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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作者:英-菲利普·帕克 当前章节:15517 字 更新时间:2026-6-23 06:16

维京时代的终结与维京人的遗产

我们希望确定一个时代的起始点与结束点的想法十分自然,但维京时代并没有明显的结束时间。通常认为,维京时代在1066的黑斯廷斯战役之后终结(至少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是如此),但在哈拉尔德·哈尔德拉达在斯坦福桥战役中阵亡的几十年后,英格兰却依然在遭受来自北欧的侵袭。在爱尔兰,1014年的克朗塔夫之战可以作为终结的节点,此后都柏林的维京力量无力再改变爱尔兰岛的局势,但几个世纪之后,岛上依然有北欧人存留。在罗斯,历史学家可能选择的时代更早,可以以988年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为结束的时间,当地的斯拉夫文化已成为中心,而维京时代的遗产则渐渐消逝,融入背景之中。

在有些地方,维京时代终结的时间要更晚。在冰岛,1262年冰岛共和国才最终瓦解;格陵兰岛则是在15世纪的某一年,那时西部的定居点最终消失。在北美,合适的时间节点则是1020年,那是兰塞奥兹牧草地定居点被最终放弃的时间,而如果肯辛顿如尼石之类的维京遗迹的说法可信的话,这个时间还要更晚。在维京人的核心地区斯堪的纳维亚,确定时间节点则更为困难:皈依基督教是一个渐进的社会变革,而在中世纪晚期产生的各个北欧王国,在本质上与邻近的法国或英格兰并无二致,但在基督教传入挪威之后,维京海盗的掠夺依然继续了几十年;从9世纪20年代时传教士第一次进入丹麦和瑞典时算起的话,掠夺则是持续了两个世纪。更令人迷惑的是,古籍研究者、民族主义者和民俗学者(特别是19世纪时)的“再发现”创造了另一个不一样的维京世界,它时常与当代史学家的研究揭示的情况大相径庭。寻找维京时代的终结时刻的人,所能找到的只有一系列的静态图像,描绘着维京时代的最后一些活动痕迹,因为它们既算不上旧时代的遗珠,也称不上点燃新时代的第一颗火星。

维京时代最晚生下来的儿子(或者说是孙子)是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他们并非直接来自北欧,而是来自诺曼底的维京殖民地——就像穿越北大西洋抵达美洲并非从挪威出发,而是从冰岛和格陵兰出发的一样。诺曼人在地中海的冒险,正如他们在法兰克王国时一样,在当地名义上的统治力量衰弱之际乘虚而入,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拜占庭帝国。

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皇帝们对意大利的臣属的控制向来不强。公元476年,日耳曼蛮族攻陷罗马,意大利也随之失陷;查士丁尼在6世纪四五十年代进行了从东哥特人手中光复意大利行省的战争,更是让这一地区陷入绝望的赤贫。自568年起,伦巴第人的侵入瓦解了意大利,他们在南意大利创建了一系列星罗棋布的半独立公国。其间,穆斯林发动了一系列战役意图征服西西里,拜占庭帝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也随之瓦解,陶尔米纳最终在902年陷落后,征服也基本完成。 1 拜占庭帝国只剩下了亚平宁半岛东南端的据点,最重要的城市有巴里、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这些孤立据点还要与萨勒诺、贝内文托、卡普阿的伦巴第人的地盘,以及那不勒斯、加埃塔、阿马尔菲的公爵们争斗。这些小政权尽管理论上是帝国的统治疆域,但这些各行其是的统治者们对拜占庭帝国的忠诚度,与他们对威尼斯的忠诚度相差无几,而且威尼斯名义上也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

维京人(更准确的说法是诺曼人)首次熟悉地中海是从圣地朝圣返回后,他们带回的消息,给那些训练有素的战士们带来了机遇,他们可以从当地大大小小的斗争中赚取财富。在1018年的坎尼,1200多年前汉尼拔击溃罗马人的古战场上,诺曼人被拜占庭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兰努尔夫·德伦戈是最早在意大利建立牢固统治的诺曼人之一,他为那不勒斯公爵塞尔吉乌斯四世服役,在1034年因对敌对的卡普阿公爵作战有功,被赐封在阿韦尔萨(Aversa)。不久之后,其他诺曼人接踵而至,其中不少不是家庭的长子,渴望建立功业荣归故里。其中的显赫人物包括坦克雷德·德·欧特维尔的儿子们,这个诺曼底的科唐坦的骑士,拥有的财产远不够十几个儿子分。这个尚武的家族此后出了5位南意大利的伯爵或者公爵,欧特维尔家族也就此成了诺曼人征服意大利的关键角色。

长子德罗戈和铁臂威廉大约在1038年抵达,他们先后为伦巴第公爵和拜占庭皇帝服役(还参与了1038—1040年的失败远征,当时皇帝意图从穆斯林埃米尔手中夺回西西里岛)。 2 诺曼佣兵逐渐获得了官方的承认,也获得了土地:铁臂威廉得到了萨勒诺伯爵盖马尔四世赐予的阿普利亚。而在威廉于1046年去世后,德罗戈得到了一个夸大其词的封号,“全阿普利亚所有诺曼人的伯爵”,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授予。 3

诺曼人继续袭扰他们在南意大利的邻邦,拓展他们在贝内文托的狭窄领土。直到教皇利奥九世将他们视作罗马教廷控制意大利的威胁,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修斯(1042—1055)结盟,以期赶走这些闯入者。德罗戈在1051年遇刺身亡,而诺曼人的军队此时由汉弗莱、他的兄弟罗贝尔,以及身为诺曼人的阿韦尔萨伯爵理查指挥。教皇和拜占庭人的联军与诺曼人于1053年6月18日在奇维塔泰交战,面对数量更多的日耳曼人与伦巴第人,训练更完备的诺曼人依靠骑兵的冲击力战胜了对手。他们的敌人逃向奇维塔泰城以寻求庇护。爱德华·吉本评论道:“奇维塔泰对逃走的教皇关上了城门,而他被虔诚的征服者俘虏。他们亲吻他的脚,寻求他的保佑,让他宽恕这次有罪的胜利。” 4 事实上,利奥九世根本没有出现在战场上,而是全程都在城中,然而诺曼人确实挟持了他,将他软禁在贝内文托达8个月。

结果教廷和诺曼人结成了权宜的联盟,而诺曼人的新领袖是罗贝尔·吉斯卡尔,他的绰号是“狡黠者”(the Wily),他足以让这个英雄时代的每一位维京军事领袖感到自豪。安娜·科穆宁娜在她的《阿莱克修斯传》(为赞颂他的父亲,1081—1118年在位的科穆宁王朝的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而写作的传记)中留下了一段颂扬:

这个出身低微的诺曼人性格暴躁,思维狡黠,行动英勇,机敏地攻击权贵,掠夺他们的财富与不动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允许任何事物阻碍他得偿所望。他体格高大,甚至胜过最为高大的人;他面色红润,发色淡黄,肩膀宽阔,双眼几乎能闪出火星…… 5

教皇与诺曼人的同盟开始于1059年双方在梅尔菲(Melfi)签署的协定,协定让吉斯卡尔和他的追随者得以进一步进入南意大利,在阿普利亚建立一系列的小政权。在这个时期,吉斯卡尔建造了梅尔菲城堡,以及其他的一系列南意大利的诺曼城堡,比如圣马科-阿尔真塔诺(San Marco Argentano)和“山顶城堡”(Castel del Monte)。和他们的维京先辈一样,在意大利的诺曼人也有骇人的名声,而亲诺曼人的编年史家们也留下了许多证明,比如卡西诺峰的阿马图斯,他的《诺曼人史》(Historia Normanorum)记录了1016—1078年阿韦尔萨的罗贝尔去世之间的诺曼征服活动。 6 阿马图斯用欣赏的语气说,诺曼征服者“如同雄狮般健壮勇悍”,他们即使落入最危险的境地也“依然稳如磐石”。

罗贝尔·吉斯卡尔和幼弟罗杰因战利品分配问题而激烈争吵,即使他们在1058年于斯奎拉切签署协议以分割治权,争吵也不曾结束。不久之后罗杰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新天地,于是开始带领诺曼人征服西西里。该岛东部很快被占据(1060年),但对巴勒莫的征服更费时间,它在1071年被围城达5个月后才落入诺曼人手中。胜利的喜悦因罗贝尔的侄子塞洛的死而大打折扣,留在南意大利的他被敌人杀死,因为他英勇奋战,杀死他的人吃掉了他的心脏,“以得到他卓绝的英勇”。 7

即使那时,正如拜占庭帝国的飞地曾在孤立无援之中抵御穆斯林侵袭那样,西西里东南部的孤立据点也继续抵抗诺曼人,直到1091年。 8 当罗杰向西南方向进军时,罗贝尔则转向东方,夺取巴里,并开始谋划进攻拜占庭帝国。这一计划最终开始于1081年对港口城市底拉西乌姆(今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的进攻。罗贝尔的女儿与皇帝米哈伊尔七世·杜卡斯(1071—1078年在位)之子君士坦丁订婚,而当米哈伊尔被推翻后,与帝国皇室联姻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诺曼公爵决定夺取大片巴尔干的土地作为补偿。他集结了约有150艘船的舰队(其中有很多都是运马的船),夺取了科孚岛(Corfu)、发罗拉(Valona)和一系列战略要地,而后在底拉西乌姆登陆。他的部队或许有3万人,其中有1000多名诺曼重装骑士。

罗贝尔的舰队被威尼斯人的突袭歼灭(诺曼人的海战能力,无法与他们的先辈维京海盗同日而语),而吉斯卡尔开始围攻港口。5个月之后,拜占庭帝国的新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终于集结起大军,于10月15日赶到城郊支援。他带着约2.5万人,包括精锐的瓦兰吉卫队,这支部队此前主要由斯堪的纳维亚人组成,但如今的成员大多是1066年英格兰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被迫逃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拜占庭军队在抵达三天之后与罗贝尔的军队交锋,但这次战斗如同黑斯廷斯战役在巴尔干的重演,让诺曼人的敌人遭受了同样的惨败——虽然吉斯卡尔的右翼被瓦兰吉卫队击退,赶到了海岸,而他的另外两个军阵依然稳固;过于勇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遭到了包抄堵截,被封锁在一座教堂之中,并被活活烧死。占据上风的罗贝尔派出重骑兵冲击拜占庭军队的中军,敌人的战线随即崩溃。

他又花了4个月才得以占据底拉西乌姆,而此时希腊北部也大多落入罗贝尔之手。诺曼人本有希望在巴尔干建立一个帝国,此时却在南意大利出现了叛乱,不仅如此,阿莱克修斯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也结成了同盟(拜占庭帝国及时支付了36万枚金币贿赂亨利),这让诺曼人的巴尔干帝国梦破灭了。尽管博希蒙德(Bohemond)——罗贝尔留他在希腊继续作战——在约阿尼纳(Ioannina)附近取得了胜利,但他在1083年于拉里萨被一支新的拜占庭军队(首次有大批突厥雇佣军参与)击败。诺曼人迅速崩溃,而罗贝尔率领援军赶到达尔马提亚时,又于1085年7月染热病去世。战败已经覆水难收,诺曼人征服的时代就此结束。

诺曼人占据的意大利和西西里持续了几个世纪,而他们的西西里王国在罗杰二世在位期间(1130—1154年),依然以阿拉伯-诺曼的混合文化保持繁荣,而诺曼人也在十字军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对前往圣地冒险的渴望,因为越来越少的征服与获取财富的可能性而愈发强烈。然而此时,诺曼人已经与主流的基督徒统治者融合,尽管他们在战场上的凶悍名声,很大程度上源自欧特维尔家族和罗贝尔·吉斯卡尔的坚韧,他们也最终在意大利创立了诺曼人的帝国,然而他们的功业却不应算在维京人的故事之中。

维京世界的另一端,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的爱尔兰,另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也开始衰落,都柏林的维京人已经无法得到约克的同胞的支援,便在新生的爱尔兰诸王国打击之下日渐萎缩。奥拉夫·奎兰的漫长统治(在都柏林王位上的最后时期是951—980年)并不缺少野心,他不断和邻近的爱尔兰国王开战,978年在贝兰(阿赛附近)杀死了伦斯特的国王,次年又俘虏了他的继任者多姆纳尔·克莱恩,劫掠了基尔代尔。在胜利的鼓舞之下,奥拉夫于980年入侵米斯,但当地的统治者梅尔·塞克奈尔(Mael Sechnaill)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在塔拉大败维京人,进行了“血红屠杀”(red slaughter)。 9 梅尔乘胜进军都柏林,在三天的围攻之后,奥拉夫·奎兰只好屈辱地同意释放全部爱尔兰俘虏,交出2000头牛,并免除尼尔所有要交的岁贡。兵败的都柏林国王心灰意冷,他就此逊位,到艾奥纳岛的修道院中做了修士,在忏悔中度过余生。 10

利默里克的维京舰队已经于976年被达尔加斯的马塞加迈恩(Mathgamain)摧毁,如今都柏林又沦陷了,爱尔兰维京人的影响力已不复当年,只能在权势与日俱增的爱尔兰邻居们的阴影下勉强自治。北欧人如今夹在了爱尔兰人的内部斗争之中,为梅尔·塞克奈尔或者崛起的达尔加斯领主布赖恩·博鲁玛(或称布鲁)作战。他们的内部又出现了严重的对立,让困境中的维京人的情况愈发危险,沃特福德和都柏林的统治者互相敌视,都想统治对方,而为此不惜将土地割让给爱尔兰领主。

都柏林的爱尔兰国王格伦奈恩在989年逝世,随后他的异母兄弟“丝绸胡须”西赫特里克(Sihtric Silkenbeard)和沃特福德的维京领主伊瓦尔开始了继位战争。尽管西赫特里克取胜(并在都柏林统治到1036年),他在该城的统治却不稳固,梅尔·塞克奈尔几乎立即发起了对他的进攻,并向都柏林索取了大笔贡赋,而沃特福德的伊瓦尔则在995年之前曾两度短暂地将他逐出。西赫特里克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和伦斯特领主梅尔·莫尔达(他是西赫特里克母亲戈尔姆福莱丝的兄弟,也就是西赫特里克的舅舅)结盟,而他因此同时成了布赖恩·博鲁玛和梅尔·塞克奈尔的敌人。995年,梅尔·塞克奈尔就都柏林维京人于同年袭击多姆纳赫·帕特莱克的教堂一事发动报复,西赫特里克耻辱地在都柏林把国王的仪仗丢给了敌人。 11 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时,维京人的力量再度削弱,于999年在格伦马马(Glen Mama)被布赖恩·博鲁玛击败,而都柏林因此于1000年遭到劫掠。西赫特里克逃走了,直到向布赖恩臣服之后才得以返回。

新联盟意味着西赫特里克要给布赖恩提供部队,攻击梅尔·塞克奈尔,直到两位爱尔兰国王最终和解,而后他们在1005年、1006年和1009年共同进攻爱尔兰北部的尼尔。这一切无疑耗竭了人力,而来自不列颠或者北欧的援助又极度稀少,而南布雷加的吉拉·莫科纳(Gilla Mochonna)得以借机在1005年劫掠了都柏林。

在这个相对羸弱的境况之下,西赫特里克在1014年开始最后一次试图夺回都柏林的独立,他清楚不久之后这里的自由就会被布赖恩·博鲁玛彻底毁灭。在海路进攻芒斯特失败,儿子奥拉夫阵亡之后,他向维京世界各地召唤勇士前来压制布赖恩日益增长的势力。有来自北方群岛、赫布里底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响应了号召,而这也是维京世界最后一次结成联军,上一次在布朗南堡的联军作战已经是近80年前了。

布赖恩在克朗塔夫(Clontarf)集结起军队,那里在都柏林以北不远处,他准备对该城发动最后进攻。军队中有他的儿子默查德(Murchad)和孙子托德尔巴赫(Tordelbach)、以前的老对手梅尔·塞克奈尔,以及马恩岛的奥斯帕克——只有此人率领一支北欧武装力量为爱尔兰人作战。西赫特里克的部队里有奥克尼伯爵顽强者西格尔德、马恩岛的布罗迪尔, 12 以及伦斯特的梅尔·莫尔达。西赫特里克之母戈尔姆福莱丝的经历完美地体现了对战的双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她的第一任丈夫奥拉夫·奎兰死后,她先后和梅尔·塞克奈尔与布赖恩·博鲁玛成婚。布赖恩此后和她离婚,戈尔姆福莱丝因此对这个爱尔兰的大国王怨恨不已,也让她积极参与组织联军以消灭自己的前夫。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的话,可以这么说,都柏林一方有戈尔姆福莱丝的儿子和兄弟,爱尔兰人一方有她的两任前夫。西赫特里克还加剧了这种混杂,许诺让她同时嫁给奥克尼的西格尔德与马恩岛的布罗迪尔,只为劝诱他们加入联盟。

这一战最终在1014年的复活节展开,而戈尔姆福莱丝(萨迦里称她为“Kormlod”)和西赫特里克都没有参与。布赖恩·博鲁玛决定在战场上提前进行祈祷典礼以提振士气,因此也没有参与大部分的战斗。另一个没有参战的重要人物是梅尔·塞克奈尔,此人在最后时刻决心袖手旁观,希望趁维京联盟和博鲁玛的士兵鹬蚌相争之际坐收渔利,在掠夺战利品之外,还要拿下最大的奖赏:都柏林。

爱尔兰方因此约有7000人参战,数量或许比维京人能集结的部队数量要多。起初西赫特里克一方取得了先机,然而作为维京阵列左翼的马恩岛的布罗迪尔突然逃跑,许多同乡也跟随他逃离。维京人在中军最初取得了胜利,但在奥克尼的西格尔德战死之后(按照《奥克尼萨迦》的说法,他拿着一面佑福的旗帜,相信拥有旗帜的一方将会获胜,却因此失去了性命)迅速瓦解。在这个关键时刻,当维京人濒于崩溃之际,梅尔·塞克奈尔将他的部队投入战场,与布赖恩·博鲁玛的部队并肩作战。他的干预最终决定了胜负,数以百计的维京人随即被砍杀。双方的损失都极为惨重,只有1000名维京战士得以逃回都柏林城。阵亡的人包括赫布里底群岛的执法者之子奥拉夫,以及伦斯特的梅尔·莫尔达。布赖恩本人也在战场上阵亡,藏匿着的马恩岛的布罗迪尔扑上来将正在祈祷的他杀死(而布罗迪尔则在试图逃出爱尔兰军营时被杀)。因此克朗塔夫之战的最大赢家,并不是名义上的赢家布赖恩·博鲁玛,而是梅尔·塞克奈尔,他就此成了权力最大的爱尔兰国王。

然而这一战的影响或许被夸大了。全程躲在城里没出来的西赫特里克虽然事实上缺少勇气,却也可谓精明,他维持了在都柏林的统治,直到1036年;他甚至还在1028年得以前往罗马朝圣,并在1030年与英格兰人结盟进攻威尔士。而梅尔·塞克奈尔也没能享受多久胜利的喜悦,布赖恩的曾孙缪尔切塔赫(Muirchertach)在11世纪60年代成了最显赫的爱尔兰统治者。 13 然而在西赫特里克于1042年去世之后,都柏林的维京王国愈发衰败,成了爱尔兰政坛之上的边缘势力,而爱尔兰维京人如同10世纪时那样掌控全岛的可能性也愈发微小。1052年,都柏林被伦斯特的爱尔兰人国王迪尔迈特·麦克迈尔夺取,他在11世纪50年代中期安排自己的儿子默查德登上王位。都柏林在1075年再度迎来了爱尔兰国王,布赖恩·博鲁玛的孙子托德尔巴赫赶走了当时统治该城的戈思弗里思(Gothfrith),安排自己的儿子缪尔切塔赫来接替他。他的儿子多姆纳尔此后在1115年成为都柏林国王,因此可以说12世纪时的都柏林统治权已经完全控制在爱尔兰国王的手中了。

都柏林依然存在着北欧人的社群,而北欧语言直到英格兰人进入爱尔兰岛发动征服战争时依然存在,但维京人的政治影响力却早已消失,北欧人留下的有形遗产只剩下一本萨迦,记述了他们曾经的胜利与最终的失败。源自北欧语言的地名遍布爱尔兰岛东南沿海的各处,有许多源自古北欧语的“岛”(ey),比如斯卡特里、德西和兰贝,事实上证明了他们对滨海地区长达一个世纪的控制。 14 古北欧语也在爱尔兰语中留下了一系列的航海词汇,比如“ancaire”(古北欧语的akkeri,锚)、“stiúir”(styri,舵)、“bad”(bátr,船);还有一些与战争有关的词汇,比如“Iarla”(jarl,伯爵),以及耐人寻味的“rannsughadh”(rannasaka,搜索/掠夺)。人名方面,维京人的影响在10—12世纪最为深重,留下了“Saxolf”(Saxulf)、“Amlaib”(Olaf)、“Ímar”(Ivar)和“Ragnall”(Røgnvald)之类的名字,它们成了维京人的都柏林城中的统治者和贵族的常见名字。

在政治意义上,维京人是一股外部力量,迫使爱尔兰的国王统一起来,而他们也让爱尔兰卷入爱尔兰海另一侧的越来越多的纷争(以至于在几十年间,维持约克-都柏林的联合统治也存在可能性)。维京人创立的“朗格福尔特”往往得以发展成兴盛的城镇以及贸易中心,其范例都柏林成了爱尔兰最重要的城市——至今亦然。

当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王权日渐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加强时,无名的维京掠夺者能够行动的地域也在不断缩小。传统的维京掠夺者能继续使用的基地还有苏格兰的群岛,苏格兰的国王们在12—13世纪都无法实际控制那里。挪威的统治者也时常宣称对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这些历史旧有领土的占有权。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发生在哈拉尔德·哈尔德拉达的孙子光腿马格努斯三世 15 在位期间。他的表兄弟哈康此前在特伦德拉格自立为王,却在1094年初死去,这让马格努斯没有了后顾之忧,因此他在地位巩固之后准备重新控制挪威传统上的领土——奥克尼群岛。

挪威国王带来了奥克尼的小王子哈康·保尔松,当时他正好在马格努斯的宫廷之中。而当他抵达岛屿之后,他又带上了自己的堂表兄弟马格努斯·埃伦德松。 16 当挪威人的舰队抵达奥克尼之后,他们两人的父亲们(奥克尼的两位共治伯爵)则被赶到了挪威。奥克尼伯爵就此暂时失去了独立地位,而光腿马格努斯让自己的儿子西格尔德统治这里。马格努斯·埃伦德松和哈康·保尔松则继续被光腿马格努斯当作客人软禁着。马格努斯继续航行,首先来到赫布里底群岛恢复挪威王国对它的控制,而后赶往马恩岛,吞并了这个维京人领域里的独立政权。舰队接下来抵达安格尔西,或许是打算恢复圭内斯国王格鲁福德·阿普·卡南的地位,此前他被盎格鲁-诺曼联军赶走,来到都柏林的维京人聚居区躲避。流亡的威尔士国王提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凭证,证明他的盟友地位:他的母亲是“丝绸胡须”西赫特里克的孙女,而他是在都柏林附近长大的。

1098年7月,联军击败了诺曼人的伯爵,切斯特的休和什鲁斯伯里的休,让格鲁福德得以在次年返回。 17 马格努斯·埃伦德松获准留在威尔士居住,而光腿马格努斯则欣然返回挪威,为恢复了挪威帝国而感到满足,而且苏格兰国王埃德加也在一份协议之中承认了他对赫布里底群岛的领主权。他在1102年返回以巩固他的地位,其间大部分时间在爱尔兰度过,和布赖恩之子缪尔切塔赫结盟,短暂保证了都柏林维京人王国的地位。马格努斯却在启程返回时在阿尔斯特中伏被杀,他梦想的帝国也随即瓦解。他的仓促身亡让西格尔德·马格努松被迫放弃奥克尼的王位,匆匆返回挪威继承王位,而奥克尼伯爵领也得以重新恢复,挪威王国对这些岛屿的控制再度减弱。

到12世纪中期,奥克尼已经以独立的欧洲政权自居了,其伯爵罗格瓦尔德开始建造圣马格努斯大教堂,其宏伟程度可以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大教堂媲美,甚至超过了不少德意志与法兰西中心地区的重要教堂。1151年,罗格瓦尔德参加十字军前往巴勒斯坦,此举却不幸遭到了挪威国王埃斯泰因的干预,他率领一支大规模的舰队出现在南罗纳德赛岛,俘虏了罗格瓦尔德18岁的堂表兄弟哈罗德·马达德松(他负责在罗格瓦尔德离开时代理指挥)。这个不幸的俘虏被迫支付三个金马克的赎金以重获自由,而他和奥克尼群岛更是被迫放弃独立地位,臣服于挪威国王埃斯泰因。

挪威国王的蛮横干预对12世纪的奥克尼伯爵依然是很大的问题,然而或许更严峻的问题是那些在群岛上的最后一批维京人。《奥克尼萨迦》中对斯韦恩·奥斯利耶夫松进行了相当的夸大,声称他是“西方土地上的从各种意义出发都最为伟大的人物,且从古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18 尽管斯韦恩一生都没能成为奥克尼伯爵,他的活动还是成了《奥克尼萨迦》最后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占据的篇幅超过了许多地位在理论上远高于他的人。

他的大堂是奥克尼群岛中最大的,即使它位于较小的盖尔赛岛。斯韦恩豢养了80名熟练战士。每年春季他的部下忙于耕作播种和其他农活,但完成之后便要进行“春季远征”,沿着经典的维京海盗掠夺线路巡游赫布里底群岛和爱尔兰。仲夏他们返回家乡等待作物成熟,在收获之后再出发进行“秋季远征”,以旧日的方式大规模掠夺,直到入冬,他们一伙才留在盖尔赛岛,终日豪饮。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走向衰亡,他们用掠夺的战利品来供养自己,那些只忠于他们的军事领袖的战士们。

在12世纪中期影响奥克尼的内部纷争之中,斯韦恩经常以一个残忍的形象出现。起初他为自己父亲奥拉夫的盟友伯爵保罗作战。在1135年的麦芽酒节时,年轻的斯韦恩出现在伯爵保罗在奥克尼本土的奥尔菲尔的大厅。保罗让他光荣地坐在他的贴身护卫“横缆”斯韦恩的对面,然而两人在喝多了麦芽酒之后开始争吵。当伯爵保罗起身前去做弥撒时,另外在场的一个人,伯爵的捧杯仆人艾维英德,警告斯韦恩·奥斯利耶夫松说,“横缆”斯韦恩之前威胁要杀死他。他给了奥斯利耶夫松一柄斧子,让他到大厅的麦芽酒桶处埋伏。“横缆”斯韦恩在黑暗之中走过时,奥斯利耶夫松一斧劈在他的天灵盖上。“横缆”斯韦恩没有立即死亡,在自卫的绝望疯狂之中,他还杀死了自己的亲戚约恩。 19

这次杀戮发生的大厅,其遗迹至今尚存,但只剩下几组石头,它们标出了建筑的轮廓。而附近更为显眼的是奥尔菲尔教堂的遗迹,它有破碎的圆形架构(这是苏格兰唯一存留至今的圆形教堂),据说是伯爵哈康建造的,为杀死堂兄弟(圣)马格努斯·埃伦德松而赎罪。 20 斯韦恩·奥斯利耶夫松趁乱溜走,乘船赶往赫布里底群岛。他如此对待殷勤招待他的伯爵保罗,让他在萨迦之中留下了名字,却无法再在缓慢发展的奥克尼停留了。

保罗自然将斯韦恩定为逃犯,但斯韦恩也没有流亡太久。不久之后,他在当年悄然返回,趁伯爵在劳赛岛海岸猎捕水獭时将他绑架,把他押到他的异母妹妹阿瑟尔的玛格丽特那里。保罗据说就在那里宣布逊位(还有说法称斯韦恩将他刺瞎,把他扔进了地牢)。 21 斯韦恩则为此后建造圣马格努斯大教堂的罗格瓦尔德伯爵同担命运,毕竟后者继承伯爵之位也是因为斯韦恩除掉了保罗伯爵。

这个维京战士继续着这种老式的蛮横生活,持续了10多年。在奥克尼混乱的内战,即所谓“三伯爵之战”(1152—1154年)中,他据说为三位争权者(哈拉尔德·玛达萨尔松、埃伦德·哈拉尔德松和罗格瓦尔德-卡里)都效力过。斯韦恩最初支持的埃伦德在1154年圣诞节之前被谋杀(一天清晨,人们在一堆海藻中发现了他的遗体,那时他的胸口插着一杆枪),而哈拉尔德伯爵对这个脾气暴躁的人态度不好,所以斯韦恩最后来到了罗格瓦尔德的军营之中。罗格瓦尔德-卡里被托尔比约恩·克拉克杀死,这个人还因为斯韦恩烧死了他的祖母弗拉科克而与他结仇。斯韦恩·奥斯利耶夫松孤立无援,就此放弃参与政治纷争,回去进行每年两次的维京海盗掠夺。

1171年,奥斯利耶夫松对赫布里底群岛、马恩岛和爱尔兰岛进行了掠夺,抢走了两艘英格兰人的舰船,掠走大量的布匹以及酒品。为庆祝胜利,他邀请伯爵哈拉尔德——他在罗格瓦尔德死后独自统治奥克尼——前来赴宴。伯爵试图劝说这个老战士放弃海盗生活,但斯韦恩坚称,要在进行最后一次秋季掠夺之后再引退。哈拉尔德的回复一语成谶:“朋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死亡和名望哪一个先到来。” 22

斯韦恩言出必行,进行了他的最后的掠夺。他带上了7艘大型战舰,但因为在赫布里底收获甚微,便转往爱尔兰岛,他洗劫了都柏林,并绑架大批显赫人物当人质。勇敢的都柏林居民在城外挖掘深沟,并用树枝将其掩盖起来,而次日斯韦恩准备进城接受投降时,他和部下落入陷阱之中,被都柏林居民全部杀死。只有守卫舰船的几个人逃走了。最后一位维京大海盗的结局可谓屈辱,却又可谓报应不爽。

光腿马格努斯的远征,是斯堪的纳维亚政权对不列颠群岛最后一次真正的威胁,但此后的挪威国王依然没有放弃对苏格兰地区宗主权的宣称。在13世纪60年代,国王长者哈康(1204—1263年在位)企图要求冰岛和格陵兰承认他的统治,为此消灭了奥克尼的独立政权。挪威事实上从未放弃过对奥克尼(以及设得兰和赫布里底)理论上的宗主权,而他越来越明显地要求实行治权,让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愈发紧张,因为他同样希望将这些岛屿永久收归苏格兰王国所有。 23 1242年,亚历山大派出使节前往挪威,劝说哈康至少放弃赫布里底群岛,而他愿意为此一次性支付一笔补偿金。挪威国王粗鲁地回应称他“不知道自己会如此需要白银,以至于要为此出卖土地”。6年后,哈康加强了他对赫布里底群岛的控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马恩及群岛地区的北欧国王哈拉尔德·奥拉夫松。不幸的是,新婚夫妇的航船在设得兰以南失踪,导致这一地区出现政治真空,而这刚好是苏格兰国王获取岛屿地区的天赐良机。

亚历山大二世于1249年逝世,直到1262年,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三世才开始进攻赫布里底群岛,这迫使哈康派出一支大规模舰队经设得兰来到奥克尼。尽管在南罗纳德赛岛停泊时遭遇日食(这次远征的时间因此可以确定发生在1263年8月),哈康还是继续进军赫布里底,流亡的赫布里底国王杜格尔在那里与他会合。在这支舰队的分遣队掠夺苏格兰本土时,亚历山大则等待时机,期望入秋之后哈康就此停止掠夺。1263年10月2日,当哈康和他的部下因天气恶劣被迫上岸时,他们在拉格斯(艾尔郡海滨北部)遭遇了大批苏格兰军队。狂风让挪威军队无法得到船上的人员支援,而尽管在随后的战斗之中苏格兰人没有取得全胜,挪威收复赫布里底群岛的希望也就此终结。哈康退回奥克尼,在那里病重逝世,葬在柯克沃尔的圣马格努斯大教堂。在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之中,他下令随从为他诵读所有的伟大萨迦,而在读到记载他祖父功绩的《斯韦勒萨迦》时,他就此撒手人寰。

哈康死后,维京人在群岛上坚持抵抗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他的儿子马格努斯于1266年在珀斯签署和约,挪威割让马恩岛和赫布里底群岛的宗主权给苏格兰,苏格兰要为此支付4000马克(接下来4年每年支付1000马克,拖延一年要支付100马克的利息)。苏格兰一方承认挪威王室对奥克尼和设得兰的宗主权,但最终这个每年支付的款项,即“挪威年金”(the Annual of Norway),却让这些岛屿脱离了挪威国王的管辖。这笔款项的支付断断续续,甚至在1426年珀斯和约重订之后,苏格兰也没有付清这笔钱的实际迹象。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 24 由于遭受财政困难,急于要收回这笔欠款,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同样不肯支付(特别是因为他此时也失去了对马恩岛的控制)。对这笔款项的讨论拖到了15世纪50年代,最终在1460年达成了协议,克里斯蒂安的女儿玛格丽特将和苏格兰王子詹姆斯成婚,苏格兰一方开出的条件则格外苛刻,不但要求免除所有的债务,还要对方割让奥克尼和设得兰给苏格兰,玛格丽特还要提供大笔嫁妆。在漫长的商讨之后(其间詹姆斯二世逝世,丹麦-挪威则试图让奥克尼伯爵威廉宣誓效忠),1468年9月订立了新的婚姻协议,嫁妆总共6万弗罗林,而奥克尼抵扣5万弗罗林(同时同意克里斯蒂安一世如果能支付这笔资金就能将其赎回)。资金枯竭的丹麦国王只能拿出剩余的2000弗罗林,被迫用设得兰抵押余下的8000弗罗林。这笔钱最终没有偿还,而奥克尼和设得兰就此成了苏格兰的领土。尽管不列颠群岛的维京时代以血腥暴力开始,结局却截然相反,斯堪的纳维亚的君主明白,进步的代价之一就是不能再用掠夺来获得财富了。

维京海外领土不断缩小,甚至可能被纳入当地的政治版图,他们和斯堪的纳维亚(或者冰岛)的联系也日益减少,同时北欧语言也在渐渐消亡。在诺曼底,这一历程在维京人定居后的一两代人中便开始了, 25 而都柏林余下的北欧居民依然使用旧有的语言,直到13世纪。在英格兰,兰开夏的彭宁顿铭文(Pennington inscription)再度证明直到1100年,当地仍有使用北欧语言的人,尽管现在学界也有人认为,这种铭文是语言的变体,并不能说明使用北欧语言为母语的人在当时依然存在。 26 北欧语言在马恩岛存留的时间似乎更久——尽管他们在那里必须与当地的盖尔语竞争,然而大约在1300—1500年之间的某个时刻,北欧语言还是在岛上消亡了。在苏格兰,在不同的维京人占领地区,北欧语言的命运也有相当的差别。在赫布里底群岛,北欧语言早在13—14世纪就彻底消亡了,而在凯思内斯、设得兰和奥克尼,这种曾经的主导语言存留的时间要久得多。通常认为苏格兰北部和北方群岛的北欧语言,即所谓的“诺恩语”(Norn),在苏格兰语的无情冲击下,在1600—1850年之间消亡。

因此诺恩语在奥克尼和设得兰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自约800年建立了最初的维京定居点之后,几乎使用了1000年。奥克尼几乎完全没有北欧语言传入之前的地名存在(不过很明显,“奥克尼”是个罕见的例外),足以说明在10世纪时,当地居民说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人比例极高,淹没了本地人的语言。 27 可以确定的是,许多最初的定居者或许是从挪威西北部前来的,毕竟奥克尼的地名大多很像松恩、莫尔和特伦德拉格这些地方的地名。 28 维京时代,诺恩语言存在的准确证据很少——仅有约50件如尼铭文文物存在,其中有33件来自梅肖韦古墓,书写者或许是刚刚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来,抑或是旅行者, 29 而余下的铭文不是残缺,就是无法辨认。 30 有十几份奥克尼或设得兰的文件,据称源自1299年左右或者16世纪晚期,事实上也起不到什么帮助,因为书写者可能来自挪威,或者他是遵守挪威人的习惯写下的。当记述诺恩口语的资料出现时(已是18世纪初),这种语言和斯堪的纳维亚西部的语言已经相差甚大了。有一份奥克尼的主祷文在1700年出版,同样内容的设得兰主祷文在1714年出版,这两份主祷文和一段民谣,都记载在乔治·洛的《奥克尼岛与设德兰岛游记》之中。 31 资料显示,这些地方的语言和挪威西南部的方言有很多相同点,而且与法罗群岛居民的语言格外类似,比如保留了无重音的“a”,以及动词尾音简化而失去变格。 32

诺恩语存在的证据甚至在19世纪晚期依然存在,一些方言里的词汇存留至今,或许就是诺恩语的遗存[比如sheltie(设得兰矮马),或许就是源自北欧语的“hjalti”,即“设得兰的”]。但苏格兰的辛克莱家族在1379年掌控了奥克尼,而丹麦国王又在1468年把设得兰和奥克尼交给了苏格兰王室,这些岛屿的文化便愈发倒向苏格兰了,而这种语言的消亡也是在所难免。直到1725年,依然有人抱怨在奥克尼主岛上的桑威克,仍有人使用“破碎的旧丹麦语”, 33 而且这种语言直到1750年似乎仍在一些地方存留。在设得兰,诺恩语留存得更久,特别是在西部;而且有证据显示,很可能1800年时仍有人以这种语言为母语。 34

北欧语言曾经在爱尔兰使用过一段时间,在苏格兰的群岛地区使用了几个世纪,在法罗群岛和冰岛使用至今,对这些维京海盗的记忆最强烈的地方,正是他们的语言留存最好的地方。维京人的旧遗产,比如萨迦以及《散文埃达》之类的文集,就是最好的例证,但16世纪时,古文物收藏家便开始对北欧遗产进行更为科学的研究。最早的成果就是瑞典的两兄弟——奥拉夫斯·马格努斯和约翰内斯·马格努斯的北欧历史著作。 35 而后在17世纪,学者们得以接触到从冰岛农田里收集的如尼石刻和其他的冰岛萨迦抄本,这些存留了许多个世纪的珍贵文物被送回了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 36

启蒙运动在北欧开始不久之后[同时催生了一系列历史学家,比如丹麦的卢兹维·霍尔贝尔(1684—1754年)和瑞典的奥洛夫·达林(1706—1763年)],第一次日耳曼浪漫主义的风潮席卷了北欧诸国,人们重新开始审视萨迦,在古老而血腥的荣耀之中,寻找蕴藏在深处的真正的北欧精神。随后的“北欧文化复兴”让维京人重新回到了舞台的中央,然而人们更热心于披着罗曼蒂克外衣的萨迦故事,而不是真正地去研究维京时代。出生在瑞士的保罗·亨利·马利特(1730—1807年),在18世纪50年代在哥本哈根大学担任法语教授,在此期间,他对这一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让《埃达》流传到了欧洲各地,影响了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和詹姆斯·麦克弗森, 37 以及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

在遭受了拿破仑战争的屈辱之后,北欧产生了新的风潮。英国人在1807年轰击了哥本哈根,而瑞典则在1809年把芬兰割让给了沙皇俄国,北欧文化复兴逐渐转变为民族主义,试图美化维京帝国以及维京人的信仰,追忆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曾经主导欧洲北部的时代。后世对维京文化的审视就此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1811年,所谓的“哥特研究协会”(Götiska förbundet)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会内的学者意图恢复假想中的维京生活方式,他们朗诵埃达诗作,用角杯豪饮蜜酒。在严肃研究方面,协会的期刊《伊德娜》 38 刊发讨论维京文化的论文,还杂有爱国主义文章和用古北欧语写作的诗篇。

作为北欧社会中的权威,史学家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1783—1847年)完成了《瑞典人史》(Svenska folkets historia),把维京时代的北欧描绘为田园牧歌一般的社会,国王和自由农和谐共存,由“庭”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观点无疑源自萨迦中对冰岛自由邦发展到顶峰时代的记述,尽管在这个时代在13世纪的残酷战争之中终结,但这些记载仍影响了后人对当时北欧社会的认识。这一运动的顶点则是主教埃萨亚斯·特格纳(1782—1846年)的作品,他在1825年完成了《弗里肖夫萨迦》,将维京风格的史诗以现代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此书被翻译为各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它作为一种渠道,可以在原作的译文尚未出版时,让这些国家的普通大众得以了解冰岛萨迦所描述的世界。弗里肖夫的事迹,包括以维京勇士的方式漫游:

如同猎隼在天空翱翔,

如今的他,在孤寂的海洋上航向远方。

他维京式的做派,

由船上的战友们传扬:

——你能否听见?

在船上没有帐篷,

没有房屋佑你安睡,

我那住在大宅中的朋友啊,你可曾知晓?

维京战士拥盾而眠,手握长剑,

他的帐篷即是苍天。 39

故事的结尾,弗里肖夫却以农民的身份定居了下来,因此当1835年,英译文送到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公主(4年后她将加冕为维多利亚女王)手中时,这首诗的结尾称不上惊人。

在19世纪,恢复维京精神的运动在北欧扎下了新的根,丹麦神父N. F. S. 格伦特维,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希望用古北欧语言、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以及比例适宜的基督教复兴思想,去代替学校之中的拉丁文法和古典时代。他支持的平民高中很快传播到了其他北欧国家,尽管并未如他所愿强制教授古北欧语言。对维京时代的怀旧情绪之中,维京舞会成了斯德哥尔摩的流行风尚,角盔也在那时成了新维京习俗中的(而且是完全错误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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