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中往下看，明尼苏达州正是初夏时分的完美景色。湖水和天空交织成一片蓝，造型利落的云朵点缀各处，还有淡绿色和鲜绿色交错的农场。这是一幕丰饶和煦的景象，从哪个角度来看似乎都漂亮。好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去沙加缅度市，或者加州中央谷地其他离伯克莱不远的地方工作，因为我想在那一带度过春天。但许多人跟我说那边会很热，会有过敏问题，更别提所有低阶工作和住处都可能已经被拉丁美洲人先驰得点——这是常有的事。我因此打了退堂鼓。总之，别问我为什么想去明尼阿波利斯( Minneapolis)，也许我只是对落叶乔木有种莫名的渴望。不过我同时也知道，它位于一个（某些方面而言）比较自由的州，也比很多州善待福利制度下的穷人。在网络上搜寻约半小时之后，我发现那里的市场很缺劳工，广告上新进人员的薪水从时薪8美元起跳，单人住的公寓月租是400美元或更少。若某个有冒险精神的记者突发奇想，要在最黑暗的爱达荷州或路易斯安那州测试低薪生活的话，这种情况对她来说会比较有利。各位可以说我胆小，但这次，我想要一种收入和租金之间比较平衡的生活，比较温和一点的冒险，起码能先稳当地降落。
我到廉价租车公司，从一个和善的家伙手中取到车子（这一定是著名的“明尼苏达式好心”），他主动告诉我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和古典摇滚电台的调频位置。我们都讨厌摇摆乐，而且要不是我正身负一项西屿摇滚狂所谓的“天赋使命”，也许我们还能多发现几个共通点。我手上有一份在机场用10美元买来的双子城①区地图，此外，一位朋友的几个朋友因为要去东部拜访亲戚，所以愿意让我在他们的公寓免费住几天。呃，其实不是完全免费，因为我必须帮忙照顾他们养的鹦鹉。为了这只鸟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着想，我必须每天把它放出笼子几个小时。在电话里我不假思索地答应这个条件，但真正快到公寓时，我的脑袋才清醒过来，想起自己生平最害怕的三样事物，就是太大型的蛾、任何柳橙制的东西，以及跟鸟类近距离接触。我顺利抵达公寓，很高兴这个城市跟我手上的地图配合得这么完美，之后花了一小时跟其中一名主人学习鹦鹉新知。这位主人在讲解过程中把鸟放出笼子，结果它直直朝我脸上扑过来。我用尽全力克制自己，低下头，闭上眼睛，任它在我的头发上跳来跳去、又啄又扯。①Twin Cities，圣保罗市(St．Paul)和明尼阿波利斯被并称为双子城。——译者注
各位可别被鹦鹉的存在给误导了，这可不是一间雅痞风格的高级公寓。它是个只有一间卧室、塞满东西的小公寓，家具宛如救世军发送的救济品，装潢品味则是70年代末的毕业生风格。等两位屋主离开后，我翻翻找找，食物柜里不见任何橄榄油或醋的踪影，冰箱里也没留下半瓶没喝完的夏多内葡萄酒，唯一的酒精类饮料是标准蓝领阶级的施格兰( Seagram)七系列威士忌，而他们最喜欢的抹酱则是人造奶油。这个公寓其实已经很不错了，甚至称得上舒适，有一张坚实的床，可以看到种了一整排行道树的街道，唯一的缺点就是那只鸟。不过，我在缅因州工作的时候，有好几名同事都必须跟许多人一起生活在拥挤的空间里。她们的经历告诉我，寄人篱下的时候，往往必须忍受一些讨厌的事情，要不是很难相处的亲戚，就是必须长时间排队等着用厕所和浴室。所以，就让这只鹦鹉来担任替身吧（后来我都叫它宝弟，而不是它原本那个装模作样的名字），让它代替那些闯来的姻亲和吵闹的室友，因为当一个人没有多少选择，只能跑到一个陌生城市投靠远房亲戚的时候，通常就是会遇到这些状况。
先不管这个。我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出去找工作，这回我绝不再做女侍、看护或清洁女佣了。我打算改变一番，也许去当售货员或工厂女工。我开车到最靠近的两家沃尔玛量贩店，填好应征表格，然后前往城市另一头，到另一家开车要45分钟才能到的沃尔玛分店。我填好应征表格，正准备前往标靶( Target)量贩店跟凯玛量贩店的时候，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我的应征资料里根本没写任何相关经验。谁会雇用我呢？在我的应征数据里，只跟平常一样写着我是一名二度就业的离婚主妇。我该做的其实是亲自去见征人主管，让她们看到我开朗而自信的一面。所以我走到店门前方的付费电话，打电话到这间店里，然后要求跟人事主管说话。电话被转接给萝贝塔，她对我的主动感到印象深刻，立即要我走到店后方，到她的办公室见她。萝贝塔是一名淡金色头发、年约60岁的活跃女性，她说我填的应征数据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在进入沃尔玛工作之前，她也独自养大六个小孩。在沃尔玛工作几年后，她就升到现在的位置，因为她是个“与人为善的人”。她现在就有工作机会可以提供给我，但我必须先完成一份小小的“测验”。她向我保证，这份测验里没有对或错的答案，我只要照实写下内心想法就好。由于我在缅因州的时候已经做过一次沃尔玛测验，因此这回泰然自若地迅速完成。萝贝塔把测验结果拿到另一个房间里，那里有一台电脑会对这份测验“打分数”。大约10分钟后她再度现身，告诉我一个令我心头一惊的消息：我错了三题。呃，其实我不是真的“错”，只是需要进一步讨论一下。
基本上，我应付职前人格测验的战略是：对于明显的“犯罪行为”（例如滥用药物和偷窃）采取毫不宽待的态度，但在其他地方则留下一点灰色地带，好让我看起来不像是在造假。但这个战略错了。如果你想表现自己会是个好员工，就一定要阿谀奉承、卑顺到极点才行。拿这题来说好了：“随时随地都要切实遵守规则”，我的答案是“强烈”同意，而不是“非常强烈”同意或“完全”同意。结果萝贝塔想知道我为何这么回答。我说，规则有时候也需要人的诠释，因为我们必须谨慎判断状况，否则就把一切工作交给机器就得了，不需要由人类来做。她听了大为赞赏：“谨慎判断，非常好！”还写下一些笔记。我解释其他两项错误答案的时候也如法炮制，于是萝贝塔就开始向我介绍沃尔玛到底是什么。她自己在到这里工作之前，曾拜读过山姆·沃尔顿①的书（他的自传《美国制造》[ Made in America]），发现沃尔玛公司的三大经营哲学跟她的想法完全契合。这三大哲学是：服务、卓越（好像是这个词），而第三项她记不起来了。总之重点是服务：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问题，协助他们购物。她问我对这点有什么看法？我当场言之凿凿地告诉她一个跟零售事业有关的感人故事，讲到后来，我自己都快觉得跟萝贝塔之间有某种心灵相通，而眼眶微微湿润。接下来我只需要通过药物检测就可以了，她安排我下周一开始就做。①Sam Walton，沃尔玛量贩店创始人。——译者注
若不是因为有这场药物检测，我可能当场就决定不去找其他工作了，但前几周我在服用化学药物方面有点不谨慎，我很担心自己通不过测验。在萝贝塔面试我的房间里，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警告应征者若在过去六周内有吸毒的话，就不要来“浪费你自己或我们的时间”。若我是吸可卡因或海洛因的话反而没关系，因为这两种毒品是水溶性，而且几天内就能排出体外（至于LSD迷幻药则根本不在检测之列）。但我却不慎吸了唯一常被检测出来的东西：大麻。大麻是脂溶性，而且会在体内停留几个月之久。此外，我还因为慢性鼻腔充血的问题持续服用处方药物，万一会让我有点飘飘然的“克拉立停D”②，在检测结果上看起来却像“冰毒”①怎么办？②Claritin-D，一种抗过敏药物，含有可制造非法毒品的麻黄素等成分，因而需要处方笺才能取药。——译者注①Crystal meth，甲基安非他命，俗名冰毒。——译者注
所以我乖乖回到车子上，拿起《明星论坛报》跟《就业新闻》传单，查看用红笔圈起来的征人广告。我去了几家人力派遣公司，想找工厂类的劳动工作。我表明自己身体强健，可以把20磅的东西举到头顶上，不过如果能告诉我到底需要搬多重会更好。接着我得开上一大段路到城市另一头去，因为我已经预约面试一份组装员的工作。我好几年没在都会区高速公路上开车了，而我给自己在车流中不怕死的敏捷穿梭打90分。但到头来，我还是被下午的高速公路交通打败了。我找不到那家工厂在哪，起码来不及在傍晚5:00以前找到，于是我开进一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想找地方上交流道往回开。结果我发现自己停在一家麦那兹( Menards)家用五金量贩店前面，这是主要开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型家用五金连锁店。我看到有个牌子写着征人，所以就想：何不再来测试一次单刀直入的应征方式？我摸索着走到店后方的木材放置场，叫住一位工作人员，名牌上写着他叫雷蒙，他愿意带我走到人事办公室。我想知道这里的工作环境如何，他说这里还不错，虽然这只是他的第二份工作；此外他也不会生客人的气，因为木材质料很烂并不是他的错。“客人”？我猜他指的是“顾客”。②我很庆幸能先从他这里学到这个词，才不会在从管理阶层口中听到的时候，不小心露出吓到或瞠目结舌的表情。②在英语中，“guest”（客人）跟“customer”（顾客）的意味有时相当不同。“顾客”特别有强调消费者权益跟身份的意思，在商店的脉络下已经是约定俗成的用法，用“客人”这个称呼会显得商店非常缺乏尊重客户的意识。——译者注
雷蒙把我丢给保罗。保罗是一个手臂粗壮的金发男子，跟萝贝塔比起来，他与人为善的程度真是令人痛苦地低。我跟他说明我的家管资历之后，他只咕哝着说：“那我可不管。”接着就把人格测验卷塞给我。这份测验比沃尔玛的短，而且显然是针对一个更粗犷的族群设计：“我比别人更容易还是不容易对人拳脚相向？，，（‘是否在有些情况下，贩毒不是犯罪？”此外还有一长串针对偷窃行为的反复诘问，特别以下列这个问题为最：“在过去一年里，我偷了雇主价值（请在以下的金额数上打勾）的东西。”我做完之后，保罗用力盯着问卷，然后突然大声问我：“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噢，缺乏经验（显然如此）。“你主动积极吗？”我人在这里，不是吗？要不然我可以只填应征表格就走了。好，就这么说定。保罗认为我适合负责装配水管，起薪是时薪8.50美元。至于药物筛检结果，当然是还未定。我跟他握手成交。①星期五晚上，我到明尼阿波利斯大约15小时，就已经从南部郊区开车到北部郊区，投了半打履历资料，参加过两场面对面的面试。就算对没有隐情的求职者来说，找工作都是相当耗损心力的事情，而我更特别感到筋疲力尽。以人格测验为例好了，其实我心里的真话是：我才不在乎我的同事有没有在停车场里飘飘然一下，甚至偶尔偷拿一点零售商品，就算我看到也绝不会打小报告。我也根本不相信管理阶层有神圣的权力或高人一等的知识，使他们可以统治一切。然而在那些测验里，我们却必须对这种题目一律答“非常同意”。这种测验逼得一个人要在15分钟的测验时间内说谎50次，尽管它的目标似乎是要筛选出道德更高的人。除此之外，要一连半小时以上使自己看起来既有自信活力但又唯命是从，也是非常令人筋疲力尽的事。因为我必须展现出主动性，但又不能显得像会组织工会起来罢工的人。再加上还有药物测验的威胁悬在那里，就像一场即将要举行的大学学力评估测验( SAT) 一样笼罩在我头顶。于是我痛苦而真实地了解到，原来我相信自己能贡献给他人的一些迷人特质（例如和善、可信赖、愿意主动学习），都可能因为一泡尿而被全盘否定。①①以圣保罗市为总部的“立刻就业联盟”（Jobs Now Coalition）估计，以1997年为例，在双子城都会区，一名有一个孩子的单亲父母若要养活自己跟孩子，就必须赚到时薪11.77美元的“可活命薪资”。这份报告以一些每月基本开销为根据，包括266美元的食物费（每一餐都自己煮并在家里吃）、261美元的孩子养育费，以及550美元的房租，见《明尼苏达州生活费： 1997年立刻就业联盟明尼苏达州家庭最低基本开销报告》（The Cost of Living in Minnesota:A Report by the Jobs Now Coalition on the Minimum Cost of Basic Needs for Minnesota Families in 1997）。没有人将2000年双子城房价加速攀升（见原书140页）这点计算在内，更新这个“可活命薪资”的数据。①工作场所的药物检测往往宣称有许多效果，包括减少意外和旷职情况、降低健保制度的负担，以及增加生产力等等。但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在1999年发表的报告《药物检测：一项糟糕的投资》(Drug Testing:A Bad Investment)指出，上述这些效果没有一项获得证实。研究显示，职前药物检测并没有降低旷职率、意外或人事变动率。此外，至少在接受研究高科技产业区块，这种测验实际上还会降低生产力，原因很可能是它对员工士气产生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这项检测还非常花钱。1990年，联邦政府花费1170万美元检测2.9万名联邦员工。由于结果只有153个人出现阳性反应，所以算起来，检测出一名用药员工的成本是7.7万美元。雇主为何如此坚持要做这道手续？部分原因很可能是产值约20亿美元的药物检測业者所打的广告，但药物检测也有贬低员工的效果，我猜这点可能也对雇主产生某些吸引力。
我以痛悔自己犯下多项罪孽的心情，决定将周末奉献给解除身上的药毒这件事。在网络上搜寻一阵子之后，我发现有这种需要的人还真多。有几十个网站为将要接受药物检测的人提供协助，大部分是吃下去让身体代谢的产品，但有一个网站则保证能寄给顾客一瓶纯净、无任何药物的尿液，而且还可以用电池加热到跟体温一样自然。订购和等待能回避药物检测的产品寄达需要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在某一个网站流连许久。那个网站上有数百篇标题是：“救命！！三天内就要验了！”的文章，而一个名叫亚历克的人则镇定地替大家解答。我从这个网站得知，原来我瘦还有好处，因为如此一来就没有太多地方让大麻衍生物躲藏了。而且，要去除药性的唯一有效方式，是用大量液体把这些该死的东西冲掉，每天至少要喝三加仑。为了加速这个过程，还有一种名叫“清净P”( Clean P)的商品可以用，在GNC连锁药店就买得到。所以我开了15分钟车到最靠近的一家分店，一路上牛饮我装在依云( Evian)矿泉水瓶子里的自来水。到那里之后，我支支吾吾地问管店的年轻孩子，他都把，呃，解除药毒的东西放在哪。也许他早就习惯许多看起来一副妈妈样的女人跟他讨清净P，因为他面无表情地带我到一个大得惊人的上锁玻璃柜前。之所以上锁，也许是因为GNC的解药毒产品平均价格是一罐49.95美元，也或许他们认为，会来买这类产品的是一群狗急跳墙又不怎么守法的家伙。我细读产品成分后，一共花30美元分别买了两项产品：肌酸酐( Creatinine)和一种名为熊果( Uva ursis)的利尿剂。我的计划如下：不断喝水，频繁地服用利尿剂，而且（这部分是我自己的科学贡献）避免吃任何加盐的食物，因为盐分会促使水分滞留。所以，我不能吃任何经过保久处理的食物、快餐或任何辛辣调味料。若我想得到麦那兹的装水管工作，就得先把自己变成一根畅通无阻的水管才行：排出来的水跟喝进去的都一样纯净到能喝的地步。
我另一项周末任务是找房子住。我打给电话簿上所有的房屋中介公司，包括“房市”“找房子”“有房子”等等，并留下想租房的讯息。除此之外我也打给所有列在电话簿上的公寓大楼，其中只有两栋大楼真的有人接电话，但他们表示租约要订12个月才行。我走到超级市场买周日报纸，顺便也应征了一下那里的工作。他们说，他们是用得上帮手，因为月初福利金支票一发放下来，店里真的是忙坏了；我可以下周再来问一次。不过，报纸真是让我失望不已，在偌大的双子城区，只列了一间附家具的单人公寓，而且对方周末还不接电话。不过，也许正实行“冲刷”饮食法的我，眼下这种几近尿失禁的状态，最好还是别去看什么屋子比较好。我的晚餐是在超市买来的四分之一只烤鸡，没加任何盐，配着一种大家熟悉、低科技的利尿剂冲下肚：啤酒。
把所有状况考虑进来的话，我得说这不是我最春风得意的时光。若我能对自己越来越排水不止的状态投降，拿本小说捱过周末，情况还会好些。但此刻“家”并不是一个可以安坐休息的地方，而比较像军队里所讲的“战区”。当我在家的时候，宝弟就想到笼子外，它会嘎嘎大叫昭告天下，不然就是在笼子里疯狂踱步，这比大叫还糟多了。而它一出笼子，就想坐在我的头顶上，撕咬我的头发和眼镜框。为了把损伤降到最低，我会先穿上连帽运动衫，把帽子拉上，将帽口的绑绳尽量拉到最紧，包住我的头发和大部分脸，然后才把它放出来。但我还是必须不时把它从最喜欢的面对面接触位置（我的肩膀），勉强移到我的前臂左右，然后它又一定会找到路爬回我的脸上。这时候如果有任何人来敲我的门，就会看到这一幅景象：一个人畏缩在一角，眼镜从连帽运动衣上仅剩的一个小洞突出在外，头上则顶着一只有羽冠的巨大异国白色鸟禽。我只能想象那只鸟应该挺满意自己这个君临天下的位置。我关它禁闭的时间远不如我希望的多。然而这是我的职责，不是吗？当这只生物的朋友，充当它的鸟类同伴代表，是我为了能借住在这里必须做的事。
不幸的是，宝弟没办法为我发挥同样功能，于是周日我决定出去找自己的人类同伴。我在纽约有个年轻非裔朋友是女性主义者，她曾敦促我去看她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姑姑。我之所以去拜访这位姑姑，除了社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担心，我在这里和缅因州的低薪生活情境，其实是完全不符合真实的人为状态。在真实生活中，谁会把自己丢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往来的亲人或工作，还妄想成为能养活自己的当地人？结果，我朋友的姑姑竟然真的就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么做了。她自己带着两个小孩，在纽约搭上一部灰狗巴士，最后在完全陌生的佛罗里达州下车。这是我一定要听的故事，所以我打电话去，得到对方谨慎的邀请，要我今天下午去拜访。以下我就以凯洛琳来称呼这位姑姑，她是一位很有气势的人物，颧骨很高，有一双动得很快、宛如巫师般的谜样眼睛。她帮我端来饮料（水），介绍我给她的孩子们认识，并向我说明，今天是她先生放假的日子，所以他正在楼上休息睡觉。她为这栋房子不够好向我致歉，虽然对当时的我而言，一栋有三间卧房、月租825美元的独立式房子，似乎没她说的那么不好。她逐条向我细述房子的缺点：卧室太小，街头毒贩充斥，只要楼上的浴室有人用，饭厅的天花板就会漏水，抽水马桶只能靠倒一整桶水进去的方式冲水。那他们为何住在这里？因为靠她在市区一家旅馆担任助理记帐员赚的9美元时薪，再加上她丈夫当维修员赚的10美元时薪，扣掉日常用品和每周59美元的健康保险费用后（她自己是糖尿病患，5岁的孩子则有气喘病），就只租得到这种房子。然而若纯从数字来看，他们两人加起来一年收入接近4万美元，足以让他们在官方资料上被列入“中产阶级”之林。
尽管我那位朋友似乎已经向她做过简报了，但我还是向她说明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任务，然后请她告诉我10年前她搬到佛罗里达州的事。因为她并不介意我做笔记，所以下面差不多就是这个故事的原貌——一名女性在真实生活中做了我只为报导目的而做的事：
她原本一直住在纽泽西，在一家银行工作。后来她决定离开丈夫，原因是他不愿意跟孩子“有牵扯”。她搬到皇后区跟母亲同住，但发现住在那里往返纽泽西上班实在不可能，再加上她还得每天早上把最小的孩子载去日间照护中心。后来她兄弟也搬进来跟母亲一起住，结果就是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挤在一个只有两间卧室的公寓里，这根本行不通。所以她毅然决定到佛罗里达州，因为她听说那里的房租比较低。当时她的全副家当只有母子三人的衣服、灰狗巴士车票，和1600美元现金，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她们在奥兰多往南一点的一个小镇下车，一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到现在她还记得他的名字）载她们到一间低价位旅馆。下一步就是找到一间教堂，她说：“切记要找教堂。”教堂的人载她到WIC的办公室（意指Woman[女人]，Infants[婴儿]与Children[儿童），这是一项联邦政府措施，为怀孕妇女和有幼儿的母亲提供食物方面的协助），载她去找学校为12岁的女儿办理就学，还载她去为宝宝日间照护中心。有时候他们也会帮忙买一些日用杂货给她。不久之后，凯洛琳找到一份旅馆清洁员工作，每天要清洁28-30个房间，一个房间2-3美元的薪水，一周加起来收入大约是300美元。那是一段“背痛着上床，背痛到醒来”的日子。她年纪还小的女儿必须去日间照护中心把宝宝带回家，看着他直到凯洛琳晚上8:00下班回来为止，等于没有什么机会出门和玩耍。
在一个全新的地方一切从头开始，是怎样的感觉？ “焦虑极了！你明白吗？”她认为是这种压力使她得了糖尿病。那时候她总是觉得口渴，视线模糊，而且私处搔痒不已，但她根本不晓得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医生告诉她，她一定是得了STD①，但她上次有性行为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有一天早上，上帝告诉她：“去医院吧！用走的，不要搭公交车。”于是她走了三十条街，最后昏倒在医院里。也许上帝要她用走的原因是：这样她就会晕倒，而总算被人稍微注意到。①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经由性交传染的疾病）的缩写。在此是为了不明讲而用的略语。——译者注
不过，还是有一些好事发生。她在旅馆担任清洁员的时候，曾帮助过一名得癌症的男子。她带食物给他，甚至帮他清洁散发出恶臭的溃疡。他非常感激，有一次就拿了325美元给她，因为他知道她的房租就是这个金额。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好朋友爱琳，凯洛琳是在“一个大型垃圾车”遇见她的。爱琳是非裔加印地安裔混血。生活很不顺遂。她是一个农场的移工，曾被人强暴过，她男友找到强暴她的人，把那个人砍死，结果被判终生监禁。然而她男友也曾虐待她，在她脸上留下一道丑恶的疤痕。凯洛琳把爱琳带回家一起住，有一阵子状况非常不错。爱琳在塔可贝( Taco Bell)连锁墨西哥速食店找到一份工作，还帮忙凯洛琳看小孩，为她们操心，爱她们如己出。后来爱琳开始喝酒，在酒吧里的“椅子上跳舞”，最后离开她们去和一个男人同居。凯洛琳很想念她，有一次甚至专程回佛罗里达想找到她，但她可能已经死了。有一次，凯洛琳看到一个有25美分硬币那么大的恶性肿瘤从她右边乳头突出来。很难不去想会有什么结果。
凯洛琳是在佛罗里达遇到现在的丈夫，他是个白人，但她的苦难并没有因为结婚就结束，而是继续下去。她有好几次无家可归，还有更多次带着孩子坐上灰狗巴士到别州去的经验。两个小时之后，当我起身告辞要离去时，凯洛琳问我是不是吃素，我道歉说我不是，结果她立刻跑进厨房，出来时拿着一个家庭用尺寸的大保鲜盒，里面装满她自己做的炖鸡肉。我满心感激地接受了：这是晚餐。我们拥抱对方，她陪我走到停车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次拥抱。所以，我在明尼阿波刹斯有朋友了，而且奥妙的一点是，她才是真正的先驱：一名女子自己决定脱离过去的一切，最后靠一己之力站起来，而且还是在真实生活中，带着孩子完成这件事情。相较之下，我不过是在模仿，是一个苍白无生气的、没有孩子负担的伪装者。
不过到了周二，“阵亡将士纪念日”过后那周开始的时候，我的生活似乎显得够真实了，而且充满阴霾和险恶的氛围。今天是我要接受药物检测的日子，交通繁忙，天空稳定而贴切地下着能让括约肌放松的雨。第一场是沃尔玛的检测，过程算是没有太大痛苦。检测在一名按摩师的办公室进行，从沃尔玛走高速公路再往下几英里就到了。他们发下两个塑料容器给我，第一个要让我尿进去，另一个则是要小心地把第一个容器里的尿液倒入，做成检测样本。弄好之后，他们叫我穿过走廊到一个普通的大众休息室里等。如果我口袋里有一瓶别人的尿，或在休息室里遇到一个可能捐尿液给我的人，应该很容易把检测样本调包成别人的。下一场是麦那兹的检测，我得开车到西南部郊区，到二个普通的大众医院，那里四处有躺在推床上的病人被推来推去。我被告知要到史克美占（SmithKline Beecham）①医疗室等候，那里已经有十几个人在排队。从一些常见的阶级特征看来，他们大多是低薪劳工。等候处的电视被调到罗嫔·吉文丝( Robin Givens)②主持的脱口秀节目《原谅或遗忘》（Forgive or Forget)。今日的讨论主题是“你让我住进来，我把你偷光光”。看样子，似乎18岁的柯瑞把让他住进去的表哥偷光光，结果毁了表哥女朋友和她孩子们的圣诞节。柯瑞并未感到懊悔，实际上他还找理由说自己为什么必须一路骗人又偷窃，他的生命一直是这样。罗嫔挥舞着拳头，大叫：“柯瑞，柯瑞，别再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显然，比起偷窃，自以为是受害者这项罪行更严重。随着对柯瑞的声声谴责，摄影棚里的观众也越来越激动地鼓掌，认为他很坏。一些正在这间等候室里漠然看着的观众命运也一样，他们很快就会透过排出的尿液而被论断和谴责。我的思绪飘回先前的沃尔玛测验，有一题要我们表示“同意／不同意”的题目：“在每一个公司里，不愿意被规则束缚的人还是有生存空间。”可是，不！不！我们很快将会发现，正确答案其实应该是：“完全不同意”。①英国著名的大型药厂，在2000年经过合并，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药厂。——译者注②非裔女演员与主持人，曾是拳王泰森的妻子。——译者注
终于，等了40分钟之后，一名身穿蓝色手术衣、态度权威的女子把我叫出等候室。他们打算做什么？若我没能尿出足够检测用的量，他们就要把我的膀胱切掉吗？我问她，这里除了药物检测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用途，她说没有，差不多就是做这项检测而已。她检查我证件上的照片，然后往我手掌上喷一坨看起来像肥皂的东西，可是我没看到任何洗手台的踪影。原来我必须到厕所里用水把手洗干净，而她则在外面等，我的皮包也得留给她看着。我停了一会儿，举着两只湿黏黏的手，思考我跟她之间浮现的信任问题。举例来说好了，既然她怀疑我会把某种解毒剂洒进我的尿里，我又为什么该相信她可以保管我的皮包？但我不敢冒险，任何不顺从的表现都可能使她以偏见判断检测结果。所以我逆来顺受地进入厕所，把手洗干净，然后尿尿（她恩准我把门关起来尿），然后我们这场小小的医疗闹剧就闭幕了。包括开车和等待的时间在内，这次检测花了1小时又40分钟，跟接受沃尔玛检测的时间差不多。于是我突然理解到，药物检测的效果之一就在于限制员工的流动性，这点甚至可以说是药物检测的功用之一。若要应征新工作，雇主一定会要求（一）应征资料，（二）面试，以及（三）药物检测，而这第三项要求会使人三思，因为这牵涉到每加仑2美元的油钱，更别提可能还得请保姆来看孩子的费用。
在确定药物检測结果之前，我觉得自己必须继续找工作才行。这些过程大多不出所料而前景黯淡，不外乎填写应征表格和被告知要等待对方联络之类的。但跟其他所有企业化、重法律、用词委婉和感觉完全光明正大的公司比起来，有一家公司显得很特别。该公司打出的广告是征求“客户服务”人员，我通常会避免这种工作，因为对方会要我提出履历表，而我就得在某些方面支吾其词，但这份客服工作的描述是“入门级”。当我打电话去询问时，对方告知我要在下午3:00准时到，并确定要“穿着专业服装”。后面这道指令是个难题，因为我衣柜里除了T恤和牛仔裤之外，只有两条其他质料的长裤，不过由于我来明尼阿波利斯的途中需要在纽约停留，因此还带了一件外套和一双体面的鞋子。有这两样东西，再加上口红和及膝长袜加持，就能弄出一副抢眼得要命的打扮，至少我自己这么想。我抵达座落在一条便道旁的“山中空气”公司（假名），它位于一栋毫无特色、像个白色方盒的建筑里，里面已经有其他九名应征者在等待。结果这是在一个大房间里举行的集体面试，主持人陶德是个30岁左右、穿着利落的男子，他一面对我们演讲，一面播放投影片。
陶德用单调的节奏讲得飞快，显然这些话他一天要讲好几次。他说山中空气是一个“环境顾问公司”，为有气喘病和过敏的人提供协助，而且这是一项“免费服务”。公司会指派我们开自己的车拜访受这种问题之苦的人，而若在30天内，我们能完成54回一次2小时的面谈，就能赚到1650美元。不过我们当然不会懒到只想赚这么多吧，他说。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好处，例如周末时，公司会在全国各地举办训练课程，他表示课程中“当然会办正事，比如听了会激起动力的演讲，但你也可以带配偶一起来享受美好时光。”只要我们是18岁以上、素行良好、有自己的车和联络电话，并且在明尼苏达州居住满一年以上的人就行。这可糟糕！他问我们之中有没有人不是明尼苏达州的长期居民，当我举手的时候，他表示这项要求有时候可以省略。山中空气真正要的是（他念出投影片上的文字）：“自律／以金钱为动力／积极的态度。”
我注意到，他完全没谈到提供服务或治愈病痛这方面的事情。事实上，跟沃尔玛虚情假意的服务伦理比起来，陶德如此强调最赤裸的底线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他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员工，而，而是独立的承包人，意思其实是：“如果你对客户撒谎，公司不用因此负责。”但我想不通，如果这些谎话是公司教给我们的推销口号，难道也一样不用负责？陶德向我们保证，整件事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去接触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虽然这项问题也许根本不如他们自己所想的严重），然后让他们变得快乐。”有任何问题吗？有，我想说这些话对我来说完全狗屁不通，但我克制自己，只问他产品到底是什么（如果有任何产品存在的话）。陶德打开一个毫不显眼的放在脚边的硬纸板盒子，拿出一个看起来像某个蹲踞在那里、有点威胁感的器具，产品的名字叫做“过滤皇后”。“所以这是推销员工作吗？”某个人问道。“不是，”陶德有点激动地回答，“我们有一项产品在这里，如果有人需要就提供给他们。”虽然他的意思不可能是免费提供。接下来我们要接受每个人三分钟的个人面试，轮到我的时候，他问我为何想做这份工作，我没有多加思考就回答：因为我想帮助有气喘病的人。我以为我在哪里啊？沃尔玛吗？我依指示在两小时后打电话去问结果，他们的回答是，现在没有适合我的工作，不过我有被列入候补名单。也许是缺乏长期住民资格害了我，不过我猜想，挑了一个错误的场合来展现伪善，大概才是真正原因。
另一方面，搜寻住处的行动越来越一筹莫展。在这个故事里，无论此刻我看起来正在做什么事情，请各位读者还是在脑中描绘一幅景象：我同时一直在等电话响，不然就是在找机会打第二、第三或第四通电话给某个租屋中介。现在已经不是周末了，所以电话线另一端有时候会有活人来应答，但他们要不是态度倨傲，就是令人气馁。在电话里，有人建议我去看放在人行道旁箱子里的租房广告传单，但那些传单上列出的公寓，都是包含热水按摩池和附设健身房的屋子，一个月租金要价超过1000美元。另一个人则告诉我，我选了一个糟糕的时机来明尼阿波利斯，因为空屋率低于1%。此外若我们谈的是租金还“负担得起”的屋子，空屋率很可能低到只有这个数字的1/10。《明星论坛报》上头要不是列着少得可怜的屋子，就是根本没半间屋子。我给对方的电话留言则完全没有人回。除此之外，我太迟才了解到，跟西屿或缅因州的波特兰比起来，明尼阿波利斯幅员更为广大，我现有的两个可能的工作机会（沃尔玛和麦那兹）之间隔了大约48.3公里，而我越来越不想在双子城的高速公路上穿梭。无论我去哪里，某些从来没听说过明尼阿波利斯式好心的家伙，都会开着小卡车紧跟着我的车尾，让我很想把之前看过好几次的保险杆贴纸贴一张在我车后：“除非你是一颗痔疮，否则滚离我的屁股。”就连古典音乐电台播的歌曲都不支持我，如果是听着清水合唱团(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或甚至ZZ Top的歌，我都还可以忍受有人以时速120.7公里的高速紧跟在我后面，但老鹰合唱团和社比兄弟合唱团( Doobie Brothers)实在是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完全不想住在一个距离工作场所远到毛骨悚然的地方。当然，这是还得假设我有工作可做。
在整个双子城地区，有可能让人以周或月为单位，用“可负担得起的租金”租到附家具公寓的地方，竟然只有一个。这个nq做霍普金斯公园广场( Hopkins Park Plaza)的地方，成为我接下来三周梦想的居住地点，我心目中的香格里拉。我打第三次电话时（前两通都没有人回），终于找到一位名叫希尔蒂的女子。她表示此时应该没有房子可以租，但我．还是可以去那里看看，并先付20美元的申请费，而且要付现。公园广场是由数栋两层楼红砖建筑物构成，当我抵达时，还有好几名找房子的人也在那里等希尔蒂，包括一名头发染成红褐色的中年白人男子、一名西班牙裔男子（在加州是称作拉丁裔[Latino]，但在这里则称作西班牙裔[Hispanic])，以及一名较年长的白人女子。这说明为什么希尔蒂都不回我电话，因为市场完全站在她那边。希尔蒂最后终于带我四处看看。这个地方看起来似乎还可以，虽然走廊阴暗吵杂，还充满厨余的味道。如果我愿意的话，现在立刻有一个没附小厨房的房间可租，但它位于地下室，而且一周144美元的租金似乎高得有点过分，所以我决定等有附厨房的房间空出来。希尔蒂向我保证很快就会有空屋，因为住户流动率一向颇高。在当时，这似乎是一项审慎而节俭的决定，但结果却是一个大错误。
我想一定是我哪里做错了，一定没想通某些关键因素。宝弟的主人们都认为，“找公寓”中介公司能帮我找到地方住。我打电话给另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在一所位于圣保罗市的大学当教授，曾经向我简要说明双子城的工业历史。他承认，他注意到双子城租金合理的住屋短缺，这是一项“危机”，但他完全不晓得我该怎么办。几个好心到愿意跟我谈话的租屋中介们都提出同一项建议：找一间以周为单位出租的汽车旅馆，然后住在那里等到有其他屋子可以租为止。①因此，在打了数通电话之后，我列出双子城区十一家以周为单位出租房间的汽车旅馆，它们全都不是大型连锁旅馆，但所要求的租金价格应该没有人会认为是“负担得起的”。租金从雪克披( Shakopee)山景旅馆(Hill View)的200美元一周，到明尼阿波利斯南方双子湖旅馆（假名）的一周295美元，而且许多地方都客满了。我从山景旅馆开始看房间，那里要60美元现金的押金。我车子开了又开，开到手上地图外面的地方，远离市郊和商业街道，进入宽广的乡野。纯就开车而言，这是个不错的心情转换，但是要住在这里则是另一回事。山景旅馆附近没有任何餐馆、快餐连锁店或杂货店，多，完全没有任何商业设施，只有几栋放农具用的仓库。这种开车距离我实在无法接受，房间也是。当我进房间看的时候，发现没有微波炉，没有冰箱，光一张床就占掉房间里绝大部分的空间。万一我不想待在床上的时候怎么办？难道要我来一场农用拖拉机仓库之旅？①过去几年间，在全国各地租金合理的住屋持续减少。在1991年，每100个低收入家庭平均有47间租金合理的居住单位可以租，到了1997年，每100个低收入家庭只有36间这类的居住单位可租，见《租屋协助——恶化的危机：住屋需求的最坏情况之国会报告》（Rental Housing Assistance-TheWoIsening Crisis:A RePort to Congress on Worst-Case Housing Needs)，住宅暨都市发展部（Housing and Urh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出版，2000年3月。虽然没有任何可靠的全国（甚至地方）统计数字可证明，但显然越来越多穷人被迫住在汽车旅馆里。户口普查员将标准汽车旅馆跟住宿型汽车旅馆区分开来，前者多为观光客人住，而后者常以周为位出租给长期住客。但许多汽车旅馆的住户其实混杂了这两者，或可能因为季节的不同而从一种换到另一种。汽车旅馆的长期住户数量肯定比台面上的数字还高，因为汽车旅馆主人往往拒绝普查员进入调查，此外住户本身也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住在汽车旅馆里，还甚至可能得和超过四个人以上挤在一个房间里生活，见薇乐比·玛莉安诺：《旅馆与户口普查结果》( Willoughby Mariano，The Inns and Outs of the Census)，《洛杉矶时报》，2000年5月22日。
双子湖旅馆至少还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境内。东印度群岛裔的旅馆主人告诉我，他旅馆里所有的房客都是长期住户，是有工作的人，而我可以住在一间位于二楼的房间，这样我白天就不用把窗帘拉下来保护隐私。这里也同样没有微波炉和冰箱。我软弱地告诉他，这个房间我要了，而且在几天后会搬来。他表示没问题，甚至连押金都免了。但我对这个地方有种不好的预感，除了因为每样东西看起来都灰暗而沾有污渍，也因为在投币式洗衣烘干机旁，有一个看起来精神错乱的家伙在那里，用那双充血的蓝眼一直尾随着我。
不过在工作方面，事情却相当轻快地向前推进。麦那兹通知我周三早上要出现在公司，到那里“认识环境”。由于我假设自己应该要通过药物检测才会被录用，所以我打电话确认他们是否真的要我出现。没错，他们会等我。我希望他们要我去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告发我是个药物检测不及格的家伙。但认识环境的过程很友善，也令人感到很有希望。黎安是一名看起来很疲惫的四十出头女子，她和我一起坐在桌子这边，对面则是华特，他用愉快而不怎么深思熟虑的方式告诉我们主要注意事项：对客人态度好一点，就算是他们因为换货不成而发怒的时候也一样，他们老是想着要换货。不要没请假就不来。要提防某一个高层经理，那个人每次来店里都会骚扰女人，而且基本上行为就像个“屎蛋”。我们必须系皮带，上面会附一把刀子（为了割开硬纸板箱用，我猜吧），和一个卷尺，这些东西的费用会从我们第一笔薪水中扣掉。他一面说一面把这些东西推到我们面前。噢对了，我们不时还会得到一些小礼物，例如原子笔、马克杯，以及特别促销季节商品时发的T恤。接着华特把背心和名牌递给我们，我颇为感动地看到他还为我准备了两个名牌， 一个写着“芭芭拉”，另一个写着“芭芭”，我可以选择我要用哪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