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特暂时离开房间的时候，我问黎安：“这表示我们被雇用了吗？”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刚才他没有提出任何雇用条件，也没有要我们接受。“看来是这样。”她说，然后她告诉我，她甚至连药物检测都没做。她有去检测药物的地方，但她的皮夹被偷了，所以身上没有任何附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而若没有可以证明她身份的照片证明文件，他们当然不愿意检测她。随后华特回到房间，带我到外面的卖场里跟史提夫见面，一个据他表示是“超级棒的家伙”，此人会是我在水管零件部的督导人员。但到了卖场楼层时，我心中的疑虑才一拥而上。在多到宛如延伸好几英亩的成排架子上，放满我完全不知道名称的水管装置，我顿时体会到失语症病患的感受。我有可能靠比手划脚和含糊咕哝来撑过去吗？史提夫脸上的笑容比较接近幸灾乐祸，仿佛他正在解读我的脑袋，而且发现里面没有一丁点水管接线知识。他告诉我，周五开始上班，时间是从中午到晚上11:00。我以为我听错了，除此之外，我也不敢相信华特告诉我的薪水数目，他不是要给我一小时8.50美元的时薪，而是不可思议的一小时10美元薪水。
我心想，我现在不需要沃尔玛了。不过结果他们却需要我。萝贝塔打电话来，用一种过分矫饰的声调告诉我，我的药物检测没问题，并且排定我明天下午3:00去认识环境。对我而言，药物检测结果并没有产生预期中那种无罪开释的效果，甚至没让我觉得自己比较干净一点。事实上，我既觉得恼火又无法不去想：就算不多花那30美元，和折磨三天，喝到发胀来解毒，是否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检测结果？我问她薪水是多少（在此我得特别注记一下，这项信息不是她主动提供），她说一小时7美元，于是我心想：好，这里不用考虑了。但出于谨慎和求知的精神，我还是决定参加沃尔玛的新进人员训练。结果。由于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生理原因，这又变成另一个大错误。
纯粹就壮观度、规模和威吓度而言，我怀疑是否还有任何公司的新进人员训练能超越“沃尔玛”。他们告诉我，整个过程要花费8小时，其中包含两次15分钟的中场休息和一次半小时的用餐时间，而且我们还能以平常上班的时薪领到薪水。我穿着利落的T恤和卡其裤到达现场，感觉这身穿着很适合自己身为沃尔玛未来“工作伙伴”的身份。我发现那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十名新进人员在场，他们大部分都既年轻又是白人。萝贝塔带头和其他两个人担任导览工作，我们坐在一个跟面试时一样完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里面有一张长桌，我们就围着这张桌子坐着，每个人面前摆了一大叠文件。我们听萝贝塔又重复一遍她的说辞，说她如何养大六个孩子，是个“与人为善的人”，以及她怎么发现沃尔玛的哲学和她自己的一样，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开始看一卷大约15分钟长的录像带，影带内容是关于沃尔玛的历史和经营哲学，但若用人类学观察者的话来说，这卷录像带其实也可以叫做“对山姆的膜拜行为”。录像带一开始，年轻的山姆·沃尔顿身穿制服，从战场归来。他开始经营一间平价杂货店，结婚并生了四个漂亮的孩子，获布什总统颁发自由勋章( Medal of Freedom)，之后很快就死了，腾出地方给后人颂扬。但公司仍然持续下去，确实如此。自此开始，故事轴线开始毫不停留地往上攀升，只偶尔停下来标示几次公司扩张的里程碑： 1992年，沃尔玛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公司；1997年，营业额达到1千亿美元；1998年，沃尔玛工作伙伴的数量达到82万5千名，使沃尔玛成为全国最大的私有企业雇主。每个有里程碑意义的日期都会伴随一张简报，展示成群的顾客、一大堆工作伙伴，或美轮美奂的新店面和邻接的停车场。我们从旁白的话和图解里，一次又一次听到和看到“三大原则”：尊重个人，超越顾客的期待，追求卓越。这些原则彼此之间其实根本毫无对应关系，简直有种令人恼火、甚至挑衅的意味。
“尊重个人”是适用于我们这些工作伙伴，因为沃尔玛是如此庞大，身为个人的我们如此微小，因此每件事情都仰赖我们。在录像带上，山姆总是这么说：“最棒的创意来自于工作伙伴”。就像是“和善的招呼者”这个主意：要一名较年长的员工（对不起，应该是“工作伙伴”才对）站在店门口，对每个走进店里的顾客打招呼。整个训练活动从下午3:00 -直持续到晚上11:0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足足提醒了三次，说这个创意仅仅是由一名工作伙伴想出来的。谁知道我们之中还有谁具有革命性的零售创意呢？所以公司欢迎我们提出自己的创意，再欢迎不过了。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把经理们当作上司，而应该当作“服务领导”( Servant Leader)，他们既服务顾客，也服务我们。当然，不可能在每一种场合里，工作伙伴们和他们的服务领导都和乐融融。有一卷录像带是关于“工作伙伴的诚信”，里面演出一名收银员当场被抓到从收款机偷拿钱，随后他被铐上手铐带走，还被宣判四年徒刑，背景音乐里的鼓不祥地一直敲。
因此，要透过正确的思想和积极态度来克服双方潜在的张力，这项主题持续到下一卷12分钟的录像带，影带标题是“你选了一个很棒的地方来工作”。在这卷录像带里面，各单位的工作伙伴做出证言，表示“跟传闻中的一样，沃尔玛就像个大家庭”，最后导出的结论是我们不需要工会。录像带上说，工会有一度（很久以前）在美国社会里占有一席之地，但它们“已经没有什么好处可以提供给劳工了”，这就是为何人们成群结队离开工会。沃尔玛兴盛不已，工会正在凋零，所以你们自己判断吧。但我们得到这样的警告：“好几年来，工会都把沃尔玛视为目标。”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会费。想想你加入工会将有哪些损失：首先，你得交会费，一个月可能要20美元，“而且有时候还更高”。第二，你会失去自己的声音，因为工会坚持替你发言。最后，你甚至可能会失去工资和福利，因为“在谈判桌上，这些都会陷入危机”。录像带上这种说法会使你不得不开始怀疑（几个参加这场训练的青少年可能就正在这么做），那些组织工会的邪魔歪道摆明了就在勒索，怎么还能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逍遥。
还不只这些，还有更多、更多我吸收不了的东西，就算分散成一整个学期的时间我也没办法。我们的训练者大概心知肚明，在场没有一个人打算回家之后安稳地窝着读《沃尔玛工作伙伴手册》，所以他们干脆开始大声念给我们听，每念几段还停下来问“有任何问题吗？”完全没人说有。贝瑞是一名坐在我左边的17岁少年，他咕哝着说自己“屁股好痛”；索雅坐在我对面，她是一名娇小的非裔女性，看起来似乎已经吓呆了。我已经放弃让自己看起来很有精神，只能努力使自己的眼皮别闭上。我们得知：不能穿鼻环或在脸上戴其他珠宝；耳环必须小而低调，不能垂挂下来；除了周五之外不能穿牛仔裤，如果你那天要穿，还得为这份特权付1美元；禁止“吃草”，意思是我们不能从任何因不明原因而开启的包装食物中拿东西吃；禁止“偷时间”。最后这项规定让我的思绪飘到科幻小说的方向去：“于是这名时间窃贼带着他从21世纪洗劫来的周末和假日，回到公元3420年去……”最后，终于有人问了一个问题，那是一名受雇担任“和善招呼者”的年长男子，他想知道“什么是偷时间”。答案是：在工作的时候做不是工作的事情，任何工作以外的事都算。然而，偷窃我们的时间却不是问题。有好几次，三名训练人员都跑走好几分钟之久，留我们呆坐在那里或不安地在座位上蠕动。要不然就是有某个资深训练人员才刚念过训练手册的一个章节，出去办事情的萝贝塔回来后又重新整个念一遍。我眼皮直往下掉，很想走人。我曾在机场因为班机延误等了七个小时，但此刻的时间过得比那时还慢。事实上，我开始怀念起那七小时的等待时光了，因为那时候起码还可以拿本书来读，起来走动一下或是去撒泡尿。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到沃尔玛内设的“广播放送台”速食店( Radio Grill)买咖啡喝，而且是含有咖啡因的真货色。我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担心弄到这么晚，开车回家会精神不济，而不是因为觉得有任何需要记得沃尔玛那些琐碎杂事。在这里，我得告诉诸位向毒品宣战的人，还有一种各位应该更多注意一点的毒品。由于我平常根本不喝咖啡（通常一杯冰茶就已经算我的提神饮料了），这杯咖啡的效果简直就像检验用的高纯度“迪克斯黛琳”①：我的脉搏狂跳，脑袋过热，结果造成一种谵妄状态。我发现自己连一些幼儿园程度的任务都做不好，比如我们要把个人条形码黏到自己的名牌卡上，然后用凸面字母贴纸贴在名牌上，拼出自己的名字。那些字母贴纸一直卷起来又黏在我的手指上，所以我只拼到“芭芭”( BARB)就停了（事实上是歪七扭八地贴成“BARB”），然后就开始神游，去想哪些人在这几年把自己的名字改得更高雅好听，比如从派斯蒂( Pasty)改成派翠西亚(Patricia)，从迪克(Dick)改成李查( Richard)，而此刻我却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接着我们轮流到电脑前面，开始“透过电脑来学习”，我被一个宛如从HIV病毒得到灵感而命名的单元吓呆了，标题是“血液挟带的病原体”，内容是关于卖场地板上出现一大滩人血的时候该怎么办。好，要在那滩血四周放上三角锥警告标示，戴上防护手套等等。但我忍不住一直想象，到底怎样的情况才会导致地上出现一大滩血：工作伙伴们纷纷揭竿起义？顾客大暴动？我连看了六个单元，比规定的还多了三个（剩下的我们得在接下来几周找出时间看完），才被其中一名训练者以温和的动作从电脑前硬是拉开。我们现在得到允许，可以走了。①Dexedrine，一种中枢神经刺激剂的药品名称。——译者注
接下来的一夜，是我多次失眠经验中最糟的一次。在沿着州际公路开车回家的路上，一个车速高达128.7公里的家伙从右侧以几埃米①之差擦过我，清楚说明任何高速公路都有比肉眼可见更多的“出口”，无止境的多（就是那种终结一切的出口）。在这种接近午夜的时刻，我花了15分钟才找到一个停车位，又再花了5分钟走回公寓。公寓里，宝弟已经因为我这么长时间不在家而发狂了，完全陷入暴怒状态，羽毛纷纷散落在笼子下方的地板上，即便我慷慨地给它放风45分钟，它还是拒绝回到笼子里去。明天是我第一天上工装水管，我想精神焕发地去（我还是选择要去麦那兹工作），但有一大堆小事情出错，而在我当时的经济状况下，没有一件出错的事情是够小的。我手表的电池没电了，我得花11美元换电池。我的卡其裤上出现一块显眼的墨水渍，我用洗衣机足足洗了三次（3.75美元），再加上一罐“大叫”( Shout)强力除渍剂（1.29美元）才弄干净。除此之外还有在公园广场付的20美元申请金，再加上麦那兹规定要的皮带也花了我20美元，虽然我是比价半天，才在一个寄卖商店里买下。再说，我为什么没问刀子和卷尺要扣我多少钱呢？我发现电话已经打不进来，也没有录下留言，所以谁知道我错过多少租屋机会？大约凌晨2:00时，我吞下一颗要你松( Unisom)安眠药，中和仍在狂飙的咖啡因。但到了凌晨5:00，宝弟展开报复，虽然黎明还在一段安稳的遥远距离之外，它却发出一连串吓死人的嘎嘎大叫，向黎明前的景致打招呼。①极小的长度单位，相当于1x10-10米。——译者注
我应该要在中午到达麦那兹。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虽然我并没有正式接受这两个职位，但麦那兹和沃尔玛两方其实都已经正式录用我。也许我会结合这两个工作，或者舍弃沃尔玛去比较高薪的麦那兹工作，但新人训练长到几乎永无止境的沃尔玛却已经向我伸出魔掌。做两份工作的人必须能挺得住失眠之苦（若像我昨天在沃尔玛从下午3:00待到晚上11:00，今天白天又在麦那兹工作一天的话，就会经历这样的生活），但我挺不住。我整个人摇摇欲坠，大脑感觉就像无毒美国之友( Partnership for a Drug-Free America)广告里的那颗煎蛋。①我连把花生酱抹上吐司组合成早餐的专注力都快没了，怎么还可能精通水管产品的技术？整个世界就像一大堆高反差照片般压向我，而且彼此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连贯性可言。我打电话到麦那兹，找到保罗来接电话，请他确认我到底几点该到那里上班。史提夫（还是华特？）说工作时间是从中午到晚上11:00，但这样等于连上11个小时的班，对吗？①这是一个全美反毒民间组织，该组织有一个著名广告叫做“吸毒后，你的大脑就是这样”( This Is Your Brain on Drugs)，用打一颗生蛋放入煎锅煎的方式比喻吸毒对大脑的破坏。——译者注
“没错，”他说：“你要做全职不是吗？”
而你们要付我一小时10美元的时薪？
“10美元？”保罗问：“谁跟你说10美元的？”他得好好查证一下，一定是弄错了。
现在我吓到了，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做一连11小时的班，除非晚上8:00以后就算加班。我没告诉他，有好几代劳工正因为每天工作10小时，晚上8:00以后还得工作，而必须如何辛苦求生，甚至因此而死亡，虽然这些话就萦绕在我的脑海里。①我只有告诉他，我会把我的刀子、背心和卷尺寄回去。接下来之后的几天，我试着合理化这项决定，我告诉自己，由于沃尔玛是全国最大的私有企业雇主，我在那里经历到的一切都将有巨大的社会代表性。但这只是在试图粉饰我因为那杯咖啡而犯下的另一个愚蠢错误。令人难堪的真相是：我只是虚脱到无法工作，特别是一连工作11个小时。①根据《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规定，一周工作超过40小时以上就必须以加班费计算，若不如此就是违法。某些领域的劳工不在此限（例如专门人员、经理以及夫），但零售业劳工适用于这个法案。
这一切关于薪水和工时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开口问？特别是当萝贝塔打电话通知我药物测验通过的时候，我为什么没跟她讨价还价，跟她说如果员工福利包括一栋位于湖岸、附热水按摩浴池的公寓大楼，那我就可以接受一小时7美元的待遇？好几周后我才想通，部分答案在于雇主处理雇用过程的灵巧手段。一开始你是一名应征者，接着你就突然变成必须认识环境的人。雇主先是交给你一份应征表格，几天之后，他们又交给你一套制服，并警告你不能穿鼻环和偷窃。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转换期，你没有机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拥有自主权的人跟未来的雇主交锋，或感觉到自己有正当权利和对方交涉。而在应征和雇用的阶段之间嵌入药物检测，又使整个情势更倒向对雇主有利的方向，变成你（而不是雇主）才是必须证明什么的一方。我想，大概没有哪个市场比明尼阿波利斯还需要劳工了，我走进任何一栋商业建筑，应该都会接到欢迎应征的邀请。但即便是如此需要劳工的市场，明明有珍贵劳力要卖的人，却可能会被弄得感觉自己很低下，非常低下，就像一个摊开双手乞讨的人。
时间到了周六，也到了我必须离开免费住处和神经质鸟类同伴的时候。我在两位屋主预定回到家的几个小时以前打包好，前往双子湖旅馆。到那里我才发现（我已经不太意外了），所有二楼房间都已经租给别人。旅馆主人告诉我，先前我特别指定一间往外看出去是后院而不是停车场的房间，那里如今住着一名女子和她的小孩，他不好意思叫她们搬到较小的房间里住。我决定这是我抽身的机会，于是打电话到清单上另一家以周计费的旅馆：清景旅店（假名）。这家旅馆有两大优点：它离我工作的沃尔玛分店只有20分钟车程，从双子湖旅馆则要至少45分钟；除此之外，每周租金是245美元，而不是双子湖的295美元。这个价格仍然高得要命，比我扣掉税款后的周薪还高，但我跟希尔蒂上一次交谈时她保证，下周末会有一间附厨房的房间空出来，而且我有自信能在之前应征的超市得到一份周末班工作，幸运的话还会是烘焙部。
要宣称某个地方是全国最糟的旅馆并不容易，当然是要面对相当大的挑战。①我自己在旅行的时候也遇到不少其他候选者，例如在克里夫兰住到一家晚上会摇身一变成为妓院的旅馆，在布特( Butte)住到一家房间窗户一看出去就是另一个房间里面的旅馆，但清景旅馆把这些对手远远抛在后头。一层玻璃窗挡在我和东印度群岛裔旅馆老板之间（东印度裔人士似乎控制了中西部的汽车旅馆业），我从窗底下把255美元现金塞进去，接着他太太就带我去看一个房间。我对那个房间的记忆全是大肆蔓延的霉菌，我不可能找到那么多“克拉立停D”来对抗数量如此庞大的霉菌，而我还得靠捏着鼻子来表明这点，因为她会的英文没多到包含过敏这个概念。当她终于懂我意思之后，转而提出建议：空气清净机？熏香？当我们返回办公室，她丈夫表示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房间，但是（此刻他眯起眼睛瞪着我），我最好别“乱搞”它。我努力挤出一个让他放心的轻笑，但这句警告令我耿耿于怀好几天。难道这么多年来我都在自欺欺人，以为自己看起来既成熟又稳重，但其实大家都认为我是个会蓄意破坏东西的家伙？①我也许得收回这句话。位于马里兰州南部的停车道汽车旅馆( Parkway Motel)直到1997年因为违反防火规定而关闭之前，以外露的电线、房间门上的洞以及浴室地板上的污水而闻名。但若把价格也算进比较行列，清景旅馆可能还是胜出，因为当时停车道汽车旅馆每日租金只有20美元。托德·希尔兹：《查尔斯严惩破败汽车旅馆》( Todd Shields: Charles Cracks Down on Dilapidated Motels)，《华盛顿邮报》，1997年4月20日。
133号房里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个五斗柜，和一台固定在墙上的电视。我向房东求来一盏台灯，取代裸露在天花板上的一颗电灯泡。空气里没有霉菌味，但取而代之的是刺鼻油漆昧，混合着我后来判定是老鼠屎的味道。但真正的问题全都跟窗户和门有关：房间里唯一的小窗户没有纱窗，房间里又没有空调或电扇，窗帘薄到等于透明，而房门上则根本没有锁。由于没有纱窗，晚上窗户就必须关上，意思是我会闷死，除非我愿意冒险让虫子和邻居跑进来。邻居都是哪些人？这家汽车旅馆围着停车场形成一个马桶座的形状，我能看到令人费解的住民组合：一名手上抱着孩子的女人倚在一个房间门口，两群一黑一白的青少年似乎就住在彼此隔壁，此外还有好几名年龄各异、没有携家带眷的男性，其中包括一名穿着工作服的较年长白人男子，他的保险杆贴纸上写着：“别偷东西，政府讨厌有竞争对手。”仿佛他之所以没住在设备顶级的大使套房酒店( Embassy Suites)，唯一原因就是要交所得税。天色变暗后我走到外面，透过我房间的窗帘往里瞧，没错，差不多什么都看得见，起码都看得到轮廓。来这里的路上，我在一家超市买了熟食。把东西吃掉后，我把身上的衣服全都穿着，就这样上床，但不是睡觉。
我天生就不是一个胆小的人，这点可以说怪我母亲，也可以说拜她所赐，她从来就没有费事警告我，身为一名女子会有什么特别的弱点。直到上大学，我才大概晓得强奸是怎么回事，并发现在别人眼里看来，我不管日夜都喜欢走路探索陌生城市的习惯，与其说是高雅的离经叛道，其实多半更是有勇无谋。我住在西屿的拖车公园或缅因州的汽车旅馆时，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担忧，可是拖车的门有锁，而且那两个地方都有实在的遮光罩和纱门。但在这里，只有因为窗户紧闭而造成的窒闷空气，才让我感觉到自己还身在室内，否则我基本上等于暴露在旅馆里所有人的眼光之下，也暴露在任何可能从高速公路上下来的人物眼前，而我可不认为能仰赖旅馆主人的帮忙。我有想过戴上耳塞挡住从隔壁传来的电视机声音，以及戴上眼罩遮掉停车场贩卖机上一直闪的胡椒博士(Dr Pepper)饮料招牌，但我后来决定，让五官保持警觉才是比较聪明的做法。我不断睡睡醒醒，听见汽车来了又走，看着阴影从我窗户前缓缓行过。
在大约清晨4:00的时候，我渐渐明白到，这些反应不意味着我是只软脚虾。比起房子里有两道锁、警报系统和丈夫或狗的女子们，贫穷女子确实有更多要害怕的事情（特别是单身女子，即便她只是因故暂时居住在穷人之中）。我之前一定听过这样的理论，至少曾听谁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但直到如今，我才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它的道理何在。
所以周一的时候，我就是从这样的家出发去上班，开始以沃尔玛的一份子过生活。经过那场严酷的认识环境训练后，我期待会有一场很有组织的欢迎活动，也许会举行一场仪式，授予我亮蓝色的沃尔玛制服背心，或花45分钟训练我们操作休息室的贩卖机。但当我抵达那里，准备上早上10:00到下午6:00的班时，似乎完全没有人预期我会来。我被告知要加入“柔性路线”，这个词有着美丽而柔软的发音，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某个人事处的人告诉我，我是在女性服饰部工作（我这才知道，那是柔性路线的一个部门），并要我到试衣问旁边的柜台去，我又从那里接连被转手给别人，最后终于停在艾莉那里。她没有穿制服背心，显示她属于管理阶层。她要我为博比·布鲁克斯( Bobbie Brooks)的夏季针织装进行“分区”，这项任务简直能当成一场考验认知能力的高难度智力测验。第一，所有服装要先以颜色分类（这一次是以橄榄色、桃色或熏衣草色来分）；接下来再以图案分类，例如有叶子状花样的紧身上衣，单独一枝花的，或很多朵花的；最后，在每种图案的衣服中，则要再分大小。当我终于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差点没累垮。然后梅丽莎来了，她只比我早几个星期来这里工作，位阶跟我差不多。她请我帮忙把凯西·李( Kathie Lee)的针织装弄得更聚集一点，以便让该品牌的丝质服装能放在“形象”位置，也就是客流量极高的转角。几个小时后，我从跟梅丽莎的零散交谈中得知，她在做这份工作之前是一名女侍，丈夫在建筑工地工作，孩子们已经长大。她以前曾出过一些状况，包括生了一名非婚生的孩子，有酗酒和药物问题，但那些全都过去了，她已经把生命奉献给基督。
我们的工作一整天都很琐碎，基本上就是使女装保持在“可供选购”的状态。当然，若顾客有需要（而她们越来越常被我们称为“客人”），我们当然要提供协助。起初我还费事展现训练录像带中要求的“积极款客之道”：只要有任何人走进一名销售工作伙伴周围三米之内，该名工作伙伴就要温暖地微笑，并提供协助。但我从来没看到任何更资深的工作伙伴这么做过，原因是：第一，客人通常讨厌有人打断她们买到陶然晕茫的状态；第二，我们还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在女装部有一项大任务，这是像家用品或园艺等部门远远比不上的，那就是收好“退回品”。它们大部分是顾客试穿过认为不合身而不要的衣服，少数是买了之后退回来的商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被顾客弄得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的掉到地板上，有的被人从衣架上拿下来，扔在衣架挂杆上，不然就是被拿到离原本该在的位置很远的地方。当然，这些东西每一样都必须精确地放回原来位置，符合颜色、图样、价格和大小分类，因此我们剩下的时间全都花在把衣服收起来归位。当我在电话中向凯洛琳描述这个情况的时候，她以怜悯的口气说：“唉，完全不用大脑的工作。”
但没有什么工作是像外人看起来那么简单的。虽然说是收衣服，但问题是要收到哪？上班头几天，我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记下女装摆设的位置。女装卖场总共有92.9（还是185.8 7）平方米大，四周围绕着男装、童装、节日卡片和内衣部。卖场位于试衣间前方，面朝整间店的主要入口，形状宛如好几个超过正常实用大小的大帐篷。位于最左侧的是走最考究而昂贵路线的服饰（最高到29美元多），适合在约会时和半正式的办公室里穿着，包括全聚乙烯材质的凯西·李系列。以顺时针方向往下走，则到了绝对中性的萝丝( RUSS)和博比·布鲁克斯服装，目标客群似乎是需要去参加重要烤肉聚会的矮胖小学四年级老师。接着，在耐用的白鹿( White Stag)系列服装之后，则是设计给较年轻也较苗条女子穿着的褪色荣耀( Faded Glory)、无界线(No Boundaries)和裘达奇(Jordache)等品牌的系列服装。这几个大品牌之间穿插着许多较小品牌的产品，例如运动作品( Athletic Works)、基本装备(Basic Equipment)。这区还有机灵古怪的华纳卡通人物、小熊维尼以及米奇系列，这些服饰通常以各自的代表角色为图案。在每个品牌区内，当然包括数十款服饰，甚至每一款还有数十种单品。举这个夏季为例，依照长度和剪裁来区分，裤子就包括超短热裤、经典裤、工作裤、七分裤、靴形裤或宽管裤，除了这些之外我大概还漏记了好几种。所以我经常出现的姿势是站在原地慢慢回转，眼睛睁大，手上拿着衣服，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哪里看到9.96美元的运动作品针织吊带裤？”不然就是其他类似的问题。有时候不免还是有一些神秘的衣服需要更多时间回想和唤起记忆，例如从少女装或男装部跑过来的衣服，收回来还没重新打上价钱标签的衣服，你知道，那种偶尔出现万中有一的衣服。
然后，当我终于记得所有衣服的摆设位置后，突然间摆设又整个变了。我第三天上班时徒劳无功地搜寻好久，才发现萝丝的衬衫短裤组合挤掉了凯西，李，占掉它的形象位置。当我咕哝地问艾莉是不是要害我以为自己得了老人痴呆症的时候，她真诚地向我道歉，并向我说明，一般顾客一周会来这里逛三次，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新鲜感。服饰摆设几乎是她唯一可以控制的事情，因为进货种类和最初价格都是由位于阿肯色州的总公司决定。所以我才刚记好摆设位置，她又一股脑儿重摆一次。
我对这份工作的第一个反应是失望，以及某种带有性别歧视的不屑。我本来可能正在装配水管，精通各种阀门的词汇，皮带上悬挂着叮当作响的工具，跟史提夫和华特谈笑风生。但我此刻的任务，却是把一件粉红色比基尼上衣挂回“百慕达泳衣”架上的位子。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而且就我所见，也没有什么事迫在眉睫。若我把工作搞砸了，没人会因此挨饿或死掉。事实上，在顾客持续大肆破坏之下，谁看得出来我搞砸了没有？除此之外，沃尔玛规定我们一定要表现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这也让我感到倍受压迫。这里是淑女装区，而我们全是“淑女”，在整间店内都不得提高音量说话或咒骂。若再这样过几个星期，我会彻底变成一名小女子，不再大步行走，而是走小碎步，还会开始把头往一边倾。
不过，拜那些流动衣物的庞大数量所赐，我的工作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文雅。拿罗德和泰勒( Lord& Taylor)百货公司①来比好了，沃尔玛的顾客们可是推着超市级的购物推车在购物，在抵达试衣间的时候，她们推车里的衣服可以满到快掉出来。900的衣服会被退还给试衣间的服务人员，她们必须把这些衣服折好并套上衣架，再把它们放在新的购物车里转交给梅丽莎和我。所以我们如何评估工作量呢？用购物车数量。当我上班的时候，班表比我早一点的梅丽莎会告诉我目前状况：“你相信吗？今天早上有8台购物车！”以及还有多少台车等着我整理。起初我平均要花45分钟才能清掉一台购物车，而且还是有三到四件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的神秘衣物留在最底下。我后来把时间缩短到半小时，但购物车还是一直来。①以纽约为总部的老牌高档百货公司。——译者注
在大多数时间里，做这份工作几乎不需要跟任何人互动，无论是跟同事或上司之间都一样，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一份只要管好自己就行的工作。我在轮班开始或休息时间结束的时候抵达卖场，评估我不在的这段期间客人造成多少破坏，计算所有等待我整理的购物车数量，然后就开始埋头整理。我就算又聋又哑，也可以把大部分工作做好。虽然在新人训练的时候，公司反复强调员工必须微笑和保持友善，但在这里，孤僻的个性其实是绝对优点。在一些比较清闲的时候，梅丽莎和我会想出可以两人一起做的任务，例如把泳衣分区。我们会一边处理多得跟噩梦一样的细绑带，一边咯咯笑，她用她的基督徒方式笑，我则是从 比较女性主义的角度笑这些透明无用的小布料，它们只不过使被包裹的东西显得更暴露而已。有时候艾莉会给我一些特别任务，例如把所有的“基本配备”T恤挂上衣架，并把它们整齐地吊在挂衣杆上，因为用衣架挂起来的东西卖得比较快。我喜欢艾莉，她是一名脸色苍白、五十几岁的女子。她绝对是“服务领导”的最高化身，或者用更大众一点的话来说：是以“女性化”方式管理的最高化身。她会说“请”和“谢谢你”；她不会下命令，而是请求你做事。不过年轻的霍华德却不是这样，他穿的制服上写着“霍华德副经理”，所有柔性路线部门都归他统治，包括婴儿服饰、童装、男装、配件，以及内衣部。第一天上班时，我被叫离楼面去参加一个工作伙伴会议，他足足花了十分钟点名，对每个人亮出一抹汤姆·克鲁斯式的微笑（眉毛皱在一起，同时两边嘴角往上扬），然后向我们吐露他的“怪毛病”是什么（又来了）：他讨厌工作伙伴站着彼此聊天。而这个，当然是偷时间的典型例子。
到沃尔玛任职几天后的一晚，我回到清景旅馆时发现房门开着，旅馆主人在门外等我。出了点问题：下水道的污水往回流，弄得我整个地板都是，但幸好我的行李箱没事。我得搬到127号房，那里应该会比较好，因为有纱窗。但结果所谓的纱窗简直就像破布条，底部甚至没固定，只能在风中无用地拍动。我要求一个真正的纱窗，他告诉我他没有任何合适的；我要求一个电扇，他说他没有半台好的。我问他为什么（我是说，这里不是一个正在营运的汽车旅馆吗？）而他双眼一翻，显然意思是其他旅馆住客害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故事……”
所以我把家当搬到127号房，开始试着重建我那小小的家庭生活。由于没有厨房，我弄了一个堪称“食物包”的袋子，那是一个超级市场提袋，里头装着我的茶包、几片水果、从速食店拿回来的各种调味包，以及半打可以撕成丝状食用的起司。虽然起司的标签上写着要冷藏，但我想保存在塑料包装内应该没事。我带着笔记本电脑，这是我跟自己原本职业的基本联系，而它成了越来越令我担心的东西。这台电脑八成是整个清景旅馆里最值钱的物品，当我离开这里九小时左右去工作的时候，可不想把它留在这里。在沃尔玛工作的头几天，气候还算凉，所以我把电脑锁在后车厢里。但现在中午气温高达华氏90度，我很担心它在后车厢里会被烤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我的衣着。我把大部分衣服放在另一个可充当食物篮用的棕色纸袋里，卡其裤在里面已经放了一两天，另外还有两件干净T恤可以撑到下一次进洗衣店的时候，但T恤有一个问题。阿莉莎曾和我一起参加新人训练，现在任职于运动用品部。一天下午，她来女装部问一款降到7美元的马球衫。有没有可能价格还会再降？我当然不晓得（降价与否由艾莉决定），但为何阿莉莎这么执着于这件马球衫？因为公司有一项规定，我们穿的上衣必须要有领子，因此上衣必须是马球衫，不能是T恤。不知怎么地，我在新人训练的时候漏听了这一点，如今我怀疑自己那赤裸裸的脖子还有多久能不被霍华德的法眼发现。在工作一小时只领得到7美元的情况下，一件要价7美元的马球衫我实在买不下手。
现在时间已经过了晚上7:00，我该展开每天傍晚例行的觅食行动。对于清景旅馆里没有厨房的住客而言，镇上只有两项低价外食选择（其实也没有高价外食可选）：一家吃到饱中国餐馆，或是肯德基炸鸡。它们有各自的附带娱乐。若我选择在中国餐厅吃，可以看到成员众多的墨西哥家庭，或是在体型上更为庞大的明尼苏达州白人家庭；若我把肯德基买回房间吃，则可以在六个电视频道中选一个看。后面这个选择似乎稍微不孤独一点，尤其是当我能找到自己喜欢看的节目时，比如《泰忒斯》( Titus)或《外星人报到》（Third Rock from the Sun）。没有桌子吃饭是件麻烦事，我得把食物放在五斗柜上，并在腿上铺一个超市塑料袋，因为当你歪着身体吃东西的时候，就很难避免溅出来，而溅出来就表示要在洗衣店花时间和钱。今天我发现新的刺激节目： CBS电视台播出的《幸存者》(Survivor)，内容是一些“真实的人”挣扎着要在一个荒岛上点起火。这些疯子是谁啊？怎么会自愿进入一个人工弄出的险恶环境，用那种半调子的求生努力来娱乐几百万名陌生人？接着我想起自己身在何处，还有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吃完晚餐后，我把吃剩的残渣塞进刚才当成桌巾用的塑料袋里，把袋口绑紧，好让那些飞进来的苍蝇死心，它们已经可以自由进出我这个基本上等于没有纱窗的住处。我做了一些晚上要做的事情，包括写每日记录和读一本小说，然后把灯关掉，把门打开一点，坐在门边呼吸一下空气。两名住在我隔壁的非裔男子也把他们的门打开了，由于那扇门白天有时候也是开着的，我注意到他们的房间跟我一样只有一张床。不过这并不是同志幽会，因为他们似乎轮流睡床，一个人睡在房间里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在外面的车子里打瞌睡。我把门和窗关上，摸黑脱衣服，这样别人从窗外才看不见我。我对清景旅馆的其他住客仍然所知不多，因为身为一名单身女子已经够糟了，特别是一名有钱到能自己睡一张床的女子，而且还不是半夜会很吵的那种。就我观察所及，这个地方并不是毒贩和卖淫者的温床，这些人只是没有钱租一间正常公寓的劳工。即便是一开始令我有点担心的那些青少年，也似乎都跟母亲之类的人住在一起，她们很可能是单亲妈妈，因为白天都在工作，所以我之前才没看到她们。
最后我终于躺下来，再次呼吸压在胸口的停滞空气。几小时后我醒来，听着不是从任何电视里发出来的声音：一名女子清亮的女低音，唱着一段世界上最悲伤的歌。在高速公路呼啸来去的卡车声中，歌词内容已经模糊难辨。
我一天的开始，是开车到假日加油站附设的便利商店，买可以塞满一个保鲜盒分量的冰块跟两颗煮蛋。买冰块是要制作冰茶，因为汽车旅馆里没有冰，茶则是靠着把茶包泡在塑料杯里的水中一整夜弄出来的。吃完早餐后，我把房间整理好，铺好床，用一团卫生纸把水槽擦干，然后把垃圾丢到外面的大型垃圾箱。是没错，每天早上旅馆主人的妻子（也可能是合伙人）都会推着一台清洁车到每个房间，但她的打扫行为显示出严重的沮丧或可能是注意力失调症。通常她会记得换掉又薄又小的毛巾，那些毛巾即便是干净的时候也嵌着毛发，而且闻起来像厨房里的油污，但除此之外就没了，只有偶尔一条忘了拿走的抹布或一瓶空气清净剂显示她曾经来过一轮。我脑海里浮现一个以“思想传统、工作勤奋的妻子”为题的广告，想象她在家乡举办婚礼之后，咻的一下子，就被一名语言可能都不通的印度裔美国丈夫带到明尼苏达州的清景旅馆，而她的家人、庙宇跟沙丽店，都远在几千英里之外。①所以我自己打扫房间，然后用足够的发夹固定住头发，使头发能在整个轮班的时间里都保持整齐。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让我看起来像晚上睡在有厨房、洗衣机和吹风机的正常家里，而不是正濒临无家可归的状态。①在此我感谢索娜·帕依( Sona Pai)的协助，她让我一瞥经营汽车旅馆的印度裔美国人社群和移民新娘的生活。索娜是一名印度裔美国学生，在俄勒冈大学非小说类文学系就读研究所。
之所以进行这些家务仪式的另一个原因，是要打发没有在工作的时间，我不能没事一直待在沃尔玛的停车场或休息室。住在那间旅馆里的生活，比我以为的还难熬，若我不能让自己抱着希望，相信下一次休假就是打包搬进霍普金斯公园广场的时候，那么我会恐惧即将来临的休假。我开始出现一些小小的神经质症状。有时候吃完早餐我就胃痛，这会让我不太敢吃午餐，但若没有至少一餐吃得饱，就根本不可能撑完一整天班。更令人心烦的是我新养成的坏习惯，我哪只手只要一有空，就会去扯身上的上衣或卡其裤。这个习惯必须戒掉。我外婆101岁，目前在某种层次上来说还是活着，她就是坚忍自律的完美例子。但她会抓自己的脸和手腕，弄出暗红色的圆形溃疡，而她声称不知道自己有做这些动作。也许这种动作会遗传，我很快就会从拉扯布料变成拉扯皮肉。
我以最佳状态抵达工作场所，先到试衣间跟当班的小姐打一声招呼（通常会是跋扈自满的罗达），因为负责试衣间的小姐跟我的关系，就像厨师跟女侍的一样：如果她想，绝对可以整死我，把好几车掺了不属于女装部或没有折好、套好衣架的衣服丢给我。“我来了，”我张开双臂夸张地宣告，“今天可以开始啦！”罗达的反应是皱一皱鼻子，在胸罩部工作的林恩则扯起一边嘴角微笑。我找到艾莉，她正用标签枪不断射出新的标签，我问她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我做的事情。没有，只要把必须做的事情做好。接下来我去找梅丽莎，询问今天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如何。今天她看到我的时候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我也许不该这么做，可能你也觉得这样很傻……”但她带了一个三明治给我当午餐。这是因为我曾告诉她，我如今住在汽车旅馆里，三餐几乎完全吃快餐，而她为我感到难过。现在，换成我觉得不好意思了。除此之外，我更深深被其中隐含的慷慨所感动，这份善意跟笼罩着我们的企业贪婪是那么不同。梅丽莎大概不觉得自己是穷人，但我知道即便是很小的金额，她都必须精打细算。例如她提醒过我两次，每周二在“广播放送站”买特餐可以省68美分，所以一个三明治真的是一份不小的礼物。我推着我的购物车出发，满足地念着：“博比·布鲁克斯的土耳其蓝松紧短裤”和“褪色荣耀的Ｖ领红色无袖背心”。
然后，在我工作的第二周，有两件事变了。第一，我的班从早上10:00到下午6:00变成下午2:00到晚上11:00，成为所谓的打烊班，尽管这间店仍然是24小时营业。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我是看到休息室外面公布栏上的时间表才发现的。如今我得工作9小时而不是8小时，虽然其中包括1小时无薪的晚餐时间，我每天还是得整整多站半小时。我有两次15分钟的休息时间，原本这在早上10:00到下午6:00的班表显得几乎有点多余，但此时却变得分秒必争。我要在晚餐前把两次休息都用掉吗？我通常在晚上7:30吃晚餐，如果先用掉，就得在晚上8:30到11:00之间最累的时候连续工作两小时半。或者，我要在下午的时候试着连续工作两小时半不休息，接着休息一次，再连续马拉松工作3小时，直到能出去吃晚餐为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15分钟做最大利用，尤其是当你有三项以上急迫又同时发生的需要——尿尿、喝点东西、离开室内到外面晒一下自然光，以及更重要的是：坐下来。我做了点类似偷时间的事，多挤出1分钟，上完厕所才打卡去休息（没错，我们连休息时间都要打卡，半分钟都不能虚报）。从时间上看来，要花75秒才能走到店门口，若我想在“广播放送站”停下来买东西，很可能得花上整整4分钟排队，更别说还要花59美分买一杯小小的冰茶。所以我犒赏自己到店门旁边一块很小的空地放风，那是唯一允许员工抽烟的地方，然后让自己的脚休息大约9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