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我偶尔会脱离一下这边的生活，回家去收发电子邮件，跟丈夫见面（但我吃每样东西都会小心地“付费”，晚餐我会付5美元，把钱投进一个罐子里），跟朋友去看《楚门的世界》，并容许他们替我付票钱。此外在工作的时候，我还会由于太想念印在书上的字，以致于着魔般地重读好几遍只有6页的菜单。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这里干嘛。但随着时间过去，我以往的生活开始显得异常陌生。那些写给真正的我的电子邮件、电话留言，好像来自一群遥远的人，他们手上有太多时间，想关心我这宛如存在于异国的生活。我以前常在里面逛来逛去找寻商品的邻近超市，如今看起来就像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曼哈顿雅痞风大百货公司。某天早上，我在自己真正的家里坐下来，写支票支付过去生活中的开支，才发现我竟然在身体科学健身中心（clubbodytech）健身房、亚马逊网站这类地方花了两到三位数的金额，顿时眼睛一花。
比起炉边餐厅，杰瑞餐厅的管理阶层一般说来较为沉稳与专业，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中一个是乔伊，她是个圆胖、皮肤晒得黝黑的30岁出头女子。她有一次大发慈悲，花费自己几分钟的时间指示我怎样用单手端托盘。但她的心情极度阴晴不定，这一班跟下一班截然不同，甚至同一班的时候也会有大转变，总是弄得人心惊胆战。另外一个人是碧洁，又名臭婆娘碧洁。她的工作就是站在厨房柜台旁边大吼：“妮塔，你的餐出了，还不快端走？”或者说：“芭芭拉，你没看见又有一桌客人了？你差不多一点好不好？”在她的诸多恶行中，最令人憎恶的是把轻按就可以喷的鲜奶油喷罐，换成必须用两只手才挤得动的大型塑胶挤袋。她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听说她看到（或以为自己看到）有员工试图去吸喷罐里的喷射空气，想吸到含氮的氧化物。我上班第三天，她突然把我拉到一旁，脸贴得近到仿佛她想用前额敲我一记。但她开口说的不是“你被开除了”，而是“你做得不错”。不过唯一的问题在于，我花太多时间跟客人聊天了，“他们就是这样来跟你攀关系”。而且，我还让他们对我予取予求，容许他们接二连三提出要求：你把番茄酱拿去，他们就要更多千岛沙拉酱，你把这个也拿去了，他们就会想要多一点薯条，然后没完没了。最后她终于告诉我，别误会她这个人，她是想用和气的方式讲话，但“你会陷入一种模式，你晓得，因为每件事都必须那么快完成”。①①《倾斜世界里的劳工：国际经济下的工会》（Workers in a Lean World: Un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erso，1997）一书中，作者金姆，穆迪(Kim Moody)引用一些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越来越多与压力相关的工作伤害及疾病。他认为，升高的压力反映一种“以压力来管理”的新体系，各行各业的劳工通过这种方式被榨出最大生产力，健康却因此受损。
我含糊地说多谢指教，感觉自己被狠狠刮了一顿。古时候曾有一条法律命令人们“不准从事奢华行为”，她训我时的口气就像那种疯狂执法者：不准你聊天，奴隶不许有什么花俏的服务伦理。跟客人聊天的权利，只限于市中心高级地区那些长得漂亮、拥有大学学历的服务生，那些女孩们一晚可以赚70到100美元。我在想什么啊？我的工作是把点菜单从桌子上拿到厨房，然后再把托盘从厨房端到桌子上，也就是把讯息转变成食物、食物再转变成现金。在这个过程中，客人其实才是最主要的阻碍。简单地说，他们是敌人。令我难过的是，我自己也开始以这种逻辑来看待事情。难搞的客人之中，有传统型的：喝多了几罐啤酒的大学兄弟会男生，他们会大吵大闹地抱怨牛排太薄、薯条太少；此外还有特别需要人服务的客人，比如老到得糖尿病的，或小到还不会认字的，因此有时我得像个护士一样讲解餐点中的营养成分。就某些层面上来讲，最难搞的是高调的基督教徒。某次来了一群刚做完周日晚间弥撒的人，他们坐在一张10人座的桌子，每个人都显得又喜乐又神圣。他们无情地对我做出种种要求，最后在一张总金额92美元的账单上，只给我1美元的小费。还有一个身穿耶稣受难图t恤的家伙（上面还写着：值得景仰的人），他抱怨他的烤马铃薯太硬、冰茶太冰，我笑脸迎人地帮他全处理好，结果他却连一毛小费都没给。我发现一个大原则，无论我们怎么做，那些身上穿戴十字架或wwjd①钮扣的人，就是会以不满意的眼光看我们，仿佛他们把女服务生跟抹大拉的马利亚②原本的职业搞混了。①What Would Jesus Do，“耶稣会怎么做”。——译者注②Mary Magdalene，圣经故事中从良的妓女。——译者注
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和同一工作时段的其他小姐也成为朋友。妮塔是身上有刺青的二十几岁女孩，她会四处走动，爽朗地揶揄大家：“我们开始赚大钱了没啊？”爱伦十几岁的儿子是大夜班厨师，她自己则曾在马萨诸塞州管理过一家餐厅，但她不想在这里当管理人员，因为她比较想当个普通劳工而不要“四处支使人”。露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随和女子，笑声很沙哑。往往值班到最后，她的脚会撑不住而只能跛着走路，因为她的腿有问题，然而在没有健康保险的情况下，她没有钱做昂贵检查找出病因何在。我们彼此会谈一些普通的女生话题，包括男人、孩子，以及杰瑞餐厅特制巧克力花生酱奶油派的邪恶诱惑。不过我注意到，没有人提起任何花费较昂贵的活动，例如逛街或看电影。就像在炉边的情况一样，大家唯一会提到的娱乐是开派对，只需要一点啤酒、一个小场地以及几个好朋友就办得起来。不过，这里没有人无家可归，起码她们都以某种方式应付下来，通常是因为还有正在工作的丈夫或男友。总而言之，我们形成一个可靠的互助支持团队：若有人觉得身体不适或负荷不过来，另一个人就会帮忙多负责一张桌子的点餐，或甚至替她端托盘。若有人去偷抽一口烟或上厕所，其他人会尽全力帮忙掩护她，使上头那些满脑子只有公司利益的人不会发现她不在。①①直到1998年4月，联邦政府都还未明文规定必须有如厕休息的时间。马克。林德( Mare Linder)及英格里德，尼高(Ingrid Nygaard)在他们合著的《禁止排泄的地方：休息时间与在工作时间排尿的权利》（Void Vlhere Prohibited: Rest Breaks and the Right to Urcnate on Company Time）一书中指出：“无论是高阶主管或上层行政部门，都没有把在工作时间内休息、如厕的权利视为重要政策及社会目标，而这些高阶员工本身在工作场所享有的个人自由，数百万工厂劳工只能望之兴叹……我们惊讶地发现，竟然没人认为劳工有权利在工作时间如厕；而劳工们也感到惊讶，外界的人竟如此天真地相信雇主会允许他们在必要时行使这项人类基本功能……有一名工厂劳工由于只被允许6小时才休息一次，只好排泄在她自行穿在制服内側的衬垫上。另外还有一名幼儿园老师，由于学校没有雇请任何助手．每当她必须上厕所时，就必须把整班20个孩子一起带去厕所，要他们在她如厕时排队站在厕所门外。”
但真正拯救我内心（也可说是我的催产素受体）的人是乔治。他是一名19岁的捷克籍洗碗工，来到这个国家刚好满一周。我们会开始谈话，是因为有一次他含糊不清地问我，杰瑞餐厅里一根烟卖多少钱。我尽可能向他解释，这里的烟卖得比一般商店贵超过1美元，并建议他直接从休息桌附近一定会有的半包烟里拿一根去抽。但他无法想象自己做出这种事。他耳朵上一个小耳环象征着他可能有一些另类的价值观，除此之外，乔治完全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理平头，工作勤奋，极度渴望与人眼神接触。我问他：“你来自捷克共和国，还是斯洛伐克？”他似乎很高兴我知道这两者是有差别的。我试着跟他聊：“瓦茨拉夫·哈维尔？丝绒革命？弗兰克·扎帕？①”“对，对，1989年。”他说。我这才知道，对他而言，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①瓦茨拉夫·哈维尔( Vaclav Havel)，捷克著名剧作家与民主异议人士，是1989年终结极权统治的丝绒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领导者，后担任捷克总统。弗兰克·扎帕( Frank Zappa)是美国著名摇滚歌手，他与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友谊曾传为一段佳话。——译者注
我的计划是教乔治说英文。每次开始上班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乔治，你今天好吗？”他会回答：“我很好。芭芭拉，你今天也好吗？”我得知付他薪水的不是杰瑞餐厅，而是把他装船运过来的中介。中介付他一小时5美元，而杰瑞餐厅付给洗碗工的实际薪水和5美元之间的差额，则全给了中介。我也得知，他和一群被他叫做捷克“碗工”的人一起住在一间公寓里，那里拥挤到必须有人离开去上班，才有床空出来让他躺下睡觉。一天下午，当我们正进行到基本学业技巧的课程时，碧洁发现我们正在上课，当场立刻命令“乔瑟夫”去把洗碗槽旁边地上的橡皮垫拿起来，用拖把去拖那底下。我大声说：“你的名字不是乔治才对吗？”故意让大步走回柜台的碧洁听到。她是否因此感到羞愧？也许有一点吧。我回到柜台后，她跟我说：“乔治，乔瑟夫，叫这些名字的人那么多！”我一句话都没说，没点头也没微笑，后来我因此被惩罚。那天晚上，当我觉得已经可以下班的时候，她宣布我必须再多卷50份银餐具，此外，我不是该去拌好一桶4加仑的蓝莓起司酱吗？当最后她终于允许我离开的时候，我气得咬牙切齿，在心里诅咒她：碧洁，希望你一辈子都陷在这个地方，希望洒出来的糖浆把你的脚黏死在这里的地板上。
我决定搬到离西屿更近的地方。理由一，因为车程太长。理由二和三也是因为车程太长，汽油一天就吃掉我4到5美元。杰瑞餐厅的客流量虽然已经高到不像话，小费平均却只有消费额的1/10，而且不只是给像我这样的菜鸟。每小时2.15美元的基本薪资，就算再加上和打杂小弟、洗碗工均分之后的小费，我们的时薪平均也只有7.50美元。此外因为杰瑞餐厅规定服务生要穿黄褐色裤子，我还多花30美元去买一条，这笔开销要好几周才能吸收下来（我曾踏遍市区两家平价百货公司，希望能找到比较便宜的裤子，但我最后决定，这些原价49美元的剪牌厚卡其裤，可能比较耐得住每天被洗的命运）。至于其他的服务生同事们，只要她们没有一个正在工作的丈夫或男朋友，就几乎都有第二份工作。妮塔每天8小时用电脑做一些工作，另一个人则在做焊接。若少掉每趟45分钟的通勤时间，我估计自己能做两份工作，而且当中还有时间冲个澡。
所以我从房东那里拿回500美元押金，加上我为了交下个月房租赚的400美元，以及为了紧急时准备的200美元，一共1100美元拿去付海外拖车公园第46号拖车屋的押金和租金。那里离一堆平价旅馆约1.6公里远，它们是构成西屿工业园区的主要部分。第46号拖车屋宽约2.4米，内部形状像个哑铃，水槽和炉子使中间形成一条狭长区域，将卧室和勉强可称作起居区的地方分隔开来。起居区只有一张两人用桌子和比平常小一号的沙发，浴室窄到我一坐上马桶膝盖就紧抵着淋浴间。我也不能够一翻身跳下床，而是必须爬到床脚，才能找到一小块可以站直的地方。至于外面的状况，从我的拖车屋走几码就会到一间卖酒的商店、一间贴着“明天有免费啤酒”广告的酒吧、一间便利商店，以及汉堡王。但没有超级市场或自助洗衣店，唉。据传闻，海外拖车公园是犯罪与吸毒者的温床，所以我原本还期望能有点生动的多元文化街头生活体验。不过，这里白天晚上都是一片荒凉，只有前往喜来登饭店或7-11便利店工作的稀疏行人走动而已。住在这里的并不是真正的人，而是被装在罐子里的劳动力，为了能去上班而被保存在不被热气烤坏的地方。
就跟我下调的生活条件一样，一种新型态的丑恶也出现在杰瑞餐厅里。首先，我们是透过用来输入点餐内容的电脑屏幕告示才得知，从今以后有个新规定：旅馆附属的酒吧禁止餐厅员工进入。我通过秘密情报网得知，肇事者是那位训练我的超能干23岁女生。她其实也住在拖车屋里，而且是三个小孩的妈。有天早上不知道什么事情使她失控了，所以她溜出去喝口酒，结果神智不清地回来。这项禁令对爱伦造成最大伤害，因为她习惯在下班后放开一直被橡皮筋绑得紧紧的头发，到旅馆酒吧里喝几杯便宜葡萄酒再回家。我们其他所有人也都感受到这项禁令带来的压力。就在隔天，当我要进干货储藏室拿吸管的时候，发现门是锁着的。这道门以前从来没锁过，我们整天都要进进出出，拿纸巾、果冻盒及外带用的保丽龙杯。魁梧的副经理维克过来替我开门，他跟我说，他抓到一个洗碗工想从里面偷东西，而且很不幸地，那个恶棍得一直跟我们待在一起，直到代替的人来为止，所以他把门锁起来。我当时忘了问他，那人到底想偷什么，但维克告诉我那个人是谁：理平头戴耳环的小伙子，你知道，他现在就在底下。
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说，我当时立刻冲回去问乔治，了解他那边的说法是什么。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说，我起而对抗维克，坚持替乔治找一名翻译，让他能为自己辩白，或宣称我会找到愿意义务处理这个案件的律师。最起码，我应该要作证说明这孩子很诚实。我想不通的是，干货储藏室里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偷的东西，至少没有半样值得在黑市买卖的东西：“我是乔治啦，我手上有200包……也许250包的小番茄酱。你要不要买？”我的猜想是，就算乔治真的有拿什么东西，也只会是一些咸饼干或一罐樱桃派配料粉，而且动机是由于饥饿。
所以，为什么我没有插手干预？绝对不是出于所谓记者的公平客观，那往往是在掩盖背后的道德麻痹。相反地，某种新的、令人作呕的、奴性的东西感染了我，就跟晚上下班终于能脱下衣服时，我还能从内衣上闻到的那股厨房怪味一样。在真实生活里，我算是有一点点勇敢，但许多勇敢的人在战俘营里被淘空了勇气，而也许，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整体环境有如战俘营的美国低薪工作场所。也许，在杰瑞餐厅待上一个月或更久之后，我可能会重获我的十字军精神。但也有可能在一两个月后，我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说不定就变成一个会把乔治出卖的人。
但这并不是当时我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跳入贫穷生活一个月之后，我终于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房务人员。因为我去了唯一可能对我的能力有点信心的地方：杰瑞餐厅从属的旅馆。我到人事办公室里，急切地吐露我的状况：我必须找第二份工作，否则就付不出房租；还有，不，我不能当柜台接待员。“好吧，”人事室的小姐不耐烦地说：“那你就当房务员。”之后就赶我去找房务经理米莉。她是个瘦小而神经质的西班牙女子，叫我“宝贝”，然后递给我一本小手册，内容强调员工必须有积极的态度。时薪是6.10美元，工作时间从早上9:00开始，直到“能完成工作的时间”为止，我希望这是指下午2:00之前。看到负责带我的中年非裔美国人卡萝塔之后，我就知道根本不必开口问有没有健保。因为这位要我叫她卡莉的女子，前排上方的牙齿已经完全掉光了。
我当房务员的第一天，也是我这一生在西屿过低薪生活的最后一天，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点。那一天，卡莉的心情很糟。我们被分配要打扫19个房间，大部分都是退房而非续住，退房的房间要进行全套清洁整理，包括换床单、吸尘以及擦洗浴室等。当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原本被列为续住的房间结果却是退房时，卡莉打电话向米莉抱怨，但当然毫无用处。“那就把这个该死的王八蛋弄好。”她命令我道，于是我负责弄床铺，她在浴室喷喷擦擦。一连4小时我不曾休息。我把床单褪下来，再重新铺床，每张大床平均花4分钟半，我是可以加快到3分钟，但看不出有必要这么做。我们用手把较大的灰尘脏物捡起来，试图减少使用吸尘器的机会，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努力把重达30磅的巨大吸尘器拽下清洁车，费力地把它在地板上拖来拖去。有时候卡莉会递给我一个喷瓶，上面的标签写着bam（实际上，那是几个字的缩写，第一个字不祥地以“丁酸”［butyric］开始，但其他的字已经磨损得看不见了），然后她就让我清理浴室。在这里，可没有服务生面对客人的责任感能激励我，我只能全神贯注把浴缸里的阴毛捡干净，至少是我能看得到的暗色系毛发。
清洁续住房间的时候，我原本满期待那种私闯别人空间的感觉，以为有机会检视陌生人秘密的一面。但这些房间里总是乏善可陈，而且整洁到令人讶异：拉链袋装的刮胡刀组、整齐地贴墙放置的鞋子（房间里没有衣柜）、浮潜之旅的宣传单，最多再加上一两个空酒瓶。使我们能一直工作下去的是电视，播放的节目从《杰瑞·斯布林格秀》（Jerry Springer Show）、《莎莉·拉菲尔秀》（Sally Raphael Show），再到《檀岛骑警》（Hawaii Five-0），最后则是肥皂剧。若电视上出现特别有趣的东西，比如《杰瑞秀》著名的那句“我们可不接受‘不’这个答案”，我们就在床沿坐下来咯咯笑一会儿，仿佛我们正在开睡衣派对，而不是在做一份毫无出路的工作。肥皂剧是最棒的部分，卡莉会把音量调到最大，这样她在清洁浴室或开着吸尘器的时候也不会错过任何对白。在503号房的时候，玛西雅质问杰夫跟劳伦的关系；在505号房的时候，劳伦冷酷地嘲笑丈夫外遇的可怜玛西雅；在511号房的时候，海伦要给阿曼达1万美元，条件是阿曼达不能再见艾瑞克，这段对话使卡莉从浴室里走出来，仔细瞧着阿曼达困惑的脸。“当然要拿，小姐。”她忠告道：“我就一定会拿。”
不久之后，我们所打扫的观光客房间，开始渐渐跟肥皂剧里的高级装潢融合在一起。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里只有舒适可言，每天都是放假日，只等着被浪漫的邂逅填满。然而在这个梦幻世界里，我们只是两个闯入者，被迫要为自己的出现付出代价——背痛和永远只能干瞪眼的份儿。旅馆里有太多镜子，不断映照出一个身影，她的样子就像推着破旧超市购物车在马路上蹒跚前进的人：邋遢，穿着大了两号的潮湿旅馆马球衫，汗从她下巴淌下来，宛如口水一般。当卡莉宣布休息半小时吃午餐的时候，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时才发现，原来她一直放在清洁车上的那袋干瘪热狗卷，并不是某位退房客人留下的垃圾，而是她的午餐，顿时自己也吃不太下了。
由于有电视，再加上身为第一天上班的新人，我没有什么资格打开话题，因此我对卡莉所知不多，只晓得她身上很多地方都在痛。工作时她都慢慢移动，低声抱怨着关节痛之类的，但这点也许会使她失去工作。因为年轻的外籍房务人员（来自波兰和萨尔瓦多）都会在下午2:00把房间打扫完，而卡莉则拖到6:00才做完。她说，反正我们是领时薪的，实在没必要这么急。然而管理阶层已经雇来一名女子，进行工作效率评估之类的工作，而且据说以后可能会改成以打扫的房间数来计算薪水。①她也对于种种不尊重她的小动作感到耿耿于怀，而且不只是管理阶层这么对待她。“他们压根儿不在乎我们，”她如此形容旅馆住客；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存在，除非房间里有东西被偷了，“这会儿他们可不会放过你”。我们并肩坐在休息室吃午餐，一名身穿维修人员制服的白人男子走过，卡莉出声叫他。“嘿，”她语气很友善：“你叫什么名字？”①我离开那里几周后，从收音机上听到这间旅馆在征房务人员，时薪竟然最高可到9美元。我打电话去问才知道，这间旅馆真的开始以打扫的房间数来计算薪水。但我猜卡莉若还没有被赶走，能赚到的钱还是等于每小时6美元或更少。
“彼得潘。”他说，人已经背朝我们走开。
“这一点都不好笑。”卡莉说，她转头看我。“那根本不算回答，为什么他要开这种玩笑？”我大胆回答说他是在摆架子，于是她点点头，仿佛这是医生做的诊断：“对，他是在摆架子。”
“也许他今天很不顺。”我继续多说点，但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替白种人辩护，而是从她扭曲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有多受伤。
我在下午3:30要求下班，此时另一名房务人员对我提出忠告，到目前为止，从来没人能一面在杰瑞餐厅当服务生一面还当房务员，“一个小伙子曾有一次成功做了五天，而你已经不是小伙子了”。我把这项有帮助的信息记在心里，然后冲回第46号拖车屋。我吞下四颗雅维（Advil，这次的止痛药名），冲澡，弯着身体挤进淋浴间，努力让自己稳定下来，迎战即将来临的另一轮工作。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意思是，一名劳工得做一些事情让她能再度进行劳动。虽然我想一气呵成地从一个工作转换到另一个，杰瑞餐厅规定要穿的那条裤子却成了意外阻碍。昨晚我用手搓洗夏威夷衫的时候，那件裤子在40瓦的灯泡下看起来还过得去，但在白天的阳光下，我才发现它上面都是沙拉酱弄的污渍。结果两份工作之间大约一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我几乎都在试图用海绵除去裤子上的食物斑，然后把裤子摊在车子引擎盖上晒干。
若我能灌下足够的咖啡，又不对乔治越来越糟的状况耿耿于怀，理论上我应该能同时做好这两份工作。①被怀疑偷窃之后的头几天，乔治似乎并不明白自己惹上了什么麻烦，我们快活的会话课仍持续进行。但他最近来上班都显得无精打采，胡子也没刮。跟我担心的一样，今晚他看起来更像鬼魂，眼睛底下挂着两个深深的黑眼圈。有那么一刻，我因为必须把配烤马铃薯的酸奶油酱装在一些小纸杯里，而暂时站着没跑来跑去，他于是上前来，显然很想努力用有限的词汇跟我谈一下，可是我却在这个时候被叫去外场负责一张桌子。我当场决定，今晚我赚到的小费全都给他，管它什么低薪生活实验的省钱原则。晚上8:00的时候，爱伦和我一起站在厨房里臭得要命的角落囫囵吞几块点心，但我只来得及吃下两三根意大利干酪棒，而午餐我只吃了几块麦乐鸡块而已。我告诉自己，我一点都不累，但也许我只是连感觉累的力气都没了。若我对整个情况更有所警觉的话，就会看到毁灭的力量已经朝我逼近。餐厅里只有一名年轻厨师当班，名叫“耶稣”（请用法文腔念），而他才刚接这个工作。另外还有乔伊，我们工作到一半她才出现，脚上穿着高跟鞋，身穿一件紧贴身体曲线的白色洋装，气得七窍生烟，显然刚从某个鸡尾酒吧被硬叫过来。①在1996年度，大约780万人有两份或两份以上的工作，占总工作人口6.2%。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大致相同( 6.1％：6.2%)。拥有两份以上工作的人之中，约2/3有一份全职工作，其他则是兼职。只有极少数人（4%的男性及2%的女性）如超人般同时做两份全职工作。参见约翰，史丁生( John F．Stinson Jr．)的文章《从入D统计新资料分析身兼数职现象》( New Data on Multiple Jobholdin9 Available from the CPS)，《劳工评论月刊》（Monthly Labor Review），1997年3月。
然后，巨大的人潮来袭。我负责的桌子有4张立即客满。如今4张桌子的客人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前提是他们大发慈悲，别在同一时间进餐厅。当我去服务27号桌时，24号、25号及28号桌的客人都嫉妒地看着。当我服务25号桌的时候，24号桌的客人则对我怒目而视，因为还没人去帮他们点菜。28号桌是4个雅痞型的客人，意思是每一样菜他们都有意见，连鸡肉凯撒沙拉都要另外指示。坐在25号桌的是一对中年黑人夫妇，他们抱怨冰茶不新鲜、桌面黏黏的，虽然这些抱怨其实不无道理。但24号桌的客人才真是海啸级的：10名英国观光客，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完全透过嘴巴来吸收美国经验。每个人都至少点两份饮料：冰茶和牛奶雪客，米狮龙（michelob）啤酒和水（请在水里加上柠檬片），还有数量庞大、种类繁杂的食物：早餐特餐、意大利干酪棒、鸡肉条、墨西哥薄饼、要起司和不要起司的汉堡，配料是薯饼，要加切达起司、加洋葱、加肉汁，还要调味炸薯条、原味炸薯条、香蕉片。耶稣累惨了！我也是！因为当我终于端着他们第一波食物抵达时（在此之前因为要帮他们加点，我又跑了三趟），其中一个大概自以为是黛安娜王妃的女人，竟然拒绝把鸡肉条跟松饼及香肠特餐一起吃，因为她现在才说，她点鸡肉条是要当作前菜。其他人原本会接受眼前的食物，但已经在喝第三杯啤酒的“黛安娜王妃”却坚持，他们在吃前菜的时候，其他食物都要端回厨房去。同时，那些雅痞正召我过去帮他们添更多无咖啡因咖啡，而那对黑人夫妇看起来就像随时要叫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的人来抗议一样。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多淹没在一片战云中。耶稣开始撑不住了，他面前的小打印机吐出点餐单的速度比他把单子撕下来的速度还快，更别谈赶得上进度出餐了。一种逼人的躁动不安开始从客人之间升起，而所有的桌子都坐满客人。就连坚不可摧的爱伦都因压力显得脸色苍白。我把24号桌重新加热的主菜拿去，他们立刻要我退回厨房，理由不是太凉就是被微波炉烤得太硬。当我带着他们的托盘回到厨房时（一次拿三个托盘，连跑三趟），乔伊双手叉腰等在那里质问我：“这是什么？”她的意思是指食物：好几盘被退回的煎饼、各种口味的炸薯饼、吐司、汉堡、香肠、蛋。“呃，切达起司炒蛋，”我试着回答：“而那是——”“不对，”她对着我的脸尖叫：“它是传统炒蛋，巨无霸炒蛋，还是特制炒蛋？”我假装研究菜单找寻线索，但混乱的程度已经达到顶峰，不只那些餐盘如此，我的脑袋也一样。而且我得承认，我已经根本想不起原始的点餐内容了。“你不知道特制炒蛋跟传统炒蛋的差别？”她狂怒地逼问我。事实上，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双腿已经没兴趣再继续支持下去，它们大喊着要弯下来。我被一名雅痞给救了（老天慈悲，不是我负责那桌的雅痞们），因为他选择在这一刻冲进厨房里，大吼他点的食物已经过了25分钟还没来。乔伊尖叫着请他滚出她的厨房，接着暴怒地朝耶稣发火，顺便还把一个空托盘扔过厨房表达她的愤怒。
我离开了。我没有大喊“我不干了！”，就只是离开。我没有完成分内的杂项工作，也没有从收银柜台那里拿走我的小费（如果有的话），更没有要求乔伊允许我走。而令人惊讶的是，我真的可以不经允许就走出去，门会打开，厚重的热带夜晚空气会散开来让我过去，我的车也仍然停在先前停的地方。走出餐厅，我没有沉冤得雪的感觉，也没有骂了“去你的！”之后的爽快，只有令人招架不住的沉重失败感笼罩我和整个停车场。我带着科学精神开始从事这项实验，以为它就像一道数学命题，但在实验的过程中，太长时间工作，太需要不计一切专注在眼前事情上，使我不知不觉变成一个眼界狭窄的人。这场实验变成对我的试炼，而显然我没通过。我不只没能力身兼房务人员和服务员，也忘了把小费给乔治。对此我感到很难过，像盖儿和爱伦这种辛勤工作又慷慨的人，一定能了解其中缘由。我并没有大哭，但多年来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泪腺还在，而且仍然有实力发挥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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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搬出拖车屋公园的时候，把46号拖车屋的钥匙交给了盖儿，并设法把我的押金转给她。她告诉我，琼还住在她的箱型车里，而斯图已经被炉边餐厅开除了。根据最新传闻指出，他透过餐厅电话订的毒品是快克，而且他被抓到偷收款机里的钱来付帐。我一直没打听到后来乔治怎么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