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烧了吗》
作者：[美]拉莱·科林斯/[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译者:董乐山
内容简介：
“巴黎烧了吗？”这是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那天，阿道夫·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发出的责问。 本书生动而又详细地描绘了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
译者董乐山先生在“译序”中说：《巴黎烧了吗？》是新闻史上的一部杰作。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 国《巴黎竞赛》的记者。他们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五百三十六人的亲身经历，因此能使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放不下手来。作为报告文学（或者所谓纪实小说），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典范的作品。的过程唤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不少西方评论家将其推崇为狄更斯最出色的作品。
目 录
译序
序幕
第一部 威胁
第二部 斗争
第三部 得救
附录
Is Paris Burning by Larry Collins & Dominique Lapierre Copyright © 1993 by Larry Collins & Dominique Lapier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naissance Literary & Talent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译序
董乐山
“巴黎烧了吗？”
这是纳粹德国头子阿道夫·希特勒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巴黎解放的那天，在东普鲁士（腊斯顿堡）一个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气急败坏地提出的责问。
就在两天之前，他刚向新派去守卫巴黎的德军司令冯·肖尔铁茨发出了要坚守巴黎到最后一兵一卒与城共存亡的命令；在此前不久，他还派了爆破专家到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去埋设地雷和炸药，打算在万一失守时实行焦土政策，把整个巴黎连同它的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辉煌建筑和艺术宝藏统统付之一炬，夷为平地。
与此同时，盟军六月六日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向法国的德占区纵深地带长驱直入，先锋部队已兵临巴黎城下，巴黎解放指日可待。为了配合盟军进攻，巴黎市内的抵抗运动组织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
就在这紧锣密鼓的八月的一个无月之夜，一架英国轰炸机在巴黎近郊悄悄地空投了一名法国谍报人员。他随身携带一份秘密情报，前去巴黎市内一所幽静的修女院，递交给藏匿在那里的英国谍报负责人，要他紧急通知抵抗运动的各个地下组织暂停发动起义。因为盟军要节省为解放后的巴黎二百万居民运送生活必需品而耗费的汽油，把它用在更加急需的攻打德国本土的大军身上，以争取早日结束战争。他们决定要绕过巴黎，暂不解放它。为了避免巴黎人民过早起义造成巨大的无谓牺牲，盟军谍报部门才有这次空投秘密情报员之举。
但是，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使巴黎抵抗运动内各派别的地下组织陷入了混乱。一方面，抵抗运动中共产党领导的派别决心要举行起义，把巴黎从德国四年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抵抗运动中的戴高乐派，尤其是戴高乐将军本人，决心要抢在共产党之前到达巴黎，建立他自己的地位。为了防止共产党抢先发动起义，戴高乐一方面从临时驻地阿尔及尔秘密飞抵法国前线，向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历陈及早解放巴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密令他派驻在巴黎的地下高级助手保持对抵抗运动的控制。
这样，在盟军与德国之间，在德军与抵抗运动之间，在盟军与戴高乐之间，在抵抗运动中各派之间，就展开了一场紧张、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
以上所述的战争形势，就是于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这部以希特勒原话为书名、记述巴黎解放经过的著名纪实文学的第一部分《威胁》的大概内容。《巴黎烧了吗？》（Is Paris Burning ?）生动又详细地描绘了一九四四年八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Larry Collins）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Dominique Lapierre）分别是美国《新闻周刊》和法国《巴黎竞赛》的记者。他们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五百三十六人的亲身经历，因此能使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放不下手来。作为报告文学（或者所谓纪实小说），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典范的作品。
本书内脚注分原注与译注两种，其中译者所加标注为“译注”，未注明者均为作者原注。——编者
序幕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阿道夫·希特勒设在东普鲁士的最高司令部向大巴黎司令将官发出了下列命令，上面冠以“绝密”和“特急”字样，副本分送西线部队总司令、B集团军、第一军团、第五装甲师和第十五军团。命令中宣布了希特勒对巴黎的命运所做出的最后决定。
命令如下：
Geh. Kommandosache Chefsache
Nur durch Offizier
KR Blitz
O.B. West Ia
Okdo d. H. Gr. B. Ia
A.O.K.1
Pz A.O.K. 5
A.O.K. 15
巴黎桥头堡的保卫，不论从军事或政治观点来看，都极其重要。该市若告弃守，势将导致塞纳河以北整个沿海平原的丢失，并将剥夺我们用以对英国进行远距离作战的火箭发射场。
巴黎的丢失不可避免地必将导致整个法国的丢失，这在历史上一贯如此。
因此，元首明白无误地重申前令：巴黎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予以保卫，务使该市防务固若金汤。他在此通告西线总司令，为此目的，业已指定增援部队。
至于该市本身，一旦发现起事苗头，必须立即采取最有力手段，予以及时粉碎，诸如夷平整个街区、公开处决肇事首犯、强制居民撤出市内任何具有危险倾向的地区等。这是防止这种行动蔓延的唯一办法。
炸毁该市塞纳河上所有桥梁的工作应立即准备就绪。
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一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
O.K.W./W.F.St./Op. (H) Nr. 772989/44
23.8.44
11:00 Uhr
第一部 威胁
一
他从来没有迟到过。每天傍晚，那个德国兵带着他的那支旧毛瑟枪、皮套已经磨得发毛的望远镜和装了晚饭的饭盒一到，梅昂默尔田村子里的居民就知道已是六点钟了。他走过村里的鹅卵石铺的广场时，十二世纪盖的那座小小的圣母升天教堂的罗马式钟楼就分毫不差地开始响起晚祷的钟声。那座小教堂高踞在巴黎东北三十七英里处乌尔克河畔的一个小山脊上，俯瞰着梅昂默尔田村的灰瓦屋顶。
这个德国兵是个头发花白的空军中士，总是迎着清脆的钟声走来。他在教堂门前摘下军便帽后走了进去，用缓慢的步子爬上狭窄的螺旋形楼梯，到了钟楼顶上。那里有一张桌子，一只煤气炉，一张从下面教堂那里征用来的椅子。桌子上整齐地铺着一张德军总参谋部军用地图，还有一本笔记簿，一本日历，一台灰绿色军用电话。圣母升天教堂的钟楼是德国空军的一个瞭望哨。
那个德国兵在这里用望远镜可以把这一带整个地区收入眼底。从南面莫城的大教堂尖顶到北面拉费尔特米隆堡的中世纪石墙，他极目望去，纵横十三英里，眼光扫过了马恩河弯弯的河道，乌尔克河畔利赛镇的陶砖墙头，最后回到了在他眼皮底下蜿蜒而去的乌尔克河白杨参天的河岸。
再过几小时，夜幕就会降落在这位中士的望远镜下一览无余的宁静景色上。那时他就要搜索天际，窥看周围的黑影，又一次开始他的夜间值勤，这已是诺曼底登陆以来的第五十八次了。等到东方发白，他就会提起军用电话，向设在苏瓦松的德国空军分部报告。自从十二天前上次月圆以来，中士的报告总是一成不变的同一句话：“本区没有情况。”
这个德国兵知道，盟军总是在满月时的月明之夜向法国抵抗运动进行降落伞空投的。他桌子上的日历告诉他，要再过十六个夜晚，到八月十八日晚上，月亮才会再圆。
这个德国兵心中很有把握，那天晚上，在交托给他看守的法国占领区这块小小的地方，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因此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二日这天晚上，这个中士觉得他完全可以趴在他面前摇晃不稳的桌子上放心地打个盹。可是他错了。
就在他睡着的时候，两英里外一片堆着一捆捆麦秸的潮湿的田野里，有两男一女散开来，布成了三角形的阵势，那是抵抗运动空投区的标志。他们的手中都握着手电筒，玻璃罩外面装了用马口铁皮打的套子。这种装套子的手电筒发出的是一道细细的光柱，只有从天空中朝下看才能看到。这三个人在等待着。午夜刚过不久，他们就听到了他们所等待的声音。那是一架哈里法克斯轰炸机把发动机降低马力后轻轻地飞过乌尔克河谷时发出的低低的嗡嗡声。他们打开了手电筒。
上面那架飞机的驾驶员低头观察着下面灯火管制下的漆黑河谷，一眼就看到了他们的手电筒的三角形闪光。他按了一下面前的控制盘上的一个按钮，飞机机舱里有一盏灯由红变绿。这时有一个人扶住飞机上打开的舱门，纵身一跃，跳入夜色之中。
阿兰·佩帕扎是个年轻的医学生，他轻轻地飘落在法国故土上时，可以感觉到身上捆着的藏钱的腰包，里面有五百万法郎。不过，他在这八月之夜纵身跳下来，并不是为了送这笔巨款。
阿兰·佩帕扎的左脚鞋子后跟里嵌着一块薄如蝉翼的绸子，上面印有十八列密码数字。他在伦敦的上级认为上面的信息十分重要，十万火急，因此不惜违反他们的一切规定，派阿兰·佩帕扎冒险在这无月的黑夜跳伞投递。
佩帕扎并不知道他投递的是什么信息。他只知道要尽快把它送到潜伏在法国的英国谍报机构一个代号叫“阿米可翡翠”的头子那里。他的总部设在巴黎。
到佩帕扎掸掉他夜里躲在麦秸堆里沾在身上的麦屑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了。要到巴黎去，这个年轻的医学生选了可供他采取的最快途径。他决定搭过路便车。
在法国三号公路上，第一辆驶过他身旁的卡车停了下来。这是德国空军的卡车。四个头戴钢盔的德国兵扶着敞篷卡车的木栏杆，面无表情地望着下面的他。
佩帕扎看到卡车驾驶室的门打了开来。司机示意叫他过去。就在这一刹那间，佩帕扎感到他藏钱的腰包仿佛重如千斤。那个德国兵仔细看他一眼。“Nach Paris?”
［1］
他问。佩帕扎点一点头，然后感觉麻木地爬上了司机身旁的发热的座位。德国兵换了挡，于是这个年轻特工带着给法国境内英国谍报头子的密信，坐在德国空军的卡车车厢里，看着通往巴黎的公路开始向他身后滑去。
我主受难修道院的九个修女跪在她们教堂清凉的阴影里，正在诵念她们这一天第三遍诵念的祈祷文，这时有三长一短的门铃声刺破了修道院的寂静。她们之中有两个修女马上站起来，划了为自己祝福的十字，走开去。对院长妹妹简恩修女和她的助手简恩-玛丽·维阿内修女来说，拉圣特路一二七号修道院古老的门铃三长一短的铃声意味着“有要客来访”。
德国秘密警察四年来一直在竭力搜寻藏匿在这个修道院里的那个人。就在这里，在院内一块空地和圣安妮疯人院高高的石墙交接处，有一所表面粗糙不平的旧房子，在这房子的起居室后面，就是法国占领区英国谍报头子“阿米可翡翠”的总部。在这些古老的石墙和几个修女镇定自若的勇气的保护下，他的总部一次又一次逃过了德国秘密警察的严密搜查。
［2］
简恩修女打开修道院厚重的橡木大门上的窥视孔，看到外面有一张年轻人的脸。
“我叫阿兰，”他说，“我有一封信要送给上校。”
简恩修女拉开门栓，跨到门外台阶上，看清楚这个年轻人后面没有人尾随。她就点头让他进来。
在起居室里，在那个创建我主受难修道院的不知名的拉撒路派教士脸色严峻的肖像下面，阿兰·佩帕扎脱下了左脚上的鞋子。他用简恩修女递给他的一把刀子撬开后跟，掏出他冒了生命危险带来的那块绸子。他把它交给坐在他旁边小沙发上那个有一双蓝色眼睛、头发已经开始谢顶的体格魁梧的高大汉子。
代号为“阿米可翡翠”的克劳德·奥立维亚上校看了一眼印在上面的黑色字母，就叫简恩修女去把他用来破译的密码字格拿来。这是印在用一种可以消化的纺织物做的极薄的手绢上的，一有危险，吞入口中，嚼碎即化。简恩修女把它藏在小教堂里好人贼
［3］
神龛的祭坛石下。
奥立维亚上校把密码字格扣在佩帕扎带来的密码信上。这样给他破译出来的信息是，盟军统帅部决定要“绕过巴黎，尽可能推迟解放巴黎”。它并说，这个计划不容改变。落款“将军”，这是谍报处长的代号，只有极其重要的信息才签此名。
上校抬头看佩帕扎。
“我的天！”他说，“这可糟了！”
二
对“阿米可翡翠”修道院围墙外面的这座城市来说，这个炎热的八月上午是被德军占领后的第一千五百零三天。
十二点钟刚刚敲响，二等兵弗里茨·戈特却尔克就像他在过去四年中每天做的一样，和他的第一保安团的二百四十九名弟兄一起，开始他们每天沿香榭丽舍大道开到协和广场去的列队行进。走在他们前面的一支铜管乐队吹奏起“普鲁士光荣”的刺耳音调。很少有巴黎人站在这条气象宏伟的大街的人行道上观赏二等兵戈特却尔克的表演。他们早就学会了怎样躲开这种令人羞辱的场面。
这种趾高气扬的列队行进不过是法国首都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以来不得不忍气吞声地蒙受的许多羞辱之一而已。从那一天起，法国人能够看到他们的国旗在巴黎公开陈列的唯一地方是在空气污浊发霉的荣军院博物馆里，而且还是锁在玻璃柜里的。
纳粹德国的黑白红
字旗则在巴黎市的象征——埃菲尔铁塔顶上飘扬。被巴黎的征服者所征用的成百上千所旅馆、公共建筑、公寓大楼的顶上，都飘扬着这面令人感到压抑的旗帜，那是四年来钳制着这座世界上最美丽城市的精神的那个政权的象征。
沿着里沃利路上优雅的拱廊，在协和广场四周，在卢森堡宫、国民议会、外交部的前面，德国武装部队的漆成黑白红三色的岗哨挡住了巴黎人，不让他们在自己的城市的人行道上行走。
在福煦大道七十四号和索色埃街九号门前，在其他一些标志不这么明显但同样著名的建筑物门前，站岗的是德国武装部队之外的部队。他们的军服领口上有党卫军的双条银色闪电。他们守卫着秘密警察的办公楼。他们的邻居晚上总是睡不好，因为从这些建筑物里几乎每天夜里都会传出惨叫声来，要听而不闻，常常是很难做到的。
德国人甚至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把全市近二百座最漂亮的铜像都拆卸下来，运到德国去熔化，制造炮弹的弹壳。
工兵劳役队里的建筑师用他们自己的纪念碑来取代这些铜像，也许从美学的观点来看要差一些，但却要威风得多。几乎有一百多个混凝土地堡深深地嵌入了巴黎的人行道上。它们矮墩墩的样子分布在全市各处的地面上，仿佛青春痘一般。
歌剧院广场和平餐馆门外的藤椅前面，仿佛长了豆秸一样，竖立起一块块用白色木牌做的路标。黑字箭头为德军司机指示通往像DER MILITÄRBEFEHLSHABER IN FRANKREICH, GENERAL DER LUFTWAFFE, HAUPTVERKEHRS DIREKTION PARIS
［4］
这样的非法国式的目的地。在那年夏天又增添了一个新路标，上面的字样让路过的巴黎人看到高兴。那是ZUR NORMANDIE FRONT
［5］
。
巴黎宽阔的林荫道从来没有这么空荡荡过。没有公共汽车。出租汽车早在一九四〇年就绝迹了。少数运气好的（或者说没有骨气的）司机弄到一张德国牌照，把汽车改装，在车身后面绑上一个小锅炉，用木柴当燃料来发动。
公路上则是自行车和马的天下。自行车甚至代替了出租车。有些出租汽车司机索性把汽车改装成马车，自己成了拉车的马。他们把汽车锯成前后两节，只保留后面的一半架在两只车轮上，然后在前面套上一辆自行车，自己蹬在上面拉着跑。若需加急服务，还有四个司机在前面蹬车拉的。最快的是由曾经参加过环法自行车赛的一批宿将蹬的车。这种人力出租车的车厢后背都漆有一个名字。最流行的是LES TEMPS MODERNES
［6］
。
每周工作日里，地铁从上午十一点关到下午三点，周末全日关闭。入夜以后，从十一点起关闭。宵禁从十二点开始。德国人逮到在宵禁后还逗留在街上的巴黎人，便把他带到宪兵队去，让他整宿为他们擦皮靴。如果那天晚上正好有德国兵被抵抗运动战士打死，他为了错过地铁末班车回家要付的代价就要高得多，那就是被行刑队处决。德国人喜欢从违犯宵禁的人中挑选他们作报复性处决的对象。
每周有三天，巴黎的街头餐馆不供应酒。代替供应的是一种难喝的人造咖啡，名叫“国民咖啡”，那是用橡子和一种豌豆磨成的。
巴黎是座几乎没有煤气和电力供应的城市。巴黎的家庭主妇学会在用十加仑装的油桶焊接在一起的炉子上做饭，用的燃料是把旧报纸捏成纸团，然后泼上水——这样耐烧一些。有一家百货公司做广告说，六页报纸可以在十二分钟之内烧开一公升的水。
尤其是，巴黎是座饥饿的城市。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每天早晨都有公鸡把它叫醒。它们到处啼晨，在后院里，屋顶上，阁楼和空房里，甚至放扫帚的壁柜里——总而言之，凡是几百万挨饿的市民能够找到可以养鸡的寸尺之地，都能听到它们在啼晨。每天早晨都有小孩子和老妇人偷偷地到公园里割几把青草回来，喂他们养在洗澡缸里的兔子。
在那一年八月，巴黎人凭配给票可以买到两只鸡蛋，三盎司食用油，二盎司人造黄油。肉的配给量实在太少，大家都说笑，可以用地铁车票把它包起来，只要那张车票还没有用过。因为据那笑话说，如果车票已经用过，那么肉就要从收票员在车票上戳的洞中漏掉了。大多数巴黎人食谱中的主食是他们原来用来喂牲口的一种胡萝卜。
对那些有钱人来说，有的是黑市。在黑市里，四个人吃一顿饭要花六千二百五十法郎，而那年夏天一个女秘书的一月工资是两千五百法郎。鸡蛋四十美分一个，黄油十美金一磅。对没有钱的人来说，要把配给卡多维持几天，唯一的办法是骑自行车蹬上二三十甚至四十英里，到乡下去找个有一只鸡或一把蔬菜出售的农民。
维希政府的招贴贴在满街的墙上，号召法国工人“同德国兄弟团结起来”，或者参加“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军团”。法奸报纸如《小巴黎人报》、《巴黎晚报》、《我无处不在》周刊的头版都声称，“到德国去做工不是强制押送”，并且从柏林发回消息来说，“德国参谋总部从来没有这样对前途充满信心”。但是，在报纸内页却登着“马车长途托运家具”的含蓄广告。
不过，据伊里奥特·保尔的回忆，巴黎还是保持了它“轻松愉快”的心境。巴黎的美女似乎比以前更加美丽了。四年的些微配给和每天的骑车锻炼，使她们身躯矫捷，双腿修长。那年夏天，她们时兴把头发包在头巾中，或者塞在饰花的宽边草帽中，仿佛直接从雷诺阿的油画中走出来的一样。
七月间，时装设计家玛黛琳·德劳什、吕西安·莱朗和杰克·法恩发布了“军人式”的流行款式。它的特点是肩膀宽、腰带宽、裙子短——这是为了节约用料。法国衣料短缺。有些料子是用木头纤维做的。巴黎人开玩笑说，这种衣料淋了雨，白蚂蚁就都爬出来了。
晚上，巴黎人穿着木跟皮鞋在街上走，“格格”声不断。他们学会万一过了宵禁时间就脱了鞋子，光着脚回家。那样巡逻的德国兵就只听见自己的皮靴铁掌的击地声了。
那年八月，巴黎人都待在家中。战争使得大家都无法按惯常那样到乡间去度假。学校照常开学。成千上万的人在塞纳河的河滨道上晒日光浴。那年夏天，这条泥浆污浊的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对法奸和他们的德国主子来说，对黑市中的“暴发户”来说，马克西姆餐馆、丽都饭店和少数如“天方夜谭”和“苏姗索立多”那样的夜总会，仍有香槟酒和鱼子酱。那个星期，有个交好运的法国人的174184号彩票中了第二十八次全国彩票的摸奖，得了六百万法郎（约相当于三万四千三百美元），这笔数目比阿兰·佩帕扎放在不舒服的腰包中带到巴黎来的钱还多。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在朗香和奥特伊，赛马季节照常不误。马匹瘦小，但看台拥挤。卢那公园可以说是巴黎的康尼岛
［7］
，从那边传来的信息倒令人宽慰：“不要为错过度假良机而感到难过。骑上你的自行车，蹬它九十九下，你在这里就能找到新鲜空气和灿烂阳光。”
伊夫·蒙当和伊迪丝·比亚芙在红磨坊夜总会搭档演唱。塞尔日·里法尔评论芭蕾演出季时，称赞了两个默默无闻的年轻舞蹈演员，一个叫兹兹·让梅埃，一个叫罗兰·佩蒂特。
电影院靠脚蹬自行车轮子发电，维持放映机照常工作。规模相当于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高蒙电影宫曾经计算过，靠四个人在自行车上按每小时十三英里的速度蹬六个小时所发的电，可以放映两场电影。在电影院外面，有“空地可以免费存放自行车三百辆”的广告。
剧场三点钟开门，天黑收场，场场客满。分布在全市各处漆成绿色的圆形广告柱上，贴的剧目广告有二十多个。老哥伦比亚剧场在演出让-保尔·萨特的《没有出路》。离剧场不远几个街区外，它的作者匿身在一间顶楼里为抵抗运动写宣传品和传单。
不过最重要的事是，一九四四年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季里，每个晚上在有微弱电流供应的短短半小时里，只有一个神圣的活动把巴黎人都拴在他们的家里：他们的耳朵都贴在收音机上，整个城市鸦雀无声，在德国人的干扰杂音中偷听被禁止收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的那个晚上，在巴黎绚烂无比的落日余晖中，这个城市的居民将第一次获知那桩不久就会成为他们自己的噩梦的事件。
那天晚上，华沙烧成了一片火海。就在它的俄国解放者在它的大门口只需稍进一步就可攻达的地方裹足不前的时候，德国守军残酷地镇压了抵抗运动一次过早的起义。镇压结束，波兰人牺牲了二十万，华沙变成了一片发黑的废墟。
随便哪个巴黎人那天晚上往窗外看，就可以看到战争中的一大奇迹——巴黎仍完好无损。圣母院、卢浮宫、圣心教堂、凯旋门，所有这些举世无双的伟大建筑物曾经使这个城市成为人类文明的灯塔，而在这场历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中，五年来却没有受到丝毫损伤。如今，巴黎的解放时刻终于快要来到了。在这八月的晚上把华沙化为一片瓦砾的命运，也就是巴黎到现在为止像奇迹一样逃脱的命运，很快就将笼罩在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头上。
因为巴黎是整个法国围着转的轴心。法国的所有主要道路、铁路、运河都汇集到巴黎。它是统治法国的心脏。它的三百五十万市民所关心的，还有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所关心的，可能只是它为人类文明所保管的宝藏的安全。但是对那天晚上与它相隔几千英里的其他一些人来说，巴黎如今成了一种别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巴黎成了一个争夺的目标。
三
对肩负解放巴黎重任的美国人来说，巴黎一直是个令人进退维谷的难题。从诺曼底的格朗维尔海滩往内陆深入两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指挥部的车队隐藏在雨水浇透的树丛中，就在那里，艾森豪威尔将军终于做出了他很不情愿做出的决定，也许这是诺曼底登陆以来最重要的决定——他要尽可能推迟巴黎的解放。他要把这个城市包围了以后再绕过它。这位盟军最高统帅估计，在将近两个月之内，巴黎不会解放，最早也要到九月中旬。
这个决定可不是艾森豪威尔随便做出的。他像别人一样清楚，巴黎的解放对法国人，对他自己的军队，甚至对全世界会产生怎样深远的感情影响。他充分意识到巴黎人民和自由法国的傲慢自大的领袖戴高乐将军急不可耐的情绪。但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放在他桌子上长达二十四页的油印文件中提出的精确军事分析比起巴黎这个神奇的名字来，分量要重得多。这份文件的蓝色牛皮纸夹上印有“绝密——后海神作战计划第二部分——越过塞纳河和攻克巴黎”的字样。它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三人计划委员会送来的，其中提出的建议供他在做出战略决策时参考。
艾森豪威尔深信，“德国人会为巴黎决一死战”。在他看来，“一切战略和地理因素都有此要求”。他桌子上的三人计划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证实了他自己的信念。他要避开这场决战。
这个文件警告，如果德军以重兵坚守巴黎，要逐出他们就需要进行“像斯大林格勒那样的长期激烈的巷战”，这样的战斗可能最后造成“法国首都的毁灭”。
艾森豪威尔不能允许巴黎发生这种情况。而且，他不想让他如今横扫法国本土的兵力陷入消耗极大的城市争夺战。
除此以外，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还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理由让他做出现在的这个决策。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那份文件一语道出了天机。
它说：“如果太早攻占，巴黎会对我维持部队进行作战的能力造成严重限制。”
而且，这份文件又警告说：“巴黎的攻占将需要承担民政责任，这一义务相当于要维持八个作战师。”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无异是说，巴黎的攻占意味着他在法国已经登陆的三十七个师中，几乎有四分之一的部队的油源要被耗竭掉。这是他所不愿承担的风险。那年夏季，对他来说，汽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后来说：“我每放弃一加仑汽油，就吃亏一次。”巴黎会使他耗费成千上万加仑的汽油。
这种耗费不是花在攻克巴黎上，而是花在把它解放以后要供应它的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上。盟军总部这一研究报告说：“光是巴黎的粮食和医药需要，在头两个月就是七万五千吨，外加每天可能需要一千五百吨的煤供公用事业的消耗。”由于只有瑟堡和一些登陆滩头做港口，而法国的铁路又成了烂摊子，每一吨物资都需要从诺曼底用卡车运输，来回一次就是四百一十六英里。因此计划人员的建议是“尽量长期地”避免这一义务，也就是避免解放巴黎。
作为代替，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这需要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巴黎作钳形包围，这样也能使盟军直捣德军设在法国北部的V-1和V-2火箭发射场，他们认为后一任务十分紧急，“值得一冒超过正常风险以上的风险”。
按照这一计划，蒙高马利将军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将出击瓦兹河和海滨之间的上塞纳河，打开勒阿佛尔港，进迫加来海峡的V形火箭发射场。然后，在巴黎以北八十二英里的亚眠用两个兵团
［8］
的兵力作迂回行动，在东面突破。同时，在巴黎以南，美国第十二集团军在默伦越过塞纳河，推进到巴黎东北九十八英里处的兰斯，然后向西迂回，与从亚眠出击的英军会合。两支部队会师以后，巴黎就牢牢地落入一个大囊之中。这个计划实施的日期定在九月十五日到十月一日之间。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这一计划有三大优点。它避免了在巴黎打一场破坏性极大的巷战；它把他的军队推进到他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坦克地带；而尤其是，它可以为他超越一切的目标——在冬季来临之前突破齐格菲防线和在莱茵河上建立桥头堡——节约宝贵的汽油。
只有一件事可能打乱这一计划：像巴黎发生起义这样无法预料的事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可以感到放心。他已向法国国内部队
［9］
首脑皮埃尔·约瑟夫·柯尼希将军发出“坚定指示”，在他发出命令之前，“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得发生任何武装行动”。他告诉柯尼希将军，“不能让巴黎发生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
对于急不可耐的巴黎人来说，这样的决定是无法忍受的。但是，他告诉他杰出的副手瓦尔特·皮台尔·史密斯将军，如果他们能够“再忍受德国人一段时间，他们的牺牲可能会帮助我们缩短战争”。
为了确保他们这么做，英国谍报处派了阿兰·佩帕扎在一个无月之夜跳伞空降到法国。
四
这时有一个忧郁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尔炎热的夏季气候中不耐烦地等待着。对他来说，巴黎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不久将随之而转的关键，也是这个孤独的人自己的命运随之而转的关键。因为夏尔·戴高乐比他周围的人更加明白，他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从伦敦向他的战败的国人发出的那个号召是一场大胆的赌博，而巴黎是决定这场赌博输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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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深信，今后几个星期内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将决定由谁来控制战后法国。戴高乐将军坚定地决心要由他来控制。
戴高乐相信，有两派的人阴谋不让他得到控制权：一派是他政治上的敌人法国共产党，另一派是他军事上的盟友美国人。
美戴关系在一九四〇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时期以后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国的承认维希政府、同达尔朗的交易、美军在北非登陆以后才告知戴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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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同罗斯福之间的个人厌嫌——所有这一切都造成法美之间互不信任和猜疑，影响一九四四年夏季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比罗斯福拒绝承认他的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为法国临时政府更能激怒戴高乐了。他认为这是美国拒绝承认他对法国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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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在致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写道：“只要我们能做到不用武力把戴高乐作为法国政府强加在法国人民头上，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戴高乐可能拥有的对我们军事努力有利的任何组织或影响。”他警告艾森豪威尔、盟军总部：“可以与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打交道，但绝不能做任何事情可能构成对该委员会作为法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戴高乐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稍好一些，但是盟军总司令可以觉察得到“他（戴高乐）总是要我们做这个或那个改动以适应他的政治需要”，而且他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一九四四年六月在盟军总部的一份备忘录上不高兴地批示道：“如果有人能够对我明确说明他（戴高乐）在本总部占有什么地位，我是乐意向他汇报的。据我所知，他什么地位也没有。”
还有别的令人着恼的事。戴高乐与他驻在伦敦的人员的无线电通讯必须经过英美之手，他很清楚丘吉尔曾经指示外相艾登要对通讯的“政治内容加以检查”。盟军决定在登陆日发行登陆后使用的货币，使这位法国领袖大为恼火，他撤回了原来受过专门训练帮助盟军总部管理诺曼底桥头堡附近已解放的那些地方的法国联络官，五百名中只留下二十五名。
尤其是，戴高乐决心不让占领区盟国军政府在法国领土上有生根的机会。在七月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他的担心有了一定的缓和。他在那里同罗斯福对法国解放区的管理达成了协议。但这是个脆弱的协议。戴高乐在离开华盛顿时对墨菲说：“战争结束那一天，我们的协议就结束。”
根据这个协议，法国的解放区分成两部分：内政区和作战区。内政区的控制权交给戴高乐的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作战区里的最高权力属于盟军总部。决定两区如何划分的责任基本上落在艾森豪威尔的身上。
这一协议没有解决戴高乐和盟军总部之间的根本分歧。在戴高乐看来，作为自由法国政府首脑，他代表法国主权，因此，在法国，最高权力应属于他，而不是盟军总部。但是在盟军总部看来，法国是个军事作战区，戴高乐的政治需要得符合盟军总部的战略要求。
这一协议没有为巴黎做什么规定。华盛顿估计巴黎在解放以后会留在作战区里相当长的时候。罗斯福无意在那里设立一个他还没有承认的政府。这个估计是有根据的。但是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戴高乐已下了坚定的决心要尽快地在巴黎确立自己和他的政府。戴高乐认为，他自己的命运和法国的命运都系于这一举是否成功。
在八月初这些关系重大的日子里，戴高乐不由得相信，罗斯福会尽最后努力，要把他圈在阿尔及尔，挡住他获得政权的道路，与此同时由国务院在法国悄悄布置不利于他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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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戴高乐相信，美国人的这些努力不可能成功。但是他担心这些努力可能把他拖延住，而让他的真正敌人法国共产党有足够的时间在巴黎的权力结构中扎下根来。这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因为戴高乐相信，他是在同法国共产党赛跑。当前的目标是巴黎，但胜利者的奖品是整个法兰西。
早在一九四三年，他就命令代号为“巴赛上校”的负责空投武器组织工作的工业家安得烈·德·瓦佛伦：“任何武器都不得直接空投给共产党人，或者结果可能落入他们手中。”
自从登陆日以来，他就开始实行一项计划，确保法国的政治控制权不落在他们之手。法国国土每解放一地，所有的民政权力就都交给戴高乐所任命和只对他的政府负责的高级专员手中。他们所接到的命令中最严格的莫过于那道关于如何与当地抵抗运动委员会打交道的命令，因为戴高乐觉得这些委员会都是受到共产党控制的，不能允许它们对各解放区有任何直接的权力，绝不允许它们变成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公共安全委员会”。在盟军大举攻入布列塔尼期间，戴高乐接到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报告。在一切方面，共产党似乎都比他料想的更强大，组织得更严密，夺取政权的野心更锋芒毕露。
决定性的考验将在巴黎发生。他在六月十四日即下令停止对巴黎地区的一切武器空投：他估计共产党在市内已有两万五千名武装人员。
戴高乐确信，共产党准备在巴黎发动一场流血起义，抢在他前面夺取统治法国的权力杠杆。然后他们就能在整个法国的管理机构中扎下根来，在他和他的政府开进巴黎的时候，把共产党控制的“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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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既成事实放在他的面前。他们这样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以后，就能把他和他的部长们撇在一旁，虽有名义，却无实权，而他们自己却可以趁此完成巩固他们对法国的控制的工作。在戴高乐派去巴黎做政治代表的一个名叫亚力山大·巴罗迪的气质文静的文官看来，似乎很清楚，戴高乐完全估计到在首都会发生“共产党对他的权力的武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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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的回答很简单。他要在共产党能够控制巴黎之前先把巴黎控制到手。因为他担心，如果让他们抢在政府之前在巴黎站稳脚跟，那么只有进行一场法国既不需要又无法负担的流血摊牌才能把他们赶走。因此戴高乐决心要不计代价、不择手段抢在头里到巴黎。
大约与艾森豪威尔在格朗维尔的总部里做出推迟解放巴黎的决定的同时，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起草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给法国国内部队司令柯尼希将军。他告诉柯尼希，不论盟国是否喜欢，巴黎必须尽早解放。一旦巴黎解放，他就打算亲自进城，建立他个人的权威和他的政府的权威。
他已经做好了初步准备。对戴高乐，就像对艾森豪威尔一样，巴黎城内如果发生起义将会是一场灾难。像艾森豪威尔一样，他也发出了坚定的命令防止这样的事发生。
五
在巴黎郊区奥特伊一幢五层楼公寓的顶楼上，接到戴高乐这个命令的人，呆呆地站在窗口，凝视着窗外八月的黑夜。在灯火管制下，他只能依稀看出在他前面连绵不断延伸到远处天边的高低不齐的黑影，那就是巴黎的屋顶。这个人名叫雅克·沙邦-戴尔马，年仅二十九岁，已是一位将军了。那天他还接到一个信息，那是在街角修理自行车车胎的人悄声告诉他的，也就是“阿米可翡翠”几个小时前在我主受难修道院译出来的那个信息。
通过阿兰·佩帕扎左脚鞋跟带来的情报，对巴黎的任何人来说，似乎都没有像对这个沉思的年轻人更加具有灾难性。
沙邦知道，在戴高乐将军的眼里，他所交给他的任务中，没有比派他在巴黎的任务更加重要了。在他从伦敦戴高乐军事总部收到的秘密指示中，也没有比他收到的关于巴黎的指示更加清楚和明确的了。
他要对巴黎市内武装的抵抗运动保持绝对的控制。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让首都发生未经将军直接授权的起义。
这个命令是不可能办到的命令。
沙邦并不控制巴黎的抵抗运动。控制这个运动的是共产党。
全法国地下军的实际首领是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马拉雷-茹万维尔的共产党将军。巴黎地区地下军的头子是一个身体壮实的布列塔尼共产党人。他的高级副手又是一个共产党人，名叫皮埃尔·法比安，他曾于一九四二年在巴尔贝斯地铁车站开枪打死了一个德国兵，那是在巴黎被杀的第一个德国兵。党控制着工会和秘密印刷所。巴黎抵抗运动三个政治委员会有两个控制在他们手里，剩下的一个被他们弄成一个不起实际作用的辩论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