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小景》
作者：[西班牙]阿索林
译者：徐霞村/戴望舒
内容简介：
1898年，西班牙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惨败，年轻的一代开始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先是经历了激进主义，清算封建残余；后又转向民族主义，追寻“西班牙的灵魂”。阿索林的作品主要是用清淡而简洁的语言，描绘西班牙的风物画和人物画，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疏淡中略带忧郁，落笔不多，却耐人寻味。本书汇编迄今能收集到的所有戴译阿索林小品，包括从《古今》、《风雨谈》等就报刊中钩沉的轶文，让隐没多年的佳作以完整的面貌重新问...
重印前言
这本小书是现代西班牙著名散文家阿索林的散文集《西班牙》的汉译本。
在现代西班牙文坛上，阿索林属于“九八年代”派。一八九八年，老大帝国西班牙被新兴的美帝国主义一举战败，国势一落千丈。本世纪初，面对着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一些西班牙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起来提出各种主张，企图挽救气息奄奄的祖国。尽管他们的年龄、观点、性格、志趣和生活道路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都在探索着如何使西班牙获得新生。这就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即所谓“九八年代”派。
在社会、政治问题上，这个团体的成员最初都认为西班牙应当清除浓厚的中世纪残余，变成法国或比利时那样的现代欧洲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欧化”。他们研究和介绍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各式各样的文化思想、艺术派别，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从尼采哲学到超现实主义，这些对当时西班牙年轻的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九八年代”派的成员们在政治思想上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范畴，这就便他们不可能彻底清算西班牙的封建残余，进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到了后来，他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原来否定了的西班牙的一切，重新加以肯定，空谈什么“西班牙的灵魂”之类的东西。这种倾向，在每个“九八年代”派的文化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九八年代”派在文学上的代表人物，除了阿索林之外，还有哲学家兼小说家米格尔·德·乌纳木诺（1864－1937），小说家伐叶－英格朗（1866－1936），小说家毕奥·巴罗哈（1872－1956）和诗人安东尼奥·马恰多（1875－ 1939）。
这些“九八年代”的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强调文体的改革。在他们看来，十八九世纪的西班牙文学语言的大病是浮夸，是娇揉造作，是充满了陈词滥调，缺乏表现力。因此，每一位“九八年代”派作家，都努力发展自己的特有的文字风格。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如巴罗哈，所创造出来的文体有时显得干巴巴的，枯燥难读，但他们这种共同努力的成绩还是可观的，那就是，为二十世纪的西班牙文学语言闯出了新的路子，使西班牙文学面目一新。
在这方面，阿索林的成就尤为突出。
阿索林是霍赛·马蒂内斯·路伊斯（Jose' Martines Ruis）的笔名。他于一八七四年生于西班牙的莫诺伐城，一九六七年卒于马德里。他写过小说，也是文艺批评家，但他的最重要的文学遗产是他那几本薄薄的散文集。在他的散文里，他善于用细致而清晰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幅旧日西班牙的风物画和人物画，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情趣盎然，为小品文的上乘。关于阿索林的散文的其他优点，这里不准备详细论述，留待读者自己体会。
阿索林的散文集，有《小村》，《唐·吉诃德之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西班牙的一小时》等。
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时，已故诗人戴望舒同志从国外买到《西班牙》的法文译本，译者是法国的西班牙文学专家乔·比勒蒙。当时承望舒不弃，邀我同他合译。译好之后，我们考虑到《西班牙》这个书名有点像地理书籍，出版商可能不大愿意接受，便用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篇《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作为书名，于一九三○年出版。这次重版，除对原来的译文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订外，又将书名改为《西班牙小景》，以求尽可能接近原名。
徐霞村
一九八一年八月
1.一个西班牙的城
城是建筑在山腰上，一条小河流过山脚。城区很大，其中大部分是麦田和橄榄园；人们在小河的水磨坊里磨麦，油是在老旧而粗笨①的螺旋榨床中榨出来的。
①“笨”，原作“苯”。
城里的道路都是狭窄而弯曲的；有几条路有方形柱和老旧的柱头所架成的牌坊。有几条路名叫：保姆胡同，忧愁胡同，皮袋匠胡同，硝皮胡同，老学院胡同，举荐胡同，败门胡同，面包和炭胡同，老面包店胡同，胭脂胡同，修士胡同，童农胡同。
运货车夫，马车夫，小贩都住在三个古老的客栈里：安东·加拉图客栈，灵魂客栈，月亮客栈，其中以第一家生意最好；在它的唯一的露台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干草，燕麦，水，一应俱全。”
城里有四个教堂：老教堂，新教堂，圣菲利坡教堂，绿山谛阿戈教堂。圣菲利坡教堂因为失修，已不开放了，老教堂只剩下几座内墙，屋顶已经塌陷了，野草从墙上生出来。绿山谛阿戈教堂是一座十六世纪的莪特式的美丽的建筑物，它有一个沉静的小院，铺砌着大石板，院内有一口雕栏的井。新教堂是古典式的，海莱拉式的，它是严肃而冷峻的。此外在城里还有三个小教堂：冈地里柯的基督堂，巴时的圣母堂，圣洛克堂。在那俯瞰着全城的山顶上，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是很触目的，你可以从一条栽着柏树的路到那里去，做歇脚处用的小教堂都已半颓败了。你还可以数出两个尼庵来：②培那第奈思庵和加美里代思庵。
②此处的冒号，原作分号。
地方上工业很少，在河边你可以看到两个老硝皮厂；还有三个肥皂厂。从前，这里所织造的布是很多的，这种重要的工业，现在只剩了两家手工作坊了；其中的一家是一个年老的织工开的，他不大工作，另外的一家每星期也只做两天的工，而且是在上午。在一千八百六十年，城里有三家阔人家：约翰·曼多若家、加里洛家和爱斯基佛莱思家。约翰·曼多若到马德里去了，在那里不久便在贫困中死去；加里洛开始酗酒，结果是家产荡然无存了；爱斯基佛莱思家的两弟兄都是因赌博而倾家荡产的。这几家的田地产业大部分都进入那些骡子商贩之手。这些骡子商贩都是异乡人，把骡子赊账卖给农夫，得到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利钱而发财的。
城里的绅士都聚集在一个设备不完全的总会里。那总会有一个火炉，几盏冒烟的煤油灯和几张大理石的桌子。在那里，人们谈着政治和收成，而在九点半或十点钟的时候，看门人便熄了煤油灯回家去了。城里有十四个没有毕业的中学生，四位医生和十二位律师。这些律师中，只有六个有生意；在他们递给审判官的呈文上，他们刻苦地互相诽谤着；有机会他们便挑起从前的事情，唆使可怜的人们打官司，叫这些可怜的人们害怕而拿出些钱来。在五月里，人们庆祝着绿山谛阿戈祭。在城里有一个“垂死的人的基督教会”；当一个教友死了的时侯，教会里的司事便沿路摇着铃喊着“富拉诺·德·达尔在某时入土！”
在这个地方夏天是很热的，而冬天却很长很寒冷。绅士们是不相往来的，住宅的门户老是关着，路上走过的人很少；冬天天气好的日子，你可以看见密密的一群邻人，蜷缩在他们的棕色的外套和大衣中，在广场上晒太阳。天永远是青色的。地方上什么事也没有。在沉寂中你可以听见铁匠打铁的声音和鸡啼声，如果在城的边远处或是在附近的乡间出了一件可怕的、前所未闻的案子，家家户户都会长期地谈论着它。
城里最著名的人物是：华甘员外，贝里哥·安东纽和“小东西”。华甘员外是拘谨而和气的，他读过劳伦特的《人类史》，他曾经和里弗洛是好朋友，他说他有一个在五年内复兴西班牙的完全的计划。贝里哥·安东纽是被招魂术和催眠术所弄糊涂了的，他的衣袋里老是有几本书和稿子，他固执地要他的朋友们去读几段。
“小东西”是一般人所注意的人物，他是快乐而谐谑的，他的长处在节目和宴会上表现出来，他知道许多故事，又会说笑话，凡是人们游玩的地方他都去，绅士们带他到他们所组织的狩猎会里去。
到了狂欢节的时候，有些人戴着面具，穿着古怪的衣服，肩上背着一把旧扫帚在街上游行。农民很穷，在城里每星期只杀三四头羊。在地方的历史中，最可纪念最重要的大事是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因饥荒而起的民众的闹事，人们烧了裁判所和县署的文件。可怕而发怒的农民，带着他们的大镰刀和锄头满街跑着。
（望舒）
2.一个劳动者的生活
我要用很少的几行来写一个可怜的人的故事。这个可怜的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名字。有的人称呼他的时候说：“那个人”，有的人说：“那家伙”，又有的人则亲热地叫他“大叔”。可是，这个可怜的人并不是谁的“叔叔”，至于“那个人”，这世上是有很多的；而至于“那家伙”呢，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说是“那家伙”。这一切都可以使读者知道，这个可怜的人什么都不是，他无声无臭，他死了也没有人轻视他①，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①“他死了也没有人轻视他”：原文如此，不知什么意思。
现在让我们看他的住所吧。这人住在乡间。他的家离城很远。他的房子是十分小，十分简陋。它有四面土墙，一张床，几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两个做饭的案子。房子后面有一个小院子。这在过惯了安逸生活的读者们也许觉得冷清，不舒服，凄惨；但是这位可怜的人却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他只是漠然地活着，也不想有别的东西。
这位可怜的人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他在日出以前起来，日落两三小时后睡觉。在这段时间里，他到田里去，他劳动，他掘地，他修树，他锄草，他松土，他粪地，他拔麦子②，他收获，他打麦子，他种葡萄和橄榄。他耕种他自己所有的两三片地。他不能磨橄榄来取油，因为他没有磨。他不能榨葡萄，因为他没有榨床。他把他的橄榄和葡萄卖给那些投机商，“按照他们愿给的价”。这位可怜的人的饮食是很清淡的：他只是吃蔬菜，吃番薯，吃乡下做的面包，吃葱，吃蒜，一年顶多吃两三次肉；一把核桃或杏仁对于他就是最美的盛肴。在工作之余，这可怜的人便同一个和他一样可怜的人谈谈话，同时手里都编着筐子。他所谈的事都是很平凡的：他讲到天气，讲到雨，讲到风，讲到霜，讲到霰。有时他也想起他年轻时候的遭遇，一件不关紧要时事。这位可怜的人只对于很少的事物有知识：他能从云的形状测出落雨不落雨；他大略地知道这块地或那块地能出多少粮食，以及一对骡子一天能耕多少地；他可以看出一只羊是不是有病；他认识田里和山中所有的草和所有的植物：野薄荷，山萝卜，熏衣草，马若兰草。罗马兰草，甘菊，丹参，尤斯加姆草，野油菜；他可以从鸟的落羽，从鸟的飞法，从鸟的叫声辨出乡间所有的鸟：鸳鸯，鹌鹁，小鸥，百灵，啄木鸟，鹊，红雀，白画眉，守林官。他的政治观念是很模糊的，很不清楚的，他有时听人讲到那些当官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做什么事。他的道德观念只是：不加恶于人，尽力工作。
②“他拔麦子”：原文如此，不知为什么要把麦子拔出来。
有时，他收成不好，或是一匹骡子死了，或是他家里一个人病了，或是他没有钱纳税。这位可怜的人既不悲叹也不咒骂，他说：“呃！我们怎么办呢？上帝有数，上帝会解救我们脱离困难。”这位可怜的人微笑了，安命了，他取出他那装着粗烟叶的小袋，做了一个烟卷，抱着两臂，开始抽烟。
这位可怜的人已经老了。他的女人也是一个瘦小的老妇人。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死于古巴的战争，还有一个，是运输工人，也死了，被轧死在两辆货车中间。第三个，是一个女孩，非常和气，有一天，她和她的未婚夫跑到首都去，从此便没有人再见过她。这位可怜的人，有时，当他想起这一切时，便发出一声叹息，但是不久他便又高兴起来，又微笑起来，照例叫道：“呃！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上帝是这样规定的！”
这位可怜的人对于将来没有任何想法。将来是许多人的梦魇和苦痛。这位可怜的人并不去想明天。“每天有每天的难处，”《四福音》里说。我们对今天的难处还觉不够吗？如果我们去管明天，我们岂不要有两份难处吗？这位可怜的人只是不抱任何希望地、毫无欲望地活着。他的眼界只是群山，田野，天空。
光阴将一天一天地过去，这位可怜的人也将死去，或者他的女人将在他以前死去。如果他先死去，他的女人就要剩下孤身一人。他的女人也许将到村里去，她将贫困，她将用她那黄手向过路的人请求周济。如果他的女人先死去，他也要剩下孤身一人，他那可爱的安命心理，他那可爱的乐天态度，仍旧不会离开他。一个叹息时时地从他的嘴唇间发出来，接着他便要喊道：“呃！我怎么办呢？愿一切都随上帝的意旨。”
（霞村）
3.修伞匠
修伞匠沿路喊着：“修阳伞，补雨伞！”在老朽的城里呈着一片深沉的寂静；几处教堂的辽远的钟声不时地响着；住宅的沉重的门都已关上了；纹章在三角楣上睡着了。“修阳伞，补雨伞！”修伞匠重新喊着；一只狗在他身旁走过，嗅了他一会，随即又继续走它的路了。修伞匠也继续走着，慢慢地，有些悲哀。这座城好象是死了。“修阳伞，补雨伞！”我们的朋友又喊起来了，远处铁匠铺的锤声响着；一家老住宅的大披檐下，一扇小窗子打开了，一个老妇人俯身出来，锐声喊着：“喂，喂，修伞的！”于是那修伞匠站住了，向四面张望着，在门边和窗口，他一个人也没有看到。“喂，喂，修伞的！”那瘦小的老妇人重又喊着。修伞匠抬头看见了她，便说：“修伞吗？”那瘦小的老妇人叫他等候在门口，等她下来给他开门，于是我们的朋友走近那巨大而尊严的大门边，等了一会。
那瘦小的老妇人开了门，让修伞匠进去之后，和他交谈了几句，那老婆子是要修一把雨伞；那修伞匠作好修补的准备。那是一把旧雨伞。该有几代人曾受过这把雨伞的遮蔽啊！
那瘦小的老妇人和那修伞匠走进了一间宽大的房间；在这座厅里，几乎是没有家具了。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一架老旧的橱，有点倾斜了，倾斜得可怜，因为缺了一只脚；那里还有残缺破烂的椅子；你还可以看见一个玻璃挂灯，已完全坏了，灯上的玻璃也被人拿走了；墙上还钉着几张没有框子的、变成了黑色的图画。那修伞匠坐在一个椅子上，开始工作了；那瘦小的老妇人也坐在一张矮凳上，静默地看着他做活。这样过了一会，在屋子里面，忽然发出了一个喊声：“莱奥诺！莱奥诺！”莱奥诺，就是这个老婆子，正要站起来去答应，可是这时一位先生在厅门口出现了。 “啊！”这位先生喊着。“修雨伞吗？”
那瘦小的者妇人一句话也没说；那位先生捋着自已的长长的白须；他的脸是苍白的，而他的衣衫既不整齐又满是污渍。
“这把雨伞修得好吗？”这位先生对修伞匠说。
“可以，”他回答：“象新的一样。”
“象新的一样吗？”那位先生不相信地再问。
“正是这样。”那修伞匠断然地说。
这个修伞匠是一个性情坚决的人。这种性情使他在世间过了多少岁月？他曾经做过多少事情？他在路上和旅店之间跋涉了多少次？他的生涯中有多少次起伏波折？这位小贵族①默默地看着他；他没有走出过他的可敬的宅第；他的土地没有了；就是他的房子里的家具也没有了；他什么事也不做；他有一副悲哀而迟钝的目光；当他遭受到一种不幸的时候，他说：“我们怎么办呢！”修伞匠刚修好的那把伞会荫蔽这位小贵族的后代吗？不，那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必将跟着这个可怜的人一同消失的。那修伞匠做完了他的活，便出去了；那瘦小的老妇人或许会对先生说修伞花了很多的钱，而在家里，剩下的钱几乎不敷购办晚饭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位先生会这样地说。而在同时，在路上，你会听到那飘泊的人喊着：“修阳伞，补雨伞！”
①小贵族（Hidalgo）是西班牙的下级贵族。
（望舒）
4.员外约根先生
约根先生于一八四六年生于奈布莱达，他今年有六十一岁。他的父母是耶罗尼莫先生和嘉达琳娜夫人。这家庭一共有四个孩子：约根，耶罗尼莫，佛胡西斯哥和宝拉。约根并不是“员外”，但是别人都这样称呼他，因为他的父亲，耶罗尼莫先生，曾经是员外。耶罗尼莫，第二个孩子，曾在省城里读过书；在那里他爱上了管理员的女儿，和她一同私奔；婚礼是过了些日子才举行的；又过了一年，他的妻子便离开了他，到美洲去了；耶罗尼莫于是整天拚命喝酒，有多少钱用多少钱，终于死在马德里。
佛朗西斯哥，约根先生的另一个兄弟，也没有读完他的书；他在奈布莱达结了婚；有人说他是做彩票生意的；他在村里也是同样地爱赌；他以很低的价钱卖了他的财产；破产之后，他便跑到巴塞罗纳去；在那里，奈布莱达的居民都传说他中了风，沿街讨饭。
宝拉，最小的妹妹，和一个城里的青年发生了爱情：她是个美貌、高雅而可爱的姑娘；人们尤其对于她的好心爱得发狂。一天晚上，她的未婚夫——他本是个酒色之徒——喝醉了，拥着一位姑娘在宝拉的家门前走过，同一些别的青年人在一块叫着，骂着。宝拉看见了；她生了两个月的病；她不再走出家门；两年后，她便入了省城的一个尼庵。
约根先生的家是城中最出名的一个，父母死后，沙瓦多，巴约拿尔，西布里斯各田庄都归了约根先生。约根先生在年幼的时候，曾在马德里上过学，他是诸弟兄中最懂事、最聪明的一个。约根先生并没有读什么书，在他读了六年之后，耶罗尼莫先生，他的父亲，竟发现他儿子所带回的证书和文凭通通是假的。约根先生回到了故乡，既没有完成什么学业，也没有求得什么学问。在这里，他经常在一个业余剧团里出现，他们在一个无人的尼庵里建了一个小剧院。他的婚姻也是这些消遣的结果：他娶了这剧团里的一个女演员。她并不是一个高贵的姑娘；她父亲在城里从事铁匠一类的职业。她有一副好喉咙，并且很会唱时髦的小调。
约根先生在家里并不十分愉快，他的妻子，以前本是很清苦地过日子的，嫁了他之后，忽然开始打扮，开始挥霍起来。结婚不到两年，约根先生便不得不卖掉他的巴约拿尔的产业。他家里有两个孩子：耶罗尼莫和玛丽亚，耶罗尼莫到省城去读书，不久便暴露出他的本性。他一心要做一个吹牛大家和酒色之徒；他认识所有的职业赌徒，所有的骗子，所有的吹牛家，并且也常和他们来往。他花了他父亲许多钱；末了他便一事无成地回到村里。玛丽亚和她的姑母宝拉一样温柔，一样善良，一样美貌，她的姑母经常从尼庵写信给她，通信就是玛丽亚在奈布莱达这古老而幽暗的城里的唯一的快乐。
卖了巴约拿尔的产业之后，约根先生又不得不卖掉西布里斯的房子。
一家人曾想方设法到省城里去住了几个季度；这几次旅行都是约根先生的妻子的成绩。几年以来，这家庭再没有离开过奈布莱达。
约根员外先生住在贝美耶罗斯路五十三号。他的房子是老而且大；中间有一个院子，院子四周是一个有石柱的走廊。接待朋友的大厅是用大石板铺的，地板上铺着一块很宽的布席；厅的尽头是一间很大的厨房。约根先生的房间在楼上；人们在他的书室里可以看到一个小书架，里面藏着：劳伦特的《人类史》；《基督教的发生》；坎普罗东、路易斯·德·剌拉诸人的喜剧；埃斯克利克的《行政词典》，还有几册从一个古老的尼庵里弄出来的用羊皮纸装订的古书。
写字台上摆着一个帆船形的破文具盒。约根先生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他九点起床，从这时到吃午饭，他读一份报，在附近作一次散步，步行到俱乐部去，卷几根纸烟。下午，他在俱乐部玩牌；八点吃晚饭；从这时到十一点，即睡觉的时候，他照例要到药房里去，在那里和别人闲谈一阵。约根先生是和气的，随便的。他曾做过奈布莱达的市长，他知道怎样取悦于人，如果在别的地方，他一定可以在政治上有点作为；他时常谈到他的“五年内复兴西班牙之全盘计划。”
（霞村）
5.卖饼人
“大饼馒头！”卖饼人穿过市集这样地喊着。这是一月上旬；古老的城呈现一种悲哀、凄暗的神情；玉蜀黍田已失去了鲜绿；在荒芜的田里，橄榄树呈着灰铅的颜色；天已不是青色的了，而且西北风不时地吹着，使仓屋的破旧的窗子颤动。“大饼馒头！”卖饼人又喊着。一阵绵绵的细雨使人们离开了集市；江湖戏班子在他们的围栏的狭窄的空间里走动着；有几个人把围栏关了，用白罩布把陈列品遮了；不时有两三个农夫，踏着沉重的、踌躇的脚步走过；黄昏已降临了，而在使人家关了窗户的早临的寒冷中，在夕暮的幽暝中，在铅色的天空下，牧师教院的钟荡出舒缓的晚祷的钟声；在那面，在一条小路的尽头，走过一个教士；他的黑袍被风吹得鼓起来。
“大饼馒头！”卖饼人重复喊着。他又何必吆喝呢？他悲哀地走过集市；他提着一个大筐子，里面装满了大饼馒头；可是买他的饼的人却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城里的灯一盏盏地亮了，光线从一家铺子里射出来，射到黑暗的路上，好象是一片突然的火光的爆裂；在一家药店里，门口的红色的球发着光；而在老旧的钟塔里，钟面呈着一种柔和而洁白的光彩。钟声已经消歇，不再敲晚祷钟了。黑暗中有了短时间的深沉的寂静。可是一口小钟和一口大钟又突然开始悲哀地交响着，报告着明天的“追思弥撒”。
“大饼馒头！”卖饼人在集市里喊着；一个丑角，一个往来于路上和旅店之间的可怜的丑角，从他的围栏门边望着他。“朋友，”他对他说，“今天生意不见得好吧？”“没有生意，”卖饼人回答。“你呢，有看戏的吗？”“一个人也没有。”那可怜的丑角回答。钟还继续悠长地、刺耳地敲着；在镇上的老旧的总会里，三四个破落的贵族，坐在一个墙角里，不时地交换着一两句无意识的话语，一个问，“你以为雨会下久吗？”“我不知道，”另一个回答，“时候也象雨一样。”“整个秋天没有下过雨。”第三个人说。电灯发着一种幽弱的垂死的光；人们听见一扇门间歇地狂暴地敲着。城里所有人家的门都关了；街道看上去是孤寂、荒凉；在集市里，所有的罩布都盖上了，丑角熄了他围栏的灯，沿着那寂静的小路，那个卖饼人提着他的大筐子慢慢地回去了。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一个女人会问他：“多马思。卖了很多吗？”他会把饼筐放在桌子上说：“一个也没卖。”
（望舒）
6.约翰·贝特罗的儿子约翰
约翰·贝特罗的儿子约翰，出生在洛斯·泊里爱多斯·拉·洛达的田庄。他父亲是约翰·贝特罗，母亲是安多尼阿·玛丽亚。洛斯。泊里爱多斯是一位住在马德里的非常有钱的先生的女儿。在约翰出生的地方，平原一望无际而且单调；土地呈着赭色。在房子旁边，你可以看到几株老榆树；鸟儿并不在那里啁啾作声；在整个平原上一只鸟儿也没有。几只灰色的鸽子，在那永远晴朗的天空中慢慢地、慢慢地飞旋着；它们时时落下到田畦上；在黄昏时分，它们回到笼里去。
在小约翰只有五六个月的时候，一天，人们让他躺在一张石凳上，他的母亲正在外面，一头猪走进屋子来，走到孩子身旁，开始轻轻地咬他，接着又咬伤了他的手臂，母亲听到哭声急忙跑来。约翰一生在手臂上留着一个大伤疤。两年之后，安多尼阿·玛丽亚死了。老约翰便和一个已生了两个孩子的寡妇结婚。
后母不大喜欢小约翰。她不大给他吃东西，她打他，她一连几个钟头把他关在住宅的暗室里。约翰·贝特罗吃酒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家里一切的事情都没有人管。那住在马德里的主人破了产，洛斯·泊里爱多斯便让给另一个地主了。新主人辞退了约翰·贝特罗的差使。约翰·贝特罗便住到乡村去，他不大工作，一年之后他死了，小约翰便和他的后母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一同过活。到八岁的时候，小约翰还不懂事，别人也不让他进学校，他没有读书和写字。人们说，“这孩子很笨。”人们喊着，“天啊，多么笨！”每次吃到一点东西以前，他总要先挨一顿打。他身材高大，瘦长，生着棕色的头发，样子很丑陋，可是他有一双大大的、忧郁的眼睛，明亮的眼睛。十二岁的时候，小约翰被安插在一个田庄里；他的职务是送饭给在远处种地的短工，他做着最吃力的工作；他忍受着农家孩子们的最恶毒的笑谑。在一个圣约翰节的夜间，他们叫他裹在布里奔跳以取乐，他跌在地上，折断了一条腿。这样一来他在牲口房的干草堆上养了两个月。当他好了一些，已经能够走路，从这边走到那边，在房子里干活的时候，田庄上出现了一件窃案：有人从管事的钱箱里偷了一些钱。小约翰对于这窃案一点也不知情，可是别人把他带到城里去，把他在监牢里关了三个月。
看守人的妻子可怜小约翰，这囚犯既不叫苦也不说话；他从来不发一句怨言。看守人的两个孩子害了天花。因大家都相信小约翰，他便在牢头的家里来来往往，管理着家务；在孩子们害病的时候，他从来不离开他们的床。他服侍他们，给他们吃药；他每夜陪他们，守在他们身边，一小时都不睡。
当他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小约翰不知何所适从了。他寻找工作，进了维拉罗勃洛的一家人家去做事，在那里种了六年地。
因为收成不好，田庄的主人便裁减雇工了；小约翰既没有妻子又没有儿子，他便被裁了。他在路上走了几个月，睡在村子边上，吃着别人布施给他的面包皮。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了一群往海港去的农人。他们叫他和他们一起去，于是他便跟他们去了。他在西班牙国土外，在美洲，住了两年。
当他回到芒却的时候，一切都依然如故。小约翰也还是和从前没有两样。在世上，他一个亲人也没有，他什么也没有。他请求几家田庄给他工作做，种着地。一些短工让他住在他们的家里；小约翰把自己所赚得的钱都分给了他们。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西班牙霍乱流行。小约翰那时是在克里泊达拿；村里的富裕的人家都走了。人们不得不把农事停顿起来或是减少雇工。小约翰又没事情做了。在克里泊达拿，他走进患霍乱的人家去；他帮助医生；他睡在病人的床上，想这样传染上他们的病。其中有一位医生可怜他，便叫他到自己的土地上去干活。
约翰，约翰·贝特罗的儿子，那时差不多有四十岁了，他还是和少年时一样地瘦，一样地苍白。他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他把牛从牲口房里牵出来；他驾上驴子，和它们一同出发到他需要耕种的田里去。他从早到晚，整天都在广阔的平原上，开着整齐的、长长的、平行的田沟。雀儿在青色的天上轻飞着；一对一对的牛在远处慢慢地、慢慢地走着。在黄昏时分，太阳已下去了，小约翰才回到田庄。于是他便和别的短工一同吃饭，然后去睡觉。
他在医生的田庄里做了七年工，后来地主死了，遗产便分开了，于是，小约翰又失业了。那时他格外苍白，格外瘦了。他一点力气也没有，而且觉得一天—天地衰颓下去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到什么地方去，便在路上流浪着；天上的小鸟和无家可归的狗便是他的伴侣。他肩上背着一个牧人的粮袋，里面放着别人给他的面包皮。一条眼睛发亮的衰颓的野狗和他走在一起，一步也不离开他。
小约翰爱它，他们一同吃着他那捱门乞讨来的面包。因为他多年——从童年起——没有回到洛斯·泊里爱多斯，又因为他无事可做，有一天他便想去看看那里房屋可还是象从前一样。那是冬天，他在一个很冷的夜晚到了洛斯·泊里爱多斯，那里已下过雪了。小约翰和一个农夫谈了一会儿，向他借一个栖身之处。人们指点了一处满是粪土的棚子给他。小约翰便睡在粪土中。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在他身旁，那头小狗蹲在那里，头朝着天，在悲嗥着。
（望舒）
7.安命
多思加诺先生住在一条冷落的街上。他的房间是一间屋顶楼。在那间屋顶楼里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洗脸台，两三把椅子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些书。在墙上，你可以看到四五幅古画。
多思加诺先生戴着眼镜，生着很长的胡须，他衣衫褴褛，但是总是清洁的。他的粗布的衬衫非常干净。他是照例每天换衬衫的。
“多思加诺先生，”有时有些头脑简单的人问他，“听说你以前很有钱，是真的吗？”
多思加诺先生微笑了。
“我想是这样！”他用一种窘得有些滑稽的神气回答，“比此地坐汽车招摇过市的人还有钱，还有钱……”
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多思加诺每年有一万四千杜洛斯的收入。他的太太是漂亮而且聪明。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多思加诺爱好艺术和自然。他的家是宁静的。在这个家庭里，生活是静静地流逝过去的。靠着他们的足够的收入，他们住在马德里，人们总以为他们会花更多的钱，比他们实际所花的还多。他们没有自备的车子，又只接待世交的老朋友。家里的房间都是清洁的。家具都很简单又合用。一种无上的宁静——心灵的平安——永远地笼罩着这个家庭。在墙上挂着的不是那些刺目的图画或是什么别的，而是一些名画，一些画着风景、古寺的画。你不会听到喧嚣的声音。仆役们静静地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早上八点钟，在这一家未起身以前，好象是由于魔术一般，一点细小的声音也听不见，一切都已经弄得井然有序了。饭菜是简单而且烧得很好。桌布是洁白有光的，杯盘都晶莹耀目。花枝在洁白的桌布上愉快地招展着。
多思加诺先生和他的家在马德里住了几个月，后来便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消息。他们节约地去旅行欧洲了。
有一天，一千八百九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巴黎的一个银行家破产了。多思加诺的全部财产差不多都在这破产中损失了。多思加诺的妻子生起病来；几年之后，多思加诺的儿子，一个炮队的士官，在古巴战争中阵亡了。两年之后，他的另一个孩子，那个纤弱而聪明的美貌的少女，突然病了，她害着急性肺炎，第四天便死了。多思加诺的妻子悲痛不已，为那接连地降到家庭的不幸所激疯，于是不得不被送到疗养院去了。她在这种持续的痛苦中活了两年。两年之后，她便离开这世界了。
在一千九百零二年，多思加诺原有的可观的财产已差不多完全没有了。从前他本来有一万四千杜洛斯的收入，现在多思加诺的收入每月只有二十杜洛斯了。多思加诺便到他现在住着的屋顶楼中去过活。
多思加诺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也没有仆役或是什么人来帮助他，他亲自收拾房间，亲自在一个小炉子上做他的饭。
多思加诺的每月的二十杜洛斯中，八杜洛斯是规定付伙食费的，四杜洛斯是付房租的，其余是作添置衣服、洗衣服、和其他意外的零用的。我对于这位小小的穷老人和他的清洁的衬衫，感到一种真正的崇敬。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吐过一句怨言。我时常在国家图书馆或柏勒多博物院碰到他。
“你好吗？多思加诺先生？”我问他。
“还过得去，”他说。“谁能比得上我呢？你看，图书馆和博物院都是属于我的，我有全世界最美的图画，我要看什么书就拿什么书。而且，我还有一个可以散步的绝好的公园，那就是莱谛罗。”
虽则我时常在国家图书馆中碰到他，多思加诺先生所读的书却并不多。他说，所有的书所说的差不多是一样的话，只有几本书中含有人类心灵的精华，这几本才是应该经常去翻阅的，可以提醒自己，并可以长些知识。
在天气好的日子，多思加诺先生便到处去散步。他走遍马德里的各区，漫游乡野。他慢慢地走着，一连几小时地观察着他所看到的事物。
“我旅行过许多地方，”他对我说。“我很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把我在世界上得到的经验灌输到一些青年的头脑中去。可是这事必须要有头衔和文凭，而我却没有。”
一年中，每天在多思加诺都是一样的，每月都是一般无二地过去的。他收拾他的小房间，出门到博物院和图书馆去，去散步。他老是贫苦而清洁，老是穿着他的洁白无垢的衬衫。有一天，他的屋子看门人会看不到他走下来，接着人们会知道他是病了。几天之后，一口简陋而黑色的棺木会从门口抬出来。
“我对于什么也没有遗憾，我对于什么也不鄙视，”多思加诺这样说。“我将带着现在伴随着我的宁静死去。”
这种精神上的宁静和幸福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就是不要去管我们无法补救的事情，随着它们的迟缓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运行而乐天安命。
（望舒）
8.节日
老去的诗人的还乡
华甘先生在门限上站了一会儿，一个仆人伴着他。
“你好吗，华甘先生？”华纳夫人对他说。
“你好吗，华甘先生？”安东尼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今天早晨到的，为什么下午没到这儿来啊？”
“你们怎样？……你们怎样？……你们好吗？啊啊！真的，我们已长久没有相见了。而现在，我们也并没有相见……我的意思是说我已不能看见你们了。”
华纳夫人移过一张椅子来。
“这儿坐吧，华甘先生。”
安东尼先生握着华甘先生的手，引他到椅子旁。华甘先生小心地、慢慢地坐下去。门是大开着，显出那清洁的、砌着黑白色的石块的大门洞；大群的喧闹着的人在路上走来走去。
“你住在自己家里吗？华甘先生？”华纳夫人问。
“我住在我妹妹家里，”华甘先生回答。“我的房子想必变成一个十足的堆货栈了；所有的家具上一定满是湿虫、蜘蛛和灰尘。自从我出门后，已有二十年没有人进去过了。维季妮写信给我说，她每年去打扫两三次；可是我却不相信……况且，我简直不想进去；我什么也看不见，而且当我为了要认认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家具而去触摸它们的时候，我会悲哀的……”
“那么，”安东尼先生说，“今年你是想起了家乡，想来看看过节？”
“是的，”华甘先生说，“是的，今年我想回来。我心想：‘因为肯定我是没有别的机会了，这一次我们不要放过吧，这或许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呢。’于是我便回来看看家乡，或者不如说是来感受家乡，来拜访象你们这样的好朋友们……”
人们听见一片嘹亮的、快乐的、远方的钟声；花炮在空中响着；天空变成惨淡的青色。
华纳夫人忽然站了起来。
“华甘先生，露拉，克拉合，和你在马德里做过她的教父的龚琪达，你大概不认识了吧？”
华纳夫人走到楼梯边喊道：
“克拉合，露拉，龚琪达！……下来，华甘老伯在这里！”
“她们大概在露台上吧，”安东尼先生说。于是他从大门洞俯身出去，朝上面喊着：
“下来，华甘老伯在这里！”
天花板上响起一阵急促的纤小的鞋底响动的声音；随即，在楼梯上响起了一阵衣衫的窸窣声、人语声和大笑声。接着，突然地，象受魔法的驱使似地，三个女孩子全在门口出现了；她们规规矩矩地直立着，用她们的兰色、灰色、黑色的大眼睛注视着华甘先生。
“你们不认得华甘先生吗？”安东尼对她们说。
三个女孩子都默不作声。
“克拉合，你记得在你小时候，他带你到花园里去吗？”
“不，不，”华甘先生微笑着说：“她记不得了。已经过了那么久的时候了！”
“你呢，露拉，你一定也记不得了，”安东尼对露拉说，“他出门的时候，你只有两岁。”
“我呢，我倒还记得她，”华甘先生说：“露拉的眼睛是兰色的，她的眼睛不是兰色的吗？”
露拉有点脸红了。
“是的，华甘，她的眼睛是兰色的，”华纳夫人肯定地说。
“龚琪达呢？”华甘先生问。“她在家吗？”
“她在家，在你面前。”安东尼先生回答。
“龚琪达，”华甘先生说，“十五年前抱着你受洗礼的是我啊。”
“是的，华甘老伯，”龚琪达说，“我知道你是我的教父。”
“她时常问起你，”华纳夫人说。
“我着不见你，龚琪达，”华甘先生说。“你是怎么一个模样儿？龚琪达是怎么一个模样儿？”
“她是长长的，瘦瘦的，”华纳夫人回答。
“她的头发是怎样的？”
“她的头发是金栗色的，很长。”
龚琪达的两颊绯红了。
“眼睛呢？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眼晴是介于灰色和碧色之间的，有时候好象是灰色，有时候好象是碧色。”
“嘴呢？”
“嘴是小小的，生着红红的嘴唇。”
“龚琪达，”华甘先生喊着，“你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我真乐意在你生下只一星期的时候把你抱在手里……而你们，露拉和克拉合，你们也是漂亮的，可是我一个也看不见你们……”
一个女仆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盘花。
“花来了，”露拉说。
“拿了花来了？”华甘先生问。
“这是当‘圣处女’经过的时候，我们应该抛掷的花，”克拉合回答。
“是些什么花？”华甘先生又问。
“是蔷薇、丁香和素馨，”露拉回答。
“摸一摸吧，华甘老伯，摸一摸吧，”龚琪达把花盘放到他面前说。
“龚琪达，”华甘先生伸出了他的洁白而细致的手来，小心轻抚着蔷薇、丁香和素馨说，“龚琪达，你满足了一个爱花而不能再看见花的老诗人的全部用以自慰的愿望……”
狂欢的钟声在远处继续地鸣荡着；花炮震响着，人们听到一片音乐声；透明的天空已变成晦暗，星儿开始闪烁了。
安东尼先生忽然站起来喊着：
“拉法尔！拉法尔！”
拉法尔走过来，进了门口。他是一个乡下人；他是安东尼先生在翁伯里阿地方的佃户。
“拉法尔，”安东尼先生问他，“你们是今晚赛完会以后到翁伯里阿去呢，还是明天早晨去？”
“今晚我们想去看焰火，”拉法尔回答：“我们明天回去。”
“听着，”安东尼先生说，“这星期你们得把全部海拉达的地耕好……就是边角上也得耕透。你们还得采完那些剩下的胡桃。”
“这个拉法尔，”华甘先生问，“该是你们从前的佃户拉法尔的儿子吧？”
“对啦，是他的儿子。”安东尼先生回答。
“拉法尔，”华甘先生对他说，“你不会记得我吧？你不记得华甘了，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