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传来火车头的呜呜声，回声震荡了山谷，隐约闪现出火车的灯光。车站上的人群开始蠕动起来。
“好吧，你就要走了。”玖依申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祝你幸福，阿尔狄娜依！最主要的是学习，学习……”
我一句话也回答不出，眼泪窒息了我。
“别哭，阿尔狄娜依，”玖依申替我擦掉眼泪，忽然说：“至于我和你种的那两棵小白杨，我会把它们侍候大的。当你长大回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长得多么雄伟，多么挺拔。”
这时，列车缓缓地进站了。车厢咣啷咣啷地震响着，慢慢地停了下来。
“好啦，咱们来告别吧！”玖依申抱住我，紧紧地吻着我的额头。“祝你健康，祝你一路平安，再见了，亲爱的……别害怕，勇敢些。”
我跳上踏板，回过头来，从肩膀上望去。我永远不能忘记玖依申的那副样子，他站在那儿，手上缠着绷带，用一双泪水迷离的眼睛痴痴地望着我，后来，他往前倾着身子，好象要摸一摸我，但就在这时，火车开动了。
“再见，阿尔狄娜依！再见，我的小星星！”
“再见，老师！再见，我亲爱的老师！”
玖依申跟在车厢旁边跑着，后来他停下了，最后他猛地往前冲了几步，大声喊道：
“阿尔狄——娜——依！”
他拚命地喊啊喊啊，仿佛忘记了告诉我什么极其重要的话语，后来才想起来，虽然明明知道已经晚了……直到现在，这发自心灵深处的喊声还萦绕在我的耳边……
列车穿过隧道，开上一条直路，加快了速度，载着我越过哈萨克草原的广袤平原，走向新的生活……
再见了，老师；再见了，我的第一个学校；再见了，童年；再见了，我的没对任何人吐露过的初恋……
是的，我正是在玖依申曾经幻想过的大城市里学习，在他曾经讲述过的有大窗户的大学校里学习。后来，我念完了工农速成中学，又被送到莫斯科——进了大学。
在这漫长的学习年代里我经受了多少艰难困苦啊，多少次我陷入绝望中，觉得我实在没法通晓这深奥难解的科学，但每一次在最沉重的时刻，我都默默地履行了我对我第一个老师许下的诺言，不许自己畏缩。别人立刻就领会了的东西，我要花费巨大的劳动才能理解。因为我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当我还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的时候，我曾经给老师写过一封信，向他吐露了衷情，说我爱他并且等待着他。他没有回信。从此，我们的通信就中断了。我想，他断绝了我们之间的通信是因为他不愿妨碍我学习。也许，他做得对……但也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当时我忍受了多少熬煎，思量了又思量……
在莫斯科我答辩了我的第一篇学位论文。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机会重返故里。而战争却爆发了。那年深秋，我们从莫斯科疏散到伏龙芝去，我在我的老师和我告别的那个车站下了车。我的运气很好：立刻找到了一辆顺路的马车，它要经过我们村到国营农场去。
啊，亲爱的故乡啊，我不得不在对我们说来是如此严峻的战争年代来访问你！当我看到这发生了巨变的山乡时——到处林立的新村，连片深翻的田地，新修的道路和桥梁——我多么高兴哪！可是战争却给这次会见罩上了阴影。
快进村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从远处仔细端详着那一条条新修的陌生的街道，一幢幢新盖的楼房和花园，后来，我看了盖着我们那个小学的小山岗一眼，不禁屏住了呼吸——山岗上并排立着两棵高大的白杨树，在风中来回地摇摆着。我第一次呼唤着我一生都称之为“老师”的那个人的名字。
“玖依申！”我低声呼唤道，“玖依申，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没有忘记，这就是说，你想到了……它们多么象你啊！……”
赶车的小伙子看见我脸上有泪水，不禁担忧起来：
“您怎么啦？”
“嗯，没什么。你知道这个农庄的什么人么？”
“当然知道。全是自己人。”
“那你知道玖依申吗？就是那个当过老师的？”
“玖依申吗？他参军了呀。我亲自用这辆车把他送到军事委员部去的。”
在村口，我请小伙子止住马，下了车。下车后我陷入了沉思。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刻，要我挨家挨户地去寻找熟人，探问他们，您还记得我不，说，我是你们的老乡，我没有这个决心。而玖依申已经参了军。此外还有：我发过誓永远不到我婶子和叔叔住的地方去。当然，可以原谅人们的许多不是，但我认为，象他们那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是任何人都不会饶恕的。因此，我离开了进村的大道，朝小山岗上的白杨树走去。
唉，白杨树啊白杨树！打你们还是一株稚嫩的青灰色的小树苗儿起到现在，流逝了多少河水啊！那栽培你们和养育你们的人曾梦想过的一切，曾预言过的一切，都实现了。你们为什么这么悲切地喧嚣，你们有什么苦恼？也许是你们在抱怨冬天就要降临，寒风会刮落你们的叶儿？也许是人民的苦难和悲哀在你们的枝桠间逍遥？
是的，冬天还会来，寒冷会降临，还有严酷的暴风雪，但春天也要来到……
我伫立山岗，久久地谛听着深秋落叶的萧萧声。树根旁边的沟渠不久前有人刚清理过，地上还保留着月锄深翻过的、几乎还是新鲜的痕迹。沟里的水清澈透明，微微泛着涟漪，水面漂浮着片片枯黄的杨树叶子。
从山岗上可以看到新学校的染过色的屋顶，而我们那个学校已经无踪无影了。
后来，我朝归路走去，搭上一辆顺路的马车，就回车站去了。
爆发了战争，后来胜利来到了。人民苦尽甘来：孩子们背着爸爸的军用挂包去上学；男人们回来参加了劳动，兵士的妻子们哭坏了眼睛，默默地顺应了自己的寡妇命运。也有人还在坚贞地等待着自己的亲人。本来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马上回家的。
我也不知道玖依申的情况怎样。我那些进城来玩的老乡们说，他失踪了。村苏维埃曾经接到过那么一份通知书。
“说不定牺牲了。”他们喃喃地说，“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可他却音讯杳无。”
“那么说，我的老师不会回来了。”有时候我想，“从我们在车站上告别的那永世难忘的一天起，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了……”
有时我回忆起过去，竟没料想到，我心里原来积蓄了那么多的痛苦。
四六年暮秋，我到托木斯克大学去讲学。我是第一次上西伯利亚去。在这秋末冬初的时刻，西伯利亚严寒而又阴森。古老的森林象一堵堵黑墙掠过窗外，小树林间闪过黑魆魆的树梢，烟囱里冒出一缕缕白色的炊烟。冰冻的田野落满了初雪，竖起羽毛的寒鸦在雪原上空盘旋。天空暗淡无光。
但我在车厢却很快活。我同车厢的一位旅伴——从前上过前线，如今是位拄着拐杖的残废军人，他讲了许多军人生活的趣事和笑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为他那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而惊倒。在这些天真的杜撰和无害的玩笑中常常感觉到真正的真理。他非常讨同车人的喜欢。后来，我们的列车在诺沃西比斯克附近的一个小会让站逗留了一分钟。我站在窗旁，眺望着会让站，同时被我那位旅伴的惊人妙语逗得格格直笑。
列车缓缓地开动了，渐渐加快了速度：窗外掠过车站上那间孤零零的小屋。当列车开上岔道时，我惊异得跳离了窗口，但随即又重新扑向窗子。他在那儿，玖依申！他站在岗棚旁，手中拿着一杆小旗。我不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停车！”我朝整个车厢大声喊道，接着就朝出口扑去，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紧急制动阀，于是，我就用力把它从铅封上扳了下来。
车厢登时互相撞击起来，列车猛然刹住，接着又猛然往后一退。行李架上的东西噼里啪啦掉将下来，杯盘碗碟滚得一地。孩子和妇女大声哭叫起来。有人失声喊道：
“有人卧轨了！”
而我已经奔到踏板上，我没有看清车下的土地，就跳了下去，仿佛跳入万丈深渊。接着，我仍然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明白地朝扳道员的小屋跑去，朝玖依申跑去。身后响起了乘务员的警笛声，旅客们从车厢里纷纷跳下，朝我追来。
我顺着列车一气不停地跑着，而玖依申已经朝我跑来。
“玖依申，老师！”我一边喊，一边朝他扑去。
扳道员吃惊地停住了脚步，莫名其妙地望着我的眼睛。这是他，是玖依申，是他的脸，他的眼睛，只不过他先前没留小胡子，再就是稍微老了一些。
“您怎么啦，小姊妹，怎么啦？”他用哈萨克语深表同情地问道。“您大概认错人了，我是扳道员扎加金，我的名字叫别依涅乌。”
“别依涅乌？”
我不知道我怎样来得及闭上了嘴巴，才没有因为悲哀、痛苦和羞耻而大声喊叫出来。我干的是什么事呀？我用手捂住脸，垂下了头。为什么我脚下的土地不爆裂开来？我应该向扳道员道歉！请求旅客原谅，可我却象块石头似的呆在那儿，默默无语。追随我来的旅客们不知为什么也保持着缄默。我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指责和斥骂。但是大伙却一言不发。在这可怕的寂静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呜咽声：
“不幸的姑娘，她以为是丈夫或者兄弟，原来不是。看错了。”
人们开始蠕动起来。
“真会有这种事，”有人低声说。
“什么事不会有呢，在战争时期我们什么没有忍受过呢？……”一个嗓音嘶哑的女人的声音答道。
扳道员把我的手从脸上拉下，说：
“走吧，我送你回车厢去，冷得很哪。”
他挽着我的胳膊，有一位军官从另一面也挽起我的胳膊。
“走吧，女公民，我们都了解你。”他说。
人们让开了道路，我仿佛被他们带了去埋葬。我们缓缓地走在前头，其余的人都走在我们后面。迎面走来的旅客也默默地加入了后面的人群。不知是谁往我肩上搭了一条鸭绒披巾。我那位同车厢的旅伴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在我的旁边。他稍稍赶上前一步，看了看我的脸。他本是个快活乐观、谈笑风生、善良温厚、英勇无畏的人，不知为什么此刻却摘了帽子，低头走着，看样子好象在哭。我也在哭。在这沿着列车前进的死寂的行列中，在电线间呼啸怒吼的风声中，我听到了送葬的哀乐。“不，我永远也见不着他了。”
列车长在车厢旁边止住了我们。他大声喊叫着什么，用指头威吓着我，说什么要控告我，要罚我的款。但我什么也没回答。我对一切都无所谓。他塞给我一本议事簿，要我签字。但我连拿铅笔的力气都没有。
这时，我那位同车厢的旅伴从他手中夺过议事簿，拄着拐杖朝他逼进一步，对着他的脸大声喝道：
“让她安静一会儿！我签，是我扳的制动阀。我负责！……”
误了点的列车沿着西伯利亚的原野，沿着俄罗斯固有的边疆疾驰而去。我的旅伴弹起吉他，夜半悲音，如泣如诉。而我，在自己的心中，带走了象俄罗斯寡妇的深沉的歌声一样的过去战争的哀伤的余音。
流年似水。往事不堪回首。未来的大小事物不断地召唤着人们。我很晚才结婚。不过我碰到了一个好人。我们有了孩子，有了家，过得非常和睦。我现在是哲学博士，经常出差，到过许多国家……就是没回过咱们村。这当然有原因，而且原因很多，但我不打算替自己辩护。我和自己的乡亲们断绝了联系，这是不好的，是不可饶恕的。不过，我的命运已经这样注定了。我并没有忘记过去，不，我不会忘记这个，我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和它疏远了。
山中常有这样的清泉，当新修的公路穿过山谷时，通往它们的小路就被遗忘了，拐到那儿去喝水的旅客越来越少，山泉也逐渐长满薄荷与黑莓，最后，从旁就完全看不出它们来子。在炎热的日子里，很少有人想起这样的山泉而从大道上拐到那儿去饮水解渴。往后有人来了，他找到这块荒芜之地，拨开芦丛杂草，不禁低声赞叹不已，并为这平静深邃、纯净清凉、长久无人扰浑的泉水惊倒。他在水中看见了自己，看见了太阳，看见了天空，看见了山岳……那人认为，不知道这样一个美妙的所在简直是罪过，应该把这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告诉同志们。他这样想了又忘了，直到下次旧地重游的时候。
生活里有时也是这样。大概，正因为如此才叫做生活。
在我回村以后不久，我忆起了这样的山泉。
你当然难以理解我当时为什么这样突然地离开库尔库列乌村。难道不能把我此刻告诉你的这些在那儿当场告诉乡亲们？不能。我当时的心绪十分缭乱。我是那样惭愧，我为自己感到羞耻。因此，我决定立刻离开。我明白我没有脸去见玖依申，没有脸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我必须使自己冷静下来，清理清理思想，在路上好好考虑一下我不仅想告诉乡亲们，而且想告诉别的许多人的那些话。
我感到不安的还因为不该我受到这种种敬重，在新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不该我坐在荣誉席上。这权利首先应当属于咱村的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共产党员——老玖依申。可结果恰恰相反。我们倒坐在宴席旁，而这位难能可贵的好人却东奔西走地传递信件，赶着在开学典礼之前把该校前几期毕业生的贺电及时送到。
要知道这种事绝非仅有。我看到过不止一次。因此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什么时候丧失了真正地尊重一个普通人——象列宁尊重他那样——的品德的？……谢天榭地，我们如今谈起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用不着弄虚作假，口是心非了。我们也能在这方面靠拢列宁一些，这很好。
青年们不知道玖依申那时是个什么样的老师。老一代的人许多都不在了。玖依申的不少学生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他们称得上是真正的苏维埃战士。我应该把玖依申老师的事迹告诉给青年们。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都会这样做。但我不在村里，对玖依申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随着时间的消逝，他的形影对我来说，仿佛成了保藏在博物馆僻静角落里的一件珍贵的遗物。
我还会来看望自己的老师的，我要回答他，请求他的饶恕。
从莫斯科回去时，我要回库尔库列乌一趟，建议那儿的乡亲们管这所新修的寄宿学校叫“玖依申中学”。是的，就以这位普通的农庄庄员，今天的邮递员的名字来命名。我希望您，作为一位同乡，能支持我的建议。我请求您这样做。
此刻，在莫斯科正是午夜两点。我站在旅馆的凉台上，眺望着灯火点点、辽阔无边的莫斯科夜景，想象着我回到村里，见着老师并亲吻他花白胡须的种种情形……
我敞开窗户，一股清新的气流涌进屋里。在晴朗的浅蓝色的薄暮中，我仔细端详着我刚刚开始动笔的一幅画的草稿。草稿很多，我从头开始过许多次。但谈到完整的画面目前还早。我还没有找到主要的东西……我在黎明前的静谧中徘徊徜徉，左思右想。每次都这样。每次我都深信，我的画还只是一个构思。
不管怎么说，我要和你们谈谈我这幅尚未完成的作品。我要和你们商量商量。你们当然猜到，我这幅画是献给我们村的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共产党员——老玖依申的。
但我还不能设想我的画笔是否能描绘得出这充满了斗争的复杂生活，这种种的遭遇和人的激情。我该怎么做才能把这只满满的杯子端到你们，我的同时代人的面前，而不至于抛洒？我该怎么做才能使我的构思不仅让你们了解，而且成为我们共同的创作？
我不能不画这幅画，但我又是多么焦虑，多么担忧啊，有时候我觉得我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这时我就想：为什么命运要让我来拿这支画笔呢！多么痛苦的生活啊！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浑身是劲，连山都可以翻个个儿。这时我又想：好好地观察吧，研究吧，选择吧。就画玖依申和阿尔狄娜依种的白杨树吧。就是在你的童年使你享受了多少美妙的瞬间的那两棵白杨——虽然你当时不知道它们的历史。画一个打着赤脚、晒得黑黑的男孩，他爬得高高的，坐在一根白杨树枝上，用一双迷惑的眼睛凝望着神秘莫测的远方。
或者画一幅叫《第一位老师》的画。也许就画那一刹那：玖依申抱着孩子们涉水过河，而那些戴着有护耳的红狐皮帽的愚人，却骑着膘肥体壮的大烈马从旁走过，并且嘲笑他……
要不就画老师送阿尔狄娜依到城里学习去的那一瞬。还记得他最后一次是怎么叫喊的吗？画这么一幅画，让它象阿尔狄娜依至今还听得见的玖依申的喊声那样，在每个人的心中引起共鸣。
这是我在这样对自己说。我对自己说过许许多多，但并不全都有结果。就是此刻我也还不知道我要画一幅什么样的画。不过我坚信一点：我一定会找到。
白祖芸 译
跟儿子会面
老人乔尔东回家来神色有些不对。不知是为什么事心慌意乱，惊恐不安呢，还是相反，为什么事沮丧和忧伤——总之，妻子立刻就猜到了：他准保出了什么事。而当她探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时，她简直惊讶得不知所措。他竟然想出这种怪主意，让头脑清醒的人看来简直就是怪诞、荒唐，不管你怎么说，反正这决不是个有健全判断能力的人应有的举动。
老人有个儿子，二十几年前在前线牺牲了。他死的时候年纪很轻，除了乔尔东本人，别人大概准都不会记得他了。老两口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就连乔尔东本人也从来不曾谈起过他。可现在老人忽然决定要到战前儿子教过书的地方去找他。
“我总觉得他还活着，他现在仿佛还在那里。那地方总让我惦记着，我很想见到他，”他说。
妻子吃惊地看看他，起初，她还想讥笑他，“你这是怎么啦？该不是老糊涂了吧？”但她及时克制住了。就他讲这番话的神态，就他两眼那朴实而又平静的神色，就他那种自信、实在的声调，她明白他说这番话是十分认真的，当然，头脑也是很清醒的。这会儿她想，不管他这些愿望多么荒唐，你要是象对待孩子一样去阻止他，不让这位生着一张饱经风霜的、棕褐色的面孔，蓄着一把白胡子，一双疲惫的、象两条干鱼一样的大手平摆在两膝上的老人去，那将是一种罪过。她对他产生了怜悯之情，但总还是觉得他这种胡思乱想是荒唐的。
“既然这样，你早为什么不去呢？”她小心翼翼地探问道。
“我也不知道，”乔尔东叹了一口气答道。“可现在惦记起来了。趁我还活着，应该去一趟，心里总在这样悄悄提醒着我。明天天一亮我就动身。”
“你看着办，这是你的事。”
她原想，老头子还会改变主意的。其实，他干吗非得去那里不可？现在到那个遥远的，陌生的村子里去，他能找得到什么，看得见什么呢？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乔尔东根本没打算改变主意。
山脚下的这个村子里家家户户早已入睡，所有的窗子都黑了，只有乔尔东家不时地亮起灯光。老人简直坐卧不安，一夜起来好几次，披上衣服来到院里，每次都要到马厩去给马续上半捆干草。而且续的还不是平常的干草，而是头茬割来的那些秸叶饱满的上等的苜蓿。这都是他早在夏天就摊在棚顶上晒干，仔细捆好贮存起来的。要是在别的时候，他哪会这么大方，不到封冻季节他是决不让动用干草的。牛也好，马也好，都得赶到村后去，让它们在空荡荡的菜园里，在已经割过的草地上，在秋天的野菜地和收割完的庄稼地里找吃的。可现在他什么也不吝惜了，他甚至还装了满满一马褡子燕麦，准备带着路上喂马。
他就这样折腾了一宿，闹得他老婆也没睡好。为了不妨碍老头子忙活自己的事，她就假装睡着了。每当老头子从屋里出去，她就不禁深深叹一口气。想劝阻他是没有用的。她现在本可以对他说，“你再好生想想，你要到哪儿去？去干什么？难道你真的成了小孩子？人家会笑话你的！”但她一声没吭。她怕老头子说她：“你要是他的亲妈，你就不会这样阻拦我。”她不愿听到这样的话。是的，她没有见过他儿子，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乔尔东的老伴儿十几年前死了，她是他的填房。她本来就觉得很不自在，譬如说，老头子有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她们都住在城里婆婆家，不知为什么从来也不回娘家，要不是乔尔东进城偶尔还去看看她们，——当然，也难得去上一次——那他们之间就没有任何来往了。这使她在丈夫面前常感到蒙受了不应有的委屈。乔尔东很少提到这两个女儿，她也尽量不去打听。作为继母，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回避一些为好——这样清静些。大概也就是出于这种原因，她对老头子这种突如其来的胡思乱想才采取了顺从和克制的态度。后来一琢磨也就想通了：“这可能是一个人的心病。与其这样，还是让他真的去一趟好，了却了心愿，心情也就会平静下来，内心的苦楚兴许会减轻一些……”
天刚蒙蒙亮，乔尔东就起来了。他去备好马，然后回来穿上自己那件新绗的棉袄，从墙上摘下马鞭，在昏暗中俯身向躺在床上的妻子悄声说：
“纳西普坎，我走了，你别担心，我明天晚上就回来。你听见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呀，嗯？你要知道，他是我的儿子。虽说我什么都明白，但我总是惦记着到那里去看看。我心里憋得难受，你要理解我……”
妻子默默地从床上欠起身来，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老头儿戴的是什么帽子，就数落起他来：
“你也该看看自己的帽子，满是补丁。你这不是去打柴禾，是去串门子。”说着就摸索着打开床头上的箱子，找到丈夫藏在里边的那顶羊羔皮帽子递给他，“给，戴上。戴顶破帽子，有多寒碜。”
乔尔东换上帽子，就向门口走去。
“等等，”她叫住他。“把窗台上那包吃的带上，装在马褡子里。晚上在路上会饿的。”
乔尔东本想说声“谢谢”，但没说出口，对老婆说“谢谢”，他觉得不习惯。
村子还在沉睡着。乔尔东怕惊动了村里的狗，便骑马绕道走了村后的一条街，出了寨墙，才拐向一条通往山里的小路。
昨天，乔尔东就是用这匹枣红马，套了一驾干裂了的破旧双轮马车，拉了一车柴禾，沿着这条路回家的。需要储备点过冬的烧柴。
他在“小山坳”的山口处打了些枯叶杂草装在车上，自己坐在前辕上，两脚紧紧蹬着车杆，慢悠悠地赶着大车，还不时地在车上打个盹儿。车轮在坑坑洼注的路面上发出熟悉的辘辘声，车身吱轧作响。天气又宁静，又暖和。
每到入秋时节总有这么一段时间，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凉爽。在此之前，天气仿佛为了表示跟炎夏告别，一连几天显得分外晴朗，清爽。这时，从小山岗上放眼望去，四周的景色一览无余：平川地里的村落一片郁郁葱葱，到处是透着阳光的花园和一幢幢白色墙壁的房屋，烟草种植场上烟叶已经干枯发黄，一台台拖拉机正在秋耕，银光闪耀的飞机腾空而起，远方地平线上，城市上空笼罩着一片灰蓝色的雾霭。在这一片广阔天地的上空，一群黑色的鸟儿正在轻捷地、不声不响地象波浪一样翻飞。
乔尔东认识：这是燕子。一清早，当他经过村后的时候，就常看到燕子成群地落在电线上。它们排成长长的一溜，面对面，不声不响地停憩在电线上，看上去，全都是一色乳白的胸脯，一色花纹的小脑袋，一色的象漂亮的佩剑一样反剪在背后的尾巴。它们安然栖息在那里，偶尔相互悄悄地呢喃几声。它们仿佛是在等候共同约定的时刻，准备同时起飞出发。在这大群燕子中间，仿佛有着某种庄严的，以其严格精神和完美无瑕吸引着人们的东西。“这可不是那些叽叽喳喳的麻雀，”乔尔东看着燕子不无自豪地想到。
可是他眼看着这些燕子就要飞走了。它们在空中盘旋着，跟它们曾经度过了整个夏天的地方告别——结成黑压压的一大群，在空中默默地、疾速地穿飞着，乌亮的羽毛在阳光下不时变化着颜色。
乔尔东久久地注视着翻飞的燕群，它们在秋天空旷的花园上空最后又飞绕了一大圈，喧闹了一阵，打乱了一下阵容，随后又重新集结起来，迅速地向大草原的方向飞去。燕群在空中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隐没在蓝色的苍穹之中，就象消失在辽阔空间远处的一首歌的余音一样，向无人知晓的远方飞去了。早晨还可以见到它们，还可以欣赏它们，还能听到它们的软语呢喃。于是，一种莫名的、甜蜜的思念之情象一股醉人的波潮涌上了心头，泪水模糊了老人的眼睛，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他依然在仰望着长空，不知所以地叹息着，仿佛永远失去了某种最亲切的东西。要是还年轻，要是还能唱支送别的歌儿，那该多好啊！
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乔尔东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有人骑着一匹轻捷的骏马顺着山坡上来了，乔尔东没有立刻认出他来。这人原来就是邻村的一个老汉——萨帕拉雷。他们彼此不大熟，只是在婚丧酒宴或欢庆节日的活动中见过面，打过招呼，而连这点交情也早已淡忘了。看样子，萨帕拉雷是要上哪儿去作客。他身穿一件新绒布上衣，脚蹬一双尖头新靴子，头上戴着一顶毛茸茸的狐皮帽子，手里拿着红花椒木把的马鞭子。
“老铁匠，你在这里想什么呀？”萨帕拉雷勒住马，大声地、彬彬有礼地搭讪道。
不错，乔尔东以前是当过铁匠。
“燕子要飞走了，”乔尔东很难为情地说了一句。
“什么？燕子？燕子在哪儿？”
“已经飞走了。”
“飞走就飞走呗。你在运柴禾？”
“是啊，准备点过冬的烧柴。你这是要去哪儿？”
萨帕拉雷红润的、显得很年轻的、蓄着黑胡子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微笑。
“看儿子去。我儿子在山下阿克萨依国营农场里当场长。”说着，举起马鞭向那个方向指了指。
“听说过阿克萨依，听说过，”乔尔东点点头。
“我现在就是到那里去。儿子捎信来说：‘让父亲来住上三两天’。别看他们在那里当官儿，少了我们老头子还不行。孙子要结婚了。我得去帮助筹划一下婚礼，照习惯，客人一定少不了，我还想为他们组织一次赛马。”
萨帕拉雷滔滔不绝地讲起儿子的国营农场的事来，说今年羊毛大幅度增产，牧民得了很多奖金，大家对自己的场长很满意，据说，好象要给他儿子申请奖励呢。
这一切都好，但乔尔东现在想的却是另外的事：他突然感到一种忧伤：这种忧伤长年被压抑在心灵深处，终生不许它流露，但它却情不自禁地活生生地存在着。当他看到燕子飞去的时候，这种忧伤就带着极度的苦楚从心底迸发了出来。此刻，它就象一团烈火，重新在他胸中熊熊燃烧起来。这是对儿子的思念，是对早已离开人世的儿子的思念。因为他儿子也在阿克萨依附近工作过，也曾请父亲到他那里去住一段。乔尔东并没想到他要说什么，但却象说梦话似的、下意识地打断了萨帕拉雷的话：
“我的儿子也请我去来着。”
“你儿子也在那里吗？”
“是的，”乔尔东吓得身上一阵发冷，低声说。
“可我还不知道呢，”萨帕拉雷老实巴交地耸了耸肩膀。“噢，这很好。不管他在哪儿，都祝愿他健康。再见了！”萨帕拉雷说着就策马走了。
他刚走，乔尔东就猛醒过来。在一片深邃莫测的空旷寂静之中，突然象有一种雷霆般的巨响震撼着他：“我都说了些什么呀？撒谎，我说的不是真话！为什么要这样呢？……”
乔尔东跳到路上去追赶萨帕拉雷。
“等一等，等一等，萨帕拉雷！”他一边喊着一边向他跑去，他要向他道歉，要向他说实话。
萨帕拉雷掉转了马头。
“怎么，你怎么啦？”他吃惊地问道。
乔尔东赶上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他本想向他把话讲清楚，可就在这时，那股无法抗拒的阻力又涌上心头：他总是把儿子当作一个活人来怀念。要是从他嘴里说出他的儿子还活着，那么别人也就会认为他儿子真的活着了。这一切都使乔尔东不敢道出真情。他不能再一次就此埋葬了他。他不会允许从自己嘴里说出儿子已经去世，已经在战争中阵亡的话。他巴不得让儿子多活些时候，哪怕多活几分钟也好。以后再说明真相也不迟……
“你有烟吗？没有烟抽真难受，请给一点，”乔尔东说。
“噢，瞧你这慌里慌张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萨帕拉雷松了一口气，伸手到口袋里去掏烟。“伸手接着。我可知道上了烟瘾的那种难受劲儿。”说着从一个小玻璃瓶里往乔尔东手里倒了一撮烟末。“你的手为什么发抖，老铁匠？上年纪了。”
“是啊，战时我抡过铁锤，再说，已经这把子年纪了，”乔尔东回答说。“原谅我，耽误你赶路了。”
“这没什么。好，我走了。”
“一路平安，”乔尔东说。
现在不便再耽搁人家了。萨帕拉雷急急忙忙一走，乔尔东反感到高兴了：这下他省得再去谈儿子的事了。
萨帕拉雷走远以后，乔尔东站在路上又沉思了一阵，然后张开手掌，把烟末撒到地上，便转身朝他的马车走去。
他耷拉着脑袋踽踽地走着。“我胡扯些什么呀！我真是疯了！”他嘟哝着，然后在路中间停下来，若有所思地环视着四周，久久地眺望着辽阔草原上空高高的天际，凝视着鸟群飞去的方向，自言自语地说：“不，我有儿子，有，他还活着。”随后，他突然用嘶哑的声音痛苦地喊道：“我有儿子，有的，我也是去找我儿子的，我一定会见到他的，一定会见到他的！”接着又沉默了。
回村的路上，乔尔东一直在说服自己，不该这么难过，过去的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想到那个村子去的愿望，却象一团火在胸中燃烧。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团火在他心灵深处已经隐隐燃烧了很多很多年了。他经常想，而且有时是怀着一种陶醉的心情想：要是到那里去一趟，去看看儿子参军前最后一段时间呆过的那些地方该有多好。这次跟萨帕拉雷的相遇，正好成了一个导火线。眼下在乔尔东的意识中，儿子已经以一种非人的意志所能遏制的力量复活了。时序向前推移。前后的岁月交错在一起，向往的事实现了，幻想变成了现实。他想象着：譬如，他马上就要来到那个村子，他如何跟他的儿子会面，见面的时候谈些什么。他儿子必定喜出望外地说：“爸爸，你总算来了！”说着朝他走过来。
“我来了，我的好孩子，你好啊！你还没有变样，可你看，我可老了。”
“不，爸爸，你还不算老，只是时间过去很久了。为什么这么久不来呢？多少年了，至少有二十年了吧。难道你不想我吗？”
“怎么能不想呢！我一生都在思念，你要原谅我让你等了这么久，我一直没来得了。你知道，你母亲去世了……我们把她安葬了。你在战争中牺牲之后，她就一病不起。今天我来向你表示一下我衷心地追念，来拜望一下曾和你共同生活过的乡亲们。来看看这块土地、这片群山，看看你呼吸过的空气和你饮用过的水。我们又见面了，我的儿子，你看什么，还不快陪我去看看你的学校，看看村子，过去你曾讲过那么多……”
乔尔东竭力回想了好半天，可就是想不起苏尔坦寄住过的那家猎户的名字了。他只知道那是个好人，儿子很喜欢他；现在他该快近七十了。他还活着还是已经去世了呢？他过去常常捎信让乔尔东去作客，然后，带上金鹫一起去打猎。那只金鹫还好吗？鹰可是长寿的啊。
猎户仿佛也有个儿子。那孩子一年级的时候是苏尔坦的学生，到二年级的时候，战争就爆发了。他大概已经有家室了。猎人的妻子是个贤惠的女人。但她非常劳累，不管是农庄里还是家里的活儿，都得靠她。她求苏尔坦把两只猎狗带回家送给他父亲，因为给一大群狗煮食她实在受不了。有一次，苏尔坦照办了，他牵回来一只腰间带黄斑点的白毛猎犬。嗬，那是一只多么漂亮的猎犬啊！只有在“大雪山区”一带才有这么标致的猎犬，跑起来象雨燕一般快。全靠它们把野羊赶到围猎圈里去。可是，一天早晨，苏尔坦还是把猎狗带回来了，他说：“主人会心疼死的。最好还是我来帮着煮狗食吧。”后来，这条只有神话里才有的猎狗就一直跟在他自行车后边奔跑着。乔尔东也很舍不得离开它，但他知道，对于一个猎人来说，猎狗可是最要紧的，而他自己又离不开这个打铁房。眼下这些大森林的猎犬是绝迹了呢，还是依旧在追猎狐狸呢？
想到这里，乔尔东又找到一条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的，他应当到这个猎户家去一趟，如果他已经去世，就到他墓前凭吊一下；如果还活着，就和他握握手，感谢他对儿子的关照之恩。
唯独有一件事乔尔东是不允许自己想的。每当这件事涌上心头，他就立刻找些其他事把这个思想压下去：比如想想今年冬天土豆和干草的价钱如何，什么时候宰羊最合适，小母羊是留下来还是卖掉……
他尽量不去想这件事，因为过去对这件事翻来复去想得太多了。不仅是在多少个不眠之夜里，多年来在打铁房里，这些思绪也常和铁一起在炉里被熔炼着，在铁砧上被铁锤敲打着，被浸到水里淬炼着。他私下早就得出结论：他是否真有道理？只有真主才能作出公断……如果他到另一个世界能见到儿子，他要向他说明事情的原委……但他不会去请求儿子的宽恕，决不。甚至后来，当他住在城里的两个女儿当面向他说了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时，乔尔东也不后悔，他只是沉默……
就因为发生了那桩可怕的事，她们至今还不饶恕他。这事就发生在去火车站送苏尔坦上前线的那一天。
一九四一年十月，有人突然跑到打铁房来告诉乔尔东说：快，快回家，你儿子来跟你告别了。乔尔东腰上还系着那条烧得尽是窟窿、熏得黑糊糊的铁匠围裙就急忙跑回家去，耳旁还一直响着丁当的打铁声。他急煎煎地在街上走着，心里还将信将疑：他觉得他还小，该不至于应召入伍吧。但看来这是真的，苏尔坦是借了不知谁的一匹马赶回来探望一下母亲的病的。她已经病了半年，总不见好。他要求父亲到车站去送送他。他们既没有好好说几句话，也没来得及好好道别，那年头儿就是那样的。有多少不尽之言，有多少难以表白的隐忧呀！再说，也未见得有谁能倾诉出当时积压在人民心灵深处的一切……
乔尔东是骑他那匹溜蹄马进城的，他一口气赶了三十来公里，差点没把马累死在路上。一到车站，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熙来攘往的人流和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嚣。这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情景没有啊！车帮上挂着红布条幅的卡车、四轮马车，满载柴草的牛车，卸了套和没卸套的马匹，铁路上来往机车的汽笛嘶鸣，以及列车在轨道上发出的隆隆声。淹没在这片喧嚣之中的，是来自大小村庄和城镇的人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有娃娃……
乔尔东加快了步伐。他把马匆忙拴在首先碰到的一辆大车上，就忙着找他的儿子去了。他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不断向人们打听。人们告诉他，应征入伍的新兵都在车站旁边的公园里，他们正在那里集结编队，不准解散，很快就要出发了。他找到公园，看到公园栅栏里边正在整队、喊口令、点名。乔尔东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呢？况且又有几棵大树正挡着他，他看不见队伍中的人。忽然，他听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人喊：“爸爸，爸爸，到这儿来！”两个女儿正在向他招手。她们站在公园门口。乔尔东挤到她俩跟前，看到儿子正站在栅栏里边的队伍里。这时，儿子也看到了父亲，向他招了招手，微微一笑。他笑得很拘谨，很不自然。他心疼起儿子来。他还完全是个嘴上无毛的孩子，别看他个头儿跟别人差不多，但从肩膀，外貌来看，还是一个孩子。他又长高了，以后还会长的。乔尔东能想象得出儿子会象他一样，将来一定也是个结实、健壮的男子汉。再过两三年，他就是个英俊洒脱的小伙子了。
后来，每当乔尔东想起儿子时，他总竭力想弄清楚，儿子身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使他对儿子不仅怀着爱，——爱是每个做父母的都会的——而且还怀着一种敬意。他从儿子很小的时候起就敬重他，认为他懂事，愿跟他平起平坐，尽管他有时也淘气。但为什么会这样，乔尔东总不明白。特别是在儿子当了教师以后，乔尔东对他更是倍加尊敬，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尽管他回家来有时忘记摘掉红领巾，因为他是学校里的少先队辅导员。小伙子性子急，好发脾气，但乔尔东认为，青年人的性格会慢慢变得稳重的。对一个人不能多加干涉，不要絮絮叨叨地教训他。乔尔东认为，到时候他自己会选择生活道路的。这可能就是他和两个女儿经常拌嘴的原因。她们俩，大姑娘泽依涅什和小姑娘萨利卡，都在城里上学，出嫁以后就在城里落了户。她们把苏尔坦接到城里，他在那里师范学校毕了业，并且已经当了一年的教师了。
乔尔东终于挤到了女儿跟前，可不知为什么她俩又把他从人群里拽了出来。她们浑身汗淋淋的，压低嗓门，恶狠狠地咒骂弟弟，骂他出风头，不懂事，傻瓜蛋。四周到处人山人海，姐妹俩又着急又上火，就干脆在广场上挤挤闹闹的人群中和父亲展开了一场这样的谈话：
“你的儿子是自愿报名去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乔尔东有点摸不着头脑。“怎么？”
“是这样，我们给区里，给军事委员部都打过电话，原来是他自己死乞白赖地要求去的，他递了申请书，要求去打仗，你明白吗？”
“问题是他还太年轻，你懂吗？”
“这么说，他是认为应当这样做。”
“还应当？”两个女儿都抢着冲父亲嚷嚷起来。“你怎么不明白呢，爸爸！我们的男人都去了，这还不够啊。还不知他们能不能回来呢。家里就剩了我们几个，够可以的了，他是咱们家最后一个男的了，现在他又争着要上前线。”
“到那里还不是也象一只小鸡雏那样去送死？！这可不比他当个少先队辅导员。”
“爸，你干吗不说话？”
“让我怎么说呢？我有什么办法？”
“你马上去找他，我们求人家放你进去，你去说说他，不能让他这么干。现在还来得及，快去劝劝他。”
“让他改变主意吧！要参军，以后也还有的是机会。只有你劝他才会听。”
“不，等等，”乔尔东嘟哝了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乱哄哄的时候，要想跟两个女儿讲清道理，说明不能强求一个人这样做，那是很困难的。他说了话怎么好不算话呢？他怎么好有脸去见和他并排站在一个队伍里的那些人呢？现在他们会怎样看待他？以后他又将如何看待自己呢？
“不好这样吧！他会感到可耻的。”乔尔东说。
“这有什么可耻的？”
“这关谁的事？谁知道他？天哪！谁非得去了解他不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