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的屋主都很有钱。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屋子看起来只是中产阶级程度。此外，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缺人帮他们做点轻微的打扫工作，我们每周或每两周来打扫一次的时候，有些屋子真的是非常脏。但阶级也是一种相对性的东西。有一次我们连续打扫两间屋子，居住者的总数显然多于屋子里的卧房数量，而且泰迪熊是摆起来做装饰而并非放心把玩，显然表示有某种财务危机。在清完这两间屋子之后，我问当天的组长荷莉，接下来我们要扫的房子是不是“有钱人的”。她的回答是：“如果我们得打扫他们的房子，那他们就是有钱人。”
当我发现自己每天都被分发到荷莉那一组的时候，时间无疑已经是秋天了。早上会有晨雾，农产品展售摊都以南瓜为主打商品。我们在公务车上听广播电台，老摇滚电台一整天放好几次《玛姬梅》( Maggie May)来突显季节：九月即将结束，我真的该回学校了。其他人都出门上班或上学去，我们则像灰姑娘一样，留在被他们抛诸身后的家里。热门音乐电台播放的则是珍珠果酱乐团( Pearl Jam)唱的《最后一吻》( Last Kiss)，他们把这首歌唱得如此悲伤却美丽，使得丧失亲友几乎像一场值得嫉妒的遭遇。但我们并没有在车上谈论过电台音乐，也没谈过女佣公司和一长串客户房屋之外的世界。在我加入过的所有小组中，荷莉这一组最尽责而严肃，每天早上的对话一定全是关于当天预定要清扫的房子。比如：“墨菲家，那不是第一次扫的时候花了四个小时的房子吗？好吧，不过一旦洗完主卧室浴缸之后就OK了，你会需要用到霉菌清洁荊，用在……”诸如此类的。不然我们会轮流传阅当天的路线图，并研究泰咪在图上草草写下的屋主“超级在意点”。典型的超级在意点有踢脚板、窗台和天花板挂扇。至于贫穷、种族主义或全球暖化问题，当然从来没上榜过。
不过荷莉令我在意的一点是，她看起来就身体不好，脸色大概比整个州的人还苍白，而且几乎天天如此。我说的不只是白种人的白，而是会让人想到纯白新娘礼服、结核病和死亡的那种白。我对她的了解不多，只知道她23岁，结婚快一年，努力靠一周30-50美元的薪水养活她丈夫、她自己和一名年长亲戚。这笔钱只比我一个人必须花在吃上头的钱多一点点而已。我猜她在吃早餐前的净体重不会超过90磅，当然前提是假设她还会吃早餐。在长达8-9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只看到她吃那种小小一份的花生夹心饼干而已。各位很可能以为她根本不想吃东西，但每天下午大概2:30左右，她就会在车上谈起有关食物的幻想。她会问玛姬：“你昨天晚餐吃什么，玛姬？”玛姬是我们小组里最年长、生活也最优渥的一个，因为她有一名持续在工作的职业渔夫老公。她有时会跟我们说她到一些好地方吃饭，例如星期五餐厅(T．G．1． Friday's)。有时候我们开车经过一家冰雪皇后( Dairy Queen)餐厅，荷莉就会说：“那里的四方形最好吃了（四方形是当地一种圣代的名称），你知道，有四种淋汁。你可以点巧克力、草莓、奶油硬糖跟棉花糖，还有任何想吃的冰淇淋。我曾在那里吃过一次，我先让冰淇淋稍微融化一点，噢，老天。”诸如此类的。
但在今天，就连一向旁若无人地唠叨自己生活琐事的玛姬（“那只蜘蛛真是大得不得了”或“所以她就在烤豆子里加上一点点黄芥末……”），都注意到荷莉看起来有多么摇摇欲坠。“你只是消化不良还是觉得恶心想吐？”她问。当荷莉承认她是恶心想吐的时候，玛姬想知道她是不是怀孕了。荷莉没有回答。玛姬又问了一次，荷莉同样没回答。“我在跟你说话，荷莉，回答我。”当时气氛相当紧张，玛姬穷追猛问，但荷莉无论怎样就是不回答。不过，最后是身为组长的荷莉贏了。
当天组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狄妮丝因为偏头痛无法工作。于是在第一间屋子的时候，我建议那天全部吸尘工作都由玛姬和我来负责。玛姬没有接口赞同我的提议，但反正也没有差别，因为荷莉立刻说绝对不行。我决心要以最快速度清除完灰尘，这样就能尽量分担荷莉的工作。当我除完灰尘冲进厨房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实在太具冲击性了，使得有一刻我以为自己从“清除灰尘”那部录像带走出来，到了另一部截然不同的电影里。眼前的荷莉一点都没有平时组长的气势，她颓丧地趴在厨房流理台上，脸埋在手臂：。“我今天真不该来的，”她说，抬起毫无血色的脸看着我：“我跟我先生大吵一架。我今天早上不想来上班，但他却说我非来不可。”这份突如其来的信任，完全不像平常的荷莉，以致于我一时语塞。问题也许在于她怀孕了。她怀孕七周，害喜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这就是为何她吃不下任何东西，变得如此虚弱。但她想把这件事保密，直到她能自己告诉泰德为止。
我有一位社会学家朋友曾告诉过我，缅因州乡村居民生性非常保守。我谨记着这点，小心翼翼地伸手碰触她的手臂，然后告诉她不该这么勉强自己。就算她觉得自己还撑得住，可能也不该接近清洁用的化学药剂。她应该回家休息。但最后我只劝得动她吃一条我随身带着的纯蛋白质干粮棒，我总是会在袋子里塞一条这种干粮，以免我中午吃的三明治撑不到下班时间。起初她推拒不吃，但我再度请她吃下，她说：“真的可以吗？”才终于收下。她用颤抖的手指剥下小块，放进嘴巴里。还有，今天剩下的路程能不能由我来开车？因为她头晕到不信任自己能把车开稳了。
自从我以女佣身份过活以来，第一次有了比符合新英格兰中产阶级美学标准还强烈的使命感。我会做两人份的工作，有必要的话做三人份也行。接下来那间屋子的屋主，被荷莉和玛姬称为“天杀的婆娘”，结果她简直就像玛莎·斯图尔特①本人，再不然也是她的忠实信徒之一。这屋子每个地方都让我感到恼火，就算我只是来这里喝杯鸡尾酒而不是得在里面做牛做马，有些地方也让我非常受不了。这是一栋苍白又毫无活力的房子，门口的黄铜饰板上写着这座屋子建造的时间（ 18世纪中期），小酒吧里炫耀地排着整列纯麦苏格兰威士忌，卧室的床不但巨大无比，还是四根柱子加顶棚那种，按摩浴缸大到必须爬上楼梯才能进去，灌满水的时候大概还能潜水。我飞快地打扫完卧室，甚至当其他人还在做原本被指派的工作时，我已经打扫完厨房了。此时玛姬出现在厨房，指着挂在天花板附近架子上的一整排铜制汤锅和平底锅。她告诉我，根据我们得到的指示，那些锅子每一个都必须拿下来，用屋主特别选用的亮光剂擦亮。①Martha Stewart，以倡导高级优雅而讲究的生活方式闻名，提倡所谓的生活美学。——译者注
好吧。唯一能拿到那些锅子的方法，是爬上流理台，跪在那里，然后尽可能伸长手把锅子拿下来。在此我得说明一下，这些锅子不是拿来烹调用，而是摆在那里捕捉散射的阳光，或反射屋主那张无疑花了大钱擦亮磨光的脸。最后一个锅子超乎想象得重（那些锅子是依大小排列），当我跪在流理台上伸手拿它的时候，它从我手里滑走，掉下去砸破一个用大理石精巧布置的鱼缸。鱼儿飞跳，大理石滚落一地，而在我们的工作里被视为危险污染物的水，则浸湿了每样东西，包括一叠烹饪书，里面有《美味厨房》①、几本以普罗旺斯为背景的烹饪书，此外，没错，还有玛莎，斯图尔特自己写的。没人对我发脾气，就连办公室里的泰德也没有，照理说发生这种事应该会有人责怪他。我的惩罚是看到荷莉的表情，因为当她听到那声巨响，冲进厨房看到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整张脸因为恐惧而几乎完全变形。①Cucina Simpatica，一本以介绍普罗旺斯地区佳肴闻名的烹饪书。——译者注
意外发生之后，荷莉决定我们可以到便利商店暂时休息一下。我给自己买了一包烟，出去坐在雨中吞云吐雾（我已经好几年没抽烟了，但反正这么做有点帮助），其他人则坐在车子里喝可乐。我训诫自己，我得克服这种拯救别人的情结才行，没有人想被一个笨手笨脚的家伙拯救。在这一刻，连我的动机都似乎显得不太光明。没错，我想协助荷莉和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全世界的人我都想救。我是个好人，我在护理之家照顾的痴呆症病患们都同意这点。但是，或许我也讨厌自己突然变得这么无足轻重，也许我想“成为某号人物”，就像杰西，杰克逊①喜欢讲的那句话一样。我想成为某个慷慨、能干、勇敢的人，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被人注意的人。①Jesse Jackson，美国非裔民权运动者，曾写过一首名为《我是号人物》(I Am-Somebody)的诗，该诗在芝麻街演出过，并被收入书中出版。——译者注
女佣是不被人摆在眼里的一种职业，就算我们有进入别人的视野，往往感觉也很不好。②在前往那栋像玛莎·斯图尔特住的屋子路上，荷莉和玛姬抱怨那名屋主从以前就态度傲慢，我鼓起勇气问她们，为什么很多屋主似乎对我们有敌意或鄙视我们。荷莉的答案是：“因为她们认为我们很笨。”玛姬也突然看起来正经许多：“这些人根本看不起我们，我们只不过是女佣。”在其他人眼里，我们也没被多看得起。就算是一小时也只赚6美元的便利商店店员，也似乎瞧不起我们。在西屿的时候，我身上穿的马球衫女侍制服总能让我跟店员打开话题，比如店员可能会问：“你在杰瑞餐厅工作？从那里再往上一点的大道上有一间松饼店，我以前在那里工作过。”但女佣制服则会造成反效果。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有用餐吧台的小餐馆停下来买点提神食物，我想点冰茶外带，但女侍却一直站在那里跟同事聊天，完全不理我一直礼貌地叫：“麻烦你。”除此之外还有超级市场。我以前习惯在工作回家的路上顺便去采购，但我受不了别人看我的眼神。那些眼神的意思很容易解读：“你在这里干什么？”或者“难怪她会穷，你看她的购物车里有啤酒！”没错，工作了一天之后，我的样子不太好看，而且闻起来大概像厕所跟汗水加起来的味道，但实际上，却是我身上穿的闪亮绿黄相间制服泄了我的底，就像逃犯身上穿着黑白横条犯人装一样。我突然想到，也许我正有那么一点点可能稍微体会到，身为一名黑人的感觉是什么。②这种不被看见的情况，在宏观层次也是如此。根据人口普查局( Census Bureau)的报告指出，1998年有55万名家庭帮佣，比1996年增长10%。但这个数据很可能跟实际人口相差甚多，因为有太多帮佣活动是在地下进行，不然也是位于台面上的极低位置，只有很少人员去搜集资料。例如在1993年，也就是拜尔德（ Zoe Baird)由于雇用非法外籍移民当保姆而失去当司法部长机会那年，据估计，在一年付给家庭清洁员超过1000美元的美国人之中，只有不到10%向美国国税局呈报这些钱。社会学家玛丽，罗梅罗曾举例说明政府可能多严重低估情况： 1980年时，人口普查局只在厄尔巴索( El Paso)发现1 063名私人家庭劳工，即便在同一时间，该市的规划、研究与开发部估计，实际数量应该是13400名；而当地巴士司机则估计，每天28300名搭巴士的乘客中，有一半是往返工作途中的女佣。见《女佣在美国》，92页。自从拜尔德丑闻案发生后，雇主的诚实度有所增加，但大多数专家相信，从事家事服务的劳工，仍有很大部分既没有被主流经济计算在内，也没有被看见。
此外，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坐在加油站的护栏上吞云吐雾，雨似乎永无止境地慢慢下着，而我全身早已因汗水而湿透，淋不淋雨也没差了。我当时心想，我不可能比现在还凄惨了。然而，那是可能的，真的可能！而且还确实发生了。在打扫下一间屋子的时候，我正要把刷马桶的刷子从拉链密封袋拿出来，结果在袋子里积了一天的污秽液体竟然泼到我脚上，纯度百分之百的厕所原汁流经我的鞋带，钻入我的袜子里。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假设如果有人真的撒尿在你鞋子上，你应该会马上脱掉鞋子和袜子并把它们全扔了。但我脚上这双却是我仅有的鞋子。我别无他法，只能拼命努力忽视浸湿我双脚的恶心东西，然后像泰德说的那样，用工作撑过去。
以前的我给现在的我一句话：放慢脚步，还有最重要的是，拉开距离。若待在受苦的人四周让我受不了，那我就不该涉入低薪工作的世界，无论是以记者或其他的身份都一样。除此之外，我也有自己的问题得担心，最急迫的是经济问题。在我最初的计算中，若从长期看来，而且没有突发事件阻碍的话，我的经济靠两份工作应该游刃有余。但我从在女佣公司开始上班的第一个周五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任何薪水支票。公司的说法是，新进人员第一笔薪水会被扣住，，直到最后离职时才发还，显然是为了避免员工跑去痛快地花掉，第二周之后就不来上班。除了那场疹子的额外花费之外，我还很愕然地发现，我在蓝天堂旅馆的第一周租金是200美元，不是120美元，因为老板认为旅游季还不算完全结束。再加上虽然我租的屋子名义上是附家具，但当我搬进去的时候几乎没附任何厨具，于是我不得不在沃尔玛量贩店自己花钱买锅铲、开罐器、万用菜刀、扫帚等必需品。若两边工作的薪水都开始进入户头，我就可以应付得来，但现在已经到了第二周后半，我预见接下来一周会极度吃紧，就算加上可以在木冠吃免费午餐也一样。
这些努力工作的穷人能得到什么协助吗？能，但却需要一个非常有决心，而且不是真的一穷二白的穷人才能得到。周四下班后，我开车到女佣公司对街的美孚加油站，打电话到普瑞布尔街资源中心( Prebles Street Resource Center)。在电话簿中，它被列为可提供免费食物和各方面协助的资源中心之一。结果我得到一个语音回答，表示该中心在下午3:00就关门了（对还得上班的穷人还真“好”啊！），请在这个时间之后改拨744救援专线。我打过去，电话足足响了4分钟才有人接起来。我告诉接电话的人，我刚到这一带，有工作，但需要一些立即的食物补助或现金协助。他想知道，如果我有工作，为什么还需要钱？难道过来这里的时候我没带一些钱吗？我告诉他，那些钱在租房子的时候就用完了，而且租金比我预期的贵。那我为什么在搬过来之前不先查查此地的租金？我很想把我出疹子的事件也告诉他，看他愿不愿意高抬贵手从轻发落，但我决定我们的关系还不到我想跟他讨论身体的地步。最后，他终于让步，给我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接下来又辗转打了四通电话之后，我才遇到一个愿意帮忙的人类：葛罗莉亚。她告诉我，我应该在明天早上9:00到下午5:00之间到位于毕得佛(Biddeford)的食物发放站。这些人到底为什么会假设饥饿的人都整天没事，能四处开车到那些所谓的社区行动中心( Community Action Center)和慈善厂商那里去？结果葛罗莉亚要我打另一个电话号码，这回是一个名叫凯伦的女子接听，她是另一名义工，结果她说我不在她管辖的郡内。我非常缓慢地向她解释，并且努力用正式的语气，仿佛是打电话去银行问信用卡条款，我用尽脑袋里的时间和地理知识再一次地告诉她：我确实一周工作7天，确实一天工作至少8小时，而我此刻确实正好就身在她所管辖的地理区域内。成功！凯伦让步了。我不能拿现金，但她会打一通电话，让我可以在南波特兰一家买得省( Shop-n-Save)大型超市领食物券。她接着问我：“晚餐想吃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可笑或嘲讽的意味。我晚餐想吃什么？来份淋上香蒜酱的烤鲑鱼派和一杯罗尔酒厂的夏多内葡萄酒①如何？但凯伦是认真的。我不能拿现金，想必他们认为我会把钱全拿去买醉；我也不能享有任何能引起人食欲的真正食物。她向我说明，我只能从以下的东西中选两样：一盒意大利面、一罐意大利面酱、一罐蔬菜、一罐烤豆子、一磅汉堡肉、一盒调味汉堡用的酱汁，或一盒调味鲔鱼用的酱汁。没有新鲜的水果或蔬菜，没有鸡肉或起司，而且奇怪的是，没有鲔鱼可以调味。至于早餐，我可以选谷片和牛奶或果汁。够好了。我开车到买得省超市，在客服部领取我的食物券（上面再次列出我贫乏的食物选项），然后开始名副其实的省钱购物。我得到一品脱牛奶、一盒谷片、一磅绞肉，以及一罐四季豆，我想最后这两样可以用来做一锅墨西哥辣肉酱，或至少可以把豆子再炒过做辣豆子酱。还好，当我在收银台要求把四季豆换成烤过的豆子时，女收银员没有刁难我就让我换了。我想跟她说谢谢，但她却把视线移开，漫无目标地看着别处。总结下来，我花了70分钟打电话加开车，再扣掉2.80美元的电话费，才终于获得价值7.02美元的食物。换算一下，等于时薪3.63美元。①罗尔(J．Lohr)是加州著名葡萄酒厂，夏多内(Chardonnay)则是酿造葡萄酒的著名葡萄品种。——译者注
除此之外还有周末在木冠的工作。我一直试着把这些日子当成真正的周末来看，仿佛我是在做了一周徒劳无益、多半像是在替房子上妆的工作之后，志愿做些有用的事来转换一下。我姐姐跟我一起经历过父亲得阿兹海默症去世的过程，她写信给我表示“这工作一定让你难受极了”。但其实并不会，一旦你跟那些病患一样，忘掉他们曾跟其他人一样能正常生活，就能把他们想象成一群正在开茶会的幼儿，只不过干瘪了一点而已。除此之外，跟我在女佣公司的女同事们比起来，木冠的同事们简直算得上热情又外向，虽然他们的面孔似乎每周都会换一轮。由于我努力跟皮特拉开一些距离（部分原因在于我不想养成每周末都抽烟的习惯），我至少跟十几名厨师、护士、合格看护士及其他饮食助手建立一点交情，起码他们看到我还会打声招呼。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很享受我的自主性和分分秒秒的行动自由。周末尤其是没人督导的日子，而本来就不是个独裁者的琳达自从第一天后就很少露面。我可以从任何喜欢的地方开始整理餐桌或扫地，不用管什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鬼规则。我可以决定午餐是否需要多添点冰淇淋，还可以决定是大理石巧克力口味还是草莓口味。若一名住户不想吃菜单上提供的鸡胸肉或肉丸，我还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选择：要不要我帮你弄一个好吃的烤起司三明治和热番茄汤呢？我完全能出于自己的意愿，把餐巾和桌布都熨烫一遍。
但行动和自由也可能会有太多的时候。在发生金鱼缸意外那周的周六，我早上7:00上班时才发现，应该跟我一起当班的饮食助手没请假就不来了，我变成负责整个阿兹海默症院区的唯一饮食助手。更糟的是，当我必须在外面负责上餐的时候，无论是皮特或其他中央厨房的厨师，都没办法照常在院区的小厨房里把食物装盘。而且这些“更糟的是”还不只一个：楼上靠近阿兹海默院区的洗碗机坏了，所以餐盘全部必须在楼上预先洗过，装到推车上，再用人力推到位于中央厨房隔壁的洗碗机清洗。最后还有可怕的一点：用来进入楼上厨房和从上锁院区出去的钥匙不见了，所以每当我需要打开其中一扇门，就得找到一名护士帮我开门。我对这天的记忆已经糊成一片，而我当时写下的记录笔记，看起来活像一个刚用光最后一罐氧气的圣母峰登山客所发出的电子邮件，挣扎着喘息又惊慌不已：“盘子清过冲水放手推车，第一趟推去洗碗机。收掉没用食品（糖浆、牛奶等）。拿回第一车干净盘子，收到楼上餐具室。收回桌巾、餐垫、餐巾，丢进洗衣机。扫椅子底下。吸椅子周围地上。”我总算熬过这天，感谢看护助理们帮忙支援上餐，还有我，在杰瑞餐厅当女侍时学到的一课：别停下来，别思考，一刻都不能暂停。因为万一你这么做了，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双腿正被疲劳征服，然后疲劳就会获胜。
那天下班后，我决定去皮特一直极力想带我去的州立公园，稍微让自己享受一下美丽的秋日。孩子们爬到紧邻着海的黑色大石头顶上，通常我也会这么做，但好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尽责地服侍着我的双腿，此刻已经瘫软无力，所以我只是坐在一块石头上发呆。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整天只让一个临时请来的人管大半个护理之家？①是没错，这里是唯一真正查证我履历内容的机构，但万一我是那种死亡天使型的照护人员怎么办？说不定我会偷偷害死病患，然后利用病患本身意识模糊的半条命状态来脱罪。我更关切的一点是，如果像这样一直持续做两份工作，没有一天休息地连做好几个月，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我在以写作维生的生活里，通常一周也是工作七天，但写作是可以满足自我的精神食粮，完全能由自己作主，而且不时能得到他人的赞赏。然而在这里，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周六上班时的英勇表现（虽然我后来刻意对琳达提起这件事，但她只有心烦意乱地点个头表示响应）。如果你一年有360天以上都卑躬屈膝、弯腰驼背地做这些一再重复的枯燥低薪工作，会不会你的精神也跟肌肉一样，出现因过度重复使用而造成的伤害？①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在2000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多数护理之家的人力都短少到几近危险程度，特别是营利性质的护理之家。例如我这次工作的地方。根据这份报告，人力短少的后果之一，是使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问题没有被确实避免，例如严重的褥疮、营养失调、脱水、充血性心脏衰竭和感染。虽然我在木冠工作的食堂区从未看过有病患被忽视不管或照顾不周，但一名助理会很容易犯下足以危害生命的错误，例如把含糖的食物给一名糖尿病患吃。我觉得自己和我的病人们都非常幸运，因为在我必须一个人喂饱整个阿兹海默症院区那天，并没有不慎伤害到某个人。
我没有答案，而且也不打算找出来，但我可以猜得到，其中一种症状是眼界变得狭隘。你的眼里只剩下工作，你的同事们要不是变成自己人，就是生死大敌。小事可以被放得很大，一场斥责则可能到夜里还回响不已。若我在吸地的时候犯错（而且经常如此），就可以想见傍晚会被留下来斥责，弄得我必须提出辩驳：“但录像带上没有说要吸到踏脚垫底下啊。”诸如此类的，虽然我早忘了录像带里演什么。我在木冠那场个人演出的隔天是周日，结果半夜3:00我惊醒过来，完全被一个念头攫住：是皮特故意陷害我。他应该要在那里跟我一起把食物装盘才对，但他一定是气我最近都没去跟他抽烟谈心，于是决定扯我后腿。不过结果显示，我这番推论根本是空穴来风。在下一个周六，皮特还带一个自己做的满福堡请我吃。但无论如何，我竟然会把宝贵的睡眠时间花在想象某人暗地放我冷箭，光是这项事实就是一个严重警讯：这位小姐，你该控制一下自己了！
我在女佣公司第三周的目标，是达到一种超脱的淡然境界。因为就像新世纪论者①说的一样，愤怒会毒害心智、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我的同事们跟我一样，会为她们的处境感到愤怒，起码不是以外显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只有发现两种反抗迹象，而它们都没有挑战到笼罩在我们之上的社会阶级秩序。其中一种是偷窃。我在工作期间没有目睹过任何偷窃行为，但女佣公司的规定和官方说法一直不断影射着这项可能性。以我们身上那套过分亮眼的制服和所开的鲜亮绿黄相间车子为例，两者的设计目的很可能是要使我们跟一般的窃盗集团有所区别。而我也猜想，我们的制服裤之所以没有任何后口袋，也是想打消我们在里面塞满珠宝和钱币的念头。有些屋主会留下好几堆硬币或一大堆散钞在家里，我猜他们大概在附近架了摄影机，以便能抓到某个手指太过灵巧，或者是特别饥饿的女佣在行窃。泰德在某一次晨间会议严肃地告诉我们，有一件“意外”发生，而作案者已经被开除了。他表示，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因为惊准测验几乎百分之百能把不诚实的人剔除掉（当然啦，除了我以外）。①新世纪( New Age)，或新世纪运动(New Age Movement)，以去中心、个人精神的最高提升为主要诉求。——译者注
另一种反抗形式是公然违反女佣公司的端庄言行规定。我有一些同事（事实上是组长们）喜欢把汽车油门踩到底，恐吓一下那些要求我们卑伏打扫的高雅小区。若有人打电话给泰德抱怨，表示在一个有好几间屋子要我们打扫的小区里，某辆车曾在里头横冲直撞，引擎轰轰作响，还大声播放着反复叫嚣“去你的，王八蛋”，和其他露骨性暗示言词的饶舌歌曲，害某名推着婴儿车的屋主难为情地缩在人行道上，我也不觉得意外（在此我连驾驶者的名字也不想指出，以免即便是假名，还是因为一些蛛丝马迹而猜得出是谁）。我们在车子后座一面笑得肚子都痛了，一面紧抓住车子扶手，努力别因为晕车而吐出来。但这种形式的反抗，只能威胁到很少数在外面散步的屋主而已。在这个阶级不平等的陡峭岩壁上，大部分时候，我的同事们似乎都认命地待在自己还攀得住的小小位置上。毕竟，要是没有这些拥有太多钱、地板和杂七杂八物品的人，也很难有女佣的存在。
因此，在一面用力擦抹、喷清洁剂和抛光的同时，我一点一点地四拼八凑起一种漂亮的“勿执着”哲学。耶稣虽然被排拒在那场帐篷复活夜之外，我还是依循了他的训示，他曾说过，最后的其实应该在最先，而若有人跟你要你的斗篷，就把你的袍子也一起给他。我还添加一点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二手佛教信息，他告诉我，北加州有一个修道院，有钱人会付钱去那里冥想、做各种包括家务在内的劳动杂务，以这种方式度过周末。当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修道院的时候，反应是大笑不已，但如今，一群网络大亨为了提升自己的灵魂而在那里奋力打扫的景象，却成了我可以神游的材料。除此之外，我儿子有一次在电话中告诉我一件事，出于某种我不十分了解的形而上的理由，西蒙娜·薇依①曾去工厂当过女工。所以我也把这点加进我的自创哲学里。结果得出的美丽幻想是：我不是为一家女佣公司工作，而是加入了一个神秘集团，这个集团致力从事最受鄙视的任务，而且要欣然、几乎免费地去做。事实上，我们还应该心怀感激，因为我们有机会经由对人卑躬屈膝、经历种种苦难而获得恩宠。如果荷莉想的话，她可以在我面前流血至死，我只要想象这是神秘莫测的上帝特别给她的恩宠，就跟耶稣的情况差不多。我甚至决定不要抱怨第一笔薪水被扣着不发，以及我们每天的薪水都被去头去尾地少算了。公司要我们早上7:30就上班，但却直到8:00上车出发才开始计算时薪。除此之外，每天外出打扫回来之后，我们还得在公司花半小时左右整理要洗的脏抹布、重新灌满清洁剂等，但这些时间也没算进工资里。可是，我能领到钱干嘛还抱怨？那些在佛教寺院修行的人还自己花钱来做这些工作咧！①Simone Weil，20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神秘主义思想者。十分关注劳工处境。——译者注
我这种崇高的心情大概维持了一天吧，而且即便在这段期间中，也有堕落的时刻。举例来说，在一栋墙壁花样都是以手工绘制的豪华乡村大屋中，我发现一整座塞满新保守派书籍的书架，那些书不仅大言不惭地对社会不公的现状大加赞扬，对于当时身为一名女佣的我而言，更在个人层次感到深受侮辱。我很想发动一场生化战争来对付这名屋主（武器就在我的围裙口袋里），我只需要把刚擦完马桶、满是大肠杆菌的那块脏抹布拿来“清洁”厨房流理台就得了。这个计划让我开心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但诡异的是，这栋摧毁我崇高心情的屋子，却是一名真正的佛教徒所有。我们在其他屋子里也看过许多标榜“灵性”的东西，例如类似《我在花园中学到的十项生命道理》( Ten Things I Learned about Lifein My Garden）的书，以及挂在墙上一些劝人静心的励志文字等。但这里的屋主显然是来真的c不过当然是一名皈依的白人信徒），他不只有平装本的禅学书，还在客厅里放了一座0.9米高的佛祖雕像。雕像那祥和而毫无皱折的前额上被贴了一张便条，警告我们绝不能碰它，甚至连掸灰尘都不行。
当我们离开屋子的时候，就跟平常一样提着桶子冲向车子，荷莉不小心踩进地上一个凹洞，她摔倒在地，接着就尖叫出声。我立刻猛然转身，发现她哭了，她的脸从惨白一下子变成深红色。“有什么断掉了，”她哭着说：“我听到断掉的声音。”我协助她站起身，命令嘴巴开开地呆站在一旁的玛姬扶住她另一只手臂。“我们一定要带你到急诊室，”我说：“立刻照x光。”但是不行，她只同意到下一间屋子的时候打电话给泰德，虽然这段车程必须由狄妮丝来开。我在车子里一直试图劝她，努力胡诌出各种骨折和扭伤的情况，仿佛我真的很了解那些病理，但荷莉只是不断哭泣，说她前几周已经多少天没来上班了，而其他两人则似乎根本没在听我们两个讲话。
当我们抵达下一问屋子的时候，荷莉让我看她的脚踝。我弯腰察看那里的时候（当然是看不出什么所以然），她小声告诉我，现在真的痛得很厉害。“你不可以工作。”我说：“你听见没有，荷莉？你脚踝这样子，不可以再工作了。”但她还是坚持不从，她只同意从厨房打电话给泰德。我站在那里，听她哭着向他道歉，还说芭芭拉太大惊小怪了。我感觉到心里美妙的禅式超然随着脸上的汗水一起通通流走。我伸出手，坚持要荷莉把话筒给我。就在我说出“你给我听着”这几个字的前一刻，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让我们先冷静下来，芭芭拉。”即便他已经老到应该知道，“冷静下来”这几个字通常是怒火的引爆点。
我爆发了。我不记得我用的确实字眼，但我告诉他，他不能再一直把钱看得比员工的健康重，而且我不想听他再讲什么“用工作撑过去”那一套，因为这个女孩的情况真的很糟。但他只会一直说“冷静下来”，而在此同时，荷莉则跛着脚在浴室里跳来跳去，把四处的阴毛抹干净。
我挂他电话，然后跟着荷莉进入浴室强调我的主张。我是不是该说：“听着，我其实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事实上还是博士，而我不能就那么袖手旁观……”但这听起来太疯狂了，而且荷莉干吗在乎这点？就我所知，荷莉若不来上班，她丈夫就会打她。所以我只能做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我说：“如果你不去医院，我就不工作。不然至少你也得坐下来把脚抬高，工作就由我们其他人来做。”我望向狄妮丝寻求支持，她正跟在我们身后偷看浴室里头。“这叫做停工。你们听过这回事吗？这是场罢工。”狄妮丝只是回头去工作，脸皱成一团，或许是出于困窘，也许是厌恶。
“我只要打扫浴室就好了。”荷莉为了让我息怒而这么说。
“怎么扫，用一只脚吗？”
“我来自一个很顽强的家族。”
“是吗，我该死的也是。”
但荷莉的祖先赢了。她身为组长这一点，压过我身为母亲这一点。而且，若我真的走人，又能到哪去？屋外，马儿在牧草地上啃着青草，迁徙中的鸟儿以完美的队形俯冲又爬升。我根本不知道我人在哪里，在波特兰北部，还是西部？我是可以叫一辆车，但我身上没有足够现金坐车回家，就算回到家也挖不出那么多来付车资。也许我可以跳上一匹马（如果我知道怎么骑马的话），越过一块块牧草地，穿过人家的后院和高速公路，一路骑到海里去。就算假设我有方法可以离开好了，但这么做的唯一后果是增加其他人的工作量，而且还包括荷莉在内。因为她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她一定会坚持工作下去，直到有人从她那双冰冷死白的手里硬抢走最后一块清洁抹布为止。
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隐忍下来。我全身颤抖不已，不只是因为对泰德的愤怒、玛姬和狄妮丝的背叛，更是因为自己彻底而可鄙的无力。但我只能背上吸尘器，拉紧身上的束带。我眼里满是熊熊燃烧的白热怒火，很难专注在散落的地毯上。这些炽热的怒火一直燃烧着，吞噬一幢又一幢的房子。我的清扫工作一塌糊涂，狄妮丝带着明显的敌意指出我的错误，结果我必须把一楼整个重吸一遍。车子里有好一会儿寂静无声，只有玛姬愿意抬眼看我，她跟平常一样很快回复到原本的步调。荷莉则又开始浸淫在她的午后绮丽幻想中，谈论她心爱的食物：“你今天晚餐打算吃什么，玛姬……喔，是吗？不加番茄汁？”
我坐在车子里，在漫长的回程途中试图保持怒火的强度，方法是默默演练待会儿我被泰德开除时要讲的话，他应该会以不服从上级为理由开除我：“听着，”我会说：“这个工作要面对的那些恶心东西，包括屎啊鼻涕啊什么的，我都可以忍受，唯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有人那么痛苦。很抱歉，我有试着不理会这件事，但当我跟她们一起工作时，看着她们掉眼泪、快晕倒、快饿死，明显正在受苦，我的效率怎么也高不起来。所以，我同意，你最好找一个比我铁石心肠的人来做这个工作。”总之，就是类似这种内容的强硬演说。当我们只剩几条街就要抵达办公室的时候，玛姬转头望着我，脸上带着近似同情的表情。我知道在这篇故事里，玛姬看起来并不是个大好人，但我们其实有多次亲密长谈，讨论有关荷尔蒙、抗忧郁剂和其他中年时必须面对的事情。也有一天，我们彼此调侃对方的汗流得多到不像话，于是当我们打扫完那栋房子，两个人就一起跑进大雨里，头往后仰，双手张开，笑得像只想玩乐的大孩子。我因为这些而爱她。如今她说：“你看起来很累，芭芭拉。”，其实她该用的字是“挫败”，但我只是说（声音大得让前座的荷莉和狄妮丝也听得到）：“我正在为面对泰德做准备。”
“他不会开除你的，”玛姬爽朗地说：“别担心。”
“噢，这我不担心，外面还有几百万个工作。看看征人广告就知道了。”狄妮丝半转过身，表情茫然地从侧面打量着我。她们难道都不看征人广告吗？她们难道不明白，光是如此缺人这一点，就可以让她们揪住泰德，予取予求。 ，比方说，要求一小时7.50美元的时薪，而且从早上出现在 l公司那一刻算起，直到每天处理完脏抹布离开为止。
“但我们需要你。”玛姬说。接着，仿佛这句话听起来太充满感情了，于是她又说：“你不能就这么丢下泰德不管。”
“你们干吗这么担心泰德？他会找到别人的。随便哪个人，只要能早上7:30清醒地出现在公司，而且还站得直就行了。”
“不对。”荷莉终于插嘴了：“你这么说不对，不是谁都能得到这份工作，你要通过测验才行。”
测验？那个“惊准”测验？ “那个测验，”我等于是大吼着说：“根本是狗屎！谁都能通过那个测验！”
这是句不可原谅的气话。第一，它很侮辱人，特别是对荷莉来说，因为她就是靠着这份脆弱的专业感才能撑过那些病痛和伤害。就我所知，荷莉只有基本识字能力，做这份测验对她来说并不容易。这里每个人都识字，但荷莉有时候会问我怎么拼“拿”( carry)和“重”(weigh)①这些字，因为她必须把工作时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写在报告上。第二，当然，这句话违反公司规定不能在公务车里讲脏话的条款。再说，我自己的专业性又在哪里？我不是也该一路以记者的客观性为准则行事吗？①在英语中，这两个词算是只有两个音节的较简单词汇。——译者注
但搞错生气对象的怒气很难持久，而最后一丝怒火也活该地溺毙在羞辱和挫败的冰水里。我看得出来，荷莉会恨我一辈子，不只因为我公然藐视她身为组长的权威，也因为她曾经好几次让我看见她满脸泪水和恐惧的样子。狄妮丝当然也会恨我，因为我把事情弄得让她很不舒服，或单纯只因为我害工作进度变慢。玛姬则会完全忘了这件事。但即便是好几个月后的现在，我还是想不出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当时的情况。我应该在荷莉摔倒的时候就闭上嘴巴，一句话都不讲吗？还是应该坚持我的一人罢工，因为搞不好她最后会妥协，让我们带她去急诊室，或至少坐下休息？我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不管是在我身为女佣还是其他角色的生活里，那时都算得上是最糟的时刻。
泰德没有开除我。隔天我在停车场遇到荷莉，她正严重跛着脚走向自己的车。“你相信吗？”她对就在那一刻出现的玛姬说：“泰德竟然叫我回家！”仿佛这是毫无道理的不公平事件。若玛姬不在那里，我会开口对荷莉讲一些话，像是“对不起”和“请好好照顾自己”。但时机一晃即逝，而我的辩白苦涩地留在嘴中（如果这些算得上辩白的话）。在办公室里，泰德感谢我的“关心”，说他已经听取我对荷莉的建议，叫她回家。但是（总一定会有“但是”），你没办法帮一个不想要人帮忙的人。我很蹩脚地回答：“我猜那是我心里的母性使然吧。”对于这句话，他的响应是恼羞成怒地说：“我也是为人父母呀，我也没有因此变得比较没有人性！”在此我可以骄傲地向各位报告，我当场非常镇定地告诉他：“你应该变得更有人性才对！”
当然，泰德没有再回答我。几天后，我跟仍然跛脚的荷莉同一组。自从那天以来，她就一直把我当成某种非人的东西看待，某种不太可靠的清洁工具，就像一罐效力不佳的守卫桶①清洁剂。泰德忽然透过呼叫器要她把我载回办公室，因为他要派我到另一组，帮忙清洁某间难搞的新屋子。为什么是我？我不晓得，也许他只是想找机会跟我讲话。他载我出门时，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劈头就说我表现优秀（他得到的报告都说我很棒），所以要帮我加薪到每小时6.75美元。我不敢相信，打破金鱼缸和威胁要罢工叫做表现优秀？但他继续讲，说我该知道他不是个坏人，而且他非常关心自己手下的女孩。我得明白，他手下有一些很棒的女孩，像荷莉和莉莎，但也有一些不满于现状的人，而他希望她们能别再抱怨了。所以我了解他的意思，对不对？我想，这八成是在暗示我抖出几个人的名字，因为根据同事间的传闻，这就是泰德的做法：要人打小报告，设计让一个女人出卖另一个女人。例如他曾告诉我们，若某个人缺席，倒霉的是小组里的其他人，因为这样就不够人手完成工作。但我利用这个机会问他一个问题，自从荷莉跌倒之后我就很想问：他叫她回家那一天，她有薪水可以领吗？因为她毕竟是在工作时受伤的。“噢，当然会啊。”但他的轻快语调听起来有点勉强：“你以为我是什么，吃人不吐骨头的怪物吗？”呃，不是，虽然我没说出口，但我想到的字眼是“皮条客”。①Janitor in a Drum，一种老牌强力清洁剂。——译者注
既然外面有那么多工作机会，为什么还有人要忍受这种对待？事实上，有一名女子的确为了她认为待遇比较好的工作而离职，去Dunkin' Donuts甜甜圈店当柜台人员。但这些人之所以黏着女佣公司不走，有一些实际的理由：若换工作，就意味着可能超过一周没有薪水支票进帐。再加上这份工作还有所谓“妈妈时间”①的诱因，虽然实际上我们往往得工作到下午5:00才能下班。另外一个较为隐而不彰的因素，是想获得泰德的肯定。这点的重要性也许跟金钱一样，支撑着荷莉忍受呕吐感跟疼痛继续工作。就连一些较有活力、较勇敢的女人，也对于他的看法异常敏感。她们会因为被泰德训斥而难过一整天，会反复回味一句小小的赞美数周之久。宝琳最后一天来上班的时候，我清楚看到泰德的认可在她们身上展现的力量。她已经67岁，工作年资比所有人都久（两年），已经长到可以在公司总部发布的新闻报里表扬一番。她的背早已不行了，但她之所以终于辞职，是因为膝盖要动一场大手术。据她表示，这是因为太长时间趴在地上用力擦地的结果。然而她要离职那天，泰德在早上的晨间会议里完全没有提到她要离职，也没有私下谢谢她，或在那天工作结束时请她珍重。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由于我那天提议载她回家，因为平常应该来载她的那辆车显然不会来了。当我们开车在下着雨的南波特兰街道穿梭时，她谈到手术跟之后好几周的恢复时间。她必须出去再找一份工作，而她只希望这份工作能不需要太经常弯腰、搬东西和蹲在地上。但她讲得最多的是泰德，还有她心中那种受伤的感觉：“自从我因为背痛没办法吸地以后，他就一直不喜欢我。”她说：“我问过他，为什么其他人领的钱都比我多，”我猜她的意思是其他一样资深的人，“而他说，‘喔，要是你能吸地的话……”’她声音中没有苦涩的指责，只有一个凡人的悲伤，她往前看，看到自己生命的尽头，还有下着雨的灰色街道。①在此意指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当妈妈，照顾到自己的小孩。——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