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尾尖端最先出土，但考古队很快发现，在下葬之后的某个时刻，船棺已经被破坏并遭到盗掘，而盗墓者遗落的东西散布在入口与墓室之间。封土以及填封土之前立在其中的石头的重量很沉，已经将龙骨压断，龙骨的一部分已经竖立起来了。
船棺碎成了2000块碎片，碎片和残存的少量文物被运往奥斯陆，其中大部分文物十分脆弱。这个巨大拼图而后在热明矾溶液中浸泡，留下明矾在木材中的结晶，让木材得以保持稳定——虽然依然易碎，而后再涂上木馏油和亚麻籽油。原来的木料中有90%仍能继续用于拼接，考古学家也最终得以将整个龙骨复原。1926年，木料被重组，转移到了位于奥斯陆附近的比格迪的一座专门为它建造的博物馆中。将巨大的船从复原的工厂运到博物馆花了几乎一天的时间，动用了一套特殊的可拆卸轨道，轨道仅有100码“[1码约合0.9144米。]”长，必须要不断将轨道的后部拆卸到前方以便运送船壳——这个辛苦的工作吸引了许多好奇的围观者驻足观看。如今，这件文物陈列在十字形的大厅之中（和科克斯塔德船共同陈列）。即使不在水中，船上巨大的龙骨依然造型优美；巨大而完好的科克斯塔德船的船体依然饱满，如同良马的体侧一般，这或许是现存的维京船只文物之中最令人惊叹的两件。
奥塞贝格船棺的桅杆和舵几乎没有使用过的迹象，其他的一些特点，比如桨口无法在风暴中关闭、舰船本身的容积，都足以说明这艘船只并不适合用于掠夺活动。因此这艘船或许仅仅是仪式用的，甚至是为这次葬礼而特意制作的。墓室的墓主是两名妇女，一位是中年妇女，另一位年轻一些，她们引发了许多推测。对木料的分析证明，建造船只的树木应该是在820年砍伐的，而船只可能在834年停止使用，这或许说明了墓主所生活的年代。
虽然墓主中至少有一人身份显赫，墓室之中的骸骨却似乎是仓促放置，或许按照伊本·法德兰的说法，维京人在葬礼上大量饮酒就是这种现象的成因。 77 对骸骨的检测初步显示，其中一位妇女有20多岁，另一位则年长许多，这与伊本·法德兰的记述相吻合。年轻的妇女可能是被杀死，而后和女主人一同下葬的。然而在2006年，奥塞贝格墓葬和科克斯塔德墓葬又被重新打开（此前于1948年封闭，遗骨被归葬原处）。尽管发掘者发现存放遗骨的金属箱已经进水，骸骨有被溶解的风险，但是对骸骨牙根的研究发现，“年轻的妇女”其实死去时已经50多岁了。“年长的妇女”的腿骨存在异常，或许她曾在幼年受伤，卧床甚久，而似乎在十四五岁时再度受伤，左膝的问题让她沦为残疾。她的死因或许是腹部或胸部的癌变，最终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影响了骨骼，让她在临终时痛苦不已（而她也“光荣”地成为挪威已知的最早的癌症患者）。
尽管奥塞贝格船棺墓主的身体状况要比1904年出土的船棺墓主情况更好，但这对了解她们的实际身份依然提供不了什么帮助。最好的猜测就是年长的妇女地位尊贵，很可能出于王家。她有可能就是阿萨女王，即金发哈拉尔德的祖母。 78
虽然奥塞贝格船棺之中没有发现珠宝（推测应当是被盗墓者取走了），余下的陪葬品依然极具价值，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大型木制马车，车的轮子保存完好，上面还雕刻有盘旋的凶恶野兽。在车辆的侧面有四个木雕头颅，其中一个是凶恶扭曲的人脸，它也成了维京时代最为著名的图像。其他物品包括各种各样妇女所用的日常物品，是供她们在往生后使用的，比如斧头、刀具、整头牛的遗骨、床、被褥、纺织用具以及车辆和雪橇（或许是为她们前往另一个世界所用）。在各种物件之中还有一张挂毯的残片，它几乎完全分解了，或者说是被压在一起，如同蛋糕一般难以分开，根本无法完全拆解研究。即使如此，部分挂毯还是得以修复，上面的形象显示它或许是某幅挂画的一部分，上面有行走或者骑马的人物，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图形，比如卍字符号、绳结符号和飞鸟形象，它们填满了几乎所有的空白处。
在奥塞贝格还发现了所谓的“佛桶”，它是一只在其他方面都平常无奇的紫杉木桶，但是在把手上有两个类似闭目打坐的佛陀的形象，它们身上都有一对黄色珐琅制成的卍字佛印。尽管看起来这可能是他们和东方贸易的结果，但桶应当是在爱尔兰制造的，或许是从爱尔兰的修道院抢掠而来。 79 更加惊人的是在奥塞贝格墓葬角落发现的一张床的四个床柱。每个床柱上都雕刻了独立的龙形象，第一条格外凶恶，仿佛随时要跃起伤人，而另一条龙则怪异而令人厌恶，第三条龙大张着眼，第四条龙的表情则近乎滑稽。
在维京舰船发展的高峰，以奥塞贝格船和科克斯塔德船为代表，舰船体积甚大、船体开放，既使用划桨也使用风帆，而独特的建造方式让它们适合用于长途的掠夺活动。他们的船只吃水很浅，可以在大多数其他大型船只无法进入的河流之中航行，而这让他们的目标惊恐不已，因为只要有海岸线或者河流，维京海盗就可能出现。
奥塞贝格船的龙骨长达65英尺，稍微弯曲，让船的吃水最深处位于船壳最宽处，以便增加船只的载重量。船只的骨架上是一系列交叠的木板，上面使用铁钉连接，在末端以小金属片加固。使用交叠的木板是“重叠搭造法”的典型特征。木板随后用木质的肋条加固，通过穿过底部孔的绳子捆扎。
科克斯塔德船比奥塞贝格船略大，约有75英尺长。其整体架构更加坚固，龙骨一体成型，因此更适合在海上航行。它的船壳更圆，桨口还可以关闭，以防水涌入打湿船只内部。其两侧也比之前的船只更高，这个改进让船员能在航行时生活在更干燥的环境中。科克斯塔德船约完成于850年，比奥塞贝格船晚了近半个世纪，这说明船只建造技术在这一维京人的掠夺活动全面展开的时期，有了明显的提升。
科克斯塔德船和奥塞贝格船（以及年代略早的另一艘船，1867年于楚讷出土）都是维京海盗的典型战船——长船的实例，尽管记载中提到过的更大的舰船甚至能运载70名桨手（比如奥拉夫·特里格瓦松的长蛇号，上面有34对船桨）。奥塞贝格船在内侧扶手处有盾牌架，可以挂64面盾牌（考古学家发现的盾牌残片证明这些圆盾直径约3英尺，涂着黑色与黄色的颜料）。当入港之后，盾牌可以留在一侧，震慑潜在的敌人或者在犹豫是否要把财宝交给维京海盗的人。两艘船的桅杆都完好无损（尽管科克斯塔德船的桅杆不完整），都可以在必要时升起或下降，使用所谓的桅杆栓进行调节（这根木料拴在桅杆上，让调节桅杆更加容易）。转向则使用巨大的侧桨，位于船只的右侧［而英语的“右舷”（starboard），就源自古北欧语的“styrbord”，即转向的一侧］。在陆地上时侧桨可以收起，只要解开拴住桨的皮带就可以将其放进船中。
这些大船给人带来的视觉震撼不可小瞧。11世纪中期，《诺曼底埃玛王后颂》的作者留下了克努特的舰队在1015年离开丹麦的一段记载，他描述道：“闪耀的兵刃挂在一侧，另一侧挂着的盾牌闪着火焰一样的光芒。黄金在船尾闪耀，白银则在各式各类的船只上放光……所有目睹这恐怖的对手的人，看到金光闪耀的舰船上，全副武装的战士满面金光，而龙头上也闪耀着纯金的光芒……又怎能不畏惧率领这支军队的国王呢？” 80
我们对维京舰船的风帆与索具则所知有限，毕竟仅靠出土的船只上的残存文物，很难准确复原，而萨迦之中存留的记载也相当有限。我们因此只能依赖图画上的形象，特别是瑞典本土以东55英里处，波罗的海中的哥特兰岛上的一系列岩石绘画。
这座岛屿在维京时代的重要性，从岛上出土的大批维京时代的钱币窖藏中可见一斑，而且岛上还有许多小港口，比如帕维肯，它们充分利用了哥特兰岛在波罗的海的战略位置。更惊人的是那些有图案的岩石，它们通常被用作墓碑，这些雕刻出现于约公元400年的铁器时代，而且几乎是该岛所独有的。最开始的图案有螺旋纹饰、圆花饰和想象中的动物，随着这种风格的不断发展，开始有神话中的场景出现；有时图案还描绘太阳和舰船，两者的结合或有一定的宗教意义，象征将陆上的死者用船运到死者的世界。 81 图画中最早的船只（可追溯至6—7世纪）上却只有船桨，没有船帆。
直到9—10世纪，哥特兰的石刻才和瑞典传统的如尼石更为类似，上面有了纪念过世者的铭文，但石刻上的图画依然留存，成为北欧世界最为与众不同的风格之一。图画包括女武神将死去的维京战士带离战场、奥丁独特的八腿神马斯莱普尼尔，还有一系列的船舶的图画，画上的船没有扬帆，船帆则绝大多数是清一色的三角帆，但船只索具则更为复杂。基本可以肯定这些船是战船，因为石刻上的船只满载着战士，仿佛在急于求战。
其他存留的船只（或残片）提供了维京舰船形制的更多信息。一艘在丹麦菲英岛上的拉德比发现的舰船（仅剩下在土壤之中的印记，还有几排金属铆钉存留）大约可追溯到900年，比奥塞贝格和科克斯塔德发现的船只更长更窄。这种造型的船只使用风帆更为困难，或许是在波罗的海近海使用的。而1953年时发现的一艘船，或许是在985年进攻海泽比时沉没的，这艘船给维京时代晚期常见的大型舰船提供了典型范例。其长度估计有近102英尺，而且能够载运60名桨手，这意味着这艘船的船员发动攻击时规模相当可观。
记载之中（也就是说仅见于萨迦之中）的最大维京战船，是奥拉夫·特里格瓦松的长蛇号，据说长度超过100英尺。这艘船在998年建成，其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故。负责监工这艘大战舰的是“顺滑的刮削者”（Skafhogg）托尔贝格。一天晚上，托尔贝格必须要离开，工程无人照顾，当他带着国王返回时发现“工人已经到来，但是没有开始工作。国王询问他们为何如此消极怠工。他们的回答是船只被某个人可耻地破坏了，这个人在从头到尾的木板上都留下了一道深痕”。 82 奥拉夫勃然大怒，向众人悬赏这个破坏者的名字，而托尔贝格承认他正是那个破坏者。奥拉夫斥责他的首席工匠，要他立即将船复原，否则就处决他。“而后托尔贝格上前切削木板，直到所有刻痕被完全削平，与其他部分平齐。随后国王和其他人一致认为，在托尔贝格改良之后，船只更加美观了。国王随后让他在另一侧也如此进行，并致以重谢。”
托尔贝格的改良如今已经无从得见，因为奥拉夫的舰队在999或1000年的斯沃尔德之战被击溃。 83 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国王是他从长蛇号的船尾全副武装跳入水中自尽，以免被俘受辱。尽管有些人认为他依然存活，有些人希望他能够返回解放挪威，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从最大的维京长船跳下之后便溺亡了。
1962年，在丹麦的斯库勒莱乌发现了另一个维京船只存留的宝库，当时从罗斯基勒峡湾的海底打捞出来了一系列的船只残骸。这些船只或许是在11世纪70年代，在一次对该城的掠夺时被刻意凿沉的，以封锁前往西兰岛上的罗斯基勒的航路。进入港口的主要海路有三条，而这几艘船永久封锁了其中一条，当地舰队可以有效封锁另一条海路，而最后一条海路较为曲折，必须要本地的向导指引才能安然通过。现在斯库勒莱乌船陈列在峡湾旁边的博物馆的玻璃柜中，它的完整性比挪威发现的科克斯塔德船和奥塞贝格船要差，金属框架已经全部消失，余下的船体看上去颇为科幻。其中一艘船（斯库勒莱乌二号船）有98英尺长，乘员可能多达75人，是长船制造技术发展到顶峰的作品。对木材的分析显示这艘船是在爱尔兰建造的，于1040年左右在都柏林附近地区完工。这种船型被称为“蛇船”（snekke），这种海洋怪兽载运着10世纪和11世纪初发动大规模侵袭的战士远航。另外一艘较小的战船，斯库勒莱乌五号船，则有60英尺长，配有13对桨，是长船里小型舰船的例子。
斯库勒莱乌一号船则是另外一种类型完全不同的船只。 84 这艘船比起长船更加粗短坚实，是所谓的“诺尔船”（knorr），即维京时代典型的非战斗运输船。这种特殊用途的船需要的船员很少（因而能够运载更多货物），而且桨也更少，这意味着其动力更依赖风帆。目前发现的最早同类船只是在挪威的克拉斯塔出土的，大约可追溯至990年，船上载运的一批磨刀石仍留存在残骸之中。斯库勒莱乌一号船大约于1030年在挪威完成，大约52英尺长，可以载运24吨货物。正是这种船只在波罗的海进行运输，保证与维京世界的远端——比如冰岛和格陵兰——的联系（格陵兰格外依靠挪威王室的诺尔船运输，每年挪威都要派船向这些孤立的殖民地提供补给）。 85
罗斯基勒的博物馆是重建维京船只的主要中心之一，这一传统开始于1892年建造科克斯塔德船的复制品，而那艘船也从挪威一路远航抵达了芝加哥，路上几乎没有遭遇什么困难，成功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新大陆的五百周年纪念日之前抵达，并得以在世界博览会上展览。如今的重建项目是重建每一艘斯库勒莱乌船，包括最近复制的斯库勒莱乌二号船，复制品被命名为格伦达洛的海骏马号，它在2008年从丹麦起航抵达冰岛。这次航程没有遭遇任何重大事故，即使遭遇了风暴天气，船只进了大量水，却也显示了11世纪时的先驱者们，在出海远航时必须忍耐何种潮湿的情况。
维京人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来为他们舰船的航行导航，无论是在家乡的近海航行还是穿越北大西洋的壮举均是如此。在近海，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导航方式就是盯紧陆上的地标，并估算航行的大约时间。北欧海岸线上（以及维京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地名都是对这种航行方式的纪念，比如库伦（斜坡）、斯科纳沿岸的海岬，以及一系列以“-ey”（岛）为结尾的名词，比如威尔士的安格尔西岛和拉姆西岛（即使这个地区受到的北欧文化影响时间很短且程度不深）。 86 进行更远的航行时，导航者可能要记住一系列的地标，并将他看到的地貌与脑海中的印象对应起来。类似的“参照表”在《定居者之书》中有所涉及，为挪威去格陵兰的航路提供了指导：“从挪威的海纳尔出发后，若是要抵达格陵兰的赫瓦尔弗，就要一路向西航行，在抵达设得兰之后转向北，那里只有能见度很好才能看到；途中会经过法罗群岛，那里的海洋如同被高耸的山崖劈开；而后还会抵达冰岛，在那里只需要注意飞鸟和鲸鱼。”即使看不到陆地，维京人也能够通过太阳、星空和海鸟导航，他们至少使用过一次渡鸦导航，这种鸟对陆地的直觉能让它们找到冰岛。 87 风向与水流的流向也能让经验丰富的水手用来估测他们的位置，如果其他手段都失效的话，这些经验至少也能让他们预计接下来的天气状况，来调整航线。
而维京人所说的“航位推算”（dead-redckoning）具体所指就没那么清楚了，据说是他们使用一个中央插针的木盘（就像日晷一样），用来估测经度。他们将阳光在固定时间投射到木盘上的影子同板子上的记录比照，来看船只的航向是否正确。如果日影比板子上的刻度要长，那么船只的位置就更为偏北；如果日影比刻度短，那么船就在更靠南的地方航行。1948年在靠近格陵兰岛东部的乌纳多克发现了一个木盘，其年代在1000年左右，木盘上有16个刻度和标志，这可能就是一个日影标度盘的例子。 88 另一个更完整的木盘是2002年在波兰的沃林发现的，但是没有证据说明这个木盘是用来做什么的，也没有其他证据（无论是考古证据还是萨迦传说）说明在航海导航中使用过这类装置。
更加不确定的是维京人是否用过太阳石，这种石头被拿着朝向太阳的时候，阳光会发生偏振。《伦道夫·萨特尔》（Raudulf-tháttr）中提到奥拉夫·哈拉尔德松拜访过的一个农夫的儿子就有这种石头，它可以让使用者确定太阳的位置，即使太阳被云遮住的时候也没影响，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这种石头能在导航中发挥实际用途。奥迪-黑尔加松（Oddi-Helgason）的故事可以佐证，他的别称是星之奥迪（Star-Oddi），生活在12世纪的冰岛，以进行过一系列精确的天文测算而著称，例如确定夏至日、冬至日的日期。我们还是不清楚他的结论是否是一次性的，在一般情况下也能测算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成果能否为一般的维京领航员所知晓。
尽管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也不必认定维京人在波罗的海、挪威海岸线、穿越北海进入大西洋的航行，靠一种极为精密的导航系统才得以完成。认为维京水手们有这些辅助手段的读者，或许应该注意一下，萨迦中留下了许多航行者被风暴吹离航线后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记载。最有名的范例是比雅尔尼·赫尔约尔夫松，他的父亲在他出去远征时从冰岛迁移到了格陵兰，而他去寻找父亲时意外偏离了航线，误打误撞抵达了北美的海岸（他也是第一位抵达北美的欧洲人），他最开始还以为这里是格陵兰。 89
无论是船首的龙头、复杂的珠宝首饰，还是如尼石上环绕的装饰，几乎所有维京时代的文物都展示着他们对装饰的喜爱。斯堪的纳维亚早期艺术风格属于4—6世纪的大迁徙时代里欧洲北部的一种艺术风潮。然而7世纪之后，北欧世界便产生了独立原创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特别喜欢使用动物形象，常常是互相缠绕在一起的野兽，这种别致的艺术风格创造了惊人的复杂性与力量感。
艺术风格向来难以确定时代，特别是那些持续时间甚久的艺术风格，毕竟本应逐渐取代的艺术风格却往往如同印刷多次的纸张一样，互相交叠、模糊不清。一些地区在接纳新风格的问题上更为保守，而一些格外“过时”的风格可能出现在物品上，它们的考古背景难以确定，很可能它们就是一件在家族里传承了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传家宝。
最早的维京时代北欧艺术风格，被艺术史学家定义为“E风格”， 90 它在哥特兰的布罗埃出土的22件镀铜挽具上得到了体现。挽具上面有复杂的动物形象，包括一只头上有喙、脚如叉的怪兽，以及一只“抓握兽”——这种风格延续了几个世纪，这类动物往往用爪子一般的足部抓握自己的身体。这一风格的最有名的文物是在奥塞贝格船棺中发现的，那里的帐篷的装饰和床柱的雕刻上，还有大锤和车辆上都用木材雕刻了活灵活现的动物形象，而这些形象均属于“E风格”。
随后的维京艺术风格被称为博勒风格（Borre Style），因在挪威的西福尔的博勒发现的一系列镀铜挽具而得名。 91 它的特征有缎带、交错的圆形菱形等几何图案，还有“抓握兽”的装饰，这些怪兽往往有长鼻子，有时还有类似猪尾的部分。还有其他更为自然的动物形象，它们常常把头弯向后方。博勒风格从斯堪的纳维亚一路传播，蔓延到维京人占据的不列颠群岛，而混合后的盎格鲁-维京风格在一系列的石像和金属器件上得到了体现。
博勒风格延续到了10世纪后半叶，几乎与其同时代的耶灵风格，则是因在耶灵的北封土堆出土的10世纪中期的小银杯而得名的。 92 耶灵风格依然以兽形装饰为主，主要形象是S形的野兽，其腰胯部分极为狭窄，几乎要被拉长为条状。这种风格似乎源自博勒风格（继而逐渐发展为马门风格）。一些耶灵风格的文物的出土时间比在耶灵出土的那些更早，科克斯塔德船棺之中发现的一个搭扣，或许也与这一风格有关。
马门风格在950年左右出现，因在日德兰的马门的一个男性的墓葬中发现的华丽装饰斧而得名。斧上的嵌银丝装饰的形状是一个新的野兽，它长得像鸟类，而交织的树叶与藤蔓则占据了其余的空间。这个鸟形动物的躯干上有着大量的装饰的小点。尽管名字是耶灵，所谓的耶灵石却是马门风格的（而耶灵石上的狮形生物就是马门风格的典型例子）。其他马门风格的文物广泛分布在维京世界各地，包括在马恩岛的柯克布拉丹出土的一只带雕刻的十字架，以及奥克尼的斯凯尔窖藏之中发现的别针。
1000年左右，马门风格被灵厄里克（Ringerike）风格所替代，其名字源自奥斯陆以北的同名地区，在那里发现了这一风格的大量砂岩石雕。它最明显的特征是植物装饰，在石刻的底部有藤蔓的卷须作为装饰。在植物装饰的上面是一只大步向前的动物，最后由藤蔓中的蛇完成最后的装饰。这一风格的文物中，最好的例子就是金属风向标，比如一个在瑞典索德拉拉出土的。此外瑞典最精美的如尼石刻也属于灵厄里克风格，其中包括南曼兰的埃斯基尔斯蒂纳附近的拉蒙斯贝格特石刻，上面描绘了西格尔德的传奇——杀死巨龙法弗尼尔。石刻上有三条大蛇组成的框架，如尼铭文位于外侧；而西格尔德本人站在框架之外，用剑刺入最下方的蛇（代表着巨龙法弗尼尔）的腹部。 93
灵厄里克风格大致和基督教在北欧最初的传播是同时的，也是最早接纳基督教圣像画的风格，尽管多神教的符号依然存在。这种风格传入了不列颠群岛，在温什科姆的诗集插画（11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有所体现，而这种风格在爱尔兰的持续时间则远超其他地区。
约1050年，灵厄里克风格又被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取代——乌里斯风格，因挪威西部松恩的木板教堂而得名。这些典型的挪威木板教堂是在挪威接受基督教的初期建成的，它们往往配有华丽的雕刻，特别是在门上。和北欧其他地区不同，原本的木教堂并没有被此后的石教堂取代，许多教堂得以存留至今，保留了它们典型的配有小塔楼和尖塔的高屋脊，还保留了有龙和其他凶猛野兽雕刻的山墙。 94 这种风格和其他维京时代的主要北欧艺术风格一样，它的一个主要元素就是风格化的怪兽形象，包括带有两条腿的蛇形兽、站立的四腿兽和形如缎带并在末端长着动物头的怪兽。和此前的灵厄里克风格不同，作品之中的对称性相当有限。在木板教堂之外，乌里斯风格也出现在大批瑞典的如尼石（上面的铭文往往雕在蛇的里面）、高质量的金属制品之上，比如在西兰的伊瑟峡湾发现的金奥尔十字架。这也是首个有时能在作品中辨认出作者名字的北欧艺术风格，至少如尼石的情况是这样，石刻者时常把自己的名字刻进去。南曼兰发现的一个石刻上，雕刻师刻上了这样一段铭文：“阿斯比约恩雕刻了这块石头，并为它上色，将它作为纪念碑，他将与如尼石永存。”（这也提醒我们如尼石原本是上色了的，绝不只是如今我们看到的朴素石刻。）
维京时代的最后主要风格，乌里斯风格，在12世纪初消亡，在1110年后其范例便逐渐减少，不过这一风格在爱尔兰还是至少存留到了12世纪30年代。自此以后，瑞典、丹麦和挪威的新君主们仿效西欧与南欧的君主，最后的维京掠夺也是几代人之前的事了；或许颇合时宜的是，一股新的艺术风尚席卷北欧，即所谓的“罗曼风格”，这一风格也得以在接下来的200年间保持主流地位。
1 实际上用于连接无线设备的“蓝牙”技术，名称就是源自耶灵王朝最伟大的国王，蓝牙技术的图标也是由如尼文字母的“H”和“B”组成，选择这个代号是因为哈拉尔德统一了丹麦，正如蓝牙技术连接了电脑一样。蓝牙设备的早期广告之中甚至取材于耶灵石、经过设计的哈拉尔德的形象，广告里的哈拉尔德一手拿着笔记本电脑，另一手拿着手机。
2 使用北欧当时使用的新弗萨克式文字，见本章下文。
3 他们的名字是霍里德（Horied）、里亚法达格（Liafadag）和雷金布兰德（Reginbrand）。G. Turville-Petre, The Heroic Age of Scandinavia （London 1951）, p. 92.
4 传统维京信仰的讨论见本章下文。
5 教堂大约在1125年建成，而青铜牌是在13世纪初添加的。
6 Vita Willibrordi by Alcuin of York, chapter 10, translated by the Reverend Alexander Grieve in Willibrord, Missionary in the Netherlands, 691–739 （London 1923）.
7 见本章下文。
8 这些早期的发掘事实上并非出于寻找墓葬之中的财宝，而是当地村民在封土堆上挖掘的水井枯竭后，他们在试图挖掘深井时挖出了文物。
9 见本章下文。
10 Saga of Grettir the Strong, Chapter XVIII （see translation by Denton Fox & Hermann Pálsson, Toronto 1974）.
11 另外的证据就是最大的堡垒，阿格尔斯堡，并非建筑在利姆海峡西端——建在那里可以很容易进入北海并掠夺英格兰，而其实际位置更有利于防卫挪威沿海地区。Else Roesdahl, Viking Age Denmark, pp. 153–155.
12 Roesdahl, Viking Age Denmark, p. 47.
13 From the Hákonarmál, a skaldic poem quoted in Snorri Sturluson’s Heimskringla, book iv, chapter 32（translated by Erling Monsen, cambridge 1932）.
14 在日德兰的索德维辛教堂（Sender Vissing church）发现的如尼石上写着：“托维，姆斯季沃伊之女，戈姆之子好人哈拉尔德之妻，立此石纪念其母。”她的父亲姆斯季沃伊是阿博德里特人的统治者，实际上绝非可靠的盟友，他在974年和皇帝奥托二世结盟，引德意志军队入侵丹麦。See Jakub Morawiec, Vikings Among the Slavs – Jomsborg and the Jomsvikings （Vienna 2009）, p. 13.
15 有趣的是，尽管两份主要史料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的记载和《白羊皮纸萨迦》在战团创立的说法上一致，《约姆斯维京萨迦》的说法却不同，声称战团是菲英岛的雅尔帕尔纳托基和斯拉夫王布里兹莱夫所创立。
16 她可能就是奥塞贝格船棺之中安葬的贵妇。见本章下文。
17 Gwyn Jones, History of the Vikings, p.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