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折起嘉宝单刃小刀，把它装进工装裤的后袋里。我的脸感受到了秋日里湿漉漉的空气。特拉维斯和我把一打重达70磅的干草捆装进一个粉碎机里，机器会把干草打碎成半寸大的碎屑，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和木块混在一起，给马做草垫。我抹了抹额头，抹去深黄色的灰尘，接着从腋下拿出手套重新戴好。我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拉开面前的红色捆绳。如果对着绳子打结的一侧把捆扎稻草的绳子割开，那就能很顺利地把绳子抽出来，整捆稻草也不会移位，我也能更方便地把它们扯碎，扔进粉碎机里。可是我在绳结的另一侧把绳子割断了，稻草扎了出来，很难拿，草屑成堆地落到地上，导致我们的进度变慢了。
“你做得不对！”草屑在我脚边堆起来时，特拉维斯叫道。
“对不起！”我高声回应道，尽力表现出诚恳的态度。我不停地干着这些活，在堆积成山的稻草捆里忙活，把它们变成一座体积更大、切得更细碎的干草山。
在我们初次约会的4个月后，我和米娅搬去了斯坦伍德，和特拉维斯一起住，米娅那时候快满2岁了。特拉维斯在农场和房子外面工作得相当辛苦。在家里，他的眼睛基本没离开过电视。我们的关系很稳定：一个家。然而更重要的是，我被烙上了一个代表着“接受”的无形印章。和特拉维斯在一起后，我成了某个家庭的一员。我完整了。但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失去独立，没有意识到独立性能给我的母亲身份赋予多大价值。在特拉维斯眼里，我的价值取决于我在家以外、在农场里做的工作，因为我在家中——打扫与做饭一于他而言没有价值。可是我找不到别的工作，我的价值等同于帮他干的活。问题在于，我只能靠从杰米那里获得的一小笔抚养费以及食品救济券来照料米娅。我只能看着特拉维斯通过这份工作赚到钱。尽管我也出了很多力，却不得分文。
一开始，每晚出门给客人寄养在这里的50多匹马喂食、喂水还挺有意思的。每到周末，马厩清扫工不干活的时候，特拉维斯还主动接过活，能多赚上100美元，此外，因为帮父母养马，他还能从父母那里拿到100美元。米娅和她爸爸过周末的时候，除了晚上喂马，我还要早上7点起床出门，帮着打扫马厩。我眼见着特拉维斯把他父母付给他的一沓钞票塞进口袋，但他一分钱也没给我。
“特拉维斯，”第二次看到这场景后我说道，“我不应该分点儿吗？我也帮忙了呀。”
“你要钱做什么？”他厉声质问道，“你一张账单都没付过。”
我竭力忍住因羞耻而生的眼泪，挤出一句“我要给汽车加油”。
“拿去。”他从钞票里抽出一张二十块的纸币甩给我。
我们开始闹别扭。每当我拒绝帮忙喂马，每当晚饭没有按时出现在餐桌上，每当我选择睡过去，我都知道自己会遭受沉默以待的惩罚。我很着急，把发布在克雷格列表网[1]和本地报纸上的工作几乎申请了个遍，一个星期内四处投递了十几份申请表，可几乎收不到回复。后来，有位朋友给了我一个女人的电话，她的清洁公司正好在找新雇员，我当场就被录用了。这份工作听上去大有前途：每小时可以拿10美金，老板希望我每星期可以干20个小时。那我一个星期就能赚到200美元。我甚至可以不在农场工作了。[1]Craigslist，美国的一个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这是份好差事。所有要清洁的屋子都在斯坦伍德。”特拉维斯从拖拉机上爬下来时我对他说，“我甚至觉得他们连培训期都不用。只要去干活，我当场就能拿到报酬。”尽管我俩已经好几天没怎么说话了，我还是试着挤出一个甜美的微笑，“反正看上去都挺好的。”米娅快两岁半了，跟特拉维斯在一起生活，她过得相当开心。其实说句实话，我也很开心，不过大多是因为和他在一起后，“单身母亲”这个耻辱的头衔能摘掉了。
“你说什么？”特拉维斯问。他看上去很恼火，而且我的话他似乎只听了一半。他穿着我们初次见面时那身衣服。我试图回忆起第一次拥抱他的那种感觉。一年前，我在他的怀抱中获得了安全感与安慰。现在，他的怀抱满是怨憎，不会再拥抱我了。
“如果我只在早上去做兼职，”我和他讲道理，看着他把拖车连到了拖拉机后面，“剩下的时间里把米娅放在日托所里，我就能在农场里帮上忙了，这样怎么样？”我说服自己在农场的劳动就相当于支付我的房租和账单。我受不了自己去向他讨要汽车的油钱。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会努力工作。我会清理马厩，”我说着，无视自己卑微到近乎乞求的姿态，“我会给马喂食喂水。我也会尽全力做晚饭，即便我讨厌做晚饭。”
“只要你在农场里干活，晚饭我无所谓。”最终，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等着他的回应。
“帮我把这堆稻草碎了。”他说着，又爬回了拖拉机里。
“所以你觉得这份工作可以喽？”我隔着拖拉机的引擎声高声问他，他粗粗地瞥了我一眼，没有回话。我只能气呼呼地跟在装满稻草堆的拖拉机后面，向马棚走去。
那是2009年的初冬，经济不景气，人们供不起马来消遣了。特拉维斯和他父母的马厩生意也一落千丈，可是苜蓿饲料和用来做草垫的木块却涨价了，他们的大部分装备都陈旧而破烂。他爸妈苦苦支撑着这门生意，指望特拉维斯能赚回钱来。在稻草收获的季节里，他没有一刻停歇，每天都要坐在拖拉机里干上12个小时的活，到了天冷的时候，他还把冻住的水管修好了，每天早上冲洗40到80间马厩。
隔着飞扬的草屑，我惊奇地看见特拉维斯正冲着我微笑。我们正在粉碎第二堆稻草。稻草盖住了他头上的红色棒球帽和连帽运动衫的肩头。他伸出一直戴着手套的手企图弄乱我的头发，我躲开了，还朝他扔了一把扎绳。特拉维斯笑着，蓝眼睛炯炯有神。
在我看来，珍妮的清洁公司井然有序。她在一本钱包一样的贴身记事簿上给客户排期。我上班的第一天，她给了我一套清洁工具和一卷卫生纸。在一位客户俯瞰整座山谷的豪宅外面，我和其他几个女人见到了她。珍妮没介绍我的名字，就说了句“这是我们新来的姑娘”，其他女人点点头，也没有停下来和我握握手或是交流下眼神，只是继续手上的动作，从自己的后备厢里把工具篮取出来。客户应门，是一位老妇人，她有一头白色的卷发，笑起来的模样像是来迎接用晚餐的客人一样。每个人进屋后都走到自己的包干区，而我只能站在那里，等着有人来给我介绍。
“你有时间的话就把主卫和卧房打扫了。”我的一位同事，最年长的那个开口说道。我记得她叫崔西。她指着一间屋子，只见里面有一张床，旁边还放了一把巨大的椅子，粉色的软垫塞得鼓囊囊的。还没等我开口提问，她就走开了。
收拾到差不多一半时，珍妮进来检查我的工作。她一开始面无表情，接着绽开了微笑说道：“瞧着真棒！”说完后她又不见了。我从屋里出来时，见其他人都开始打包了。珍妮说道：“跟我去下一家吧。”我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每天都是一样，一整支队伍进到一座房子里打扫一个小时，每个人都被派去不同的角落和房间，一路打扫到门口。打扫完以后，我们回到小小的旧车队里，继续前往下一家。
珍妮永远是我们的中心，她粉金色的头发紧紧绑成一个马尾。她给人一种感觉，像是一个受欢迎的女高中生，等着别人来给她献殷勤。每当指导我如何打扫房间，不管是床还是卫生间，她总会笑着说：“把它擦得亮晶晶就好！”我把清洁剂喷洒在物体表面上，用卫生纸抹一遍，再用荧光色的鸡毛掸子掸一遍，走之前还在房里喷洒了空气清新剂。
对这份工作，每个姑娘似乎都有着各自喜爱的部分。有的喜欢清洁厨房，有的则喜欢给客厅和卧室吸地。不过没人爱打扫卫生间。这个差使自然留给新来的姑娘。
卫生间看上去应该是干净又漂亮的，挂着粉色的帘子，马桶坐垫和浴帘相衬，地毯和毛巾上还铺着玫瑰花瓣。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桶就不可怕了。一开始，最恶心我的就是马桶里散落的阴毛。但零星的数量也逐渐不让我那么震惊了。我研究出了如何在不碰到——甚至连手套也不用碰到——卫生棉、安全套、挤满鼻涕的卫生纸以及一团团头发的情况下把小垃圾桶倒掉。人们会把处方药瓶子留在洗脸台上，放在牙膏旁边或是杯子旁。显然我也得打扫这里，但我也希望人们可以讲究一点儿，管好自己的东西。我花了得有5分钟的时间把各种东西拿起来，擦一擦，再抹一抹底面，接着再整整齐齐地把它们摆好。
跟着小组于了一星期以后，我甚至有了一个搭档，安吉拉。她有着一头及肩棕色卷发，大概比我大10岁，每个人都会在背后偷偷抱怨她，但她们会压低声音，不让珍妮听见。安吉拉的牙齿和指尖因为常年抽烟被熏黄了。直到有一次珍妮让我们自己开车去下一家干活时，我俩才算真正被介绍认识。
“安吉拉知道那家在哪里。”珍妮说，“她会告诉你怎么走。你可以开车送她回家，第二天早上再去接她。安吉拉，我今晚会发消息给你，告诉你明天要去哪几家做，明白了吗姑娘？”珍妮招招手，和另外两个女人上了车。我的培训期似乎就此结束了。
在屋里，安吉拉和主顾们——一对穿着熨挺的卡其裤的中年夫妇聊着天，而我则忙着打扫厨房和卫生间。她似乎没有在工作，直到我从主卫出来准备和她一起走时才听见几声吸尘器响。
“你好啦？”她问，笑眯眯地关掉了吸尘器。
珍妮让我和安吉拉配成一组后，另一个同事悄悄地提醒我，打扫时，得对安吉拉留个心眼儿。“她会偷主人家里的海绵和卫生纸。”同事小声说。要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支付采买的。有时，在我们打扫完一间屋子后，安吉拉会从碗柜里摸出些零食，要么是拿着吃了一半的薯片或是一桶咸饼干跳进车里。我看着她拆掉包装，知道这些吃食不是我们进屋前就有的。
“你想来点儿不？”她指了指身前的袋子说道，直勾勾地迎上了我轻蔑的目光，惹得我想大叫。
“不了。”我等着另外两名一起干活的同事把她们的车开出车道。开车的那个叫崔西，留着黑色短发，发根处已经白了。她停下来点了支烟。
“喂，我能在车里抽根烟吗？”安吉拉不知第几次问我了。她就和米娅一样，知道我厌烦了就会松口。
“不行。’我直接回绝。
“那我就去问问崔西可不可以和她坐一车。”她打开车门，朝我后面那辆正要倒出来的汽车跑去。
我没在珍妮面前提过安吉拉的举动。我把头埋得低低的，也不发牢骚，能找到这份工作我已经谢天谢地了。而且我想要更多的活计。珍妮说起她手下的清洁工时，口吻总是充满关爱。我还感觉到，安吉拉已经跟着她干了很久了，或许是我们中最久的那一个。我在想安吉拉到底是遭遇了什么，为什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是什么事情让这些女人沦落到这个地步，为了那么点儿钱去洗马桶？
“她曾是我最好的一个手下。”难得有一次只有我和珍妮两个人开车去下一家打扫，她跟我说起了安吉拉，“她现在很困难。我很同情她。”
“是啊，”我说，“我看得出来。”可是实际上我看不出来。安吉拉和我一起打扫时，会在屋里四处乱转，在杂志堆里和碗柜里翻翻捡捡，而我的速度要比她快将近一倍。过了一阵子，我的指尖都快裂开了，身上也泛着一股怪味，来自氨水、漂白剂，还有吸地毯前要喷撤的粉状怪玩意儿。
冬天潮湿的水汽充斥着我的肺，做了几个星期后，我就得了一次严重的支气管炎。我竭力靠冷水浴和感冒药掩饰住病症，但却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早上，安吉拉和我正把车停到一条铺着碎石的私家车道上，我们要去打扫的那座深蓝色屋子几乎隐没在树林里。我开始猛咳起来，发作得太厉害，都喘不上气了。
“哦，”安吉拉充满好奇的口吻里还带着一丝病态，“你也病了呀？”我试着深呼吸，要是能有块湿毛巾捂着会更好。“或许我们该给珍妮打个电话，”她说，“这里的住户都是老年人。我觉得现在给他们打扫不太好。”说着，安吉拉拿出电话，开始翻找珍妮的号码。
她背过我，走了几步。我还没来得及制止，她已经拨出去了。我冲她直挥手，摇摇头，用口形示意“别”。可她继续和珍妮讲着电话。
“斯蒂芬妮病得很重。”安吉拉用粗哑低沉的嗓音说着，听上去就和那些赖学孩子说话一样。“而且我觉得我也被传染了呢。”她用肩膀夹住电话，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见里面空空如也，她皱起眉头，把烟盒扔进了自己的清洁篮里。
我不想刚上班就请病假，这也会让我失去一天的收入。我需要这份工作，也不想让珍妮把我当成一个懒鬼。我走下车，开始一门心思地把清洁工具从车上拿下来，可安吉拉无视了我。“星期四下午我可以的。”安吉拉朝我绽开一个巨大的微笑，竖起拇指，有了半天假期，她可开心了，“太棒了。”她对着电话说道。她依然笑眯眯的，甚至忘记把自己的嗓音装成生病的状态。“好的，我们一会儿和你说。”
“我跟你说了别打电话。”她来到车后和我一起搬东西时，我对她说。我开始头昏脑涨。还得跟特拉维斯解释——我知道，要是他发现我早回家，他会不高兴的。但更让我难过的是这一天的收入没了。“我不能失去工作，你懂吗？”
“没事的，姑娘。”她说，把自己快用完的清洁工具提回了我的车上，“明天会有更多的活干。”
送她回去的路上，我俩一言不发，于是我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安吉拉跟着音乐摆头，还用脚轻轻打着节奏。我无法相信她居然对少了今天的收入无动于衷。想到自己走上了单身母亲的道路，无家可归，生活贫困，我也想问问她的孩子如何，她的生活境况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我也更能知晓她这样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原来安吉拉的家离我们的住处并不远，这地方已经被定位成危房。尽管已经被下了驱逐令，可她拒不搬走，就这么停水停电地过活。
下车前，她转过身来问我：“能借我点钱买包香烟吗？”
“那是我一个小时的工钱。”我回答。我有几丝退却，知道就算我不给，她也会逼着我的。
不过她只是点点头，大概是知道我有多沮丧。甚至也知道我只有那么丁点儿钱了。
我等着她从车上把自己的清洁工具篮搬下来，逼着自己别去看她住的房子。我不想让她觉得尴尬，因为我想到了自己去年住在收容所里的光景。其他清洁工偷偷议论着，说她就是因为住所才失去孩子抚养权的。我不确定，不过送她到家的时候，我确实没见到有孩子。
“我很好。”她关下后备厢后冲我吼道。我点点头，试着不去想她今天剩下的这些时间将会如何度过。我只希望第二天早上来接她时，她都收拾妥当了。
一星期后，我们回到了那对老夫妇家里打扫。在那里，我看到了两个人共同构筑生活的样子，被家人的照片包围，如今相伴到老。我在一旁看着，丈夫一边给妻子端起麦片碗，一边和安吉拉说笑。在妻子坐下来前，他还拿来了她最喜欢的毯子。我想到，他们中要是有一个人先走，那该多么令人痛心啊。从我的视角来看，我很难不被主顾们的生活所打动。
我成了一名见证人。尽管这一个月里，我在他们家度过了数个小时，可奇怪的是，我成了一个隐形人，一个无名者。我的工作是拂去灰尘与脏污，把地毯铺整齐，始终保持着隐形的状态。我甚至觉得自己对主顾齣了解比他们的亲人还多。我知道他们早饭吃什么，他们看什么节目，有没有生病，病了多久。我看得见他们，即使他们不在家，通过他们留在床上的痕迹和床头柜上的纸巾就能知道。很少有人，或者说根本没有人能像我一样去了解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