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接到村子里打来的一个电报。老乡们邀请我去参加一所新学校的开学典礼。这学校是农庄自己创办的。我立刻决定去参加，因为这对我们村子来说是一个欢天喜地的节日，在这种时候，我绝不能蹲在家里。我甚至提前几天动身。心想：到处去走走看看，画几幅新的速写。被邀请的来宾原来还有科学院院士苏拉依曼诺娃。他们告诉我，她将在村里逗留一两天，然后从这儿直接赴莫斯科。
我知道，这位如今已出名的女人是小时离开我们村子到城里去的。当我成了一个城里人以后，我才跟她认识。她已经接近老年，身体发胖，梳得光光的头发里掺杂着密密的白发。我们这位著名的老乡在大学里担任教授，讲授哲学，也在科学院工作，经常出国。她是个忙人，我没有机会和她接近。不过，不管我们在哪儿相遇，每次，她都十分关心我们村里的生活，而且，一定要谈谈她对我的工作的意见，即便谈得非常简短。有一次，我对她说：
“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您要是回村一趟，跟乡亲们见见面，那该多好！村里的人谁都知道您，以您为骄傲。但是，他们知道您的情况多半是听来的。因此，有的人就说，看样子，我们那位有名的女学者不认我们喽，忘了回自己的库尔库列乌村的路喽。”
“当然，应该回去一趟。”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当时不大愉快地微微一笑。“我早就想回库尔库列乌村一趟，我离开那儿已经很久很久了。不错，村里没有我的亲人，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一定回去，我也应当回去，我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
科学院士苏拉依曼诺娃来到村里的时候，开学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庄员们打窗子里一望见她的汽车，就一窝蜂地拥到了街上。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老的也好，小的也好——个个都想跟她握手。看样子，阿尔狄娜依· 苏拉依曼诺娃没有料到人们会这么热情地欢迎她，所以，我觉得她似乎有点手足无措。她把双手贴在胸前，向人们频频地点着头，费力地挤过人群，来到台上的主席团里。
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一生大概不止一次参加过隆重的纪念大会，而且大概总是受到人们热情而尊敬的接待的。但是在这里，在这所普普通通的乡村学校里，这些亲热的老乡使她非常感动，她尽力想隐藏起那抑止不住的眼泪。
开学典礼结束以后，少先队员们就给这位敬爱的女宾系红领巾，献花，并且她在贵宾簿上签下了第一个名字。接着是学校的业余文娱晚会。晚会开得非常有趣，非常愉快。之后，校长邀请我们——各位来宾、老师和农庄积极分子——到他家去做客。
在这里，大伙儿对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的光临又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大家请她坐到铺着地毯的荣誉席上，千方百计地向她表示自己对她的尊敬。正如通常在这种场合中的情形一样，宾主之间谈笑风生，互相举杯祝贺，非常热闹。就在这时，一个当地的小伙子走进屋来，递给主人一束贺电。贺电从这个人手中传到那个人手中：这是从前的学生来电祝贺自己的乡亲们开办了新学校。
“喂，这些贺电是玖依申大爷送来的吗？”校长问。
“是的。”小伙子答道。“他说，他一路不停地打着马，希望能赶上庆祝会，好把这些贺电当面读给乡亲们听听。可是老人家来晚了一点，心里好不痛快。”
“那他还站在外面干什么，快请他下马，请他进来！”
小伙子出去请玖依申。坐在我旁边的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不知为什么浑身颤栗了一下，尤其奇怪的是，她仿佛突然回忆起了什么，向我打听人们谈论的这个玖依申是什么人。
“这是农庄的邮递员，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您知道玖依申大爷吗？”
她含糊地点了点头。后来，她刚想站起来，但就在这时，有一个人骑着马嗒嗒地走过窗前。小伙子回来对主人说：
“我请过他了，可他走了。他还要送信哩。”
“那就让他送去吧，用不着留他了。回头他会去跟那些老头儿聊天的。”有人不满地嘟囔道。
“唉——呀！您还不知道我们这位玖依申呐！他是遵守规章制度的人。要是任务没有完成，他哪儿也不会去。”
“的确，他是个怪人。战后他打医院出来，这是在乌克兰的时候，就留在那儿了。五年以后才回来。他说，要回到故乡来死。一辈子就这么孤苦伶仃地生活着……”
“不管怎么说，他要是现在顺便进来坐坐，那该多好……好吧，不来就拉倒。”主人挥了挥手。
“同志们，还记得不，我们过去都在玖依申办的小学里上过学。”村里最受尊敬的一个人举杯说道。“而他自己大概连字母表里的字母都认不全。”说话的人讲到这里，眯起眼睛，摇了摇头。他的全副神情表示出这件事既令人吃惊，又令人可笑。
“可不是，的确是这样。”好几个声音附和道。
周围的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当时什么事玖依申没鼓捣过，我们不是都一本正经地把他当老师吗？”
当笑声停息下来，举杯的人接着说：
“瞧，现在我们眼看着人们一个个成长起来了。科学院士阿尔狄娜依名扬全国。我们大伙儿差不多都受过中等教育，有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今天，我们又在自己村里开办了一所新的中学。这说明了一点：生活变化得多么快。乡亲们，让我们为库尔库列乌村的子女将成为当代的先进人物而干杯吧！”
大家友好地举杯祝贺，人群重又喧哗起来，只有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脸色绯红，不知为什么非常惶惑不安，只用嘴唇碰了碰杯子。但那些只顾谈话、兴致勃勃的人们并没有觉察到她的心情。
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看了好几回表。后来，当客人们来到街上，我看见她离开大家，站在一条沟渠旁边，盯盯地凝视着山岗，在那儿，渐渐变成棕黄色的秋天的白杨正在迎风摇曳。夕阳渐渐西下，斜挂在远方茫茫的草原的淡紫色的边缘上，它从那儿放射出微弱的光芒，用一抹黯淡的、凄凉的紫红色装饰了白杨的树梢。
我走到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跟前。
“现在白杨落叶了，您要是能在百花盛开的春天来看一看这两棵白杨，该多么好。”我对她说。
“我也在这么想。”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叹了口气，沉吟了一会儿，好象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是啊，每一样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春天和自己的秋天。”
在她那干枯的、眼角周围布满了无数纤细皱纹的脸上，掠过一道忧郁的、若有所思的阴影。不知为什么她非常女性地、悲哀地凝望着那两棵白杨。我忽然看见，在我面前站着的不是科学院士苏拉依曼诺娃，而是一个极平常的、诚实地流露出自己的喜怒哀乐的吉尔吉斯女人。看样子，这位学识渊博的女人此刻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时代，这个青春时代正如我们唱的歌子里说的那样，即使站在最高的山顶上也喊不应它了。她眺望着白杨，仿佛有什么话要说，可是后来大概改变了主意，突然戴上拿在手中的眼镜。
“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好象是十一点路过这里，对吗？”
“对，夜里十一点。”
“这么说，我得准备动身啦。”
“为什么突然要走？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您答应过要在这儿留几天。乡亲们不会放您走的。”
“不，我有急事。我必须马上就走。”
不管乡亲们怎么劝她，不管他们表示自己多么遗憾，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却毫不动摇。
此时，暮色苍茫四合。怏怏不乐的乡亲们让她许下诺言：下次来这儿住一星期，或者更多一些时候，然后才把她送上汽车。我伴送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到车站。
为什么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突然这么匆匆地离开？在这样的日子里让乡亲们扫兴，我觉得很不应该。路上我好几次想问她是怎么回事，但却没有勇气。不是因为我怕自己显得没有分寸——而是因为我知道她反正什么也不会说。一路上她缄默不语，深深地沉湎在往事的回忆中。
在车站上我终于忍不住问她：
“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您的心情不大好，也许是我们得罪了您？”
“哟，您说哪儿的话！可千万别这么想！我能抱怨谁呢？也许，只有抱怨自己。对，大概只能抱怨自己。”
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就这么走了。我也回到了城里。过了几天，我忽然接到了她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她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比她原来打算的要长一些。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写道：
“虽然我有许多重要而急迫的事情，但我决定先把它们放一放，而写这封信给你……如果你对我写在信里的一切感到兴趣，那么我恳求你考虑一下，怎样利用这些材料来把我叙述的这一切告诉给人们。我认为，不仅是我们的乡亲们应该知道，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尤其是青年。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我才有了这个信念。这是我对人们的自白。我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多，我受到良心谴责的痛苦就越少。别担心我会处在尴尬的境地，什么也别隐瞒……”
好几天来，我一直徘徊在她这封信的印象中，始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代表阿尔狄娜依·苏拉依曼诺娃讲述这个故事。
这事发生在一九二四年。对，正是那一年……
集体农庄如今所在的那个地方，当时是一个由札达克族的穷人居住的小村落。我那时是十四岁，住在我亡父的一个堂兄弟家。我也没有母亲。
还在秋天的时候，那些比较有钱的人家就搬到山里避冬去了。之后不久，一个陌生的、穿着士兵大衣的小伙子来到了我们村里。我之所以记得这件士兵大衣，是因为它不知为什么是用黑呢子做的，这个穿着公家大衣的人的出现，对我们这个远离大道、坐落在山脚下的小小村落来说，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起初，人们断言说，他在军队里当过军官，因此，他将在村里当村长。可是后来发现他根本不是什么军官，而是那个塔什坦别克的儿子，塔什坦别克是在许多年前闹饥荒的时候从村里跑到了铁路上，后来就杳无音讯了。而他，塔什坦别克的儿子玖依申，好象是派到这儿来开办学校，教孩子们念书的。
在那些年月里，象“学校”啦、“学习”啦这些字眼全都是新名词，人们也不大了解它们的涵义。有的人相信各种各样的传闻，有的人认为这全是娘儿们的胡诌，如果不是很快就召集人们去开大会，说不定他们早就忘记学校这回事了。我叔叔就唠叨了半天：“这又是什么会，随便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开会，人家都甭干活啦！”不过后来他还是给自己的马套上马鞍，象每一个尊重自己的男人一样，骑着马参加大会去了。我和邻家的孩子们也跟在他后面跑去。
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跑上通常用来召开群众大会的小山岗时，那个穿着黑呢军大衣、脸色有些苍白的小伙子已经在一大堆走来的和骑马来的人们面前讲开了。我们听不清他的话，就往前靠拢了些，就在这时，一个穿破皮袄的老头儿，仿佛突然清醒过来似的，连忙打断了他的话：
“喂，小伙子，”他结结巴巴地说，“从前，孩子们都是请阿訇来教的，而你父亲我们都知道，是个跟我们一样的穷光蛋。你说说，你什么时候变成了阿訇的？”
“我不是阿訇，老人家，我是共青团员。”玖依申连忙答道，“如今教孩子们念书的是老师，不是阿訇。我在军队里学过几天文化，在这以前也上过几天学。我就是一个这样的阿訇。”
“哦，这事……”
“好样儿的！”传来了赞许的声音。
“是这样，共青团派我来教你们的孩子们念书。可是要念书咱们就得有个地方。我想把学校设在山岗上那个旧马房里，当然还得请你们多多帮助。你们对这有什么意见，乡亲们？”
人们犹豫不决，仿佛一个个都在心里盘算着：这个外来的人到底要干些什么？后来，抬杠专家萨狄姆库勒——他由于自己顽固不化而被人取了这么个绰号——终于打破了沉默。他早就用胳膊肘支在鞍头上，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了，并不时透过牙缝，吐出几口唾沫。
“等一等，小伙子，”萨狄姆库勒眯缝着眼睛，仿佛在瞄准什么东西似的，喃喃地说，“你最好说说，为什么我们要办学校？”
“什么叫为什么？”玖依申有些张惶失措了。
“说得对！”人群中有人附和道。
霎时间，人群骚动起来、喧哗起来了。
“自古以来，我们就靠劳动过日子，靠大月锄吃饭。我们的子孙也将这么过下去，他们学文化做什么呢。当官的才要文化呐，可我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别来作弄我们的脑瓜子啦！”
人声渐渐沉寂下来。
“难道你们反对自己的孩子念书吗？”被这意外的质问弄得狼狈不堪的玖依申，目不转睛地望着周围的人们，问道。
“要是我们反对，莫非你要强迫吗？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如今是自由的人民啦，爱怎么过，就怎么过！”
玖依申脸上失去了血色，他用颤抖的指头扯掉大衣上的小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迭成四折的公文，匆忙地展开这张纸，把它高高地举在头上：
“这么说，你们是反对写着孩子应受教育、盖着苏维埃政权的印章的这份公文喽？可是，是谁给了你们土地，给了你们水，给了你们自由的？说吧，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谁？回答吧！”
他如此响亮、如此愤怒地喊出了“回答吧”这几个字，这喊声仿佛一颗子弹，划破了温馨的秋天的静谧；仿佛一声枪声在山岩间震响，回荡出短促的回音。谁也没说一句话。人们低垂着头，默默不语。
“我们穷人，”玖依申轻声说道，“过去受了一辈子的践踏和凌辱。我们生活在黑暗里。今天，苏维埃政权想让我们看见光明，让我们学读书，学写字。为了这，就得教孩子们念书……”
玖依申有所期待地打住了话头。这时，那个穿破皮袄、问玖依申什么时候变成了阿訇的人用一种和解的口气嘟囔道：
“行啊，要是你愿教，那就教吧。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不反对法律。”
“不过，我得请你们帮个忙。我们得把山岗上那个破马房修理修理，得在小河上架一座桥，学校还需要柴禾……”
“你等着吧，骑士，你未免太机灵了！”顽固不化的萨狄姆库勒截断了玖依申的话头。
他透过齿缝，吐了口唾沫，仿佛瞄准什么似的，重新眯起眼睛。
“你对全村大声嚷嚷着：‘我要办学校！’可瞧瞧你自己吧——既没穿皮袄，也没骑马，地里头连巴掌大的一块耕地都没有，院子里也没有一匹牲口！你究竟打算怎么过日子呢，我的亲人儿！难道说你打算把别人的牲口偷走……只不过我们这儿没有牲口，而那些有牲口的又跑到山里去啦。”
玖依申本想回他几句尖刻话，但他抑止住了自己，轻声说道：
“我好歹总能过下去的。我会有薪金的。”
“啊，早就应该这样了！”萨狄姆库勒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地在马鞍上伸直了身子。“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你，骑士，自己干自己的活儿，教孩子们念书，领自己的薪金吧。国库里有的是钱。至于我们，那就让我们安静安静吧，谢天谢地，我们自己的活儿还多得干不完呐……”
萨狄姆库勒一边说着，一边转过马头，回家去了。别的人也跟在他背后溜了。只剩下玖依申站在那儿，手中捏着那张公文。可怜他现在连自己应该上哪儿去都不知道了……
我开始可怜起玖依申来。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直到我叔叔走过我身边，朝我喊道：
“你这个长毛丫头，张口瞪眼地在这儿干吗，还不快滚回去！”我拔脚就去追那些孩子们。“唉，他们好跟来开会，你偏跟他们学！”
第二天，我们这群小姑娘到河边去汲水的当儿，在那儿碰到了玖依申。他手里拿着铲子、大月锄、斧头和一只旧桶，徒步涉到对岸。
打这天起，每天早晨，玖依申那穿着黑呢军大衣的孤独的身影，就踏上通往山岗的那座没人要的破马房的小径。直到傍晚时分，玖依申才走下山岗，朝村子走去。我们经常看见他背着一大捆树枝或稻草。人们远远地一发现他，就站起身来，用手遮在眼睛上，吃惊地交谈起来：
“喂，那个背着一大捆东西的人是玖依申老师吗？”
“是他。”
“唉，可怜的人。看来，老师这个差事做起来也不容易啊。”
“可你以为怎么样。背得多重，简直象老爷家的长工了。”
“可你听他讲讲，多便当！”
“哼，这是因为他手里有一张盖着印的公文：力量就在这张公文上。”
有一次，我们背着满满的几袋干牛粪回来，这是我们通常在村子上边的山脚下拾来的，顺路拐到学校去了一趟：我们很想看看老师在那儿做些什么。这个破粘土棚过去是个大牧主的马房。冬天，地主把在阴雨天生马驹子的牝马放在这儿。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以后，地主逃到别的地方去了，马房就这么留了下来。谁也不上这儿来，周围长满了牛蒡和刺丛。可是现在，连根铲掉的杂草摆在一边，垒成一垛一垛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坍塌了的、被雨水淋坏了的墙壁，已经用粘土重新抹过，而那扇歪斜的、干裂的、永远在一个合叶里晃荡的门，如今已经修好，并且稳稳地装好了。
我们把粪袋放在地上，打算歇息一会儿，这时，浑身泥污的玖依申从门里走了出来。他看见我们，吃了一惊，随即温和地一笑，擦去了脸上的汗珠。
“姑娘们，你们从哪儿来？”
我们坐在地上的粪袋旁边，惶惑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玖依申明白我们是害羞，不好意思说话，就鼓励地向我们递了个眼色：
“这些口袋比你们自己还大哩！孩子们，你们来看看这儿，这太好了，要知道，你们将来就要在这儿学习。而你们的学校，可以说，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我刚在屋角里装了个炉子样的玩艺儿，还安了截烟囱，直通到屋顶上，你们瞧！现在只剩下准备过冬的柴禾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周围的树枝多得很。咱们只消在地板上多铺点稻草，就可以开学了。喂，怎么样，你们愿学习吗，愿到学校里来吗？”
我比我那些女伴们大一些，因此，我拿定主意回答道：
“要是婶子放我，我一定来。”我说。
“怎么会不放呢，当然会放的。你叫什么名字？”
“阿尔狄娜依，”我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掌遮住从裙边上的一个窟窿里露出来的膝头。
“阿尔狄娜依——这名字很好。”他微微一笑，这微笑这么亲切，让你心里感到温暖。“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没有作声，我不喜欢人家可怜我。
“她是个孤儿，住在叔叔家。”女伴们偷偷地告诉了他。
“那就这样吧，阿尔狄娜依，”玖依申又对我微微一笑，“你把别的孩子们也带来上学，好吗？还有你们，姑娘们，也要来。”
“好吧，叔叔。”
“你们就叫我老师好啦。想看看学校吗？进来吧，别怕。”
“不去了，我们要走啦，该回家啦。”我们不好意思起来。
“那好，回去吧。往后来上学的时候再瞧瞧吧。现在趁天没黑，我还要去拾一趟树枝。”
玖依申拿了一根绳子，一把镰刀，就到旷野里去了。我们也站起身来，把粪袋背在背上，快步朝村子走去。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
“等一下，姑娘们，”我朝女伴们大声喊道，“咱们把这些干粪块都倒在学校里吧，这样，学校里过冬的燃料就会多一点。”
“那叫我们空着手回家去吗？嗨，你可真聪明！”
“那我们再回去捡点。”
“不行，那就太晚啦，家里要骂的。”
于是，姑娘们不再等我，急急忙忙地回家去了。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是什么力量驱使着我在那天拿定主意做了这件事。不知是因为那些女孩子不听我的话，我有些见怪她们，因而决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因为从小小的年纪起，我的意志、我的愿望就在粗鲁的人们的呵斥和拳打脚踢下被埋葬了，因而我忽然想用某种行动来报答一下这位实际并不相识的人，为了他那温暖了我的心灵的微笑；为了他对我表示的小小信任；为了他那些亲切的话语。我清楚地知道，而且确信，我今天的命运，我整个儿充满了欢乐又充满了痛苦的生活，正是从那一天，从那一袋干牛粪开始的。我这样说，是因为在那一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毫不犹豫、毫无畏惧地决定了并且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当女伴们离开我以后，我跑回玖依申小学，把袋里的粪块倒在门后，立刻拚命奔下山岗，沿着谷地和山沟重新拾粪去了。
我漫无目标地奔跑着，仿佛精力过于旺盛而无处发泄，我的心在胸腔里跳跃得如此欢腾，仿佛我建树了一桩最最伟大的功勋。太阳仿佛也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幸福。是的，我相信太阳知道为什么我跑得如此矫健，如此自由。因为我做了一件小小的好事。
太阳已经逐渐往山后沉落下去，但我觉得，它在缓缓地拖延时间，不愿隐没，它想把我看个够。它装饰了我的道路：在我脚下展开了一片沐浴在深红、粉红和淡紫三色中的微呈枯萎的秋天的土地。干枯的芨芨草的花序好象闪烁的火花在周围飞舞。太阳火一般地照射在我那件打满补丁的短棉袄的镀银钮扣上。我仍旧一个劲地往前跑，心里暗暗地在向大地、向天空、向秋风欢呼：“瞧瞧我吧！瞧我多么自豪啊！我要学习啦，我要去上学，而且还要带别人一块儿去！……”
我不知我这样跑了多久，不过后来我忽然想起：应该拾粪啦。事情偏又这么奇怪：整个夏天，有多少牲口在这儿蹓跶啊，在这儿，每走一步，都会发现不少干粪块儿，可是现在，它们仿佛被大地吞噬了似的，难以找到了。也许，只是因为我没有去找？我从这里跑到那里，跑得越远，找得越少。当时我想，天黑以前我准来不及拾满粪袋了，于是我吓得要死，在芨芨草丛里匆匆地走来走去，勉勉强强拾了半袋。此时，落日已经西沉，谷地里很快就黑暗下来。
我从来还没有在这么晚的时候一个人在旷野里呆过。夜的黑色的羽翼悬挂在杳无人烟、万籁俱寂的丘陵上空。由于恐惧，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把粪袋往肩上一搭，拔脚就往村里跑。我怕得要命，甚至想大喊起来，大哭起来。可是，多么奇怪，一个无意识的念头止住了我：要是玖依申老师看见我这么软弱，他会说什么呢？于是，我一面严禁自己再回头多看一眼，一面硬撑着没有哭喊出来，就好象老师真的在我后面从旁看着我似的。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里，浑身是汗，满身污泥。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跨过门槛。坐在火旁的婶子站直身子威胁地迎着我走来。她是个又凶狠又粗野的女人。
“你这是钻到哪儿去啦？”她走到我跟前，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她就从我肩上抢过粪袋，把它摔在一边。“这就是你一整天拾的粪吗？”
原来，我那些女伴向她搬弄了许多是非。
“唉，你这个黑毛小畜生，是什么东西把你支使到学校去的？你为什么不死在那儿，不死在那个学校里！”婶子一把揪住我的耳朵，用力捶我的头。“唉，你这个没爹没娘的小坏蛋！狼崽子永远变不了狗。别人的孩子都把东西往家送，可你——倒往外拿。我叫你去看学校，只要你敢走近一步，我就敲断你的腿。你给我好好记住这个学校……”
起初，我不作声，我只是极力忍住叫喊。可是后来，当我照管炉火的时候，我无声地、悄悄地哭了，一面轻轻地抚摸着我们那只大灰猫。顺便说一句，这只猫什么都知道，每当我哭的时候，它就跑到我膝头上来。我哭不是因为婶子打我——这些我早就习惯了——我哭是因为我明白：婶子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去上学……
这事之后过了两天，一大清早，村里的狗就不安地汪汪吠叫起来，传来了扰攘的人声。原来，这是玖依申在挨家挨户召集孩子们上学。当时还没有街道，我们那一栋栋窗户窄小、不透光线的灰色小土房，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村子各处，每个人都住在自己认为应当住的那个地方。玖依申和一群闹嚷嚷的小孩从这个院落走到那个院落。
我们家就在村子边上。我和婶子正好在用木钵碾稷子米，我叔叔正把埋在板棚旁边一个大坑里的小麦刨出来，打算运到市场上去当种子卖。而我们，活象两个槌工，轮流用沉甸甸的槌子敲打着。不过，我还是来得及偷偷地溜一眼老师走远了没有。我怕他不上我们家来。虽然我明明知道我婶子不会让我去上学，但我仍然希望玖依申上这儿来，哪怕是来看看我怎样生活也好。因此，我在心里暗暗地祈求老师，可别还没上我们家就转回去。
“您好，女主人，愿真主帮助你们！要是真主没来帮忙，那我们这一群来帮忙好啦，您瞧瞧，我们有多少！”玖依申开玩笑地和婶婶问过好，自己身后跟着一群未来的学生。
她嗯了一声作为回答，而我叔叔在坑里连头都没抬一下。
这并没有窘住玖依申。他煞有介事地坐在院子当中的一截木头上，拿出铅笔和纸：
“今天我们学校要开始正式上课了。你们的女儿多大啦？”
婶子一句话也没回答，恶狠狠地把槌子扔在研钵里。她好象不打算谈下去。我心里忽然紧缩起来：这一下怎么办呢？玖依申望了我一眼并且微微一笑。正象那次一样；令我感到无限温暖。
“阿尔狄娜依，你多大啦？”他问。
我没敢回答。
“你干吗要知道，难道你是检察官不成！”婶子勃然大怒，嚷起来，“她不去上学。象她这种孤儿没有上学的份儿，那些有爹有娘的还没上哩。你把他们吆喝到一起，赶到学校去吧，这儿可没你的事。”
玖依申跳了起来：
“您想想，您这是说的什么话！难道她是个孤儿也有错吗？再不，就是有这种法律，说孤儿不准上学？”
“我不管你的什么法律不法律，我有我自己的法律，你也别来指教我！”
“我们的法律只有一种。如果你不要这个女孩，那我们要她，苏维埃政权要她。要是你想反对我们，那我们就得给你点儿教训！”
“哟，从哪儿跑来这么个当官的呀！”婶子两手叉腰，威吓地吼道，“依你说，谁应该使唤她呢？是我供给她吃，供给她喝，还是你这个流浪汉的儿子，你这个流浪汉呢？！”
如果这时，我那赤膊露背的叔叔不从坑里出来，谁也不知道，这一切该怎么了结。他看到老婆多管闲事，完全忘记了家里还有个丈夫，还有个一家之主，不禁冒起火来。他为这毫不留情地揍了她一顿。看来，这一次，他的确火了。
“好啊，死婆娘，”他一面恶狠狠地骂着，一面从坑里爬出来，“打什么时候起你成了一家之主的？打什么时候起你发号施令起来啦？少废话，多干活儿。而你，塔什坦别克的儿子，把她带走，愿教她就教她，愿烤她就烤她吧。好啦，走开吧！”
“好啊，原来是这样，她倒可以成天在学校里游游荡荡，可家里呢，家里的活儿谁来做呢？全让我一个干吗？”婶子开始号叫起来。
可是叔叔大声喝住了她：
“我说了算——算！”
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就这样，我命中注定了第一次去上学。
从这天起，每天早晨，玖依申都挨家挨户地来喊我们。
当我们第一次来到学校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坐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给每人发了一个小本子、一支铅笔和一块小木板。
“大家把小木板放在膝头上垫着写字，这样比较方便些。”玖依申解释道。
随后，他指了指贴在墙上的一个俄罗斯人的照片。
“这是列宁！”他说。
我一辈子都记得这张照片。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再也没见过这张照片，我暗暗把照片上这个人称作“玖依申式的人”。照片上的列宁穿着一套有点儿肥大的制服，面容清癯，满脸胡子。他那只受伤的手吊在绷带里，一双亲切的眼睛，从扣到后脑勺上的制帽底下十分安详地望着前方。那柔和、温存的目光好象在对我们说：“孩子们，要是你们知道等待着你们的是怎样美好的未来，那该多好！”在那静静的时刻，我仿佛觉得，事实上他的确是在思考着我们的未来。
根据各方面看来，玖依申早就保存了这张用普通宣传画纸印就的照片——照片上到处是折痕，边缘已经磨破。可是，除了这张照片之外，学校的四堵墙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孩子们，我教你们读书，教你们数数，教你们怎样写字母，怎样写数目字。”玖依申说道，“我知道多少，就教你们多少……”
的确如此，他把他所知道的都教给了我们，在教的时候表现了惊人的耐心。他伏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示范给他们看，应该怎样拿笔，随后，就极其生动地给我们解释那些不懂的单词。
此刻我想到这件事，禁不住万分惊奇：这个识字不多的小伙子，自己读音节的时候还感到吃力，手边一本教科书也没有，甚至一本最普通的初级识字读本都没有，他怎敢担当起这样一桩真正伟大的事业！这些孩子们的祖宗三代都不识字，教他们念书难道是闹着玩的吗？自然，玖依申对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没有丝毫概念。更确切些说，他压根儿没想到有这些东西。
玖依申尽他所能，尽他所会地教着我们，他把他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教给了我们。我深信，他的真诚正直，他干起活来的冲天干劲没有白费。
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建树了丰功伟业。是的，这的确称得上丰功伟业。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些除了村子这个小天地外，哪儿也没去过的吉尔吉斯的孩子们，忽然在学校里——如果可以这样称呼那个到处是裂缝的粘土房，打那些裂缝里往往可以看见白雪皑皑的山巅——看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先前从未听说过、从未看见过的崭新的世界。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有个莫斯科城，那儿住着列宁。这个城市比阿乌里艾阿塔，甚至比塔什干还要大好多倍，才知道世界上有海，大极了大极了，就跟塔拉斯盆地那么大；海上航行着一艘艘象山那么庞大的船只。我们也知道了从市场上运来的煤油是从地底下开采出来的。因此，那时我们就已确信，只要人民的生活富裕一些，我们的学校就会设在一所有大窗子的白色的大楼房里，学生们将会坐在桌子后面学习。
我们刚刚学了几个基本字母，还不会写“妈妈”、“爸爸”，就在纸上描出了“列宁”的字样。我们的政治词典是由这样一些概念组成的：如“大牧主”、“雇农”、“苏维埃”。一年以后，玖依申答应教我们写“革命”这个词。
我们一面听着玖依申讲，一面想象着跟他一起在战场上和白军战斗。他谈到列宁的时候特别激动，好象他亲眼见过似的。他讲的那些故事，照我今天的理解，其中有许多是民间编来歌颂伟大领袖的传说，但是对于我们，对于玖依申的学生，这一切都是如此真实，真实得就跟牛奶是白的一样。
有一次，我们开门见山地问：
“老师，您和列宁握过手问过好吗？”
当时，我们的老师沮丧地摇了摇头：
“没有，孩子们，我从来没有见过列宁。”
他负疚地叹了口气，在我们面前感到很不自在。
每到月末，玖依申就到乡里去办自己的事情。他步行到那儿，过两三天再回来。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是多么想念他啊。即便我有个亲哥哥，我大概也不会如此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象等待玖依申那样。为了不让婶子发觉，我经常偷偷地跑到后院，久久地痴望着草原和大路：什么时候才出现背着背囊的老师哟！什么时候才看得见他那温暖心灵的笑容哟！什么时候才听得到他那传授知识的话语哟！
在玖依申的学生中我的年纪最大。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比别人都学得好些，虽然我觉得并不单单因为这一点。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个字母，对我来说都是神圣的。因此，对我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弄懂玖依申老师教的东西更重要的事了。我把他发给我的练习本珍惜地保存起来，因此，我用镰刀尖在地上、用煤块在炉子上、用树枝在雪地上和落满浮尘的路上描画字母，学写单词。而且，对我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玖依申更有学问、更聪明的人了。
冬天临近了。
初雪飘落以前，我们是徒步涉过一条在山岗下喧闹的、布满石子的小河而来到学校里的。可是后来，涉过这条小河却成为难以忍受的痛苦的事——冰冷的河水冻坏了脚。年纪小的孩子们特别受不了，他们甚至流出了眼泪。这时，玖依申只得抱着他们涉过小河。他背上背一个，手中抱一个，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把所有的学生都抱过河去。
此刻，当我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当时正是这样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不知是由于无知呢，还是由于轻率，人们都嘲笑玖依申。特别是那些在山里过冬、只是到这儿来磨面粉的有钱人嘲笑得厉害。有好几次，他们和我们一齐走过浅滩旁边，一个个戴着有护耳的红狐皮帽，穿着华丽的羊皮袄，骑着膘肥体壮的大烈马，耀武扬威地走过我们身边，用眼睛瞪着玖依申。其中一个人推了推走在前面的伙伴，嘲笑地说：
“瞧，背上背一个，手中抱一个！”
于是，另一个一面吆喝着打着响鼻的马，一面补充说：
“唉，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先前竟不知道该讨个这样的人来做小老婆！”
接着，他们故意往我们身上溅满水滴和马蹄底下飞迸起来的污泥，就哈哈大笑着扬长而去。
当时，我多么想去追赶这群愚昧的人，抓住衔铁旁边的马缰绳，对准他们好挖苦人的嘴脸大声喊道：“不许这样嘲弄我们的老师！你们这群蠢货，这群坏蛋！”
但是，谁会理会一个唯命是从的小姑娘的怒吼呢？我只好把屈辱的热泪吞进肚里，可玖依申却好象根本没有觉察到这种凌辱，好象压根儿就没听到这样的话。而且，他还想出一个什么笑话或者说几句俏皮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忘记了一切烦恼。
无论玖依申怎样想尽办法，都没有弄到几根搭条小桥的木料。有一天，我们从学校出来，并把孩子们送过河，我便和玖依申留在岸边。我们决定用石块和草根土铺条小路，以免踩湿了脚。
如果公平地评判一下，那么只消我们村的人集合起来，往急流里架上两三棵树干，瞧吧——给小学生上学的桥就搭成了。可事情却不如此。在那些日子里，老百姓由于自己的愚昧无知，认为学习没什么意思。至于玖依申，他们最多不过把他看成一个因为无事可做而成天和孩子们瞎混的怪人。乐意啦——就教教，不乐意——就把他们撵回家去。他们自己骑在马上，用不着涉水过河。当然，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老乡毕竟应该仔细想想，这个既不比别人差、也不比别人笨的年轻小伙子为了什么，他究竟为了什么要忍受着各种艰难和困苦，忍受着各种讥笑和凌辱而来教导他们的孩子，而且还表现得如此非凡的顽强，如此超人的坚韧呢？
我们在急流中铺石头的那天，地上已经落了一层雪，河水冷彻骨髓，冻得透不过气来。我简直无法想象玖依申是怎么忍受的，何况他是打着赤脚毫不停歇地搬呀铺呀。我在河里艰难地迈着步子，河底仿佛布满了烧得通红的煤块。当我走到河中央的时候，我的腿肚子忽然使劲地抽搐了一下。我既不能喊叫，也不能伸直身子，就开始慢慢地倒进水里。玖依申立刻扔掉石头，跳到我跟前，抱起了我，把我带到岸边，让我坐在他的大衣上。他一会儿搓搓我那发青的、麻木了的双脚，一会儿把我那冻僵了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一会儿又把它们放到嘴边，不停地哈着气，好让它们暖和过来。
“别去了，阿尔狄娜依，就坐在这儿暖和暖和吧。”他喃喃地说，“我自己对付得了……”
石头通道最后终于铺好了，这时，玖依申一面穿着靴子，一面望着头发蓬乱、冻得直打哆嗦的我，微微一笑：
“喂，怎么样，小助手，暖和过来了吗？把大衣披在身上吧，这就对啦！”他沉吟了一会儿，问道：“阿尔狄娜依，上次是你留下一袋干粪块在学校里的吗？”
“嗯。”我答道。
他用嘴角微微一笑，仿佛对自己说似的：“我正是这样想的！”
我记得，那时我的双颊火烧火燎的：这么说，老师知道而且没有忘记这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我感到幸福，仿佛上了七重天，而玖依申也理解我的快乐。
“我的明净的小河啊，”他一边说，一边温柔地抚摸着我。“你的天资好极了……唉，要是我能送你到大城市去学习该多好。你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啊！”
玖依申急遽地向岸边迈了一步。
如今，他当年那副站在喧闹的布满石子的河边，双手盘在脑后，用那对高瞻远瞩的明亮的眼睛凝视着被风赶往山头的白云的形象，依然呈现在我的眼前。
他那时在想什么？也许，是沉醉在送我到大城市去学习的幻想里？而我当时却裹在玖依申的大衣里，心想：“要是老师是我的亲哥哥该多好！要是我能扑进他的怀里，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眯缝起眼睛，在他耳边喃喃地诉说一些世界上最最动人的话语，那该多好！天哪，让他做我的哥哥吧！”
我们当时都那么热爱自己的老师，大概是因为他懂人情，又善良，对我们的未来怀着美好的理想。虽然我们是孩子，但我认为我们当时都懂得这一点。我们每天走这么远的路，爬这么陡峭的山岗，被风呛得喘不过气来，经常被埋进雪堆里，是什么东西强迫我们这样做吗？是我们自己去学校的。谁也没有赶我们去。谁也没有强迫我们坐在这间冰冷的草棚里挨冻，在这里，人们呼出来的气立刻在脸上、手上和衣服上凝结成一层白霜。我们只允许自己轮流在火炉边取取暖，其余的人仍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听着玖依申讲课。
在一个这样寒冷的日子里——我现在还记得，是一月末梢——玖依申挨家挨户地走了一圈，把我们召集拢来，跟往常一样，领着我们到学校去。他一声不响地走着，样子非常严肃，紧蹙着鹫翼一般的双眉，面孔仿佛是用黑色的锻铁铸成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老师有这样的神情。我们望着他，也不敢出气：我们感觉出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了。
往常，每当路上碰到大雪堆的时候，玖依申总是亲自开辟出一条通路，我跟在他后面，其余的人则跟在我后面。而这一次，山脚旁一夜功夫堆了许多积雪，而玖依申却径自往前走去。有时候，你光看一个人的背脊，就能立刻洞察他的心情怎样，他心里的感受如何。当时就是这样，非常明显地看出，我们的老师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他低垂着头，困难地拖着脚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黑白交替出现的悲惨景象：我们一个跟着一个朝山岗慢慢走去，玖依申的背脊在黑色的军大衣下伛偻着，在他上面的悬崖陡壁上，无数白皑皑的雪堆，象骆驼的峰脊似的拱着腰，再往上一点，一片孤独的乌云在混沌的白色天幕上泛着黑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