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喝醉了，说的话都听不清，我再也不喜欢他的声音了。他问我还好吗，我耸耸肩。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什么地方做错了，这样我才好道歉，他说。
梅丽莎认为我们在吵架，我说。
嗯，我们在吵吗？
即使我们在吵这和她有关系吗？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全身开始僵硬，我的下巴绷得生疼。他抚上我的手臂，我甩开他，好像他刚才扇了我似的。他看起来很受伤，和普通人看起来很受伤时一样。我是有毛病的，我知道。
有两个我从没见过的人走过来祝尼克生日快乐：一个高个子和一个抱小孩的黑发女人。尼克看起来很高兴见到他们。女人一直在说：我们不过夜了，我们不过夜，就是飞过来看看你。尼克向我介绍他们：这是他姐姐劳拉，她丈夫吉姆和他们的宝宝，就是尼克深爱的那个宝宝。我不确定劳拉知不知道我是谁。这个婴儿头发金黄，有着天使一样的大眼睛。劳拉说很高兴见到我，我说：你宝宝真是太美了，天哪。尼克笑了，说：是吧？她简直就是模特宝宝。她可以去给婴儿食品打广告。劳拉问我想不想抱她，我看着她问：想，可以抱吗？
劳拉把宝宝递给我，说她要去给自己拿杯苏打水。吉姆和尼克在交谈什么，我不记得了。这个婴儿注视着我，张开又闭上嘴。她的嘴非常灵活，有一会儿她把整只手都放了进去。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完美的生物，居然完全受制于大人的心血来潮，想喝苏打水了就把她托付给了宴会上的陌生人。这个婴儿抬头看我，湿漉漉的手还放在嘴里，冲我眨眼。我将她小小的身体贴在胸口，感叹她是多么娇小。我想跟她说话，但其他人会听见我，而我不希望任何人听见。
当我抬起头时，看见尼克正注视着我。我们彼此对视了几秒钟，因为感觉太严肃了，我试图对他微笑。是的，我说。我爱这个宝宝。她太漂亮了，无可挑剔。吉姆说：哦，瑞秋是尼克最喜欢的家庭成员。他比我们还喜欢她。尼克听后笑了，他探过身来，抚摸宝宝的手，她的手在空中晃来晃去，仿佛她在试图恢复平衡。她握住尼克拇指的关节。哦，我都要哭出来了，我说。她是完美的。
劳拉回来了，说要从我手上把孩子接过来。她很沉的，是不是？她问。我麻木地点点头，说：她太可爱了。失去宝宝后我的手臂感觉又瘦又空。她是个小可爱，劳拉说。你是不是？她怜爱地抚摸宝宝的鼻子。等你有自己的小孩就好啦，她说。我只是盯着她，眨眼睛，随便说声对或者嗯。然后他们就要走了，他们去和梅丽莎道别。
他们走后尼克摸摸我的背，我告诉他我有多喜欢他的侄女。她很漂亮，我说。漂亮这词儿听起来很蠢，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尼克说他不觉得这个词很蠢。他喝醉了，但我能感觉到他试图友好地对待我。我大概说了句：其实我有点不舒服。他问我还好吗，我没有看他。我说：你不介意我走了吧？反正这儿有这么多人，我不想独占你。他试图看我，但我不肯转头看他。他问我究竟出什么事了，我说：我明天跟你说。
他没有跟我走出前门。我在发抖，我的下唇开始打战。我叫了辆出租车回了城里。
／
那天晚上我接到父亲的电话。我被手机铃声吵醒，去接电话时手腕撞上了床头柜。喂？我说。当时是凌晨三点。我抵着胸口揉手臂，眯起眼睛盯着黑暗，等他开口。电话背景音里的噪音听起来像某种天气，刮风或下雨。
是你吗，弗朗西丝？他问。
我一直在跟你打电话。
我知道，我知道。听我说。
他叹了口气，对着听筒。我什么也没说，他也没有。等他再开口时，声音听起来疲惫到了极点。
对不起，宝贝，他说。
对不起什么？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你明白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
尽管过去几周我一直打电话想问他生活费的事，我知道我现在不会提它，如果他提起我甚至可能会否认，说我收到钱了。
你听我说，他说。今年太糟了。失控了。
什么失控了？
他又叹了口气。我问：爸？
当然了，你现在没我会过得更好，他说。是不是？
当然不是。不要这么说。你在说什么？
啊。没什么。说些废话。
我在颤抖。我试图想一些让我感到安全正常的东西。我的物质财产：厕所衣架上晾的白衬衣，书架上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小说，一套绿陶瓷杯。
爸？我问。
你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弗朗西丝。你从来没给我们惹一点麻烦。
你还好吧？
你母亲告诉我你现在有个男朋友了，他说。帅小伙，我听说了。
爸，你在哪儿？你现在在外面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叹口气，这次几乎像痛苦的呻吟，仿佛身体在经受什么苦楚，却没法说出来或描述。
听我说，他说。我很抱歉，好吧？我很抱歉。
爸，等等。
他挂了电话。我闭上眼睛，感觉房间里所有家具都开始消失，像倒过来玩俄罗斯方块，家具朝电脑屏幕上方升起，然后消失，接下来要消失的是我。我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打电话，知道他不会接。最后电话那头连提示音都没有了，大概手机没电了。我躺在黑暗中，直到天亮。
第二天尼克打电话给我，当时我还在床上。我早上十点左右睡着了，他打来时已接近中午。百叶窗在天花板上投下丑陋的灰色阴影。我接起来时，他问我是不是把我吵醒了，我说：没事。我昨晚没睡好。他问他能不能过来。我伸出一只手把百叶窗拉开，然后说好啊，当然可以。
他上了车，我在床上等。我甚至没起来冲澡。我穿上一件黑色T恤，替他开公寓门，他走进来，看起来刚刮了胡子，身上有香烟的味道。看到他时我抓住自己的喉咙，说了句，哦，你没花多久时间就进城了嘛。我们一起走进我房间，他说对，路上没怎么堵。
我们站在原地彼此注视了几秒，然后他亲了我，亲在嘴上。他问：可以吗？我点点头，嘟囔了几句蠢话。他说：昨晚很抱歉。我一直在想你。我很想你。听起来像他事先准备好这些说辞，这样我之后就没法指责他没有说这些话。我的喉咙很痛，像是要哭了。我感觉到他从我的T恤底下摸我，然后我开始大哭，没头没脑地。他说：哦，天，怎么了？嘿。然后我耸耸肩，做出一些奇怪的毫无意义的手势。我哭得很凶。他尴尬地站在那里。他那天穿着一件浅蓝色衬衫，领尖带纽扣的那种，纽扣是白色的。
我们能谈谈那件事吗？他问。
我说没什么可谈的，然后我们做了爱。我双膝跪在床上，他在我身后。这次他用了避孕套，我们没讨论这件事。当他对我说话时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假装没听见他。我还是哭得挺厉害。有些事让我哭得更凶，比如当他抚摸我的胸部，还有当他问我舒不舒服时。然后他说他不想做了，于是我停了下来。我拿床单裹住我的身体，然后把手盖在眼睛上，这样就不用看他了。
是不是很糟糕？我问。
我们可以说说话吗？
你以前喜欢的，不是吗？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他问。你想要我离开她吗？
然后我看向他。他看起来很疲惫，我能看出他很讨厌我对他干的这些事。我真真切切感觉我的身体是一次性的，像是为某件更宝贵的东西占位的东西。我想象着把身体拆开，把四肢并列摆成一排比较它们。
不，我说。我不想。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一直感觉他妈的糟透了。你好像在生我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你开心。
好吧，或许我们应该分手。
对，他说。好吧。我觉得你大概是对的。
我停止了哭泣。我没有看他。我把头发拨到脸后，从手腕上取下一根橡皮筋把头发扎起来。我的双手在颤抖，我开始在视野里不该有光的地方看到微弱的光亮。他说他很抱歉，说他爱我。他还说了些别的，什么他不配和我在一起之类的话。我心想：如果我今天早上没有接电话，尼克就还是我男朋友，一切就仍然是正常的。我咳嗽着清清嗓子。
他离开公寓后，我拿一把剪指甲的小剪子在左大腿内侧剪了个洞。我感觉我需要干一件戏剧化的事，才不会去想我现在感觉有多糟糕，但伤口并未让我好受些。事实上我流了很多血，感觉更难受了。我坐在房间地板上，就着一卷卫生纸擦血，想着自己的死亡。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空杯子，被尼克倒空了，现在我得看着洒出来的这些东西：我所有自以为是的观点，关于我自身的价值，试图装成一种我不是的人。当我充满这些东西时我没法看见它们。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了，只是一只空杯子了，我能看见关于自己的一切。
我把伤口洗干净，找到创可贴贴在伤口上。然后我拉上百叶窗，打开《米德尔马契》。归根结底，尼克究竟是因为梅丽莎又想要他后立马找机会离开我，还是我的脸和身体丑得让他恶心，还是他痛恨和我做爱，做到中途不得不停下来，这一切都无所谓。我的传记作者是不会关心这些的。我想起我从未告诉过尼克的那些事，又感到好受了些，仿佛我的隐私环绕在我周围，像障碍栏一样保护着我的身体。我是一个非常自主独立的人，没有任何人能触碰或察觉我的内心生活。
虽然伤口已经没有在流血了，它还是一直隐隐作痛。那时我有点害怕自己干了件这么蠢的事，不过我知道我永远不会跟任何人讲这件事，并且再也不会干这事。博比和我分手后，我没有在皮肤上开洞，但我的确站在淋浴头下，任由热水流完，一直站在冷水里，直到手指都变蓝。我暗地里把这些行为称为“发泄”。把我的手臂抓破是一种“发泄”，一不小心导致体温过低，最后不得不在电话里对急救人员解释，也是“发泄”。
那天傍晚我想着父亲前天夜里给我打的电话，想着我有多想跟尼克讲这件事，有一瞬我真的想：我要给尼克打电话，他会回来的。这种分手是可以挽回的。但我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真的不会。他再也不是只属于我一人的了，这段关系已经结束。梅丽莎知道我不知道的事。他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他们仍然渴望着彼此。我想起她的邮件，想起我生的病，而且反正可能还不孕，我什么有意义的东西都没法带给尼克。
接下来几天，我盯着手机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什么也没干。时间在闹钟发光的屏幕上明显地逝去，但我仍感觉像没有意识到它的流逝。那天傍晚尼克没有给我打电话，那天晚上也没有。第二天他还是没有打，第三天也没有。没人给我打电话。渐渐地，等待开始感觉不那么像等待，而是单纯得像人生的本来面目：你完成任务，分散注意力，而你一直等待的事持续不发生。我应聘工作，上课。生活在继续。
29
我找到一份工作，每天傍晚和周末在一家三明治店供应咖啡。第一天，一个叫琳达的女人给我一条黑围裙，教我怎么做咖啡。你把一个手柄按下去，在增压滤碗里倒咖啡粉，单份意式浓缩就按一次，双份就按两次。然后你把过滤器紧紧旋到机器上，按热水开关。还有一个小小的蒸汽喷嘴和一罐牛奶。琳达告诉我很多关于咖啡的知识，拿铁和卡布奇诺之间的区别，诸如此类。他们还卖摩卡，但琳达说摩卡很“复杂”，所以我可以先让别人来调。没人会点摩卡的，她说。
我从没在学校看到过博比，我本以为会的。我在艺术楼、她经常抽烟的坡道，或者辩论社附近逗留很久；那房间里有免费的《纽约客》，还可以用他们的厨房泡茶。她从来没有出现。我们的时间表本来也不相近就是了。我想在适合我的时间遇到她，我穿着驼色外套时遇见她，或许两手抱满书时，然后我可以对她微笑，人们表示想忘掉争执的那种试探性微笑。我最大的恐惧是她会走进我打工的三明治店，发现我找了份工作。每当一个深色刘海的苗条女人进门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转向咖啡机，假装用蒸汽加热牛奶。之前那几个月，我感觉像瞥到一种可能发生的别样生活，我能仅仅通过写作、聊天、钻研事物而积累收入。我的故事被杂志接受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进入那个世界，仿佛我把过去的生活在身后叠好收拾起来了一样。一想到博比可能会走进咖啡店，亲眼看见我有多天真，我就感到羞惭。
我跟母亲讲了父亲打来的那通电话。事实上，我们在电话上为此吵了一架，结束后我累得有一小时没力气说话和走动。我说她是“纵容犯”。她说：哦，这是我的错，是吗？什么都是我的错。她说他哥哥前一天在城里看见他了，那时他还好好的。我又重述了一遍小时候他朝我扔鞋的事。我是个坏母亲，她说，你是想说这个吗？如果你从这些事实得出的是这个结论，那是你的事，我说。她指责我反正从来没爱过我父亲。
对你来说唯一一种爱别人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像屎一样对待你，我说。
她挂断电话。之后我躺在床上，感觉像一盏被扭灭的灯。
十一月底的某一天，伊夫林在梅丽莎的脸书公告墙上贴了一条视频，附上留言：又看到这个，我已阵亡。从小图我能看出这视频是在梅丽莎家的厨房拍摄的。我点击视频，等它缓冲。视频里的灯光是黄油般的黄色，背景上挂着仙女小灯，我能看见尼克和梅丽莎肩并肩站在厨房料理台边。然后出现声音。摄像头背后有人说：好了，好了，平静一点。这段录像镜头很抖，但我看见梅丽莎转向尼克，他们两个都在笑。他穿着件黑毛衣。他点着头，就像她在对他发出什么信号，然后他唱出这句话：我真的没法留下来。梅丽莎唱：但是宝贝，外面很冷。他们在唱二重唱，非常好笑。房间里每个人都在大笑鼓掌，我能听见伊夫林的声音说，嘘！嘘！我从没听过尼克唱歌，他的声音很美。梅丽莎的也是。他们表演的方式也很好，尼克假装不情愿，梅丽莎试图挽留他。这很适合他们。他们显然是为朋友们排练的。从这个视频，任谁都能看出他们有多爱彼此。如果我之前看过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心想，大概什么都不会发生。大概我会料想到结果。
工作日，我只从下午五点工作到晚上八点，但到家时我都累得没法吃饭。我耽误了课业。在三明治店工作完后，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完成学校的阅读材料，但真正的问题是我的注意力。我没法专注。概念无法自动归类，词汇量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准确。收到第二张工资单后，我从银行账户里取了两百欧元，放进一只信封。我在一张笔记本页上写道：谢谢你的贷款。然后我把它寄给尼克在蒙克斯顿的地址。他没有回复我说他收到了，但那时我已经不期待他会这么做。
快十二月了。我这一次还剩下三颗药，然后两颗，然后一颗。我把药一吃完，那种感觉就回来了，和从前一样。它持续了很多天。我照常去上课，咬紧牙关。痉挛一波一波地袭来，退去后我感到虚弱多汗。助教点名让我讲讲威尔·拉迪斯拉夫这个人物，尽管我其实读完了《米德尔马契》，我只是把嘴张了又闭，像条鱼。最后我勉强说：很抱歉，我不知道。
那天傍晚我沿着托马斯街走回家。我的双腿在颤抖，我有很多天没吃过一顿完整的饭。腹部有鼓胀感，有几秒我把全身撑在一台自行车支架上。我的视线开始涣散。我扶在自行车支架上的手变成半透明的，像放在光前的一张照片底片。托马斯街教堂就在前方几步外，我拖着脚步歪歪扭扭走向大门，一只手臂环抱胸廓。
教堂闻起来有陈旧的熏香味，空气干燥。一列列彩色玻璃从圣餐台背后升起，像弹钢琴的修长手指，天花板是糖果的那种白色和薄荷绿。我长大后再没进过教堂。两个年长女人坐在一边，握着念珠。我坐在后面，抬头看彩色玻璃，试图把它固定在视野里，仿佛它的永恒能防止我消失。这种蠢病从来没杀过任何人，我心想。我的脸在出汗，或者在外面时它就已经是湿的了，而我没注意到。我把大衣解开，用围巾干燥的一面擦额头。
我用鼻子吸气，感觉到嘴唇在我给肺部充气的努力下开合。我把两手放在膝上握紧。疼痛漫延到脊椎，放射到头颅，我的眼睛开始流泪。我在祈祷，我心想，我其实是坐在这里乞求上帝帮助我。我的确是在。请帮帮我，我想，拜托了。我知道祈祷这件事是有一些规矩的，你在乞求神灵之前需要相信一种神圣的秩序原则，而我并不相信。但我努力了，我心想，我爱我的同类们。是这样的吗？我爱博比吗？在她那样撕掉我的故事，抛弃我之后？我爱尼克吗？哪怕他已经不想再和我做爱了？我爱梅丽莎吗？我曾经爱过她吗？我爱我的母亲和父亲吗？我能爱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坏人吗？我低下头，把前额放进双手中钳紧，头晕乎乎的。
我不再去想庞大的观念，而是努力专注于小事，我能想到的最小的事。曾有人做出了我此刻坐着的长椅，我心想。曾有人打磨木头，给它上清漆。曾有人把它搬进教堂。曾有人给地板铺砖，有人安装窗户。每一块砖都是人的手垒好的，每一扇门上安装的铰链，每一条外面的路，每一盏路灯的灯泡，都需要人的劳作。甚至那些由机器制造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人制造的，因为是人先制造了机器。而人类本身就是由其他人类孕育的，他们又努力哺育快乐的孩子，搭建幸福的家庭。我，我穿的所有衣服，知道的所有语言。是谁把我放在这座教堂里，让我想这些念头？其他人，一些我非常熟悉的人，一些我从未遇见的人。我是我自己，还是他们？这是我吗，弗朗西丝？不，这是我，这是他人。我是否偶尔伤害、危害自己，我是否滥用了身为白人本不该有的文化特权，我是否将他人劳动视为理所当然，我是否有时利用过度简化的性别理论来规避严肃的道德协约，我和自己身体的关系是否存在问题？是的。我是否想要摆脱痛苦，从而要求别人的生活也免于痛苦，那种属于我因此也属于他们的痛苦？是的，是的。
当我睁开眼时，我感觉我明白了什么，身体细胞似乎像上百万发光的接触点一样亮了起来，我意识到某种深刻的东西。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晕倒了。
／
昏厥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我让帮助我起身的女人宽心，说这以前也发生过，她听后似乎有点气恼，像在说：那你去解决呀。嘴里有股怪味，但我还有力气，不需要人搀着走。我的宗教觉醒离开了我。我在回家的路上在森特拉便利店买了两包方便面和一盒巧克力蛋糕，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完回家的路，一步接着一步。
到家后我打开蛋糕盒子，拿出一只勺，然后拨了梅丽莎的电话。铃音响了，声音像一种心满意足的呼噜声。然后是她的呼气。
喂？梅丽莎说。
我们能谈一会儿吗？还是说现在不方便。
她笑了，至少我觉得她发出的那个杂音是笑。
你是说一般情况还是现在？她问。一般来说都不方便，但现在还行。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小说寄给博比？
我不知道，弗朗西丝。你为什么要操我老公？
你这是想震慑我吗？我说。好吧，你是个让人咂舌、会说脏话的人。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你为什么要给博比发我的小说？
她不说话了。我拿勺尖舀起蛋糕糖衣，舔了一下。很甜，没什么风味。
你的确会突然爆发出这种敌对情绪，是不是？她说。就像那次和瓦莱丽一样。你是不是面对别的女人会感觉到威胁？
我问了你一个问题，你要是不想回答那就挂电话吧。
我凭什么要向你解释我的行为？
你恨我，我说。是不是？
她叹了口气。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说。我把勺子插进蛋糕深处，挖进海绵蛋糕的部分，然后吃了一大口。
你彻头彻尾地轻视我，梅丽莎说。我不是说尼克这件事。你第一次来我们家时，你东看西看，就像在说：我要摧毁这个让人尴尬的中产阶级世界。我是说，你相当享受摧毁它。突然间，我环视我他妈自己的家，心想：这个沙发很丑吗？喝红酒很俗吗？我曾经享受的东西开始让我觉得自己可悲。有一个老公，而不是去操别人的老公。签了一本书，而不是拿我认识的人写一个刻薄的故事然后卖给著名杂志。我是说，你闯进我的家，戴着他妈的鼻环，就好像在说：哦，把这整套系统给掏空肯定会让我很享受。她简直太体制内了。
我把勺子插进蛋糕里，这样它能直立起来。我拿手按摩着脸。
我没有戴鼻环，我说。那是博比。
好吧。我深深地抱歉。
我不知道你觉得我这么有颠覆性。事实上我没有瞧不起你的房子。我想让它成为我的房子。我想要你的全部人生。或许我做过一些卑鄙的事试图获得它，但我很穷而你很富。我不是想要破坏你的生活，我只是想偷走它。
她发出一种冷笑的声音，但我觉得她不是真的没听进去我说的话。这不像她的真实反应，更像表演。
你和我老公搞婚外恋是因为你太喜欢我，梅丽莎说。
不，我不是在说我喜欢你。
好吧。我也不喜欢你。你不是个非常友好的人。
我们都停下来，就像我们把对方碾上几层台阶，上气不接下气，意识到这行为有多蠢。
我很后悔，我说。我后悔没有更友好些。我应该更努力地和你做朋友的。我很抱歉。
什么？
我很抱歉，梅丽莎。我很抱歉给你打这通充满敌意的电话，太蠢了。我其实不知道我这会儿在做什么。可能我最近过得很糟糕。我很抱歉给你打电话。还有，我为一切感到抱歉。
老天，她说。发生什么了，你还好吗？
我很好。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那个人。我不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我希望我过去能更了解你，更友好地对待你，我想为此道歉。我这就挂电话。
我在她开口前挂了电话。我吃了些蛋糕，吃得飞快，很贪婪，然后把嘴擦干净，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一封邮件。
亲爱的博比：
我今天在教堂里晕倒了，你肯定会觉得这有点好笑。我的小说伤了你的心，我很抱歉。我觉得你伤心的原因是因为它证明我明明能对别人诚实，对你却不能。我希望这是原因。我今晚给梅丽莎打电话，问她为什么把那个小说发给你。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我真正在问的其实是：我为什么要写那个故事？那通电话真的很尴尬，很混乱。或许我将她视作我的母亲。事实真相是我爱你，一直爱你。我说的是柏拉图那种爱吗？你亲吻我时我并没有拒绝。我们重新上床的想法一直都让我兴奋。当你跟我分手时我觉得我们在玩一场游戏，而你打败了我，于是我想东山再起，把你击败。现在我觉得我只是想和你上床，不带隐喻意味。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其他欲望。举个例子，我正在用茶勺从盒子里吃巧克力蛋糕。在资本主义时代，要爱某个人你就得爱所有人。这是理论，还是只是神学？读《圣经》时我将你想成耶稣，这样看来在教堂晕倒或许的确是一个隐喻。但我现在不是试图扮聪明。我没法为写那个故事或拿稿费道歉。但我可以为让你对此感到震惊而道歉，我本应该告诉你的。对我而言你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如果我曾这样对待你，我很抱歉。你谈论一夫一妻制的那晚，我爱你的智慧。我当时不知道你想要告诉我什么。或许我比我们俩认为的都要蠢得多。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时，我总是想成是两人一组。这让我感到威胁，因为所有没有我的组合似乎都比有我的更有趣。你和尼克，你和梅丽莎，甚至尼克和梅丽莎他们那种独特的相处方式。但现在我意识到没有什么是由两人甚至三人组成的。我和你的关系是由你和梅丽莎的关系、你和尼克的关系，还有你和你童年的关系，等等，等等组成。我想要获得某些东西，因为我以为这样我才能存在。你会给我回信，然后解释拉康究竟在说什么。或者你不会回信。我的确晕倒了，如果你嫌弃我的行文的话。这不是谎话，我现在还在颤抖。我们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彼此相爱的新模型？我没喝醉。拜托回信。我爱你。
弗朗西丝
不知什么时候巧克力蛋糕吃完了。我探进盒子，看见碎屑和没剥掉的纸包装内侧蹭上的糖衣。我从桌边站起来，烧了壶水，然后往法式滤压壶里倒了两勺咖啡。我吃了些止痛片，喝了咖啡，在Netflix上看了部谋杀悬疑片。某种宁静降临在我身上，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上帝的作为。倒不是实际存在的上帝，而是一种共有的文化实践，普世存在，因此似乎具备了实体，就像语言或性别。
那晚十一点十分，我听见她的钥匙在门里转动。我走向门厅，她正在拉下雨衣拉链，那个夏天她带去法国的那件雨衣，雨水成股地从她两袖滑下，滴到地板上发出轻微的、打击乐般的声音。我们四目相对。
好奇怪的一封邮件，博比说。但我也爱你。
30
那晚我们第一次谈起我们的分手。这感觉像打开一扇一直都存在于家里的门，一扇你每天路过却从未思考过的门。博比说我让她感到痛苦。我们当时坐在我床上，博比靠着床头，背后垫着枕头，我双腿交叉，坐在床尾。她说我在她辩论时会笑她，就好像她是个笨蛋。我告诉她梅丽莎说的那句话，说我不是个很友善的人。博比听后笑了。梅丽莎当然会知道咯，她说。她什么时候对别人友善过了？
或许我们不该用友善作为计量单位，我说。
这当然和权力有关，博比同意道。但很难判断究竟谁有权力，所以我们依靠“友善”作为替代标准。我觉得这在公共讨论中是个问题。最后我们问，以色列是不是比巴勒斯坦更“友善”。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
杰里当然比埃莉诺更“友善”。
是的，我说。
我给博比泡了杯茶，她把它放在膝盖上两腿之间。聊天时她把两手放在杯侧取暖。
我并不恨你靠写我去赚钱，顺便一提，博比说。我觉得这很好笑，但前提是我得对这个笑话知情。
我知道。我应该跟你说的，但我没有。只是在某种层面上我还是把你看作那个伤了我的心、让我没法维持正常感情关系的人。
你低估了自己的力量，这样你对别人不好时你就不必自责。你跟自己讲这些故事。哦好吧，博比很富，尼克是男的，我不会伤害这些人。倒不如说是他们要来伤害我，我只是在自我防卫。
我耸耸肩。我想不出什么可说的。她举起茶杯，啜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回两腿之间。
你应该去做心理咨询，她说。
你觉得有必要吗？
你还没有正常到不需要它。这说不定对你有好处。跑去教堂里晕倒可算不上正常。
我没有去解释我晕倒不是因为心理状态。说到底，我又懂什么呢？如你所愿，我说。
博比说。我觉得，要你承认自己需要某个对情绪敏感的心理学硕士毕业生的帮助，会要了你的命。他搞不好还是支持工党的。但或许咨询会对你有好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1）我说。
没错。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2）
那晚后，傍晚时博比开始陪我从大学走到三明治店。她问到了琳达的名字，在我穿围裙时和她闲聊。博比得知，琳达的儿子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3）。傍晚我回家时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把她的衣服搬进我的房间，几件T恤和几条干净的内裤。在床上我们彼此折叠，像日本折纸。原来人的确会因为太过感激而睡不着觉。
有一天玛丽安娜在学校看见我们牵手，说：你们复合啦！我们耸耸肩。这是恋爱，这也不是恋爱。我们的每一个手势都是自发的，如果在外人眼里我们像一对情侣，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我们于是有了一个笑话，这对每个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是毫无意义的：什么是朋友？我们会幽默地问。什么是聊天？
早上博比喜欢比我早下床，这样她就能像之前在另外一间房间住时那样，在洗澡时把热水用光。然后她会喝一整壶咖啡，头发的水滴在厨房餐桌上。有时我会从热压机里拿出一条毛巾，搭在她头上，但她只会继续无视我，在网上读一些社会福利住房的文章。她剥橘子，也不收拾那些柔软的、闻起来甜香扑鼻的橘皮，它们最后在餐桌或沙发扶手上变得又干又皱。傍晚我们打着伞穿过凤凰公园，手挽手，在惠灵顿纪念碑脚下抽烟。
在床上我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内容从日常观察像螺旋一样扩散到宏大抽象的理论，然后又缩回来。博比谈论罗纳德·里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她对阴谋理论家超乎寻常地尊敬。她对事物本质感兴趣，但她也很慷慨。和许多人不同，和她在一起时我不会觉得，在我说话时她只是在准备下一件她想说的事。她是一个出色的倾听者，一个积极的倾听者。有时我说话时她会突然发出声响，仿佛她对我正在讲的话题兴趣强烈，通过她的嘴表达了出来。哦！她会说。或者：太对了！
十二月一个晚上，我们出去庆祝玛丽安娜的生日。每个人心情都很好，外面点上了圣诞灯饰，大家都在讲玛丽安娜的趣事，她在喝醉或打瞌睡时干过的事和说过的话。博比模仿她，把头埋着，然后甜蜜地透过眼睫毛向上看，肩膀扬起来，假装在耸肩。我大笑着说，这真的很搞笑，然后说：再来一次！玛丽安娜正在擦眼泪。别，她说。哦，我的上帝。博比和我给玛丽安娜送了一双手套，一双漂亮的蓝色皮手套，我们一人送一只。安德鲁说我们小气，玛丽安娜说他缺乏想象力。她在我们面前戴上手套：这只是弗朗西丝手套，她说。这只是博比手套。然后她让它们像木偶一样彼此对话。讲啊讲啊讲，她说。
那天晚上我们谈起叙利亚战争，入侵伊拉克。安德鲁说博比不懂历史，她只是把什么都怪在西方国家身上。桌上每个人都发出“噢”的怪叫，仿佛我们在一起玩什么游戏。在接下来的分歧中，博比展示出一种残酷的智力，她似乎读过安德鲁提及话题的所有文章，只在证明大论点时才纠正他，甚至都不暗示她都快拿到历史专业学位了。我知道要是有谁看不起我，我会率先提起自己的学位。她说话时，眼睛经常向上看，看着灯具或远处窗户，她还会打手势。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别人身上，注意他们同意或恼怒的信号，试图邀请陷入沉默的他们加入讨论。
博比和梅丽莎这时还有联系，但很明显她们已彼此疏远。博比对梅丽莎的性格和私人生活有了一些新认识，它们远不像她之前拥护的观点那样充满溢美之词。
我们不该相信他们的，博比说。
当时我们坐在沙发上，举着外卖纸盒吃中餐，三心二意地看一部格里塔·葛韦格的电影。
我们不知道他们多么互相依赖，博比说。我是说，他们和我们打交道从来就是为了他们自己。时不时地搞一些戏剧性的外遇，大概对他们的婚姻有好处，给自己找点乐子。
或许吧。
我不是说尼克是有意来折腾你。我其实喜欢尼克。但归根结底，他们总是要回到他们那段一团糟的情感关系，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你知道吗？我真的对他们很生气。他们把我们当人力资源来使用。
你很失望，因为我们没有毁掉他们的婚姻，我说。
她含着满嘴的面条笑了。电视屏幕上，格里塔·葛韦格正玩着游戏，把她朋友推进灌木丛里。
谁甚至会结婚？博比问。简直不祥。谁想要某种国家机器来维持他们的感情？
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是靠什么维系的？
没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什么都没有。我把自己称作你的女朋友吗？没有。把我自己叫作你的女朋友会将某种预制的文化动态施加在我们身上，而它是完全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你知道吗？
我直到电影结束了都还在思考她的话。然后我说：等等，你是说你不是我的女朋友？她笑了。你是认真的吗？她问。不。我不是你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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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说他认为博比是我女朋友。那周我们一起出去喝咖啡，他对我说桑尼给了他一份兼职，有工资的。我告诉他我并不嫉妒他，这让他很失望，不过我也担心我在说谎。我喜欢桑尼。我喜欢书和阅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不是在问你她是不是我女朋友，我说。我是在跟你说她不是。
但她明显是。我是说，你们是否在搞什么激进的同性恋之类的我不管，但用大白话来说，她就是你女朋友。
不。我再说一次，这不是个问题，这是一个宣言。
他用手指把一包砂糖挤皱。我们就他的新工作已经聊了有一会儿了，这段对话让我觉得自己像杯苏打饮料。
好吧，我认为她是，他说。我是说，这很好。我认为这对你来说很好。尤其是和梅丽莎发生那么多不愉快之后。
什么不愉快？
你知道的，就是在床上干那种奇怪的事。和她老公。
我瞪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那袋砂糖包装袋上的蓝墨水揉到了他手指上，把指纹染成蓝色脊线。最后我说了好几次“我”，他似乎没注意到。她老公？我心想。菲利普，你知道他的名字。
什么奇怪的事？
你不是和他们两个一起睡吗？大家都这么说。
不，我没有。倒不是说那样做是错的，但我没有。
哦，好吧，他说。我听说发生了各种奇怪的事。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听了这句话，菲利普抬起头来，一脸震惊，他的脸很明显地红起来。砂糖包滑了下来，他飞快地用手指把它夹起来。
对不起，他说。我不是想让你难过。
你跟我讲这些流言蜚语只是因为你觉得，什么，我会觉得好笑？就好像人家在背后说我坏话对我来说很有趣？
对不起，我只是以为你知道。
我用鼻子深深地吸气。我知道我可以当场走掉，但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想不出我想去哪个地方。我还是站起来，从椅背上拿起外套。看得出来菲利普很坐立不安，他甚至为伤害到我而感到愧疚，但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我扣上外套扣子，他低声说：你要去哪里？
没事，我说。别在意。我只是要吸点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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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跟博比讲B超的结果和医生跟我说的话。通过拒绝承认得病，我感觉我可以把我的病挡在时间和空间之外，让它只存在于我脑中。如果别人知道了，它就会成真，我这辈子都得当一个病人。这只会阻挠我的其他野心，比如获得智性启蒙，还有成为一个有趣的女孩。我在网络论坛上找，看看这对别人是否也是一个问题。我搜索“不能告诉别人我”，谷歌提示“是同性恋”以及“怀孕了”。
晚上和博比在床上时，有时我父亲会给我打电话。我会把手机拿进厕所里低声回答。他越来越混乱。有时他似乎认为有人在追捕他。他说：我有些念头，很糟糕的念头，你知道不？我母亲说他的兄弟姐妹也接到这种电话，但谁又能做什么呢？他们去找他时他总不在家。我经常能听到背景里有汽车经过，于是知道他在外面。很偶尔时，他似乎为我的安全担忧。他让我别让他们找到我。我说：我不会的，爸。他们不会找到我的。我在这儿很安全。
我知道我的病痛随时都可能复发，所以我每天开始吃最大剂量的布洛芬，以防万一。我把灰色笔记本和止痛片药盒藏在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只在博比去洗澡或上课时才把它们拿出来。最上面这层抽屉似乎代表我的所有毛病、我对自己的所有负面观点，因此每当我看到它，都会再次感觉不舒服。博比从来不问。她从不提超声波，也不问我谁在晚上给我打电话。我知道这是我的错，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我需要重新感觉自己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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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周末我母亲到都柏林来了。我们一起去购物，她给我买了条新裙子，我们在威克洛街上一家咖啡店吃午饭。她看起来很累，我也很累。我点了一个夹烟熏三文鱼片的贝果面包圈，拿叉子挑起黏滑的鱼片。裙子在纸袋里，放在桌下，我老是不小心踢到它。是我提议去这家咖啡店吃午饭的，我能看出母亲很礼貌，但在她面前，我意识到这三明治贵到离谱，配的沙拉没人会吃。她点的茶，它是装在一个壶里，和一套繁琐的陶瓷茶杯和碟子一起上的，她微笑地注视着它们，一副乐于尝试的样子。你喜欢这地方？她问。
还行，我说，我意识到我恨这里。
我那天看见你父亲了。
我拿叉子叉起一片三文鱼，把它转移到嘴里。尝起来有柠檬和盐的味道。我吞了下去，拿纸巾在嘴上点了一下，然后说：哦。
他不太好，她说。我看得出来。
他从来都不太好。
我当时想跟他谈谈。
我抬头看她。她埋头出神地盯着她的三明治，或者是借出神的样子掩饰别的感情。
你要理解他，她说。你父亲和你不一样。你很坚强，你可以应对生活。你父亲日子过得很艰难。
我试图揣摩这些结论。它们说的是真的吗？它们是不是真的重要吗？我把叉子放下。
你很幸运，她说。我知道你或许不这么觉得。你要是想你可以余生都继续恨他。
我不恨他。
一个服务生颤颤巍巍地端着三碗汤走了过去。母亲看着我。
我爱他，我说。
这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好吧，我跟你可不一样。
她笑了，我感觉好了些。她越过桌子握住我的手，我任由她握着。
* * *
（1） 引自《圣经》约翰福音，下一句是“就不能见神的国”。
（2） 引自《马太福音》。
（3） 曾为爱尔兰独立、后为统一北爱尔兰而战斗的组织，曾一度被视为恐怖组织，2005年宣布终止武装斗争。
31
第二周的一天，我的电话响了。我记得很清楚电话响时我站在哪里：就站在霍奇斯·菲吉斯书店“新小说”的书架前，当时是5点13分，我在给博比买圣诞礼物。当我从外套兜里拿出手机时，屏幕上写着：尼克。我的脖子和肩膀感觉非常僵硬，并且突然间像是裸露在外。我用指尖把屏幕滑开，把手机举到脸颊边，然后说：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