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清除灰尘”这卷录像带，因为它有无可否认的逻辑性，以及某种禁欲苦行般的美。当你进入一个房间时，要在一条白抹布喷上稳洁( Windex)清洁剂，放进你的绿围裙左侧口袋里；另外一条抹布则喷上消毒剂，放在中间的口袋；还有一条黄色抹布要喷上木板亮光剂，放在右侧口袋；一条用来抛光物体表面的干抹布，要放在裤子右手边口袋里。闪亮的物体表面用稳洁擦，木质表面用木板亮光剂擦，除此之外所有东西都要用消毒剂抹布擦得一尘不染。不时地，泰德会跑进来跟我一起看，把画面停格在一个特别戏剧化的时刻，加以强调：“看到她怎么在花瓶附近工作吗？花瓶最容易出意外。”若泰德自己被拍进录像带里，一定会像部卡通片，因为他那张胖脸上的唯一特征，是一对小如钮扣的棕眼和一个哈巴狗鼻，而裹在马球衫里的大肚腩则垂挂到短裤腰带底下。“你知道，这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他带着某种近似骄傲的神情告诉我。当录像带提到要小心别在抹布上喷太多清洁剂的时候，他把录像带暂停，告诉我喷太少清洁剂也不对，尤其是当这么做会减慢工作速度的时候。“？“清洁剂比你的时间便宜。”真高兴知道还有东西比我的时间廉价，起码在公司的评价顺序中，我的位置还排在稳洁清洁剂之前。
“吸尘”是我看得最心烦的一卷，实际上该说是两卷连映。第一卷 开场就介绍我们要用的一种背包式特制吸尘器。没错，吸尘器真的用背带套在人的背上。一名声称是这套机器发明者的矮胖家伙在影带里做示范，他背起吸尘器，把胸前跟胸下的背带拉紧，然后骄傲地对镜头说：“看吧，我就是吸尘器。”他声称这部机器只有10磅重，但实际上我很快就发现，连同其他在背带上晃来晃去的零件加起来，总重量大概接近14磅。那么，我那难搞又娇生惯养的腰该怎么办？这位发明者回到人跟机器结合那一套上，指出：若把机器正确地背在身上，我们本身也会变成吸尘器，唯一的限制只有一根连着电源的线，而吸尘器并不会背痛。这些说明搞得我好烦，所以我放第二卷录像带来看。第二卷录像带说明实际的吸尘程序。我用一种像电影制作者在看电影的方式，带着某种距离感看这卷影带。在影片里做示范的女佣，有可能真的是女佣吗？她在影片里打扫的屋子，又真有人住吗？如果有，什么样的屋主会认为把逃走的绿头鸭子画像挂起来就叫装潢？而且房子不但毫无特色，甚至在女佣进来打扫之前就已经一尘不染。
起初我对说明浴厕和厨房打扫方式的录像带感到不大对劲，过了好几分钟之后才发现为何如此：因为它们几乎完全没提到要用水。我的打扫方式是我妈教的，她是个固执的家庭主妇，打扫用的水热到必须戴上橡胶手套才能碰，而且水量简直像尼加拉瓜瀑布，我猜大部分细菌都在肥皂水有机会破坏它们的细胞壁之前，就被水流的力量压死了。但在女佣公司提供的录像带中，完全没提到病菌这回事。我们的敌人只存在于肉眼可见的范围内，包括肥皂沫、灰尘、柜子表面的积垢、狗毛、污渍和污点，对付它们的方式则是用湿抹布，若再顽强一点的就用“都毙”（Dobie，我们使用的塑胶抹垫品牌）。我们要达到的干净程度，仅止于除掉可能会被客户看到或摸到的不洁物，除此之外唯一的责任就是把东西擦过跟抹过。至于细菌转移的可能性，无论是透过抹布或透过手、从浴室转移到厨房，或甚至从一间屋子转移到下一间屋子，录像带中都只字未提。
录像带所强调的是“有如上妆般的抚触”，而当泰德几次漫步回到这个房间的时候，也都一直要我把眼光放在这点上。我们要用婴儿油使不锈钢水槽发亮，把所有调味料、洗发精等罐子的标签那面朝外放，用牙签把波斯地毯的边缘流苏理整齐，用吸尘器在地毯上做出特别的蕨类图案，厕所卫生纸及厨房纸巾的末端都要特别折好（就像在饭店房间里的样子一样），一团乱的零散纸张、衣服或玩具等，也要把它们堆成乱中有序。最后，房子要喷上清洁服务公司的招牌花朵味空气芳香剂，这样客户一回到家就知道，他们的房子已经被“清洁”过了。①①当我把女佣公司所使用的清洁方式，描述给谢里尔·门德尔松（ Cheryl Mendelson)这位曾写过《家的舒适》（Home Comforts）的家庭清洁专家听时，她简直不敢置信。她告诉我，喷上消毒剂的湿抹布没有办法使柜子表面变干净，因为大多数消毒剂一接触到有机物质（亦即灰尘）就会降低效力，所以抹布每用一次，效力就减低一层。真正有效的清洁方式是用去污剂、热水，然后冲干净。至于地板，她认为我们用的水量完全不对（一桶半的小水桶量，而且温度从来没高于室温）。事实上，我用来擦地板的水常常混浊得令人不舒服。我也把“女佣”公司的清洁方式告诉唐，阿斯利特( Don Aslett)，他曾写过无数清洁技巧专书，并宣称自己是“美国第一清洁家”。他不愿直接批评女佣公司，也许是因为他经常受清洁服务连锁业者邀请担任会议讲者（至少他是这么告诉我），但他确实有跟我说他会怎么清洁柜子表面。首先，彻底喷上可清洁各种污垢的清洁剂，接着等三到四分钟的“杀戮时间”，最后再用一条干净的布擦干。他表示，光用一条湿抹布擦拭表面只会使灰尘四处扩散。但显然女佣公司的重点不在于清洁，而在于创造一种“已经被清洁过”的表象；它的目的不在卫生，而是在为家庭生活创造一种舞台景象。而美国人偏好的舞台，似乎是一种只有象征意义的无尘景象，就像某种汽车旅馆，或出现在肥皂剧跟情境喜剧里的虚假装潢屋。
经过一天训练后，公司认为我可以跟一组人共同出去工作了。我很快发现，现实生活跟电影完全不一样，起码跟“清除灰尘”那卷录像带里演的不一样。首先，跟我们的实际状况比起来，那卷训练录像带根本就是慢动作播放。我们早上并不是提着装满清洁剂跟用具的桶子走向车子，而是用跑的；车子在屋子旁边一停下来，我们就提着桶奔向门口。莉莎是我第一个组长，她是一名脾气不错的三十几岁女子。她向我解释，之所以这么赶，是因为公司只分配给我们一定时间打扫全部房子。但这些房子从只有一套半卫浴设备、60分钟内就能打扫完的公寓，到有好几套卫浴设备、第一次打扫就要花费200分钟以上的房子都有。我很想知道，我们既然是按小时计薪的人员，为何还要遵守泰德定下的时间限制，但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在摆架子，所以迟疑着没有说出口。我们每到一个屋子，莉莎就会分派工作，我暗暗祈祷不要被派去洗浴厕跟吸尘。但是在时间压力之下，即便是清除灰尘的工作都紧迫逼人。为了清除灰尘，我必须拼命踮起脚尖去擦门框顶上，为了能够擦到踢脚板而沿着地板一路爬行，以及站在桶子上用力拍打较高架子上的灰尘等，在连续做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可不介意拿着一杯水坐下来喝。但我们一旦向组长报告任务完成，就会立刻被派去协助其他人。有一两次，组长嫌自然界的水汽蒸发过程太慢，于是派我去弄干擦过的地板。我得在脚底下各踩一块抹布，踩遍整片地板把它弄干。通常当我走出房子，把擦地板的脏水倒掉、洗抹布的时候，其他组员都已经上车，车子引擎蓄势待发。莉莎向我保证，她们从来没把任何成员丢下过，就算是一个谁都不认识的新人也一样。
在面试的时候，公司曾向我保证会有30分钟的午餐休息时间，但在现实中，却变成在便利商店停5分钟上厕所（如果这称得上午餐休息时间的话）。我跟另外几个人一样，带了自己做的三明治当午餐，每天都是一样的火鸡胸肉加起司。除此之外，其他人有的吃便利商店食物，有的吃早上从免费早餐吧偷留的一个贝果或甜甜圈，有的人则什么也没吃。跟我同组的两名已婚女子吃得最好：三明治跟水果。比较年轻的女子吃的午餐可能是一片披萨，一个披萨口袋饼（一块面团外面裹着一点披萨酱），或一小包薯片。别忘了，我们不是办公室员工，不是坐在那里用基础新陈代谢率悠闲度日。公司办公室有面墙上贴着一张海报，海报上愉快地标示着各种工作每分钟燃烧的卡路里，从每分钟燃烧3.5卡的清除灰尘工作，到每分钟燃烧7卡的吸尘工作都有。若以一天工作7小时（8小时再扣掉往返各间屋子的交通时间），每分钟平均燃烧5卡来算，那么除了没工作时人体消耗的900卡基本热量之外，我们每天还必须再吃下2100卡才行。罗莎莉跟我一样是新人，刚从本州北部郊区一间高中毕业，她的午餐少到我忍不住出手干涉，因为她只吃了多力多滋而已，而且量才那么一点点，要不是前一天留下的半包，就是刚买的一小包。她告诉我，这只是因为她家里没剩半点东西（虽然她跟男友和男友的母亲住在一起）。而且她实在没钱买午餐，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因为我问她要不要在即时超市( Quick Mart)顺便帮她买一罐汽水，她才不得不承认她连89美分都没有。我请她喝那罐汽水，虽然我心里希望自己能像个妈妈一样逼她喝牛奶而不是汽水。那她怎么撑过一天8小时甚至9小时的工作？ “呃，”她承认：“有时候我会觉得头晕。”
我的同事们到底有多穷？虽然人们往往认为，会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一定是出于绝望，或至少有一段犯了错和坎坷的过去，但我无权过问这些。我看过的监狱电影教会我这方面的礼节，新进去的人可不会四处握手寒暄，乱问别人“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所以我只是倾听，在车子里和大家聚集的办公室里都这么做。起初我发现，这里的人似乎都不至于无家可归。几乎所有人都跟某些亲戚住在一起，或跟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形成形式上的家庭。大家会谈到去探望某个住院的祖父母，或寄生日卡给侄女的丈夫；单亲妈妈会跟自己的妈妈同住，不然就是跟同事或男友合住公寓。我们之中最年长的是宝琳，她有自己的房子，但她却睡在客厅沙发上，而她四名成年子女和三名孙子女则把卧室都住满了。①①我的女性同事们全都是白人，而且除了一个人之外都是盎格鲁萨克逊裔。这种情况在美国占大多数，至少劳工统计局报告上的数据是如此显示。劳工统计局在1998年勉力找到的“私人住家清洁员与帮佣”之中，36.8%是西班牙裔，15.8%是非裔，2.7%是其他族裔。然而，在白人雇主的脑袋里，家事清洁往往跟少数族裔连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儿萝莎被介绍给一个有钱哈佛同学的父亲认识，他竟然开玩笑地说，她取这个名字，一定是为了想成为最受欢迎的女佣（在美国一般大众印象中，Rosa这个名字往往跟墨西哥裔女佣联想在一起。——译者注）。此外，奥黛·罗德(Audre Lorde)也曾提到她在1967年的一次经验：“我推着购物车在一家超级市场里走动，车上坐着我的两岁女儿……另一台购物车经过我们旁边，坐在上头的白人小女孩兴奋地对她母亲大叫：‘妈眯你看，有一个宝宝女佣！’”引自玛丽·罗梅罗《女佣在美国：一些性别观点》（Mary Romero，Maid in the U.S.A.:Perspectives on Gender, New York:Routledge, 1992），27页。但家事劳动力的组成分子很少固定不变，也会随着不同族群所获得的生涯机会而改变。19世纪晚期，来自爱尔兰跟德国的移民服侍着都会区的上层阶级跟中产阶级，而后她们就尽可能快速抽身转到工厂工作。非裔女子随后取代她们，占20世纪40年代家事帮佣人口的60%。她们独占这块区域，直到其他工作机会开始向她们开放为止。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西岸，日裔帮佣多到不成比例，直到她们也同样找到更适合的工作机会为止，见菲莉丝，帕尔默著《家务和灰尘：美国的家庭主妇与家事帮佣，1920-1945》（ Phyllis Palmer, Domesticity and Dirt: Housewives and Domestic Serv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20-1945,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12-13页。今日，在不同区域，有不同族裔肤色的手拿着海绵擦抹：在西南部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在纽约是加勒比海裔美国人；在夏威夷是当地夏威夷人；在中西部跟缅因州则是美国白人，其中许多是最近才从乡村地区被迫出来工作的人。
即便看起来没有人睡在车子里度日，但从一开始我就看到一些迹象显示，她们的生活就算不用悲惨来形容，说是非常捉襟见肘也不为过。抽了一半的香烟往往会被收回烟盒里留待下次继续抽。即便是50美分的过路费，也得彼此商量一下谁有这么多钱可以先出，以及能否信任泰德会立刻把这笔钱补给我们。有一次，一名跟我同组的同事被一颗疼痛的智齿弄得快疯了，只得不断从我们打扫的房子里拨电话出去，寻找哪里有不收钱的牙齿医疗。而当我的（或者我该说莉莎的）小组发现我们桶里没有半块“都毙”的时候，我建议找一家便利商店买一块，而不是大老远开车回办公室去拿。但我自己没带钱出来，结果我们四个人连2美元都凑不出来。
我在女佣公司工作的第一个周五，是9月初缅因州少见的热天。我们经过一间银行时，看到银行电子广告牌显示气温高达华氏95度。我跟一脸悲惨的罗莎莉及这次的领队麦蒂一组。麦蒂比较阴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阴沉跟莉莎毫不放松的高速步调比起来，几乎算是种解脱。我后来才知道，莉莎是最高阶的清洁员，实际上算是某种督导人员，而且据说她会告密。但麦蒂是一名年约27岁的单亲妈妈，她只工作了三个月，正因为孩子照顾问题而郁郁寡欢。她在前往第一栋屋子的路上告诉我，她男朋友的姊妹在看顾她18个月大的孩子，一周要价50美元。这对在女佣公司的收入来说是一项沉重负担，而且她还无法完全信任这名姊妹，可是正式的日间照护中心却可能要价高达一周90美元。打扫完第一栋房子，进度顺利，于是我们吃“午餐”：罗莎莉吃多力多滋，麦蒂吃一包小鱼饼干。之后我们就朝下一栋位于市郊的房子出发。公司发的指示单上有警告我们，这是一栋有五套浴厕的房子，而且是第一次请人打扫。但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大小时，还是目瞪口呆地提着桶楞了一会儿，才四处找一个适合我们走进去的低调出入口。①那房子简直像一艘被拖上岸的大邮轮，船首横过隆起的绿色草地，船上有无数个窗户。“唉呀呀，”麦蒂说，一面读着指示单上的屋主名字：“w太太和她大得该死的房子，但愿她会请我们吃午餐。”①对有钱人来说，房子几乎可以毫无限制地扩大。从1971年到1996年间，新房子的建坪数增加39%，屋子里有起居室、娱乐室、在家办公室、卧室等，而且往往一个家庭成员就有一套卫浴设备，见《家事战争中的缓和期》（Détente in the Housework Wars)，刊载于《多伦多之星》( Toronto Star),1999年11月20日。到了1999年第二季，17%的新屋大小超过279平方米，这个大小通常是判断是否需要管家的指标，或者换句话说，这种大小的屋子已经不可能单靠居住在里面的人来理了。见《塑造出娇生惯养的新富阶级》（Molding Loyal Pamperers for the Newly Rich)，《纽约时报》，1999年10月24日。
w太太根本不高兴看到我们。当非裔保姆带我们到那间不管叫起居室、日光浴房还是书斋或什么鬼东西的房间时，她就坐在那里气呼呼地瞪着我们。毕竟，她还得监督一名看起来像厨子的保姆，和一群似乎在为装修工作收尾的男子。她不想站起来带我们看一遍房子，她说她已经在电话上跟办公室讲过了。但麦蒂就是站在那里，我跟罗莎莉一起站在她背后，直到w太太让步。她一面带我们看房子，一面下指示：我们必须把所有东西移开，清理它们底下，踢脚板也全部要清洁干净。我算一算，那些踢脚板加起来有好几英里长。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正在睡午觉的宝宝，不能让任何清洁剂接近她一步。
之后我就被派去清扫灰尘了。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称呼各式各样的房间，此时女佣公司教导的那套系统竟成了我的救生圈。我要做的事就是持续以从左到右的顺序移动，在房间里是这个顺序，在房间之间也是这个顺序，除此之外还要试着记得一些地标，以免不小心把一个房间或走廊清了两次。打扫灰尘的人能最完整综览屋主的生涯概观，因为我们必须把每一样物品跟小东西拿起来一一清扫。结果我发现，w太太是一间重要女子大学的校友，如今则忙着监控她的投资和她宝宝的肠子运动。我发现了她为了完成后一个任务所准备的各种图表，上面留了格子要填上时间、最近喝下的液体、黏稠度以及颜色。在主卧室里，我掸了一整个书架的育儿书籍，包括有关怀孕、喂母乳、出生后前六个月、出生后第一年、出生后前两年的书。而我不禁想，被迫无法自己照顾孩子的麦蒂若看到这些，不知道作何感想。也许世界上的女人被秘密分成两种：可以养孩子的跟不能养孩子的，而处于女佣地位的女人不再被视为是可以养孩子的人。我们的办公室经理泰眯自己曾经是个女佣，但也许这就是为何她如今每天戴着2.5厘米长的假指甲，身穿妖艳的短小服装，宣示她已经晋升到可以养小孩的阶级，不可以再送她回去打扫。
室内比室外还热，我猜是为了宝宝好而不开冷气，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直到我遇上一楼两旁跟后侧整排堤岸般的玻璃门。每扇玻璃门都要喷过稳洁、擦干和擦亮，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而且要擦到毫无纹路留下、透明到不可能再透明为止。在室外，我可以看到建筑工人们喝光一罐罐佳得乐运动饮料，证，但女佣的规定却是：若她人在室内，就不能有任何液体或食物碰到她的嘴巴。在此我得声明，我不是没有流过汗的人，我甚至常满身大汗。我住在亚热带区域，那里就算是不动的东西，一年之中有九个月时间也是湿漉漉的。我平时就会运动，而且踩了踏步机十分钟之后，还会对身上T恤留下的V形汗渍感到某种男子汉式的骄傲。但通常在一般人的生活中，流失的液体会立刻补充回来。那些生活在雅痞世界里的现代人（例如在机场），看起来就像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永远拿着一罐水不放。然而在这里，我却在毫无任何补充或休息的情况下不停流汗。汗不是一滴一滴流，而是不停地整片浸湿我身上的马球衫，大量从我双腿后侧流下。我早上涂的眼线膏（我知道我是个多此一举的笨蛋）早就已经流到下巴底，而如果我想的话，还可以把辫子拧一拧。我一面在（众）起居间里工作，一面想着，不知道w太太是否有可能了解到，从另一个观点看来，她买来表示自己独特品味的一大堆华丽小东西，每一个都是横亘在某个口渴的人和一杯水之间的障碍。
当我再也找不到任何需要擦拭的表面，也终于打扫完那些源源不绝的房间时，麦蒂指派我去清洁厨房地板。好吧，只不过W太太人就在厨房里，所以我名副其实必须匍匐在她脚下。是的，我们没有海绵拖把那种一般人会在家里使用的常见用具，因为匍匐在地的清洁方式，绝对是像女佣公司这种企业式清洁服务的卖点。一个对手公司在小册子上自夸地如此写着：“我们用老派的方式清洁地板：双手与膝盖并用。”事实上，无论这种四肢着地的方式可能有什么优点，比如你当然比较接近地板，比较不会遗漏掉某块小污点等，但都会被女佣公司清洁系统所强加的人为缺水状况削弱。公司规定我们只能用不超过小半桶微温的水，清洁厨房和邻近所有要擦拭的地板，还包括早餐台跟其他用餐区域。意思是，不消几分钟，我们就等于只是把灰尘在地板上均匀地重新分配而已。偶尔会有客人打电话来抱怨我们清洁过的地板，例如有一名男子不小心把东西溅在刚“清洁过”的地板上，他用纸巾去擦，结果那张纸巾竟然变成灰色。若改用一支拖把和一整桶热肥皂水，不只能使地板变得更干净，也能给实际从事这项清洁工作的人更多尊严。然而，似乎正是这种趴伏在地的原始服从姿势（甚至推到极端，是连肛门都敞开到可以被进入的姿势），才能令使用女佣服务的客户感到满意。①①在《家的舒适：理家的艺术和科学》（Home Comfort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Keeping House, Scribner，1999）一书501页中，谢里尔，门德里松指出：“绝对不可要求你雇用的家事清洁员匍匐在地清洁地板，这种要求很可能使对方有被贬低的感觉。”
不管怎样，W太太的地板很硬（我猜是石头制，不然也是类似石头的材质），而我们今天没带任何膝盖用垫布来。在我中产阶级的无知脑袋里，曾以为膝盖垫布只存在于莫妮卡，莱温斯基①的情色幻想中，但我错了，真的有这种东西，而且通常还是我们的标准配备之一。总之，我只能跪在地上，在房间里四处移动，宛如某个疯狂的赎罪者在十字架底下爬来爬去。而后我发现w太太死盯着我不放，她盯得那么紧，使得我有一瞬间狂乱地以为，搞不好我曾经在她母校演讲过，而她正在思索到底曾在哪里见过我。万一我被认出来，我会被炒鱿鱼吗？她会不会至少灵光一闪，想到要给我一杯水喝？因为我已经决定，如果她真的给我水喝，我会接受，管它什么规则不规则，反正万一这件事传到泰德耳朵里，我就说我觉得拒绝客户很不礼貌。不过，结果我根本不需要担这个心。她是在监视我有没有漏掉哪一寸没擦到。最后当我终于腰酸背痛地站起身。眼睛因为汗流进去而痛苦地眨着，她还说了一句：“既然你都在擦地了，不如顺便把玄关的地板擦干净。”①Monica Lewinsky，涉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性丑闻案的女子，该案以清楚描述性交细节而闻名。——译者注
那天结束时，我冲回蓝天堂，把遮光帘拉下，就在厨房里把制服从身上剥下来，因为浴室小到容不下一个人和她脱下来丢在地上的衣服。然后我站在莲蓬头下，足足淋了10分钟水，心里想着这些水是我的。我为这些水付了钱，事实上，这些水是我挣来的。我在女佣公司撑过一周，没有发生不幸意外、受伤或暴动。我的背还好，意思是我已经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连我几年前曾因腕道症候群受伤的手腕，都没发出抱怨。同事们曾警告我，她们第一次穿上背包式吸尘器的时候会觉得晕眩，但我没有。我很强壮，不只强壮，我很好。我有把那桶脏水扔到W太太的白色休闲夏装上吗？没有。我有拿起吸尘器手柄，把某人的中国陶瓷雕像或喜姆娃娃①砸碎吗？一次都没有。我一直保持着肯做事、有活力、乐于提供协助的态度，而且是个符合老板期待的知足新进人员。若我能撑过一周，我就能再做一周，而且反正也得如此，因为我根本没时间找其他工作。原本说好下午3:30就可以下班，结果根本是个神话，我们通常要到下午4:30或5:00才能下工返回办公室。再说，我难道想用下班后那副汗流浃背、满身臭味的样子去面试吗？得了吧。我决定在老果园海滩的夕阳下散个步，慰劳自己一下。①Hummel figurine，一种以快乐儿童为主要人物的高级瓷制娃娃系列。——译者注
由于天气太热，这个时节海滩上还有几名泳客，但我穿着短裤和T恤坐在海边，看着海浪拍打沙滩就很满足了。太阳西下之后，我走回镇上找我的车，此时却惊喜地听到让我联想起纽约或柏林这些城市的声音。一对秘鲁籍音乐家在码头附近一小块绿地上演奏。在他们周围，包括当地人和度假者在内，约有50个人聚集，用带着夏末寂寥表情的脸望着他们。我摸索着穿过人群，找到一个能好好看着两名音乐家的位置坐下。他们其中一个是美丽的吉他手，另一个是高个子吹长笛的男子。他们来这个破旧的蓝领阶级度假地做什么？而这些观众又怎么看待两名南方暗肤色人士的意外造访？从长笛流泄出来的旋律，听起来既极度陌生，又全然地熟悉，仿佛几世纪以前，这个旋律就已铭刻在我的农人祖先心中，但一直被遗忘，直到此刻才再度想起。其他人似乎全都跟我一样听得入神。两名音乐家一面演奏，一面对彼此眨眼微笑，于是我懂了，他们是全世界底层人物的密谋特使，要从一片潦倒和污秽之中，偷偷攫取出一点欢乐。音乐结束时，我给他们1美元钱，大约等同于10分钟的汗水。
我那神力女超人的心情并没有持续下去。首先，虽然我的肌肉和关节表现良好，但我的皮肤却决定不从。我手臂上和腿上冒出粉红色的发痒肿块，起先我以为一定是因为我们被锁在门外时，我不小心碰到有毒的长春藤。有时候屋主会忘记我们要去打扫，不然就是忘记把钥匙留在门垫下，或者改变主意不想要清洁服务了，却没想到要通知泰德。对我们来说，这可不像小学生遇到大雪天一样，可以开心地因为天灾而放假，因为泰德会把客户的不负责任怪罪到我们头上。他在某天早上的开工前会议表示，若屋主忘记我们要去清扫，“背后就有些其他意思”，比如他们对服务感到不满意，于是用这个方式迂回地告诉我们，。有一次我跟到宝琳当组长的一组，她打电话给泰德报告我们被锁在门外，而后她无奈地向我们转述他的反应：“别这样对我。”所以，在我们能放弃并宣告一个地方真的被锁住之前，我们必须像闯空门的小偷一样，四处搜寻其他入口，这可能意味着要踩过蔓生的植物，以便能探头朝窗户里面看，此外还要测试过所有的门。我是没看到任何有毒的长春藤，但谁知道还有哪些毒物家族（比如橡树、漆树等）潜伏在缅因州的植被中？
要不然罪魁祸首就是清洁剂，但若是这样，应该会从双手开始起疹子才对。经过两天酝酿后，一场严重的皮肤炎已经蓄势待发。我把从药店买来的止痒软膏涂在身上，但晚上一次最多只能睡一个半小时就会被痒醒。我醒来时了解到，我是可以工作，但也许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我看起来大概就像个麻风病患。但泰德对生病没有多少同情心。我们的早晨会议有一次以“用工作撑过去”为主题。他说，某个人（因为他不想特别讲明是谁）把自己的偏头痛拿出来讲：“今天如果换做是我有偏头痛，我只会吞两颗爱煞赚( Excedrin)止痛药，然后继续过活。你就是得这么做：用工作撑过去。”所以，出于一种科学实验精神，我出现在办公室里，想看看我这副满身斑点和发炎的样子，是否足以让我被赶回家去。如果是我，绝不想让这副样子的人处理我孩子的玩具，或浴室的肥皂。但泰德的诊断是：没问题，你一定是乳胶过敏。只要别用我们为特别难搞的情况预备的乳胶手套就好，他会给我另一种手套戴。
若我要忠于现在的角色，就应该在下班后去急诊室，并试着找一个慈善性质的小型照护机构。但这已经超过我的忍受范围，晚上实在痒得不得了，我数度快要崩溃，不断挥舞手臂、用力顿足，才不至于疯狂乱抓或失声大叫。所以我回头到自己真实的社会阶级网络里寻求协助，打电话到西屿，找一个我认识的皮肤科医师，硬逼他在没亲眼看到症状的情况下开药给我。结果，包括止痒药膏、消炎药膏以及让我晚上能睡觉的抗组织胺剂在内，整件事花掉我30美元。天气仍然热得根本不像九月，而我常常在一面竭力忍耐着搔痒感．一面吸地或擦抹的同时，望着某个人的天蓝色游泳池兴叹。就算是没有皮肤发疹困扰的人，也由于可怕的热气和清凉却碰不得的水彼此强烈对比，而多少受到些影响。在最炎热的几天中，有一次我们清洁完一幢有游泳池、池畔小屋和观景台的屋子之后，罗莎莉、麦蒂跟我着迷似地谈论人能浸在哪些液体里：盐水与清水、湖与游泳池、浪涛与平滑如镜的水面。我们连在房子里都无法洗手，至少在水槽被弄干跟擦亮之后就不行。就算我努力在不能再碰水槽之前洗过手，却永远有一些收尾的手续要做，例如在出了房子后，还得把最后擦地板的脏抹布．。也许我在某间房子里被虫子咬了，也可能是我为了努力做得再干净一点，把消毒剂直接喷在手上的关系。发疹三天之后，我又到老果园海滩一趟，就那么穿着衣服走入海中(我没想到要从西屿带泳衣来)，试着假装我是不小心被海浪打到海里，而不是某个可怜的街友，把海当成澡盆用。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不利我维持那种自以为是英雄的得意。在心里，我曾对自己能跟小我二三十岁的女人并驾齐驱工作，甚至表现还超越她们而感到沾沾自喜。但结果，我这种比较之后找到的优点，对她们的好处其实大于对我自己。我们彼此之间要说有什么连带感的话，也是在身体状况的层次上。一个人若体力衰弱，会造成其他组员的额外负担。大家时常彼此交换讯息，讨论以哪些草药和免处方笺药物来止痛。如果说我不了解我的同事如何靠这点薪水过活，或她们如何看待这种地狱般的处境，那么我倒是了解她们的背痛、抽筋和关节炎发作。萝丽和宝琳因为背痛而不能做吸尘工作，这个意思是，你会害怕被分到跟她们同一组。海伦一只脚扭伤了，而泰德某天在解释她为何缺席的时候暗示，那都是因为她偏执地坚持穿一双便宜、不合脚的鞋。玛姬的关节炎使擦抹工作成了一项酷刑，另一名女子的肩旋转肌则到了必须找复健师治疗的地步。罗莎莉告诉我，：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我眼里，她现在也仍是个孩子），因为捡蓝莓的关系伤了肩膀，我脑中浮现自己孩提时的景象：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天里，我漫步在田野间，边走路边摘一把蓝莓吃。但当罗莎莉还小的时候，她是在缅因州北部的蓝莓田里工作，而她肩膀受的伤是职业伤害。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疼痛的世界里，靠着爱煞赚和雅维止痛药来勉强度过，用香烟来平衡，或者在一两个人的情况里（而且只限周末），靠喝几杯来平衡。那些屋主到底知不知道，他们的屋子之所以能完美得像间汽车旅馆，是靠多少人的悲惨在支撑？若他们知道了，又会良心不安吗？或者他们会对自己所买到的服务，有种虐待狂式的骄傲？譬如对晚宴上的客人夸耀他们的地板只用最纯粹的人类泪水来清洁？我曾跟一名屋主短短交谈过几句，她是一个讲话直率的结实女子，从她书桌上的东西看来，她兼职当私人健身教练。当时我正在吸地，而她注意到我满身大汗。“这可真是激烈运动，对吧？”她指出，语气算得上友善，此外她还真的提议给我一杯水喝，这是唯一一次有屋主对我做出这样的提议。我藐视在屋内不得吃喝任何东西的规定，接受那杯水。并且留下一寸高的水没喝光，以免她以为我暗示她再给我一杯。这名训练师告诉我：，“我都跟客户说，如果你想保持身材健美，就只要把你的女清洁员开除，自己来做那些家事就得了。”我能发出的回答只有：“呵呵。”因为我们并不是坐在健身房里闲聊，此外我也无法跟她说明，这种形式的运动完全没有均衡可言，无情地不断重复，而且对肌肉骨骼结构的破坏远大于锻炼。
有一次，我的自制能力面临极大挑战。在一栋百万豪宅里（我猜大概值这么多，因为它有整整三层楼，再加上能饱览雄伟岩岸的视野），一名女主人带我到主卧室，而根据墙上一张框起来的相片看来，她认识真正的芭芭拉，布什。她向我说明她的淋浴间问题，淋浴间的大理石墙似乎“流血”到黄铜制的设备上，因此她问我能不能特别用力刷洗石头间的缝隙？我很想告诉她，流血的不是你的大理石，而是全世界的劳工阶级。是他们刨挖出这些大理石，编织你的波斯地毯直到眼睛瞎掉，收割那些被你放在餐室当秋季摆饰主题的苹果，镕铸那些做成钉子的钢，开卡车，建造起这座屋子，而如今则弯着腰，匍匐在地，汗流浃背地清理它。
就算在以底层劳工角色生活的时候，我也没有天真地想象自己就是这些被压迫的劳工之一。我之所以能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工作下去而没累倒，全是因为几十年来我有高于一般水平的医疗照顾、高蛋白质的饮食，以及在每年收费400或500美元的健身房运动。若我如今还算是一个有生产力的假劳工阶级，那也是因为我从事高度体力劳动工作的时间，还没长到弄坏身体的地步。但我可以在此为自己说句话：尽管几年来伴侣和丈夫都催我雇用家事清洁员或使用清洁服务，但我从来没这么做过（只除了两次，那是要把房子整理成可以短期出租的样子）。当孩子还小的时候，能有一名帮手确实很不错，但我当时负担不起。后来到了我负担得起的时候，我还是对这种做法有股反感。之所以如此．我想一部分是由于我母亲的关系，她相信一个由自己所打扫的家，是女性美德的证明。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我真实从事的工作是久坐不动型，因此我会以这边擦擦15分钟、那边扫扫30分钟的方式做家事，家事于是变成工作之间的休息。但即便一些上层中产阶级的朋友已经在雇用帮佣（他们内疚地并尽可能遮遮掩掩地这么做），我还是十分抗拒这种做法，因为我就是不想跟另一名人类建立这样的关系。①①在1999年，有14%-18%的家庭雇用帮佣做清洁工作，实际的家庭数字呈现急遽增加。媒体标竿调查公司( Mediamark Research)的报告显示，在1995-1999年间，1个月雇用清洁员或清洁服务1次以上的家庭数成长了53%。而马利兹市调公司(Maritz Marketing)发现，在1999年使用家事服务的人之中，有30%是从该年才首度开始使用。在新兴企业清洁服务业界（比如我所工作的公司），经理们不只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流入劳动市场的女性，还归因于家事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关系。1988年，雇用帮佣的趋势正要开始大幅流行时，快乐女佣公司马萨诸塞州阿灵顿分店的店长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上表示：“我会跟一些女性开玩笑。我说：‘我们甚至有拯救婚姻的功能。在新的80年代，你会对男性伴侣有更多期待，却通常得不到预期中的合作态度。所以你的另一个选择就是付钱让别人来做。’”见《被陈年灰尘伏击》( Ambushed by Dust Bunnies)，《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8年4月4日。另一家快乐女佣分店的店长则学会更直接利用家务争吵。他有30%-35％的案子，都是在周六早上9:00-11:00之间打追踪拜访电话成交，因为那段时间是“对整个房子是一团乱这件事起口角的典型时段”。见《家中藏着肮脏秘密》( Homes Harbor Dirty Secrets)，《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1994年5月5日。
让我们谈谈屎吧。跟贴在保险杆上的小标语写的一样，“屎烂的鸟事会发生”，而且它每天都发生在清洁员身上。我第一次以女佣身份遇见一个沾满屎渍的马桶时，我被自己必须被迫贴近它的感觉吓到了。几个小时前，某个被养得肥肥的屁股才从这个马桶座上吃力地抬起来走人，如今我则得在这里把他留下的烂摊子擦干净。为了从来没清过真正脏马桶的读者们好，我在此应该说明一下。屎渍有三种，一种是残留在马桶缸内侧的大块拖曳痕迹，一种是留在马桶座底侧的喷溅弹射残余，此外还有一种最恶心的，有时候会有一团褐色的硬块黏在马桶座边缘，应该是一坨屎在潜人水里的途中不小心擦撞到。你不想知道这些事？我自己也不想满脑子想着这种事好吗？但不同的屎渍会需要不同的清洁方式。留在马桶缸内侧那种稍微好点，因为能用刷子来攻击它们，刷子算是一种能在一段距离外发动攻击的武器。在马桶座上结成硬块的则最可怕，特别是在需要“都毙”和抹布介入的时候。
不然我们也可谈谈浴厕清洁员的另一个大报应：阴毛。我不知道美国上层阶级的人到底是怎么了，但他们似乎正以一种吓人的速度掉阴毛。你会发现它们出现在淋浴间、浴缸、按摩浴缸、排水孔里，甚至还会匪夷所思地出现在洗碗槽里。我有一次趴在一个巨大的四人用按摩浴缸里足足15分钟，简直快发疯，因为那些暗色小卷毛藏身在茄子色陶制浴缸的背景里，难找得要命，但我一面又着迷地想象那些经济精英们私处的样子，因为照这种掉毛速度，他们那里应该早就秃光了。
当然，除了拉屎和掉毛之外，屋主还能做出更糟糕的事，例如暗中监视我们。有一次我问一名同组的组员，为什么要规定我们不能在屋子里讲粗话，她告诉我，听说有屋主会把我们的工作情况录像下来。公司的官方说法还提到摄影机，他们说屋主会把摄影机放在有价值的物品附近，以便能逮到试图偷窃的清洁员。无论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泰德都要我们在打扫每间屋子时想象自己是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工作。①有些屋主则会对我们设陷阱。我在打扫某一间屋子的时候被组长严厉斥责，原因是我没有把零散地铺在木质地板上的波斯地毯一张张拿起来吸底下。组长之所以反应激烈，是因为这间屋子的屋主喜欢把很小堆的灰尘留在那里，当我们清扫完后，她就能检查那些灰尘有没有被清除掉。更常见的状况是，屋主会算好时间，当我们来清扫的时候还留在家里，以便能在现场监控我们。有一次，我在一间房子里负责吸地，屋主是一对已经退休的夫妇。我回头察看一个刚完成清洁的房间，结果一进去竞发现，女屋主那绷在紫色衣服里的屁股从地板上直朝着我翘起。我没想到她身手还能那么矫健，硬是爬到桌子底下想找出没被吸到的灰尘微粒。①当时我只觉得这是为了吓唬我们的夸大说法而已，但后来我看到许多隐藏式摄影机的广告，比如“不可思议的小如硬币的”高科技7号摄影机，它的设计是让人能“对保姆的行为留下影像监控纪录”以及“监视员工，防范偷窃”。
我是想多谈谈那些屋子本身，但我没有足够词汇来描述那些五花八门的墙面装饰、室内地板材料、灯光装置、壁炉配备、门廊和雕像。说到室内装潢，我从以前就觉得，我们身上没有毛皮又必须住在室内，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像建筑、家具这些由于人类生物学上的弱点所导致的后果，从来就引不起我的兴趣。对我来说，能让我了解屋主们脸上肌肉的抽搐、伪装跟不安全感的东西，是书籍和其他与印刷有关的工艺品。我得知一名屋主是山达基教派①信徒；另一名屋主则骄傲地宣称自己属于某个苏格兰氏族，跟我的祖先其实是同一族。另外还有一名屋主则把一张认证裱框起来，上面写着她被列入美国妇女名人录（Who's Who of American Women)。至于书籍方面，在比较通俗的文学品味群中（大部分屋主均属此类），我发现有格里森姆①和林伯②的书；较深奥的则大多为谭恩美③的作品，有一次我甚至瞄到翁达杰④的书。但在大多数情况里，书只是展示用。从食物污渍跟乱丢的衣物数量来判断，屋里的人实际上生活在放着大屏幕电视的房间里。唯一让我觉得非常受不了的书，是那些一定是整批买下的古董书。有时候屋主会把它们摊开放在茶几上，表示某种古风和真实感，仿佛屋主真的会把闲暇时间花在读一本1920年的书上，而且标题还是《维蒙特的雪橇比赛：一名男孩的冒险》( Bobsledding in Vermont；One Boy’s Adventure）。不过，时间压力无可避免地削减我进行文学探索的机会。对一名女佣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每座书架上的书有几本。若超过12本书，就可以当作一整个不要动的大型对象，只需把整排书四周的灰尘弄干净即可，但若少于12本书，就必须要一本一本拿起来掸。①Scientologist，一种认为基督只是众多先知之一的教派。——译者注①约翰·格里沙姆( John Grisham)，著有《黑色豪门企业》(The Firm)《失控的陪审团》（The Runaway Jury）等法律法庭小说的畅销小说家。——译者注②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美国保守派极受欢迎的谈话性节目主持人。——译者注③谭恩美( Amy Tan)，华裔美国作家，以《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书闻名美国文坛。——译者注④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著有《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等书。——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