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底层的生活（出书版）》作者：[美]芭芭拉·艾伦瑞克
克著 林家瑄译
作者简介
芭芭拉·艾伦瑞克( 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畅销书作家。1941年生，洛克菲勒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女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曾任《时代杂志》专栏作家，作品常出现在《哈泼》《国家》《新共和》等重要刊物中。她出身底层，父亲是矿工，前夫是卡车司机，因此特别关注美国底层社会的生活。至今已出版21本著作，代表作有《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品《M型社会白领的新试炼》（Bait and Switch: The [Futile]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2005）、《失控的正向思考》( Bright-Sided: How the RelerUless Promotion of Positive Thinking Has Undermined America, 2008）等。
译者简介
林家瑄，1973年生于台湾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硕士，曾任艺术行政、期刊编辑，并从事翻译。译作包括《两位严肃的女人》《少年罗比的秘境之旅》等。
内容简介：
失业必然导致贫穷，努力工作就一定能改善生活吗？在美国，数百万的底层劳工终日工作，却只能赚得每小时6—7美元的最低时薪，他们要如何生存，又是否能够走向成功？
为了寻找底层贫穷的真相，作者隐藏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潜入美国的底层社会，去体验底薪阶层是如何挣扎求生的。她为此制定了严苛的执行标准，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力求贴近低薪阶层的生存实态。在化身底层劳工的这段期间，作者流转于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先后当过服务员、旅馆服务员、清洁女工、看护之家助手以及沃尔玛的售货员，也遇到了许多拥有不同背景、个性迥异的上司与同事。作者将自己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经历描述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又出乎意料地幽默，展现了底层劳工在薪资、住房、医疗、雇佣关系等各方面的生存实态。
前言
不同于电视情景喜剧和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另一个美国是一个被其自身忽视的隐密大陆。很少见诸报道的关于美国梦的真相就是，这个国家也存在着分布广泛、不断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贫穷。在这个国家中，那些做着基础工作的人们，只能拿到低于生存标准的薪资。
芭芭拉·艾伦瑞克潜入最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那里的人们整日工作，挣扎着想要在社会上获取一个立足之地。她先后当过女侍、旅馆房务员、看护之家助手和沃尔玛的售货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任劳任怨、需要付出艰辛劳动、没有晋升阶梯的底层世界。从佛罗里达到缅因，再到明尼苏达，她在贫富领域的发现是十分令人震惊的。对一个健康的单身女性来说，她所得到的报酬并不足以养活她自己。甚至，对于那些住在廉租房、汽车旅馆、房车公园的人来说，他们做着一份累得自己腰酸背痛却只有最低报酬可拿的工作，所赚的钱还不够支付房租、交通费和食物费。低收入者们是如何生存的？答案是他们根本生存不下去。只有那些身体强壮得足以做两份工作，或是能与别人合租房子的人，才能够生活得下去。
艾伦瑞克对那些丑陋可恶的雇主的描述，会给读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曾在一家名叫“女仆”的清洁公司工作，依照严格的规定清扫工作必须快速完成，而且一整个房间只能使用小半桶脏水，还要背着像机关枪一样重的真空吸尘器，在各个工作场所之间冲刺。这些房屋清洁公司，雇佣了大量穿着闪亮工作服、领着微薄工资的员工，来为那些因为过于富有和忙碌而没时间自己打扫的人清扫他们的家。这些构成了美国高级住宅的生命维持系统，也严重损害了那些清洁女工的身体健康。
雇主们付给员工的薪资越少，就会越急着去榨干他们的每一滴汗水，每分每秒都以一种侮辱性的方式监管着他们，而这种侮辱性的方式若再进一步，恐怕没有哪一位工人可以忍受。当没有客人时，一个女服务员可以坐下来休息？不可以，想都别想！雇主们总可以找到些事让她保持忙碌的。有一天，艾伦瑞克独自一人被留在看护之家，去应对一大群神志不清的老年人。又有一天，她试图分担一位受伤的（而且是怀孕的）女同事的工作，而这位女同事则担心一旦暴露了自己的体弱，就会丢掉这份工作。艾伦瑞克还有一位同事非常贫穷，以至于每天的午饭都只吃一包“立体脆”。
艾伦瑞克不仅仅是一个聪明的记者，也能对其所揭露的社会经济的怪异之处做出犀利的评论。她预先假设，若一个富裕地区存在劳力短缺的状况，当地薪资一定会上涨。当然，在单纯的资本主义模式下，一个紧俏的劳动力市场会倾向于开出最低薪资吗？所以，她前往满被招工广告覆盖的明尼苏达州，最后在沃尔玛找到了一份低于生存标准的时薪7美元的工作。她发现，她的一些同事可能正住在慈善收容所中。当劳工在供需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因为穷人并不是理想的市场模型，他们太贫穷了，以至于只能在一份份工作中仔细挑选。这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不敢冒着失去一周薪资的危险去换工作，担心会被人从租房中赶出去或是挨饿。想要仔细挑选更好的工作机会，就意味着会有冗长的申请、面试、羞辱人的药物测试和等待——所有这些都要花费时间，这些不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雇主们谋算着要降低工资，却不把工资标准张贴出来，这就是使得雇员没办法知道还有哪些地方是可去的——当然也没有工会。在几乎没有公共交通设施的城市，人们出行依靠自行车或是搭朋友的顺风车。他们不可能对整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构成冲击，所以在这个不平等的市场中，劳动力并不会像资本一样随着机会的起伏而发生移动。
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就近年来生产效率的增长而自我称贺：《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全国的工资数据统计中，通货膨胀引起的工资涨幅是不明显的”，并引此作为经济健康的一个信号。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最低工资标准，而90年代的经济繁荣已经受到了最低工资标准实际水平下降的刺激：现在的低收入者所挣的钱实际上只有30年前的91%。在美国福利制度的新规定下，一个人最多只能接受5年的国家供养，大量的家庭将要被驱逐出福利系统名册，艾伦瑞克记录下了在他们身上将会发生些什么。即便他们找到工作，甚至工作一辈子，从来不撤回社会保障金，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会有足够的钱买食物。他们没办法勉强过活。
英国的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呢？如同美国一样，这里的贫富差距也在持续增长。1/3的劳动力所挣的薪资，低于欧盟的“体面”工资指数平均值的60%；而且对于居于社会经济最底层20%的人来说，很少会有晋升或离开的机会。拿着低薪资、做着不稳定工作的人们，会在绝对的贫穷线上下挣扎，但几乎没人能够远远地甩开它。
英国与美国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它是一个欧洲体系的福利国家，想要努力救助处于最边缘的贫困人群。艾伦瑞克发现，对美国的穷人们来说，正是房租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某地的土地价值增长，开发商们就会用出得起的价钱买下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把它们变成高档公寓，穷人们就被赶到边缘地区，甚至房车公园的租金也会受住房短缺的影响而上涨。在英国，社会住房可能会把穷人限制在那些通常条件很差的贫民区，但是在所有城市的中心也仍有一些靠近工作地、可以支付得起的住房。最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有“住房补助法案”，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私人出租房或是地方政府出租房的租金补助。保守主义者经常审视这个庞大的“住房补助法案”，但是正是这个法案，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让英国的穷人和低收入者们避免沦为美国式的境遇凄惨的乞丐。现在，尽管那些无子的家庭还在依靠4.10英磅的最低时薪挣扎求生，只有一个挣钱者的低收入家庭还可以接受“工作家庭税收津贴”。英国的国家福利制度可能并不是那么慷慨大方，但它使得这种英美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对比很微妙。
然而，芭芭拉·艾伦瑞克所报道的深层真相，不仅适用于美国，也同样适用于英国。两个国家的社会基础服务都依赖那些赚着养不活自己薪资的人。他们从事的不是一些边缘性的工作，而是一些必须要有人做的工作——在护理之家照顾老人，清洁住房和办公室，在餐厅工作，在商店服务。这些行业已经把他们的员工数删减到最低，压榨尽他们最后一点生产力。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报酬越好，这些服务也就越少。如果最低工资被设在一个体面的标准上，挣得更多的人就不得不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进行支付。“啊”，经济学家们就会说，“那样低收入者们就会漫天要价而无人问津，只会单纯导致他们失业而已。”但是，当艾伦瑞克寻找可从事的服务性工作时，显然这些工作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对第三世界的劳工来说，照顾老人就不是一个会消失的工作。
30年前，我曾经去过伦敦旅行，做过那些不需要任何技巧的工作，看到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浪费人们的才能，而且还是艰辛、劳累、无趣和低薪资的。我曾写过一本名为《一种工作人生》（A Working Life）的书，讲述了我先后一系列的工作经历，从一家位于阳光港口的肥皂厂、一家里昂蛋糕厂、一家位于伯明翰的汽车配件厂、一家医院，再到其他地方。自此以后，英国爆发了一场社会变革的大地震，见证了一个庞大的占工薪阶层总数2/3的人群上升到了白领阶层，过上了拥有自己住房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的子女也随之拥有了更好的教育与机会。举例来说，在1971年，7个人当中有1个人上过大学，现在是3个人当中就有1个。但是仍有30%的人被抛下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从事服务行业的低收入劳工，而且境遇比起以前还更糟。在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过程中，他们已经丢掉了传统的工会成员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在过去可以保证蓝领们拿到体面的工资。
工会成员的身份仍可以将较好与较坏的工作场所区分开来。现在只有19%的工会成员在私营部门工作（国营部门则是一个更好的雇主），而且服务业的员工们比以前更加无助。伴随着“工作家庭税收津贴”，国家开始介入到最低薪金的问题上——但是市场依据商品真实耗费而进行标价的失败，为什么要由纳税人来买单呢？
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干巴巴的材料，但是芭芭拉·艾伦瑞克的书却是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读本。现在的新闻几乎不再涉及贫困的问题，而且工会也不再成为新闻题材。所有西方社会的自我形象，都被设定成有消费热点、可以向上层流动、经济持续增长和前景不断上升。在英国，平均生活标准在过去10年中上升了30%，而且可能在未来10年里也会上升相同的幅度。在繁荣时代里，大众沉浸在愉悦中，没有人想要知道社会底层的事，而且社会其他阶层看到的和知道的越少，就越会以为从事这些没有出路的工作的人只是一些不可救药的个例，甚至会以为他们是一些心智半缺陷者。又或者，他们舒适地以为财富在向下流动，而且穷人们正缓慢地向上层行进，加入其他每一个人。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穷人们是被遗忘的人，发现即便伴随着国家财富的每次增长，自己却远处在社会之外。在一个疯狂增长的房地产市场中，他们永远不可能一下子从廉租房跳到拥有自己的、更贵一点的住房，而且他们被永远地限制在贫民区中，那里有着糟糕的学校和自己孩子可悲的未来。
由于我们对早前时代怀有自以为是的优越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比我们更加了解和关心贫穷问题。芭芭拉·艾伦瑞克的书，是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引领着我们去关注那些被遗忘的地方。她以一个非常准确的视角记录了那些我们看到却从未注意的生活，那些虽然近在身边却被我们忽视的人，那些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要依赖却选择不去了解的同伴们。犯罪抓人眼球，但这些未获报答、坚忍不挠的劳工们却不受人关注。芭芭拉的著作邀请所有中产阶级的人们和她一起踏上旅程，去探访那另一个不文明的世界，不是第三世界，而是一个在这里被掩盖起来的世界——在21世纪，事物并没有变得越来越美好。
波莉·汤因比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
致谢
感谢以下各位在种种方面对我提供协助： MichaelBerman, Sara Bershtel, Chauna Brocht, Kristine Dahl,Frank Herd, Sarah Bourassa, Kristine Jacobs. Clara Jeffery,Tom Engelhardt, Deb Konechne, Marc Linder, JohnNewton, Frances Fox Piven, Peter Rachleff、 Bill Sokal,David Wagner, Jennifer Wheeler, 以及Patti。
序章 准备开工
这本书最初发想的地点，是在一个颇为奢华的场所。 一天，《哈泼》杂志的编辑路易斯·拉方（Lewis Lapham）带我到一家法式乡村风餐厅，讨论我未来可以替他们写些什么文章。那里光一顿午餐就要价30美元，印象中我吃了鲑鱼和田园沙拉。当我们的对话转到贫穷问题上时，我对这个比较熟悉的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跟大众文化有关的题材。譬如说，那些缺乏专业能力的人，到底是怎么靠微薄的薪水来生活？尤其是几近400万名的女性，她们因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进入劳动市场，又该如何靠着一小时6或7美元的薪资生存下去？接着，我就说了一句后来有很多机会感到后悔的话：“实在应该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闻调查工作，你知道，就是自己实际到那些地方亲身体验看看。”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轻的人，某些求知若渴、有时间做这些工作的新进记者。但这时拉方脸上露出有点疯狂、要笑不笑的表情，我知道这是他下定决心时的样子。过了长长的几秒后，他吐出三个字：“你来做。”
上一次有人劝诱我舍弃正常生活去从事工时长而低薪的劳动工作，已经是70年代的事了。当时有数十名（也许数百名）60年代的激进分子开始进入工厂，想让自己“无产阶级化”，并在过程中组织起工人阶级。但那可不是我。我同情那些父母，他们付钱让这些想成为蓝领阶级的孩子上大学，也同情这些激进分子试图加以“提升”的对象。在我自己的家庭里，低薪生活离我从来就不遥远。在许多时候，它其实让我很珍惜自己现在的写作生活，即便收入不高。我姐姐做过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包括电话公司客服人员、工厂工人和接待员。她必须一面工作，一面不断跟她所谓的“薪水奴隶的绝望感”对抗。我和已结婚17年的先生坠入情网时，他还是一名时薪4.50美元的仓库工人。当他最后终于逃离那里，成为卡车司机工会的组织者之一时，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父亲是一名铜矿工人，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矿场就是在联合太平洋公司工作。所以对我来说，整天坐在书桌前不只是一项特权，更是一项责任，我想替在我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发声，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他们有许多话想说，但愿意听的人却少之又少。
除了我自己的疑虑不安之外，有些家族成员还于事无补地不断以各种方式提醒我，其实我可以在不影响自己研究工作的情况下进行这项计划。例如我可以改用新进人员的标准来发给自己薪水，收自己房租钱和一些生活费用如瓦斯等，然后在一个月后把这些数字加总起来就得了。若以我们镇上一般平均6至7美元时薪的薪水，租一间月租大约400美元的房子住，最后加总出来的薪水和支出也许可以勉强平衡。但若我们谈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单亲妈妈，她是否可以在失去政府协助，如食物券、医疗补助、住房和儿童照护津贴等的情况下生存，那么答案不用我出门到外头去体会就已经知道了。全美游民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在1998年（也就是这项计划进行的那年）指出，取全美境内的平均数来计算，一个人需要赚到8.89美元的时薪，才能租得起一间附一个卧房的公寓。另外，公共政策前行中心（Preambl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则估计，在符合福利政策补助资格的人之中，每97人只有1人能取得这种工作，赚得“让人活得下去的薪资”。我干吗还费事去证实这些令人难过的事实呢？等到我再也无法逃避这项逐渐逼近的工作时，我开始感觉自己有点像以前认识的一名老人，他会用计算器算好账本上的收支结果，然后再回头用笔把每一笔账目的数字算一遍，只为了确认先前的结果没错。
到头来，克服我内心犹豫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名科学家，而事实上，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我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而且并不是靠着坐在书桌前搬弄一些数字得来的。在这个领域里，你是可以天马行空地思考，但到最后，你还是必须实地下去做，投身到每天发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在自然界里，连最平凡的小地方都会冒出惊喜。也许，等我真正着手进行这项计划，就会在低薪劳工的世界里发现某些隐藏的经济原则。毕竟，如果像以华盛顿为总部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在1998年所指出的一样，有30%的劳动人口都靠着8美元或更少的时薪挣扎度日，那么他们大概找到了某些我还不晓得的秘诀，使他们能够存活下来。或许，我甚至还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家伙们信誓旦旦讲的一样，在自己身上发掘到所谓“走出家庭所带来的振奋心理效应”。又或者在另一方面，会有出乎意料的代价等着我去付（身体上、财务上和情感上的），推翻这一切事先的算计。无论如何，得到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要怕弄脏手，走出去实际做。
秉持着科学精神，我首先决定出一些原则和参数。很显然地，第一项原则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任何单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时工作经验就会的工作都不能选（但这么说的意思可不是征求专栏作家的广告就有一大堆）。第二项原则是，我必须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最高的，并确实保住它。意思就是，我不能摆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架势大骂雇主一番，或溜班躲在女厕所里读书。第三项原则是，我必须在安全性和隐私性尚可的前提下，尽可能找到最低等级的住宿环境。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而且后来也证明，我的标准随着时间过去也越降越低。
我努力坚持这些原则，但随着计划实际进行，我会在某些时刻稍微做调整，或甚至把它们丢在一边。例如在1998年春末，当我刚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西屿（Key West）进行这项计划时，我曾跟面试者说，我能用正确的法文或德文跟欧洲客人讲“您好”，想藉此得到女接待员的工作，但这是我唯一一次泄露自己真正的教育背景。2000年初夏，在这项计划的最后一站明尼阿波利斯，我又违背另一条原则，因为我没去做当时薪水最高的那份工作。我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否有理，留待各位读者来判断。而计划进行到最后，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气，放胆痛斥雇主一顿（虽然是私下地，也从来没被管理阶层听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向未来的雇主推销自己，特别是该怎么解释我为何这么缺乏相关工作经验。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讲实话但保留一些细节不谈，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于是我跟面试者说自己是一名离婚妇女，在当了许多年家庭主妇之后决定重回职场。这些话确实并非谎言。有时候（虽然不是每次）我会掺进一点清洁妇的工作经验。我住在西屿的时候，经常会在晚餐后帮我室友做一点清理工作，所以我就请室友帮我写介绍信，作为面试时的履历文件。此外，一般应征表格也会要求填写教育程度，在这点上，我想博士学位不会有任何加分的效果，甚至反而可能让雇主怀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问题才沦落至此。因此我把自己的教育程度定为只念了三年大学，但列出我真正读过的母校名称。结果，没人对我的背景有疑问，而在几十个雇主中，只有一个费事去确认我的介绍信。有一次，一个特别爱聊天的面试者问到我的嗜好，我回答：“写作。”而她似乎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即便她面试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识丁也能做得非常好。
最后，为求安心，我设下一些底线，以免我遇到的考验超乎我的承受能力。第一，我一定要有车子。在西屿我是开自己的车，在其他城市则利用租车服务，我用信用卡而不是工作收入付这笔费用。没错，我是可以多走些路，或把可能的工作机会限制在大众交通工具能抵达的地点。但我只是觉得，一个老是在写等巴士的故事，对读者来说大概没什么吸引力。第二，我摒除流浪街头这项选择，因为这个计划的主要用意在于：看我能否在几个城市找到工作，并在当下赚得足以支付下个月房租的薪水。若我付完某一周的房租之后就完全没钱了，我会当场把这个计划喊停，不会去住游民庇护所或睡在车上。此外，我也无意让自己饿肚子。我在这项“实验”开始的前夕就向自己保证，若事情真的发展到我钱包空空，连吃下一餐饭都成问题，我会去挖出我的提款卡，然后偷偷大吃一顿。
所以，这本书并不是关于什么出生入死的“卧底”冒险经验。我做的事几乎任何人都做得来：找到工作，把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为出，使收支平衡。事实上，这正是几百万名美国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只是他们既没有号角吹奏陪伴出征，也没有像我一样怕得发抖。
当然，我和从事这些全美国最不吸引人工作的人非常不同。这些不同之处一方面对我有帮助，一方面也限制了我。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我只是去造访一下这个世界，但这些人往往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得待在里面。此外，我还有至今所累积的实际资产当靠山，比如银行存款、退休储蓄、健康保险和一个有好几个房间的家，因此根本不可能做到什么“亲身体验贫穷”，或了解身为一个长期低收入劳工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做这件事的目标是更直接而客观的：看看我可不可以把收入和支出打平，就像真正的穷人每天都必须做的事情一样。此外，我一生中已经跟贫穷不期而遇过太多次，足以知道那不是一种你会想体验的生活，那里充满太多恐惧的滋味了。
我比许多低收入劳工更有利的一点是：我是白人，而且会说地道英语。我不认为这会影响到我被录用的几率，因为劳工市场在1998年到2000年间极度紧缩，业者几乎是有人就用，但这点几乎确定影响到我被雇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在西屿的时候，我原本以为饭店房间清洁人员会是我比较容易找到的工作，所以最初是朝这个方向找，但后来我却不断发现自己被雇去当服务生，原因无疑就在于我的种族和英语能力。正如后来事情的发展一样，当服务生的收入并没有比当饭店房间清洁人员多，至少我在西屿工作的淡季期间小费其实很少。但这次经验确实对我选择其他的居住与工作地点有帮助。举例来说，我会排除掉一些地方如纽约和洛杉矶，因为那里的劳工阶级主要是由有色人种构成，若一个满口地道英语的白人女子在那里找低阶入门工作，很可能只会显得饥不择食或启人疑窦。
我还有其他优势（例如车子），使我跟当时许多同事截然不同。理想上，若我想完全重现一名被迫脱离福利制度的女性如何重新进入职场，我必定还会拖着几个小孩要养，但我自己的小孩都早已长大，而且他们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借我来度一个月的贫穷假。除了有移动能力和没有家累之外，跟大部分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的劳工们相比，我的健康状况也很可能比她们好。我拥有的优势实在太多了。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若我和其他劳工们在更隐蔽的面向上还有什么不一样，目前为止倒还没人告诉过我。当然，我完全没有刻意扮演某种角色，或去符合一般人想象中低收入女性劳工的样子。在任何能穿便服的场合里，我都穿着平常自己就会穿的衣服，保持我平常的发型和化妆。跟同事聊天的时候，我会谈到自己真正的孩子、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我没有理由去捏造一个全然虚构的生活。不过我确实有修饰自己的语言：在我刚开始做一份新工作的时候，因为担心可能显得傲慢或不敬，我会藏住原本说话时会夹带的一些脏话（这主要还拜卡车队之赐）。除了这点之外，我会开玩笑，讲些挖苦话，提供我的看法跟意见，以及多得出乎意料的健康建议，就跟我在其他任何场合会做的事情一样。
进行完这项计划之后，好几次有人问我：跟你一起工作的人难道都没发觉真相？因为问的人大都假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平常讲话就一定不太一样，而且谈话内容层次比较高。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说，真的曾经有一些雇主或同事觉得我很特别，例如我比较有智慧或比大多数人受过更多教育，但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我猜那是因为，唯一真正使我显得“特别”的地方，就是我竟然如此缺乏工作经验。换个方式来说，跟我们这些写作维生的人比起来，低收入劳工们也有多样的人格特质或能力，也能展现出风趣和聪颖。若有任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认为如此，那么此人还真该去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
当然，自始至终一直有个只有我知道的差别存在：我不是为钱工作，而是为了一篇文章和后来变成的书。我每天下班回家不是去面对普通的居家生活，而是面对一台笔记本电脑，花一两个小时记录当天发生的事。而且我得说，我是非常勤奋地做这件事，因为显然不可能在白天工作时还记笔记。这台让我可以连结到自己过去和未来的笔记本电脑，象征着这其中的欺瞒。这种欺瞒相当程度地困扰着我，至少是在面对我关心、想进一步认识的人时，让我很不好受（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本书中所有名字和个人细节都经过更改，包括所有同事和出现在计划中的其他人士，以便保护他们的隐私。我也更改了大多数的工作场所名称及其确切地点，以便更确实保证我所遇到的人们身份不会曝光）。
在每个地方的工作快要结束时，我都会煎熬不已地向几名选择好的同事揭露“真实身份”。结果她们的反应总是惊人地很不戏剧化，我最喜欢的是：“你的意思是，下星期你不会来上晚班了？”我想了很久，为什么她们没有更多惊讶的情绪或甚至被骗的愤慨，部分答案也许就在一般人对写作的看法。几年前，当我嫁给第二任丈夫时，他骄傲地跟担任旅馆停车员的叔叔说我是个作家。那位叔叔回答：“谁不是啊？”每个有读写能力的人都能“写作”，在我通过这项计划结识或遇到的低收入劳工之中，有一些会写日记短文和诗，甚至还有一个在写长篇科幻小说。
不过，计划进行到后期我才发现，也可能是我太把自己的“欺瞒”无限上纲了。举例来说，当服务生这件事情根本无法作假，你要不把食物送到餐桌上，要不就是没有。别人认识到的我就是个服务生、清洁人员、老人之家的助手或售货员，这不是因为我假装成那样的人，而是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至少在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是如此。在做每份工作、居住在每个地方的时候，工作都耗掉我所有精力和大部分思考能力。这点我并没有夸大。即便我从一开始就有预感，要把薪水和房租打平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我还是非常努力试图做到。
我并不想宣称自己的经验可以代表任何人，因为我的情况根本一点也不具代表性。我只想请各位读者记得，每当我在这条路上蹒跚颠踬的时候，正是反映着以下这项事实：在社会如此富足丰裕的时刻，即便有着种族、教育、健康及动机所带来的一切优势，一个人在经济的最底层仍然必须挣扎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