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件改变的事情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的小淡季结束了。如今店里永远有一打或更多顾客在女装部流连不去，到了晚上更是进入高峰，一波波包含各种年龄层的人马涌入，有祖母、母亲、购物车里的婴儿，后面还拖着一群喧闹且一脸不高兴的小孩。新任务出现，例如每隔半小时左右就要把顾客丢下的购物车排好，再一起推到店门口前方归位。如今我不只必须把掉落的衣服捡起来，还要把顾客从其他部门带来丢在女装部的东西拿回去，包括枕头、装潢用的钩子、神奇宝贝卡片、耳环、太阳眼镜、填充动物玩具、甚至还有整包肉桂小面包。此外除了永远都会有的退回品之外，还加上大量被丢在地上，或不负责任地拿到错误位置的东西。有时候运气来了，重新放好退回品、捡起散落在挂衣杆和地上的物品这两项动作还能配合无间。若我捡起错放的物品和放回退回品的速度一样快，那么我就永远没有清空手边这辆购物车的时候，而一切东西都会流畅而可怕地回到试衣间去。罗达或她的夜班同事会嘶声对我说：“你有三车还没弄，芭芭，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此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西西弗斯①的处境，或者是严酷巫师的可怜弟子。①Sisyphus，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被惩罚不断推一块巨石上山，快到山顶时巨石又会滚落，使他必须永远重复推石。——译者注
不过，在整个轮班时间的第一阶段，我都还是友善助人的员工好榜样，并且对前来购物的多元人种感到惊奇不已，有中东人、亚洲人、非裔美国人、俄罗斯人、前南斯拉夫人、老派的明尼苏达州白人等等。除此之外，我也很平静地接受热力学第二定律，特别是“混乱永远会胜出”( Entropy always wins)这点。令人惊讶的是，我得到伊莎贝尔的赞美，她是一名娇小的七十几岁老太太，似乎是艾莉的助手。她说我表现得“很优秀”，而且更棒的是，我是“很好共事的人”。我昂首阔步走过一根又一根的挂衣杆，得意万分。但不知道到了晚上6:00还是7:00的时候，想坐下来的欲望变得强烈不已，一种宛如《化身博士》①的变身过程开始展开。我无法忽视这项事实：就是因为顾客的粗心大意和懒惰，才使得我必须不断弯腰，趴在地上，四处跑来跑去。她们是购物者，而我则是购物者的反面，必须把卖场弄得仿佛她们根本没来过一样。到了这个时候，“积极的款客之道”让位给“积极的反客之道”。她们的购物车用力撞到我的购物车，她们的小孩疯狂地横冲直撞。有一次我站在那里，无助地看着某个还不太会走路的小孩，他把伸手抓得到的东西全部从衣架上扯下来，我顿时心想：堕胎用在还没出生的孩子身上真是浪费。这个念头一定显露在我脸上，因为他妈妈最后终于出声制止他。①罗伯特·路易斯·史帝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著，描述一名平时良善的心理医生内心潜藏着邪恶的一面，并藉由喝药水而完全改变成另一种样子。——译者注
我甚至开始因为一些不相干的理由怨恨顾客，例如在本国白种人的情况里，我怨恨她们的体积。我不是指过大的小腹和屁股，而是从一些不可思议位置冒出来的巨大肉块，例如脖子和膝盖后面。这个夏天我常在温蒂汉堡买午餐，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新字：大大号( Biggiesize)。比如店员会问：“您要把套餐加到大大号吗？”意思是把薯条和汽水都换成大号，而这样的分量似乎特别吸引女性客群。大家都知道，中西部人（特别是中下阶层）都悲剧性地背负着几代以来吃洋芋片和法国吐司棒留下的后遗症，而且我大概根本不该把这件事说破。在我整个轮班时间的前半期，身为还没化身之前的博士，我对这些肥胖人士深感同情，因为她们必须从那些式样夸张的服装里挑选衣服，例如短短的绑绳短裤和上面有巨大横条纹的T恤，这些设计简直是在揶揄她们。但我心中的同情随着轮班时间持续下去而逐渐流逝。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理由，在女装部工作的都是相当苗条的一群人（而且在明尼苏达州的标准下，大概快被列入需要打紧急营养针的名单），我们活在害怕被某位突然猛冲的胖大女性压死的恐惧下，她幻想能穿上凯西·李的修长紧身洋装，于是在狭窄的走道上奔跑起来，从褪色荣耀冲到成年女性尺寸区。
不过，我是跟衣服心连心，不是顾客。如今在我的新轮班时间里，有一件滑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开始想象这些衣服是我的。我的意思不是把它们当成可以拿回家穿的衣服，因为我没有这种打算，而是把它们视为由我来组织和统治的衣服。梅丽莎和艾莉在晚上6:00下班回家，9:00之后连伊莎贝尔都走了，于是这个地方就开始归我所有。闪一边去，山姆，现在这里是芭尔玛了。我推着购物车巡视边界，迅速走去捡起放错地方或掉落的衣物，让一切看起来整洁利落。我不会像顾客一样抚弄衣物，我会啪地一声用力把它们放到该在的位置上，命令它们直挺挺地垂下，立正站好，不然就是以完美的秩序服从地躺在架子上。在这种心智状态下，我最讨厌的就是有顾客冒出来把东西弄乱，打乱整个秩序。事实上，我痛恨有东西被卖出去，它们从自己原本该在的家被连根拔起，突然被带到某个天知道秩序乱成怎样的衣柜里。我想要把女装部所有的衣服封死在一个塑料罩里，用卡车运到某个安全的地方去，某个类似零售历史博物馆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从最后一次中间休息时间回到卖场，整个人已经累垮了，结果我很不高兴地发现有一个新人物出现。她是一名身高绝对没超过1.4米的亚裔美国人或西班牙人，正在白鹿区叠T恤，那是我的白鹿区。稍早我吃完晚餐返回卖场的时候，晚班试衣间小姐责怪我太慢回来（但其实我没有），而且还说，如果霍华德知道这件事，这次他大概不会骂我，因为我还算新人，但如果这种事再发生……我反唇相讥，说我才不在乎霍华德骂不骂我，但由于我们被禁止说四个字母的那个脏字，我很难真正表达出我的感觉。结果我有点提防这名侵入白鹿区的人物，在我们互相简短自我介绍之后，她开始对我展开攻击。
“你今天有收走这里的东西吗？”她质问我。
“当然有啊。”事实上，我今天到处都收走过东西，就跟其他每一天一样。
“因为这一件不是放在这里的，你看看，这个质料不一样。”然后她把那个跑错地方的衣服往上朝我的胸口一推。确实，我可以看到这件橄榄绿的衬衫有一点点罗纹，而其他的则很平滑。“你必须把它们放在对的位置，”她继续说：“你有检查条形码号吗？”
我当然没检查那些长达十几个数字的电子条形码号，没人会去检查。她到底以为这里是哪里？国家科学研究院吗？我不确定这个时候可以采取哪种防卫方式，她是我现在的督导人吗？或者我跟她是在较量谁能统治晚上9:00到11:00这段时间？但这些我都不想管，反正她惹火我了，又弄乱我的东西。所以我告诉她以下的话（除了标题数字和被禁止的脏话）：（一）白天有很多人在这里工作，更别说还有顾客来来去去，她干嘛把这些怪到我头上？（二）现在已经超过晚上10:00，我还有另一台塞满退回品的购物车要弄，如果我们两个人能一起解决购物车，岂不是比计较那些该死的T恤应该在哪有意义得多？
她的反应是怒气冲冲地告诉我：“我不处理退回品，我的工作是折衣服。”
几分钟后我发现她为何不处理退回品，因为她够不到挂衣杆。事实上，她必须借助一把梯子，才弄得到放在最高架子上的衣服。而各位知不知道，当我看到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把梯子推来推去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是一股蓦然涌上的邪恶快意。我从自己正在工作的裘达奇区不时探头偷看，希望能看到她啪地一声摔到地上。
那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对自己回应这名入侵者的方式感到很震惊。若她是督导员，我一定会因为对她说了那些话而被呈报上去，但更糟的部分其实是我的想法。是我在这个地方变得苛刻起来，还是一连工作快九小时之后，一个人的正常反应就是如此？那天晚上我还有另一场恶念爆发。我回到试衣间旁边的柜台，要拿另一台装满退回品的购物车，结果发现行动不便的年轻夜班接线生坐在轮椅里，空茫地望着前方，看起来比平时还要悲伤。而我最直接的第一个想法竟然是：至少你还坐着。
这并不是我，起码我自己不会想花多少时间跟这种“我”相处。同样地，那位娇小的同事可能也不是平时就爱找人麻烦。我后来才发现，她彻夜工作，白天她的宝宝睡觉时她才跟着一起小睡。除此之外我还得知，她并不是谁的督导员，而且只要她工作的时候伊莎贝尔也在场，伊莎贝尔就会一直挑她毛病。我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写在我名牌上的这个“芭芭”，并不完全是身为“芭芭拉”的我。“芭芭”是我小时候的名字，我兄弟姊妹也仍然这么叫我，而我意识到，在某个层次上我正在退步。若拿掉我的职业和较高的教育程度，也许剩下的就是这个原始的芭芭，若非她父亲勉力脱离矿坑，她最后可能真的就在沃尔玛工作。因此，看到芭芭最后变成的样子很有趣，而且也非常吓人：她会比我更苛刻，更狡猾，更满怀怨恨，而且不如我希望的聪明。
要搬去霍普金斯公园广场的那天早上，我一醒来就开想象各种终于可以塞到冰箱而不用担心腐坏的食品：蛋黄酱、黄芥末、鸡胸肉。但我抵达那里的时候才知道，希尔蒂已经离职了，接替她的是个顶着一头高耸蜂窝发型的女人，她说我没搞清楚状况，那个房间直到下周才会空出来，而且我来之前应该要先打电话才对。难道我真的被希望冲昏了头，而“误会”希尔蒂似乎已经很清楚地说明（星期六早上9:00把钱带来，你可以在下午4:00搬进去）?还是有别人比我捷足先登？无论如何，我都清楚了解到下面这项事实：长期而言，仅仅在沃尔玛做时薪7美元的工作，一定租不起公园广场里一周租金179美元的附厨房公寓。我的计划是再找一份周末工作。我一开始借住的公寓附近有一家彩虹超市，他们已经初步同意雇用我，时薪接近8美元。
这两份工作加起来，扣掉税后我一周能赚大约320美元，因此179美元的房租约占我总收入的55%。我开始觉得，这是一种“负担得起”的状况了。①但结果彩虹超市的工作也成为泡影，因为他们决定不要我上周末班，而是每周在那里兼职五天，我还不能选择到底是哪几天要上班。霍华德已经排定我一周休周五，再下周则是休周四和周三，而我得拼死巴结他，才可能有更稳定跟合意一点的休假时间表。①实际上，房租通常应该占个人所得的30%，才算“负担得起”。房屋分析师彼得，德赖尔( Peter Dreier)指出，有59%的贫穷租屋者（总共为数440万个家庭），必须把超过50%的所得花在住屋上。见《为何美国劳工付不出租金》(Why America，s Workers Can，t Pay the Rent)，《异议》(Dissent)。2000年夏季号，38-44页。一项在1996到1997年间针对44461个家庭所做的调查指出，有28%收入低于贫穷标准200%（亦即年收入大约3万美元）的父母表示，他们在付房租、抵押贷款和日用品费用这些方面都遇到困难，见《福利改革网络新闻》（Ⅳelfare Reform Network ws)，第1卷 第2期，1999年5月，女性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Women’s Policy Research)出版，华盛顿特区。我住在双子城区期间，大约有46000个劳工家庭把50%以上的收入花在住屋上，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其中73%是拥有自己房子的家庭,但却被高涨的房屋税逼得难以喘息。见《住屋负担问题袭击低收入者》( Affordable Housing Problem Hits Moderate-lncome Earners)，《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2000年7月12日。
所以，我要不是得像梅丽莎一样找个丈夫，就是得跟其他某些同事一样，去找第二份工作。长期而言，若我把早上时间都投入找工作，同时等待公园广场空出房间（或者更好的是，能等到一个每月租金400美元或每周100美元的正格公寓房间），那么我的生活就过得去。但套句凯恩斯①会说的话：长期而言，我们都会破产，至少对我们这些从事低薪工作、住在租金过高汽车旅馆里的人而言，情况就是如此。我打电话到基督教女青年会( YWCA)问他们是否有空房间，他们要我打电话到一个名叫平价宿舍( Budget Lodging)的地方，但那里也没有任何空房间，不过他们的通铺房还有空床，一晚价格是19美元，我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上锁置物柜，此外他们早上也没有强制出房的规定，如果我想整天赖在床上也没问题。但即便有这些诱惑，当我得知他们的位置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另一端的时候，坦白说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只要我还在这家沃尔玛工作，就可以用车程和油资等理由排除平价宿舍这个选择。也许我可以干脆摆脱沃尔玛的工作，搬到宿舍里，然后以那里为基地开始重新找工作。但事情的真相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要离开沃尔玛，那是我跟世界的连结，我认同的来源，是我的地方。①约翰·凯恩斯( John M．Keynes)，著名英国经济学家。——译者注
那间平价宿舍的柜台人员似乎多少了解低收入劳工的寻屋噩梦，所以他建议我还是继续到其他汽车旅馆试试看，他想一定还有每周价钱低于240美元的房间。同时，清景旅馆开出很不合理的价钱，本次租约到期后，每加住一晚的房租涨到55美元。也就是说，只要再过几天，几乎任何汽车旅馆都比那里好了。我打电话给凯洛琳，问她对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什么建议，而我早该猜到这么做会带来什么结果：几分钟之后她又打电话给我，邀请我过去跟她一家人一起住。我说不行，先前我已经免费住过朋友家几天了，现在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在房屋市场里碰运气。但有那么一会儿，我心里涌上一种感觉，就像梅丽莎带三明治给我的时候一样，仿佛那一刻我被天使眷顾了：我不是完全孤独的一个人。我开始再次四处打电话给汽车旅馆，而且把范围扩大到市区之外，连北方的小镇、西方的小镇、圣保罗市的汽车旅馆我也去问。但大多数旅馆都没有任何空房间，任何价格的都没有，而且不只是现在，接下来几周也通通没有。对方告诉我的理由是：因为现在是旺季。虽然我实在看不出来，像明尼苏达州清景旅馆这类地方，到底会在一年中哪个时候变成观光景点。只有舒适旅馆( Comfort Inn)有房间，一晚要价49.95美元，所以我在那里预定了几个晚上的房间。但是，终于能够离开“全国最糟旅馆”的解脱心情，却被排山倒海的挫败感抵消。
我是不是应该能做得更好才对？我从沃尔玛店门前的报纸柜里急切地取出报纸，那是6月13日的《圣保罗先锋报》（Sc， Pau.l Pioneer Press），结果发现一份来得太迟的实况报告。头版斗大的标题写着：“公寓租金一飞冲天”。，光是2000年的前三个月，明尼阿波利斯的房租就飙涨20.5%，而根据当地房地产专家表示，这是前所未有的涨幅。跟我的情况更有关的是，双子城区“是全国空房率最低的地区之一，甚至很可能是最低的”。谁会事先知道这样的事啊？我在来这里之前匆忙做的行前调查中，根本没发现任何纪录显示有住房缺乏的情况，事实上，我还读到感叹双子城区缺乏网络产业的文章。以上这些都使我相信，这个区域应该不会像加州湾区一样受房地产价格狂飙的影响。但显然，我们不需要网络新贵，就能把一个地方搞得让低收入居民住不下去。《先锋报》引述住宅暨都市发展部秘书长安德鲁·库摩( Andrew Cuomo)1话，他感慨经济繁荣反而使全国各地价格合理的住所大量短缺，这是一项“残酷的讽刺”：“经济越强盛，促使租金往上涨的压力就更大。”因此我并不是受贫穷之害，而是受繁荣之害。一般人往往认为，穷人和富人是在互相依赖的和谐状态下生活（一方提供廉价劳力，另一方提供低薪工作），但显然这两方已经不可能同时并存了。
我带着坚定的期盼住进舒适旅馆，相信我只需要在这里住一两晚就能找到其他地方住。但我并不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是我最终败北的时刻。游戏结束，故事说不下去了。如果是如何平衡收入和租金的故事，是真的说不下去了。在大约三周的时间里，我用掉超过500美元，但只赚到42块美元——在沃尔玛参加新人训练一整天的薪水。还有更多薪水最终将会进帐（沃尔玛跟无数以低薪雇用员工的业主一样，会把你第一周的薪水扣住），但都将为时已晚。
我终究没有找到任何公寓或负担得起的汽车旅馆，即便我确实做了最后尝试，有天早上跑去一个慈善机构寻求协助。我打电话到明尼阿波利斯联合劝募协会( United Way of Minneapolis），他们要我打电话给另一个机构，而该机构又要我打电话到一个名为社区紧急协助计划（Community Emergency Assistance Program)的机构，它就位于离沃尔玛15分钟车程的便利地点。该机构所在的办公室里，正上演着令人难过的一幕：两名瘦得像竹竿的黑人（我从口音猜他们是索马利亚人，而且双子城区有非常多索马利亚人）正在说：“面包？面包？”而得到的回答是：“没面包，没面包。”他们慌张混乱地出去之后，一名五十几岁的白人女性走进来，同样的情景又重新上演一回，她离开时，一抹恳求的微笑还尴尬地冻结在她脸上。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使然（也许是因为我有先预约，而且还没让他们不耐烦），有人带我到内部办公室，里面有一名年轻女人心不在焉地对我进行面谈。我有车吗？是的，我有车。几分钟后她又问：“所以你没有车？”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跟她说我在沃尔玛工作，也把工资金额告诉她，她听了之后建议我搬进收容所，以便能存到足够的钱交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随后她就叫我去另外一个办公室，说我可以在那里申请住房补助，并得到寻找住处方面的协助。但那个办公室只提供一份合理租金公寓的影印本清单，一周才更新一次，早已失去时效性。我回到第一个办公室时，面谈我的那位小姐问我是否需要紧急食物补助，而我只得再跟她说一次我没有冰箱。她说她会想办法，随后就带着一个纸箱回来，里面有一块肥皂、一条止汗膏，以及一些在我看来颇为无用的食品：许多糖果、饼干和一罐一磅装的火腿。在没有冰箱的情形下，我得一餐就把这磅火腿吃完才行。①（隔天我就把整箱东西原封不动带去给另一个慈善机构，以免显得我不知感激，这样做也才不会浪费食物。）①中产阶级人士常常批评穷人的饮食习惯，但这家慈善机构似乎提倡我们该信任“没营养的卡路里”。我拿到的那箱免费食品详细内容如下： 21盎司的通用磨坊( General Mills)牌蜂蜜核果早餐谷片，24盎司的波士特(Post)牌葡萄坚果谷片，20盎司的密西西比烤肉酱，几包装在小塑胶袋里的糖果，包括同笑乐( Tootsie Roll)巧克力、聪明豆（Smarties）水果糖、甜派(Sweet Tarts)水果糖，以及鹰牌(Ghirardelli)巧克力两条，1包口香糖，1包13盎司装的冰冻甜饼干，做汉堡用的面包，6包6盎司装的美粒果( Minute Maid)果汁粉，l条维也纳面包，星际大战水果糖，1条肉桂面包，18盎司的花生酱，18盎司的荷荷芭洗发精，16盎司的罐装火腿，1块黛亚(Dial)牌香皂，4条家乐氏棉花糖米香棒，2包丽滋饼干，5盎司史璜森( Swanson)牌罐装鸡胸肉，2盎司类似酷雷(Kool-Aid)那类饮料的水果调味粉2条快速女士棒( Lady Speed Stick)牌止汗膏。
当我带着这箱甜兮兮的赃物开车离开时，才恍然大悟这场经历透露出多重要的讯息。在面谈将近结束之际，那位小姐为她几乎忘记我告诉她的一切而向我道歉（包括我有车子，住在汽车旅馆里等等），因为她把我跟另一个也在沃尔玛工作的人搞混了，那个人几天前才刚到这里寻求过协助。我当然注意到许多同事都是穷人，他们有许多很难忽视的特征可供辨识：扭曲发黄的牙齿是其中之一，另一个特征则是不合适的鞋子。一连工作大约四小时后，我的脚就会开始痛，而我还是穿着舒适的旧锐跑运动鞋，但有一大堆女性是穿着鞋底很薄的廉价软皮便鞋奔忙一整天。此外头发也是另一个阶级线索，她们往往不是绑马尾，就是脸上带着典型沃尔玛员工那种疲惫而无助的表情，头发留到及肩长度，中分后直直垂下，两边用小发夹固定住以免落到脸上。
但现在我又多了解一点。我们在新人训练的时候得知，公司的成功完全仰赖我们这些工作伙伴。我们身上的亮蓝色制服背心上写着这样的话：“在沃尔玛，我们的人员是关键所在。”然而事实上，在这些背心底下，却是在真实生活中需要接受慈善救助的人，有的甚至还住在收容所里。①①1998年，阿肯色州参议员杰伊·布拉德福(Jay Bradford)指责沃尔玛付员工太少薪资，使得他们必须转而向州政府寻求福利协助。然而他没办法使沃尔玛公司公开薪资给付纪录，结果使得这项论点无法得到证实。见鲍伯·奥尔特加，《我们信任山姆：山姆·沃尔顿与全球最强大零售公司沃尔玛的秘辛》( Bob Ortega，In Sam IVe Trust: The UrUold Story of Sam Walton and IVaI=Mart,琥e World's Most Powerful Retailer,Times Books,2000），193页。
所以，不管怎样，我在舒适旅馆展开超现实的生活。我活在奢华中：房间有空调，门上有锁，大大的房间窗户还有一面完好无缺的纱窗保护着，我简直就像个旅客或商务旅行人士。但每天我从那里出发，到一个大多数商旅人士会觉得既寒酸又令人气馁的生活里：在温蒂汉堡吃午餐，在斯巴洛( Sbarro)意大利速食店吃晚餐，还有在沃尔玛工作。若某个舒适旅馆的工作人员正巧来逛沃尔玛，撞见我穿着制服在那里工作，我会觉得很丢脸。当然，我认为自己随时都会离开那间旅馆，只要霍普金斯公园广场一有空房间我就搬。但此时此刻，我为这个住处的华丽陶醉不已，而且我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单日租金还比我在清景旅馆住的那个老鼠窝便宜5.05美元。我不再需要担心手提电脑会被偷或被烤焦，我可以安心地睡一整夜，而乱扯东西的病态小习惯也逐渐不再紧缠着我。我感觉自己就像快捷睱日饭店( Holiday Inn Express)广告里的男主角，他在饭店里住了一晚之后，感到整个人如此焕然一新，以致于隔天就可以进行手术或指导别人如何使用降落伞。在沃尔玛，我的工作表现也好多了，比我一开始能想象到的好得太多。
转折点在周六来临，也就是各位读者会大肆采购的日子之一。当我在下午2:00抵达店里开始上班的时候，有两大车衣服等着我整理，而在卖场几个主要区域的地面上，四处乱丢的衣物竟堆了好几寸高。与其说有人在这里采购过，不如说根本是被人洗劫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所有事情同时进行：弯下身体，伸手捞衣服，蹲稳，抱起衣服，推着购物车从一根衣架杆跑到下一根。然后，它就那么发生了。那是一种魔法般的流动状态，每件衣服开始自动回到自己该在的地方。喚，我也有出一点力，但不是有意识地这么做，我不是一面想着“白鹿牌海军蓝斜纹短裤”，一面顽固地找出类似的短裤，而是在脑袋里形成这件衣物的形象，再将这个形象投影到视野前方，然后我的人再移动到现实世界里有东西和那个形象配成对的地方。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我的脑袋太忙着处理接收到的视觉数据，所以必须绕过左脑的语言中枢，省略掉累赘的命令：“前进到淑女服装部西北角的白鹿牌区，在卡其短裤附近的低层衣架杆找找看……”又或者，其实秘诀在于让自己明白到：每件衣物都想要跟它所属的家族成员团聚，而在每个家族中，每件衣物也想要在颜色／大小的位阶秩序中占有一个适当位置。因此，一旦我让衣服掌管一切，明白自己只是促成它们再度团聚的工具，它们就会飞出购物车，回到自己天然的家园里。
就在同一天，可能是因为如此敏捷完成工作让我有余裕清晰思考，我跟顾客和解了，同时还发现到自己的生命目标——起码是在沃尔玛里。管理阶层也许认为这个目标就是要卖出东西，但这实在是一种太过化约、太过狭隘的资本主义观点了。事实上，我从来没看到任何东西被卖出去过，因为买卖行为是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进行，也就是在店铺前端的收款机那里。我只看到顾客不断把我们小心折好的T恤打开来，把洋装和裤子从衣架上拿下来，随意看一下，然后就把它们丢在其他地方，留给我们这些工作伙伴捡。对我来说，让我摆脱敌对心态的线索，来自贴在员工休息室附近的一张海报，上面写着：“你母亲没在这里工作，所以请你自己把东西捡起来。”我曾经走过这张海报许多次，心里想着：“哈，这就是我在做的事，跟在别人后面捡东西。”然后我突然醒悟到：那些把东西丢下让我捡的人，多半自己就是妈妈。也就是说，我在工作时做的事，正是她们在家里做的事：把玩具、衣服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捡起来。所以对大多数来这里购物的女人而言，购物最棒的地方就在于：她们可以表现得像乳臭未干的小孩，不管购物车里，大嚷大叫的婴儿，把东西四处乱丢，然后让别人来捡。而如果衣服不是井然有序地排列在那里，这么做就一点也不好玩了（不是吗？）。所以，这就是我发挥功能的地方，我不断重新为顾客创造出整齐秩序，让她们可以使劲破坏。以下这点很令人震惊，但确实存在于她们的天性中：只有以仿佛没人碰过的处女样貌展示的东西，才能引发她们的破坏欲。
我尝试把这个理论告诉伊莎贝尔，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重新创造一个场景，让女人可以在里面发泄；若没有我们，虐待儿童的案件会急遽增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功能就像治疗师，也许还应该比照治疗师的薪水，以时薪50到100美元来计薪。“你就继续做你的春秋大梦吧。”她说，一面摇摇头。但她脸上带着一抹谨慎的小小微笑，让我觉得这并不是个太离谱的想法。
随着我逐渐胜任工作，脑海里也出现新的不平之鸣：为什么有人要忍受这么低的薪水？是没错，我大多数同事都有比我好一点的开始，他们跟配偶或已成年的子女同住，不然就是除了沃尔玛的工作之外还有其他兼差。有一天晚上，我和莲妮一起坐在休息室里，那时我才得知，沃尔玛只是她其中一份工作（她的班是6小时），一天中还有其他8小时的时间，她是在工厂担任时薪9美元的工作。这样难道不会累得要命？她说不会啦，她就是这么过日子的。“广播放送站”的厨师另外还做两份工作。各位读者可能以为我会听到一点牢骚抱怨，或看到有人多少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比如，在休息室的励志海报上涂鸦，在工作伙伴会议上嘲弄地哄笑），但我完全没看到这类行为。也许，当你用药物检测和人格测验清除掉所有叛逆者之后，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一股卑屈而失去天然本性的劳动力，只希望将来某一天能被纳入公司的分红计划，而且只抱着这样的遥远梦想就满足了。开会的时候规定员工要做“沃尔玛”欢呼，她们甚至也都乖乖照办。晚班的试衣间服务小姐告诉我这件事，而我很幸运没亲眼目睹这终极的屈辱。①①根据研究沃尔玛的专家鲍伯，奥尔特加指出，山姆。沃尔顿在1975年的日本之旅后，也想要让员工呼口号：“他看到那里的工厂员工集体做体操，并且为公司欢呼，感到印象非常深刻。”奥尔特加表示，沃尔顿想出一种口号：“他会大叫：‘给我一个W!’员工们会回应：‘W!’而后双方继续下去，直到拼完沃尔玛的名称为止。遇到当中的破折号时（沃尔玛英文原名为“Wal-Mart”，中间有一个破折号。——译者注），沃尔顿会大叫：‘给我一个扭扭！’同时一面扭动自己的臀部，而员工们也会朝他扭回去。”见《我们信任山姆》，91页。
但是，如果说“跳出框架”思考不容易的话，那么跳出一个很大很大的框架思考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你身在沃尔玛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封闭的体系，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有天下午我坐在休息室里看电视，结果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我看到沃尔玛的广告。当一台位于沃尔玛里的电视上又冒出一个沃尔玛，真的会让你怀疑其他世界到底还存不存在。当然，你可以开五分钟车到另一个地方去，于是你到了凯玛量贩店、家庭补给站( Home Depot)①、标靶量贩店、汉堡王、温蒂汉堡，或肯德基。无论你往哪里看，都是超大规模的企业体，而在这样的企业秩序之下，所有当地的创意和主动性都被一个远在他处的总部所禁止。就连树林和草地都无法以没有秩序的自然方式生长，被迫穿上水泥制成的制服。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些（高速公路、停车场、商店），或者也可以说，这就是一切都被全球化、整体化、铺天盖地的企业化统治之后，我们所仅剩的东西。我喜欢读衣服上的标签，找出我们所卖的衣服是哪里制造的（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菲律宾、南韩、斯里兰卡、巴西），但这些标签的作用其实是在提醒我：这些地方全都不再是“异国”，它们都被巨大而盲目、忙着获益的全球化机器所吞噬。①美国著名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译者注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去问：你（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你为什么要留下来？因此，当伊莎贝尔第二次(!)称赞我的工作表现时，我借机告诉她，我真的很感谢她的鼓励，但我无法靠时薪7美元的薪水活下去，她是怎么做到的？我得到的答案是，她和已成年的女儿一起住，那名女儿也有工作，再加上伊莎贝尔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薪水“高升”到时薪7.75美元。她劝我耐心一点：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梅丽莎有丈夫还在工作这项优势，她说：“唔，反正工作就是这样。”是没错，她当女侍的时候几乎可以赚到两倍薪水，但那个地方关门了，而且以她如今的年纪，一些小费高的地方根本不可能雇用她。我看得出一种不太想动的感觉，她不愿意再去经历一遍应征、面试和药物检测的过程。她认为自己应该做一年看看。一年？我跟她说，我连是否能再做一个星期都没把握。
几天后发生一件事，使得仁慈、个性温柔体贴的梅丽莎勃然大怒。她被驱逐到胸罩区，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然未知的领域，巨大的成排架子上挂着看起来几乎都一样的双罩杯物体，而她得在那里一次连续工作3小时。我了解她的感受，因为我曾经有一次被派到男性服饰区好几个小时，结果我在陌生的衣架杆丛林里徒劳无功地徘徊着，被同样的颜色和款式弄得脑子都快糊掉。①这时就考验你要真的在工作还是假装在工作。你可以把购物车推个几英尺远，然后停下来，刻意把衣服拿在手上，对四周的衣架杆皱起眉头，然后把车子继续往前推，再重复这些动作。“我不想浪费他们的钱，”梅丽莎被允许回到女装部之后这么告诉我，我是说，他们有付我薪水，但我在那里根本没做好任何事情。”对我来说，她生气的对象似乎根本错了。她难道认为，沃尔顿家族是住在某个藏在店后方的小房间里，极尽节俭之能事，会因为一名劳工浪费掉价值21美元的劳力而垮掉？我正开始要就这个主题发表意见的时候，她突然躲到一排衣架杆后面，那排衣架杆正好把我们所在的裘达奇、无界线服饰区和褪色荣耀服饰区分隔开来。我担心自己讲了什么冒犯她的话，于是紧跟着她躲到后面去。“是霍华德。”她小声对我说：“你没看到他经过吗？我们是不准一起聊天的。”①“你在沃尔玛的职业生涯中，有可能会在店铺内的其他部门接受交叉训练。这将使你面对新领域的挑战，并有助使你成为更面面俱到的工作伙伴。”《沃尔玛工作伙伴手册》（Wal-Mart Associate Handbook）。18页。
“重点是，我们的时间便宜成这样，就算我们浪费掉，他们也不在乎。”我继续说，但我一面说的时候也意识到，这些话并不正确，否则他们干嘛一直监视我们有没有“偷时间”？但我还是口沫横飞地继续讲：“这才是最侮辱人的地方。”当然，我在如此大放厥词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整个情况：两个年纪已达中年、非常努力工作的女人，一起藏身在一排衣服后面，就为了躲避一名26岁的蠢经理。这幅景象连评论的价值都没有。
阿莉莎是我鼓吹改革运动的下一个目标。当她又再一次过来询问那件7美元的马球衫时，她发现上面有一块污渍。这可以让她争取到多少减价空间？我想可以打9折，若再加上员工本来就可打的9折，就有可能用5.60美元买到这件马球衫。我正跟试衣间的小姐商量可否打到8折的时候，没想到运气背到家，霍华德竟然出现。他当场宣布，清仓拍卖的商品不能再有任何折扣，也不能用员工价购买，这是规定。阿莉莎看起来颓丧不已，等霍华德走开之后我告诉她，如果你赚的钱还不够买一件沃尔玛的衣服，而且还是一件有污渍的清仓大甩卖商品，那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懂你的意思。”她说，而且她也承认，如果工作的目标是维生，那沃尔玛的工作也同样养不活她。
后来我变得有点鲁莽。那天下午，扩音器里传出要召开工作伙伴会议的声音，虽然我大多数同事都留在原地没动，但我决定去参加。每三天左右就会开一次这样的会，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点名上。我不明白这些会议的目的何在，而我想到的只有一个，就是霍华德要让我们看到：跟我们这么多人相较之下，他是多么唯一而独特。我原本只是很高兴能借机坐下几分钟，不过今天是在园艺部开会，所以我们是靠在一些肥料袋上，跟来参加的人闲聊。今天有一个来自光学用品部的女子来开会，她的发型和体态都比大多数女性工作伙伴来得好。她告诉我，她是因为最近离婚才被迫接受这份工作，但她发现这里的健康保险真是糟糕透顶，如今很后悔来这里。接着她冗长地告诉我她的保前排除期、扣除额和她的COBRA①保险已经快到期等等。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因为跟大多数同一梯次接受新人训练的员工一样，我没有选择加入健康保险，员工负担部分的金额似乎太高了。“你知道我们这里需要什么吗？”我最后终于响应她：“我们需要一个工会。”①一种失业后仍可自费保险的法案，使原本的团体健康保险不致中断，等找到下一份工作时就可继续累计保险。——译者注
就这样，我把这个词说出来了。如果我的脚不是那么痛，也许我不会讲出这句话，而若公司允许我们偶尔说“要命”和“该死”，或甚至最好是“狗屎”的话，我也不会这么说。但没有人直接公开禁止“工会”这个词，而且这是眼前最有效的两个字。“我们是需要某些东西。”她回答道。
在这之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了。我现在肩负着一项使命：提出问题！播下种子！终于，休息时间不只是为了歇脚而存在。这里有数百名员工（我从来没算出到底实际有多少人），而且早晚我都能全部见到。出于这个原因，我拒绝待在休息室里，因为那里的谈话会老绕着电视打转，而就我所知，这就是休息室存在的目的。最好是走出店外，门前方有围墙的吸烟区。在处处禁烟的美国，吸烟者比较具有反叛性，至少在女佣公司是如此。在女佣公司里，不吸烟的人往往会待在办公室里，沉默地等工作开始，而在外面人行道上抽烟的吸烟者，则总是会喧闹一会儿再进。除此之外，你总是可以用向对方借个火的方式打开话匣子，气氛比较紧绷的时候我都会这么做。开始交谈后，下一个问题是：“你在哪个部门工作？”接着是：“你在这里做多久了？”从这里就可以开始转入正题。几乎每个人都很渴望倾诉，所以我很快就变成一个会走动的牢骚贮藏室。我得知在沃尔玛，没人加班有领到加班费，但员工经常面临需要加班的压力。①许多人觉得不该付那么多钱才能加入健康保险，也有很多人被排班表弄得非常挫折。特别是一名福音教派的女士，无论她怎么恳求，公司就是不给她在周日早上排休假。除此之外，大家对经理也都有满腹牢骚：有个经理出了名的会把新人弄到哭着回家，还有一个经理会拿着一把尺巡视，只要是他认为凌乱的架子，就把上面所有东西全扫到地上，而员工必须把东西从地上捡起来，然后整个重新整理一遍。①有四个州的沃尔玛员工控告沃尔玛公司不付加班费，包括西维吉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及科罗拉多州。原告指称，他们被迫加班，但公司却把加班时数从他们的工作时数记录上消掉。在西维吉尼亚州的原告之中，有两人在离职前已升到经理职位，他们表示自己有参与篡改工作时数记录及消除加班时数。沃尔玛公司不付给员工加班费，而是让员工“改成他们想要的排班表、得到升迁和其他利益”，改用这种方式来奖赏他们。至于拒绝在没有加班费的情况下加班的员工，公司则“以列入不良纪录、降职、减少工作时数或减薪等手段威胁他们”。见劳伦斯。梅西纳，《哈'^里森郡前沃尔玛员工提出加班诉讼》( Lawrence Messina，Former Wal-Mart Workers File Overtime Suit in Harrison County），《查尔斯顿公报》(Charleston Gazette)， 1999年1月24日。在新墨西哥州，一件由110名沃尔玛员工提出的诉讼案，在1998年达成和解，公司同意付加班费，见《沃尔玛同意解决工资纠纷》( Wal-Mart. Agrees to Resolve Pay Dispute），《艾伯克奇日报》（AlbuqUfrque JoUrnal），1998年7月 16日。沃尔玛发言人威廉，沃茨( William Wertz)曾在寄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声明：“沃尔玛的政策就是对员工的工作表现提供适当报酬，并完全遵守一切联邦与州的薪资和工时规定。”
我最喜欢谈的主题是工资太低，但有时候我发现，这似乎是一个痛苦的话题。举例来说，斯坦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满口极度歪扭的牙齿，他是那么渴望能向人倾诉，以致于当我坐在吸烟区的一条长椅上时，他几乎等于猛扑到我旁边的座位上。但当话题转到工资上时，他的脸整个一垮。说实话，原本他想一面工作一面上学（他说出一个两年制技术学院的名字），但工作严重干扰到他的学习情况，结果他只得退学，而现在……他凝视着丢满烟蒂的地面，宛如眼前的一片狼藉就是永恒。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工会，但从他脸上的表情看来，我还不如说需要口香糖或百忧解。对啊，也许他会去第一媒体( Media One)应征，他有一个朋友在那边工作，而且工资也比较高……再试着去上学看看，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