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选择缅因州，是因为那里的“白”。几个月前还是春天的时候，我应邀到波特兰地区一所地方大学演讲。当时我就吓了一跳，因为那里的人口结构简直像染上白化症一样，不只学校教授和学生是白人(这当然并不少见)，就连饭店房间清洁员、街上的乞丐，以及路上的出租车司机也是。而且出租车司机不但是白人，还说英语，至少是某种省去R音的新英格兰腔英语。这也许不会让缅因州变成让人想久待的理想场所，但对于一个满口英语的蓝眼白种人而言，这里成为渗透到低薪劳工市场的完美地点，因为不会有人问你任何问题。还有一个加分的地方是，我在春天那趟波特兰之旅期间发现，波特兰地区的企业界简直是凄惨地哀求新鲜劳力加入。地方新闻台鼓励观众去一家 ，电话营销公司试试看，因为那家公司特别提供“妈妈班表”。当地摇滚音乐电台则在宣传招聘会，你可以去那里逛逛各种雇主摊位，就像到购物中心一样，而且还能摆出一副很难取悦的高姿态。我在决定以入门级劳工身份返回缅因州之前，从《波特兰先锋报》（Portlan,d Press Herald）官方网站下载招聘广告，结果我的台式电脑因为下载量太大而喘得要命。我浏览过至少三千则招聘广告，它们全都保证提供“有趣、自在”的工作环境，所以我在脑海中绘出一幅景象：下午休息时间，一群穿着法兰绒衬衫的工作人员愉快地谈笑风生，边喝苹果汁边吃甜甜圈。我做出如下推论：也许当你把一整个州都交给白人自己管的时候，他们会好好地对待彼此。
8月24日，星期二，时节还是夏天，不过每个购物中心都响起开学大甩卖的促销声，吸引人们注意。就在这天晚上，我抵达波特兰的旅程（Trailways）巴士客运站。时间已经太晚，我来不及去廉价租车公司拿车子，只好搭出租车前往6号汽车旅馆，那是我的临时基地，我会待在那里，努力让生活过得像一般公民，也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和一个稳定住处。所以我离开家和同伴，跑到3219公里外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几乎谁也不认识，对这个地方的理解也只限于基本的地理、天气，还有几家推荐餐厅而已。我想大家都会同意，除非你是被纳入某种证人保护计划，否则做这种事情绝对是在冒大险。但我还是理性地告诉自己，像这样突然落入一个未知情况，其实跟时常发生在真正贫穷者身上的突发状况差不了多少，她们的生活往往因此被弄得乱七八糟。比如突然失去工作、车子或保姆。也可能她们一直跟母亲或姊妹住在一起，但由于母亲或姊妹的男友要回头来住，或另一个反复无常的家庭成员要回来，结果她们就被赶出来，一下子变得无家可归，最后落到这步田地。我也到了这步田地，而且长这么大以来，我从来没这么毫无头绪又孤独过。
匿名戒酒会要求戒酒者采行的步骤之一，是“对自己进行彻底而无惧的道德检视”，而现在，独自在汽车旅馆房间里的我，正几近执迷地检视所有家当，检查它们到底有多少，以及能维持多久。我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跟一个手提箱，里面装着T恤、牛仔裤、卡其裤、三件长袖衬衫、一条短裤、维他命，以及花花绿绿的化妆品。我还带了一个装满书的大型侧背袋，在经过检视之后，这袋书跟我带来度周末用的登山靴都被打入最无用的东西之列。我有1000美元现金，以及皱皱地塞在口袋里的一些零钱。我现在每晚付出让经济拉警报的59美元，换来一张床、一台电视、一部电话，跟直接对着第25号公路的视野。在美国，廉价汽车旅馆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汉普顿旅店( Hampton Inn)型的，它们与其说是有装潢的旅馆，倒不如说是一些标准化的房间，充满一种逼人的冷硬氛围。至于第二种旅馆，它们陈年的历史呈现于地毯上的污渍、徘徊木去的陈年烟味，以及床底深处的奇多起司饼碎屑。我住的6号汽车旅馆就是属于第二种，某方面来说，这使得它比较有家的味道；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这使得它更魅影幢幢，令人不安。走出旅馆大门后，经过贵宾汽车零件行( VIP Auto Parts)的停车场，就会抵达附设便利商店的德州(Texaco)加油站。要从加油站穿越高速公路到对面去，可以说是一项透过人类双脚来实现的壮举，需要速度和胆识。通过这项考验之后，你会抵达比便利商店实在一点的粮食来源地，包括一家必胜客和一间连锁杂货店。巴拉德(J．G． Ballard)在他那本悲惨小说《水泥岛》（Concrete Island）里，描写主人翁出车祸撞上安全岛后，发现自己被道路两边的车流困住，无法离开那座安全岛，被迫只能靠自己车上的东西和捡拾路上汽车驾驶所丢弃的食物残渣过活。如果拿他的状况来比，我是前进了一大步。我把披萨和沙拉买回旅馆房间当晚餐吃掉，同时一面告诉自己，冒着被车撞死和残废的危险所获得的食物，吃起来必定会比原本好吃，就像刚从野外猎回来的新鲜鹿肉一样。
除了逃犯和难民之外，有多少人曾经像我这样，把过去一切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一笔勾销，对堆积如山的电子邮件和语音留言说拜拜，然后重头开始，身上除了驾照跟社会保险卡之外，跟自己的过去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我对自己说，这应该是个令人振奋的情况，就像噗通跳进新英格兰附近冰冷的大西洋中，之后还悠闲地在波浪之间泅泳。但在波特兰的最初几天里，属于我真正社会阶级的焦虑不安接管了一切。受过教育、拥有专业技能的中产阶级人士，永远不会让自己歪歪倒倒地走向未来，也不会对任何突然跳出来的意外状况毫无招架之力。我们永远有计划，或至少有某种预定清单，因为我们想知道每件事都在预期之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生活已经预演过了。所以，如‘今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又该以什么顺序来做呢？我需要一份工作和一间公寓，但若要得到工作，我就需要一个联络地址和电话号码，而若我想租到一间公寓，那么能证明自己有稳定工作又是一项好处。我唯一能想出的计划就是每件事同时进行，同时一面希望6号汽车旅馆负责接电话的青少年能变成我可以信任的答录机。
我在钳子超市( Clipper Mart)买的报纸上发现意料之外的消息：波特兰没有出租公寓。实际上，这里有很多大楼式公寓和附房务人员的公寓，月租1000美元或以上，但唯一的低租金屋舍似乎都挤在往南开车约30分钟的地方，那里有个名称使人安心的小镇：老果园海滩（ Old Orchard Beach)。但即使在那一带，租金还是高到跟西屿不相上下，一间经济型公寓的月租超过500美元。打了几通电话之后，我的想法得到证实：穷人冬季住在汽车旅馆，到了夏季，这些房间则会被更富裕的人租走。①劳动节之后租金降低，但租约将在6月到期。那么，何不考虑合租呢？老果园海滩镇上的格林伍德公寓（假名）推出一周租金65美元的公寓，卫浴和厨房部分跟一名女子合用。房东在电话中形容那名女子“有个性，但干净”。于是我心想，嘿，这也可以用来形容我，看来她会是我的新贴心密友。我参照在钳子超市买的地图，在早上10：00左右抵达这个海边小镇。这里正在凋敝，而且显然没有果园。厄尔带我参观格林伍德公寓，并再度强调我未来的室友“有个性，但干净”，并补充说明他们正在“给她一个机会”。我询问她是否有工作，答案是有，她从事清洁工作。但我绝不会遇到她，因为她工作的地方可怕到很可能是非法场所。我们进入这座介于汽车旅馆和寄宿家庭之间的快倒建筑，到达地下室。厄尔指出一扇关着的门，说那里是厨房，但我们现在不能进去，因为有一个家伙正睡在那里。他噗嗤一笑，仿佛睡在厨房里不过是房东要忍受的房客怪癖之一。我怀疑地问道：“那要怎么开伙？”“反正他不是一直都睡在那里。”厄尔回答。房间本身就在厨房再过去的走廊上，大小只有我在6号汽车旅馆小基地的一半，里面有两张没铺的单人床，一个有两个抽屉的衣柜，天花板上有几颗电灯泡，然后就什么也没了。没有任何窗户。呃，在天花板附近是有一个窗户状的构造，但你只看得到那上面一层厚厚的灰尘，大概跟从坟墓里往上看的景象差不多。①这种情况在鳕鱼角( Cape Cod)也一样，高涨的公寓和房屋租金正把劳工阶级逼入汽车旅馆。这些汽车旅馆房间可能冬天一个月租金是880美元，到观光季节却骤升到1440美元。《鳕鱼角时报》（Cape Cod Times）曾描述许多家庭4个人挤在一个旅馆房间里居住，用微波炉煮饭，在床上吃饭。引自迈尔斯(K．c．Myers)所撰《最后的度假地》( Of Last Resort)，《鳕鱼角时报》，2000年6月25日。
我走回镇上的主要街道，在码头附近的付费电话设立我的“办公室”，我在那里敲定行程再去看几间公寓，完全不考虑分租了。在海风公寓，一名身材巨大、看起来挺瞧不起人的家伙告诉我，这里绝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退休警察，他女婿也是警察。但我不晓得这是一种保证，还是一种警告。他还说，大家都知道，住这里的另一个优点是：他不会让太多小孩子住进来，。而且能住在这里的孩子都不会惹任何麻烦，他可以拍胸脯保证。但租金是每周150美元，所以我前往下一站比亚里茨公寓。一名愉快的姑娘带我看每周租金1 10美元的经济型公寓，那里没有电视、床单和餐具。我不喜欢的地方是，它位于一楼，就在一条交通繁忙的商业街上，意思是我必须在隐私和采光上二选一。呃，其实我不喜欢的不只是这点，但这就够了。我垂头丧气地返回波特兰，但就在回程路上，我注意到1号公路上的蓝天堂汽车旅馆有公寓要出租。这地方看起来好可爱，有种阿尔卑斯山的感觉，几排白色的小房子贴着深蓝色的松木，所以我停下车来。一周付120美元的租金，我就可以有客厅、一个独立厨房、床和床单，还可以看有线电视，直到电视公司发现前任房客没缴钱为止。更好的是，订金只要100美元，我当场就付了。
若再给我几天或几周的时间，也许我可以租到更划算的公寓。但6号汽车旅馆正以每天59美元的速度吃掉我的老本，而且那个地方越来越像巴拉德小说里的场景。住在那里的第三天下午，我回房时发现钥匙竟然开不了房门。原来那是经理用来引起我注意的方式，暗示我又该交房租了。但那一刻我感觉真的很糟，而且这种感觉久到我能瞥见一个没有牙刷或换洗衣物的未来。
现在，我得找工作。我在西屿的经验里学到，要尽可能应征越多工作越好，因为就算贴出征人广告，也不一定表示业主当下立即需要人。由于观光季节结束，女侍工作也不是很多，不过反正我也想找寻新挑战。由于服装上的限制，我将店员工作排除，因为不只我的手提箱里没装那么多衣服，连我真正家中的衣柜里也没有足够穿上一周的正式服装。所以我四处打听清洁工作（包括办公室和家庭清洁）、仓库与看护、生产线工作，以及一种叫做“万能帮手”的工作，这名称听起来又和善又无私。找寻低薪工作的过程会使人感到自己很卑微，因为你必须把自己（包括你的精力、你的微笑、你真实或假造的生涯经历）呈现给各式各样的人，而他们就是觉得你提供的东西不怎么有趣。我去一个墨西哥玉米饼工厂应征，工作内容只是把生面团放到输送带上，面试我的是一个满脸厌烦的秘书，她连“嗨，你好”都懒得说。我也去了善意( Goodwill)公司，，我对这家公司很好奇，因为我从过去的研究中得知，这家公司一直在全国各地营造形象，仿佛被踢出福利制度的穷人和残障者最理想的雇主就是它了。我填好应征表格后被告知，薪水是一小时7美元，有人会在两周后通知我是否录用。整个面试过程是在一个仓库中进行，大约有30名男女同时在那里整理一箱箱旧衣物。从头到尾没人跟我有过眼神接触。呃，实际上是有一个人。当我找寻出口在哪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枯瘦、身体畸形的人，他用一只脚站着，另一只脚自膝盖以下向后缩起。他恶狠狠地瞪着我，双手仿佛游泳一般在头顶上挥舞，如果不是在平衡身体，就是在赶我走开。
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如此冷漠。一间位于郊区的沃尔玛量贩店在举办一场招聘会，于是我坐在一张绑着几颗气球的桌子旁（这是像“博览会”的部分），等待一位名叫茱莉的女子。我等了大约10分钟后，她神色慌张地出现。她向我解释，她之所以会紧张，是因为她只在外场工作过，没面试过任何人。不过，还好只要完成一份4页的“意见调查表”，面试就算大功告成。她向我保证：“答案没有对错”，我只要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之间的十个等级，选出适合的来表达个人意见就好。①就像我在西屿温迪西公司接受过的职前测验一样，调查表上有一些常见问题，例如看到一名同事在偷窃时，应该原谅那名同事还是呈报上去；若事情出了错，是否该怪管理阶层；当你有好理由的时候，是否可以迟到。不过这份调查表却透露出一种对大麻的异常执着，仿佛制表者是个努力想融入社会的认真毒虫。我必须表示意见的题目包括：“有些人在有点high的时候工作表现比较好”，“每个人都会抽抽看大麻”，还有匪夷所思的一题：“大麻就跟一种酒一样”。嗯，哪一种酒？我很想这么问。“一样”的意思是什么？是指化学成分上还是道德意涵上？还是我该写一些俏皮话，例如“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喝酒。”茱莉告诉我，薪水是一小时6.50美元，但很快就能跳升到7美元。她认为我在女装部会做得很好，我跟她说我也是这么想。①玛格丽特，塔尔博特（Margaret Talbot）曾在《纽约时报杂志》指出“人格测验在工作场所正当红”，它如今已成为一项每年有40亿美元商机的产业。《纽约时报杂志》，1999年10月17日，28页。
这种测验到底能让雇主对应征者有多少了解，我实在想不出来，因为只要对主从关系稍微有点经验的人，就很容易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我能跟别人和睦共事吗？当然能，但绝没有和睦到看见她们不小心犯错时会迟疑要不要呈报上去。我有没有独立做决定的能力？有啊，但我会聪明地不让这种能力妨碍我像奴隶一样服从命令。在一个叫“女佣”的家事服务公司里，面试人员要求我做一份名为“惊准人格测验”①的东西，这份测验一开头就警告受试者：“惊准人格测验经过特殊设计，可检测受试者是否提出造假或‘装疯卖傻’的答案。”当然啦，我“从来不会”觉得“停止自怜的心情”很难，也不曾想象其他人会在背后谈论我，更不相信“管理阶层和雇员永远处于对立，因为两边抱持的目标截然不同”。我的结论是，这些测验的真正功能并不是在提供雇主信息，而是在向应征者传达以下讯息：在我们面前，你不能有任何秘密；我们不只要你身上的肌肉、控制肌肉的大脑机能，还要你最深处的自我。①原文为“Accutrac Personality Test”，是拿精准(accurate)这个字的谐音做文章。——译者注
这次找工作让我学到重要的一课：即便有那么多征人广告和招聘会，波特兰仍旧是一个时薪6到7美元的城市。这点对经济学家的冲击，应该像外星辐射线对天文学家一样才对。若劳力供应比需求少，工资应该会升高才对，不是吗？这不就是供需“法则”吗？当我到快乐女佣家事服务公司应征时，我未来的雇主把我留在那里1小时15分钟，几乎都在抱怨要找到稳定的帮手有多不容易。其实解决方法不难想到，因为一周平均40小时的工作，她只提供200到250美元的薪资。“别把那换算成时薪来想。”她警告我，因为她看到我皱着眉在做这道算式不长的除法。“我们不那么算。”但我是这样算。此外，这名女子毫不保留地透露工作风险：需要大量体力，并很可能因为肌肉过度使用而受伤。在我看来，只提供时薪5到6美元的薪资，似乎保证留不住任何会基础算数的应征者。但我逐渐明白到，就跟在西屿的时候一样，光做一份工作永远不够。在这个新版的供需法则中，工作是如此廉价（若以薪资来算的话），以致于劳工必须尽可能找越多工作越好。
在波特兰和周围地区撒了两天应征表格后，我逼自己坐在6号旅馆的房间里等电话。我被困在这里，因为蓝天堂要到周日才能入住。坐在这个房间里等电话，比我想象的还难，因为房间既小到不能踱步，又脏到没办法做白日梦，就算我没这么焦虑也一样。幸运的是，电话在中午前就响了两次。我立刻接下前两个工作，动机与其说是认真的经济考虑，倒不如说是对这个房间的幽闭恐惧。一间看护之家以7美元时薪雇我担任周末班，工作从明天开始。此外女佣公司则很高兴地宣布我“通过”惊准人格测验，周一早上7:30就可以开始工作。在我所有应征过的公司中，这是最友善而薪资最高的一家，时薪6.65美元，虽然若我有一天没来上班的话，就会连续两个星期调降成6美元，以示惩罚。①我不太明白到底这些女佣公司在做什么，而它们和中介的差别又何在，但女佣公司的办公室经理泰咪向我保证，工作内容很容易上手又简单，因为“动手清理是我们的本能”。在快乐女佣听过那些工作风险后，我不太确定这份工作会多“简单”，但我猜我的背应该能撑过一周。照理我们应该会在每天下午3:30左右结束工作，这就让我在工作日下午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找工作。举例来说，我就看上一家离蓝天堂旅馆10分钟车程的洋芋片工厂；再不然，我总可以找一间李奥·宾恩(I．I． Bean)户外用品店，坐在一张希望是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舒适椅子上，填写索取商品目录的申请单。这个计划终于有点像样起来：从女佣服务业跳槽到更好的地方，当中还有看护之家的工作帮我度过转换期。为了庆祝，我到苹果蜂（卹plebee's）餐馆吃晚餐。含小费在内，我花11.95美元吃了一份汉堡和一杯红酒。我坐在吧台，一面别无选择地看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 ESPN)，一面把晚餐吃光。①劳工统计局( 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发现，全职的“私人住房劳工及帮佣”在1998年的每周收入中间值是223美元，比人口为三人的贫户收入标准还低23美元。而在“女佣”公司，一周40小时的工作周薪则有266美元，比贫户标准高43美元。
来到波特兰整整第四天的时候，我早上4:45起床，以便能准时抵达木冠疗养社区（假名），在7:00开始上工。我是饮食助手，听起来满重要又具有技术性，而且一开始，这份工作似乎没什么大问题。我能穿自己的衣服上班，也就是T恤配卡其裤或牛仔裤，除此之外只需依规定戴上发网，再加上我为了谨慎起见而围上的围裙。我甚至不需要带午餐来，因为我们能在住户（我们尊敬地如此称呼他们）用完餐之后，随意吃任何还有剩的食物。我的督导者是琳达，她是一名年约30岁、看起来颇为仁慈的女子。她甚至还花时间向我简短介绍我的权利：我不必忍受任何人的性骚扰，特别是罗伯特，尽管他是老板的儿子也一样。不管发生任何问题，我都可以直接去找她。我有种感觉，若能不时接到与罗伯特有关的抱怨，她会觉得挺满意。另一方面也有严格规范，不能在工作上发生任何危及生命的错误，例如有些周末班的青少年把奶油块放在一个照明设备上，结果融化的奶油流到地上，形成一块滑溜溜的危险地带。不过这意思不是说她认为我会做这样的事。今天我们要在上锁的阿兹海默症病房区工作，把早餐从楼下的中央厨房拿到位于病房区的小厨房，服侍住户吃饭，进行清理，之后再准备好服侍他们吃午餐。
对于身为前任女侍的我而言，这不是难事。住户们在早餐准备好之前40分钟开始零落地进来，，有的用助行架走路，有的坐轮椅，有的则以僵硬的动作自行走来，然后对谁坐在哪里短暂地混战一番。我四处跑来跑去倒咖啡（琳达警告我，只能给他们无咖啡因的，否则情况会变得一团乱），接受他们“点餐”，试着把这里想成一间餐厅。虽然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是在一般餐厅，很少客人闻起来会像刚在内裤里留下一团排泄物一样。若有人拒绝我们提供的法国吐司，琳达和我就会做烤吐司或花生酱三明治。因为喂他们吃东西的用意（特别是早餐），就是让他们快速吃下东西，以免他们因为血糖过低而一头栽进面前的餐盘里，或者逃到走廊上去。有时候我会需要跑来跑去，但不太需要担心忘记他们点什么，因为我们的“顾客”本身在记忆这方面也不是很行。我努力记得她们的名字：玛格丽特，她到达食堂的时候手中紧抓着一只泰迪熊，全身上下只有一条套在腰间的尿布；葛瑞丝，她责难地瞪着我，硬要我把她的咖啡重新添满，即便那杯咖啡她根本连碰都还没碰；拉蒂是一名必须时时监视的糖尿病患者，因为她会从别人的盘子里偷甜甜圈来吃；露西则会把她的法国吐司弄软，方法是把柳橙汁倒上去，同时泼个满桌。她是脑袋比较清楚的人之一。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她，接着她就嗤笑地大叫：“芭芭拉，布什！”即便我拼命抗议，这个笑话在整个早餐过程中还是重复了两回。
可怕的部分是事后清理。我事先并不知道，原来饮食助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洗碗工。连同和住户一起进来取食的护士和合格看护士在内，总共有约40人的餐盘要我清理。我必须用手把盘子上没吃完的食物扒进厨余桶，用水冲洗盘子，泡一下肥皂水，把它们堆上一个架子，最后再把架子装进洗碗机里。而最后这个动作，需要我把重达15到20磅的一整架盘子举在身前，然后弯到快要贴地的位置。等洗碗机把盘子洗完后，我得让盘子降温到可以用手碰的程度，再把盘子从架子上取下，然后重新把另一架待洗盘子装进洗碗机。同时，我还得一面清理桌子，喂饱那些姗姗来迟的人。保持整个过程顺畅进行的秘诀，就在于随时准备好一架脏盘子，每当有一架盘子洗好，就立刻把另一架脏盘子装进洗碗机洗。我从6岁开始就会洗盘子，我母亲把这项任务交给我，好让她能及时在饭后来根烟，而我也不讨厌跟水工作，但在这里，我只能全力跟上洗碗机吐出盘子和脏盘子涌进来的速度。当盘子的情况在控制之下时，琳达要我用吸尘器清理食堂地板，但吸尘器对那些黏黏的碎屑根本没什么用，所以我只好不断爬到桌子下，用指甲把糊掉的松饼从地板上抠掉。
我在上午休息时间和皮特一起抽根烟，他是在中央厨房当班的两名厨师之一。早上我7:00刚到这里的时候曾和他聊了几句，那时琳达还没出现。他问我三个问题：你打哪来？现在住哪里？结婚了没？我对最后一个问题简短回答，暂时省去男朋友部分不说。
我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去谈一个我现在明明没住在一起的“同居男人”，似乎没什么意义；另外一部分是因为我很没出息地希望能拉拢皮特，无论以什么形式都好。就我对饮食助手这个工作的理解，我对厨师的依赖程度就跟当女侍时一样。厨师可以让侍者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变得轻松，也可以陷害她，让她摔得很惨。所以我跟他一起到停车场，坐在他的车子里抽他的烟，感觉很怪地就像在约会，只不过他的车门全部打开，以便让烟能飘出去。我喜欢这个地方吗？还不错，我这么告诉他，而且因为我爸爸最后是在一个阿兹海默症看护中心过世的，所以我对这里几乎有种熟悉感。说来令人毛骨悚然，但这句话却是真的。他警告我要小心莫莉，她工作效率很好，但会放暗箭伤人。琳达还可以，但上周她对皮特很严厉，因为皮特不小心在一名糖尿病患的餐盘上放了一道甜点（无法到食堂，用餐的住户，会由厨房把他们的餐盘准备好送过去）。但她以为这里是哪？是医院不成？听着，没有人能活着走出这里好吗？除此之外也要注意里昂，他有跟踪女性同事一路到工作间里头的习惯。事实上，每个人你都要小心，因为这个地方流言充斥，无论你说了什么，几小时内全部人都会知道。那我平时都做什么消遣？“阅读。”我这么告诉他。不喝酒或狂饮作乐？我拘谨地摇摇头，感觉自己真像个假道学，一个毫无八卦价值的人，连对唯一在场的皮特来说都是如此。
我应该在此声明，我们并没有谈到任何有关男朋友的事。皮特大概比我小10岁．（他似乎不知道这点，而我也看不出有说破的理由），此外即便他长得和一名知名喜剧演员惊人地像，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幽默感可言。若他告诉我的是实话，那他跟我一样是个冒牌货（虽然这点他也不知道）。他告诉我，他一小时只赚7美元，虽然他在餐厅随便做就能赚得更多，但他不在乎，因为他几年前赢了一场大赌局，后来还做了一些成功投资。但我忍不住想，如果他真的很有钱，为什么还要开这辆生锈的破铜烂铁？他的前排牙齿怎么会这么凹凸不平又稀疏？还有，如果是一个自重的厨师，怎么会想待在这种毫无调味艺术可言的工作环境里？这里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食物才刚做好就被打成泥了。但当然，我问出口的完全是另一种问题：你有这么多钱，为什么还要工作呢？噢，他试着待在家里，但人会因为关在家里太久而受不了，你知道，甚至觉得自己像个被遗弃的人。不知怎么地，这些话比他在财产上撒的谎还能触动我，因为，这个在他的形容中如此问题丛生而不健全的地方，毕竟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类群体。我要不要找一天，下班后跟他一起到海滩上散个步呢？呃，那不错啊。然后我就快快闪人，回去准备打起精神应付午餐。
令我惊讶的是，到了午餐时间，好几个较有知觉能力的住户似乎还认得出我。其中一个人在我把火腿排端给她的时候抓住我手臂，低声对我说：“你是个好人，你知道吗？”之后每当我端一样东西给她，她就重复一遍这句赞誉。另一位住户告诉我，我看起来美极了。有一名护士甚至真的把我的名字记起来。于是我想，这行得通的，我会在这片因痴呆而形成的黑暗中，成为一座闪闪发光的灯塔，在某种正义的轮回中，补偿我父亲在一个比这里还缺乏关爱的地方所受到的冷漠对待。我愉快地补上特别加点的冰淇淋和烤起司三明治；我对一而再、再而三对我开的芭芭拉·布什玩笑一笑置之。我心中这股圣人般的心情持续着，直到我替一名皱成一团的小老太太重添牛奶为止。这名小老太太有一头狂乱白发，看起来就像被硬塞进轮椅里然后压扁一样。“我要丢你，”她似乎这么说，当我弯下腰去确认她这项不太可能的愿望时，这名老淘气鬼把整杯牛奶丢到我身上，我的卡其裤从胯部直到脚踝被弄得全部湿透。“哈哈，”我往昔的仰慕者们放声大笑：“她尿湿裤子了！”但至少，在这个奇怪的白色之州，我不再是皮特所说的被遗弃者。我已经被吸收到一个充满八卦和阴谋的世界里，成为其中一员，并受到最白的液体洗礼。
周六是我在6号旅馆的最后一晚，而我拒绝瘫在房间里度过。但一个没有什么玩乐途径，又不爱饮酒作乐的人，到底该做些什么？在这个星期之中，我有好几次开车经过市中心的“解救”教堂，光是这个名称就产生吓人的吸引力。难道里面的会众完全没听说过詹姆斯。迪基那本小说说和后来拍的电影？①或者其实更糟：这帮基督教徒根本很清楚那个在树林里强奸同性的故事？挂在教堂前的布幕正在宣传“周末帐篷复活夜”，听起来真是适合一个孤独无神论者的完美娱乐。我开车穿过一个充满废弃仓库的阴森地区（迪基，速速退散！）直到帐篷在黄昏中阴森地庞然矗立在前方。从娱乐度来看不幸的是，大约300张折叠椅之中，只有60张左右有人坐。我看到三至四名有色人种，包括非裔和我猜是墨西哥裔的人，除此之外全是看起来相当悲惨的山中贫农。从遗传学上说来，这些贫农正是我的同族人（艾伦瑞克是我婚后的夫姓，我娘家的姓是亚历山大，源自肯塔基州）。①詹姆斯·迪基( James Dickey)曾写过一本与该教堂同名的小说，后来被改拍成电影《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故事是关于四名来自文明世界的男性进入蛮荒地带探险，遭遇当地原住民攻击与性侵害，后来两方互相仇杀，展开一场文明与蛮荒的冲突。——译者注
我跟一位坐在附近的女子闲聊。“晚上天气不错”，“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吗？”聊些诸如此类的话，然后她把《圣经》借我，因为我似乎是现场唯一没有自己带《圣经》来的人。台上大约有10人左右，当其中一名男子要我们站起来开始唱歌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对我过度劳累的背来说，坐在折叠椅上实在是一种折磨。我挺像回事地跟着节奏拍手、摇晃身体，最低限度地参与着。现场有几个真正的能手，他们狂喜地投入音乐中，眼睛紧闭，双臂高举向天，显然正等着呓语状态降临。
但还没有好玩的事情发生，布道就开始了。一名穿着不正式服装的男子告诉我们，《圣经》是一本多神奇的书，他还哀叹人们买那么多没用的书，其实真正需要的只有这一本。有些人在电视上告诉你要读一些（世俗的）书，然后“它就冒出来了，你们知道……那个字怎么说？”我想他要说的应该是“跳楼大甩卖”，但没人想得出答案来帮他，“反正，它可以是300，然后突然就只要1/10”。啥？接下来是一名墨西哥裔人士接掌麦克风，他双眼紧闭，连珠炮似地说我们欠了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多少债。接着是一名较年长的白人男子，他指责这个“邪恶城市”，说它如何以异端方式污染应该要复活的灵魂。而复活是需要花钱的，你知道，因为这座帐篷可不会自动搭起来。他继续说：“我们谈的是经费，不是为了自己而赚钱，如果你想到耶稣奉献了多少，才让我们可以和他在天堂一起享受永生……”
我忍不住让思绪飘到另一个地方，思考阿兹海默症对灵魂永生理论来说有什么涵意。如果死前的时光是花在紧抓轮椅扶手，头往后倒45度角，眼睛和嘴巴都张得开开的，既看不见也说不出话，就像我在木冠照顾的许多人一样，那谁还想要死后永生？我们永生的灵魂，会不会停留在死亡当下的状态？如果是，那天堂看起来一定就像木冠，有很多合格看护士和饮食助手在那里，照顾以心智腐败状态死去的人。或者，我们是以颠峰状态的灵魂永生？也就是当我们心智能力最高、道德上最具有勇气的时刻？如果是这样，那么痴呆的糖尿病患者有没有吃小蛋糕都一样，因为从纯粹救赎论的观点看来，这些人已经死了。
布道持续下去，中间穿插着信徒们义务性的“阿门”声。如果有人能对这些眼神悲惨的人们读一读《山上宝训》①，顺便来一场激励人心的演讲，评论一下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表明最低标准薪资也需要“登高”一下，一定会很不错。但耶稣在这里只以尸体的状态现身。活着的人、会狂饮红酒的流浪者，跟早熟的社会主义者都从来没被提到，也没谈到耶稣对这些人会有什么话要说。耶稣把世俗教条钉上十字架，而也许，现代基督教真正在做的，是把耶稣一次又一次钉回十字架上，好让他再也无法说出半个字。我是想留下来继续听，也许大家会开始嚼舌根也说不定，但台上那些人大谈基督的宝血，搞得蚊子们叮性大发，开始疯狂攻击我。我算准时机，当台上那名布道者的头像节拍器一样转向另一边的时候，赶快起身离开。我走出帐篷寻找车子，在黑暗中，我心里半是期待会发现一个嘴巴被布塞住、身体被绑在一根帐篷柱子上的耶稣。①指《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主要内容为耶稣带领门徒到山上讲述各种行为美德。——译者注
周日的时候，我终于搬进蓝天堂旅馆。由于我太高兴能离开6号汽车旅馆，因此这个新居的缺点看来似乎没那么严重，甚至一开始还有点可爱。首先，因为屋子的一部分被汽车旅馆主人的工具棚占掉，屋内空间比我记忆中来得小，也导致房子部分机能不幸地混合在一起。由于马桶离厨房的狭小餐桌不到1.2米远，我必须关上浴室门，才不至于觉得我是在厕所里吃饭。此外，床头跟厨房的炉子距离大约只有2.1米，结果我被自己庆祝搬进新居而煎的比目鱼味道熏了一整晚。我唯一的烹饪方式差不多就是油煎，因为厨房的配备只有一个煎锅、一个盘子、一个小碗、一个咖啡机跟一个大玻璃水杯，除此之外连半个基本的锅盆也没有。所以，在这间屋子里生活的秘诀就是即兴创作：我把从沙拉吧拿回来的锡箔纸盒回收再利用，当成盘子，再把厨房里唯一的盘子当成切菜板用；至于床正中央凹陷下去的部分，我则把毛巾折起来铺上去，弄得平一点，就可以睡得比较安稳。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现在有一个联络地址、两份工作，还有一辆租来的破车。在6号汽车旅馆那几天里一直纠缠着我的焦虑，如今总算开始散去一点。
因为我自己就拥有一个完整居住单位，结果成了蓝天堂旅馆里的贵族阶级。我在公共洗衣房里遇到的其他长期住户，都是有制服和连身工作裤要洗的蓝领阶级劳工，一般说来晚上都不吵。他们大多是有孩子的夫妇，看起来跟大家会在情境喜剧里偶尔瞥见的白人劳工差不多。但跟电视里的人物不一样的是，在现实中，我的邻居们是三到四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间，共享一套卫浴和小厨房；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多了一间卧室。有一名年轻小伙子问我住在哪间公寓，而后他告诉我，他先前就住在我如今住的那一间，只是当时除了他，还有另外两个朋友跟他一起挤。一名带着3岁孙女的中年女子语带安抚地告诉我，住在汽车旅馆里，一开始总是比较难一点，特别是当你本来习惯住独栋房子，但过一阵子之后你就会习惯了，不再去想以前的生活。以她本人为例，她已经在蓝天堂旅馆住了11年。
我在周一早上7:30抵达女佣公司办公室。我充分休息过，并准备好面对任何可能情况。我对这种清洁服务完全不了解，虽然根据我拿到的手册数据显示，这种服务在全国有超过300家加盟店①，但我对家事服务的理解，几乎全来自19世纪英国小说和《楼上楼下》②。有如预兆一般，我在开始工作前的周末竟看到这部戏回放。我心惊地发现，他们穿的黑白制服看起来多么适合他们，而比起那些乳臭未干又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人们，他们又是多么有智慧。我们也有制服，但看起来蠢呆的程度远胜于优雅，不只不合身，颜色又配得太俗丽，鲜绿色裤子配上亮到令人眼睛都快瞎掉的向日葵黄马球衫。除此之外，在书面文字和接下来一天半的训练之中都提到，我们也有特殊的礼仪规定。不能在任何场所抽烟，至少在到达工作的屋子之前15分钟开始、…．就不能抽。在屋子里不能吃、喝任何东西，也不能嚼口香糖。在屋子里不能咒骂，就算屋主不在也一样，而且大概为了要让我们有练习机会，在办公室里也不能讲任何污秽字眼。我刚开始还能幽默自嘲：所以这里就是“楼下”了。但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楼下”将通往怎样的深渊。①像快乐女佣、抹丽女佣( MOlly Maids)、国际女佣（The Maids International）这类全国甚至国际清洁服务公司，都兴起自20世纪70年代，如今在家事清洁业界有20%-25%的占有率。1997年，《连锁加盟时报》（Franchise Times）刊登一篇关于快乐女佣公司的报导，文章中简洁地指出“该领域正在蓬勃发展，利基市场火热，因为美国人连在家庭里都寻求外援。”见《72个快乐女佣》( 72 Merry Maids)，《连锁加盟时报》，1997年12月。但并非所有的清洁服务公司都生意兴隆，尤其非正式的家庭式公司存活率都不高。就像我曾透过电话应征过的一家公司，他们甚至连一场粗略的面谈都不需要，只要我能在隔天早上7点出现在公司就可以了。因此所谓的蓬勃发展只集中在全国或国际连锁店这个区块，包括快乐女佣、抹丽女佣、迷你女佣( Mini Maids)、女佣队（Maid Brigade）及国际女佣等机构。而奇怪的是，它们的名称全都在强调这个产业的过时面向，即便所谓的女佣有时可能会是男性。快乐女佣在1996年声称有15%-20%的年成长率，而在我离开缅因州后以电话进行的访谈中，抹丽女佣跟国际女佣的发言人都向我表示，他们公司的营业额每年都有25%的成长率。②Upstairs，Downstairs，一部英国电视剧集，剧中主要角色是住在楼上的上层社会家庭跟住在楼下的家仆们。——译者注
40分钟过去，所有人除了嫌麻烦地对我点个头之外，对我的存在没有任何其他反应。在这段期间，其他约20名员工陆续抵达。她们全都已经身穿闪亮刺眼的制服，取用女佣公司仁慈提供的免费咖啡、贝果和甜甜圈当早餐。全部清洁人员中，除了一个之外全是女性，平均年龄大约近30岁，个别年龄从刚加入医疗制度的新鲜人到老鸟都有。大家用完早餐后，把抹布、装着清洁剂的瓶子放进手提塑料桶里，整体上呈现一种愉快的喧闹氛围。但令我惊讶的是，除了讲讲自己周末吃了什么（披萨）和喝了什么（加酒的果冻）之外，她们几乎很少交谈。由于我们聚集的房间里只有两张折叠椅，而且两张都有人坐，另一个新来的女孩和我只好安静又紧张地盘腿坐在地上。同时，其他固定员工则被分成三到四人一组，派去当天要打扫的房子。有一名女子向我解释状况，说明每个队伍不一定会每周回去打扫同一间屋子，也不保证今天跟你工作的组员明天还会跟你同一组。对顾客而言，我猜这是企业式清洁服务的优点之一：不用涉入棘手的人际关系，也不必对清洁人员有罪恶感，因为顾客几乎只跟办公室经理泰咪或分店长泰德沟通。①至于这种服务带给清洁人员什么好处则很难说，因为我听到的消息是，自己当老板的清洁人员最高能赚到1小时15美元。相较之下，清洁服务公司清洁员的薪水实在低得可怜。我在内部办公室等候领制服时，听到在那里办公的泰眯跟一名客户讲电话。她跟对方说，女佣公司的收费标准是每派一名人员，每小时就收费25美元。所以我们每工作1小时，公司就得到25美元，而我们只拿到6.65美元？我想我一定听错了，但几分钟之后，我听到她对另一名来电者说出同样的话。所以跟自营业者比起来，在这里工作唯一的优点就是：你不需要找客户，甚至也不需要车——你从福利制度（或者在我的情况里，是从巴士站）出来之后，就直接下海来这里。②①女佣们的薪水、社会保险税、绿卡、背痛和孩子照顾问题等，全都是公司的事，落实到实际操作上，就是当地的分店长在处理。因此若客户或雇员有任何抱怨，都只会向分店长报告，客户和真正为他们打扫的劳工从来不需要跟彼此打交道。由于分店长往往是中产阶级白人，因此对传统雇主和女佣关系有某种道德焦虑的人而言，清洁服务似乎变成一种理想的解套方案。②我不知道我在波特兰这间女佣分店的同事中，有多少人以前曾有福利制度保障，但在一次电话访谈里，女佣公司马萨诸塞州安多瓦( Andover)分店的店长告诉我，他旗下有一半员工以前曾被纳入福利保障制度，而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可靠。
最后，当其他人全都坐上本公司引人注目的绿黄相间车子，出发去上工之后，我被带到内部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那个房间大概只有衣柜那么大，我就在那里通过看录像带来学习怎么当一个家庭清洁员。我先前到另一家公司应征时，那边的经理告诉我，她不喜欢雇用先前曾当过清洁员的人，因为她们会抗拒公司采行的系统。所以我准备好要清空我的脑袋，忘掉之前所有的家事经验。录像带一共有四卷：清除灰尘、浴厕、厨房及吸尘。每卷带子都有一名应该是西班牙裔的年轻美女当主角，她会安详地遵从男性画外音的指示四处移动。例如：吸尘时，从主卧室开始；清除灰尘时，从直接连着厨房的房间开始。当你进入一个房间时，要在心里以伸手所及的范围为单位，把空间分成几个小部分。从位于你左侧的单位开始，而在每个单位之内。以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清扫。如此一来，就不会忽略掉任何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