在他们家住了几个星期。
“嗨，爸爸。”说完我便沉默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我需要他，可我说不出口。我们一家的秘密语言就是没人开口。
“嗨，斯蒂芬妮。”他回道，听声音他有点儿惊讶。我一直没打电话给他。自从3个月前米娅过完生日后，我俩没再见面也没再说话，虽然他离我们也就几个小时的车程。“怎么啦？”他问。
我深吸一口气：“今天是我生日。”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哦，斯蒂芬妮。”他深深叹了口气。
我俩静默不语。我没听到电视的背景音，眼前浮现出他们昏暗的客厅，唯一的光源来自被定格的电视屏幕。或许夏洛特出去抽烟了。我在想，他们周末还喝不喝红酒了。
一开始，就在离开杰米投奔爸爸后不久，爸爸会看着我坐在餐桌边埋首于成堆的文书和法律文件直至深夜。我猜想，爸爸一定是在努力搞明白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只知道我没有钱、没有家，而当时米娅只有？个月大。他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的处境。他可以供养我，但他其实无力承担。作为一名电工，房市的崩溃给他的事业打来了巨大打击。2008年，开发商因无地产可开发，都在挣扎。为了减轻家里多了我们俩的负担，我还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食品救济券给全家人买吃的。晚饭或是早饭都由我来做，白天我还会打扫屋子——但我知道这远远不够。爸爸和夏洛特为了糊口，本已经很艰辛了，而我向他们索取的太多太多。四五年前，他们从自己的不动产里搬了出来，本打算先住进拖车里，再一边打造自己的梦想之家。然而，随着那处地产的价格疯狂下跌，他们的计划就此化为泡影。夏洛特在家里工作，为了给保险公司做医疗编码工作，她还要回到课堂，以取得一张证书。而爸爸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当电工。
夏洛特在与前夫离婚后就买了一辆拖车，在那里，她用微薄的薪水独自把儿子养大。爸爸拼尽全力把这个地方变得像个家，在车后建了一个巨大的门廊，他们还在上面装了十几个不同的野鸟喂食器。米娅喜欢透过客厅的窗户看冠蓝鸦飞扑下来啄食花生，她会挥舞双臂，开心地尖叫。她的这副模样每次都会引得爸爸大笑。“你像她那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他的语气中不无感慨。
有一夜，爸爸回家晚了，两手提着沉甸甸的食品。把米娅哄睡后，我和夏洛特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爸爸带着一瓶红酒滑进放了热水的浴缸里。在电视机发出的嘈杂声音里，我和夏洛特似乎听见了抽泣声。是一个男人在抽泣。我之前从未听过。夏洛特时不时地跑出去看他。
“别哭了！”最后我听见她大喊，“你吓坏你女儿了！”
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过爸爸哭，他哭得像个小孩。我猜那是我的错。我成了他的拖累，在他无力负担的时候向他寻求帮助。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他对我说我得搬出去了。我把这事告诉夏洛特后，她安慰我说想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我不知道他们因为我争吵了几回。
爸爸的崩溃预示着我们得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我无比同情爸爸的处境，可是一想到自己没有工作，却要和米娅搬到—个需要付房租的地方，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会遭遇什么呢？沦落为一名无家可归的单身母亲之后，我根本还没来得及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夏洛特说得没错。他吓坏我了，但原因并非她想象的那样。
夏洛特第三次从外面进来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我们俩默默不言。她把电视音量调小，继续看起了《凯斯倒计时》。我忍住不转头看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冷静。
最后，我站起来准备去睡觉。叔叔之前开了辆露营拖车过来，就在私家车道上停着，那里就是我和米娅临时的家。车顶在漏水，车里的小厨房和卫生间也用不了，不过倒是有一台电暖器，也有地方给我们睡觉。
“你要去睡了吗，斯蒂芬妮？”夏洛特问，竭力表现出今晚其实没发生任何事情。
“是啊，我累坏了。”我撒谎了。我站在门口望着她，说道：“你让我们住在这里，真是太感谢了。”
夏洛特笑了笑，和往常一样说道：“这里，你想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现在，这句话听上去已经不像是真心话了。
我打开门，把头悄悄探进小拖车里，望见米娅在折叠沙发床上睡得香甜。我攥紧毯子，紧靠在她的外侧躺下。我不累，我只想躺下，听听她夜里发出的声音，忘却一切。我翻来覆去，爸爸的抽噎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或许我可以在房车露营地租一个车位，把这辆拖车停去那里。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开到爷爷奶奶在阿纳科特斯的家的后面，可是我无法想象和奶奶住得那么近会是什么光景，我听说她在那里喂养了50只野猫。
一个小时后，隔着拖车薄薄的外壳，我听见主屋的房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爸爸和夏洛特吵得很凶。我听见东西乒乒乓乓地摔在上。接着是一片寂静。
我瞧瞧溜进去，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厨房里，原本吸附在冰箱门上的磁铁散落一地。桌子变了位置。空气中的寂静令人不安。我听到他们在后门廊那里。爸爸依然在哭，对夏洛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
第二天早上，我和米娅起来吃早饭的时候，爸爸已经出门上班了。夏洛特坐在还未恢复原位的餐桌旁。我坐下来，下意识地去碰她的手。她抬起头，双眼红肿失神。
“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她嘴里念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墙。突然间，她又注视着我说道：“他就像只可爱的泰迪熊。”
她开始向我吐露前一夜发生的事情：她开始打包行李，跟爸爸说自己准备搬去姐姐那里住，她甚至说自己准备把狗一起带走。我充满钦佩地望着她，想着要是自己在怀孕的时候也能像她一样，勇敢地从杰米的暴戾下出走就好了。我想像她一样坚强。
“是我的错，”夏洛特对我说，低头望着依偎在她脚边的杰克，“我不该这么说。”她把咖啡放到桌上，小心翼翼地卷起袖子，露出了深紫色的瘀痕。
我低头看向米娅，见她正在厨房里和狗玩得正欢，她轻抚着杰克的背，摸一下，嘴里说一句“狗狗”。因为刚醒，她的头发还乱蓬蓬的，身上还穿着连体睡衣。
我闭上眼睛。我得走了。
那天，我开始给收容所打电话。一间收容所至少为我们提供一阵子庇护，往好里想，它可以让我和女儿生活在一个没有暴力威胁的地方。爸爸上班上到一半打电话回来要我走的时候，我都已经把东西打包好装上车准备离开了。
在我跟姑姑和弟弟说起夏洛特身上那些瘀青时，爸爸已经先一步跟他们说了，说我编造了一切来博人眼球，我和杰米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也是我编出来的，只为了博取关注。
“我很抱歉，斯蒂芬妮。”生日那晚，爸爸在电话里反复说道。他开始说自己工作太忙，可是我已经无心再听了，开始后悔打这通电话。
他试着为我这个被遗忘的生日做出些补偿。一星期以后，我在信箱里收到了一张100美元的支票。我凝视着这张支票，意识到他这是给了我一大笔钱。我依然无法原谅他把我赶出去的行为，所以决定将这笔钱用在任性的地方。我没有把它存起来，用在刚舌付账单或是购买必要的日用品，而是带着米娅去了镇上一家新开的泰国餐厅吃午饭。餐厅里供应着椰奶调味的香甜米饭和杧果做的甜点。米娅把饭吃到自己的卷发上了，回去后该洗澡了。我把她抱在膝上哄她睡着。
厨房里，我坐在电脑前，决定为自己一个人做些事情。
一连几天我的电脑都开着Match.com这个婚恋交友网站。我已经把自己的资料都填妥了，上传了几张照片，还看了几个头像看起来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我的双亲都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了自己现在的伴侣，姑姑也是。我并不确定自己能在这上面找到伴侣，然而目前我的生活中缺失了一样东西：社交圈。在过去一年里，我和多数朋友断了联系，因为我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躲在狼狈的生活背后。到了夜里，等米娅熟睡后，我终于可以静静地坐下来。我渴望有人陪伴，哪怕能有个人给我发封邮件或在电话里说说话也好。但我不想那些来找我的是知晓我一切悲惨境况的朋友。我已经厌倦了一遍一遍地说那些事情。我想要调调情，化身为在遭遇这一切之前的一个全新的人，那个把一头及肩棕发包在头巾里的文身女孩，把运动衫围在腰上伴着音乐跳舞的女孩。我想交些新朋友。
以我的现状来看，去婚恋网站似乎太操之过急了，但我不在乎。和我聊天的男人都远在盐湖城、犹他州或华盛顿的温斯洛普。我比较倾向于找那些生活在离我很远的地方的男人，万一对他们产生了感情，也没关系，因为我不可能大老远地跑去见他们，毕竟米娅和她爸爸的探视时间没那么长。他们也不会过来和我一起生活。不管怎么说，这一切看起来都太费工夫了。我只需要笑一笑，提醒自己要做那个成为母亲之前的自己。贫穷影响了我性格的方方面面，我已经不像真正的自己了，那个来去自由、随心所欲地去见朋友、为了旅行打着三份工攒钱的自己。我需要知道那个自己依然还在。
如果我肯对自己诚实一些，就会承认自己正在寻找伴侣，或是说内心悄悄地盼望着能找到一个伴侣。可我的不安，或者说理智、现实的那个我很清楚，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我靠着政府补助生活，焦虑频频发作，依然不知道要如何处理刚刚遭遇的精神虐待，也不知道虐待给我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深。某种程度上，我的生活在进入这个新身份后停滞了。成为母亲后，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是说，有哪个脑袋正常的人会和这样一个人交往呢？
在这个网站上刷了一个月后，有个男人在我的万般不情愿下过来见我了。他住得不远，在一个叫斯坦伍德的镇上。有几次我曾开车去那里，想找一个汤森港以外的住处。斯坦伍德位于斯卡吉特县南部，是一个农业小镇，也是我所有家人生活的地方。这地方确实近，但未免也太近了，就在卡梅诺岛旁边，那里有无人踏足的野沙滩。这个男人不仅知道那些沙滩的位置，而且他写邮件的语气就像约翰·斯坦贝克本人似的，聊起自己住在曾祖父造的房子里，曾祖父还是在那栋房子里开枪自尽的。
特拉维斯说起自己从小长大的农场时，带着满满的自豪，他的大部分时间应该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他说他还留着自己小时候在一个水斗里洗澡的照片，现在他也天天在这个水斗旁刷牙。他的父母从他的祖父母手里买下了这座农场，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完全自主地经营着自家的马房。他妈妈在工作日照看五个孙儿之余，还干着记账的工作。特拉维斯答应我，只要想骑马随时可以找他，对此我倒是动了心，答应了他请我吃晚饭的邀约。
他托他爸爸那晚帮忙喂马，自己则兴致勃勃地赶来汤森港见我。当我在渡船码头见到他时，他瞪大了眼睛。
“我还从没坐过那种船呢，”他惊讶地说，“我甚至不知道这个镇原来就在这里。”他紧张地笑着，我提议去塞壬酒吧吃饭。当时是下午4点，那里应该没有什么人。我知道，要是有人看见我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块，很快就会把话传到杰米那里。几个月前，在完成了漫长的花园修剪工作后，我来到市中心，想一个人来杯啤酒。有人就去跟杰米打小报告，他还指责我醉醺醺地来接米娅。自此，我尽量不去光顾这间酒吧了。
我们在里面找了一张桌子，点了汉堡和啤酒。我望见了6个月前，我搬去过渡住所时和妈妈还有威廉吃饭的那张桌子。我瞧着特拉维斯点菜时那笨拙的样子，看得出他也不是那种经常出去吃饭的人。我猜他是紧张，反正我对他很感兴趣，所以也不在乎了。
“所以，你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尽管他在邮件里和电话里都和我说过，我还是问道。
“一早我要清理马厩，晚上喂马，白天就做点儿需要处理的事情。”特拉维斯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好奇和接连不断的问题，当我们其中一个人试着活跃气氛时，他还笑了，“不过到了割稻草的季节，就得整天干活了。”
我装作听懂了似的点点头。“所以你们自己种稻草来喂养那些寄养在你们马房里的马喽？你有多少匹马啊？”
“我父母在马舍里养着一对，还有几匹马是朋友放我们这儿帮忙照看的。”他啃了一口汉堡，我等着他说下去。他穿的衣服应该是干活时穿的——破洞的蓝色牛仔裤，上面还沾着油污，棕色的皮靴，褪色的T恤外面套了件连帽运动衫。我的打扮倒是和他挺相称的，除了我那条漂亮的好运牌牛仔裤，是有一年夏天在寄销店买到的。“还有苏珊，她出租了一整个马场，还会在自己的马舍里教马术课。大马舍里本来能养120匹马，不过我们现在只有一半了。在我们这儿寄养马的人把钱都输光了，付不起养马的钱了。甚至连转卖的费用都掏不起。”
我从来没想到供养一匹马要那么大开销，可是我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工作。小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住的时候，一整个夏天我都在土路尽头玩耍，爸爸也是在那里长大的。爷爷退休前是一个伐木工，在我只有米娅那么大的时候，他就把我放到马背上了。在学会跑之前，我已经可以不用鞍骑在马背上跑得飞快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米娅骑马的模样，像我那样。
和特拉维斯走回渡船码头时，天开始黑了。我们拥抱告别，我发现自己有一种想要把脸埋进他的胸膛、不让他走的冲动。他的味道闻上去像马，像稻草，像机油和锯末。他身上有工作的气息，这在我头脑中就是稳定的代名词。这股复合的气味勾起了往事，在我心头萦绕不去。在车上工作、和爷爷一起骑马、小时候给爸爸递钉子，特拉维斯的拥抱让我想起了这些点滴，抚慰了我，似乎又把我带回了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