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只有一件事要做，林，"我在饭店的白瓷砖大浴室，就着脸盆洗脸时，他说，"回到孟买时，你得发封电报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请他们再寄钱来，你得去你们的新西兰大使馆申诉紧急情况。"
我擦干脸，倚着脸盆，看镜中的自己。伤得不严重。一边的眼眶开始变黑，鼻子肿起，但没断掉。嘴唇裂了，肿了起来，脸颊和下巴因为被踢，有几处大块破皮。这算是幸运了，以我的经验，通常不会这么好过。我在暴力、犯罪的地区长大，在那样的地方，劳动阶级帮派水火不容，相互打打杀杀，对付像我这样不肯加入他们任何一方的孤鸟，毫不留情。然后，还会坐牢。把我打得最惨的，莫过于领着国家薪水维持治安的那些穿制服的家伙，狱警。在街上被打时，我想起的声音……我知道了……就是挨狱警打时的声音，我自己的声音。记忆中，我被三、四个惩戒单位的警员按着，另有两三个警员用拳头、警棍、靴子毒打我。当然，挨他们这种人打，向来比较让人受不了，因为我们当他们是好人。挨坏人毒打，我们理解，认了；但当好人用手铐把你铐在墙上，然后轮流踹你、踢你，打到你骨头断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觉得整个制度，整个世界，一片黑暗。然后，传来尖叫声。其他人，其他囚犯，尖叫，每天晚上。
我凝视自己镜中的眼睛，想着普拉巴克的提议。不可能联络新西兰大使馆，任何大使馆都不可能。不可能联络家人或朋友，因为警方在监视他们，等着我跟他们联络，泄漏行踪。没有亲友，没有援助，身无分文，那些抢匪抢走了我仅有的钱。但这件事的反讽，我倒是点滴在心：想不到一个武装抢匪逃犯，竟被人抢走身上所有钱财。记得当初前往村子前，卡拉跟我说了什么来着？途中一滴酒都不要沾……
"我在新西兰没钱，普拉布，"走回饭店房间途中我告诉他，"没有亲人、朋友能帮得，大使馆也帮不上忙。"
"没钱？"
"完全没有。"
"你筹不到钱？哪里都筹不到？"
"对！"我答，把仅有的少数随身物品装进背包。
"这就非常麻烦，林，抱歉，当着你那伤痕累累的脸说。"
"我知道。你想，我把我的手表卖给饭店经理行吗？"
"行，林，我想没问题。这手表很高级，但我想他不会给我们好价钱。碰到这种事情，印度生意人就把职业信条塞进后面的裤袋里，他会把价钱杀得很低。"
"没关系。"我答，扣上背包的扣子。"只要够付房钱，够买你说的夜间火车票回孟买就行。就这样，收拾你的东西，我们走。"
"这事非常、非常、非常麻烦，"我们关上房门，走上走廊，要去办退房手续时，他说，"林，在印度，没钱就不好玩，我说真的。"
那股让他紧闭嘴唇、愁眉不展的忧心，在回孟买的这一路上都未消失。卖掉手表的钱，付了奥兰加巴德的住房费，剩下的只够在孟买的印度旅社再住两三天。把我的东西放进我最喜欢的房间后，我送普拉巴克回到饭店的小门厅，竭力想让他恢复那灿烂的笑容，但都未能如愿。
"看我的，我会让你甩掉那些不愉快的事。"他说，正经而严肃。"等着瞧，林。我会给你快乐的结果。"
我看着他走上楼梯，然后听到经理阿南德以友善的马拉地语向我说话。
我转身微笑，用马拉地语跟他聊起来。经过六个月的村中生活，我已会说简单的日常会语短语、问句和句子。这算不上什么，但阿南德显然很高兴且惊讶。听了几分钟后，他把另一位经理和所有客房服务生叫来，听我用他们的语言讲话。他们听了之后，全都露出既惊又喜的表情。他们见过会讲一些印地语，甚至很会讲印地语的外国人，但从没见过能用他们所爱的马拉地语跟他们交谈的外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