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几周，我顶替了凯瑟琳，接下了她手里的活儿。这姑娘比我高，年纪比我大，开着一辆新款的吉普切诺基。她说她准备去给她丈夫的建筑公司做全职簿记员。清洁工只是她生意惨淡时的额外工作。最后一次去客户家打扫时，她看上去很疲惫，却也很高兴。
两个星期里，我尾随着凯瑟琳的吉普车跑了不同的人家，试着学着她的样子，轻松冷静地到人家里去。圣诞节的前几天，我注意到她还从客户那里收到了小卡片，一起附上的还有大概10块钱。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两位清洁工上门，或许也没想到我会顶替她来干活。每当有客户给她礼物时，她都会表现得像收获了一个特别惊喜一样，我感觉这对她来说是一份平日难得的节日奖金。可能我也得干上一整年的活，每个马桶都要用双手擦上二十几遍，才能拿到10块钱的小费吧。
根据指示，我们往往要从后门或是厨房的边门进入屋内，进屋时还要带好一只整齐地装着清洁剂和刷子的工具篮、一只装满了白色方巾的大包、一台吸尘器和几根拖把。一开始，我对它们的用法知之甚少。典范清洁的工作和珍妮那儿的大不一样——我们需要用双手把所有的东西都擦洗干净。我的工作不再只是掸掸灰，擦擦亮，让它们闻上去香喷喷，看上去亮闪闪的。现在，我有了一大堆海绵、刷子、有机肥皂和醋。
我艰难地进入屋内，试着一次就把所有的装备从车里搬进屋里，再照着指示搭建一个“工作站”。我打开活页夹，翻到自己的工作记录，写下客户的姓，接着打电话给办公处，语音留言打卡，说明开工时间。一开始，我勉强能在规定的三或四个小时里打扫完指定的人家，争分夺秒地收工打卡。
我又过上了有规律的日子，开始把米娅送到家附近的日托所去。我觉得送她去日托所不好，可只有那里才接收我的育儿补助。我感觉那个地方不仅冷冰冰的，人员拥挤，而且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工作似乎也憎恶无比。米娅旧病刚好，回到家后又生了新的病。我必须工作，所以也只能把她送去那里，哪怕牺牲掉的是她的健康。我能够赚到的钱是我俩目前唯一的指望。有一次，我站在日托所门前，手里握着她冰凉的小手。我知道她需要我。她需要和我待在一起，但我无法向她解释如果我陪她待在家，我就会失去工作，我不能对她说这意味着什么。我俩在进门前停驻良久。我低头看向她。只见她的上嘴唇沾着一串绿色的鼻涕。
“你鼻子里冒出来的是什么呀？”一个深色头发的女人问。她朝我们晃过来，我猜她是这里的护工，但之前从没见过她。她直接冲着米娅发问，但我知道这话是向着我来的。米娅探出身子要我抱时，护工摇了摇头，背过身走开了。一想到要把米娅留在这个地方，我就感觉糟透了。她吃了那么多泰诺，前一晚还吐了，但我别无选择。
直到米娅在日托所里无精打采，昏昏沉沉，反复呕吐，或是发高烧了，那里的人才会打电话要我接她回去。有时候，我把她接回家后，就把她留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给她盖上毯子。米娅软绵绵地捧着一个装了橙汁的鸭嘴杯，直到吃晚饭或该去洗澡睡觉时才动一动。特拉维斯会坐在她身边，在我煮饭打扫的时候，他俩会一块儿看卡通片。
尽管对这样的安排日益不满，我却能看到特拉维斯对米娅的关爱。在沙发上看电视时，有个小家伙儿能在学步车里或坐在身边陪着，他喜欢这样。相比我们真正的处境，我觉得自己更喜欢我们呈现出来的样子。他是个好父亲，弥补了杰米不在身边的缺憾。他是个愿意努力干活的人，像我爸爸一样。等工作节奏放缓了，他会乐呵呵地去做些薄饼。但对我来说，这股乐呵劲无法弥补他双眼紧盯电视屏幕时的死气沉沉。可是，我见过米娅看向他时露出的欣喜眼神。我真是嫉妒。我也想和他亲近亲近。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看着他们就那样坐在沙发上，我的心里感到了一丝安定——或许一切都会变得顺利的。
凯瑟琳离开后，我和朗尼在工作上建立了一种仪式感。每到一处新房子做清洁，她都会将我“引荐”给这栋房子，仿佛每一户都有一个我需要结识的幽灵。
我很乐于见到朗尼这副样子。她似乎确实与这些房子建立起了一种私人关系。“你们可以互相认识一下。”她眨着眼说道。
有许多东西在我们接收到的书面客户文件上是看不到的，只能在与朗尼碰头时，由她来告诉我每栋房子的详细情况。有一些客户自己也不会看到和指明的要点，比如“你得进到淋浴间里，使劲擦洗，里面相当脏”，或是“注意那个与小房间连接的简装卫生间，地面上的尿都积起来了”。这样一来，我开始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审视这份工作，越过职业的表象，我们隐隐知晓了自己这份工作的恶心本质。
在典范清洁，我开始作为几户人家唯一的清洁工轮班工作。星期三是漫长的，这一天里我要工作6个小时，去给两户比邻而居的小房子打扫。这两座房子坐落在一处可以俯瞰大海的悬崖之上。
我有许多客户住在卡梅诺岛的社区里。从米娅的日托所开车过去要半个小时。许多客户都在埃弗里特或是西雅图上班，通勤大概要一个小时。我也不清楚，只是猜测把这些地方称为“家”的人肯定都是大城市里的医生或律师，这样才能负担得起如此高昂的房产税。卡梅诺岛嵌在大陆和惠德比岛之间，所以我打扫的房子多数是海景房。星期三要去的房子是我打扫的房子里最小的两栋，但附带的独立车库却是居住空间的两倍大。
朗尼让我先去那对夫妇家打扫，给另一家住户一些时间离开家里。那天一早，我俩一起走到第一户人家，朗尼冲着隔壁那扇门点点头，示意道：“我们要给他点儿时间起床和离开。他病得很重。你一会儿就能看见。真让人伤心。”
自此以后，我就管那座房子叫悲伤之家。我想不出其他的称呼了。渐渐地，我对那些房子了解得越来越深入，它们甚至有了自己的昵称：抽烟女士之家、农场之家，等等。
开始工作后，我总感觉有些怪怪的，星期三去打扫的两户人家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来了个新的清洁工，而我与房子却正式打了照面。我觉得除非有指示，朗尼其实没必要知会客户，因为我们本就是隐形的。要是让客户们知道我们这儿的流动性有多大，影响也不好。那么多陌生人轮番进入他们的家，他们或许会觉得十分奇怪吧。我不是什么私人女佣，而是公司的一部分，他们出于对公司的信任，购买的是公司的服务，而不是因为我。一个月里，我要在他们的房子里度过好几个小时，但我觉得他们甚至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把星期三去的第一户人家叫作“色情之家”。这栋房子只有三个房间，有一面朝向悬崖的巨大窗户，屋后有一个玫瑰园。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住着两个人、一条狗和一只猫，这就意味着这里充斥了灰尘、毛发还有皮屑。我必须特别注意壁炉架、电视机顶和洗衣房这些地方。
“这间淋浴间，”朗尼边移开一扇滑门边说道，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淋浴间，里面覆盖着毛发，洗发水瓶散乱地堆着，还有一团鼻涕似的东西，“你得全部打湿洗一遍。”
我们的清洁用品相当有限。我篮子里只有一瓶兑了一半水的布朗纳博士牌橄榄皂水，用完可以再补充，另一个瓶子里是一夸脱兑了水的白醋。我还有一罐彗星牌粉末清洁剂、一块浮石、一支牙刷、几块绿色的清洁海绵，还有两把尺寸不同的长柄硬毛刷。这间淋浴房表面覆盖的肥皂沫和污垢用肉眼就能看到，要清洗它得动用一整套程式。
首先，我要把瓶装的洗发水、面巾和丝瓜络拿出来，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外。接着，我用典范清洁号称的“万能清洁剂”将整间淋浴房打湿。清洁完台盆和马桶后，我往一只剪掉一半的塑料牛奶桶里装上水，放在淋浴间里。随后，我要用上一块海绵、一把硬毛刷、两个喷瓶还有几块抹布。我要给里侧的玻璃门再喷一次清洁剂，把粉末清洁剂撒在海绵上，开始全方位的擦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接着，我用醋水冲洗，再用一块抹布抹干，检查出漏掉的角落后，再擦洗一遍，直到擦得干干净净，再去清洁淋浴间的剩余部分，同样的操作还要再来一遍。第一次来这家时，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清洗淋浴房，我多么希望自己拥有“真正的”万能清洁剂。典范清洁并没有标榜自己是一家“绿色”清洁公司。但她们会通过使用天然产品来降低成本，指望清洁工靠着卖力气让东西变得干净。尽管我没有跟经理提过，其实我的脊柱神经受损了，惯用的右手也因此连海绵和刷子都握不紧。我患有脊柱侧凸，脊柱会左右弯曲。这个症状从孩提时就有了，然而最近的清洁工作直接影响到了连接我右手的那根神经。为了擦洗那间淋浴间，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右手攥成拳，将海绵放置在手和墙壁之间，然后用指节拼命往下按。擦洗淋浴间地面时，为了不让手受伤，我会夹紧自己的手肘，将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都施加到右手，去擦洗肥皂沫和污垢。右手干累了，我就用左手代替。但头几个月里，每当完成一天6小时的清洁回到家后，我连餐盘都捧不住，食品袋也拎不动了。
头几次上门我都超时了，这让帕姆大为不悦。典范清洁不能向客户多收钱，只能自己掏钱补贴我超出的时间。钱并不多，但帕姆会抱怨她们的财政负担，仿佛我是故意超时15分钟来伤害她的。一想到要多费口舌，我就倍感压力，我也想不明白，一整栋房子，哪怕是一栋那么小的房子，居然能在3个小时里打扫完毕。
在我去了几次之后，那座房子才获得了“色情之家”的“雅号”。有一次，我走进卧室准备换床单，在床头柜上看到了一瓶润滑剂，后面是一个电子钟，鲜红的数字照亮了瓶身，我望着这东西，仿佛被它狠狠砸中了。我快步挪到床脚想避开。床头柜的抽屉微微拉开，露出了一本《好色客》杂志。脚边是一双脏袜子。
我畏畏缩缩地拉开床罩，迅速撤下床单，又隔着床单把脏袜子捞起来。所有的东西都要扔进洗衣机。接下来就是把干净的床单铺到床上去，就像培训时学的那样——床脚处要折成干净利落的45度角收进去，再把整条床单在顶端拉平。到了除尘的时候，为了不去碰那瓶润滑剂，我决定把床头柜留到最后收拾。尽管我并不会怪罪别人一边看色情杂志一边自慰，但我会怨他们把这些玩意儿大刺刺地留在外面给清洁女工看到。
或许他忘记今天是星期三了。我心里暗暗想道。
可时间久了，我意识到这瓶润滑剂只是色情之家背后庞大故事中的小小表征。住在这栋屋子里的夫妻似乎是分居状态。妻子是名护士，工作时间不固定。我是通过后屋里那件精心搭在椅子上的外科手术服看出来的。我推断不出那男人是做什么营生的。尽管默认他俩是夫妻，可墙上一张结婚照都没有——只有那张两人穿着情侣毛衣的照片。这座房子看上去昏沉沉的，两位主人似乎偏爱大地色调，比如海军蓝或深绿色。厨房水槽上方的窗台上还支了一个画框，上面写着“我们是为了猫咪才在一起的”。
色情之家卫生间里的垃圾桶装满了卫生纸团、卫生巾、护垫还有牙线。他们医药柜的门开了一条小缝，露出了几排处方抗生素。从淋浴间里的纸巾和鼻涕来看，他们其中一个人一定饱受着鼻炎折磨，就和我一样，也和米娅一样，或许也和大多数生活在西北潮湿气候中的人一样。在这里，黑色的霉斑一夜之间就会从家里各处、地下室，还有窗框上一块一块地冒出来。
客厅里有一张沙发，还有几把椅子，全都正对着电视和壁炉。护士似乎喜欢待在沙发上，而他们的猫经常坐在灯旁的一块地方。显然，丈夫常常坐在椅子上，一旁的篮子里还有往期的《好色客》，夹杂在一堆旅行杂志里。有那么一个月里，餐厅的桌子上散落着几本度假酒店套餐的小册子，可是我猜他们去都没去过。如果客户要去度假的话，往往会取消清洁服务。
在后面一间与洗衣房相连的屋子里，有一张收拾得很干净的双人床，几套护士穿的手术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旁的椅子上。椅子后面的一角放着几本言情小说，就是那种放在杂货店书报架上，封面上画着赤膊肌肉男搂着长发女人的书。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睡在后屋。卧室里有一张超大的双人床，旁边窄小的梳妆台上放着一只瓮，上面还挂着一个狗项圈。或许那个男人睡觉打鼾，也许她的作息时间不规律。
但是这间房子里的色情杂志和言情小说震惊了我。我想象着两人睡在不同的床上，不同的房间里，各自肖想着心目中不同的伴侣，以及不同的生活。
特拉维斯和我的日子也渐渐与他们相似起来。虽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但特拉维斯现在收工回到家里，吃完我做的晚饭就坐到沙发上看电视，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接着再爬到我们的床上继续看那台带定时设置的小电视。他通常会定一个小时。
我刚搬进特拉维斯家里时，就看到他有一台足有双人床那么大的电视机，安置在他自己组装的家庭影院里。他把电视机调整到适当的角度，用巨大的链条把它固定在墙上。第一次到他家见到这个时，我还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后来又升级成一台平板电视，他还从商店里购入了一整套家庭影院。不过，屏幕尺寸还是没有变化，我对此始终感到愤懑不已。
特拉维斯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送给我，作为我31岁的生日礼物。晚上，米娅上床睡觉后，我会坐在餐桌旁，写我的网络日记。自从右手使不上力、握不住笔后，我就改用电脑了。有时我会用电脑写我的作业或是和朋友聊天，全程背对着看电视的特拉维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