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了，先生，记不得了。”拉法尔搔着头，不知所措地说。
“当我到翁伯里阿去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告诉我，房子前面还有那些大榆树吗？那些榆树好看吗？那些榆树很绿吗？”
“是的，还有。”安东尼先生回答。
“有许多的知了吗？知了唱个不停吗？是真的吗？”
“我想它们在唱！”拉法尔高声说。“它们一天到晚唱着。孩子们丢石子上去叫它们闭嘴；可是我告诉他们，叫他们放过它们，冬天来了它们会死的。”
“这倒是真的，”华甘先生说。“冬天来了它们会死的……”
于是他自己心里想：“我们这些诗人呢？我们和知了一样，假如生活的苦难让我们平平安安，我们便唱着，我们便不停地唱着，接着冬天来了，就是所谓老年，我们便会被遗忘、被抛弃而死去。”
花炮的爆裂声鸣响着；赛会的行列走近了。几个矮子跳着舞走过；笛子奏着“底，底里，底”的声音，鼓发出“咚，咚，咚”的声音……
（望舒）
9.夜行者
“晚安，约翰。”
“我以为你今晚不来了。”
“我晚饭吃得晚了一点。”
“我们去散一回步，好吗？”
“当然奉陪。”
在总会的门口，约翰站住了一会儿，倚着手杖，低下了头。他好象是在深深地默想着。随后，他抬起眼来，说：
“今天下午你在拉冯达纳，是吗？”
“是的。”
“我看见你远远地走过，我拿不准是你，因为你拿着一把雨伞，而我知道你是从来不带的……”
柔和的银色的月光浴着屋子的正面；披檐、露台都把那尖尖的长长的影子投到白色的墙上。枭鸟在寺院的尖塔上间歇地发出神秘的叫声。约翰和我缓缓地走着。我们走完了一条路；随后我们向右转，穿过了一片广场；随后我们又走完了两条、三条、四条另外的路；最后，我们又到了总会的门口。这是注定的。约翰又在门口站住了，低下了头，倚着手杖。随后他摆脱了默想，抬起了目光，说：
“在这儿你很讨厌吗？”
“不，约翰，”我对他说，“在这儿我很愉快。”
在总会里，晚间开始聚集的人群已经散了；在一个角落里，四个半浸在晦暗中的赌客，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喧闹地玩着纸牌。电灯发出一片凄淡的光。在这种气氛里，有些东西是令人厌倦的。不可理解地单调。
“我们上去吗？阿索林？”约翰问。
“上去吧，约翰。”
我们走上那通向二楼的楼梯。在大厅的门口，约翰又站了一回。我开始猜想，在门和约翰之间有一种秘密的吸引力。可是约翰从他那深深的默想中摆脱出来了：
“给我两块钱，阿索林。”
我拿了两块钱给约翰。我们便进去了。一盏灯的绿色的反光射在一群专心地伏在那里的人的头顶上；一个声音喊着：“我压！”
“我们压‘马’，”约翰对我说。“那个‘马’我很有把握。”
一分钟的担心过去了。随后，突然地，他呼了一口大气，钱铛铛地响着。
“我们赢了，阿索林。你喜欢‘七杯’呢，还是‘二剑’？”
“随你的便，在我是一样的。”
“那末我们压在‘二剑’上吧。”
我对于这“二剑’比“七杯”更喜欢一点……
约翰压在“二剑”上。庄家开始慢慢地、轻轻地丢出纸牌来了，大家的眼睛都目不转睛地贪婪地注视着，灯投下它的绿色的反光。
“我压！”约翰突然喊起来。“安东纽，我不压‘二剑’压‘七杯’……”
“七杯”出来了。
“你看见了吗？阿索林？”约翰对我说。“我有一种灵感。这‘七杯’是靠得住的。”
约翰继续地压这两张牌，我观察着人们的目光、举动、和在赌桌上许多手的热狂的往来移动。这样过了多少时候呢？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
“阿索林，”我听见约翰这样对我说，“我们已经有六个杜洛斯了。”
“应该把它全部压上去。”我对他说。
他有点惊愕。
“这样吗？……”
“随你的便，可是我以为我们应当来一个孤注一掷然后才走。”
”很好，”约翰决然地说，“我们来一个孤注一掷吧……哪一个你最有把握：是‘杖仆’呢还是‘四钱’？”
“这在我全是—样的。”我对他说。
“我想这‘杖仆’靠得住一点，可是，这‘四钱’……”
约翰压了“杖仆”。庄家开始慢慢地丢出纸牌来。
“我压！”约翰忽然喊着。“安东尼，这六个杜洛斯移到‘四钱’上去……”
“杖仆”出来了。
“哎啊！”约翰惊愕地、失望地喊着。
“约翰，”我笑着对他说，“值不得那么懊丧……”
“我的老阿索林，我要对你讲，我对‘杖仆’很有把握，而且，我差不多断定它会出来；可是这‘四钱’……这‘四钱’……”
于是他便开始发有关“杖仆”和“四钱”的可能性的长篇大沦……
“我们去散步吗？”最后他向我这样说。
“随你的便。”我对他说。
那柔和的银色的月光浴着大路；屋檐、露台都投下长长的尖尖的影子；在沉睡的城中，一种深深的寂静支配着；枭鸟很响地振着羽翼，一个遥远的声音唱着一只悲怨的朗吟歌：“赛莱诺，一点钟！”
约翰和我慢慢地走着。
“约翰，”我对他说，“你每天都睡得很晚吗？”
“我呀，阿索林，”他对我说，“我不看到晨光不能睡觉。”
我注视着约翰。还有什么生物比小城的夜行者更希奇更有趣吗？在死去的城的无尽的夜里，那些不可思议的夜行者在干些什么呢？他们把那些冬天的早晨的单调而永恒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呢？
“约翰，你整夜干些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找些娱乐不见得容易吧。”
“让我对你讲，”约翰回答。“我在总会里过我的一夜的开始，一直到午夜；接着和三四个朋友到其中的一人的家里去吃宵夜，然后我回家去，在那里做一些事。上个月我做了一个报纸罩子；当人们要遮住总会的图书室的时候，我便决意来做这工作，我是在夜里当会员们都走了的时候做的……”
我们一条路、两条路、三条路，四条路地走去；我们穿过一个广场。一幢房子的还有灯光的窗子出现了。
“阿尔弗莱多正在干什么呀？”约翰问道。于是他喊了：“阿尔弗莱多！阿尔弗莱多！”
一个青年人在露台上出现了。
“晚安，约翰和他的同伴。”他这样说。
“可是，这样早干吗？”约翰问他。
“我明天要动身到加尔德洛耐思去看看葡萄收成怎样，”阿尔弗莱多说：“我要在星期四开始榨葡萄酒……”
我们和他告了别。
“你愿意到舍间去吃点东西吗？”约翰说。
“随你的便，约翰。”我这样对他说。
到了门口，约翰又踌躇了一会儿，深沉地思索着。接着他对我说：
“哎啊，阿索林，假如我不起那换压牌的坏主意……”
我们走进他的家，约翰开了电灯，我们便走进饭厅。约翰从食橱里拿出了几只杯子，一瓶酒，一些腊味，一些乳酪……
“还有点肥肉，阿索林，”他指着一个碟子对我说，“我们来煮一煮好吗？”
厨房很近。我们升了火，烧着肉；可是我们找不到盐。约翰走出去，开了进口处的尽头的那扇门。
“露拉！露拉！”他喊着。“你把盐放在什么地方了？”
随后他回转来，在食橱的抽屉里翻着，把盐瓶拿了出来。
在我们边吃边谈的时候，时间过去了几个钟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四个钟头？一个钟，一个外省家庭的极大的钟，敲了四下；远处鸡啼了。在窗子玻璃上，一片惨淡的光现露出来了……
“约翰，我走了。”我说。
“那么，愿上帝保佑你，阿索林，今天下午见吧。”
门关上了，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我望着那好象是镶在两行房屋之间的东方，我看见它被染成鲜红色、珠色和金色。
（望舒）
10.斗牛
我走进他们家里时，一条狗开始吠了。
“别叫，加林！”依沙贝尔夫人命令说。
“你好，依沙贝尔夫人，”我向她招呼。“多马斯先生怎么样？他已经出门了吗？”
那条狗走到我的身旁，低着头，发着模糊不清的呜呜声。一个声音从书房里叫道：“是你吗？阿索林？进来，进来。”
我走进了书房。多马斯先生正站在一个椅子上，两手伸向橱顶，橱顶上堆着八九个帽盒。多马斯先生从中取下一个来，接着便一个一个地都取了下来。
“我要在这上面找一顶帽子，”他解释说。
“可是这都是草帽呀。”我很注意地望着那些帽盒回答。
“是的，都是草帽；我在找一顶宽边的帽子，我记得它就在这里。”
“这些帽子都是你的吗？”我向他发问。
“是的，都是我的，我一生的历史就在这里。”他说。
“那么从前你想必也曾做过纨绔公子吧。”
“在那些年头，人们的确能够穿得非常讲究，”他说，“可是眼下却没有一个成衣匠会裁那样的衣服了。”
多马斯先生从一个帽盒里取出一顶宽边的草帽。“你看见这顶帽子了没有？”他问。“我曾戴它去赴支持卢麦的人们那年在喜剧院开的大会……”
他想了一会，便向我问道：“你还记得支持卢麦的人们在喜剧院开大会是在哪年吗，阿索林？”
“我不清楚，多马斯先生，我想大概是在一八九八年吧。”
“你敢背定吗？不是在巴塞罗纳博览会以前吗？”
提到博览会，多马斯先生从另一个盒子里取出一顶帽子。
“这就是我在巴塞罗纳大会中所戴的。”他说。
“家里有这么多的帽子，你为什么每次还要买新的呢？”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回答。“我是很少到马德里去的。我每到那里去一次，总要买一顶帽子戴着回来。等到下次我去的时侯，式样又变了，于是我又不得不买一顶新的。”
多马斯先生从另一个帽盒里取出一顶帽子。“这一顶，”他把它拿到亮处说，“现在还可以戴。这是我上次为捷阿雷的大会买的……”
他想了一会：“你还记得捷阿雷的大会是在哪年吗？阿索林？”
“不十分记得，多马斯先生，但我想总在一九○○或一八九九这两年之间。”
“不对，不对！一定比那还要早。我那时所穿的上衣大概还在这里。”
多马斯先生打开一个衣橱，开始在那些上衣、裤子、大衣、背心中翻起来了。依沙贝尔夫人站在门口了。
“喂，多马斯，”她喊，“快晚了……”
多马斯先生转过身来，肩膀上搭着一件燕尾服。“来了，马上就来了！”多马斯先生喊。“人人都收拾好了吗？如果今天下午下大雨就糟了。”
多马斯先生匆忙地戴上一顶白帽子。我们走到甬道里。我们听见一阵丝绸的窸窣声。一阵极有节奏的鞋底声，一声轻微的咳嗽。幽尼达活泼而且兴奋地走出来了。披着一条白色的披肩，手里拿着些石竹花。
“妈！”幽尼达叫了依沙贝尔夫人一声，但又突然停住了，仿佛想不起要说什么话似的。幽尼达的脸好象一个蛋圆的、柔软的橄榄，呈现着一种古铜般的光辉——一种在黝黑的女人的皮肤上少见的，见了就使人惊异的古铜般的光辉。
幽尼达的两眼又大又黑，从它们里面闪耀出一股神秘之火，熊熊地一闪，接着便忽然熄灭。她的嘴唇是丰满而且红润的。她的两脚是纤小、细长、而且呈弓形，从高而窄的鞋底上现出柔和的曲线；薄薄的丝袜露出那淡红的皮肤。那挂在额角的细软如丝的黑发——再加上这一笔，她的画像就可以完成了——正和那琥珀色的皮肤配得非常调和。就是一个专画西班牙风物的画家都不能说画得不对。
“妈！”幽尼达又问，把石竹花拿给依沙贝尔夫人看。雷声沉闷而且遥远地响了。
“是打雷吗？”依沙贝尔夫人问。
“我想恐怕今天免不了要下大雨吧，”多马斯先生说。
幽尼达这时似乎已经有点不耐烦，有点神经质了，第三次问：“妈，我怎样戴这石竹花呀！”
“那位干事说，可以把它们佩在头发上和衣襟上，”依沙贝尔夫人微笑着回答。
“对了，对了！”幽尼达高兴地大笑了，她的胸前的曲线轻微地起落着。
“什么干事？”我问。
“《时装杂志》的干事。订户们有事可以问她，她答复她们提出的一切问题。”
“我给你看！”幽尼达说。伴随着一个迅速的动作，一阵丝绸的窸窣声，一阵有节奏的鞋底声，她跑了进去，接着不大工夫又手里拿着一本杂志跑回来。
“我们问她赴斗牛会时石竹花应该怎样戴。”依沙贝尔夫人告诉我说。
“她便答复说，”幽尼达接着说，“石竹花可以佩在头发上；但也可以系在衣襟上。这种石竹花多半是红的，但白的自然也可以用。这两种颜色可以形成一种很好看的对比。”
“我们接到了答复，”多马斯先生接着说，用他的手杖在地板上敲了几下。
天色渐黑了；雷又响起来了，巨响惊人。
“大雨来了。”多马斯先生断定说。
我们大家都愕然无声；我们从门口向那铅色的天空窥望。一辆四轮马车——一辆笨重的、旧式的、舒服的乡下四轮马车——在门口停住了。
“拉蒙，”多马斯先生唤那个赶车的仆人，”拉蒙，你看天气怎么样？我们今天下午会挨雨淋吗？”
拉蒙微笑着回答：“有点象吧，老爷！”
闪电急剧地闪着，雷发出可怕的轰隆声。大而密的雨点落了下来。在会场那边，人们都惊慌地跑，急忙撑起他们的伞。
（霞村）
11.沙里奥
这位名人的朋友和崇拜者，读到这篇东西的时候，会茫然若失了。沙里奥病了；沙里奥不见了……我在早晨来到这个平静而明朗的小村子里，太阳照耀着那片广场；青色的、清新的影子从房子的披檐上投下来，复盖着那些大门；教堂和它的平平的石楼阁、老旧的楼阁、涂金的楼阁，在远处耸立着，描画在明朗的、耀眼的长天上。在中央，流泉让它的潺潺的水从四条管子里泻落到雕刻的石池里。我站了一会儿，玩味着这青色的影子，闭着的窗户，深沉的寂静，流波的幽韵，楼阁，飞燕，和悠长的、有节律的古老的钟的报时声。接着便去敲这伟人的门：“当，当。”门是虚掩着；进去不能算是冒昧。过厅是荒凉的；在桌子上我看见了一个烛台和一根点了一半的蜡烛，一个空的杯子——也许是用来吃药的——和一大堆的原封未动的外省的报纸。一片深深的寂静充满着整个屋子；家具全复满了尘埃，一两张椅子已经坏了。寂静在空气中浮动着，而你可以从这各方面的细节中看到一些象是一种深沉的懒散，象是一种深沉的疲乏，象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绝望的感觉。我想：“这真奇怪。”于是我便在桌子旁边坐了一会，已经有点悲哀了，已经被这种荒凉景象所呈现的不可言状的忧郁所占据了。我又想：“这真奇怪。”我站了起来；后面是花园的门，我望见了橙树的鲜绿色和石榴树的暗绿色。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出来，房子里连一点轻微的声息都没有。于是我便使劲拍了几下手，象在乡下一样地高声喊着问：
“有人吗？”
可是一个人也没有来。我认识这一类的房子，这些房子看起来很荒凉，而其中却住着一个乡村的愤世者；这些房子有老旧残破的家具，深闭而满是尘土的客厅，永远不生火的厨房，野草漫生的小花园，这些房子永远没有人，却时闻门声轧轧，而在那里你可以看见那唯一的居住者的无声的黑影飘过。我认识这一类的屋子。一种不幸的预感开始侵入我的心灵。我再用力很响地拍着手。可是，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个仆人从花园门走了进来。你曾经注意过那些奇怪的房子里的仆人的特殊的神情吗？他们就象是一些既期望着什么，同时又畏惧着什么的人们；他们的脸上带着一种忧虑、哀伤和神秘的恐惧的迹象；你可以说他们是在每个角落里嗅着藏金，他们是在想着遗产、遗嘱，而且他们在心里感到被某种尚未到来的事情所激怒了。
我问这个仆人：
“陆兰若先生呢？”
他回答我：
“他在睡觉。”
已是上午十一点钟了；这句简单的话使我十分惊愕。
“那末他害病了吗？”
他并不直接地回答我的问话。
“他早上三点钟曾经起来过，”他这样对我说，“接着又去睡了。”
我惊诧着。沙里奥三点钟起来接着又去睡了？这是出乎意外的、闻所未闻的。而当我的惊诧平静了一些的时候，我便想起了我这位出名的朋友的三个美丽的女儿：卡尔曼、露拉和柏比达。卡尔曼是纤瘦细小的，生着棕色的头发，青色的眼睛。我问：
“那么卡尔曼小姐呢？”
“她出嫁了。”仆人回答我。
我感到一种轻微的幻灭。于是我便想起了露拉。露拉是高大的，生着金栗色的头发，细小而洁白的牙齿。
“那么露拉小姐呢？”
“她也嫁了。”
我感到另一种迷茫的失望之情。于是我想知道柏比达是怎样了。柏比这是三个之中最漂亮的一个。柏比达是我最要好的女友。柏比达用舒缓而忧郁的手法，在钢琴上奏着《歌人的祈祷》。柏比达具有女子那种不可抵抗的魅力的两种美丽的天赋；柏比达有美丽的手和美丽的声音。关于声音，一个希腊人——柴农——曾说过，“是美丽的花”；关于手，那时我想不起任何哲人的佳句，可是感觉到被那长长的、细细的、白白的、尖尖的，绢一般的、饰着匀整、弯曲、桃色的指甲的手指所征服，是用不到求助于古代和近代的哲学的。
我又问，有点踌躇和恐惧了：
“那末柏比达呢？”
“她死了。”仆人回答。
我怀着一朴无限的、不可描摹的心情听到了这句话。在这所荒凉的房子里浮着的这种气氛的神秘，现在已很清楚地显现在我面前了。我们曾经爱过的那些人如何会这样迅速而突然地死去呢？在我们所热爱和偏爱的这个世界上，难道没有什么固定的，不变的东西吗？被悲哀所征服，我无意识地望着那点了一半的蜡烛、空杯、原封不动的报纸堆。忽然，我听到有一种沉重的脚步声从楼上发出，我听到一个喊仆人的沙哑的声音，喘气的声音，悲伤的声音。这是沙里奥的声音。过了几分钟，这位伟人在楼顶上出现了。这是他吗？这不是他吗？沙里奥曳着脚步走着，从前，他的胡须是剃得光光的；现在，他却长着一嘴不加修饰的密密的胡须了。从前，他佩带着一根极粗的银表链和一块大表坠子；现在，他已不佩带了。从前，他是照例穿着一件上过浆的耀眼的衬衫——那衬衫很有气派地在他胸前隆起着；现在，他却穿着一件软衬衫了。我曾经在另一个地方说起过，凡是一个不穿白硬衬衫的人是不会有才能和毅力的；当我发表了这个意见的时候，有几个可敬的妇女——我的女友，都有意见。一个妇女不能相信，一个男子没有了这种不能免的附属物，便会没有毅力和才能。然而有几位妇女却信服了；可是已迟了一点了……
那一向是那样整饰的沙里奥，现在已不穿硬衬衫了。你们要知道他的可悲的没落的详情吗？我在他面前又感到一种深切的悲哀，这种悲哀来到我的心头，加到我已经感受到的那种悲哀上。沙里奥拄着手杖，慢慢地走下楼梯来。我惊诧地望着他。在小村子里，有些曾经以亲切的态度和质朴的话使你们心醉的、卑微粗野的男子和妇人，他们的死去会和一个英雄或是一个大艺术家的死去一样，使你们产生同样的悲悼。我们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所认识的那些贝德罗，安东尼，路易思，拉斐尔，阿尔贝多都到哪儿去了呢？或许他们已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已在我们忘记了他们的可爱的音容的时候，都已死去了；或许，其中一个，——有如这位沙里奥——还在他的家室的没落中，在我的朋友的死亡中，在一切造就他的时代的环境的消失中独自活着。于是你便看到这种悲剧的、苦痛的、孤独的生存，在乡村的住宅中，在生和死之间，垂垂欲灭的经过两年，三年，六年。均势和平衡都已消失了；这种衰落或许是由一种轻微不如意开始的；接着，精神上的不幸，疲倦，患难，都压到心灵上了。于是，慢慢地，正如在恶梦中所经历到的一样，我们觉得我们从想摆脱的断岸上不由自主地滑下去。这样，有一天，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衣饰；又一天，我们忽略了屋子的整洁；另一天，吃饭也没秩序了；又一天，我们爱好的娱乐——打猎，音乐，我们也渐渐地忘了……于是在家室的零乱中，在我们个人的不修边幅中，神经的虚弱将可怕地发展起来，而已经绝望了的我们，便一任那将我们引向消亡的定命之流摆布、侵蚀。亲戚朋友们或许会作一番最后的努力；他们会到远方去求访一位名医；他们会试一试这种或那种的疗治方法……可是全没有用；年岁过去了，青春的活力消失了；那种使我们沉沦了的气氛已经形成，而一切的救拔我们的努力也是徒劳而无补的了。
现在你已经懂得沙里奥的悲剧吗？当时他下了楼梯，他在我面前走过，却不认得我。我站在他面前。
“沙里奥！沙里奥！”我向他这样喊。
于是，他用他的熄灭了的、无力的眼睛注视着我，深思了一会；接着，他张开了嘴，好象要说什么而说不出似的，最后，他用一种沉着的、冷淡的声音喊出来：
“啊，是了，阿索林……”
于是一种深深的可怕的寂静又笼罩着这过厅了。我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的谈话是没有必要的。在生活的某些时候——譬如，当经过了长久的岁月，你碰到了你曾经爱过的人——在生活的某些时候，你以为你将要说许多话，你以为你将要表白出一大堆的纷乱的感情，然而，你却会连最平常的俗套也说不出来。
我保持着沉默、悲哀、空虚，对着这位伟人。而当我走出了这所房子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平静的广场，愉快而青色的影子，平平的楼阁，关着门的露台；我又听见了流水的潺潺声，那飞快的穿过天空的燕语，和那有节律的、永恒的、对世人的悲哀漫不经心的、报时的老旧的时钟的鸣声……
（望舒）
12.哀歌
“阿索林先生，这是一只哀歌吗？”
“亲爱的读者，这是一只哀歌吗？”
她的名字叫胡林。你对胡林这两字的初步想法是怎样？你以为这是一个金发的、活泼机警的男孩子的名字吗？不是，你错了。胡林，那就是胡丽雅。而胡丽雅是一个窈窕瘦小的、生着两只蓝色的忧郁的大眼睛的少女……我记得，在阔别多年以后，我回到了我曾经度过童年的这个单凋的村庄。那是一个很早的早晨，我走在那宽阔的路上，两边都是门儿紧闭、过厅里静静无声的低低的房子。太阳舒缓地沐浴着白色的房子的正面，教堂的有节律而嘹亮的钟声不时地响着，而那在夜间沉寂了下去的铁匠作坊，也开始歌唱了。我将对你说，当村庄的这一切可敬的累世的行业醒过来的时候，那才是无上的好时光啊。假如你爱它们，假如你为它们抱着深深的同情，你在这个清鲜、明朗而有精力的时候可以看见那些车作坊、锅子作坊、锡作坊是怎样地开门。那些好象乾涸了的，好象吓怕了的，好象是躲在一个阴暗的门下的，在一条斜倾而寂静的小路上的几家还存留下来的老旧的作坊，是如何地开始工作。那些铁匠作坊是带着那样一种愉快、有力而协调的当当声放出它们的歌来。我对于那些打铁炼钢的人有一种偏爱，愿我的木匠朋友们原谅我这种一直瞒到现在的秘密。我说这句话，对他们没有丝毫的不敬之意，以后我还得写几行给那些崇高而和气的、制造木器的人们，作为友谊的献纳。现在呢，我要到铁匠作坊里去坐一会。炉子里的火焰优美地跳跃着，风箱大声地抽动着，在作坊的中央，那个淳朴的、可敬的旧铁砧，铁匠作坊的灵魂，正在等待着那行将承受锤打的烧红的铁，于是铁从火里取出来了。于是铁锤用力地接连打下去，快乐地唱着它们的千年不变的歌，而同时那个大铁砧，它好象是怀着一肚子的满意——或许是虚荣心——想着，假如没有它，铁匠作坊里什么事也做不起来。
铁锤时时停下来，老板和我谈着本地的事情，那就是工作的多少，新造的房屋，以及那些从工厂出来的铁器是如何地不经用——这是无疑的。我觉得在城里的大工厂里，在工人的迅速而烦嚣的人群中间，机械地、大宗地制造出来的一切锁、闩、铁条，比不得从前的那些铁器；而现在人们也在村子里锻轧的铁器，都是没有灵魂，没有那些神秘而不可解释的特性的。在村子里，人类的心灵好象创造了一种不能毁灭的、经久不变的东西……
铁锤唱着歌，用它们那嘹亮而有力的声音唱着；风箱带着一种沙哑声抽动着。现在，老板和我已不谈那收成、工厂和房子的事了。我们谈着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朋友们。假如你在离开你的村子不几年或是多年之后回来，这些回忆是免不了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别处已谈到过了。拉蒙，路易思，焕，拉法尔，安东尼，现在都怎样了？贝特罗后来如何了？韩耐洛费尽心思建造了一所绝好的房子，住了八天就死了，这事是真的吗？拉法尔是否把他的多米拉尔的土地遗留给他的侄女胡妮达——医生巴多洛美的女儿？
当我说出胡妮达这名字的时候，那老板沉思了一会。他一只手拿着铁锤，一只手拿着铁钳，对我说：
“你难道不知道胡丽雅死了吗？你还记得吗？胡丽雅，阿尔伯多的女儿……”
是的，我记得：听着老板的话，我感到了一种深切的悲哀。一方面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另一方面是一个纤细、皎白、温和、生着一双梦想的、沉思的、悲哀的蓝色眼睛的少女，你对于这两者之间的鲜明的对比不觉得离奇吗？你或许不知道，在那些村庄里，无疑地少女们还是最富于浪漫情调的，这就是说，那里有些在钢琴边奏着悲哀的曲子，寂寞地度着时光，读着小说，背诵着诗词，尤其是带着那无法形容的微笑，带着可爱的、神明的、淳朴的微笑的少女。在村庄的节日，或是，有一天当你们坐在车子里，读倦了你们手中那都讲着一件事的报纸，朦胧地依窗闲眺着那些俯临着车站的露台的时候，你们没有看见过那样的少女吗？
铁锤继续着它们的快乐而有力的歌；风箱发出“法——法——法……”的声音。我失去了我在铁匠作坊所感到的平静：一种不可克制的悲哀占据了我的心。当我走出来的时候，巴尔达若尔正在门边。
我对他说：
“你好，巴尔达若尔。”
他对我说：
“啊，阿索林！什么好风把你吹来的？”
巴尔达若尔是照相师。你敢说在小镇上还有比照相师更有趣的人吗？希望这种妄想永不在你的想象中发生。我也很看重照相师，过几天我还要写点亲切的东西献给他们。现在呢，我要到我的朋友巴尔达若尔家里去坐一会了。我要和这个质朴的人谈话，并且看看他放在大柜子里的那些照片。我对你老实说——当我到了一个陌生的镇上，我的第一桩事情就是去看照相馆的店面。在那里，我看到那些镇上的我所不认得的人物——这或许会使我觉得他们是很给人以好感的——以及那些我上面所讲过的那样不相同、那样谜一样的少女的脸儿。这些脸儿能说些什么呢？在那些妇人的、少女的头脑里，有些什么念头，什么雄心，什么希望，什么幻灭呢？我们可以从她们嘴的收缩上，手的形态上把这些都猜度出来吗？
我走到我的朋友巴尔达若尔的店门前。我凝视着这些先生们，太太们，小姐们。忽然，我的目光落在一张使我产生一种生动而深切的情感的照片上。你已经猜到了吗？那正是胡林。我专心地注视着，深为感动，忘记了一切。
巴尔达若尔对我说：
“你看什么，阿索林？”
我对他说；
“我看胡林，阿尔伯多的女儿。”
“啊，对了！我给她拍照的时候，她的病已经很利害了……”
照片上胡林是坐在一张粗制的小长椅上；她的脸儿比我最后看见她的那次还要椭圆，还要纤细；她的身体比从前更加瘦小，她的眼睛似乎比从前更含深思，更大；她的手臂带着一种疲倦而忧郁的绝世的姿态垂着。一把半开着的扇子横在她的纤纤的玉指间……
房子的过厅里充满一种深深的沉静……一只大蜚虻发着巨大的嗡嗡声来去乱飞着。
我向我的朋友巴尔达若尔告了别。铁锤用它们的快乐的声音在铁砧上唱着歌，远处的寺钟在召唤信徒们去做上午最后的弥撒。我慢慢他走着，我想：“美的东西应该是永劫不灭的……”
（望舒）
13.蒙泰尼的理想
①蒙泰尼（Montalgne），十六世纪法国散文家和哲学家。
“你说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绝对地快乐：当我解剖他的脑盖骨的时候。……”
“你解剖过他的脑盖？”
“我以法医的资格去做的。亚历杭得罗是我从前的好友之一，那是我一生最沉痛的事情之一。”
“这人是怎么死的？”
“象他生存的那样死去：没有沉哀，也没有悲伤，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悲悼。”
“那正是我所佩服的、生活在三、四世纪以前的另一个人的理想，那就是哲学家蒙泰尼。那位哲学家愿意死在一家客栈里。他说过：‘我们要在熟人中间生活而欢笑；我们要到陌生人中间去悲伤而死去。’”
亚历杭德罗就是那种到处唤起别人的毫无拘束的快乐的人之一。
在一切的快乐中，最无拘束的、最愉快的是孩子们的、乡下人的、野蛮人的——即那些比我们更接近“自然”的人们的快乐。亚历杭德罗是怎样一个人？
“他身材高大，肥胖，生着粗祖的脖子和小小的头。”
“他有钱吗？”
“他还算富裕。可是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都花费在娱乐和旅行上。当他死的时候，已所剩无几了，死神来得正是时候。”
“他没有儿女吗？”
“他是个独身汉，他说他认为没有把他的姓氏在世上传下去的必要。”
“这一点也正和我刚才说过的那位哲学家相象。那位蒙泰尼也不希望他的家族传衍下去。他写道：‘当我去世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地以世界上将发生的一切来自慰。’请问，亚历杭德罗旅行吗？”
他经常到马德里去，他竟在那里非常出名了。有一天他走进一家咖啡店，叫人去说客人的账全由他来付。客人都问：‘谁付的？谁付的？’而当大家都注视着他的时候，他跳上一张桌子，用不连贯的话开始发表演说。”
“他一定是醉了。”
“不，他从来没有喝醉过，他所爱的是吃得好，吃得多。这就是他的死因。”
“他是中风死的吗？”
“是的，先生。一天晚上我们在老总会里玩……你不知道老总会吗？”
“不知道，先生。”
“它多年以前就没有了。一天晚上，我们在那里吃夜饭，亚历杭德罗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都盼着他来。亚历杭德罗不会不来。不久，我们就看见他在门口出现了。于是欢宴开始了……我记得，在吃完饭拿来咖啡的时候，我取了一杯，加上糖浆递给亚历杭德罗。他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才去喝它。可是当他把杯子从唇边拿开的时候，他扮了一个难看的鬼脸，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仿佛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这杯咖啡有毒药的味儿。”
“他为什么这样说？”
“我不知道，这或许是一种预感。糖浆里一点别的东西也没有；我们大家都喝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一时了。我走了。因为我喜欢早起。‘明天见’，我对亚历杭德罗说。‘你还要到这儿来吗？’他问我。‘对啦，吃过饭来。’我回答。有三四个朋友和我一同离开，可是亚历杭德罗却和两三个最会吃的朋友留在哪儿。”
“以后他们干了些什么呢？”
“他们谈天，喝酒。后来的事情我都知道，因为看门人时常对我讲起。亚历杭德罗每逢这样大吃大喝的时候，临了总要跳一次他自己发明的舞。
“是他自己发明的吗？”
“很可能是的。那是一连串的跳跃和旋转。那天晚上他也跳了。别的人唱着歌拍着手，而他却在合唱中用他的肥大的身体跳跃着。可是跳了一会儿，他突然离开了别人，到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在那里，他把胳膊肘搁在桌面上，把头托在手掌上，闭拢了眼睛。”
“这难道不引起别人惊异吗？”
“不，绝对不，别的人都有点醉了，况且亚历杭德罗在大吃一顿之后睡觉也是常有的事。”
“当亚历杭德罗睡觉的时候，他们怎样呢？”
“他们走了，亚历杭德罗一闭眼就打起鼾来。‘亚历杭德罗睡着了。’他们说着便走了。看门人便叫妻子去拿了棉被和枕头来，两个人就服侍亚历杭德罗上床去睡。其实，亚历杭德罗打了一阵鼾，便死了。看门人时常对我说，当他妻子和他帮助亚历杭德罗上床的时候，他说：‘见鬼，亚历杭德罗先生今晚怎么这么重！……’亚历杭德罗就这样过了一夜。第二天，看门人走进厅里去，看见他正和他昨晚离开时一样，‘亚历杭德罗先生，亚历杭德罗先生！’他向他喊着。可是亚历杭德罗一动也不动；于是他去拉他的手，拉他的脚。他大吃一惊，发现他的手和脚已是那样地僵硬了……当天我就解剖了他。我剖开了他的脑壳，我以为我是永远不能找到脑髓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坚硬的头骨，在里面只有很小的一块脑子。”
“这样说来，要有一个快乐的生活，是不应该有脑子的了？”
“这是可能的……”
（望舒）
14.黄昏
约翰先生，马利亚夫人，贝璧达都在壁炉前坐着；火焰跳跃着，摇曳着，舐着炉上的黑色石板。忽然有人在外面敲门。
“这是谁呢？”马利亚夫人说。
“不知道，”约翰先生说。“一定是白德鲁和罗拉吧……”
“你相信他们敢在这种天气跑出来吗？”马利亚夫人反诘道。
外面下了一整天的大雪，围绕着这古城的辽阔的田野已经变成了白色，橄榄树都好象是白色的翎毛，压在雪底下的葡萄蔓都成了无数的小堆。人们或许在路上会看见一个旅行者的车迹，从这一方面来，向另一方面去。
“是他们，”马利亚听见了甬道里的说话声。
这时，突然，在大厅的门口，他们听见一个女子的清脆的声音说：
“晚上好！”
接着又有一个男子的响亮的声音说：
“晚上好！”
你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里的欢乐、力量，和深切的情意吗？在乡村里，这个短短的句子是有一种别处所没有的含意的。我们曾在我们的田地里，在我们的葡萄园里度过了一整天。我们曾谈到灌溉，谈到修葡萄。谈到播种，我们也许在俱乐部里无聊地度过了两小时。如果这是榨橄榄的时节，我们便是从油坊那里来的，我们曾看到油是怎样一滴滴池从榨床里流出来，于是，到了晚上，在饭后，我们便坐在火前。就在这时候，我们听见了“晚上好”这短短的招呼声，我们手里正拿着火钳拨火，我们放下了我们的工作，转过我们的头去。
“啊！”约翰先生喊。“我以为你们今天不来了。”
“那么我们独自在家里做什么呢？”罗拉夫人说。
“我才不怕冷呢。”白德鲁先生快活地说，同时取下他的帽子，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接着，他换了一副严肃的口气说：
“听着，”路易斯今天来说过吗？”
“没有。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呢？约翰先生反诘道。
“我今天早晨在爱拉这见过他……”
“你今天早晨到爱拉达去过啦？”约翰先生插嘴道。
“是的，我去看橄榄怎么样了。我想我星期二就可以开始收了……回来的时候我碰到了路易斯。我们谈到他要和你进行的交换，拿他芳丹纳的那块新葡萄地，换你加德龙的那块田。他问我这件事是否可能。我对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所能做的，只是今天晚上见到约翰的时候，跟他说说’”
约翰先生手里拿着火钳，沉默地躬身在火前慢慢地拨动着那些木块：他把一块敞开的木炭夹过来，他又把一个巨大的橄榄树干翻转来，为的使它燃烧得好一点。
在一个短短的沉默之后，他慢慢地说：
“你说，拿他芳丹纳的那块新葡萄地换我加德龙的田？”
“这是他跟我说的。”白德鲁先生说。
约翰先生又开始拨火。正在低语着的马利亚夫人、罗拉夫人和贝璧达，这时也沉默起来了。在外面，风一阵阵地吼着：人们时时听到一扇窗子在远处响着，——这种疯狂的、不安静的、神秘的窗子常常在有风的夜里，在一个仓房里；在一个洗衣场里，在一个卧室里。或在一个人们从不进去的房间里响着，常使我们在童年产生一种空虚的恐怖。火焰跳动着。摇曳着。人们听到大钟的悠长的、沉重的声音。
“我以后再跟你谈吧……”末了，约翰先生这样大声说了一声，接着，他又停住不说了。
“是加德龙的田吗？”马利亚夫人问，她急于要知道约翰先生说什么，不能再忍耐了。
“路易斯就是要那块田，”白德鲁先生说：“芳丹纳的那块新葡萄地离他的别的土地太远了。对你们来说这交换倒有些方便，因为你们附近有索龙拿的地……”
“是的，”约翰先生说，“不过我相信加德龙的田比芳丹纳的新葡萄地大得多。”
“这我不否认，”白德鲁回答道：“可是你要知道那块新葡萄地有很好的根系，今年就可以有不坏的收成呢。”
又是一次很长的沉默。四壁挂着两三幅歪斜而乌黑的旧画，两只金丝雀一动不动地立在它们的笼子里，不时地——其中一只睁开它的红边的圆眼——移动移动，在那些柳棍上啄几下。在远处，城中的老时钟发出了悠长而沉重的鸣声。火焰在巨大的树干上发出蓝而透明的颜色。白德鲁先生卷好了一根纸烟，轻轻地拍着手，又把他的口气从严肃变为快活。
“啊，贝璧达！”他喊道。“你呢，你以为怎么样？你比较喜欢哪个？加德龙的田还是爱拉达的新葡萄地？”
贝璧达是一位苗条的、洁白的、淡发的少女。她有一张好看的、柔和的长圆脸，她的两眼，大而且灰，有一层淡蓝的眼圈。贝璧达的白而长的手是在她的膝上交叉着，贝璧达笑着抬起了她的眼眉，分开她的两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