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做母亲往往意味着要学着与获得同等信任的期望说再见。对心理治疗师讲述了我和米娅在与杰米相处时的艰难遭遇后，我学到了很多事情。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想要培养他们的情商与坚强的性格，有一个稳定的照料人是十分重要的，至少这个成年人在选择答应照顾他们后需要做到不离不弃。在他们的人生中，有多少个照料人来来去去、出现又消失并不重要，只要那个最关键的人一直在旁就可以了。米娅还很小的时候，便不得不去日托所，或者去她父亲那里过周末，在二者之间频频切换。我开始严格遵照日程表行事，以一种可预测的模式去过家庭生活。每次洗澡结束后，我都会开启一系列新的活动：将毛巾铺在马桶盖上，把米娅抱到中间，另拿一条毛巾给她擦干净身子和头发，再挠她痒痒。每天晚上都有睡前故事，亲吻她，跟她说：“晚安，我爱你，明早见。”适时地重复她熟悉的日程。作为一位母亲，这成了我赠予她的最大的礼物，因为我保证自己会永远在她身边，绝不会离弃，这样一来，我就得无时无刻不守在那里。我希望，哪怕她的生活一片混乱，至少她能知道，不管我们把哪个地方当成家，在那里，她总会有一块煎饼，连切法都是她熟悉的形状。
就像我要学会和一个虐待我们的男人一起抚养米娅一样，“说再见”这件事无比艰辛。送米娅去日托所的那些早上总会上演一幕幕夸张的场面，我一把车开进大楼的停车场，她就会发作。我刚把她送进教室，护工就不得不把正在踢打、尖叫的她从我身上剥开。我硬下心转身离开，嘴上说着：“再见，甜心，我爱你。等你吃完点心我就来接你啦。”但米娅仍然哭喊着要我。有时候，护工把她从我身边带走后，会抱她一会儿。可多数情况下，把她从我身上弄下来后，他们就把她往地上一放。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米娅朝窗外哭喊，拍打着玻璃。
把米娅送去一家和养老院在一起的日托所似乎是个好主意，反正她没怎么和自己的祖父母见过面。我一天里要经过这些走廊两次，会遇到护工让住在这里的老人排好队领药，听到他们当面抱怨老人们身上的味道难闻。我正在亲眼见证生命的终点。相比之下，悲伤之家或许是其中最为悲惨的一个。
悲伤之家并不是很脏。只是有时我要擦洗卫生间地面上的血滴，马桶更是一场灾难。除了这些，其他东西都不过是覆着薄薄一层灰。只要没在住院的话，这位老人大部分时间会住在这座房子里，但他似乎不怎么使用这座屋子。
从照片上看，他的妻子似乎在80年代末就去世了。起初，我还以为她是最近才走的，可我没有找到她近几年出镜的照片。窗台上依然摆着她收集的小玩意儿，比如小小的墨西哥娃娃和鸟巢，整齐地排成一列放在那里。厨房里的桌子上方还钉着一块告示板，她手写的待办事项也留在那里。卫生间里有两个洗脸池，妻子用的那个旁边还挂着一只吹风机，插头都没拔。我来时会掸掸灰。丈夫用的那个上面有一个杯子，里面放了把木梳和他吃的药——我每次来都发现药不一样。我曾经研究过这些药，想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但我更相信是他的心碎了。
卫生间里，他照的镜子的后面是一个柜子，里面存放着妻子和儿子的骨灰。我首先看到了一张照片，是他的儿子。他站在山顶比着v字手势，留着大胡子，头上绑着条绿色的宽头巾。相框里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诗句：
不要站在我坟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我未曾沉睡。
照片下方并排摆放着两只小盒子：粉色那只是陶土做的，雕刻了玫瑰花；另一只是锡质的。我打开盒子，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原来那里面装着骨灰以及殡仪馆的标签和声明。
他吃的糕饼和三明治是从杂货店里买回来的熟食，喝的咖啡里还会加上许多咖啡酒。他应该在70岁上下，依然喜欢高尔夫球，喜欢上印第安保留地的赌场玩几把。车库里有一艘漂亮的高速游艇和一辆CJ型吉普车，但都开始生锈了。客厅的墙上有一张他妻子站在这辆吉普车前的照片，她戴着太阳镜，微笑着。他会在卧室里抽不装滤嘴的骆驼牌香烟，就站在滑动玻璃门前，天气好的话则会站在前门廊里。他小儿子的住处离这里有数小时的车程，小儿子似乎不怎么来。他独自一人，在这座妻子死后就没有改变过的圣殿中缓缓走向死亡。他一生未入歧途——体面的工作，豪华的宅邸，娶了心爱之人，他们曾一同去旅行——却抵不过一人等死的现实。
第一次打扫完悲伤之家回到家里后，我止不住地想我的客户们。这份工作用不着脑子，赚到的钱可以支付我的账单，可现在想来，却意外地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印记。尽管我从未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碰过面、说过话；尽管其中有很多人并不知道我的存在。可我觉得，我的客户们仿佛成了我的家人和朋友，我会为他们担忧、思虑，远远地关心着他们。我在想，到了夜里，我的客户们会做些什么，他们会坐在哪里，前一天他们吃了些什么，又看了些什么。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他们觉得如何。我的生活变得如此寂静。这些人给了我一些盼头，寄托了我的期望，除了自己，我也想其他人能过得好。
由于日托所里人员流动性很大，员工时多时少，米娅不得不在不同的班里辗转。有几个星期，每次碰到早上带米娅的那个老师，我都会看到，在把我的孩子带离我的身边之前，她会直接擦掉孩子的眼泪，根本不管她是否还在哭闹、挣扎着吵着要我抱。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她向一个家长抱怨，说自己在这个收入那么低微的地方工作是多么艰难。“就为了这么一份工作，我甚至上了大学。”她愤怒地说道。一想到要把米娅给她带，我就心生怨恨，却也恨自己没钱把她送到一个薪水至少能养活员工的地方。
有一天早上，我好不容易才和米娅说了再见，回到车上，我哭了，我允许自己花上几分钟时间给予这份悲伤应得的爱与关怀。这次我已经比平常早了几分钟把米娅送去日托所，可是在门口的一番纠缠让我俩都迟到了。我无比焦虑，没有和她吻别就离开了。我想到自己也许会死，这个噩梦般的想法吞噬了我——如果我今天出车祸死了，留给女儿的最后记忆难道就是我任凭她在一群陌生人中哭号、匆匆离开的背影？
那个早上，这些想法萦绕在我的心头，异常深刻。我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要去卡梅诺岛上一处偏僻的房子里打扫，那里的手机信号很差。我不想离米娅太远，也不愿把她留在一家冷冰冰、缺乏关爱的日托所里。想到她白天里要是出了什么事，没人能联系得到我，我就怒从中来。可是这是份好差事，我不能放弃。
“这次是搬家大扫除，”朗尼在电话里跟我讲，“这活我们现在接的可不多了。”
对于大多数清洁工作，典范清洁会给客户一个预估的价格。他们会和屋主人会面，打探出他们所希望达到的工作强度，尽墁力推测出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时间（有时也包括人员）。一些常客，比如每周、双周或是月度清扫的客户们会有固定的时长和费用。但是装修后清扫和搬家大扫除这类，一般会有一整套预算方法。
我的工作被安排在五六户人家轮流进行，不过这几户的打扫工作都是两月一次或一月一次，这意味着我的薪水是按照两星期共计20个工时来计算的。由于我的工作日程每星期都会变一变，所以接不了其他的工作。不管有什么活，我都会被日程束缚住，要等上好几个小时才有空。当朗尼问起我是否有兴趣接这个搬家大扫除的活时，我热切地答应了她，甚至还谢谢她没有把这个工作给别人而是来找我。
我要打扫的是一个两辆拖车组成的住宅，它就位于我另一位客户“大厨之家”所在街道的另一头。那栋房子之所以叫“大厨之家”，是因为里面有个巨大的灶台。有一次我上门的时候，屋主人难得在家，见他霸占着灶台到厨房中岛之间的所有空间。“为了买这个，我还动用了个人贷款，”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温柔地拂过灶台，“它可能有你的两辆车那么贵！”我并不否认他这话的真实性，在听到他指出我开着一辆破旧的斯巴鲁货车时也竭力不去皱眉头，只是问他清洁炉灶时还有什么额外指示。托他的“福”，他无比热衷于使用炸锅，灶台上还有无数瓶调味橄榄油，每隔两星期上门一次，我们一定会看到整片灶台区都覆上了一层油垢。一个星期内，他肯定要开好几次炸锅，因为整间屋子里都弥漫着一股油烟味。“没错，”他强调道，“不许用海绵的糙面擦！”所以我还不能留下任何擦痕，只能用上五六块抹布来清洁。
把车开上那户人家的私家车道时，我已经晚了10分钟。帕姆在那里，跟当天和我一起干活的同事站在一起。我赶忙朝她们奔过去。“抱歉我迟到了，”我的语气尽量诚恳，急匆匆地解释道，“今早米娅不肯让我走。”
帕姆哼了一声，嘟嚷着说小孩子应该理解并尊重他们家长需要工作的心情。我没有让她再重复一遍，把话讲清楚，只是猜想她之前也应该是和我一样的处境，因为工作，她似乎都不怎么见得着自己的孩子，可她还是熬过来了。帕姆朝另一名清洁工点点头——这个金发束起的胖女人看上去脾气很坏，倒像是因为感到无聊而不是我的迟到而显得怒气冲冲。“这是希拉，”帕姆说，“她这个星期就要走了。”我和希拉点点头，相视一笑。我们已经往车上装满了清洁工具，里面有各种各样陌生的喷雾，反正不是用来进行每周清洁的。这些强效清洁剂能去除霉菌、油垢和污渍。她把清洁篮和几袋抹布递给我，不耐烦地等我把咖啡装进一只回收瓶里。
“进去之前，我得花点儿时间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屋子。”我们站在屋外，听帕姆说道，她让我和希拉凑近点儿。希拉看看帕姆，而我盯着希拉，心里在想她为什么要辞职，将熊熊燃烧的妒意咽进肚里。
帕姆转头望着一片茂盛的草地，示意道：“穿过这片草地，就是‘赤脚强盗’他妈妈住的地方。”
在当时，“赤脚强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号。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叫克尔顿·哈里斯·摩尔，但我知道我和他一样，都出生在斯卡吉特县。赤脚强盗只有19岁，前阵子在这片区域大肆搞破坏，趁主人睡觉时闯进有钱人家里。有一次，一间车库灰扑扑的地面上留下了他的足印。就在一星期前，他闯进了大厨之家，用一台电脑盗取了主人的信用卡信息，订购了一罐驱熊喷雾、一套夜视镜，还在电脑上查询过无人看管的小型飞机。我想象得出，他坐在那张我每隔两星期就要掸灰的桌子前，也知道他能在一堆散落的纸张里轻易找到信用卡号。当地的新闻报道，说他持有武器，是个危险人物，而且很有可能躲藏在他母亲的住处。
尽管我对此心存怀疑，但这个地方作为一出恐怖故事的开场再契合不过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正身处一辆废弃的拖车之中，要沿着一条肮脏狭长的小径走到树林深处。搬家大扫除总让人感觉阴森森的——就好像在清理犯罪现场似的，将一切人类活动的痕迹抹除干净。
我们向前门走去，一路上，帕姆仍在向我们介绍里面的情形。她解释道，这个屋子属于一对离异夫妇。妻子已经搬走了，丈夫和几个室友住在里面。“屋主人手头很紧，所以我们要十分高效地完成工作，”开门前，帕姆转过身来对我们说道，“今天我会在这里待上几个钟头带你们开工，斯蒂芬妮——明天你要过来收尾。”
我不确定“十分高效”是什么意思。现在已经不准我们午休了，因为公司认定我们开车从上家前往下家的路上就“休息”过了，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车上把苹果和花生酱三明治往嘴里一塞。可是今天又不用赶路。接下来的两天里，我要在这座两户移动拖车住宅里工作6到8个小时。房子在小树林深处，在室内连手机信号都搜不到，所以我联系不了任何人，万一米娅有什么紧急情况，更是找不到我。
“注意补充水分。”帕姆抚摸着门锁说。她将装着额外清洁剂和卫生纸的拖把桶往地上一放，又道，“记得在需要的时候及时小歇一下。”
听到这话，我的眉毛一扬。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允许我们在上工的时候休息。也许搬家大扫除的费用包含了短暂的小歇，而一般扫除没有。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连坐下都是不被允许的。
在这之前，大多数我打扫的房子，主人都能负担得起费用，成为一户人家第一个上门打扫的女佣的情况也很少。搬家大扫除往往看上去容易。整栋屋子空荡荡的，不用给桌上的灯罩掸灰，架子上没有书也没有零碎的小玩意儿，所以第一眼看过去，这活好像不难。但实际上，这种工作往往是最冗长、最要命，也是最脏的。决定卖掉房产前，多数屋主会把房子租给别人，而且多年来都缺乏定期的打扫。在这种房子里，厨房表面会积着一层厚厚的污垢，像胶泥一样。马桶四周的地面被尿浸黄，瓷砖缝隙里卡着头发。每次擦洗完一块表面，就会露出它本来的颜色，这么一瞧，把其他颜色不一样的地方衬得更脏了。
走进屋内，我首先注意到了玄关处发黑的瓷砖。已被踩出一条黑色痕迹的地毯直通向客厅。来到餐厅时，我看见一盏吊灯，刚好擦过我们的头顶，灰扑扑的蜘蛛网从上面垂落下来。
“我去打扫客卫，”帕姆主动提议，这倒让我对她多了几分喜欢，“这里真是糟透了。”她双手搭在屁股上，望着蜘蛛网说道：“希拉，”她向正在琢磨客厅一角百叶窗的女人喊道，已经弯曲的百叶窗又黑又脏，“你来掸灰。记得百叶窗也要弄。”帕姆望着我，深吸一口气道：“我想让你去收拾厨房。”
我跟着帕姆走进下一个房间，盯着那台电冰箱瞧。她之前过来检查时就把冰箱门打开，切断了电源。她似乎是扮了个鬼脸。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因为污垢变了脸色。多数时候，哪怕在训我们的时候，她也总是和颜悦色的。“你得把所有抽屉都拿出来，泡在水里。”她面向我说道，眼睛却依然盯着冰箱里面。我走上前，越过她的肩头朝那里看去。“把所有的玻璃隔板都取出来，尽量都泡上水。”她又扯了扯冰箱门上手风琴一样的橡胶垫条，“换我来的话，我会用牙刷把门周围的垫条刷一遍。注意要把卡在缝隙里变硬的食物碎屑清理干净。要帮忙的话跟我讲。”她拍拍我的肩笑道，“这些从袋装肉里滴下来的血水已经干了，很难清除。”
我们继续在小厨房里打转。帕姆指着灶台上方的抽油烟机，只见那里面已经积着一层厚厚的橘棕色油垢。我们站在污垢下面，目瞪口呆。似乎有辣椒溅到了天花板上。控制钮上也结着一层棕色的食物残渣。这间厨房的每一寸，哪怕是碗橱里面，都需要彻彻底底地擦洗一番。
我站在水槽边，透过窗户刚好可以看见“赤脚强盗”童年居所的一角。我不禁想看看他会不会突然从草丛里冒出来。我对我的宝贝斯巴鲁有着强烈的保护欲，毕竟得靠这辆车来上下班。我想象他拿枪顶着我脑袋，逼我交出车钥匙，接着开着我的车逃跑。
我得站在厨房流理台上清洁天花板。这时，帕姆过来检查进展，警惕地盯着我。她说，等我这边做完了跟她说一声，然后会带我去主卫交代要做的工作。她还在打扫客卫。尽管已经戴上了白色的一次性口罩，我还是能听见她被漂白剂呛到的咳嗽声。这东西并不能给我们隔绝多少有毒气体。帕姆在我们面前戴好口罩，并关照我们也要戴上。如果在工作现场受了什么伤，上头会最先质问我们有没有穿戴公司提供的安全装备。
帕姆进厨房时正好撞见我放松了手臂在休息。在这之前，我在流理台上站了快半个小时，忙着擦除天花板上的污渍。可我失败了。她示意我跟在后面，朝着屋内我还没去过的另一半空间走去。主卧的家具还在，衣柜也只清了一半。水床上盖着一条印着狼群的厚羊毛毯。我忍不住皱起了眉，想象出这个厨房需要用两个小时清除食物残渣的男人在这间卧室里玩女人的样子。我在想，愿意在他这条毛绒绒的毯子里翻腾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对客户生出的猜测和臆想帮我熬过了这些日子以来的不安、疲惫和孤单。屋子里，空想出来的住客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我看见他们在工作日的清晨从床上坐起，在淋浴间里用湿毛巾擦身体——团成一团扔在地上的那块，我隔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收拾过。他们本身和自己的动作都留下了痕迹。我能看见他们站在厨房的窗户边，喝着早上的咖啡，而我在一旁擦着咖啡杯留下的一圈水渍。
16岁那年，我曾在宠物店里干过清扫笼子的工作——仓鼠、田鼠、沙鼠、雪貂，还有鸟。店老板说起话来气冲冲的，很惹人厌，音调高得让人难受。有一天早上，我感觉自己对这份工作已经忍无可忍，感觉自己不想再多花一天时间把手伸进鸟笼——里面的鸟一感知到我的手就会使劲扑腾翅膀。
“这工作压力太大，”我冲进老板的办公室说道，“我得辞职。”
“行吧，”她坐在办公桌后酸溜溜地开口道，身旁就是一只装着配种公鼠的笼子，“我一定得让你在感觉压力爆炸之前就走呢！”
过了好几个礼拜我才收到寄来的薪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主动提出过辞职，可这间屋子的主卫差点儿击垮了我。
第二天，我一个人回到这里。我在私家车道上停好车，锁好车门，接着把自己反锁在房子里。我不去看窗外，生怕瞧见“赤脚强盗”过来。那天早上，米娅有些发烧，我给她喂了泰诺哄睡后，把她送到了日托所。前一天我就发现，这间屋子里根本收不到手机信号。要是米娅的病情加重了，在一段时间里是联系不上我的。想到自己一个人被锁在这间屋子里，不安逐渐笼罩了我，根本挥之不去。这种不安与压力交织在一起，消失在工作日的无底洞中。作为一位家长，我总是卑微地盼望着，万一出了什么状况自己能够随叫随到。
前一天，我们已经打扫了房子的主要部分，但我还要把希拉的工作再过一遍。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抽屉还泡在水槽里。厨房地上铺的油毡布——一块破旧的棕色地毯——紧贴着水槽、炉灶和冰箱组成一个三角地带，也要擦洗。不过今天的大部分时间我要花在主卧里。
前一天，帕姆就关照过我，要在喷洒清洁剂和擦洗之间找准节奏。她建议我先在卫生间里喷上几小块地方，然后去屋子的另一头，接着再回到卫生间处理剩下的地方。我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策略似乎对眼前这个烂摊子不太好使。淋浴间里，黑色霉斑侵占了大半个天花板以及上半段墙面。我用了两瓶霉菌去除喷雾，把它们全部喷湿，接着用力擦洗。在清洁时，我戴好了护目镜和手套，以防吸入灰尘。
淋浴间的角落和缝隙里生出了粉色的霉菌。滴下来的清洁剂在我脚边汇成一条小溪，棕色和黑色的脏污与霉菌淌了出来。我原本想一点一点来，但很快就后悔了，因为这意味着我要把一小间淋浴间的每一寸都使劲擦洗一边。我拿掉了口罩，改用衬衣领子挡住口鼻。我从里面出来进去了好几次，逃进昏暗的主卧里呼吸新鲜空气。
当跪在马桶边，凑近看了一眼里面的样子后，我立刻起身跑到外面。我受够了。我坐在门廊下，在小雨中淋了一刻钟。我多么希望自己手里能有一支烟，有一顿像样的午饭可以吃，有除了水以外的饮料可以喝。早上带来的咖啡和花生酱三明治早就吃完了。
坐在门廊下，我的内心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其中就有愤怒。想到自己要用双手去擦洗一只溅满屎尿的马桶，却只能挣到比最低薪资标准多一点点的钱，我气极了。哪怕这份工资翻几番，也抵不上我的付出。这座房子主卫的马桶底座积着一摊摊干掉的尿渍。马桶座下面、马桶圈及其上缘都是些棕色的斑点，我猜那些都是屎。还有一些橙黄色的小点应该是呕吐物。我戴着一双黄色的洗碗手套，准备好了彗星牌清洁剂。但这个屋子的男主人之前可能想让马桶留下一个干净的表面，他买了些蓝色的马桶清洁球贴在上面。这些玩意儿沿着吃水线留下了一道道深蓝色的痕迹。我不得不把手伸进去，用浮石一遍又一遍地使劲擦洗，直到把它们擦干净为止。
“想让我干这个，他们付的钱根本不够。”我嘟嚷着。我冲着树林大喊大叫。我独自坐在门廊下，雨水滴滴答答地从屋檐落下。我声音里的怒火甚至把自己吓了一跳。自从我遭遇杰米毫无征兆的突然爆发后，我就变得无比隐忍，我感觉自己的膝盖被锁住，肺被攥住，胸口紧绷，仿佛有一个巨人用粗壮的手臂牢牢锁住了我。脚下的路已经崩塌了数次，我始终如履薄冰，知道哪怕只是一个不顺利，我就会被打回原形，回到收容所去。我必须保持冷静。面对眼前的一切，尽管仍有无法控制的未知数，我依然需要冷静，成为米娅的依靠。我要去工作，把该做的工作完成。“绝不能让自己崩溃！”我反复默念。这句话成了我脑海中念诵的箴言，有时甚至会直接念出声。
我那辆深红色的斯巴鲁在雨中泛着光。突然，云破开了，一道阳光落在车身上。我从来没有这样抗拒过一份工作。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来自那只马桶，那个把现场搞成这副模样的男人，那家只付我这么点儿薪资的公司。我望着我的车，想象出自己逃离的样子。
我别无选择。特拉维斯几乎不和我说话了。他正在跟我怄气，因为我把米娅送去她爸爸那里过周末，因为我睡过了7点，没去给他的农场帮忙。我早就不在乎了，他也知道。我俩在怒火中共处了好几个月。显然，我没有钱租新的住处，我只能回到那个马桶边。拒绝这份工作意味着接下来几个月我将面临没有收入的绝望境况。我拿到的育儿补助仅能勉强付我的油钱。每个月里，有整整275美元的花销得用在米娅见她爸爸的来回路程上。失去工作意味着我将欠特拉维斯债，意味着我将失去自尊。
我攥紧拳头，站起身，走回屋内，咬紧牙关。这不是我的命。这不是我的结局。我决心证明自己是对的。
这个屋子给我带来梦魇。我梦见自己开车回家时，手机频频振动，或是有个陌生的号码打过来。接起来后，电话那头有个女人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我听不明白的事情，直到听见“医院”两个字。我仿佛看见米娅躺在一张病床上，短短的棕色卷发上沾着鲜血。而这时，那个女人冲上前来质问我人去哪儿了，为什么一个紧急联系人都没有。“只有我一个啊！”我在梦中反复吼道，“只有我一个！”
这座房子自有办法阴魂不散。花了12个小时打扫完它之后，朗尼隔了几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里少了几分平日的轻快。客户不满意这次的清洁，她说。“我得让你回去打扫干净，”她轻声说，“而且根据你的劳动合同，”她顿了顿，吸了口气又说，“我们不会额外付你费用。”
我的心跳骤然加快，在胸口“怦怦怦”地剧烈跳动。“我可不能这么干。”我近乎哽咽着说道。往那里跑一趟至少要40分钟车程，也就是说，油钱都贴补不了。和朗尼说“不”可能会令我丢掉这份工作，但让我再回去，恐怕会让我彻底辞了这份工作。“我觉得我回不了那里，那只马桶能逼得我辞职。”
朗尼叹了口气。她知道我多么急切地想要工作，也知道我连多余的油钱都付不出。“我会想想办法的。”说完，她挂了电话。我一直都不知道她是否让人回去再打扫过。或许她们叫希拉回去了，也许是帕姆完成了这份工作，但她再没跟我说起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