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到另一个极端，则有像玛琳这样的人。我当时正坐在那里跟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金发女孩谈话，我以为她是个高中生，但结果她从十一月开始就是全职员工，如今正烦恼自已是否买得起一辆车。此时玛琳走出来休息，她点起一根烟，直接了当地支持我对沃尔玛薪资的看法。“他们老是在谈什么精神，”她说，意指那些管理阶层：“但却不给我们半点理由保有一丝属于自己的精神。”在她看来，沃尔玛宁愿一直雇用新人，也不想好好对待原本的员工。你自己去看，每天都有十几个新人进来接受新人训练（这是真的）。沃尔玛就像一个对人类躯体贪得无厌的怪物，公司甚至鼓励我们把自己认识的凯玛量贩店员工挖角过来。玛琳继续说，他们才不在乎已经训练好你或怎么样，只要你抱怨，他们永远找得到替代你的人。她的热烈发言使我壮起胆子，再次冒险说出那个红烫烫的词。“我知道这违反整个沃尔玛哲学，但我们其实可以组织一个工会。”她露齿而笑，所以我再进一步说：“这不是只关系到钱，而是有关尊严问题。”她用力点点头，然后用握成拳状的手点燃第二根烟。我离开的时候，向我想象中的同伙们命令道：立刻把她加入组织委员会！
好吧，我根本不是组织工会的料，就跟我不是沃尔玛管理阶层的料一样，尽管伊莎贝尔曾暗示我可以去当。事实上，我不像许多工会成员一样相信工会是万灵丹。确实，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任何老派的工会都会鼓吹提高工资和还给劳工尊严，但我知道，即便是最有活力和最民主的工会，也被成员们小心观察着。在下午两次休息之间那段漫长如沙漠的当班时间里，我不得不承认一个真相：我这么做只不过是在让自己爽快，而且是以一种看起来似乎无害的方式。这里弥漫着一片假象，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说“工作伙伴”和“服务领导”完全是为了服务“客人”而结合在一起。有人必须戳破这片假象，因为毕竟，当一个家庭中只有某些人能在桌子上吃饭，而其他人（包括“工作伙伴”，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替我们制造商品的所有暗肤色女裁缝师和工厂工人们）却只能趴在地上，舔食滴下来的食物残渣时，我们会需要一个比“失能”更强烈许多的字眼才能加以描绘这所谓的“家庭”；“有精神病的”这个词还比较接近一点。①还有人必须把制服背心上那句“我们的人员是关键所在”上的神秘“我们”二字，丢到马桶里冲掉。这个人可以是我，因为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事实上，比没有还少。若我无法找到更便宜的住处，就等于一天花49.95美元换取在沃尔玛收拾衣服的特权，而我已经天天如此。照这种速度下去，不到一周，我就会完全花光为了在明尼阿波利斯生活所准备的1200美元。 ①1996年，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美国中部劳工与人权教育促进会（ Education Fund in Support of Worker and Human Rights in Central America）揭露，某些凯西，李的服装，是在洪都拉斯一间血汗工厂里由年纪小至12岁的童工所缝制的。拥有该品牌的电视演员凯西，李·吉福德（Kathie Lee Grifford）曾在电视上声泪俱下地否认这项指控，但后来却承诺她会不再倚赖血汗工厂。
我可以苦中作乐一下。我发现一项适用于低薪工作（跟很多中低薪工作）的大真相：一切都是无，或者该说，同样的事情一直发生，而这些事情一天又一天加起来，最后全等于什么都没有。这项法则无法完全套用在先前的服务业工作上，因为当女侍的时候，总会有新客人可以研究，甚至在当家事清洁员的时候，每天总有成列的房子可以巡礼探索。但是在这里，各位读者已经知道我都做些什么，我完成的事情如何被破坏一空，以及我又得如何整个从头再做一遍。我怎么会以为自己能在工厂生存下去？那里的每一分钟跟下一分钟都一样，可不只是每一天而已。这里不会有任何危机出现，除了圣诞节前涌现购物人潮的时候。这里不会有“代号M”（意指“人质危机”）的危机，也许大概也没有代号F或T的危机（意指火警[ Fire]或龙卷风[Tornado]，我是按照字母开头来猜，因为新人训练时写的笔记没写清楚，反正那也有可能是公司的大机密）。不会有机会让人展现勇气，完成出众的成就，或突然有疏散店铺的需要。电视新闻特报上的那些事件，例如某位心有不满的前任员工开枪扫射店铺，或者一些人被叠得太高而崩塌的商品压倒，都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插曲。我的生命全系于购物车：先是满满的，接着是空空的，然后又是满满的。
在这里，你可能会老得很快。事实上，如果没有任何小小的意外事件发生，使时间无法因此分成可被记忆的几个大段，时间会对人做出很滑稽的事，我感觉自己比刚进来这里的时候老了好几岁。在女装部一面全身镜前，一名中等高度的人正俯身在一个购物车上，她的脸因为可笑的专注而皱在一起，那肯定不是我。还要多久，我会变得跟艾莉一样白发苍苍，跟罗达一样脾气古怪，跟伊莎贝尔一样枯槁？而再过多久，即便每天吃咸得要命的快餐，我还是每隔一小时就得去尿尿，看脚痛花的医药费足以让某个医师的小孩读完大学。没错，我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回到身为芭芭拉，艾伦瑞克的真实生活，重新拥抱多彩多姿和戏剧性，但这项事实能支持我的程度，大概就像未来可能上天堂这个愿景之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吧！意思是，知道这点颇令人欣慰，但对于要如何度过当下的每分每秒，则实在没有多大帮助。当你开始以小时为单位卖掉你的时间，你可能不一定了解的一点是：你真正卖掉的，是自己的生命。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既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也没发生在沃尔玛里，但却同样具有惊人含意。那是《明星论坛报》上的一个头条标题： 1450名隶属“旅馆员工与餐厅员工工会”( Hotel Employees and Restaurant Employees Union)的旅馆员工在九家旅馆发动罢工。同时，百事可乐装瓶工厂还发生卡车司机罢工，圣保罗市一家肉品包装工厂的工人则游行要求工会获得承认。《圣保罗先锋报》的一名经济作家对这些事件发表评论，他不可思议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天我抵达沃尔玛上班的时候，先去把被丢在店门口外面垃圾桶里的报纸抢救出来，这项工作并不困难，因为垃圾桶就像往常一样爆满，我不需要翻到太深的地方就找到了。随后我带着那份报纸大步走到休息室，把报纸摊开来放在一张桌子上，以防没人看到报纸标题。这个新角色（真正大新闻的传达者！）使我感到自己既忙碌又重要。我在女装部把这个消息告诉梅丽莎，并向她补充说明，旅馆员工的时薪本来就已经比我们高1美元，而且这点并没有阻止他们发动罢工，要求更高薪资。她眨了好几次眼睛，思考着，就在此时伊莎贝尔走过来宣布，区经理明天要来视察我们这间店，所以每样东西都必须分类到完美。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
比起把褪色荣耀的牛仔裤有组织地排在架子上，我心里忙着想更多事情。大约晚上6:00的时候，我应该要打电话给两家每晚只收40美元的汽车旅馆，它们也许会有空房间，但我那时才发现自己把电话号码忘在车子里了。我不想浪费任何宝贵的休息时间跑去拿回来，至少不是今天这个有罢工新闻可以谈的日子。我敢不敢犯下一桩重大的偷时间罪行呢？我又如何能在不让伊莎贝尔发现的情况下出？她先前已经抓到我用错误的方式折牛仔裤（要折三折，脚踝部分朝里，不是朝外），而且还跑回来检查一次。结果，在那么多人之中，竟然是霍华德给了我一条出路，他突然出现在我旁边，说我“通过电脑学习”的进度严重落后。新进人员若要离开卖场去“通过电脑学习”，必须先得到卖场督导者同意。我曾经不太用心地学习过一次，学了如何打开硬纸盒、如何堆置模板，以及缩小垃圾体积，直到电脑突然当机坏掉。他说现在电脑修好了，我必须立刻回去学习。这让我能逃出女装部，但离店门出口却更远。我打开一个文件，山姆·沃尔顿在里头对无止尽的库存系统唠叨不已，接着我小心地从电脑前站起身，察看霍华德是否仍在附近。好，逃脱路线净空。当我暗藏鬼胎地朝店铺前方走去时，从眼角看到霍华德就在我左边30米处，也往同一个方向走。我躲到鞋子区，探出头，看到他仍然以一条跟我平行的路线继续走。为了闪避他，我先跑进胸罩区，接着又转入女装部尾端。我曾经在电影里看过类似的情景，好人会在某种复杂的公共空间里巧妙躲避坏人，但我从来没想过要自己亲自来一回。
我带着电话号码回到店里，决定再多偷几分钟，用公司时间在预购处附近的公共电话打。第一家汽车旅馆没有人接电话，这在低价旅馆很平常。我一时兴起，打电话问凯洛琳有没有参加罢工。她说没有，罢工的不是她任职的旅馆。但她笑着跟我说，昨天晚上她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那人在她以前工作的一家旅馆当经理。这名白人老爱提醒她：这可是旅馆第一次“破例”让非裔美国人不用担任家事清洁员，而让她担任更高级的工作。如今他降格扫地的样子上了电视，因为原本的扫地人员跑去参加示威。当我拨打第二家汽车旅馆的电话号码时，霍华德又出现了。他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在电脑前面，还对我亮出一副讨人厌的招牌笑容。“我在休息。”我说，并快快对他露出一抹灵长动物学家所称的“恐惧的露齿之笑”：半露出牙齿，半是别扭的怪相。若你准备要偷东西，最好也准备撒谎。当然，若他真的跑去检查我是否有打卡，立刻就能抓到我在说谎。我可能会被呈报上去，被放逐到胸罩部，还被对我深感失望的萝贝塔叫去谈话。但第二家汽车旅馆告诉我，接下来几天都没有任何空房间，因此这也意味着：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我在沃尔玛的职业生涯即将嘎然而止。
当梅丽莎在晚上6:00准备要下班时，我告诉她我要辞职了，可能明天就走。如果是这样，她想她也会走，因为如果我不在，她也不想在这里工作。我们两个的眼睛都盯着地面。我明白这不是爱的告白，只是一种现实考虑。你不会想跟无法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人共事，也不会想一直重新适应新人。我们互相交换地址信息，我把真实和永久的地址告诉她，并跟她说自己正在写的这本书。她点点头，看起来并没有特别惊讶，并表示她希望自己没说太多沃尔玛的坏话。我向她保证她没有，而且我也会好好掩护她的身份。接着她告诉我，她其实有在想，一小时7美元的薪水和我们的辛苦工作实在不成正比，所以她要去一个塑胶工厂应征工作，希望能在那里拿到9美元时薪。
那天晚上10:00，我到休息室度过最后一次休息时间，因为我的脚太痛，没办法走到外面吸烟区。我坐着，把脚抬高放在长椅上。充斥着罪行的上一次休息时间是场大失败，这次除了一个来自会计部门的管理阶层女子之外，没有半个人出现。我有那种一切了无希望的夜班挫败感，觉得在大门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世界存在；除了残留在我购物车底部的神秘衣物之外，世界上再没有更大的问题。反正休息室里也只有另外一个人，那是个30岁左右的白人女子，她正在看电视，而即便手边有丰富的罢工话题，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找人攀谈了。
接着，那位向耶稣授令《山上宝训》、照顾梅丽莎和其他芸芸众生的上帝降恩了，电视开始播放本地新闻，内容正是报导罢工。一名带着小男孩的游行罢工者对着摄影机说：“这是为了我儿子，我这么做是为了我儿子。”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通( Paul Wellstone)也在现场，他跟那名小男孩握手，并对男孩说：“你真该为你父亲感到骄傲。”看到这一幕，休息室里那名唯一的同伴跳起来，露齿而笑，对着电视机挥舞拳头。我快速以两只食指朝下的手势响应她，意思是：“就是这里！就是我们！我们也该这么做！”她冲到我坐的地方，如果我的精神再好一点，我也会往她在的地方冲过去。她对着我的脸说：“该死的！就是那样！”我不晓得到底是因为我的脚痛，还因为她真的说了“该死”，总之我发现眼泪竟然涌上我的眼眶。我们两个谈到远远超过我的规定休息时间，而且也应该超过她的。她告诉我她女儿的事，还有她如何恨透了必须这么长时间工作，又从来没有足够时间陪女儿。而且，如果你赚的钱根本不够存起来，这样下去到底有什么未来？
我到现在仍然认为，如果当初经济上许可我在沃尔玛工作更久一点，她和我是可能一起采取一些行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