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低薪员工，我的表现到底如何？请容我以一段简短的赞许开始：我的工作表现本身并不差，而我认为这是一项相当不错的成就。各位读者可能会认为，对于一名拥有博士学位、原本的工作就需要经常学习新事物的人而言，做那些不需要技巧的工作必定易如反掌。并非如此。我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无论多低阶的工作，都没有任何一个是真的“不需要技巧”。我在这个计划从事的六份工作里，每一份工作都需要专注力，而且大多必须要精通新对象、新工具和新技巧（从学习用餐厅电脑点餐，到顺利装备背包式吸尘器）。这些事情全都不像我希望的那么简单，没有人曾对我说：“哇，你学得好快！”或“你相信她才刚开始做吗？”无论我在生命的其他部分成就了什么，在低薪工作的世界里，我都只是一个能力普通的人，有能力学习如何工作，同时也有能力搞砸。
我确实也有一些光荣时刻。在女佣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完成分内工作的速度可以快到还有时间减轻他人的负担，而这让我感觉很好。我在沃尔玛也有所突破，我真的相信，若我能一直闭上嘴巴，想必能在一两年之内晋级到时薪7.50美元以上。除此之外，我一辈子都会在记忆中吟味木冠的那一天，我一个人喂饱整个阿兹海默院区的病患，完成事后清理，而且在过程中还能让住院者空茫的脸上露出几抹笑容。
在每份工作的情境里，要学习的都不只是工作本身而已。每份工作都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社会化世界，有自己的特质、阶序关系、约定俗成的习惯，以及共同标准。有时候我能得 ’到一些零碎的社会观察数据来做准备，例如“小心某某人，他是个混蛋。”但我更常需要自己发现一些基本要点，例如谁才是老大，谁很好共事，谁开得起玩笑。我多年的旅行经验在此派上用场，虽然在我通常的生活里，我时常是以某种受到尊重的、甚至受人注意的角色进入新情境，例如以“客座讲者”或“工作坊主持人”的身份。我发现，当你是从一个小型社会体系的底层往上看时，要弄清楚这个体系会变得困难许多，但同时也更必须要这么做。
“共同标准”是另一个棘手问题。若你本身要成为“好共事的人”，做事就必须迅速而彻底，但却不能迅速而彻底到让别人难做。我很少因为自己的表现把共同标准提高而危及他人，但在炉边餐厅的时候，安妮特曾经责怪我把展示的甜点重新挤上鲜奶油，说：“往后他们会希望每个人都这么做！””所以我就不再做这件事，就像每当有经理跑来观察员工效率，我就会把步调放慢到仿佛得了关节炎一样。在沃尔玛也有一名同事对我提出忠告：虽然你有很多事情要学，但不要“懂太多”也很重要，永远别让管理阶层了解你到底多有能力，因为“他们越认为你做得到，就会越利用和剥削你”。这些对我提出忠告的前辈们并不是懒散，她们只是很清楚，英雄式的表现几乎不会有任何回报。诀窍在于如何好好分配你的精力，以便还能剩下一些给明天用。
这些工作全都非常耗费体力，有些工作若月复一月做下去甚至会造成身体伤害。我从事好几年的举重跟有氧训练，身身体已经是不寻常的结实，但我学到健身房里没人告诉过我的事：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还有力气，往往很大部分是因为知道如何面对疲惫。在上班时间的后半或下班之后，你会感受到疲惫正在逼近，这时你可以用平常的角度看待它，认为这可能表示自己体力不行了，赶快休息一下就会好。或者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点看待它，认为它表示你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多少沉重工作，所以证明你还能继续做多少事。在后面这种情况里，疲惫变成一种类似固定骨折夹板的东西，会把你撑起来。显然，这种自我欺骗的幻觉有其限度，而若我跟许多女人一样，做完这些工作回家后还必须追着学步的小孩跑，跟在家人后面捡东西，那我的幻觉一定很快就撑不下去。但我确实以几近六十之龄撑过来，从来没有崩溃或需要中断计划以便恢复体力，这是我感到骄傲的一件事。
此外，我也时常展现出准时、利落、快活、服从等表示一个人能胜任工作的基本特质。使人从福利制度转换到职场而提供的工作训练，都反复强调以上这些特质，但我想大多数原先被纳入福利制度的人都已经有了，或者，若他们的孩子照护和交通问题能解决的话，他们也会展现出这些特质。我所做的，只是遵守自己在计划一开始就立下的规则，并尽最大努力保住每份工作。别以为这只是我自夸，我的督导者有时候也会说我做得不错（“做得好”或甚至“很棒”）。总而言之，我确实有搞砸一些事情，但也努力可嘉。我想，在身为一名劳工和努力保住工作这方面，给我乙或乙上的分数应该不为过。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的工作表现如何，而是饮食、居住等生活面向上的表现。我必须先强调，食与住是两个分开的问题。在提倡福利制度改革的说辞中，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假设，认为工作是脱离贫穷的途径，而接受福利措施的人之所以不这么做，完全是由于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找一份工作。我找到一份工作，有时候甚至还不只一份，但我在生活事务方面的成绩远不如保住工作。我对小东西都非常节俭，完全不花钱痛饮、买华服，或浪费在一般人幸嘎 灾乐祸地认为穷人会胡乱花钱耽溺的事情上。确实，在西屿花30美元买下的裤子，以及在明尼阿波利斯买的20美元皮带都算是奢侈品。我现在知道，其实在救世军教会或沃尔玛还可以找到更便宜的东西。不过在食物方面，我发展出一套精打细算的做法：当我有厨房可以煮东西的时候，就用大量碎肉、豆子、起司和面条做料理；若没有厨房，就吃快餐，而且把预算控制在一天大约9美元。但让我们看一下数字纪录。
在西屿时，我一个月赚1039美元，其中517美元花在食物、汽油、梳妆用品、洗衣、电话及日用品上。房屋租金是害收支平衡破局的祸首。如果我一直住在月租500美元的经济房，就应该能付得出房租，并结余22美元（但还是比那个月刚开始时身上的钱少78美元）。若我试图再继续多过几个月，这会是一个很险恶的情况，因为迟早我会需要花医药费、看牙医或买布洛芬( Ibuprofen)止痛药之外的药品。但我搬到拖车公园后（各位也许记得，这是因为要做第二份工作的关系），一个月光是租金就要付625美元，其他用品还不包含在内。也许我可以不要开车，花50美元买一辆二手脚踏车或走路上班来节省开支，但无论如何，两份（或者说一份半）工作都是必须的，而我发现，我无法在同一天做两份都非常耗费体力的工作，至少若要称职地做好就没办法。
我在缅因州波特兰的时候最接近收支平衡状态，但之所以能如此的唯一原因是：我一周工作7天。我做两份工作，一周扣掉税后的收入大约是300美元，一个月付480美元房租，等于把收入的40%花在房租上，这个比例算是可接受。除此之外，我的房租包含瓦斯费和电费，每周我还能在看护之家免费吃两到三餐，这些也有帮助。但我在当地的时候淡季才刚开始，若我待到2000年6月，一周就得面对蓝天堂高达390美元的夏季租金，这当然是我完全负担不起的价格。所以，若要能一年到头钱都够用，我就必须在1999年8月到2000年5月之间存到足够的钱，累积到承租真正公寓所需的押金和第一个月租金。若我的车不出任何问题，我也不生病，应该能存得到800至1000美元。然而我却不确定自己能月复一月每周工作7天都不休息，也不确定自己不会跟清洁公司的同事们一样受到工作伤害。
至于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情况，我想我们有很多想象空间。若我能找到一间月租400美元或更低价的公寓，那么我在沃尔玛的薪水（扣税前金额是1120美元）也许够用，但在寻找这种公寓的期间，我却必须住在汽车旅馆里，这些时候的花费可能使我根本存不到押金和第一个月的租金。若我能在周末找到第二份工作（就像差点得到的那份超市打工），赚到时薪7.50美元，这也会有帮助，但我却无法保证沃尔玛会一直排我在周末放假。若我去麦那兹工作，而且那边的薪水确实是时薪10美元，每天工作11小时，那么一周扣掉税后我能赚到约440美元，这就足以支付汽车旅馆房间费用，而且还能剩下一些存起来支付租公寓的最初花费。但他们的时薪真的是10美元吗？而我是否能一天站11小时，每周站5天？所以，是没错，若我做出一些不同选择，也许有可能在明尼阿波利斯生存。但我可不想再回去再战一回合了。
好吧，我是犯了错，特别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而在当时，这些错误是因为挫败感和羞耻感而犯下。我应该振作起来，去从事薪水比较高的工作，应该搬进最后找到的宿舍里（虽然以沃尔玛的薪水而言，一晚19美元的宿舍床铺都还是项奢侈）。但我必须为自己说句话，很多人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在沃尔玛而不是其他薪水较高的地方工作（我想通常是因为交通问题），以及住在一周200到300美元的长住型汽车旅馆。所以问题不只是我个人的失败和计算错误。一个身体健康（而且额外拥有车子）的单身人士，竟然几乎无法靠眉间流下的汗水养活自己，那么一定有什么事情出错了，而且错得很严重。就算是没有经济学位的人也看得出来：薪水太低，而租金太高。
对于不是经济学家的人来说，租金问题很简单，就算是没受多少教育的低薪劳工也知道重点在哪：是市场，呆子。富人和穷人在开放市场里竞争住房时，穷人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富人永远出得起比他们高的价钱，把他们的住家或拖车公园买走，拿去盖公寓大厦、超大房屋、高尔夫球场，或其他任何想盖的东西。拜股价高涨和高阶人员领高薪之赐，富人数量越来越多，于是穷人必然被迫要住进更昂贵、更荒败或离工作场所更远的屋子。回想在西屿的时候，对旅馆员工而言交通比较便利的拖车公园，一个月光是只有普通一半大的拖车屋就要价625美元，逼使低薪劳工必须到更远而条件更差的地方找住处。但是在观光业不发达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租金也同样一飞冲天，仅剩那一点点勉强负担得起的住屋位于市区深处，但增加的工作机会却在市区边缘地带，紧邻着这些租屋者根本负担不起租金的市郊地区。只要穷人必须在富人住处附近工作（许多服务业和零售业工作就是如此），他们就无法逃离长距离通车或高得吓人的房租。
社会上对低收入者的住屋危机似乎普遍抱着不以为意的态度，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情形根本没有反映在官方的贫穷率上，这项数字在过去几年来都安抚人心地停留在13%左右。穷人面临到的真实住屋噩梦，之所以跟官方定义的“贫穷”之间出现巨大落差，原因很简单：官方的贫穷等级仍然采用古老过时的方式计算，先定出某个固定的家庭大小，以该家庭的食物费用为基准值，然后把这个数字乘以3。但食物相对而言是不会通货膨胀的，至少跟租金比起来是如此。这项贫穷计算方式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食物费在平均家庭预算中占24%（甚至在当时都不到33%，这点应该注意），而住房费用占29%。在1999年，食物费只占家庭预算的16%，但住房费用则遽升至37％。①因此，现在还用食物费作为计算家庭预算的基础实在没道理，若硬要这么算，不如干脆把平均花在买漫画或牙线的费用当成基准来加乘，然后（至少在纸上作业上）整个抹消贫穷这件事算了。①贾里德·伯恩斯坦( Jared Bernstein)、乔纳·布洛许(Chauna Brocht)与玛姬·史派德—阿基勒（ Maggie Spade-Aguilar）合著《多少才够？劳工家庭的基本家庭预算》（ HOW Much Is Enough? Basic Family Budgets for Working Families），经济政策研究所(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华盛顿，2000年，14页。
当市场无法提供某些攸关生死的商品（例如住房）给所有急需它的人，自由派及温和派的期望会是由政府介入并提供协助。就健康保险这个区块，我们接受这个大原则（虽然还是带着犹豫），让政府对老年人提供医疗照顾，对极度贫穷者提供医疗补助，对相当贫穷家庭的子女提供各种州级别的补助计划。但在住房的情况里，市场之所以会如此严重扭曲，公共部门懦弱地不愿意负责难辞其咎。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筑公共住房的支出就在降低，而扩大公众租房补助的方案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突然打住。同时，对拥有房屋者的住房补助（这些人往往远比租房者富裕许多）却一直保持在非常丰厚的状态。身为一个曾经暂时是低收入户的人，我也注意到自己在真实生活中得到的房屋补助（透过扣除抵押利息的方式，每年获得超过2万美元的补助），其实足够让一个真正低收入家庭活在相对现状来说等于是华美的环境里。若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能够以每月补助的方式得到这笔款项，那么我连那种有热水按摩池、健身房和游泳池，还有专人管理的华美公寓都住得起。
但若说租金对市场力量极度敏感的话，那么工资显然不。我在这项计划期间工作过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被当地生意人称为“劳力短缺”的情况。不只当地报纸频频有这类评论，无所不在的“急征”字样，或姿态比较高的“接受应征”之类的布告，也都透露出这种情况。然而，劳工市场底层的工资却一直相当低，甚至可说是“停滞不动”的。《纽约时报》在2000年3月曾如此表示：“无疑地，飙高的工资并未明显反映在全国工资统计数字上。”①联邦储备委员会②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把时间都花在焦急扫视地平线上是否冒出这种“工资飙高”的蛛丝马迹，他在2000年7月很高兴地向国会报告：未来前景似乎相当没有问题。他甚至还大胆暗示，那些认为低失业率和工资增加有关的经济法则可能已经不再适用，而这有点像在说供需法则已经被推翻了。①有些经济学家主张，之所以出现这种看起来不符合法则的悖论，是由于有一种劳力短缺的幻觉，但实际上并没有“劳力短缺”，而是缺少愿意在现有工资下工作的人。②若按照这个道理，那你也可以说有一种“Lexus短缺”③，如果有任何人不愿意花4万美元买一辆车，都可以算在内。①《企业更深入影响劳动力市场》( Companies Trying Dipping Deepe，into Labor Pool)，《纽约时报》，2000年3月26日。②Federal Reserve，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理事会机构，主导美国的银行相关规制与政策。——译者注①《悼念一条顽固不灭的法则》（ An Epitaph forA Rule That Just Won't Die），《纽约时报》，2000年7月30日。②《事实或谬论：劳力短缺其实是工资不景气》（Fact or Fallacy: Labor Shortage May Really Be Wage Stagnation），《芝加哥论坛报》，2000年7月2日；《是工资短缺，不是劳力短缺》（It's a Wage Shortage，Not a Labor Shortage），《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2000年3月25日。③一种顶级房车厂牌。——译者注
事实上，在1996年到1999年间，工资确实有上涨，或者该说曾经有上涨。我在2000年夏季四处打电话给经济学家，向他们抱怨入门级劳工的薪水太不合理，以下是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但工资有上涨啊！”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全美收入最低的10%劳工的时薪，从1996年的5.49美元（以1999年的币值换算），上涨到1999年的6.05美元。再往整个社会经济阶梯向上移一层，属于这10％的美国人（我担任的低薪劳工大约位于这一块），则是从1996年的6.80美元时薪上涨到1999年的7.35美元。
显然我们面临到类似于半杯水到底算半空还是半满的问题，但似乎使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安心的工资上涨幅度，在我看来却没有那么大的效力。把过去四年来的薪资获利放在一个没那么乐观的角度下看，我们会发现，其实现今低薪劳工的薪资比20年前（1973年）还不如。在2000年第一季里，收入最低的10%劳工所赚到的薪资，只等于他们在遥远的水门案和迪斯可音乐时期所赚到的91%。不只如此，比起1973年，在全部劳工之中收入最低的那10%，其薪资的增加幅度也最低。再往上算两级，也就是倒数第三位，相对来说手头较为宽裕的那10%劳工，他们现在赚到的时薪大约是20美元，等于1973年薪资的106.6％。当我对那些经济学家坚持我的吹毛求疵时，他们普遍会稍微让步一点，承认虽然底层劳工的薪资有上涨，但却并不是非常快活地往上跳升。我跟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劳伦斯·米歇尔( Lawrence Michel)谈话时，他一开始采取杯子是半满的观点，强调他观察到的生产力是如此健全地跃升（理论上，薪水是跟生产力紧密连结在一起），“劳工的薪水应该会成长得更多才对”。①①个人访谈，2000年9月18日。
为何实际上劳工的薪水却没有成长，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理由是：雇主绞尽脑汁想出各种手段，用上每一分力气，就是拒绝加薪。我在缅因州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机会当面问我的雇主这个问题。各位也许记得，在女佣公司的时候，我上司泰德曾有一次开车15分钟载我到另一个房子去，要我协助一个人手短缺的小组。他一面抱怨自己多命苦，一面说若他能找到够多可靠的员工，就可以一夜之间让生意扩张两倍。我尽可能礼貌地问他，为什么他不干脆加薪就好，结果这个问题仿佛直接从他身上滑走，他说：“我们有妈妈时间。”虽然这个时间的意思应该是工作会在下午3:00就结束。他的样子仿佛在说：“有这种好福利，怎么还有人能抱怨薪水太少？”
事实上我在猜，他提供给我们的免费早餐，正代表了他愿意对劳力短缺所做的唯一让步。同样地，我工作的那家沃尔玛也会每周一次提供免费甜甜圈，但员工还要能恰好把休息时间排在免费甜甜圈的供应时间之内，才享受得到这个福利。正如路易斯·尤奇特尔( Louis Uchitelle)在《纽约时报》上所指出的，许多雇主几乎愿意提供任何东西（免费餐点、交通车、员工购物折扣，，但就是不愿加薪。引用 ，色一名雇主的话来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市场的改变使这些福利变得不那么必要的时候，这些额外福利会比加薪“更容易取消”。①在同样的逻辑下，汽车制造商宁愿提供顾客现金折扣也不愿降价，因为折扣的好处是：它看起来像一份多得的赠礼，而且能够不需要解释就停止实施。①《企业更深入影响劳动力市场》，《纽约时报》，2000年3月26日。
但雇主的抗拒使我们想问第二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为什么这种抗拒没有遭遇到员工更有效的反弹？雇主规避和阻挡加薪的这些动作是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他们分内的事不是在使员工更舒适和安定，而在于将底线拉到最低。因此，为什么劳工不展现出同样的经济理性行为，要求雇主付出更高薪资，或自行去找更高薪的工作？当我们认为供需法则也适用于劳工的状况时，背后的假设是劳工会自己把事情想清楚，他们就跟一个斜坡上的弹珠一样，会自然地顺着地心引力朝更高薪的工作去，要不是甩掉那些冥顽不灵的雇主，就是逼使雇主增加薪资。就“经济人”①这个伟大的经济学概念来看，人应该会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取得他的最大经济利益才对。①Economic man．一个经济学概念，指向一种完全理性的人，会以自己的最大莉益为目标，行使各种理性判断与行为。——译者注
一开始我相当不解，为什么我的同事们似乎缺乏起而反抗的能力？她们为什么不干脆离开那里去找更高薪的工作？就像我离开炉边餐厅去杰瑞餐厅工作一样？答案有一部分在于：比起弹珠，人类经历到的“摩擦”会多一点，尤其当人们越穷困，他们的行动力也通常越加受限。没有车子的低薪人士往往必须依靠一名有车子的亲戚，那名亲戚得愿意每天载他们上班和下班，有时候还得顺便去保姆家或儿童照护中心接小孩。若你改变工作场所，就可能面临到无法解决的交通问题，或者至少也得说服一名不情愿的司机来帮你。在西屿和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我有一些同事是骑脚踏车上班，这显然会限制他们的行动范围。至于有车的人，也还是有油钱问题，更别说要四处去填写应征表格、参加面试和药物检测这些麻烦事了，这些事对于没有车子的人而言更是麻烦百倍。先前我也提过一种人之常情：你往往不愿意拿已经认识的恶魔跟不认识的恶魔换，即便后面这个不认识的端出更好的薪资福利来诱惑你。做每一份新工作的时候，你都必须在毫无头绪也毫无朋友的情况下，从头重新开始。
低收入劳工和“经济人”之间还有另一方面的不同。一项经济法则若要能有效套用，就必须让该法则所要套用的人清楚明白自己有哪些选择。理想中的情况是，让消费者透过掌上型导航器看到经过的每一家餐厅、店铺的菜单和价格表（我曾读到文章，说这种科技已经指日可待）。就算没有这类科技协助，手头较宽裕的应征者也能研究雇主所提供的薪资福利计划，观看金融新闻，藉此检视这些计划是否跟其他地区或领域的一样，甚至还能在接受工作之前先讨价还价一下。
但低薪工作的应征者却没有掌上型导航器、有线电视或网络可以给她们忠告。她只有征人看板和广告可以看，但它们大多都对数字避而不提。因此，谁在哪里赚了多少钱都必须靠口耳相传，而由于一些费解的文化因素，这是一条非常缓慢而不可靠的传输道路。双子城的就业市场分析师克丽斯汀·雅各布斯( Kris'cine Jacobs)精确指出，她称之为“金钱禁忌”的这项因素，正是阻止劳工以正面态度看待自己薪资的一大要素。“人们绝口不提跟个人收入有关的话题。”她告诉我：“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家会坦承其他所有事情，包括性生活、犯罪和疾病。但没有人想告诉别人自己赚多少钱，或怎么赚到的。雇主永远可以拿金钱禁忌当靠山。”①我猜这项“禁忌”在最低收入的人身上发挥最大效用，因为，在一个无尽赞扬身价上亿的网络大亨和运动员的社会里，时薪7美元或甚至10美元的收入是会让人觉得自己是个天生的次等人。所以，即便你有一名妯娌就在街角的标靶量贩店工作，你也可能不知道那里的薪水比沃尔玛高。①私人谈话，2000年7月24日。
当然，雇主们也不鼓励员工增加经济知识。他们也许会叫顾客来“比较我们的价格！”但他们可不希望员工们也对自己的薪水比照办理。我曾经提过，在一些例子里，雇用员工的过程似乎是设计来防止员工讨论薪水，或甚至是要避免告知员工确实薪水金额。应征者通过面试后，就被迅速派去认识工作环境，根本来不及提起金钱这个粗鄙的话题。有些雇主做得更彻底，他们不依赖非正式的“金钱禁忌”来防止员工讨论和比较薪资，而是特别禁止员工这么做。《纽约时报》最近报导了几件诉讼案，一些违反这项规则而遭开除的员工决定提出控告，例如有一名女子从男性同事那里得知，虽然两人从事的工作内容完全一样，但她的薪资却比那名男性员工少非常多，因此她要求雇主提高她的薪水。在1935年制订的《全国劳工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里就明文规定，因劳工将本身薪资向另一名员工揭露而惩罚该员工，此举违法。但这项举动似乎仍然持续至今，而且还必须靠法律诉讼才能把这些公司一家一家铲除。①①《最大的企业机密：劳工挑战雇主对薪资保密之举》( The Biggest Company Secret: Workers Challenge Employer Practices on Pay Confidentiality），《纽约时报》，2000年7月28日。
但是，如果说很难要劳工像经济法则说的那样去检视一切可能选择，转移到较好的工作上，那为何没有更多人在现有的位置上坚持立场？比如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要求更高薪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甚至很可能是工业心理学的许多研究论文主题，我在此只能就我所观察到的状况做评论。其中之一是管理阶层的拉拢力量，这种力量展现在一些如“工作伙伴”和“领导服务”之类的婉转用语之中。在女佣公司里，身为我们当中的唯一男性，那名上司施展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家长式力量，他竟然能说服我某些同事，让她们相信他正在一个艰难的困境里挣扎，因此值得她们无限制地对他宽容忍耐。沃尔玛则有许多更不牵涉个人情感而且也许更有效的方式，使员工感到自己像是某种“伙伴”。一个是分红制度，沃尔玛的股价会每天公布在休息室附近的一个醒目位置。一个是沃尔玛广为宣传的爱国主义，购物楼层上挂着许多旗帜，敦促员工和顾客支持建立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纪念碑（山姆·沃尔顿也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伙伴”会议，内容实际上是对员工激励喊话，以沃尔玛欢呼“给我一个W”等等作为总结。
让员工有机会认同一个有权力和财力的整体（公司或上司），这是利诱部分，除此之外则还有威迫部分。低薪工作场所最令我感到震惊和愤怒的地方（没错，我所有的中产阶级特权在此暴露无遗），就是它们如何严重剥夺一个人的基本公民权，以及最终的自尊。我从一开始担任女侍工作就认识到这一点，当时管理阶层警告我，我的皮包随时有可能被他们搜查。我并没有在皮包里夹带偷来的盐罐或其他有害物品，但是皮包有可能无端被人搜查这一点。会莫名地使女人感觉到仿佛身上衣服的扣子少了几颗，无法安全地穿好。那天下班后，我打电话四处询问，结果竟然发现这项行为是完全合法的：若那个皮包位于上司拥有的财产上（它当然是），上司就有权利检视皮包内容。
药物检测是另一项例行的侮辱之举。“公民自由权拥护者”( Civil Libertarian)认为，这种检测侵犯到我们的自由，因为在《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中规定，我们有免于接受“不合理搜查”的自由。至于在职者和应征者本身，她们大多数认为这项检测非常令人困窘。在某些检测的过程中，女性员工必须在一名助手或技师面前脱到只剩内衣，并尿进一个杯子里。天可怜见，我还好能穿着衣服并且把厕所门关上，但即便如此，排尿仍然是一项隐私行为，而它却被降格到必须在某个握有权力的他人命令下强行进行。我也会把职前人格测验列为有辱人格的侵犯行为之一，至少常见人格测验内容的大部分都该列入。也许是有理由问一些假设性的问题（例如若有机会出现，你是否会偷窃，或者是否会把一名偷窃的同事呈报上去等等），但关于你的“自怜心情”，你是否生性不合群，或相信自己常常被人误会，这类问题就没有权利问。你的自我怀疑和你的尿液，应该只有在医疗或心理治疗的情况下才能让陌生人知道和取得，若硬要人把这些事情在其他场合告诉陌生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令人极度不舒服的事情。
还有其他更直接的方式使低薪员工乖乖留在原位。禁止“讲闲话”或甚至“交谈”的规定，使你很难把委屈让有同样经历感受的人知道，或者（如果你够大胆的话）组织其他员工形成集体力量，例如透过工会组织聚会来促进改革。逾越这些规定的人往往会面临一些没来由的惩罚，例如班表或工作内容被上司单方面地更改；不然就是被开除。大多数低薪劳工都是在没有工会契约①的情形下工作，他们是“自愿”工作，其实意思是在雇主的意愿下工作，也因此会在没有得到解释的情况下遭到解雇。美国总工会( AFL-CIO)估计，每年有大约1万名劳工因为参加工会聚会而遭到解雇，而且由于因员工参加工会而加以解雇是违法行为，我猜雇主通常会以一些与此无关的小错误为由解雇他们。那些反抗沃尔玛的员工（参加工会聚会或控告公司不付加班费），后来是被公司以违反不说脏话的规定而解雇。①①Union Contract，员工以集体方式向公司交涉提出的工作契约，其内容通常较能保护员工权益。——译者注①鲍伯，奥尔特加著《我们信任山姆》( Bob Ortega，In Sam We Tru,st)，365页；《哈里森郡前沃尔玛员工提出加班诉讼》（Former Wal-Mart Workers File Overtime Suit in Harrison County)，《查尔斯顿公报》（Charleston GazeCte），1999年1月24日。
因此，若低薪劳工并非总是以经济理性的方式行动，亦即不以一个在资本主义式民主中的自由能动者的身份行动，其实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既不自由又毫无民主可言的位置。当你进入低薪工作场所（以及许多中低薪工作场所）的时候，你会把公民自由寄放在门口，把美国和所有它应该有的立场抛在身后，然后学着在整个上班时间里把嘴巴闭紧。这种日常例行的投降举动所造成的效果已经超过薪水和贫穷问题，如果有极大多数的公民把自己醒着的一半时间都花在屈服于独裁之下（说坦白点就是如此），那么我们实在无法以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自居。
任何独裁政权都会对其臣民造成精神上的伤害。若你被当成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对待（一个潜在的懒惰虫、药物滥用者或小偷），你可能也会开始觉得自己比较不值得信任。若那些经理或一大堆所谓客观规则一直不断提醒你，你在社会阶序内是处于一个多么低的位置，你就会开始接受这个不幸的社会地位。从我生命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落出发，也就是从我对生物学的理解来看，有充足的证据显示，被迫在自己所生存的社会体系中落入屈从位置的动物（例如老鼠和猴子），会根据该位置而改变脑部化学作用，结果变得跟人类相似地“沮丧”。它们的行为焦虑而退缩，脑中的血清素（有些抗忧郁药物会促进其增加的神经传导物质）数量也会降低。而且（这点在此特别重要），它们也会不愿意奋斗挣扎，即便是为了自卫也一样。①①可参见薛佛立(C．A．Shively)、拉伯一莱尔德(K．Laber-Laird)与安通(R．F．Anton)合著《社会压力与沮丧在雌弥猴身上造成之行为与心理》(Behavior and Physiology of Social Stress and Depression in Female Cynomolgous Monkeys ),《生物精神医学》(Biological Psychiatry），第41卷 第8号，1977年，871-882页。以及布兰查德(D．c．Blanchard)等著《作为慢性社会压力模型之可见潜穴系统：行为与神经内分泌之相互关连》（Visible Burrow System as a Model o{ Chronic Social Stress: Behavioral and ，oendocrine Correlates)，《心理神经内分泌学》（Psych。neuroendocrinology），第20卷第2号，1995年，117-134页。
人类的情况当然复杂得多。即便是在极度屈从的情境里，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想着家人、宗教或对未来的希望来提升自我评价。但就跟其他社会化的动物一样，或者其实 ·量比许多其他动物更甚的是，我们也仰赖自己周围的人类来形成自我形象，甚至我们会改变自己对世界的解读，以便能和他们的相符。②我的猜想是，加在众多低薪劳工身上的种种羞辱（药物检测、不断地被监视、被经理“申斥”），I是使工资保持低迷的手段之一。如果你被弄到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就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就该领到那么点薪资。②可参见戴维，迈尔斯( David G．Myers)，所著之《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第七章 ”从众”(conformit)，麦格劳，希尔出版社(McGraw-Hill)，1987年。
我很难想象这种职场专制主义还有什么其他功用。经理们可能真的相信，若没有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所有工作很快就会陷入瘫痪，但我得到的印象却不是如此。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曾遇到一些愤世嫉俗的人，以及很多学会将自己的精力善加分配的人，但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懒惰虫，更没遇过药物滥用者和小偷。相反地，我很惊讶甚至有时难过地发现到，即便薪水微薄，得到的社会认同又如此少，许多人仍然以从事那些工作为荣。事实上，这些人所遇到的管理阶级才是阻碍，使她们无法以该有的水平完成工作。女侍们因为经理阶层对顾客的吝啬而苦恼不已；家事清洁员厌恶经理定下的时间限制，那有时候逼得她们不得不走快捷方式；零售店员希望卖场能看起来很美观，而不是必须像经理所要求的那样挤着过多商品。若让她们自己来，她们会发展出合作和分工系统，有危机出现她们就会起身面对。事实上，我往往看不出除了强行索取员工的卑服尊仰之外，经理阶层到底有什么功用。
这里似乎有一种恶性循环在运作，使我们的文化不只是一个讲求经济的文化，更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文化。大企业的决策者，或甚至像我在女佣公司遇到的那种二流企业主，他们在经济体系里占据的位置远高于其雇用的低薪劳工，但他们的企业却是仰赖着这些劳工的劳力才能营运。出于阶级（也往往是种族）上的偏见，而不是出于实际接触，他们害怕与不信任自己的员工所属的族群。因此他们认为，高压的管理方式、药物跟人格测验之类的侵入式手段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情很花钱（每年要花2万美元以上请一个经理，一次药物检测则要价100美元，还有其他等等），而为了维持高压管理所需要的高花费，则造成更多必须压低工资的压力。更大范围的社会领域似乎也落入类似的循环中：削减给贫穷者的种种公众服务（也总称为“社会工资”），但另一方面又更加强投资在监狱和警力上。而且，同样在更大范围的社会领域里，花在高压管理上的支出变成另一个因素，使真正需要的服务无法增加或恢复。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循环，把我们更深地打入不平等之中，而且长远而言，除了这些高压管理的执行者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从中获益。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使工资一直如此低迷（而我肯定自己的评论最多只沾到问题的表面）。，结果都导致许多人的所得远低于真正能活得下去的金额。那个金额到底是多少？经济政策研究所最近回顾数十份有关“可活命薪资”的研究，得出一个结果：一个由一名成人和两名孩童组成的家庭，每年平均需要3万美元的收入，等于时薪14美元。但事实上这些钱并不足以养活这样的家庭，因为还得支付健康保险、电话费、合法立案的幼儿园学费，这些都是数百万人负担不起的。此外，在餐厅吃饭、租录像带、上网、买红酒和烈酒、香烟以及乐透彩券，甚至多买点肉的这些支出也都没被计算在内。令人感到震撼的事实是，美国劳工之中的60%都没有赚到时薪14美元，这是数量非常庞大的劳工。他们很多人通过和另一名有工作者合作来过活，比如—名配偶或一名成年子女。有些人则使用政府协助，包括食物券、租房津贴、劳动所得租税补贴(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至于一些在较为慷慨的州，失去原有福利津贴的人，他们也许还能获得孩童照护津贴。但其他人（例如单亲妈妈）则除了自己的薪水之外，完全没有其他任何补助，无论她们有多少张嘴得喂饱都一样。
雇主会看着这个3万美元的数字（这比他们现在付给新进员工的薪水超出2倍），感到等在他们前面的只有破产一途。确实，要私营企业单单透过薪资（或再加红利）让每个人都能获得适当的生活质量是不太可能，因为太多我们需要的东西（例如可靠的孩童照护）花费都太高，即便对中产阶级的家庭而言也是如此。大多数文明国家是透过较宽厚的公众服务来补偿工资不足，例如健康保险、免费或有补助的托儿服务、住房津贴，以及有效率的大众运输系统。但拥有如此财富的美国却让它的国民自生自灭；，骂，单单以自的薪水面对市场至上的租金。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每小时10美元（或甚至8或6美元），就是他们能得到的全部。
本身并不贫穷的人往往想象贫穷是一种过得下去的生活。尽管很清苦，但穷人们总是想出办法活下来了，不是吗？他们“总是在那里”。并不贫穷的人很难理解那其实是一种极度痛苦的状况：多力多滋或小热狗面包就是一顿午餐，导致在下班之前就饿得快要晕倒；所谓的“家”就是一辆汽车或箱型车；一旦生病或受伤，就得咬紧牙关“用工作撑过去”，因为根本没有生病津贴或健康保险，而只要一天没有薪水，就意味着隔天连几块钱的杂货都没有钱买。这些经验根本不能被归类为“过得下去”，而是一种经年遭到剥削、受到无情惩罚的生活方式。不管放在哪个标准底下，这都是危急状态。而我们就是该如此看待这么多数以百万计的低薪美国人：他们正处于危急状态。
2000年夏天，我回到自己原本在社会经济网络的习惯位置（而我有种种理由希望这是永久的）。我会到餐厅用餐，通常是去比我先前工作的地方好许多的餐厅，而且还能在餐桌旁坐下。我睡在由另一个人清理的旅馆房间里，在有其他人会整理的店里购物。从最底层的20％移动到最顶层的20%，就像是进入一个魔法世界。在这里，你的需要能得到满足，和问题能够被解决，而且几乎不需要另一个外力中介。若你想要很快到达一个地方，只要举手招一台出租车；若你的父母变得烦人或失禁，就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让别人来处理他们的脏尿布和痴呆；若你是上层中产阶级人士，有雇用女佣或使用女佣服务，回到家就会发现屋子奇迹似地恢复秩序，马桶上毫无任何屎渍、闪闪发亮，你扔在地上的臭袜子自动飘回它们应该待的地方。在这里，汗水只是辛勤工作的一个象征，但很少会是结果。每天有数百件小事情可靠又例行性地完成，而且没有迹象显示是有人帮你做好的。
最顶层的20%人口在世界上例行性地行使其他更具有后果的力量。这个阶层包括我在之前一本书中称为“专业化管理阶级”（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的人士，而我们社会的决策者、意见领袖、文化创造者（包括教授、律师、主管、娱乐业者、政治家、法官、作家、制作人和编辑）就属于此类。①当他们开口说话时，会有人倾听。当他们抱怨的时候，通常会有人急急跑去改正问题，并为此道歉。若他们抱怨得够频繁，就会有某些财富和影响力远不及他们的人被惩戒或甚至开除。政治力量也集中在这最顶层的20%人口上，因为这些人口的成员远比贫穷者（或甚至中产阶级）更可能洞悉那些再细微不过的区别，看出哪些候选人会使他们的贡献、参与和投票显得值得。透过以上这一切方式，蓬富裕者对较不富裕者的生活施展着过分庞大的权力，而且对于贫穷者的生活影响更巨，因为是富裕者决定要实施哪些福利措施，甚至最低工资是多少，以怎样的法律来规定如何对待劳工。①《摔落的恐惧：中产阶级的内在生活》（Fear ofFomne；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 Pantheon, 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