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维京人为远征掠夺而组织起海盗团时，参加的人即使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也必须要熟悉武器如何使用——在突发情况下必须靠武器保护自身的安全。最常用的随身武器有斧、长枪和弓箭，以及相对少见（至少对非精英战士而言）的剑。这些剑一般有3英尺长，带有简单的十字护手和圆形柄头。剑尖较钝，更适用于劈砍而非挑割。记载中留下了许多名剑，它们的名称都颇为威武，比如“啮胫”（Fótbitr）、“暴戾”（Gramr）。这些剑坚韧耐用，使用花纹锻造技术（pattern-welding）制成，即将数根铁条扭在一起，然后进行锻打而一体成型，因此剑身上会有极具特色的花纹。 39 一些宝剑作为镇宅之宝代代相传，还有少量宝剑则几乎成为圣物，比如圣奥拉夫的宝剑“斫”（Hneitir），它在1030年的斯蒂克莱斯塔德（Stiklestad）之战后被一个瑞典维京人捡到，然后这把剑在他家族中流传了三代。 40
斧头是维京人最广为人知的武器，最初还只是小型的窄刃武器，是樵夫用来砍树的那种斧头的衍生品。之后才出现了宽刃大斧（有时被称为“丹麦斧”），它必须要使用双手挥动。实际上双手斧不甚实用，它的使用需要很大的空间，这意味着使用者无法在防御性阵型中受到保护。 41 这种武器发展到极致则是钩斧，斧刃向下延伸一长段，使得它非常笨拙（或许也可谓惹眼）。远程武器方面，维京人倾向于使用标枪和弓箭。不过在萨迦中的道德规范十分重视单打独斗的荣耀，鄙视使用这些远程武器。
说到防护装备，大多数维京人都拥有一个盾牌，其直径一般有3英尺，主要使用木材制造，盾牌的中心一般有金属盾钮来保护握持者的手，有时还会在盾牌边缘进行加固。到11世纪，鸢形盾牌出现了，巴约挂毯中就有这样的盾牌。 42 一些战士还有金属头盔，这种头盔一般都是锥形的，偶尔额外会有护眼的装置或者向下伸出的护鼻（不过从来都没有“角”，将角作为维京人的基本特征虽然普遍，但是不符合史实 43 ）。如果一个普通战士拥有护甲的话，护甲往往也只是加护垫的衣物；由相扣的铁环打造的锁子甲（对抗劈砍武器时最为有效）十分少见，一般只有十分富有的人才能拥有锁子甲（比如挪威国王哈拉尔德·哈尔德拉达，他的锁子甲下摆实在是太长了，看起来就像是裙子，于是他的手下给它取了个绰号“艾玛”）。
至少在早期，大多数有记载的维京人掠夺行动是由同一地区的小团队进行的独立行为。在那之后的攻击行动中，一些掠夺部队的规模显著扩大，常常由国王的部队组成。国王往往有王室扈从卫队（hird），不过，在必要时也会征召额外的部队。额外的部队之中大多数人是自由的农民（并得到其他大领主的扈从武装的加强）。在瑞典，被称为汉德（hund）的土地区域有义务按要求提供4艘船。在丹麦，同样的单位被称为赫里德，而且在国王要求时，它要提供40个武装过的人。 44 大概正是在这样的征兵行动的支持下，八字胡斯韦恩（Svein Forkbeard）和克努特大王才能在11世纪初对英格兰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远征。小股的掠夺海盗则以不那么正式的方式组织起来，而且这些赫尔（盎格鲁-撒克逊资料中对这样的流动部队的称呼）在大型战役的过程中，会经历组织、分散、重组这三个过程；以英格兰为例，这些大型战役可以持续10年之久。
对付像修道院那样的无力自卫的目标时，维京人的战术和任何时代的武装人员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方式没有区别：威胁、恐吓，并且在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就采取暴力手段。当他们面对有武装的敌人时，维京人通常会结成战线，以“盾堡”（skjaldborg，实际上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盾墙战术基本一致）将他们的首领或国王围在中间。指挥官的旗帜会竖立在空中，其中最著名的是挪威国王哈拉尔德·哈尔德拉达的“焦土之旗”（Landøyðand）。在最初使用远程武器对射之后，大多数战斗会转变为一系列白刃战，双方的战线彼此接近、相互挤压。最后，有一方会击破对手的战线，而战败者在撤退与溃逃期间遭受大量的伤亡。在那些重要的战斗中，死伤人数的大概数字很难统计（毕竟双方部队的规模也很难计算）。在878年的阿什当之战中，威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王击败了一支维京大军，据称伤亡“数以千计”。在991年的马尔顿之战中，伤亡数则是“数以百计”。偶尔也会有似乎更精确的数字。比如，在896年的普尔，有120个维京人被杀死，这个数字大概只是通过6艘船乘以每艘船上的20个战士来简单地计算出来的，记载中英格兰人死亡了62人的数字也许更接近真实。 45
在谈到战场上使用的策略的时候，我们知道维京人爱使用佯攻和伏击。他们有时使用被称为“猪突”（Svínflykjin，“野猪阵”，因为这个阵型和野猪鼻子的形状相似）的楔形阵，这种阵型的推进力能更容易地击破敌人的盾墙。维京人战士中有极为特殊的狂战士（Berserker/Berserks），他们完全不进行任何有计划的战术，狂战士（熊皮战士）的称呼来自他们最初穿来代替盔甲的熊皮上衣，他们有时也被称为“狼皮战士”（ulfhednar）。这种没有防御措施的战斗方式显然是日耳曼民族的古老习俗，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记述了裸体青年拿着剑和矛跳的舞蹈；在瑞典的瓦尔斯加尔德的一处7世纪的坟墓中出土的一个头盔上，有一个仅戴着头盔和系着腰带的年轻人的形象。
在战斗激烈的时候，这些狂战士会进入战斗狂怒（battle rage）的状态，相传此时的他们能获得超人的力量，而且杀红眼的他们不会感到疼痛。不过，除了萨迦的记述之外，几乎没有证据证明狂战士真实存在，这些故事也许只是为了恐吓那些和维京人的精锐战士作战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冰岛，狂战士很可能被放逐，毕竟在战斗中出现这样的行为（会破坏己方战线）也许会适得其反。 46
维京人的凶残的名声，或许要以比较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对基督教圣地的亵渎，确实让修道院编年史学家们大受震撼，然而他们的谋杀、绑架、纵火的行为，却没有哪一起能和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在782年屠杀了4500名萨克森异教徒的行为相比，这些萨克森人只因他们不满查理大帝强行推行基督教而发动了叛乱就惨遭杀害。 47 东盎格利亚的埃德蒙国王被维京人当作箭靶来射死，坎特伯雷大主教艾尔夫赫亚（Aelfeah）被他们用牛骨头击打致死。这些只是维京社会中一种随意而为的暴力行为，称不上格外残忍。更为骇人的则是“血鹰”（blood-eagle）——将受害者的胸膛切开、肋骨劈开，把肺从胸膛中拉出，而后钉在胸部外侧，形状就像老鹰的双翼。这种血腥且让人极度痛苦的刑罚，在西格赫瓦特·托德松在11世纪创作的《克努特之诗》（Knútsdrápa，一首歌颂克努特国王的北欧宫廷诗）中被第一次提到，诗中诺森布里亚的埃勒国王就受到这个刑罚而死。这也许是与萨迦中描绘的，在战场上盘旋、饱食腐肉的鹰的描述相混淆了。 48
就战略而言，9世纪早期的维京人掠夺似乎不过是相对猛烈的海盗行为，除了以往的探险行为让他们知道哪里充满财富、哪里防御不严之外，并没有什么计划可言。随着攻击者获胜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对战利品的觊觎会让更多掠夺者随之而来，而受害者上缴的贡金只会加速这一过程。比如，法兰克王国的秃头查理在9世纪50年代和威塞克斯的无备者埃塞尔雷德在1000年左右为了让维京人离开而缴纳的赎金。
维京人战斗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们善于利用海上运输的优势，这使得他们能到达的地域更广，并且一旦掠夺结束就可快速撤退。对于陆上行军来说，维京人配备的马匹让他们和在海上时一样有机动性。不过，他们有就地过冬的做法，他们会在严酷的天气中度过冬天，而不是在适航季节结束前返回家乡，这有利于延长正在进行的战役。他们的过冬地点就成了进入他们的目标地区的桥头堡。最初这些地点是近海的岛屿，或者是与大陆之间有河流隔开的沿海地区，比如法兰西的努瓦尔穆捷和肯特的谢佩岛（维京人在850年第一次过冬的地点）。在春季，维京人分散为小型的掠夺队，让他们更容易获得补给。与此同时，掠夺队之间又保留有足够的联系，一旦有组织的武装进攻他们，他们就会重新聚集。他们也会利用现有的防御设施（比如切斯特的古罗马堡垒），不过当没有什么现成防御设施的时候，他们就会建立自己的土木防御工事，比如他们在德比郡的雷普顿建造的设施，以及维京人从9世纪40年代就在爱尔兰建造的“朗格福尔特”（筑垒的港口基地）的核心建筑。
维京人的掠夺部队和军队的规模差别极大。标志英格兰的维京时代开始的维京人的行动不过只有3艘船参与，他们进攻了布里特里克国王统治（786—802年）下的多塞特的波特兰。 49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897年的记载的开头提到一次战斗，其中只有6艘船参加。 50 到了10世纪，维京舰队就有数百艘船了。值得注意的是，威塞克斯国王因尼的7世纪的法律中提到超过35人的部队被称为一“赫尔”，这个词被用来称呼大多数维京人的掠夺部队，所以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部队并不足以被称为“军队”。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数字的精确度有些可疑，不过在它的记载中，在9世纪有12个维京人舰队，而其中有8个舰队由35艘以下的船只组成。根据每艘船能装的人数来估算，每个舰队的最大兵力大概在1000—1750人。根据记载，在843年，67艘船只出现在法兰西的卢瓦尔河；到853年掠夺者已经在那里集结了105艘船只；在885—886年的对巴黎的攻击中，军队由700艘船只组成，其规模已经达到顶峰。假设每艘船最多有50个战士，这支大军的人数将能达到35 000。即使每艘船上的人少至30人，那总人数也会达到21 000。因此这支舰队的规模肯定被夸大了。像这样的非常大的数字（即使是更小些的100或200艘船）也许只是编年史学家表明敌人数量众多的简单方式，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准确度。892年，从法兰克王国进入英格兰的“大军” 51 大概有250艘船，不过《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提到他们有自己的马匹，所以这支大军的实际规模也许只有1000人。 52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掠夺行动的规模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大，而且到11世纪早期对英格兰的几次远征中，几乎可以肯定人数有几千。尽管维京人的人数少，但是他们可以在数年中在一起协同作战，他们的成功也归功于此。与之相对的是，他们在法兰克王国、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那些敌人的军队，都是以他们的少数王室侍从作为核心，并伴随有非正规的缺乏训练的征召民兵（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菲尔德），而这些民兵无法在战场上维持很久。
我们的资料包含了相当多的信息，比如维京人什么时候来，他们攻击了哪里，他们如何战斗，甚至还有他们生活的社会的特征和发展状况。然而它没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相对独立于欧洲北部其他地区的社会，在发展了这么久之后，突然发动了规模如此浩大的海外掠夺活动。这也许是整个维京时代的关键问题。当然同样重要的问题还包括，为什么在持续了约200年之后，这种攻击随即停止了。
一个理论认为前维京时代的人口密度的增加引起了对资源的争夺，引起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内部的战争。最后，过多的人为稀少的资源而战，暴力活动直接转向极具诱惑的国外目标。铁器时代晚期的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中有一些关于人口增长的证据，也许能证明这一理论。在日德兰半岛西部和挪威西部，人类的活动扩张到了之前人们不会居住的沼泽地带，考古证据表明人口增长增加了对可用资源的压力。 53
其他证据则不能让人信服。在丹麦，不来梅的亚当记录日德兰半岛是“几乎没什么耕地，并不适合定居”。 54 与此同时，他将斯科纳描述为“满是作物，商品丰富，教堂遍地”。 55 来自海泽比和隆德的木材证明对橡木的需求（可以用来建造船舶或房屋）让榉树林在维京时代的覆盖范围增加了，这意味着人口增长也带来了需求的增加，不过这个变化在掠夺行动开始后才发生。 56 同样地，诺曼历史学家圣昆廷的杜多（Dudo of Saint-Quentin）叙述了诺曼人为了不让人口过剩而采取的一种抽签方法。他宣称：由于缺少土地，主要家族的人们会进行抽签，抽签失败的人将被放逐到海外，他们可以“通过战斗为自己获取土地，其他人则继续和平地生活下去”。 57 作为在10世纪早期的抽签失败者，赫罗尔夫将这种不幸变为大幸，并成为诺曼底的第一个维京人统治者。
比人口增长这个推动因素更重要的，也许就是欧洲西北部的贸易联系的普遍加强的拉动因素。在7世纪，商业中心和新兴贸易点快速增加，比如说法国北部的斯特普尔斯附近的奎恩托维克（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纪的早期）、 58 弗里西亚的迪尔斯泰德（在716年就已经存在了，当时盎格鲁-撒克逊的圣威利布罗德前往丹麦传教时途经这里）和英格兰南部的哈姆维克。贸易网络经过这些中心抵达丹麦，并且和日德兰半岛西部海岸的里伯（至少在720年就建立了）和东部海岸的海特哈布（海泽比）这两个贸易中心连接到一起。 59
这两个城镇属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最初的几个主要贸易中心。其他的贸易中心还有瑞典梅拉伦湖的比尔卡，以及挪威南部的考庞。斯堪的纳维亚一直支配着在南欧和西欧售价高昂的贸易商品（主要是琥珀和毛皮，他们的毛皮通常是从萨米人部落——以及之后罗斯地区的斯拉夫人——那里获得的贡品）。不过，丹麦和瑞典的贸易市场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内部市场的发展，为那些向国内销售进口商品的商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内部贸易提供了更多机会。迪尔斯泰德和海泽比则有些特别，他们同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沿岸建立起贸易联系，来自莱茵兰的陶制酒器、石磨、玻璃都出现在这两个城镇的考古发掘中。海泽比也是一个将东方来的商品（比如毛皮）贸易到南方和西方的法兰克王国的通道。还有更邪恶的奴隶贸易。在9世纪晚期，佛兰德斯的修道士圣里姆波特来到这个港口，将一个被俘虏的修女用赎金救了出来。 60
商业中心是欧洲西北部的贸易普遍增长的一个标志，这一定和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活动的区域里的财富增长以及地理知识的进步密切相关。那个时代的陪葬品反映了来自西欧的进口商品已经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例如8世纪的瑞典的船墓中出土的大量玻璃， 61 还有在丹麦的里伯出土的32枚银币，这些银币也许就来自迪尔斯泰德。对于一些旅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言，这种诱惑一定十分强烈，促使他们从和平贸易转而直接强行夺取那些他们渴求的商品。商人和海盗之间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在《埃吉尔萨迦》中，一个英雄在波罗的海东部进行了一系列掠夺，随后他用抢来的钱在库尔兰进行和平的贸易。 62
造船技术的改良在维京人的兴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地方（丹麦的群岛、挪威的漫长且曲折的海岸线以及瑞典的许多湖泊），乘船来进行交流要容易得多，陆上交通则要经过各种复杂地形（通常是无法通行的森林或山脉）。在斯堪的纳维亚最早出现的船是划桨小船，比如，大约公元前300年的约尔特斯普林船。约尔特斯普林船是一种圆底的船，以重叠搭造（将木板相互重叠）的方法来制造，而这种独特的制造方式在斯堪的纳维亚延续了1000年以上。到了尼达姆船的时代（310—320年），船舶制造技术已经显著地进步了，这艘重叠搭造的船有15对船桨的桨架，它的船员至少有30人。 63 不过，这艘船还没有真正的龙骨（这一结构可以避免船只因大风而侧翻），这一进步的到来不得不推迟到700年（拥有龙骨的克瓦尔松德船的年代）之前的某一时间。
维京时代之前的船没有配备船帆。正是风帆的使用，让这些吃水浅的重叠搭造的结实的划桨船在风力下也能行进。这种改进后的船让9世纪的维京人能够快速地长距离移动，运载的船员人数也增加到了100人。他们的航行并不需要港口，而且能够深入到河流系统之中，而他们的敌人的吃水深的船只没有这样的能力。 64 维京人从何时开始使用风力来推进他们的船只不得而知，不过到8世纪晚期，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丹麦的卡尔拜的一个7世纪的船只雕刻品似乎是一艘帆船。 65 来自哥特兰的8世纪的图画石上画有带船帆的船。在2008—2010年之间，在波罗的海上属爱沙尼亚的萨拉马岛的萨尔米发现了两艘船，将它们当作证据，可以将船帆的使用时间提前到8世纪早期。这两艘船中的二号（被称为萨尔米二号）上的木头和布匹的痕迹可能证明了船帆和桅杆的存在。萨尔米二号船上整齐地排列着33个男性的骸骨以及一把剑，而在另一艘船（可追溯到650—700年）上有7个男性的骸骨。这些骸骨的存在让人想到他们大概是在波罗的海东部的一次掠夺行动中被杀死的。因为它们是年代较早的船，这些人甚至可能属于7世纪晚期的瑞典的英格林王朝国王英格瓦尔派出的掠夺远征军。 66 如果的确如此的话，这将是维京式的掠夺在这一地区存在的最早证据，这比对林迪斯法恩的攻击早一个多世纪。商业中心不断增长的财富的吸引力也许为掠夺行动提供了动机，不过维京人对船只的改进提供了手段。
不过如果没有合适的时机，维京人的掠夺无非癣疥之疾，这些细碎的烦扰，大概只会在编年史上偶尔被提到。就像那些在4—5世纪攻击罗马帝国的蛮族从未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代攻破边境防御，同样地，维京人长期成功的真正缘由，在于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是分散的。在英格兰，这些掠夺者面对的是一个不团结的国家——诺森布里亚、麦西亚、东盎格利亚、威塞克斯这几个王国和其他的一些小国，这让维京人的军队有机会将他们逐个击破，最后只有威塞克斯组织起了无望取胜的坚决抵抗。在苏格兰，新生的阿尔巴王国正处于将皮克特人和残存的不列颠人控制的土地吸纳为自己的领土的最后阶段，没有余力扩张到北部和西部的群岛地区，更不用说去保卫那里了。在爱尔兰，当地王国的相互斗争让维京人得以在海岸线上建立起立足点，随后这些地方成长为永久定居点，当地人花了数个世纪才将其彻底消灭。
在法兰西亚（法兰克人在5世纪和6世纪征服的罗马帝国的高卢地区，和现代法国地域近似，而且在9世纪时，它还包括德意志西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北部和瑞士），查理大帝通过在797年对萨克森人的最终征服成功地将边境推进到丹麦附近。再加上他继承者们的软弱，在这一情形下必然发生边境冲突（又或许是法兰克人的征服行动），随之而来的就是掠夺行动。在一段时间内，这一威胁破坏了国家的完整性，最终诺曼底被完全地分割出来。在罗斯地区，维京人并没有遇到已经建立的国家，不过他们想要在混乱情况下安全地贸易的欲望，促使他们去建立新的定居点（或者占领一个已有的）来保卫他们的贸易活动。在这里，虽然他们最终接触的是拜占庭帝国、哈扎尔王国、里海附近的大小穆斯林政权这样成熟的政权， 67 战利品的诱惑还是驱使他们同欧洲西部的同族一样进行极具破坏性的掠夺。
另一个常被认为是促使劫掠活动（尤其是伴随着人口迁徙的）的因素是国王权威的增强（或者像一些萨迦里说的“暴政”），它让不想负担苛捐杂税的人避居海外。在萨迦传统中，挪威王国的第一位统一者，金发哈拉尔德和这个理由有特殊的联系。不过，这种貌似巧妙的联系无法得到历史年表的证明。哈拉尔德对挪威的征服一般被认为是在9世纪60年代中期，而这一进程是在871年哈福斯峡湾战役中基本完成的。 68 此时在冰岛的定居在874年已经开始了，更何况欧洲西部和北部的许多地区，已经处于在9世纪的40—60年代的维京人猛烈攻击的尾声了。哈拉尔德国王在931年去世，随后王国再次分裂，在这时维京人的攻击并未减少。丹麦的统一要晚一些，蓝牙哈拉尔德在958年左右才完成统一。在那时，维京时代的开端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了。因此，将掠夺行动归咎于政治集权是不可信的。政治上的纷争和混乱才是让这种情况壮大的原因，大量的战士时刻准备好去海外进行武力冒险。
最后，所有这些变化也许都是维京人的掠夺时代在8世纪晚期开始的必要因素，某个因素是无法单独满足条件的。早期掠夺者对不设防的目标的显著成功一定吸引了其他人，而他们获得的财宝为建造船只以及招纳新的追随者提供了资金。随着维京时代的继续，来自西方的战利品和来自东方伊斯兰世界的银币持续涌入，以及赚了大钱的人和当维京海盗的声望逐渐上升，对于年轻战士而言，掠夺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分诱人的职业选择。在10世纪初期，斯堪的纳维亚的王室政权开始建立，它们此时已经对掠夺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最终王权的壮大让独立的战争首领纷纷消失，于是，那些最后的“掠夺” 69 实际上是王室赞助的军事冒险。
1 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事实上有七份抄本，所讨论的年代均有差异。“帕克抄本”（Parker MS）存于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在891年之前的内容由一人完成，而此后由几位或许居住于温切斯特的作者续写，对920年之前的内容记述得颇为得当，但在此之后所记载的大多是当地的事件了。“B”抄本记述到977年，而“C”抄本记述到1056年，这两份抄本似乎拥有同样的资料来源，此外在后者中还有1065—1066年的一段补记。“D”抄本与“E”抄本似乎参考了一系列北欧年代记（达勒姆的西米恩所作的《国王史》也是如此），也参考了一些关于英格兰北部的记载，或许说明这两份作品是在约克完成（不过“E”抄本的作者似乎在11世纪中期迁居坎特伯雷，记载了到1155年为止的当地与彼得伯勒的情况）。“F”抄本的作者主要参照了“E”抄本，但他似乎也拥有“A”抄本的副本以及其他的资料，或许就是利用的留存于坎特伯雷基督教堂的缮写室中的资料。“G”抄本在11世纪初完成，是“A”抄本的另一个版本。而“H”抄本仅剩残本，仅记载了1113—1114年的少量历史事件。Anglo-Saxon Chronicle: A Revised Translation, edited by Dorothy Whitelock, David C. Douglas & Susie I. Tucker,（London 1965）, pp. xi–xxiv.
2 西米恩的编年史的发展（以及实际创作者）几乎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一样复杂。See Symeon of Durham, Libellus de Exordio atque Procursu istius, hoc est Dunhelmensis, Ecclesie / Tract on the origins and progress of this the Church of Durham （ed. David Rollason. Oxford 2000）, pp. xvii – l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3 Rollason, Symeon of Durham, pp. xxii, 89.
4 Donald A. Bullough, Alcuin: Achievement and Reputation （Leiden 2004）, p. 300. 林迪斯法恩的修道院团体在635年由圣埃德恩建立，30年后圣卡思伯特进行了重建。
5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ume 1: c.500–1042, no. 193, edited by Dorothy Whitelock（London 1979）, p. 842.
6 编年史在789年的部分插叙了这个故事，但同年布里特里克迎娶了威塞克斯国王奥法的女儿，而杀害长官的故事据说发生在“他的时代”，没有具体说明发生在哪一年。
7 Stefan Brink（ed.）, The Viking World （London 2008）, p. 342.
8 Barbara Crawford, Scandinavian Scotland （Leicester 1987）, p. 44.
9 Annals of Ulster, 795. See The Annals of Ulster （to AD 1131）,（edited by Seán Mac Airt and Gearóid Mac Niocaill, Dublin 1983）.“雷斯卢”最可能的位置是爱尔兰岛东北方向的拉斯林岛。
10 “法兰西亚”，即法兰克王国，指的是日耳曼人在原本的罗马高卢行省建立的王国，以和中世纪的法兰西王国相区分，后者在11世纪开始形成。
11 在这一时期，古德弗雷德攻击了阿博德里特部在雷里克（Reric）的贸易中心，迫使那里的商人迁居海泽比。见第3章。
12 Frankish Royal Annals, p. 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