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家，我们挺满意你们！”她说，“您别替我们担心。为了女儿，我们什么也不吝惜。老天爷知道，我们并不是两手空空的。”
“呃，老嫂子，我们不会见怪的，”他回答说，在马鞍上坐正了身子：“让老天爷保佑他们年轻人身体健康。至于财产，这又不是给外人，是给自己的孩子。再说我们结亲又不是第一次……好吧，老嫂子，祝你健康，我们就说定啦：星期五！”
“对，星期五。这是个吉利日子。祝您一路平安。给亲家母带个好。”
“他们说星期五是什么意思？”我想，“今天是星期几？星期三……莫非是星期五来接亲？唉！这种毁坏我们年轻人的生活的旧风俗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呢？……”
老头儿骑着马慢慢地向山里走去。阿谢丽的母亲一直目送着他，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才转身向我投了一个恶意的眼光。
“你为什么老喜欢往这儿跑，小伙子？”她说道，“这儿又不是旅馆！没有什么好停留的，走吧！听到没有？我在跟你说话。”
看来她已经觉察出来了。
“我的车坏了！”我固执地说，索性把整个上身全钻到车盖下面。我想，我哪儿也不去，直到看见她为止。
老妈妈还嘟囔了些什么，然后走开了。
我爬出来，坐到踏板上，抽烟。不知从哪里跑来一个小姑娘。她用一只脚绕着车子跳来跳去。她长得有点象阿谢丽。莫非是阿谢丽的妹妹？
“阿谢丽走了！”她一边说，一边跳着。
“到哪儿去了？”我抓住她问，“她到哪儿去了？”
“我怎么知道！放开我！”她从我手中挣开了，向我伸了伸舌头，表示再见。
我砰地一声关上车盖，坐到车上，抓住驾驶盘。上哪儿去？到哪儿去找她？已经是该回去的时候了。我在公路上慢慢行驶着，驶进了草原。在渠道的过道口我停了下来。怎么办？我心中毫无主意。我跳下车，躺到地上。真倒霉。阿谢丽没有找到，工作也误了……我沉思起来，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不知道这样躺了多久，当我抬起头来时，一看：在车子的那边，有一双穿着皮鞋的姑娘的脚。这是她！我立刻认出来了。我是这样高兴，连心都快跳出来了。我跪在地上，因为我站不起来。这又发生在我们初次相会的那个地方。
“走开，走开，老大娘！”我冲着那双皮鞋说。
“我不是老大娘！”阿谢丽接着我的话开玩笑地说。
“那你是什么人呢？”
“我是姑娘。”
“姑娘，漂亮吗？”
“你自己看吧！”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我一下跳起来，向她奔了过去。她也向我迎了过来。两个人面对面地站住了。
“最漂亮的姑娘！”我说。而她好象风中的小白杨树，轻盈柔美，娇俏多姿，穿着一件短袖连衣裙，手里拿着两本书。“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我从图书馆出来，一看，路上有你的车印！”
“是这样吗？！”对我说来，这比“我爱你”几个字更有意义。事实上，既然她在寻找我的车印，这就是说，她在想我，她爱我。
“于是我就跑到这里，不知怎的，我觉得你在等我……”
我抓住她的手，说：
“坐上去吧，阿谢丽，让我们兜兜风。”
她欣然同意了。我没再问她，也没有问我自己了。一切恐惧和忧愁都已烟消云散。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还有我们的幸福、天空和道路与我们同在。我打开车门，让她坐下，自己坐到驾驶盘跟前。
我们开动车子，就这样沿着道路驶去。我们不知道驶向何处，又为了什么。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重要。只要我们并肩坐在一起，眉目传情，手碰着手，就足够了。阿谢丽正了正我头上的军帽（这军帽我已经戴了两年了）。
“这样好看些！”她说，脉脉含情地靠到我的肩膀上……
汽车象劲鸟似地飞驰在草原上。整个世界都在飞奔：群山、原野、树木迎面掠过。风吹打在我们脸上，因为我们一往直前地疾驶着。太阳在天空照耀，我们在欢笑，空气中飘荡着艾蒿和郁金香的芳馨，我们敞开胸怀畅快地呼吸……
一只伫立在旧坟碑的废墟上的草原之鹰展翅飞起，沿着道路低低翱翔，好象要同我们竞赛似的。
两个骑马的人大吃一惊地闪向路边。接着发出粗野的喊叫声，在后面紧追着我们。
“喂，停住！停住！”他们抽打着四脚已拉平的马匹。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许阿谢丽知道。但他们很快就消失在尘烟中了。
前面有一辆马车正在转弯。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从车上站起来，看到我们，他们彼此搂着对方的肩头，亲热地向我们挥手。
“谢谢！”我从车子里向他们喊道。
我们掠过草原的尽头，驶上公路，车轮压在沥青路上发出吱吱的响声。
伊塞克湖应该离此不远了。我猛然转过车头，直奔野地，越过灌木丛和草地，把车子开向湖边。在湖岸边的一个小丘上，我们停了下来。
蔚蓝色的水波卷起涟漪，一浪接一浪地涤荡着黄褐色的湖岸。太阳快落山了，远处的水面染上一层玫瑰色。对岸的远方现出一派淡紫色的雪山。雪山上面飘着几朵灰白色的浮云。
“你瞧，阿谢丽！天鹅！”
天鹅只是在秋天和冬天才飞到伊塞克湖来。春天它们很少飞来。人们说，这是从南方飞往北方的天鹅。人们还说，这是幸福的预兆……
一群白天鹅掠过傍晚的湖面。它们舒展着翅膀，时而高翔，时而低回，时而落到水面上，喧哗地戏水，向远处追逐着一圈圈飞沫四溅的浪花，然后又重新飞起，排成一条长线，整齐地挥舞着翅膀，飞向湖边斜长的沙滩去过夜。
我们坐在车子里，无言地看着前面。后来，我用一种似乎我们的一切都已经决定了的语气说：
“你看，湖岸上的屋檐，那就是我们的车场。而这个，”我用手指着车子说：“这就是我们的房子！”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的确，我没有房子给她住。
阿谢丽看着我的眼睛，偎到我的怀里，搂抱着我，哭了，接着又笑了。她说：
“我的亲爱的，可爱的人！我永远不需要房子。我只希望双亲哪怕是以后能够谅解我。他们会生气，会终身气恼，我知道……但是，难道我错了吗？……”
天很快黑了。浓云遮住天空，云层下降到湖面。湖上一片死寂，到处黑漆漆的。山里象有电焊工人在电焊一样。一会儿银光闪闪，炫人眼目，一会儿电花四散，无影无踪。雷雨临近了。难怪天鹅飞到这儿来过夜。它们预感到在山里会碰到暴风雨。
一声雷响，暴雨倾盆而至。湖上发出轰隆隆的喧嚣声，湖水激荡着，掀起滚滚巨浪。冲打着堤岸。这是春天的初次雷雨。这也是我们的初夜。雨点打在车上和玻璃窗上，水如泉涌。在漆黑的无边无际的湖面上，闪过几道火红的电光。我们紧紧地偎在一起，小声说着话。我觉得阿谢丽颤抖了一下：或者是被吓住了，或者是冷了。我用自己的衣服给她盖上，把她搂得更紧，感到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巨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多的柔情；我过去也不知道，保护和关怀别人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我永远不让你受任何人的欺侮！……”
雷雨迅速过去了，就象它来得迅速一样。但是在饱受惊扰的湖面上仍然余波未平，下着稀疏小雨。
我取出在路上用的小收音机。这是我在当时所有的唯一的珍贵财富。我拨好波长，对准电台。现在我还记得，那时正在转播城内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巧伴》。在群山的那面给我们送来了音乐，温柔而强有力的音乐，就象这个舞剧里所描述的爱情那样。剧场里响起了雷动的掌声，人们高呼演员的名字，可能还向他们脚前投掷鲜花，但是我想，剧场里的任何人都没有体会到我们在愤怒的伊塞克湖畔所体会到的那种狂喜和激动。这出芭蕾舞剧是在讲述我们，讲述我们的爱情。那个去寻找自己幸福的姑娘巧伴的命运强烈地激动着我们的心。我的巧伴，我的晨星同我在一起。午夜，她伏在我的肩上睡着了，我久久不能平静，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脸，听着伊塞克湖深处沉重的呼吸声。
早晨，我们回到车场。我受到好一顿申斥。可是当他们知道我这样做的原因后，就原谅了我。后来他们想起我从起重机的机臂下溜跑的情景，还笑了我很久。
我随即起程到中国去。我把阿谢丽带在身边。我打算在半路上把她托给我的朋友阿利别克照料。他的家住在纳伦附近的转运站，离国境线不远。我路过的时候常去看望他们。阿利别克的妻子是一个很好的女人，我很尊敬她。
我们出发了。第一件事是在沿路一家商店里给阿谢丽买几件衣服。她当时只穿了一件连衣裙。除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给她买了一条颜色鲜艳的大头巾。她戴上恰好。路上我们碰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司机，我们车场的老前辈，名叫乌尔马特。他老远就向我们打手势，叫我们停下来。我刹住车。我们下了车，互相招呼：
“乌尔马特，您好！”
“你好，伊利亚斯。把你手上的那只鹰拴紧些！”他按照当地风俗对我表示祝贺：“愿老天爷赐给你幸福和孩子！”
“谢谢您！乌尔马特。您从哪儿知道的？”我诧异地问。
“呃，我的孩子，好事传千里。这条路上一个传一个……”
“原来这样！”我更奇怪了。
我们站在路上说着话，乌尔马特甚至没有到我车前看看阿谢丽。很好，阿谢丽猜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就把头巾蒙在头上，遮掩着脸。这时乌尔马特满意地笑了。
“这就合乎风俗了！”他说，“姑娘，谢谢你对我的尊敬。从现在起你是我们的儿媳妇了，是车场全体老前辈的儿媳妇了。伊利亚斯，收下，这是见面礼！”他拿出钱来给我。我不能拒绝，否则就会使他难堪。
我们分了手。阿谢丽没有摘下头巾。在遇到熟识的司机的时候，阿谢丽坐在车子里，羞答答地用头巾遮住脸，就象在正规的吉尔吉斯家庭里一样。而当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就笑了。
我觉得阿谢丽戴上头巾更美丽了。
“我的未婚妻，睁开眼睛来，吻我一下！”我对她说。
“不行，老人们会看见的，”她回答说，同时含着笑偷偷地吻了我一下，好象怕被发现似的。
车场里所有的司机在碰到我们的时候都把我们拦住，祝我们幸福。许多人在路上不仅为我们采了花，而且还准备了礼物。我不知道，是谁想出了下面这样一个主意，这大概是我们俄罗斯族的小伙子想出来的吧。按照他们的家乡风俗，结婚的时候通常要扎花车。于是在我们这辆车上，也扎上红红绿绿的饰带、绸巾、鲜花。车子显得喜气洋洋，大概隔几十公里都可以看见。我同阿谢丽感到很幸福，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朋友而骄傲。俗话说，患难识知己，而我却觉得，在幸福中也能识知己。
路上，我们碰到了阿利别克，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大我两岁，是一个矮胖的小伙子，长着一个大脑袋。他年纪不大，遇事却很谨慎严肃，是一个优秀的司机。在车场里大家都非常尊敬他，选他担任工会的工作。现在，我想，他会说些什么呢？
阿利别克默默地看着我的车子，摇了摇头。他走到阿谢丽跟前，向她握手问好，表示祝贺。
“好吧，把行车证给我吧！”他要求说。我莫名其妙，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行车证给了他。他取出自来水笔，在行车证上横着写下几个大字：“婚礼车，167号！”167号是我的行车证的号码。
“你这是干什么？”我着慌了，“这是行车证！”
“作为历史纪念！”他笑着说，“你以为会计科里坐的不是人吗？现在把手给我吧！”他紧紧地拥抱了我，吻了吻。我们都大笑了。后来我们该走了，阿利别克却又挡住我，说：
“你准备在哪儿住？”
我把两手一摊，说：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指了指车子。
“在车子里？生孩子也在这里面？……听我说，你搬到转运站我的宿舍去住吧，我回车场去同领导上说一说，我搬到自己修的那所房子去住。”
“那所房子不是还没有修好吗？”阿利别克在雷巴奇离车场不远的地方盖了一所小房子，工作之余我曾去帮助过他。
“没有关系。剩下的活不多了。你别指望房子有多宽敞，你自己知道，我家现在住得很挤。”
“好，谢谢你。我们也不需要宽敞的房子。其实我只想让阿谢丽暂时在你家住一住，而你却把整个宿舍让给我们了……”
“总之，就在我们这儿住吧。回来的时候等我。那时，我们再同妻子一道来决定一切吧。”他说着，斜眼看了看阿谢丽。
“是呀，现在就已经是妻子啦！”
“祝你结婚旅行幸福！”阿利别克追着我们的车子叫喊道。
真见鬼！这可真是我们的结婚旅行！要不又是什么呢？
我们很高兴，因为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有一件事情使我有些扫兴。
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出现了江泰的车。他不是一个人，卡基佳同他坐在一起。江泰向我挥手。我来了一个急刹车。两辆车子差一点碰上了。江泰从小窗孔探出头来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打扮，象结婚似的？”
“正是结婚！”我回答说。
“是吗？”他把音调拖得长长的，回头看了一看卡基佳，脱口而出地说：“我们可在找你呢！”
卡基佳坐在车里，呆若木鸡，脸色苍白，显出失魂落魄的样子。
“卡基佳，你好！”我礼貌地说。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她就是你的未婚妻了？”江泰直到现在才猜到了真情。
“不，她是我的妻子，”我反驳说，抱了抱阿谢丽的肩。
“怎么？”江泰把眼睛睁得更大，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哦，祝贺你，衷心地祝贺你……”
“谢谢！”
江泰得意地笑了笑，问道：
“你这个机灵鬼，没有送彩礼就弄到了一个老婆？”
“蠢货！”我骂道，“开车走吧！”
天下竟有这样的人！我还想好好咒骂他一顿，可是朝窗外一看，江泰站在车子旁边，用手搓脸，嘴里咕噜着什么，并拿拳头威胁卡基佳。而卡基佳却从路上跑开，跑到地里。她跑着，跑着，一下扑倒在地上，用两手遮住头。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却可怜她。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好象我有点罪过似的。我什么也没有向阿谢丽解释。
一星期以后，我们搬到转运站的小房子去住了。房子不大，只有一间堂屋和两间正屋。这种房子在这里有好几所，里面住着带家眷的司机和加油站的工人。但地点却很好，在公路旁边，离纳伦不远，毕竟是州中心，可以上电影院和商店，也有医院。我们还高兴的是，转运站正好在运输线的中间。我们的运输线基本上就在雷巴奇和新疆之间。中途可以回家休息，过夜。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阿谢丽。甚至在路上耽搁了，哪怕是到了半夜，反正我也得回家。阿谢丽总是等着我，当我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她就为我担心，自己不睡觉。我们已经弄到一点家具。总之，生活渐渐安顿得比较好了。我们决定，阿谢丽也找个工作做，这是她自己坚持要求的。她说，她是在乡村长大的，一直都干着活。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喜事来到了：她很快就要当母亲了。
……阿谢丽生孩子的那天，我正从中国回来。我急忙去看她，心中激动不安。阿谢丽躺在纳伦的产院里。我赶到产院——她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没有放我进去看她。我坐上车子，向山里疾驰而去。这正是寒冬。四周是覆盖着冰雪的悬崖峭壁。我眼花缭乱，只看到白色，黑色，白色，黑色……我爬上多伦山口的顶峰。这里真是高耸云霄，云层在地面飘浮，而下面的群山则小如泥丸。我从车上跳下来，吸了一大口气，高声喊道：
“嗨，高山！我生了儿子啦！”
我觉得山岳震撼了。它们重复着我的话，我的回声起伏荡漾，从一个峡谷滚进另一个峡谷，经久不息。
我们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萨马特。这名字是我想出来的。我们的全部谈话都离不开他：萨马特，我们的萨马特，萨马特笑了，萨马特长牙齿了。总之，就象年轻的父母通常做的那样。
我们生活得很和谐，彼此相爱。然而后来却发生了倒霉的事……
现在我很难说清楚，不幸是从哪儿来的。一切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了……的确，现在我自己已经明白了许多事情，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同这个人我是在路上偶然相遇的，后来分了手，但我不怀疑，这并非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晚秋的一天，我开车出发。天气令人讨厌。天上下着似雨非雨、似雪非雪的东西，湿淋淋的，密密麻麻的，鬼知道是什么玩艺儿。山坡上浓雾弥漫。差不多一路上我都开动着车窗上的雨刷子，因为玻璃全被雨水弄模糊了。这时我已经到了深山，快到多伦山口了。唉，多伦山口，多伦山口，天山的巨大屏障！我的多少东西都跟你联系在一起啊！这是整个线路中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段。道路蜿蜒在龙蟠虎踞的山石上，九转十八弯，沿着陡峭的山坡一直向上，直入云霄，车轮在云层上奔腾，忽而把人紧压在座位上，不让你伸腰，忽而又急转直下，使你两手紧捏出汗来，深怕驾驶盘从手中滑掉。而山口的天气有如脾气暴躁的骆驼。无论夏天或冬天，在多伦山口都一样：刹那间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冰雹遍地，或者撒下鹅毛大雪，什么也看不见。这就是我们的多伦山口！……但是，我们这些久住天山的人对此已经习惯了，甚至在夜间也常常出车。现在，当我回忆往事时，这些困难艰险的历程历历在目，而当我在那儿日复一日地工作时，就没有时间特别去想这些了。
在离多伦山口不远的一个峡谷里，我赶上了一辆卡车。我清楚地记得这辆车的牌子是“嘎斯-51”。确切些说，不是我赶上了它，而是它停在那里。有两个人在马达旁边修理着什么。其中一个人不慌不忙地走到路当中，举起了手。我刹住车。这个人穿着被雨淋湿了的帆布斗篷，戴着雨帽，走到我跟前。他年纪不过四十，留着一撮军人式的、剪得短短的棕色胡须，脸色有些阴沉，而目光却很镇静。
“老兄，请把我带到多伦山路段去吧，”他对我说，“我去找一辆拖拉机来拖，马达坏啦。”
“请上车吧，我带你去。要不然，咱们来想点办法？”我建议说，自己跳下车子。
“有什么办法可想呢，马达响都不响，”司机砰地一声关上车盖，无精打采地说。这个可怜的人已经冻得周身发青，缩成一团了。看来，他不是我们车场的司机，而是从共和国首都什么地方来的。他茫然若失地环顾着四周。他们是从伏龙芝运什么货到路段上去的。我想，怎么办呢？我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冒失的想法。但我没有说出来，先往山口上望了一望。天色阴沉昏暗，乌云低垂山间。尽管这样，我还是决定了。这个主意倒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当时对我说来却是冒险。
“你的刹车灵吗？”我问司机。
“看你说的……刹车不灵我能开车吗！已经告诉你，马达坏了。”
“绳子有吗？”
“有！”
“拿来套上吧。”
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了我半天，一动也不动。
“怎么，你发疯了？”司机轻声说。
我这个人有这么一种脾气，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只要想到一个主意，哪怕拚命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听我说，朋友，套上吧！说实话，我一定能把你们拖到！”我向他靠近一步说。
但司机推开了我。
“你自己走吧！怎么，你不知道，这里是不能带拖车走的吗？甚至连想也不能设想。”
我感到很难堪，好象他拒绝了我最大的请求似的。
“嗨，你这个蠢货，胆小鬼！”我叫道。
我把养路工叫了过来。我是以后才知道他是养路工的。这个养路工看了看我，对司机说：
“把绳子拿来。”
司机大吃一惊，说：
“你要负责任，巴伊切米尔。”
“一切责任都由我们承担！”他简短地说。
这种态度叫人喜欢。你会一下子就尊敬这样的人。
我们开车了，两辆车子被绳子连在一起。开始时还没有什么，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爬多伦山口的时候，道路一直向上，山高坡陡。马达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我想，你这个家伙撒谎，我非榨出你最后一滴油水不可。我过去就注意到，不管多伦山口的道路多么险陡，车子还是可以剩下一些力气来拖拉东西。我们装货都很小心，不超过定额的百分之七十。当然，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我身上涌出一股强烈的力量，有点象在运动场上的狂热劲头：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帮助别人把车子拖到路段上。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那么容易。车子颤抖着，使出自己最大的力量。一团潮湿的东西粘附到车窗上，雨刷子不停地刷动着。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了一片乌云，直接落在车轮前面，挡住了去路。这里拐弯的地方都很险陡。我暗中责骂自己造孽，为什么要把车子套在一起，该不会把别人带着送死吧。与其说是车子在受罪，不如说是我在受罪。我把头上和身上穿戴的东西——帽子、毛衣、上衣、绒衣——全脱了下来，只穿一件衬衫，但仍然直冒热汗，好象在澡堂里一样。拖一辆汽车该有多重，而且还有货物，这样做可不是开玩笑！还好，巴伊切米尔站在汽车的踏板上，协调前后两个车的行动，向我喊话，对拖车上的那个司机打手势。当车子爬向陡峭的斜坡时，我想他大概坚持不住了，会跳到什么地方去，以免遭车祸。但是，他却一动不动。车子慢慢向上爬，好象大雕飞向天空，而他仍然紧抓住车身，站在踏板上。我看了一看他的脸。这是一张沉着的脸，好象是石头雕刻成的，雨水打在他的两颊上，打在他的胡须上，流个不停。我的心里感到轻松多了。
我们前面还有一个高山坡，只要爬上这个山坡，胜利就是我们的了。在这个时候，巴伊切米尔贴近了车窗，喊道：
“小心，前面来车子了，向右拐。”
我把车子拐向右方。从山上开来一辆卡车——这是江泰的车子！唉，我想，这一下我可要挨安全技师的批评啦：他一定会回去告我。江泰越来越近了。他用两手撑住驾驶盘，让车子往下滑，皱着眉头向前看。我们两辆车紧紧地靠在一起了，伸手可以互相摸到。当车子拉平了时，江泰把头朝小窗里一缩，带着责备的神情摇了摇他那戴着棕色狐皮帽的脑袋。“去你妈的！”我想，“你要搬弄口舌，由你搬弄去吧。”
我们爬上了山坡，下面是个陡坡，然后是一条微微倾斜的小坡，拐一个弯，就到了路段的庄园。我向那里拐过去。终于拖到了！我关上马达，什么也听不见了。我觉得，不是我变聋了，而是大自然变哑了。没有一点声音。我下了车，坐到踏板上，喘着气，感到十分疲倦，而且山上的空气很稀薄。巴伊切米尔跑到我跟前，给我披上毛衣，戴上帽子。那辆车上的司机狼狈地勉强走了过来，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他蹲到我的前面，递给我一包香烟。我取出一支烟，手还发抖。我们大家抽了一会烟，镇静了下来。我身上那股该死的蛮劲又重新占了上风。
“哈！”我吆喝了一声，“看见了吧！”我用手拍了一下那个司机的肩头，而他照样蹲着。然后我们三个人都站了起来，彼此捶打着后背和肩膀，嘴里哈哈大笑，说出一些荒唐的愉快的话。……
最后，大家安静了，抽完了第二支烟。我穿好衣服，看一下表，忽然想起自己的事来：
“好啦，我该走啦！”
巴伊切米尔皱了皱眉头：
“不，到房里去坐坐，我们要招待你一下！”
但是我已经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了。
“谢谢，”我感激地说，“我不能再坐了。我要赶快回家去，妻子在等我。”
“或者，就留下来吧，咱们喝两杯！”我的新司机朋友竭力劝我说。
“放他走！”巴伊切米尔打断他的话，“妻子在等他。你叫什么名字呢？”
“伊利亚斯。”
“走吧，伊利亚斯。谢谢你救了我们。”
巴伊切米尔站在我车子的踏板上，一直送我到正路上，默默地握了我的手，然后跳下车去。
当我驶车下山的时候，我从车里往外看了看。巴伊切米尔还站在路上。他用手揉帽子，低垂着头，心里在想着什么。
这件事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我没有把全部细节告诉阿谢丽。我只告诉她，在路上帮助了别人，所以耽误了时间。我对妻子什么也不隐瞒，但是这样的事还是不敢说。即使她不知道这样的事还整天替我担心呢。而且以后我再也不打算干这种事了。一生中有这么一回跟多伦山口较量较量的事，也就够了。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回来的路上生病了——当时我着凉了——那么第二天我会把这一切都忘记的。当天我好不容易回到家里，立刻就躺下了。我记不清当时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一直昏昏沉沉的，好象拖着一辆车子行驶在多伦山口。火热的暴风雪烧烤着我的脸，我身体沉重，呼吸困难。驾驶盘好象是棉花做的，我转动着它，它却在手里揉成一团。前面就是山口——但看不到边，汽车翘起前面的散热管，向天空飞去，一直向上飞，吼叫着，一下就从悬崖上掉下去了。……显然，我得了“晕山”病了。第三天，病渐渐好了。接着我又躺了两天，觉得自己好了，就想起床，但阿谢丽无论如何不准我起来，强迫我躺在床上。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心里想：是我病了，还是她病了？我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她被折磨到这种地步，以致眼睛四周出现了两道黑圈，人也瘦了，显出弱不禁风的样子。而且她手里还抱着孩子。我决定再不能这么下去了。我没有权利什么事也不干。她应该休息。我从床上爬起来，开始穿衣服。
“阿谢丽！”我轻轻地叫道，因为儿子睡着了，“拜托邻居替我们看看萨马特吧，我们一块去看电影。”
她跑到床前，把我按倒在枕头上，看着我，好象是第一次看见我似的，竭力噙住泪水，但泪花已经沾湿了睫毛，嘴唇颤抖着。阿谢丽把脸偎到我的胸前，哭了。
“你怎么啦，阿谢丽，怎么啦？”我茫然了。
“我这是高兴，因为你病好了。”
“我也高兴，但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呢？我虽然病了几天，但却跟你一起呆在家里。而且跟萨马特也尽兴地玩够了。”这时孩子已经会爬了，而且快会走了，这正是最逗人喜欢的年龄。“你想知道吗，我不反对再这样病一次。”我开玩笑地说。
“看你说的，我可不希望这样！”阿谢丽申斥地说。
这一下，孩子醒了。她把他从温暖的睡梦中抱起来。我们三个人都躺到床上，手挠脚踹，尽情嬉戏。萨马特却象一头小狗熊，在床上爬来爬去，蹬踩着我们。
“你看，多好呀！”我说，“你好受吗？再过不久，我们就到村子里看你家老人去。就算他们不原谅我们。但是，他们看到我们的儿子，喜爱上这个宝贝，一切就都会忘记的。”
的确，我们准备到她家去请罪，这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应该做的。显然，她的双亲非常恼怒我们。他们甚至通过一个到纳伦来的同乡给我们带了个口信，说永远不会饶恕女儿的行为。他们说，丝毫也不想知道我们生活的情况。但是，我们却希望着，只要我们回到老人跟前，并请求他们宽恕，一切就都会圆满解决。
但是，首先就需要请假，需要做准备：必须给所有亲戚买礼物。我可不愿意两手空空地回去。
这时，冬天来到了。天山的冬天是严酷的：山里有暴风雪、雪崩和山石坍塌。我们当司机的因而增加了操心事，而养路工人的操心事就更多。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要担负清除雪崩的任务。在那些容易发生雪崩的地方，事先把积雪炸开，把道路清扫干净。的确，这个冬天还比较安全，或者只是我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事，因为司机的工作总是很忙碌的。这时又给我们车场分配了补充任务。说得确切些，是我们司机主动提出完成这些任务的，而且首先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我也不后悔这样做，但是，看来我的一切不幸都是从这儿产生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天晚上，我回车场，阿谢丽托我送给阿利别克的妻子一包东西。我到他们家去，敲了敲门，阿利别克的妻子走出来。我从她那儿得知，中国工人给我们车场拍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快点把工厂装备给他们运去。
“阿利别克在哪儿呢？”我兴致勃勃地问。
“在哪里？在卸货站，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听说列车已经到了。”
我也赶到那里去。我想，应该知道这一切情况。我来到卸货站。我们的卸货站设在通往伊塞克湖的一个峡谷里。这是铁路的终点站。四周灰暗暗的，人声嘈杂。峡谷里的疾风一阵阵袭来，吹得电线杆上的路灯左右摇晃，吹得枕木上的积雪四下飞舞。火车头来回开动着，挂上一节节车厢。在铁路的尽头，起重机挥舞着长臂，把用铁皮和铁丝包装着的木箱从站台上卸下来，这是运往新疆机器制造厂的货物。那里的建筑工程很宏大，我们已经给它运送去一些装备了。
站上集结了不少汽车，但没有一辆车装货。人们好象在等待什么。有的人坐在车子里，有的人坐在踏板上，还有的人靠在木箱旁边避风。谁也没有正经回答我对他们的招呼。大家沉闷地抽着烟。阿利别克站在一边。我走到他跟前。
“你们呆在这儿干什么？收到电报了吗？”
“是的。他们希望提前把货送到工厂去。”
“这又怎么样？”
“事情落到我们肩上……你看，路上堆下多少货了，而且还要送来。我们什么时候能运完呢？但人们在期待着我们，指望着我们！……每一天对他们都很宝贵！……”
“你为什么对我发急！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有什么相干！这是什么意思？你算什么人？是外国人吗？或者你不明白我们手头的是什么工作？”
“你真糊涂，我的老天爷！”我奇怪地说，转到一边去了。
这时，汽车场经理阿曼若诺夫走上前来。他用衣服挡住风，默默地从一个司机那里点燃烟，把大家打量了一下。
“同志们！”他说，“我去给部里打电话，可能会给我们帮助。但是，不能指靠这一点。应该怎么办，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
“是呀！阿曼若诺夫同志，要想出办法真不简单！”一个声音附和着说，“货物大小规格都一样。只要堆上两三箱，就再装不进了。就算白天黑夜不断装运，我的老天爷，也得到明年春天才能运完。”
“问题就在这里，”阿曼若诺夫说，“但应该完成这个任务。现在让每家每户所有的人都来想想办法吧！”
他坐进“嘎斯”牌小汽车走了。我们司机一个也没有离开座位。
在黑漆漆的角落里，有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
“真见鬼！一张羊皮裁不了两件皮袄！早就该想到这一点。”他站起来，掐灭了烟头，向车子走去。
另一个人附和着他的话说：“我们这里总是这样，临渴打井，屎胀挖茅坑，到紧急时候才来说什么：司机兄弟们，救救急吧！”
有些人反驳了他的话：
“这是给兄弟国家办事，而你，伊斯马依尔，却象小市长的长舌婆一样，说闲话。”
我没有参加争论，但忽然想起在多伦山口拖车子的事，就象往常一样急不可耐了。
“我倒想出了一个主意！”我跳到人们中间，说，“每一辆车子后面挂一辆拖车！”
谁也没有动一动，有的人甚至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只有不可救药的笨蛋才能说出这种蠢话来。
江泰轻轻地吹了吹口哨，说：
“看到了吧！”
我听出是他的声音。
我站着，向四面环顾了一下，想把我碰到过的事情给大家讲一讲。忽然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从木箱上跳下来，把手套交给旁边的人，走到我跟前，抓住我的衣领，鼻子对着鼻子，说：
“怎么，出口气！”
“嘿！”我朝他脸上出了一口气。
“没有喝醉！”这个高个子惊奇地说，放下我的衣领。
“这么说来，是个傻瓜！”他的朋友接下去说，然后两个人一同爬进车子，把车子开走了。其余的人同样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准备散去。我还从未这样被人取笑过。由于受到这种耻笑，我头上的帽子也发红了。
“站住，往哪儿去？”我嚷道，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司机们中间打转转：“我说的是正经话。可以挂拖车……”
一个老司机——这里的老前辈——走到我跟前，神色懊丧地说：
“当我开始在这儿开车的时候，你还光着屁股爬呢，小家伙。天山——这不是舞场。我替你可怜，别逗人家发笑……”
人们哄笑起来，边笑边走回自己的汽车。这时，我高声吼叫起来，叫得使整个卸货站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你们这些人，全是娘儿们，不是司机！”
我这样吼叫不过是白费力气，使得人们把怒气发泄到我头上。
大家停了脚步，然后一起向我涌过来。
“你这个家伙，怎么啦？想拿别人性命开玩笑吗？”
“想当革新家，拿奖金！”江泰接着说。
人声嘈杂，大家把我挤到木箱旁边。我以为他们会狠狠揍我一顿，便从地上拾起一块板子。
“散开！”谁喝叫了一声，把众人推开。这是阿利别克。
“大家静一静！”他高声叫道，然后转向我说：“伊利亚斯，你就说个明白吧！快点说！”
“有什么说的！”我喘了一口气，说：“衣服扣子全给撕掉了。我曾经在多伦山口拖过一辆汽车，到路段去。拖车上还装着货物。就是这些。”
大家半信半疑，鸦雀无声。
“怎么，拖到了吗？”有个人怀疑地问。
“拖到了。经过整个多伦山口，一直拖到路段上的庄园里。”
“这倒不错！”有人惊讶地说。
“瞎扯蛋！”另外一个人反对说。
“狗才瞎扯蛋。江泰亲眼看见的。喂，江泰，你在哪儿？你说吧！记得吧，我们怎么碰见的……”
但江泰没有吭声。他好象遁到地里去了。但这时已顾不上跟他算账。在司机中间展开了一场争论，有些人开始站到我这一边。但是，有一个怀疑分子又立刻使他们改变了看法。
“这全是不中用的胡扯！”他忧心忡忡地说，“某个人某次做过一件什么事，生活中这一类偶然的事难道还少吗？我们又不是小孩子。在我们这条路上是禁止挂拖车的。谁也不会允许这样做。试试看，你去告诉负责安全的工程师吧，他不给你两拳头才怪。他才不愿意为了你们去法院呢……这就是我的全部意见。”
“得了吧！”另一个人插进来说，“什么叫不允许！伊万· 斯捷潘诺维奇在一九三○年驾驶一辆一吨半重的卡车，第一次开辟了多伦山口的线路。当时谁也没有允许他。是他自己走的。你看，他现在还活着……”
“是的，过去的确是这样，”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证实说。“可是，”他接着又说，“现在我也怀疑：在多伦山口，即使在夏天也没有人挂过拖车，而现在是冬天……”
阿利别克一直沉默着，这时开口了：
“争论已经够了。这是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需要仔细想想。伊利亚斯，可不能象你这样：随随便便，三下两下，挂上拖车就跑了。需要进行准备，把一切考虑周到，作些商量，进行试验。只凭嘴说，什么也证明不了。”
“我证明给你们看！”我回答说，“现在你们去考虑，去占卜吧，我证明给你们看！那时你们就会相信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当然，应该驾驭自己的性格，但人们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我坐进车，握着驾驶盘，却把汽车和道路一股脑儿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痛苦、屈辱、怒火、激愤，一时全涌上心头。车子走得越远，被伤害的自尊心越激动。不，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教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不相信人、取笑人，什么叫做谨小慎微、胆小怕事！……阿利别克才是好样的呢：他要仔细想想，准备准备，试验试验！他才是聪明谨慎的人呢！可我讨厌这个。我要不客气地做给你们看看，看我比谁都强！
我把车开进库里，在车子旁边消磨了很长的时间。我的心情激动到了极点。我只想到一件事：挂上拖车到山口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非做到这一点不可。但谁会给我拖车呢？
我带着这种思想在院子里徘徊。天已经黑了。只有调度室的窗户还有光亮。我停了脚步，心想：哦，调度员！调度员能够安排一切。今天调度室值班的好象是卡基佳。那更好。她不会拒绝，不应该拒绝。的确，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去犯罪，相反，她只是帮助我去做一件对大家都有益的、都需要的事情。
当我走到调度室的门口时，忽然想到，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这扇门了，通常都是在小窗外打交道。我犹豫了一下。门开了，卡基佳站在门口。
“我找你，卡基佳！真巧，碰到你了。”
“现在我下班了。”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送你回家。”
卡基佳惊奇地竖起了眉毛，怀疑地看了看我，然后微微笑了。
“好，咱们走吧！”她说。
我们走出过道。街上已经漆黑了。伊塞克湖传来喧嚣的浪涛声，吹来阵阵冷风。卡基佳拉着我的胳膊，贴近我身边，躲着风。
“冷吗？”我问。
“有你在一起，冻不死我！”她开玩笑地说。
一分钟以前我还万分激动，现在不知为什么却平静下来了。
“明天你什么时候值班，卡基佳？”
“第二班是我，什么事？”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事。一切都取决于你……”
开始时，她连听也不愿意听，但我一个劲儿地去说服她。我们在路灯下面停了下来。
“啊！伊利亚斯！”卡基佳说，恐惧地望着我，“你这么干只是白费心思！”
但我已经知道，她将照我的要求办。我拉起她的手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