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会再多待一会儿，然后渐渐散去。你有一段时间用来伤心，之后大家就期待你回归现实，回到你从前的生活里。可是有谁愿意这么做？经过一场葬礼，一场真正的葬礼，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你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生活。你已经两手空空。你甚至说不出话来，至少一时半会儿还说不出。死亡已经吞噬了你的话。晚些时候，你的话会再冒出来，要不你还能通过什么方式怀念他？他已经不在你身边了。
“拉斐尔在葬礼上只说了一句话。他大哭着说：‘棺材太小了，太小了！’他说得对，那个棺材真的不大。
“那天拉斐尔回到图伊泽洛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用对我说。他想说也说不出。痛苦让他的脸麻木，让他的嘴紧闭。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这副模样不会有别的原因。我一看到他，就知道我们的宝贝死了。村里的人已经聚集在我家门前，默默地来回踱步。他把孩子放在餐桌上。我晕了过去。我真希望我永远不用醒，那样我就能紧跟在他身后，保护他，做一个母亲分内的事。但我却苏醒过来，身边围着一群臭气熏天的老寡妇。拉斐尔独自站在一旁。他就在旁边，但他孤身一人。他悔恨交加。在他看护孩子的时候，孩子死了。他是那天的牧羊人。他让羊群走失了。
“我们就像大海爱着一座岛屿一样爱着我们的儿子，总是拥他在怀里，用我们的悉心关爱抚摸他，拍打他的海滩。他走了以后，大海只剩下深不见底的自己。我们的手臂间空无一物，只能触碰彼此。我们总在哭泣。如果一天结束时有哪件事没做完——鸡笼没有修好，一垄菜地没有除草——我们就知道两人当中肯定有谁曾坐下来哭泣。那就是悲伤的真面目：它是一种长了很多只手却只有几条腿的怪物，它跌跌撞撞，拼命想扶住什么。破损的鸡笼和疯长的杂草里浸满了我们的悲伤。如今我一看见鸡笼上的铁丝，就会想起我们失去的孩子。那纵横交错的铁丝网里似乎隐藏着什么，它那么细弱却又那么强壮，铁网那么多孔却又那么坚实，这让我想起当初我们是多么爱他。后来，由于我们的疏忽，狐狸钻进了鸡笼，把鸡全咬死了；菜地的收成也大不如前。生活就是这样：儿子死了，土地也变得贫瘠。
“曾经，当他生病或是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会爬上我们的床，钻到我们中间。他走之后，床上的那片空间变得无法逾越。拉斐尔和我，我们在深夜的交流总会绕过那片空间：在它的下方，我们用脚趾戳着对方，像抽屉里散乱的刀；在它的上方，我们相视无言。拉斐尔从没想过要放弃那片空间，因为那么做等于承认我们的小熊崽再也回不来了。有的晚上，我看见他向那片空间伸出手，抚摸那个空荡荡的存在。然后那只手会缩回去，就像一只海龟的爪子深深地缩进壳里。每天清晨拉斐尔醒来时，他的眼周布满皱纹，疲惫不堪，像一只活得太久的海龟。他的眼睛缓缓地眨着，和我一样。
“悲伤是一种病。它在我们身上留下千疮百孔，它用高烧折磨我们，用重拳将我们击垮。它像蛆一样咬噬我们，像虱子一样攻击我们，而我们拼命地挠，濒临崩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像蟋蟀一样日渐憔悴，像老狗一样疲态尽显。
“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不如意。抽屉再也关不严了，桌子椅子晃个不停，盘子缺了口，勺子上粘着食物碎屑，衣服上开始出现污渍，动不动就被撕破；外面的世界和我们同样格格不入。
“他的死对于外界毫无影响。所有孩子的死不都是这样吗？当一个孩子死去，没有土地需要继承，几乎没什么财产需要分割，没有工作或者职位需要顶替，也没有债要还。孩子是在父母的影子里闪闪发光的小太阳。当那个太阳熄灭时，黑暗只属于父母。
“没了孩子，你做母亲还有什么意义？就像一朵无头的花。孩子死去的那一天，我就成了一根光秃秃的花茎。
“要说有一件事让我记恨了拉斐尔很久，那就是他过了一天才回家。当时他六神无主。但一个母亲有权在第一时间知道她的孩子死了。对她来说，如果孩子已经死了，却让她误以为他还活着——哪怕只有一分钟，也是对母爱的犯罪。
“一个念头渐渐在你脑海里扎根：现在，我还敢爱什么？
“当你在某个瞬间忘了他，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刺痛。拉斐尔会大喊：‘我可爱的儿子！’然后瘫倒在地。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默默地做一些疯狂的事。那是人之常情。拉斐尔开始倒着走路。前几次我看见他在路上或是地里倒着走，并没有想太多。我以为他只是偶然为之，大概在盯着什么看。一天早晨，在我们去教堂的路上，他又是倒着走的。没人议论他。他们不愿打扰他。那天晚上我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要倒着走路。他说，在他回到图伊泽洛的那天，他看见了一个男人，一个陌生人，正要离开村子。拉斐尔坐在马车的后沿，怀里抱着我们的小熊崽，他的尸身裹在一张床单里。那个陌生人在步行，他脚步飞快，几乎要跑起来了，而且他是倒着走的。他有一张无比悲伤的脸，拉斐尔说，一张满是痛苦和悲戚的脸。他几乎忘了他，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想做同样的事。那符合他的心情，他说。所以走出家门之后，他开始倒着走路，倒着走向世界。从此以后，向前走和倒着走对他来说不再有区别，他常常转过身来，倒着走路。
“我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他停下车去了教堂。一个奇怪的城里人，浑身污秽，令人作呕。亚伯拉罕神父和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他就跑了。他来时开了一辆车，那是一辆汽车，我们第一次见到这种车。他丢下它就走了。他回家的路一定很艰辛，无论他选择哪条路。汽车在广场上停了好几个星期，我们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然后有一天，另一个男人走进村子，一个瘦高个儿，一句解释的话也没说就把车开走了。人们翻来覆去地谈论那辆车和它的司机。他是一个访客，还是一位死亡天使？他是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已经习惯回忆过去。而从前记忆对于我们来说可有可无。如果他就在你眼前，有什么必要记住他？从前，回忆仅仅是偶尔的娱乐。忽然之间，它成了你的仅剩之物。你竭尽所能，活在有他的记忆里。你努力把回忆变为现实。你拉着木偶的细线，对自己说：‘在那儿，在那儿，你看——他还活着！’
“他死后，是拉斐尔先把他叫作‘我们的小熊崽’。拉斐尔说他在冬眠。‘总有一天他会醒过来，他会饿得要命。’他说着，脸上挂着笑容。他幻想着他的归来，并在这种幻想上添了一分真实——我们的儿子睡醒之后胃口总是很好。我会顺着他说，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他真是人见人爱。每个人都这么说。他的到来在计划之外，完全出乎意料——我以为自己早过了生育的年龄，和其他老女人一样——忽然之间他就来了。我们总是看着他，一边问自己：‘这是谁的孩子？他从哪儿来的？’我俩都长着深色眼睛和深色头发——所有葡萄牙人不都是这样吗？他的头发却是麦田一般的金黄色，而他那双眼睛是明亮的蓝色。他怎么会有那样的眼睛？难道是一阵大西洋的海风在我受孕那天吹进图伊泽洛，成了他的一部分？我的解释是：我家族的骨血里沉睡着许多宝藏，它们极少被唤醒，但是一旦受到召唤，涌上来的都是最好的材料。他是欢笑的源泉。他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他有一颗无比善良的心。全村的人都爱他。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的关注和爱，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那么多的关爱倾注在那双蓝眼睛里。他接受了那份爱，同时报之以他的爱，就像一朵云一样快乐而慷慨。
“拉斐尔去科瓦-达卢阿附近帮一个朋友的忙。一个礼拜的活儿，报酬不多。他带上了我们五岁的儿子。对孩子来说那是一次大冒险。而且他能帮上忙。事情发生时拉斐尔正在磨镰刀。他停下来听了听。太安静了。他大声呼唤。他在农场附近找了一圈，又去更远处寻找。他沿着公路呼喊孩子的名字。他终于在马路上找到了他。另一只脚呢？”
这个问题突如其来。欧塞比奥看着尸体的左脚。他划开脚跟。同样的呕吐物涌了出来。
“上半截呢？”玛丽亚·卡斯特罗问。
此时他不再犹豫。他把解剖刀贴着胫骨中部切入右腿，然后在髌骨与股骨内髁之间切入左膝，再从股四头肌处切入双侧大腿。每道切口大概五到六厘米长，每处都有呕吐物涌出，不过他注意到大腿处的压力要小一些。他顺着阴阜上沿切开骨盆带，留下一道很长的刀口。他把皮肤拉开，一团呕吐物露出来。在它的上缘，解剖刀触到一块松动的硬物。他用刀尖挑了挑，有光闪过。他把它拨出来，用刀尖翻动。一枚硬币——一枚五埃斯库多（23）银币。旁边还有其他硬币，有几枚是埃斯库多，其余的都是分币，全平躺在呕吐物表面。一个农夫的微薄积蓄。
他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把硬币留在那儿，还是取出来。
玛丽亚·卡斯特罗打断了他的思路。“阴茎。”她说。
他抓起拉斐尔·卡斯特罗健硕的阴茎。从外观上看，阴茎体和龟头一切正常。没有佩罗尼式病，没有湿疣，没有鲍恩样丘疹病。他决定切开两条海绵体中的一条。海绵体是海绵状的狭长腔体，它们充血膨胀，曾经带给这对夫妇无上的快乐。他把阴茎纵向划开，刀尖穿透包皮，刺入龟头。解剖刀再次意外地触到硬物。他放下刀，用拇指把切口掰开，其余手指从阴茎背面往前推，里面的硬物顺势而出。那东西分两段：木质、光滑、圆柱形，侧面有孔。
“啊！”玛丽亚·卡斯特罗说，“他那支美妙的笛子。”
农夫的笛子的另外两段藏在另一条海绵体里。欧塞比奥是个做事井井有条的人，他把笛子拼回原样，递还给老妇。她把它凑到唇边，清脆的笛声飘荡在空气里。
“他笛子吹得特别好，就像家里养了一只金丝雀。”她说。
她把笛子放在解剖台上，紧贴丈夫的尸身。
玛丽亚·卡斯特罗指挥着欧塞比奥的解剖刀。她在这里提示一句，在那里摇一下头，对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身体结构了如指掌。这是他最轻松的一次解剖，只用到了一把刀，甚至对头部也不例外。她看上去更关心身体边缘的手臂和头颈，而把胸腹留到了最后。
左手无名指里松松地塞着羽绒，右手中指也一样，而双手食指里都是血，鲜红的血——这是他在这具尸体里见到的唯一血迹。其他手指里都填满泥土。右手的手掌里有一只牡蛎壳，左掌里是小本日历上撕下的几页纸。手臂里的物品琳琅满目。他从中取出了一把榔头、一把钳子、一支长刀、一个苹果、一团泥土、一把麦穗、三个鸡蛋、一只腌鳕鱼、一副刀叉。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脑袋里空间更大。他在里面找到一方红布；一件手工木制小玩具——一匹马和一架马车，车轮可以转动；一面随身携带的镜子；更多羽绒；一个染成赭黄色的木制小玩意儿，玛丽亚·卡斯特罗也说不清是什么；一支蜡烛；一绺深色长发；还有三张扑克牌。他在两只眼睛里各发现一枚骰子，在视网膜的位置有一片干枯的花瓣。脖子里有三只鸡爪，还有干树叶和树枝——看起来像是引火用的。舌头里全是灰，只有舌尖里填着蜂蜜。
最终回到胸部和腹部。年迈的妻子点了点头，但此刻的她显得格外忐忑。尸检已经接近尾声，欧塞比奥终于切下他原计划的第一刀：从双肩到胸骨再到腹腔的Y形切口。他小心翼翼地切开皮肤，几乎没有划破皮下脂肪。由于此前他已在骨盆带上划了一刀，现在胸腔和腹腔一览无余。
他听见她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他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但他可以断定那是一只黑猩猩，一种非洲灵长类动物。他花了更长时间来辨认第二只生物，它体形更小，半掩半露。
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胸腹之内蜷着一只黑猩猩，它拢起的臂弯里抱着一只棕色的小熊崽。它们神色安详，如在梦中。
玛丽亚·卡斯特罗俯下身子，把脸贴在小熊身上。所以，她的丈夫曾经这样活着？欧塞比奥静默无言，唯有凝视。他注意到黑猩猩明亮洁净的脸庞和厚实发亮的皮毛。它很年轻，他想。
她平静地说：“心有两种选择：关闭或者开启。我告诉你的故事并不全是真话。我才是那个受不了棺材大小的人。我才是那个哭喊着‘我可爱的儿子！’，然后瘫倒在地的人。我才是那个不愿意放弃床上那片空间的人。从这只黑色动物身上割一簇毛给我，好吗？请把手提箱也拿过来。”
他一一照办。他用解剖刀在黑猩猩的身侧割下一簇毛。她在指间搓揉那簇毛，用鼻子嗅了嗅，然后贴在唇边。“拉斐尔总是比我虔诚，”她说，“他总会重复亚伯拉罕神父的一句话。他说信仰永远年轻，信仰和我们不同，它不会老去。”
欧塞比奥从办公室取来手提箱。玛丽亚·卡斯特罗打开箱子，把它放在解剖台上，然后把拉斐尔·卡斯特罗身体里的物品一件一件往箱子里放。
随后她开始脱衣服。
一个年迈的女人令人触目惊心的裸体。血肉因其自身的重负而活力尽失，肌肤饱受岁月的摧残，体态任由时光凌辱——她却俨然是一卷遍覆字迹的羊皮纸，闪耀着漫长生命的光辉。这样的女人他见过很多，不过她们都死了，千人一面，解剖之后更显抽象。除非发生病变，体内的器官总是宛若新生。
玛丽亚·卡斯特罗脱得一丝不挂。她褪下婚戒，摘下束发带。她把这些东西放进手提箱，合上盖子。
她踩着为她准备的椅子爬上解剖台。她在拉斐尔·卡斯特罗的尸身前俯下身子，这里推一下，那里挪一挪，在他已经挤进了两个生命的身体里腾出空间。然后，她小心翼翼地躺进丈夫体内。她口中不断地念着：“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她把猩猩和熊崽揽入怀中，胸口贴着猩猩的背，双手搭在熊崽身上。
“请动手吧。”她说。
他明白该怎么做，这件事他已是轻车熟路。他拿起针，把线穿过针孔。然后他开始缝合尸体。这是一道快速的工序，皮肤很软，只需要来回进行之字缝合。不过这一次他下针很密，缝合比往常更细致。他先缝好了拉斐尔·卡斯特罗的骨盆带，然后缝合腹部和胸部的皮肤，直到双肩。他小心翼翼，生怕针尖碰到玛丽亚·卡斯特罗或是那两只动物。在他即将完成躯干的缝合时，他听见她微弱的声音：“谢谢你，大夫先生。”
他经手的尸体从没有过这么多刀口，遍布在头部、手臂、脖子、双手、双腿、阴茎和舌头。他的职业素养促使他一处不落地缝好。手指的缝合尤其烦琐。眼睛的复原差强人意，他又花了不少时间让死者合上眼睑，遮住他拙劣的作品。最后一步是缝合脚底。
最终解剖台上只剩下一具遗体。地板上一只孤零零的手提箱，里面装着零散的物品。
他怔怔地注视着这一切。转身时，他发现旁边的小桌上有件东西：那簇黑猩猩毛。玛丽亚·卡斯特罗是忘了它，还是故意留下的？他捡起那簇毛，做了和玛丽亚同样的事：用鼻子嗅了嗅，然后贴在唇边。
他已经精疲力尽。他回到办公室，一只手攥着黑猩猩的毛，另一只手提着箱子。他把箱子放在办公桌上，如释重负地倒在椅子上。他打开手提箱的盖子，注视着里面的物品。他拉开抽屉，找出一个信封，把黑猩猩毛装进去，然后把信封放进箱子。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顺手捡了起来。
梅洛太太一如往常，早早到了办公室。她惊讶地发现洛佐拉大夫瘫倒在椅子上。她心如擂鼓。他是不是死了？一个死掉的病理医师——这个概念似乎和他的职业很不相称。她走进门。他只是睡着了。她听得见他的呼吸，看得见他的肩膀轻微地起伏。他的面色红润，口水已经淌到了桌上。挂在他嘴角的发亮的小溪，桌上的小水洼——她不会把这些难堪的细节告诉任何人。她也不会提到那只空的红酒瓶。她把它拎起来，轻轻放在桌后隐蔽的地板上。桌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手提箱。是大夫的吗？他准备去哪儿吗？他怎么会有这么破的箱子？
他伏在一份报告上。报告上的内容几乎全被他的手遮住了，不过她还是可以看到第一行字：
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八十三岁，葡萄牙高山区图伊泽洛村真奇怪——她对这个名字或是这个地方完全没印象。她是名字的管理员，负责准确无误地把每个名字与宿命相连。这行字是医生草草书写的，而非她用打字机敲下的永恒判决。难道是她昨晚下班后送来的紧急案例？那种情况极少发生。她还留意到死者的年龄。八十三岁，已算喜丧。这让她感到安慰。尽管生命中充满了悲剧，世界依然是个美好的地方。
她注意到手提箱的搭扣是开着的。尽管她知道不该偷看，还是忍不住轻轻掀开箱盖，想确认是不是大夫的箱子。里面的东西还真是奇怪——一支笛子、一副刀叉、一支蜡烛、一条普通的黑裙、一本书、一方红布、一个信封，周围还有一堆零散的小东西——看样子不像洛佐拉大夫的。她合上箱子。
她慢慢走出办公室，免得大夫醒来看到她会尴尬。她走进自己的工作间。她喜欢在工作开始前把一切准备就绪。打字机的色带需要检查，复写纸需要补充，水壶需要加满。解剖室的门是开着的，这不应该啊。她往里瞧了一眼，登时屏住了呼吸。解剖台上躺着一具尸体！她不禁浑身战栗。它怎么会在那儿？它从冷藏室里推出来多长时间了？这是最忌讳的事。正常情况下，在尸检开始前大夫会花一个多小时口述最终报告。正常情况下，尸体来去都蒙着白布，除了大夫谁也看不见。
她走进解剖室。看起来跟活人一样，她想，只是死了。
但那跟活人一点儿也不一样。那是一具男人的尸体，一个老人。皮肤蜡黄松弛，瘦骨嶙峋。多毛的阴部和暴露在外的阴茎有一种说不出的淫秽感。但是更不堪入目的是爬满他全身的新缝合的刀口，那些红色、灰色、黄色的参差缝线让他看上去像个布娃娃。手指的模样酷似海星的触脚。甚至阴茎上也贯穿着可怕的缝线。梅洛太太喘着粗气，觉得自己快晕倒了。她稳住身子，壮着胆子看了看那人的脸。那张脸上除了岁月的痕迹，什么也看不出。她震惊地发现一具失去生命的身体竟是这样——她寻找着合适的词——这样一座废墟。她踮着脚尖走出解剖室，仿佛这座废墟会因为她的存在而受到惊扰。她有点儿纳闷儿：轮床在哪儿？他是怎么来的？
她关上解剖室的门，做了几次深呼吸。显然大夫需要别人的帮助。他最近状态不好。有时他会迟到，有时完全不露面，有时通宵工作。可怜的人。妻子的死对他的打击一定很大。他婉拒了其他大夫的关心，也包括院长本人。他能行，他说，他能行。但那是需要多大勇气的一件事啊！洛佐拉大夫的同事奥塔维奥大夫正在休假，但是即使他在，他也会以认识她为由拒绝为她尸检。这是标准规程。正常情况下，她的遗体应该送到雷阿尔城的医院。但是洛佐拉大夫一想到让别人动手就受不了。而且她正在腐烂，需要尽快处理。因此他为自己的妻子做了尸检。
梅洛太太在震惊中参与了尸检的全过程。她坐在小间里，视线被稻草窗帘遮挡。她尽她所能记下解剖室里断续传出的口述报告。每一段沉默过后是一阵啜泣，接着是毅然决然的叹息，然后洛佐拉大夫会继续口述。但是，你如何才能记录痛苦，如何才能记录心碎？在她忠实地敲打他口中文字的同时，痛苦和心碎在她心里留下印记。
她知道在很多人眼里玛丽亚·洛佐拉是个怪女人。比如说，前些日子她常提着一大口袋书在城里转悠。她有时说话很刻薄。一旦她不说话了，准没有好事。塞西利奥神父对她怕得要死。对于她那些关于宗教的奇谈怪论，他从不敢有半句反驳。有一次，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断他的讲道，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大声朗读起来，他也不敢吭一声。但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无论白天黑夜总是乐于助人。她好像从来不用睡觉。有许多个夜晚，当朋友的孩子生了病，她会端着一锅汤和好心的医生丈夫一同出现在门口。他们的到访给人们带来安慰，有时甚至拯救了生命。他俩是如胶似漆的一对。这可不常见。她从没见过那么喜欢腻在一起的夫妇。
然后她竟然遭此厄运！一天傍晚，她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洛佐拉大夫下班回家后，发现她还没有回来。他越来越担心，在深夜里报了警。他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她自己很有主意，他说，可能她决定去见某个人但是不想告诉他。没错，他那天工作到很晚。
几天以后，一本书在桥下的岸边被发现。一本小说，《悬崖山庄奇案》，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还有一张泡烂的藏书票。洛佐拉大夫确认那本书属于他和他的妻子。人们沿河搜寻，找遍了布满石块的河滩。其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在下游陆续被发现。最终玛丽亚·洛佐拉的遗体也被找到了。她很不幸地卡在一处隐蔽的石缝里。
除了玛丽亚·洛佐拉，还有谁会在那么糟糕的天气里外出闲逛？她到底是怎么从桥上掉下去的？
这件事完全无法解释。所有可能的解释一个比一个牵强。自杀？她是个快乐知足的女人，身边围绕着家人朋友，没有任何精神压力或者道德压力。而且一个那么爱说话的女人怎么可能不留下遗书呢？再说，她是一名严肃而虔诚的基督徒，这样的人是没有理由自杀的。没有一个人——她的丈夫、子女、神父、警察——相信她会自杀。那么，是不是意外？她跌落的那座桥上有坚实厚重的石头护栏。护栏很高，谁都不可能滑出桥面或者从护栏上翻落。人可以爬到护栏上面，但是哪个正常人会这么做？除非是自己想跳下去。既然自杀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她就不会主动爬上护栏。如果自杀和意外都被排除了，还剩下什么？谋杀。但这个解释听上去最匪夷所思。有谁会谋杀玛丽亚·洛佐拉？她没有敌人。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她，甚至都爱她。而且这里是布拉干萨，不是芝加哥。在这个地方，谋杀案闻所未闻。在这个城市，无辜的女人不会莫名其妙地被举起来扔下桥。这个想法实在荒唐。所以还是自杀或者意外。这样就又绕进了死胡同。警方敦促目击者露面，但是没有人看见什么。法医专家特意从里斯本赶来，同样一无所获。人们各自接受了自己看来最合理的解释。洛佐拉大夫坚持谋杀的判断，却想不出谁有杀害妻子的动机。
不同于玛丽亚·洛佐拉和大夫所钟爱的侦探小说，玛丽亚的死永远成谜，没人能够给出精妙的解释。梅洛太太有些难过。
梅洛太太听见一声喘息。洛佐拉大夫醒了。她听见他开始哭泣。他不知道她已经到了，不知道他不是孤身一人。哭声越来越大，他哭得撕心裂肺。可怜人，可怜的人啊。她该做些什么？如果他意识到她在这里，会很尴尬的。她可不想这样。或许她可以弄出点儿动静，让他知道她来了。他还在痛哭不已。她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然后梅洛太太开始责怪自己。说不定这个男人只是需要帮助呢？她刚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她转身向洛佐拉大夫的办公室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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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基督教中，“基督圣体”一词有两个主要含义：一是指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着面包说“这是我的身体”，二是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中用该词指代基督教会。有时也指耶稣复活后在天堂的身体。
（2）古希腊医师，西方医学奠基人，被誉为“医药之父”。
（3）此处的话引自《圣经·诗篇》（22：1-15），用词稍有变化。
（4）在《圣经》中，约伯原本拥有幸福的家庭，却被灾难夺走了亲人、健康和财富。他在痛苦中试图寻找命运的答案。
（5）见《路加福音》（18：17）。
（6）Legion一词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对于耶稣治好附魔之人的神迹的统称。玛丽亚的姓氏是Legion，有双关的意味。
（7）又称为“同观福音”或“符类福音”，指《新约》中的前三本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它们在结构、内容、词语表达上都大致相近，而与第四福音书《约翰福音》有很大不同。
（8）《但以理书》（4：3）中说：“他的国是永远的！”
（9）引自《马可福音》（4：34）。
（10）拿撒勒是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城市，据称耶稣在此地长大。拿撒勒人耶稣意味着耶稣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编注（11）指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他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承认在罗马帝国内部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12）原文“Et tu，Brute？”是一句拉丁语名言。罗马执政官恺撒被元老院议员行刺时，他发现行刺者中包括自己最信任的助手及养子布鲁图（Brute），于是在绝望中说出这句遗言。这句话在关于背叛的描写中被广泛引用。
（13）据《圣经》福音书的记载：按照惯例，巡抚在逾越节期间会按民众的意愿释放一名囚犯。巡抚彼拉多将强盗巴拉巴和耶稣一同带到犹太群众前，询问两者中应释放哪一个。群众在大祭司的挑唆下要求处死耶稣。彼拉多迫于压力，释放了巴拉巴，判处耶稣死刑。
（14）“熏鲱鱼”（red herring）是一句英文俚语。欧洲人在训练猎犬追踪狐狸时，会故意放置气味独特的红色熏鲱鱼作为干扰。因此“熏鲱鱼”指分散注意力的线索。
（15）《旧约》中先知们预言的救世主。
（16）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英文姓氏是Christie，恰好含有Christ（基督）一词。
（17）译文摘自新星出版社2015年简体中文版《死亡约会》，朱琳译。
（18）后面提到三种先后发生的尸体变化：尸冷、尸斑、尸僵。三个词的英文名称中都含有“mortis”一词，因此被欧塞比奥戏称为“莫提斯三姐妹”。
（19）“尸冷”的音译，英文为algor mortis。
（20）“尸斑”的音译，英文为livor mortis。
（21）“尸僵”的音译，英文为rigor mortis。
（22）原文为葡萄牙语。这两个词的读音很接近，所以欧塞比奥怀疑自己听错了。
（23）葡萄牙货币单位。
第三部分 家园
一九八一年夏天，彼得·托维被提名为参议员，为一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让出相对保险的多伦多众议院席位。他不必再长期居住在自己的选区。他和妻子克拉拉在渥太华买下一套宽敞舒适的湖景公寓。他们偏爱首都平静的生活节奏，也很高兴能与住在市内的儿子、儿媳和孙女为邻。
一天早晨，他走进卧室，发现克拉拉坐在床边，双手按在身体左侧低声啜泣。
“怎么了？”他问。
克拉拉摇了摇头。他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惧。他们去了医院。克拉拉病了，病得很重。
在妻子与病魔斗争同时，儿子的婚姻破裂了。在妻子面前，他竭力粉饰这桩离婚。“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他说，“他们一直合不来。分开了双方都会过得更好。现在这种事太平常了。”
她微笑着表示赞同。她的视野正日渐缩小。然而，这次离婚并不是最好的结果，甚至连好也算不上。它简直糟透了。他眼睁睁看着一对婚姻中的爱侣变成仇敌，看着一个孩子沦为炮灰。儿子本把无数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到与前妻迪娜的争斗中，她的反击同样毫不留情。这一切常令他目瞪口呆，只有双方的律师坐收渔利。他试着劝说迪娜，在双方之间充当和事佬。无论每次谈话开始时她显得多么礼貌和诚恳，最后她总是情绪失控，怒不可遏。身为本的父亲，他只可能是教唆犯和同谋。“你简直跟你儿子一模一样！”有一次她骂道。有一点不一样，他提醒她，他和妻子已经相濡以沫四十多年了。她立刻挂断了电话。孙女瑞秋小时候曾是个快乐的精灵，现在却与父母反目，把自己锁进青春期少女酸涩的怨恨垒成的高塔。有几次他带她外出散步或是去餐厅吃饭，想让她高兴一下（也让自己高兴一下），她却总是闷闷不乐。没过多久，母亲在监护权大战中“赢下”了她，并带她去了温哥华。他开车送她们去机场。刚一通过安检，她们就开始争吵。他眼中不再是一个成年女子和她青春期的女儿，而是两只黑色的蝎子，它们剧毒的尾针高高举起，彼此恫吓。
至于本，他留在了渥太华，心如死灰。在彼得眼中，儿子蠢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本是一名医学研究员，曾研究过人们为什么会不经意咬到舌头。舌头穿梭于齿间，如同钢板车间里操作重型机器的工人。它的失灵让人痛苦不堪，其根源却惊人地复杂。如今在彼得看来，儿子恰似一条盲目扎进齿间的舌头，落了个鲜血淋漓的下场，第二天却重蹈覆辙，毫无自知之明，也从未意识到代价和后果。本总是一意孤行。父子间的谈话多以冰冷的沉默收场。儿子满眼无奈，父亲哑口无言。
他的妻子深陷医疗术语的旋涡，康复的希望随着每次治疗起起落落。在反复的挣扎、呻吟、哭泣同时，她开始大小便失禁，变得骨瘦如柴。最终，他美丽的妻子躺在病床上，身着一件可怕的绿色病号服，两眼半睁半闭、目光呆滞，嘴无力地张着。她浑身抽搐，胸腔里发出一阵咯咯声。她死了。
他成了国会山（1）上的幽灵。
有一天，他在参议院发言，另一位参议员回过头，用一种活见鬼的眼神盯着他看。你干吗这么看着我？他想。你有病啊？如果他弯腰对着这位同僚的脸，他的气息会像喷枪一样烫掉他的脸皮。这样就只剩下一个骷髅仰头朝他傻笑了。那样就能治好你的蠢相。
他的白日梦被议长打断：“尊敬的议员，你是想继续你的话题，还是……”
议长这句话的尾音拖得很长。彼得低头看了看讲稿，意识到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完全不知道。就算他能想起来，也没兴趣再讲下去。他无话可说。他看着议长，摇了摇头，坐下来。那个同僚继续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这才转过头去。
党鞭特意来到他的办公桌前。他们是朋友。“情况怎么样，彼得？”他问。
彼得耸了耸肩。
“也许你应该休息一下。给自己放个假。你最近经历太多事了。”
他叹了口气。没错，是时候离开了。他再也无法忍受。演讲、无休止的装腔作势、见利忘义的密谋、膨胀的自我、自以为是的助理、翻脸不认人的媒体、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琐事、一板一眼的官僚机构、对人类社会的细微改善——他认同这些民主的标志。民主就是这样一种疯狂而美妙的东西。不过他已经受够了。
“我看能不能给你找个差事。”党鞭说。他拍拍彼得的肩膀，“坚持住。你能挺过去的。”
几天后党鞭带来一个提议。一次公差。
“去俄克拉何马？”彼得问道。
“嘿，惊喜总是出现在偏僻的角落。在耶稣现身之前有谁听说过拿撒勒？”
“在汤姆·道格拉斯（2）之前也没人听说过萨斯喀彻温省。”
党鞭笑了。他也来自萨斯喀彻温省。“碰巧有这么个差事。有人临时退出了。那里的州议会邀请加拿大国会派议员出访。你知道的，就是那种维护关系的事儿。不需要太操心。”
彼得甚至不确定俄克拉何马到底在哪儿。应该是美利坚帝国某个偏远的州，中部的某个地方。
“只是换个环境，彼得。四天的小长假。有何不可呢？”
他同意。没错，有何不可？两周后，他和三名国会议员一同飞往俄克拉何马。
五月的俄克拉何马城温暖宜人，他们受到盛情款待。加拿大代表团会见了州长、州议员以及商界人士。他们参观了州议会大厦，造访了一间工厂。每天都以晚宴收尾。入住的酒店富丽堂皇。整个访问期间，彼得在轻松的氛围里谈论加拿大，同时听对方介绍俄克拉何马。正如党鞭所言，换个环境让他的心情为之一振，柔和湿润的空气也让他备感舒畅。
行程的最后一天留给加拿大客人自行游览。前一天晚上，他看到一本关于俄克拉何马市立动物园的旅游宣传册。他喜欢动物园，不是因为他对动物特别感兴趣，而是因为那是克拉拉的爱好。她一度曾在多伦多动物园管委会任职。他表达了参观俄克拉何马市立动物园的愿望。负责安排行程的州议会立法助理查看了动物园的相关信息，一脸歉意地找到他。
“真抱歉。”她说，“平时动物园每天开门，不过最近正在关门整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问问他们能不能破例让您进去。”
“不用，不用，我不想麻烦别人。”
“城南有一个黑猩猩基地，在诺曼（3）的大学里面。”她建议。
“黑猩猩基地？”
“是的，那是一个研究……研究猴子的机构，我猜。一般不向公众开放，但我保证他们会接待您。”
她说到做到。“参议员”这个词在美国人听来充满了魔力。
第二天早晨，一辆车在酒店门前等他。代表团其他成员都不感兴趣，因此他独自上了车。车把他带到诺曼以东十公里左右的空旷乡间。四周灌木丛生，蓝天碧草。目的地名叫“灵长目研究所”，是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一个校外机构。
进了研究所，在一条蜿蜒石子路的尽头，他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面露凶相，留络腮胡，腆着肚子。他身边站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长头发，凸眼珠；从肢体语言里很容易看出，他是个下属。
“托维参议员？”他下车时，那个大块头男人说。
“是的。”
他们握了手。“我是比尔·莱姆侬，灵长目研究所的所长。”莱姆侬看了看他身后的车，车门还开着，“你的代表团好像没几个人。”
“是的，就我一个。”彼得关上车门。
“再问一句，你是从哪个州来的？”
“安大略省，加拿大。”
“是吗？”他的回答似乎让所长若有所思，“好吧，跟我来，我跟你简单介绍下这里的工作。”
莱姆侬转身就走，完全不在乎彼得是否跟得上他的脚步。那个没做自我介绍的下属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
他们绕过一间平房和几个窝棚，来到一个巨大的池塘边，高大白杨树的阴影落在水面上。池中有两个岛，其中一个岛上有一片树林。他看见一群体形修长的猴子在一棵树的枝干间摇荡，动作中透出非凡的优雅和敏捷。另一个岛更大些，密布着高草和灌木，零星点缀的几棵树中间矗立着一个壮观的圆木结构。高大的支柱托起四个高度各异的平台，彼此间由绳网和结实的吊床相连。一根铁链上吊着一只卡车轮胎。旁边是一间用煤渣块砌成的圆形小屋。
所长转身面对彼得。他似乎还没开口就对自己的话感到厌倦。
“在灵长目研究所，我们处在研究灵长目动物行为和沟通方式的最前沿。我们从黑猩猩身上能学到什么？这超乎普罗大众的想象。在进化过程中，黑猩猩和我们的亲缘关系最近。我们有相同的灵长目祖先。大约六百万年前我们才和黑猩猩分道扬镳。正如罗伯特·阿德里（4）所说：‘我们是直立行走的猿猴，而非堕落凡尘的天使。’我们都拥有巨大的脑容量、出色的沟通能力、使用工具的能力，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拿沟通能力来说，我们这里有些黑猩猩能用手势比画一百五十个单词，而且可以连成句子。这就是语言。而且它们可以制造工具，用工具翻找蚂蚁和白蚁，或是敲开坚果。它们可以合作捕猎，在捕猎的过程中担当不同的角色。简单地说，它们已经具备了文化的雏形。所以当我们研究黑猩猩时，我们也在研究远古的自己。在它们的面部表情中……”
如果这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录音讲解，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可莱姆侬看上去一脸不耐烦，彼得也听得心烦意乱。他怀疑议会助理把他吹嘘得过了头。她或许没有明说来访的参议员不是美国人。那座较大的岛上出现了几只黑猩猩。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大喊。
“莱姆侬博士！特勒斯博士的电话。”他转过身，看到一个年轻姑娘站在一栋楼旁边。
莱姆侬立刻来了精神。“我得接个电话，见谅。”他嘟囔着，不等客人回答就走开了。
彼得望着他的背影长出了一口气。他又转向那群黑猩猩。一共五只。它们四肢着地，缓慢地移动。它们低着头，粗壮的前肢支撑着魁梧上身的重量，短小的后腿跟在后面，活像三轮车的一对后轮。在阳光下它们黑得出奇，仿佛流动的黑夜碎片。它们溜达了一会儿，然后坐了下来。其中一只爬上圆木结构中最低的平台。
其实也没什么，只是看着它们让他感到安心。每一只动物都像一块拼图，无论它在何处落脚、归属于何处，它都完美地嵌入整个画面。
那个下属还在他身旁。
“我们还没互相介绍。我叫彼得。”彼得伸出手。
“我叫鲍勃。很高兴认识您，先生。”
“我也是。”
他们握了手。鲍勃长了个十分突出的喉结。它不住地上下滑动，这让他的名字很好记（5）。
“你们这里有多少只猴子？”彼得问。
鲍勃随着他的视线望向大岛。“那些是猿，先生。黑猩猩是猿。”
“哦。”彼得指着另一个岛，那个他看到有动物在树间摇荡的岛，“那边的是猴子吗？”
“其实它们也是猿。那些是长臂猿。它们被叫作‘小猿’。简单的区分标准是，猴子有尾巴而猿没有。总体来说，猴子生活在树上，猿生活在地上。”
鲍勃话音未落，坐在最低平台上的黑猩猩开始攀爬。它以体操运动员的姿态轻松地荡上了最高的平台。与此同时，其他的猿——那些长臂“小猿”，再次出现在小岛的林中，在树枝之间跳跃舞蹈。
“当然，大自然制造了很多例外，我们的研究内容才能丰富多彩。”鲍勃补充道。
“你们有多少只黑猩猩？”彼得问。
“目前有三十四只。我们培育黑猩猩，然后卖给或租给其他研究机构，所以数量总在变。还有五只由诺曼附近的家庭抚养。”
“由人类家庭抚养？”
“没错。诺曼称得上是全世界交叉抚养的总部。”鲍勃笑起来，喉结动个不停，直到他注意到彼得无动于衷。“交叉抚养就是人类家庭把猩猩幼崽当作人来抚养。”
“为什么要这么做？”
“哦，太有价值了。它们会学习手语。我们和它们交流，观察它们的思维方式，感觉非常奇妙。还有许多行为学研究，有些在这里，有些在别处，课题包括黑猩猩的社会关系、沟通形式、群体组织结构、统治与服从模式、母性行为和性行为、对变化的适应，等等。大学教授和博士生每天都来这儿。就像莱姆侬博士说的：‘它们和我们不同，却又惊人地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