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先生，”她说，“你能不能过来瞧一眼我那位先生。我觉得他不对劲。”
那个记者走过楼梯平台，进了查理的公寓。床边有个佛罗拿 [12] 的瓶子空了。
“我觉得你最好找个警察来。”他说。
一个警察来了之后，打电话到警局叫了一辆救护车。他们把查理送到了查令十字医院。他再没有醒过来。最后时刻玛杰丽陪伴着他。
“当然他们会调查死因，”珍妮特说，“但怎么回事很明显了。他过去三四周一直失眠严重，应该就在用佛罗拿助眠。昨天一定是不小心服用过量了。”
“玛杰丽也这么想吗？”我问。
“她太难过了，什么也想不了，可我跟她说了，查理一定不是自杀。我就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对不对，比尔？”
“你说得对，亲爱的。”他回答。
“他有没有留什么信？”
“没有，什么都没有。奇怪的是今天早上玛杰丽收到过他的一封信，怎么说呢，也不能算是一封信，就一句话而已。‘没有你我太寂寞了，亲爱的。’就这样。可那自然说明不了什么，而且她也答应了警方来调查的时候不提这件事。我的意思是说，又何必让别人瞎想呢？所有人都明白佛罗拿这东西不好说的，我自己就绝不会碰这玩意儿，而且那很明显是个意外，对吧，比尔？”
“你说得对，亲爱的。”他回答。
我看得出来，珍妮特是一门心思要相信查理·毕晓普不是自杀的，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到底能信几分，我对女性心理学研究不足，还不好判断。当然有可能她是对的。一个中年科学家就因为自己的中年妻子离开而轻生，说不过去；而他因为失眠而恼火，外加很可能喝醉了酒，自己也没意识到服用了多少安眠药，这道理很说得通。至少验尸官也持这个观点。他听到的说法是最近查尔斯·毕晓普脾气愈发暴躁，逼得妻子离开了他，很明显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他绝不会想到的事情。验尸官向死者的遗孀表示同情，非常严肃地评述了安眠药的危险性。
我讨厌葬礼，但珍妮特反复求我一定要去。几个查理在医院的同事透露过想要参加，但尊重玛杰丽的意愿，他们没有来；所以葬礼上只有珍妮特、比尔、玛杰丽和我四人。我们要从太平间送灵车去墓地，他们提议可以半路带上我。我一直留意着外面，看到车来就下楼了，可比尔从车里出来，没等我走出门就进来了。
“先等一下，”他说，“就几句话先问问你。结束之后珍妮特想请你来喝茶。她说让玛杰丽一人自哀自伤总不好，用完下午茶我们再打几局桥牌。你能来吗？”
“穿成这样？”我问。
我身上是燕尾服、黑领带和夜礼服的裤子。
“啊，没事的，帮玛杰丽散散心。”
“那行吧。”
可桥牌最后并没有打成。一头金发的珍妮特穿着一身全黑的丧服十分雅致，好友丧夫这场戏她演得驾轻就熟。她微微哭了几下，拭泪的手那么轻柔，睫毛油一点也没受影响；当玛杰丽悲痛地抽泣时，她温柔地挽住了朋友的手臂。珍妮特真是一个在朋友有难时冲在最前面的人。我们回到了马什家。玛杰丽收到一份电报，就拿着上楼了。我猜想应该是查理的某个朋友，刚听说这个消息，发一封信来表示慰问。比尔去换衣服，珍妮特和我上楼到了会客厅里，把桥牌桌搬了出来。她摘下帽子，放到了钢琴上。
“我们也不用故作姿态，”她说，“当然玛杰丽伤心透了，但她一定得振作起来。打一盘桥牌能帮她尽量恢复到平常的样子。我自然也很为可怜的查理难过，但据我判断，玛杰丽离开对他的打击，他是走不出来的；谁也不能否认，这样一来，玛杰丽就不用那么为难了。她早上已经给盖里发了一封电报。”
“说什么呢？”
“告诉他可怜的查理的事啊。”
这时候女佣进来了。
“夫人，您可否去毕晓普夫人那里一趟？她想见您。”
“好的，当然了。”
她快步走出了会客厅，只剩下我一个人。没过一会儿，比尔进来了，我们喝了杯酒。终于珍妮特走了进来。
她递给我一份电报。上面写着：
求你务必先等我的信。盖里。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她问我。
“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我说。
“笨蛋！当然我已经跟玛杰丽说了，这不代表什么，但她很担心。这肯定是在他收到查理死讯那份电报之前发出的。我觉得她现在一定不怎么想打桥牌了。我是说，丈夫下葬的同一天打牌似乎有些不好。”
“是不太好。”我说。
“当然他收到电报应该会立马回复吧。他无论如何是要回的，你们说呢？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好好坐着等他的信了。”
我看不出继续议论下去有什么意义，就告退了。两天之后，珍妮特打来电话，告诉我玛杰丽收到了莫顿吊唁的电报。她读了一遍给我听：
听到这个噩耗极为难过。对你的悲痛致以深切哀悼。爱你的。盖里。
“你怎么看？”她问我。
“我认为写得很得体。”
“他当然不能说自己高兴坏了，对吧？”
“那样就有些失礼了。”
“而且他写了‘爱你的’。”
在我的想象中，她们一定从各个角度解读了这两份电报，仔细查看每一个字词，压榨出每一层含义。我甚至能听到她们无休无止的讨论。
“要是他现在辜负玛杰丽的话，我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珍妮特继续说道，“接下去就看他是不是个绅士了。”
“胡说八道。”我一下就把电话挂断了。
接下去几天我又在马什家吃过几次饭。玛杰丽看上去很疲惫。我想她一定是满心焦虑地等待着还在路上的那封信。哀痛和惧怕让她憔悴不堪，她现在似乎非常脆弱，有了一种我之前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气质，就像是她已经把俗世看得很淡了。她非常温柔，感激每一点对她的好意，而且在她那种犹疑、略显怯懦的微笑中，有无限的哀婉。这种无助是非常动人的。只可惜莫顿还在几千英里之外。然后，一天早上珍妮特的电话来了。
“那封信到了。玛杰丽说你可以看。你要过来吗？”
她紧张的语气已经什么都告诉我了。到了之后，珍妮特把信给了我。我读了一遍。里面的措辞都很小心，我想莫顿一定写了很多稿。信的意思很和善，显然为了不说什么伤害玛杰丽的话，花了很多心思，但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他的恐惧。很明显这个年轻人已经吓得直发抖了。似乎他认为处理这个局面最好的策略是故作轻松，所以就一直在取笑殖民地里那些白人。要是玛杰丽突然出现他们会说什么？他自己一定转眼间就会被踹走。大家都以为东方是自由而随便的；根本不是，那里比克拉彭 [13] 还古板。他太爱玛杰丽了，完全不能想象那些糟糕的女人对她百般嫌弃会多么可怕。另外，他又被派到一个新的岗位，不论去哪里都要十天以上；玛杰丽也不能真的住到他的木屋里去，不用说周围是没有旅店的，更何况他因为工作可能一连几天都会在森林里。不管怎样，那都不是一个女人能待的地方。他说玛杰丽对他太重要了，但请玛杰丽不要再为他烦恼；他也不得不承认，或许回到丈夫身边才是玛杰丽更好的选择。如果说是他妨碍了两人重归于好，他是不能原谅自己的。唔，我敢肯定这封信写起来的确很不容易。
“当然了，他写信的时候不知道查理已经死了。我跟玛杰丽说，这样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
“她认同你的看法吗？”
“我觉得她现在很不讲道理。你怎么看这封信？”
“这个嘛，很明显他不想要她了。”
“两个月之前他还想要得很啊。”
“呼吸的空气和眼前的场景一换，人的变化很大。他一定觉得离开伦敦似乎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他重新被过去的朋友和兴趣包围了。亲爱的，玛杰丽再自欺欺人也没有用，莫顿已经回归了过去的生活，他觉得那里没有玛杰丽的位置。”
“我给她的建议是不要管这封信，直接去找他。”
“希望她没有荒唐到要让自己去承受一次异常可怕的冷遇。”
“可接下去她要怎么办呢？这真是太残忍了。她可是世上最好的女人。她的好是发自内心的。”
“细想的话也很有意思，正是她的好才惹出了这么多麻烦。她到底为什么不跟莫顿来一段婚外情呢？查理不会知道，也不会受半点损失。她和莫顿会有一段快活逍遥的日子，两人分别的时候，心里会想着这段愉快的插曲优雅地收尾了。它会成为开心的回忆，然后她又可以心满意足地回到查理身边，经过这番休整，又可以继续做她那个人人艳羡的妻子了。”
珍妮特紧闭双唇，鄙夷地扫了我一眼。
“有一样东西叫贞洁，你知道吗？”
“去他的贞洁。要是贞洁只会造成破坏和痛苦，它就什么都不是。你可以把它叫做贞洁，我把它叫做怯懦。”
“想到和查理住在一起的时候对他不忠，这个想法让她恶心。你知道，有些女人是这样的。”
“老天爷呀，她可以在肉体上不忠于丈夫，但不妨碍精神上忠于婚姻啊。这种小把戏女人施展起来一点都不费力的。”
“你真是个让人憎恶的犬儒主义者。”
“如果说正视现实，以及在生活中使用常识算是犬儒的话，那你完全可以说我是犬儒的、令人憎恶的。现实是什么，那就是玛杰丽是个中年女子，查理五十五岁了，他们结婚已经十六年。一个年轻人对她百般殷勤，她会犯浑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不要说这是爱情。这是生理学常识。她笨就笨在把那小伙子说的话当真。那不是莫顿在说话，是他渴望性爱的身体；已经有四年了，对他来说是性的饥荒——只考虑白种女人的话；如果非要他兑现那时做的那些不假思索的承诺，从而毁了他的生活，那就太不公平了。玛杰丽让他动了情只是碰巧遇到的是她罢了；他想要她，因为得不到，就更加渴望。我敢说他也以为那是爱情；但相信我，那只是肉欲罢了。要是他们上了床，查理今天还活着。就是她的狗屁贞洁惹了这一堆麻烦。”
“你真是太蠢了，看不出来她也没有办法吗？她就正好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
“要我说，女人宁可随便，也不要自私，宁可淫荡，也不要愚蠢。”
“啊，闭嘴吧。我让你到这儿来，可不是要听你说这些禽兽的话。”
“你让我来是干什么的？”
“盖里是你的朋友，是你介绍他跟玛杰丽认识的。她现在这么痛苦，是他造成的，而你是根源；你有责任写信告诉他，对于玛杰丽，他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要是我会写那真是见了鬼了。”我说。
“那你可以走了。”
我正要朝门口走。
“不管怎样，查理保了人寿险真是运气好。”珍妮特说。
这时我转过来看着她。
“你居然还有胆子说我犬儒。”
我摔门出去的时候还扔给了她一个难听的词，这里就不重复了。但尽管如此，珍妮特依然是个很好的女人。我常常想到，要是跟她结婚应该会过得很有趣吧。
* * *
[1] 收录于1931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用第一人称单数写作的六个故事》。
[2] Soho，伦敦一地区。
[3] Pavillion，应指位于皮卡迪利广场东北侧的歌舞剧场，始建于1859年。
[4] Haymarket，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干草市场街，历史可追溯到1720年。
[5] Ciro’s，可能是欧洲第一家高档的连锁餐厅，在蒙特卡洛、伦敦、巴黎等地都有分店。它是由一位叫奇罗的埃及人于1897年在蒙特卡洛创立的。
[6] Marylebone road，威斯敏斯特紧邻摄政公园的一条大街。
[7] Gerald，盖里（Gerry）可以是一种亲昵称法。
[8] 英文习语，指连写体中一笔写完整个单词之后不忘补上t的横线和i的圆点，形容一个人做事仔细，务求彻底。
[9] 在危急关头嘴唇不颤抖，也不发声，暗示坚定、隐忍，被认为是英国男人最重要的品格之一。
[10] Tilbury，英国东南部埃塞克斯郡的港市。
[11] 原话一般认为是拿破仑所说（“军队只有肚子是满的才能前行”）。威灵顿指的是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
[12] Veronal，一种长效催眠剂和镇静剂。
[13] Clapham，伦敦西南部地区。
带伤疤的男人
The Man with the Scar [1]
我最初注意到他就是因为那条伤疤，又粗又红，像一弯新月，从耳朵挂到下颚。我在想这不知是军刀还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但那次受伤必定非同小可。那是一张胖胖的圆脸，一副好脾气的样子，所以伤疤更显得突兀。他的五官也不引人注意，表情都很单纯，但人倒是个粗壮有力的大个子，放在一起颇不相称。身上总是一件非常破旧的灰色西服，卡其衬衫，头戴一顶破烂的阔边帽；我没有见他穿过别的衣服。总之是个远远谈不上干净的人。以前在危地马拉城的皇宫大酒店，每天到了喝鸡尾酒的时候 [2] ，他都会悠闲地四下走动，向客人兜售彩票。如果这是他的生计，那他一定过得很凄凉，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谁买过；不过有时倒看到别人会请他喝酒——他从来不会拒绝。他在酒桌间穿梭时，有种左右摇摆的步态，就好像这是一个经常会走远路的人；每到一桌都会停下，微笑着报出自己要卖的号码，要是没有人睬他，就保持微笑到下一桌去。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其实都有些喝晕了。
有一天傍晚，我跟一个熟人站在吧台边喝酒（皇宫大酒店的干马提尼是一流的），一只脚搁在吧台下的横杆上，这时带伤疤的男人走了过来。他又拿出他的彩票供我选择，我到危地马拉城之后，这大概是第二十回了，我还是摇了摇头。但我的这位酒友很和气地跟他点头。
“你好吗 [3] ，最近如何呀？”
“还行吧，生意就不怎么好了，但总算没有更糟吧。”
“将军你喝点什么？”
“来杯白兰地。”
他一口把酒闷了，将杯子放回到吧台上。他朝我的这位朋友点了点头。
“谢谢。再见。 ”
接着他就一个转身，把彩票出示给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个人。
“你这位朋友是谁？”我问道。“脸上那条伤疤还挺吓人的。”
“添了条伤疤没有变更好看，是吧？他是从尼加拉瓜来的一个逃亡者。的确是个暴徒不假，是个土匪，但人也不算坏；我时不时地就给他几个比索。他之前是个领导革命的将军，要不是最后弹药不够，应该已经推翻政府，当上战争部长了，而不是在危地马拉卖彩票。当时他被抓住，一起被抓的还有几个他的所谓幕僚，被带到军事法庭审判；你也知道，那种国家像这样的事都很草率，然后他就被判了死刑，第二天一早枪决。我想他当时被抓就该知道自己是什么结局了。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几个人关在一起，一共五个，于是就打扑克打发时间，用火柴当筹码。他说他手气从来没有这么差过；他们打的是不用整副牌的‘双J开局’ [4] ，但他从来都拿不到好牌，打了一宿，赢钱不会超过五六次。每次买了一堆筹码转眼就没了。等到士兵天亮的时候来牢房提犯人去行刑，他输掉的火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辈子都用不完。
“他们被带到监狱的天井里，让他们肩并肩靠墙站着，对面就是行刑队。当时进程停了下来，我们这位朋友问管事的人，到底还在磨蹭什么。长官说，政府军的将军想来看一看，所以他们在等。
“‘那应该有工夫让我再抽根烟了，’我们的朋友说道。‘那人总是迟到。’
“可烟刚点着，将军就到了——顺便说一句，就是圣伊格纳西奥，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带着他的副官进了天井。正常的过场全走了一遍，圣伊格纳西奥问那些死刑犯在行刑前还有什么愿望。五个人之中有四个人摇了摇头，但我们这位朋友说话了。
“‘我有，我想跟我妻子道别。’
“‘好的 ，’政府军将军说道，‘这个要求我不反对。她人在哪里？’
“‘她等在监狱门口。’
“‘这么说来，拖延起来也不会超过五分钟。’
“‘连五分钟都不用，将军先生 。’我们的朋友说道。
“‘先把他带到一边。’
“两个士兵走上前去；他被两人夹着，走到了一个指定地点。行刑队的主管看到将军点头示意，立马发出号令，只听得一阵刺耳的枪响，四个人倒下了。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是同时倒下的，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动作简直怪诞，就像儿童剧场里的牵线木偶。其中一个士兵走过去，用他的左轮手枪朝一个还没死的囚犯身上又补了几发子弹。我们的朋友抽完了烟，把烟蒂随手扔掉。
“大门口略微有些吵闹，一个女人快步冲到天井中来了，但半路把手放在胸口，停了下来。然后又喊了一声，伸出双臂跑上前去。
“‘唉呀 。’政府军的将军感叹道。
“她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盖着头纱，脸上煞白。她不过还是个少女，一个轻盈的小东西，除了一双大眼睛，五官都端庄、小巧。而眼睛虽大，里面都是憔悴和痛苦。她一路跑过去的时候，嘴巴微微张开，一脸的哀伤那么动人，旁边那些麻木的士兵看到她，都惊讶地深吸一口气。
“这个叛乱者朝姑娘走了几步迎接她，等姑娘冲进自己的怀里，他用粗哑的嗓音动情地喊了一声：我的心，我的魂 ，然后吻上了她的双唇。就在这时，他从自己破烂的衬衫里抽出一把小刀——我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留着这种东西的——一刀捅在姑娘的脖子上。血管被割断，鲜血喷涌出来，把他的衬衫也染红了。这时他用双臂搂住那个姑娘，再次亲吻了她。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很多人都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但还有一些人全都惊恐地呼喊起来，冲上去擒住了他。他们把他的手掰开，要不是那个副官接住，姑娘就会直接倒下。她已经没了知觉。那些人把她放在地上，站在周围惊慌失措地看着。这个叛乱者知道自己下手的地方，血是肯定止不住的。只过了一会儿，跪在姑娘身边的副官站了起来。
“‘她死了。’他轻声说道。
“叛乱者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
“‘你为什么这么做？’政府军的将军问他。
“‘我爱她。’
“挤在周围的人似乎都叹了口气，表情古怪地看着这个杀人犯。政府军的将军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
“‘这是个高贵的举动，’他最终说道，‘我没法处死这个男人。开我的车，把他送到国境线吧。先生，这是一个勇士对另一个勇士起码的敬意。’
“听到这句话的人忍不住发出一阵赞同的低语。副官拍了拍叛军领袖的肩膀，然后又是在左右两个士兵的陪伴下，他走向了等在一边的轿车。”
我的朋友说完了，我一时也没有做声。我得解释一句：他是个危地马拉人，以上都是用西班牙语说的。我已经尽力把他的话翻成像样的英文，不过并没有淡化他那些浮夸的语言。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就该这样去讲。
“可他脸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我最后问道。
“啊，那是我开饮料的时候，瓶子爆了。就一瓶干姜水。”
“我从来都不喜欢干姜水。”我说。
* * *
[1] 首次发表于1925年，收录于193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四海为家之人》（Cosmopolitans ）。
[2] 通常为下午四点到六点。
[3] 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本篇以下仿宋体字皆同。
[4] Jacks to open，也称Jackpot，一种牌戏，须持牌大于一对J方可开局下注。
歇业
The Closed Shop [1]
虽然以下这段故事我非讲不可，但它所发生的地方民康物阜，我是无论如何不会透露它的国名的；不过，承认它是美洲大陆上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我想也无伤大雅吧。平心而论，这样指涉的确已经足够含糊，不可能引发任何外交纠纷。这个自由独立国家的首都宽阔明媚，有一片广场，有一座不失气度的大教堂，和几幢古朴的西班牙建筑。有一位密歇根的年轻女子正好到了这座都城，自由独立国家的总统精于品鉴美貌，而这位女子面容姣好，一下子俘获了总统的心。他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意，而得知对方也属意于他，自然欢喜；只是这位女子认为他已娶、她亦嫁，是这对有情人结合的障碍，又让总统哀伤不已。她对婚姻有种女性特有的向往，虽然这种想法在总统听来毫无道理，但女子只要长得好看，任何异想天开都该满足，于是他承诺会妥善安排，为两人的永结连理清除一切障碍。他把法律顾问召集起来，陈述了事态，同时提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看法，即他们的婚姻制度对于一个进步的国家来说实在是陈腐不堪，早该大刀阔斧地加以整顿。顾问们退席，短暂的间歇之后，他们制定了一条深得总统赞赏的新离婚法规。但我笔下的这个国家是一个高度文明、民主的国家，美名远扬，行事从来遵照宪法。一条法律即使再关乎总统的切身利益，但只要他尊重自己，尊重自己就职时的誓言，也要按部就班地走完流程，而走流程是需要时间的。他还没来得及签名让新离婚法规生效，一场革命爆发，总统很遗憾地被吊死在广场的一根路灯柱上，背景正是那座不失气度的大教堂。面容姣好的年轻姑娘匆匆离去，但那条法规却留在了那里。它的内容很简单：在本国居留三十天之后，只需支付一百美元的手续费用，婚姻一方即可在不知会对方的情况下，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你的妻子可能只是告诉你要去陪伴她的老母亲，一个月之后，你在用早餐时打开信件，却被通知你的爱人已经改嫁了。
这则令人鼓舞的消息传得很快，没过多久人人都知道在离纽约不远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国家，首都气候宜人，衣食住行也过得去，一位女士能够在此花费极少的精力和开销，从让人烦恼的婚姻关系中解脱出来。而在丈夫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这道手续，可以免去不少铺垫性的讨论，而那些激烈的对话总是让人心力交瘁。所有女人都知道，不管男人有多反对一项提议，一旦木已成舟，他们一般都会平心静气地接受。跟他说你想买一部劳斯莱斯，他会告诉你他买不起，但如果你已经买下了，他就会像羊羔一样在支票上签字。所以眨眼之间，美丽的女士们络绎不绝地赶到这座迷人的阳光之城；有风尘仆仆的商界女性，有地位崇高的贵妇，也有一心寻欢作乐和悠游度日的女子，她们来自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她们来自佐治亚，她们来自达科他，她们来自美国的每一个州。联合水果公司 [2] 的航线上，客运部总是满员，要是你要独享一间特等客舱，就必须提前半年预定。国家积极进取，首都欣欣向荣，很快城里所有的律师都开上了福特汽车。格兰德豪华酒店的老板阿戈斯托先生还投入资金新添了几个洗手间，但是这点开销他是不会介意的；酒店的生意日入斗金，每次路过吊死总统的那根灯柱，他总要喜气洋洋地挥手致谢。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说，“总有一天他们会为他立一座雕像的。”
我以上一番描绘，听来大概让人觉得这条又方便又讲道理的法律只让女士获益，似乎暗示在美国只有她们才渴望从神圣的婚约中摆脱束缚。我没有理由相信这是事实。虽然旅行来此办理离婚手续的绝大多数是女方，我把原因归结为女人要出门六周从来不是什么难事（一周过去，一周回来，三十天完成居留期），但男人要把手头的事放下这么久就难了。他们可以在那里过暑假的确没有错，但那里的酷热又未免难熬。另外，那里没有高尔夫球场；一个男人要和妻子离婚，但要付出一个月的高尔夫球为代价，因此有所迟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有个别男子在格兰德豪华酒店住了三十天的，但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缘由，他们都是时常出差的销售人员。我也只能想象，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可以同时追逐自由和销售额。
但不管怎样，格兰德豪华酒店里的住客大部分还是女子，午餐、晚饭时间，她们围坐在拱廊下的小方桌边，喝着香槟互诉婚姻之苦，场面还是极为热闹的。阿戈斯托先生还做了一笔了不得的兴隆生意，就是让将军、上校（这个国家的军队里将军比上校多）、律师、银行家、生意人，和城里的公子哥们，到酒店里来欣赏这些美好的异性。但世间很少有尽善尽美的事情，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致力于摆脱丈夫的女子处于一种焦躁的状态，这很说得通，但这也让她们非常难以取悦。现在必须得承认，这座迷人的小城纵有百般好，似乎还是缺了几个放松身心的去处。当地只有一家电影院，放的那些片子从它们好莱坞温暖的家出发，也不知晃荡了多久才到了这里。白天咨询一下律师，做做指甲，逛逛街，倒容易过去，但夜晚太难熬了。很多人都抱怨三十天太长，甚至有一两个急性子的小姑娘非要律师给法律“加把劲儿”，让她们可以四十八小时之内把事情解决。可阿戈斯托先生是个有办法的人，很快他又有了主意：把一队在各地弹奏马林巴琴的危地马拉乐手留在了酒店里演出。世上没有比马林巴琴的乐声更让人脚痒难耐的了，转眼之间，庭院里所有人都跳起了舞。当然，对于二十五位美丽的女子来说，三位旅行推销员是不够的，但不是还有那么多将军和上校吗？不是还有那么多翩翩的公子哥吗？他们都舞技高超，他们都有水汪汪的黑色眼睛。时间过得飞快，一天天后脚踩着前脚，还没意识到，一个月就过去了。阿戈斯托先生的客人与他告别的时候，不止一人告诉他其实很愿意再多待几日。阿戈斯托先生精神焕发；他最爱看到大家玩得高兴。乐队的开销赚回了两倍不止，而且看到殷勤的军官和城里最吃香的年轻人陪着这些女士跳舞，对他有延年益寿的功效。阿戈斯托先生又节俭，所以每晚十点之后楼道里的电灯总是关掉的，殷勤的军官和城里最吃香的年轻人在那里英语提高得很快。
一切都愉快得“如同婚礼的铃声”，这种表达虽然陈旧，但在这个语境之下实在让人舍不得不用。直到有一天，克拉里夫人有了决断，她认为自己已经受够了。正所谓甲之鲜肉，乙之砒霜。她穿戴齐整之后去见了她的朋友卡门西塔。听克拉里夫人三言两语表明了来意，卡门西塔唤来了一个侍女，要她赶紧去请拉葛妲；有要事商议。拉葛妲是位分量可观的女士，还有浓重的胡须，在一瓶马拉加葡萄酒的助兴之下，三个人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结果是她们给总统写了一封信，称有话要禀呈。新总统是个三十多岁、粗壮的年轻人，几年前还受雇于一家美国公司，在码头上干活；他能有今日之地位，还是靠他自己天生的好口才，以及在需要表明看法或强调某个观点时，对枪支的有效使用。当他其中一个秘书将这封信放在他面前时，总统笑了起来。
“这几个臭婆娘能有什么事？”
可他不但心地善良，而且平易近人；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作为人民的一员，被人民所选，来保护人民的。而且在他少年时，有几个月当过听候克拉里夫人差遣的一个小跑腿。他告诉秘书，第二天早上十点可以见她们。几位女士在约定的时间抵达了宫殿，沿着一段华贵的台阶，来到接见室前；为她们引路的官员轻轻地敲了敲门；一个装了栏杆的窥视孔打开，出现一只警惕的眼睛。总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是希望尽可能避免重复上一任的命运，所以不管是谁来访，都会小心接待。官员报了三位夫人的名字，门开了，但只开了一点，他们侧着身挤了进去。这房间很漂亮，不少秘书脱了外套只穿衬衫，坐在小桌子边上忙着打字，后腰上每人都别着一把左轮手枪。还有一两个年轻男子全副武装躺在沙发上抽烟、看报。总统也没穿外套，腰带上挎着左轮手枪，两个拇指都扣在马甲的袖口里。他人高马大，一眼看去不但英俊，甚至有些高贵。
“你们好吗 [3] ？”他兴高采烈地喊道，亮了亮他的一口白牙。“你们来是有什么事啊，夫人们 ？”
“你现在看上去可真是意气风发，曼努埃尔先生，”拉葛妲说，“你一直都是个神奇的男人。”
他和女士们握了握手，总统手下的工作人员也停下了辛勤的工作，靠在椅背上热情地跟三位夫人摆手致意。他们都是老朋友，互相之间打招呼或许有些玩笑成分，但的确很热情。我现在必须公布（毫无疑问，我要是说得太隐晦，可能会被误解；既然要说，那不妨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这三位夫人是这个自由、独立国家的首都中三家主要妓院的鸨母。拉葛妲和卡门西塔是西班牙血统，很体面地穿着黑色的衣服，用黑色的丝绸披巾裹着脑袋，而克拉里夫人是法国人，戴了一顶无边女帽。她们都不再年轻，举止很是端庄。
总统请她们坐下，请她们喝马德拉白葡萄酒，请她们抽烟，都被她们拒绝了。
“不用了，谢谢你，曼努埃尔先生，”克拉里夫人说道，“我们来见你是有正经事的。”
“好吧，我能为你们做什么？”拉葛妲和卡门西塔看了看克拉里夫人，克拉里夫人看了看拉葛妲和卡门西塔。那两人点了点头，克拉里夫人这才知道自己众望所归成了代言人。
“好吧，曼努埃尔先生，事情是这样。我们三个女人多年来一直勤勤恳恳，从来没有半点坏名声。整个美洲大陆找不出比我们三家更高级的场子了，也是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增光添彩了不是？你看看，光去年我就花了五百美金给我的主厅装了平板玻璃的镜子。我们一向做事体面，缴税从来不曾拖延。眼睁睁看着我们辛劳而来的果实被夺走，实在是不好受。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一句，这么多年来我们不偷不抢，只顾认真工作，到头来却要遭受这样的待遇，真是太不公平了。”
总统大吃一惊。
“可是，克拉里，亲爱的，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有人胆敢违法问你们要钱吗？还是有别的我不知道的事？”
他朝自己的秘书们疑惑地扫了一眼。他们想装做一无所知，但这些人尽管的确清白，却也一看就有些局促。
“我们要抗议的正是法律。眼看着我们就要倾家荡产了。”
“倾家荡产？”
“只要这条新的离婚法不被废除，我们哪有什么生意，那么漂亮的场子还不如关门算了。”
克拉里夫人接下来的解释语言太过直白，我还是意译一番为好。她说因为外国的美丽女子侵入首都，她和她的两位朋友付了房租也交了税的高雅场所，顿时无人问津了。有头有脸的年轻人晚上更愿意去格兰德豪华酒店，因为在正规的地方本来要用真金白银买来的乐子，在那里只需说几句温柔的话就行了。
“这倒也怪不得他们。”总统说。
“是不怪他们，”克拉里夫人喊道，“我怪那些女人。她们没有权利夺走我们的生计。曼努埃尔先生，你是和我们平民百姓站在一起的，你不是他们那些特权阶级；要是你允许这些工贼 [4] 把我们这样的人逼得走投无路，整个国家会怎么想？我就问问你，这样公平吗？这样正当吗？”
“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总统说。“我总不能把她们在房间里关上三十天吧。要是这些外国人不知检点，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没钱的姑娘另当别论，”拉葛妲说，“她得吃饭。但那些女人全是心甘情愿做这些事的，不懂，我一辈子也想不明白。”
“是这条法律太糟糕，太邪恶了。”卡门西塔说。
总统一下站了起来，双手叉腰。
“你们要我废除一条给这个国家带来安宁与富饶的法律，想都不用想。我来自人民，我也是被人民推选出来的，祖国的繁荣我会永远放在心上。离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要么把我杀了，否则我是不会废止这条法令的。”
“哦，圣母玛利亚 。真的要到这个地步吗？”卡门西塔说。“我可是有两个女儿在新奥尔良的修道院里啊。唉，做我们这行的，难免有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我想到我的女儿能嫁得好一些，等我退休的时候她们能继承我的产业，多少是种安慰。你以为我把她们送进新奥尔良的修道院不用钱吗？”
“还有，要是关了我的场子，我在哈佛的儿子谁替我养，曼努埃尔先生？”拉葛妲问。
“说到我呢，”克拉里夫人说，“我无所谓。回法国也行。我亲爱的老母亲八十七了，说还有很多年好活是假话。要是剩下的日子我能陪在她身边，对她肯定是种安慰。但我痛心的是这件事太不公平了。你在我那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夜晚，曼努埃尔先生，我实在是难以想象你会让我们落到这步田地。你自己不也告诉我，当你作为荣誉嘉宾走进曾当过童仆的那个地方，是你一辈子最骄傲的时刻吗？”
“我并不否认。我当场就请所有人喝了香槟。”曼努埃尔先生在大厅里来回走动着，一路耸着肩，因为深陷在思考之中，他时不时还做起了手势。“我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也是人民推举的，”他喊道，“这些女人确实就是工贼。”他朝自己的秘书们做了个夸张的手势。“这是我政绩上的一个污点。让这些毫无技能的外国劳工抢走我们正当工作、勤勤恳恳的百姓的生计，违背所有我信奉的原则。这些女士来找我，寻求我的保护，一点错也没有。我不会允许这样引起民愤的事情继续的。”
这段演讲当然非常直率深刻、振奋人心，但在场的听众也都知道它什么都没改变。克拉里夫人在鼻子上补了点粉，拿出随身的小镜子看了一眼自己这个气势不凡的器官。
“当然我也知道人性是怎么回事，”她说，“我很理解这些女人有大段时间难以消磨。”
“我们可以建个高尔夫球场，”其中一个秘书试探着说道，“不过也只能占掉她们白天的时间。”
“要是她们要男人，为什么不能自己带男人来啊？”拉葛妲说。
“哎呀！”总统喊了一声，突然就站住不动了。“有办法了。”
他今日之崇高地位可不是凭空获得的，这个男人有的是想法和谋略。总统一时间神采奕奕。
“我们会修订法律。男人要来的话还是像以前一样畅通无阻，但女人必须由丈夫陪同，或携带他们的书面许可。”他看见秘书一脸的震惊，摆了摆手。“但移民局会收到指示，要给丈夫这个词最宽泛的解读。”
“圣母玛利亚 ！”克拉里夫人高呼。“要是她们带着朋友来，那个朋友一定会确保没人来夹缠她们，而我们的宾客又能回到那些曾让他们乐不思归的地方了。曼努埃尔先生，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们很快会给你立一座雕像的。”
很多时候，是最简单的对策解决了最可怕的困境。按照曼努埃尔先生的提议，他们简单地修正了一下法令，宽阔和明媚的首都，自由而独立的国家，继续享受着繁荣之神的眷顾，克拉里夫人得以继续在造福百姓的岗位上做出自己利润丰厚的贡献，卡门西塔的两个女儿完成了在新奥尔良修道院昂贵的学业，而拉葛妲的儿子也成功地从哈佛毕业了。
* * *
[1] 收录于193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四海为家之人》。
[2] 美国航运公司，创立于1899年，主业贩卖香蕉，对中美洲的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
[3] 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本篇以下仿宋体字皆同。
[4] Blackleg，本义指那些在同伴罢工时，依然工作或被雇佣来顶替罢工者的人。
乞丐
The Bum [1]
即使把我的计划减半，生命翻倍，想做的事情还是来不及的，也只有天知道我为此有过多少长吁短叹。我已经记不得有多久抽不出片刻的空闲来了。经常我会用这样的幻想自娱：要是有一周时间完全可以虚度就好了。我们中大多数人不在勤奋工作的话，就忙着玩乐——骑马、打网球、打高尔夫、游泳或赌博；但在我的幻想中，这些我都不会干。我早晨就随意躺卧，下午东游西荡，最后再无所事事把晚上打发掉。我的头脑就是一块写字用的石板，每个钟点都如同海绵一样，把感观世界留在上面的印记统统抹去。时间，正因为它如此易逝，如此不可追回，才成为人类最可贵的宝贝，于是虚掷时间也就成了一个人纵情挥霍的各种形式中最为精美的一种。克娄巴特拉将无价的珍珠溶在红酒中给安东尼饮用 [2] ；如果你将如金子般的短暂生命浪费了，那无异于将溶化了奇珍异宝的杯中之物全泼到地上。这种姿态很气派，但所有气派的姿态多少都有些荒唐。这当然也正是它成立的理由。至于我承诺给自己的那个无事周，我肯定是会用来看书的，因为对于一个有阅读习惯的人来说，书就像一种已经将他奴役的药物；一旦离开了印刷品，他就变得紧张、喜怒无常、焦躁不安。就像没了白兰地的酒鬼会喝虫胶清漆和甲基化酒精 [3] ，爱看书的人一旦无书可读，五年前报纸上的广告和电话簿都看得下去。但职业作家从来都只能带着私心读书，而我希望自己的阅读也能是某种形式的不务正业。我暗下决心，等那幸福的日子到来，要用不受打扰的空闲完成一件诱惑我很久的大事，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就像一个在未知国度勘察的探险者，我还只是试探而已——那件大事就是通读关于尼克·卡特 [4] 的所有作品。
但我向来都自诩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处境，而不是听任别人的安排。当我突然面临无事可做的局面，必须尽力应付时（就像在空阔无边的太平洋上因为坐船相识的泛泛之交，你邀他来伦敦做客，有一天他没有事先通知，突然带着全部行李出现在你的家门口），我总有些措手不及。我当时从墨西哥城去维拉克鲁斯是为了乘坐沃德公司白色的凉船 [5] 去尤卡坦 [6] ，第二天醒来发现码头罢工，我的船入不了港，就此便困在了维拉克鲁斯。我在勤迅大酒店订了一个朝向广场的房间，一早上都在城里观光。我穿行在旁街蔽巷中，在墙外窥视那些古雅的庭院；我信步走在教区教堂里，看着那些兽形滴水嘴和拱扶垛，极有旧时建筑的风姿；咸咸的海风和炽烈的阳光给本来威严的石墙添了些岁月的圆融；穹顶上贴满了蓝白色的瓷砖。这时我发现已经没有别的风景可看了，坐在广场周围的拱廊里点了杯饮料乘凉。灿烂的阳光不遗余力地拍在广场上。椰树无精打采耷拉着叶子，显得很邋遢。有些黑色的大兀鹰勉强地趴在树上，突然落下来在地上拾捡些脏东西，又扇动着笨拙的翅膀朝教堂飞去。我看着广场上来往的人，黑人、印第安人、混血儿、西班牙人，“西班牙海” [7] 的人口就是这样复杂，肤色也从乌木黑一直到象牙白都有。时间慢慢接近正午，我周围的桌子人也多了起来，大多是中饭前来喝一杯的男人，一般都穿着白色的帆布西装；虽然天气闷热，也有体面地穿着深色工作服的人。拱廊里还有一个小型的乐队——一个吉他手、一个盲人小提琴手，还有一个演奏竖琴的，弹拉格泰姆舞曲，每两首歌间歇，吉他手都会拿着个盘子来收钱。我已经买了那份当地的报纸，所以当顽固的报贩子非要我再买同一份报纸时，我没有让步。满身污垢的顽童不断恳求要擦我那双锃亮的皮鞋，我总拒绝了不下二十回。因为身上的零钱所剩无几，我也只能朝着来纠缠的乞丐摇头。这里一点清静都没有。瘦小的印第安女子，身上都披着破败的衣服，背上都用披巾裹了个孩子，都伸出瘦骨嶙峋的手，带着哭腔背诵那套冗长、凄惨的说辞；一个个盲人被小男孩领到我的桌边；肢体有残缺或畸形的人、跛足的人，朝我展示自然或意外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伤痛和残暴；营养不良、衣不蔽体的孩子无止无休地哀声讨要着硬币。但这些人都得留心着那个胖警察，后者会突然窜出来给他们的头顶或脑后来上一皮鞭；只等着警察因为这次行动耗费太多精力，又昏昏沉沉打起了盹，刚刚四散奔逃的这些人就又会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