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诺曼底小镇郊外的苹果园里，那天晚上有另外一个法国人在为法国首都的命运操心。他坐在行军床边上，借着煤油灯的闪烁灯光写信。阿尔贝·勒贝尔上校自从担任驻美军联络官以来，几个月中第一次想改变他为之服务的人的决定。勒贝尔在一张普通信纸上用与夏尔·戴高乐的话同样关切的话，写完了一个无名法国军官为他祖国的首都提出的个人呼吁。
他写道：“如果美国军队眼见巴黎发生起义而坐视不救，这将是法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掉的过失。”
他叠起信纸，放在一边。明天，他的司令奥马·布雷德莱将坐飞机去与最高统帅一起开会。勒贝尔决定把他的个人呼吁夹在布雷德莱带去开会的一些文件中。他坚定地相信，这次会议对他祖国的历史将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如果巴黎要逃脱破坏，在几小时后开的这次会议上必须做出向首都进军的命令。
二十
［八月二十二日］
查克·赫夫林中校在英国潮湿的夜里冻得瑟瑟发抖，他双手紧抱厚厚的咖啡缸子取暖。在他的临时房屋外面，他指挥的“外来客”中队B-24型轰炸机的影子黑魆魆地连成一片直到英格兰西北角哈林顿小镇前面隆起的小山。赫夫林中队的士兵们已在把二百磅一箱的武器弹药装在这些飞机上，他们不久就要把它们空投到欧洲占领区。
赫夫林和他中队所辖的三千个军人是一支非常专业化的部队。他们所投的“炸弹”有一种“缓爆雷管”。他们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姊妹中队一起负责供应武器给欧洲抵抗运动。自一九四三年一月以来，“外来客”已执行了三百次飞行使命，把成千上万吨武器和弹药以及成百上千的人空投给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波兰的抵抗力量。那些使命中没有一次像这天早晨“外来客”要完成的那么困难。它的代号叫“乞丐行动”。赫夫林的部下要在四百英尺低空作白昼飞行，所飞越的地区满布德军高射炮，而有些目标只比足球场大一些。
“罗尔上校”得胜了。他要求空投武器的无线电紧急呼吁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几个小时以后，一等到英国上空出现第一线灰色曙光，“外来客”中队的一百三十架飞机就会在一次“最大努力”的行动中把二百吨武器投到巴黎的市中心，投到布洛涅森林，奥特伊和隆尚赛马场，荣军院广场的平台，共和国广场……还要直接投到被围的警察总署院子里。
为巴黎在半夜写呼吁信的阿尔贝·勒贝尔上校看到他的一身污秽、满脸胡楂的同胞在布雷德莱将军第十二集团军总部伊格尔塔克保安帐篷前从吉普车上下来，这无异是天赐良机。勒贝尔想，如果世界上真有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方出现一个恰当的人的话，那么在他面前的这个精疲力竭的人就是。几分钟以后，在六点钟，勒贝尔将与他的上司第十二集团军情报处长埃德温·西伯特准将见最后一面。见了以后，西伯特就要随同布雷德莱将军前往艾森豪威尔总部。这三个人将讨论巴黎的命运。
在过去四十八小时里，西伯特一直反对改变盟军计划而立即向巴黎进军的主意。这次见面是勒贝尔改变他的主意的最后机会。从目前站在前面的眼睛满布血丝、一身污秽不堪的罗杰·加洛瓦身上，勒贝尔有了一个比他自己能够提出的任何激情呼吁更加直接、更加有说服力的论据。
加洛瓦经过又一次的吉普颠簸，精神委顿，这是在十二小时内他同缄口不言的美国兵司机第三次跋涉。他一到就马上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原来，头天夜里巴顿将军不客气的拒绝并不是最后的。他还有第二次机会。他对自己说：“昨天晚上，我的话不够有说服力。这一次我要做得更好一些。”
他的确做到了。加洛瓦要求的不是美国的武器，而是美国的士兵。他的诚挚和自信感动了在场的美国军官。
他说：“巴黎的人民要自己解放他们的首都，把它呈献给盟军。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结束他们开始的事。你们必须来帮助我们，否则就会发生一场可怕的屠杀。将会有几十万法国人遭到杀害。”
他说完后，屋里一片沉默。西伯特将军轻轻咳嗽了一下，向加洛瓦道谢，然后收拾起文件。他走出屋子的时候，在勒贝尔上校的胳膊友善地拧了一下：“你们性急的狮子勒克莱尔今天要来。好好照顾他。咱们今天晚上可能有好消息给他。”
然后，这位新英格兰的扬基佬腋下夹着文件，沉思地低着头，走向等待他的小飞机。加洛瓦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西伯特。他系好飞机上的安全带，一边在想：“如果我们在一两天内赶不到巴黎，就会发生一场可怕的大屠杀。”
在格朗尚村外面法莱斯战场附近树丛的边缘，德威特·艾森豪威尔在这星期二的凌晨也在考虑巴黎问题。他的指挥车中涂清漆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普通的信纸，就是二十四小时以前夏尔·戴高乐提出解放巴黎的紧急要求的那张纸。艾森豪威尔用雄健整洁的书法，一点也不热情地在上面做了很不情愿的批示。那是他写给他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看来我们将被迫开进巴黎去了。”
这个行动是艾森豪威尔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的极其勉强的行动。发怒的乔治·巴顿已经一天三次打战地电话来向他的负责供应的军官要求拨给更多的汽油了。
然而，艾森豪威尔尽管两天以前答复戴高乐时态度十分坚决，但是自从会见以来，他就一直在思考那个法国人对他说的话。他对戴高乐极为敬重。如果戴高乐担心巴黎的秩序，他也得担心。主要是，两年的经验使艾森豪威尔认识到那个领导自由法国的人有一个特点不容忽视。他知道，戴高乐“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他绝不会让任何人阻止他”。如果说，艾森豪威尔“被迫”打进巴黎去的话，那不是德国军队而是这个严峻的法国人逼迫他这么做的。
最高统帅在开始早晨的约见之前，向他的华盛顿上司乔治·马歇尔将军发了一个简短的电报，概括了他的烦恼。他说：“由于解放巴黎涉及的供应责任，最好推迟对该市的占领，直到歼灭当前面对的敌军，包括加来海峡的敌军这一重要任务完成之后。”
但是他警告马歇尔，这也许是不可能的。如果很快就实现解放，他向他建议说：“在这以后几天，就要允许戴高乐正式进入该市。”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则是，在盟军把德国人推到离首都适当距离的时候，允许戴高乐进巴黎，“可能在盟军某种联合安排下”。《伦敦每日先驱报》在这个八月的早晨甚至引用高层外交人士的话宣布，罗斯福和丘吉尔将在解放后某一时候率领“盟军胜利开入巴黎”。该报还说，“戴高乐可能会得到一个荣誉地位”。
不存在他一到法国就可以待着不走的问题。原来告诉最高统帅，戴高乐到法国只是进行短期视察。法美民政事务协定七月间已获华盛顿原则上的同意，但还没有签字。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民政事务副手朱利乌斯·霍尔姆斯准将知道，国务院起草该协定的计划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打算在一定时候让戴高乐把他的权力机构从阿尔及尔迁到巴黎。他们以为戴高乐会太太平平地回阿尔及尔去，再从那里让他把权力逐步转移到法国某一大城，最后，只有在他得到华盛顿正式的承认以及德军基本上被驱逐出法国以后，才转移到巴黎。
戴高乐深知他的盟友的保留态度。这个和暖的早晨在他暂设在勒芒省政府的临时总部里，他无意让艾森豪威尔或任何别人“允准”他正式进入巴黎。他打算同第一批盟军一起进入巴黎，然后就待在那里。而且，不管艾森豪威尔喜不喜欢，他已决定，法国第二装甲师要在几小时之内向首都进军，不论是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还是他本人的命令。
夏尔·戴高乐决不会在他盟国的主持下进入他祖国的首都。他打算以自由法国首脑夏尔·戴高乐的身份单独进入巴黎。然后他再欢迎盟军到他的首都来。他甚至已经命令他的副官克劳德·居伊为他觅一辆法国汽车作此用途。居伊已在头天晚上从雷恩的一个瑞士商人那里征用了一辆豪华的霍奇凯斯车。
戴高乐打算坐这辆由法国司机驾驶的法国车，在法国军队的护卫下单独开进巴黎。正如他当初有意不告诉他的盟友，他“视察”法国是长期的一样，他这次也没有告诉他们另外一个事实：他一旦到了巴黎就无意离开。对戴高乐来说，他本人进入巴黎不过是一系列迅即采取的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这些步骤将把他的临时政府设立在巴黎，不管人家承认不承认。
［23］
戴高乐深知他的盟友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行动，这天上午他就决心不让美国最后一分钟外交活动挫败他的计划。他对助手们说，从这天上午起他的确切下落要对他的盟友“谨慎地不予提供”。
［24］
绿色保密电话的尖锐刺耳的铃声惊动了“外来客”中队作战室里的人们。这台电话把他们在哈林顿的这个空军基地同伦敦战略情报局总部直接联系起来。鲍伯·沙利文中校拿起听筒。在保密电话的杂音中，打电话人的声音似乎像在水中过滤过一样。他告诉沙利文：“暂停‘乞丐行动’。”伦敦说，这一行动改到次日，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像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一样，法国国内部队首领皮埃尔·柯尼希将军刚刚决定给自己二十四小时暂息。柯尼希原来下令进行“乞丐行动”，在沙利文的保密电话铃声响起几分钟之前，又决定推迟这一行动。柯尼希和伦敦布莱恩斯顿广场自由法国总部的其他人都认为，在巴黎上空空投武器十分危险。它可能使赶来捡收武器的巴黎人遭到屠杀。其中许多武器会落入德军之手。尤其是，他们知道，大多数武器会落入戴高乐的对手共产党的手里。在三年的空投活动中，该总部没有一项禁令有像下列这项禁令更加严格遵守了，那就是不得向大量武器会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地区和城市空投武器。在法国解放的最后几星期中，这项禁令不会轻易抛开不顾，而把武器投给法国国内共产党最密集的一个地方。
但是，尽管柯尼希和伦敦的自由法国总部不赞成起义并迟迟不开始这项空投，他们却不能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同胞在巴黎街头用手枪和老式步枪同德国坦克作战。柯尼希心存犹疑，但还是决定空投，后来又决定再等一天。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战斗失去控制，他决定不论政治后果，他要把成千上万支步枪像下雨似的投向巴黎屋顶。
二十一
巴黎却没有二十四小时暂息。天明之后，全市各地战斗恢复，程度越来越激烈。八点钟刚过，足智多谋的党卫军上校的四辆坦克又出现在雷蒙·萨朗的警察局门外，这个法律系学生在头天曾告诉那个上校：“您不能再在这里发号施令了。”这次，上校的坦克手们没有带上活人盾牌。在两小时的激烈战斗中，他们把萨朗和他的人赶出了大楼。萨朗的部下在爬上邻居屋顶逃走之前，令对方付出了代价。他们中的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奔向德军的一辆坦克，投了一瓶莫洛托夫鸡尾酒在它的通风口上，使它起火报废。
在第十七区，头一天曾经出现过抵抗运动仅有的一辆无声的坦克。如今德军炸毁了几所公寓房子，显然是对他们的无声对手的答复。在塞纳河左岸，法国国内部队如今成了从塞纳河到圣日耳曼林荫大道之间弯弯曲曲的小巷的主人。德军不敢进到这些坦克开不进去的狭窄弯曲的小巷。在圣日耳曼和圣米歇尔林荫大道的交叉口那个“死亡路口”，激动的法国学生把一辆辆德军卡车炸得起火。从一辆卡车上他们俘获了十多个俘虏和一架重机枪，他们马上把它架在他们码放整齐的街垒上。在里昂车站，一卡车德军遭到伏击，退到一家餐馆。里面的十多个顾客看到他们的困境笑了起来。德军开枪把他们都打死了。警察总署的院子里有一堆缴获的德军卡车残骸，它们创痕斑斑的车身上都漆有“法国国内部队”的白字。
亚历山大·巴罗迪身边的一小批人没有时间品尝头一天“夺权行动计划”的戏剧性胜利。就像他们原来计划的那样，他们头天下午在总理办公室举行了夏尔·戴高乐政府的全体会议。伊冯·莫朗达的未婚妻克莱尔忠实地为这次非常会议做了记录。然后，她像第三共和国的任何一个新闻秘书宣布新的政府危机时那样庄重严肃地向聚在外面的巴黎各报记者宣读了会议记录。如今，他们的对手还在专心致志地对付怎样进行起义的问题，而巴罗迪的人却已开始搬进至今还空着的政府主要各部。头天占领总理府的伊冯·莫朗达给降了级。这次他被分到一个简单的部，内政部。
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占领的巴黎市政厅那庞大的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建筑里，巴罗迪的对手们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堡垒，与戴高乐的要塞警察总署唱对台。这里也遭到了肖尔铁茨部下的进攻。安德烈·托莱特，那个第一个迫使发动起义的人，还在里面教一批十六岁的孩子怎样开手枪，四辆德军坦克就在外面进行炮轰了。托莱特潜身到窗口亲自去开火。他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个年轻姑娘爬过塞纳河的堤岸，奔向最近的一辆坦克，她的红色裙子像开花一样从身上飘了开来。她迅速敏捷地爬上坦克的侧面。他看到她举起胳膊，手中握着一只绿色香槟酒瓶在空中举了一举就掷进了坦克的炮塔。塔口喷出了一股烈焰。那姑娘从坦克上跳了下来，奔回堤岸边。没跑几步她就中弹倒下了，她的红裙子盖在人行道上，“像一枝郁金香被一刀切断花茎一样”。余下的三辆坦克开走了。
对几百万巴黎人来说，第四天的战斗带来了新的讨厌的威胁：饥饿。面包师没有面粉和烧炉的木柴。还有几袋面粉的少数面包师就砍布洛涅森林的树木烧烘炉。巴罗迪的临时粮食供应部长对他周围一些不快的人宣布：“如果几天之内没有卡车能开出巴黎，那么到本星期末就会发生饥馑。”
在这个星期二，巴黎的饥饿市民中没有比保尔·巴尔杜这个被关在卢森堡宫的抵抗运动偷运者更加惊异的了。那个不断宣布巴尔杜刑期即将到来的胖事务长弗朗兹在送他去行刑队之前给他吃了最后一顿饭，一盘弗朗兹故乡符腾堡的名菜烤牛肉。
另一个被俘的人是态度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显贵威廉·冯·齐格萨-贝恩斯上尉，他是使巴黎赛马场继续开放的德国男爵。香榭丽舍大街不远的大宫的警察局警察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只有一盘占领期间的特色菜，淡而无味的水煮甘蓝。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这位戴单目镜片的骑兵军官一直被锁在大宫的一间地窖里。他对这个建筑物了如指掌。战前，冯·齐格萨-贝恩斯在这宫中曾经比较风光地住过一小段，他是德军骑术队明星之一，不知多少次出人头地地驰骋在赛马场上，耳边响彻成千上万钦佩他的法国人的欢呼声。如今，冯·齐格萨-贝恩斯从窗口看到一个德国兵像漫画人物一样带着一群粉红色的肥猪走过香榭丽舍大街。马尔佩夫路总参谋处车库的头子海因里希·缪勒上士奉命把这些猪送到杜伊勒里花园。那天晚上，他带的猪有两头被法国国内部队开枪打死，在铁签上烤着为缪勒上士和他的二十几个部下提供一顿巴黎风味的最后美餐。
在挨饿的巴黎，最悲哀的人也许是拉辛路上拉着一辆小木车的那个老头了。在小车上他有四磅珍贵的土豆。机关枪的流弹打掉了他的小车和土豆。看到土豆滚到阴沟里，老人哭着对一个旁观者说：“至少，现在有一点点木柴可以煮剩下的土豆了。”
二十二
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心中在嘀咕，不知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在办公桌后的小柜中摸什么。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肖尔铁茨当着他的面打开那小柜。在玻璃的一声碰撞中，将军取出了一个酒瓶和两个杯子。然后，他面带诡秘的笑容从办公桌上俯过身来。“别告诉英国人，”他说，“我可要喝一杯威士忌。”他给了诺德林一杯。瑞典人心里想，这个矮矮的德国人肯定是个怪人，他脸上第一次挂着淡淡的笑容，这是他从未见到过的。他心中在嘀咕，冯·肖尔铁茨甚至提议派一辆装甲车去请他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请他喝一杯酒？
冯·肖尔铁茨倒了两杯酒。他举起酒杯，喃喃地说一句客气的“请”，一口就喝干了他自己杯中的威士忌。
然后他靠坐在椅上，狐疑地看了外交家一会儿。“总领事阁下，”他开口说道，“您的停火似乎并不十分顺利。”诺德林还来不及回答，他又补充了一句，语调有些尖刻。他说，星期天他释放的三个俘虏并没有做什么对得起他的姿态的事情。他说，起义在日益扩大。
诺德林叹了一口气。他指出，法国国内部队真正服从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戴高乐将军，但他不在巴黎。他大概在诺曼底的什么地方同盟军在一起。
肖尔铁茨又很快地看了诺德林一眼。然后，他用一种平静、直接的语气对这位瑞典外交家说：“为什么没有人去见他？”
瑞典外交家一时说不出话来回答。肖尔铁茨在开玩笑吗？他面前这位矮矮的普鲁士军官莫非真的建议派人负着使命去盟军司令部？
诺德林问肖尔铁茨，他是否愿意授权派个人穿过德军战线去盟军司令部。
“为什么不？”德国人答道。
诺德林吃了一惊。他把喝空了的酒杯在办公桌上推到肖尔铁茨面前。他告诉他，作为中立的外交官，他愿意担当去见盟军的使命，只要他有有效的通行证。
冯·肖尔铁茨点了点头，但是他似乎无动于衷。诺德林觉得他显然心中另有念头。将军把酒杯放在桌上，解开灰色军装上衣的一个扣子，从里面取出一张蓝纸，铺开在桌上。
他没有请诺德林看这是什么，他只告诉瑞典人，这是一道命令，是过去几天里他接到的好几道命令中的一道。他告诉他，时到如今，他早该开始执行这些命令中有系统的破坏计划了。他提醒诺德林，尽管最高统帅部不断施压力，尽管希特勒坚持要他采取残暴行动扑灭起义，即使这意味着破坏市内大部分地方，他还是愿意试一试停火。如今停火已告失败，他就要被迫执行这些命令了。
肖尔铁茨对这个稍微有些吓怕的沉默的瑞典外交家宣布说，“很快”他就要执行这些命令，否则就要被解除职务。他俯过身来，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口气慢慢地告诉诺德林，唯一可能阻止执行命令的事是盟军迅速抵达巴黎。
由于哮喘，他说话有些呼哧，他补充说：“你必须知道，我把这告诉你，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为叛国。”一时间，在燥热的八月中午，屋子里什么都静止不动，停止呼吸了。接着，冯·肖尔铁茨字斟句酌地说了最后一句：“因为，”他说，“我实际做的是要求盟军帮助我。”
诺德林感到了肖尔铁茨每一句话的分量。他凭着多年外交工作的本能，意识到他自己的话很可能不足以使盟军相信他刚才听到的话。他就问肖尔铁茨，是否能给他一个书面文件交给盟军。
德国人惊异地看着他。“我绝不可能把我刚才对你说的话写在纸上。”他说。
接着，肖尔铁茨用钢笔为诺德林草草写了几笔，那是他愿意给他的唯一书面保证。他写的是“大巴黎司令将官授权瑞典总领事拉·诺德林离开巴黎和它的防线”。他把那张纸递给办公桌对面胖乎乎的瑞典人。诺德林由于兴奋不安而出了些汗，他要求肖尔铁茨再给他一些其他保证，让他通过德军战线。
冯·肖尔铁茨告诉诺德林带着“鲍比”·本德一直可以走到德军的最远岗哨。他还极其勉强地同意，如果他们穿越战线有困难，他会用电话口头重申他的指示。
冯·肖尔铁茨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把诺德林送到门口。他感到“良心上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他找到了警告盟军巴黎面临的危险的办法。他希望他们明白，至少在眼前，到巴黎的道路是开放的。开放到多久，他就不知道了。如果向他答应派来的援军在盟军之前到达，军人的荣誉感就要迫使他亲自关闭这条道路，以消耗和破坏极大的巷战来保卫巴黎了。他既然已给了盟军警告，如果他们不及时采取行动，那么，他想，要对历史承担后果的将是他们，而不是他自己。
他以亲热的姿态挽着诺德林的肘弯，一边轻轻呼哧着把他送到门口。到了那里，他突然抓住他的手说：“快去。您一共只有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在这以后，我就无法向您保证这里会发生什么了。”
二十三
拉奥尔·诺德林总领事在他三十五年的外交生涯中很少遇到过这样复杂的任务。穿越德军防线是一回事，说服戴高乐和盟国相信他说的话的真实性又是另一回事。他这么想：如果他要把握成功的机会，必须有个盟军知道的人与他同行。诺德林没有告诉冯·肖尔铁茨就决定为他这一行增加两人：亚历山大·德·圣法勒和让·劳伦，前者是巴黎戴高乐派抵抗运动的财务主管，后者是一九四〇年曾在国防部任戴高乐参谋人员的一位银行家。他相信，他们的在场会在戴高乐的眼中增加这一行人的可信性。但是这位瑞典人错了。他没有办法知道内情，这两个人都不是能见到将军的亲信。
不过，他们不是这位瑞典人给胡乱拼凑的奇怪的一行人所添加的仅有的两个人。在下午三时左右，诺德林还在等待圣法勒报告通向盟军战线最佳路线的时候，他听到总领事馆门铃响了。等在门外要见他的是个秃顶的大汉，有一双深邃的蓝色眼睛。他告诉诺德林，他的名字叫阿尔努，代表红十字会。他要随行同去。他说，他的在场可能能帮助他们通过德军防线。瑞典人又生气又吃惊。在中立国小小的妒忌的世界里，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惊动红十字会的人来参与他的使命。使他吃惊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此行的消息已经泄漏。
他用干脆和明白的话告诉阿尔努，此行既没有他的位置，也没有请他参加的必要。这时圣法勒来了，进行斡旋。他坚持让阿尔努一起去。诺德林勉强同意。几星期以后，他发现了红十字会这个好奇的阿尔努先生是谁。瑞典人把德军大巴黎司令授权的代表团中的一个位置给了法国全境英国谍报网的头子。阿尔努就是克劳德·奥利维埃上校，近三个星期以前那个无月之夜阿兰·佩帕扎跳伞空降前来联系的“阿米可翡翠”。
至少，诺德林认识下一个前来按门铃的不速之客。那是十天前为他找到“鲍比”·本德的那个高大的年轻奥地利人。诺德林知道，他衬衫胸口口袋上精致地绣的三个字母E.P.P.代表埃里克·波希-帕斯特。瑞典人怀疑他是德国谍报人员，他还怀疑他奉冯·肖尔铁茨之命在过去一星期里监视他。
这次，诺德林的估计是部分正确的。波希-帕斯特是谍报人员，但不是为德国人服务。在戈莱特抵抗运动组织成员眼中，波希-帕斯特胸口上的三个缩写字母E.P.P.有另外一个含意。它们代表艾蒂安·保尔·普罗伏斯特，那是这位二十九岁的奥地利贵族自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参加抵抗运动以来所采用的假名。波希-帕斯特是奥匈帝国最后一任驻梵蒂冈大使的儿子，在他参加抵抗运动期间，他为盟军提供了可观的军事情报，其中包括一些偷来的V-1火箭的最初设计图样。这位年轻的中尉最近为德国军队担任的工作是在大西洋海岸尼奥尔一家制造近发引信的工厂的保安军官。在那里，他缜密地重新安排他的保安任务，把那家工厂的产量从每月一万三千支引信减到一千还差一点。
如今，他对意外得有些不愉快的诺德林宣布，冯·肖尔铁茨派他随同他们一行去见盟军。
［25］
这位瑞典人相信他是肖尔铁茨派来监视他的，没有好脸色地接受了他。
诺德林身体虽然结实，这一阵子忙碌可把他累坏了，但是在这意外事情不断的下午，还有最后一桩令他不快的意外事情发生。他在做此行最后安排时，感到胸口一阵绞痛。他喘不过气来，跪倒在地。
这位被选来为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到六十英里外盟军那里递送紧急警告的人勉强才把自己拖过办公室到几英尺远的一张空床上。他刚才心脏病发作了。
在他病倒后半小时，他还半昏迷地躺在总领事馆里，他的黑色雪铁龙汽车离开那里朝凡尔赛宫方向开去。冯·肖尔铁茨的信息已在去送给德威特·艾森豪威尔的路上。
坐在诺德林的黑色雪铁龙汽车里的，是夏尔·戴高乐并不想见的两个戴高乐分子，两个互不认识的盟军谍报人员，以及一个不是正选的瑞典外交家。拉奥尔·诺德林派了在巴黎唯一能替他完成这一使命并且其姓名缩写符合冯·肖尔铁茨的通行证上手写的“R.诺德林”的人代替他自己。那就是他的兄弟罗尔夫。
诺德林的汽车在留神观察的“鲍比”·本德驾驶的雪铁龙超级跑车引导下，经过了四十五分钟的路程，闯过三道路障，终于穿过了圣西尔村，经过法兰西岛的绿色田野，朝远处的沙特尔大教堂城和美军战线开去。
在十字路口的塔拉普村外，有一个头戴德军军盔，身穿圆点游泳裤的半裸人物从路旁沟渠中跳出来，他把手中的轻机枪生气地一挥，要他们停车。他把枪口插进圣法勒开着的车窗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26］
圣法勒的唯一反应是呆呆地看着德国兵脖子上链子挂着的银色奖章。这是铁十字奖章。接着，圣法勒从德国兵的赤裸的肩上看过去，看到了路旁一丛树木中蒙了伪装的八辆虎型坦克。他心里想：“我们迷了路了。”他在后视镜中瞥见了红十字会的“阿尔努先生”的手指在数着一串黑色的念珠。坐在他身旁的是波希-帕斯特，面带毫不在意的笑容，在吸一支玉米花丝做的烟卷。圣法勒后来才知道，波希-帕斯特那天傍晚随身带的唯一证件是一张伪造的法国身份证，用的是艾蒂安·保尔·普罗伏斯特的假名，塞在他左脚的袜底里。
现在圣法勒可以听到“鲍比”·本德对截住他们的人用德语发出的怒斥声。这时一个身穿战地伪装服的党卫军上尉从路旁停坦克的地方走了过来，到了他们汽车前。本德向前来的军官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把他军事情报局的证件交给他看。然后又从圣法勒那里取来冯·肖尔铁茨给这奇怪的车队签发的通行证，交给了那个上尉。但是党卫军上尉很不客气地马上把它推回给本德。他说：“我才不管哪个将军签发的呢。从七月二十日起，我们不听军队将领的命令了。”
本德愣了一下，马上就发起脾气来。上尉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强烈，终于同意打电话给大巴黎司令部请示。他走开了，本德跟上他，把圣法勒和他的伙伴们留下来，他们惊魂未定，都沉默不语，只有雪铁龙汽车后座上的那个红十字会的人在轻轻诵念万福马利亚。
一个小时以后，两个人回来了。本德扮演的角色十分出色。他在电话中成功地找到了大巴黎司令部唯一知悉这一行人使命的人。肖尔铁茨生气地告诉这个顽固的党卫军军官，如果他不放行这批人越过防线，他就亲自“出来监督他这么做”。
上尉毫不在意地一耸肩膀，挥手让圣法勒开车过去。本德任务已经完成，留在后面看着他们离开。
圣法勒刚刚开始加速，又有一个德国兵从路旁沟中跳了出来，扑在雪铁龙汽车的车头上。圣法勒紧急刹住车。他听到那个德国人拼命叫喊一句德语：“地雷”。离雪铁龙汽车前轮三英尺处就是第一块周密埋置的地雷阵。只要其中一枚地雷就可以把这几个人炸烂，跟他们一起炸掉的还有巴黎命运所系的呼吁。
德国兵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在汽车前面仔细观看。然后他招手叫圣法勒跟在他后面，他的眼睛小心地盯在沥青路面上，领着雪铁龙弯弯曲曲地前进。车上五个人汗流浃背，像在进行一场惊险的障碍滑雪一样通过了布雷区，历时三十五分钟。在最后一个交叉口，德国兵直起腰，把那张纸塞回口袋。然后他的手指着西方，骄傲地宣布：“美国人。五百公尺。”
圣法勒载着一车三百五十万巴黎人和忧心忡忡的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希望，转到路边的一条岔道，驶向诺夫勒勒维厄去找那些美国人。对这个一头淡发的银行家来说，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行动。他一生几乎每星期天都走这条路。它通向他祖母的房子。
二十四
那个被他的美国上级称作“性急的狮子”的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在伊格尔塔克总部外多草的小机场上来回踱步。他气恼地用手杖猛打来回路上的高高野草。在他身后默默地恭敬地跟着“罗尔上校”从巴黎派来的那个人，罗杰·加洛瓦的矮小的身影。奥马·布雷德莱还没有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开会回来，而几分钟之后，也许十五或二十分钟，勒克莱尔就要飞离这条跑道，回到他自己的师部去了。
他们在这跑道上来回已经走了五六十次了，在第一次时，加洛瓦就同将军做了深谈，最后将军的谈话只剩下了一句不断重复的话：“今晚我必须得到命令。”
勒克莱尔一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微弱响声就站住不动，张望着天际。一架幼鸽型小飞机出现了，降落在跑道上。它的螺旋桨还在转动，勒克莱尔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机舱里，埃德温·西伯特将军解开安全带，在发动机的闹声中向“性急的狮子”喊叫：“你赢了。他们决定派你直奔巴黎。”
不久前，在格朗尚会议帐篷里，最高统帅向来访的一个劳工领袖代表团介绍前线情况后，西伯特向布雷德莱和艾森豪威尔汇报了当天上午加洛瓦提供的情报。艾森豪威尔习惯地皱起了眉头，额上的皱纹由之加深。他叹了一口气向布雷德莱说：“好吧，真是没办法，布雷德。我想我们只好开进去了。”
现在，布雷德莱的幼鸽型小飞机也滑过来停在他们的身后。这个安静的密苏里人跨下飞机，把勒克莱尔和加洛瓦叫到他身边。他告诉他们：“已经做出了开进巴黎的决定，咱们三个人要对此分担责任。我，因为我下了命令；你，勒克莱尔将军，因为你要去执行这个命令；还有你，加洛瓦少校，因为主要是根据你带来的情报我们才做出这个决定的。”这个矮小的信使两夜之前在大雨湿透的一所别墅里被说服不顾他共产党上级的指示，转而要求盟军派兵而不是送武器，如今已经完成了甚至戴高乐将军本人也不能完成的目标。由于罗杰·加洛瓦，盟军就要在几小时内出发前往受到威胁的法国首都。
接着布雷德莱转身向勒克莱尔，用侉声侉气的美国腔向他大声说：“总而言之，我要你记住一件事情：我不要巴黎发生任何战斗。这是我给你的唯一命令——巴黎绝不许有任何重大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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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布雷德莱见到过圣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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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惨况。密苏里农村少年出身的他见到这种惨况，当天就发誓，如果他能做到，他决不允许那样的悲剧在他一向景仰而从未见过的城市——巴黎重演。
勒克莱尔向自己的幼鸽型小飞机奔去，布雷德莱在他背后叫喊：“到你的兵团司令那里去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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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莱尔回到自己的师部时，天几乎已经黑了。他像一个学童一样一蹦就跳下了飞机。他对等在那里的三处处长安德烈·格里比乌斯少校快活地叫喊道：“格里比乌斯，马上进军巴黎！”那是四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要叫喊的一句话。
德威特·艾森豪威尔麾下的所有部队中，没有一支比这支在它的年轻师长一声兴奋的叫喊下马上就要动员起来采取行动的法军第二装甲师更加奇怪、更加杂牌的部队了。它的队伍中有法国人，他们不怕逮捕和押解，一句话也不说就抛妻离子，步行数百英里到冰封的比利牛斯山，常常在西班牙的集中营中待上好几个月，纯粹为了参加这支队伍；也有的人用偷来的划艇和渔船越过英吉利海峡；有的是从德国战俘营中逃出来往东走过波兰到俄国以求再参加一次他们曾经战败过的战斗的一九四〇年战俘；还有的家人不知他们是死是活或者因为他们背叛了另一个法国即维希法国而宁愿他们已死。还有从未到过法国本土的法国人，说不来几句法国话的阿拉伯人，从喀麦隆丛林里来的非洲人，从撒哈拉沙漠来的图阿雷格人，西班牙内战时代政府军的老战士，忠于法国的黎巴嫩人、智利人和墨西哥人。甚至还有在叙利亚和突尼斯各自站在夏尔·戴高乐一边和亨利·菲利普·贝当一边互相厮杀过的法国人。对这些人来说，欧洲的这场战争的确是场十字军讨伐。他们的目标“耶路撒冷”如今就在前面，那就是兴高采烈的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向他的作战处长叫喊的那句话的末尾提到的那个城市。
他们中很多人从来没有到过巴黎。对那些到过巴黎的人来说，那个城市是个痛苦的记忆：一个不再属于他们的首都的形象。这是他们在利比亚的沙漠中，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间，英格兰潮湿的青山上日思夜想的城市。如今，下一个目标就是巴黎这一消息传来，他们就闹腾开了，他们用各种语言奔走相告，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他们国家的首都。
炮手让·雷纳·香比翁是一个来自墨西哥的从来没有在法国生活过的法国人，在他看来，解放巴黎是“不完美的世界中太完美的梦想”。香比翁靠在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战场命名的“莫特霍姆号”坦克上，听到他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乍得团的雷蒙·德鲁尼上尉听到这消息态度平静，他让他的坦克连开始准备起来，然后到他的指挥车拿了一面小圆镜。他把镜子挂在苹果树上，开始修剪他一脸红色乱胡须。他要在到巴黎时让巴黎女人有个好印象。四十八小时后，精疲力竭的德鲁尼全身污秽，汗臭与油味夹在一起，就会看到这些巴黎女人，在她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德鲁尼将是她们见到过的最美的男子。他将是第一个进入巴黎的法国兵。
对于反坦克装甲车“西蒙号”的战士来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本来就已经是个特殊的晚上。他们要庆祝连长保尔·基尼翁中尉的三十六岁生日。为此，他们准备了一餐美味，那是炮手助手居伊·罗宾从附近农庄弄来的一只鸭子。鸭子已经拔毛，收拾干净了。正准备烤时，有个气喘吁吁的军官跑来告诉他们：“快收拾好，咱们开动了。这次是巴那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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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手罗伯·马迪后来记得大家惊得发呆的沉默。后来，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真可惜——那只鸭子！”
第十二重骑兵团的夏尔·多尔热上尉听到目的地的消息时感到泪水刺痛了眼睛。四年两个月零九天之前，多尔热骑着一辆摩托车，曾经是最后几个保卫首都入口要道的人之一。这批人孤立无援被德国军队的坦克制服了。如今多尔热要回去与那些坦克再决雌雄。这次他有了一辆坦克，不再是一辆摩托车，那是他在诺曼底暮霭中靠着的那辆薛尔曼型新坦克。它的名字用白漆刷在炮塔旁。它是“巴黎号”。
解放大军的随军记者们也准备对巴黎做极富竞争性的进军，他们急不可耐的心情也许只稍逊于勒克莱尔和他的法军第二装甲师官兵。已经有好几十个记者蜂拥奔上了欧纳斯特·海明威已经奔向的巴黎之路。事实上，记者大军中看来只有一人没有奔向巴黎。他几乎是朝相反的方向到英国去。但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拉里·勒苏尔有特别的原因要在解放巴黎时在场。他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他三十岁生日那天从自由的巴黎发出广播的最后一个美国记者。他立誓要做从解放了的首都发出广播的第一个美国人。
三天以前，勒苏尔遇到了一件倒霉的事。他在咬一块K军用粮时，军用粮反咬了他一口。他的门牙掉了一块。在新闻界其他同事身上，这是小事一桩，稍微感到不舒服而已，但在广播记者勒苏尔身上，这却是致残的创伤。他说话时齿间漏风，嘶嘶作响。他想方设法修补它：用口香糖、手指、舌头、面糊等去挡那个口子，但都不管用，面糊一进嘴巴就化掉。勒苏尔说话像工厂中午的汽笛，没有办法广播。
如今他只好做看来唯一可能做的事情，回伦敦去治牙。他飞越海峡时，只有一个念头可以安慰自己。在决定离开之前，他问过美军第一军团司令考特内·霍奇斯将军，巴黎有没有可能在今后几天内解放。
“不可能，”霍奇斯将军告诉他，“我们至少要两星期后才能到巴黎。”
正当勒苏尔飞回伦敦时，他最担心的一个竞争者已经在宣布巴黎的解放了。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驻盟军的第二个记者查尔斯·科林伍德。科林伍德在勒苏尔走后偶然发现了一条珍贵情报。他碰到刚回到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的布雷德莱将军。将军顺便谈及“法国国内部队已在巴黎起事。看来法国第二装甲师要去解放该市了”。
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该战区使用两台试验性的录音机。科林伍德在其中一台上事先录了一则宣告巴黎解放的新闻备用。他深知盟军总部在通讯方面常常发生混乱。他不想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首都解放消息最初传来时，他一时找不到播发台，而这则关于那个时刻的兴奋和戏剧性的报道则早已放在伦敦，可以立刻向美国全国转播。
他口授道：“法军第二装甲师在巴黎人民一起起来击败守卫该市的惊慌失措的德军以后已于今日开进巴黎。”
科林伍德录完音后，极感满意，把录音带包扎好准备转给盟军总部的检查官。没有人能在巴黎解放的消息上抢在查尔斯·科林伍德之前。
坐在莫里斯饭店办公室的椅子上，冯·肖尔铁茨将军明显地吃了一惊。他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恩格尔上校以他特有的不露声色的态度刚刚向他宣布，有四个党卫军军官等在外面要见他。这位矮矮的将军只能推测一种可能性：他们发现了诺德林使团，他就要给逮起来了。
四人踏步进来，并紧脚跟，齐声高叫：“希特勒万岁！”其中一个瘦瘦的人，颧骨上有一条长疤，走到肖尔铁茨的办公桌前。他是个党卫军中校，冯·肖尔铁茨在他军服的袖子上看到党卫军最出名的一支部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坦克师的袖章。他向肖尔铁茨宣布，他在巴黎以东四十英里从指挥车的无线电中收到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一个个人命令。一提到党卫军和秘密警察头子的名字，肖尔铁茨觉得他的担心得到了最后证实：他确是要给逮起来了。
然而，这个党卫军中校宣称，希姆莱命他立即前来向巴黎报到，任务是取卢浮宫的一件艺术珍品，那是从诺曼底城市贝叶博物馆撤到巴黎来的一块挂毯。中校说，这块挂毯无论如何不能落于盟军之手。他奉有正式命令，要把它带回德国保存起来。
肖尔铁茨听了如释重负，禁不住要笑出声来。他对四个党卫军军官说：“啊，孩子们，你们来帮助拯救这些宝贵的东西免遭破坏，真是再好不过了。”他甚至向面前这个军官建议，利用这次机会把卢浮宫其他一些珍品也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如“长翼的胜利之神”和“蒙娜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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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中校回答，“希姆莱和元首只要贝叶挂毯。”
冯·肖尔铁茨把四位客人带到阳台上，他手肘靠在栏杆上，指着左边的卢浮宫的轮廓给他们看，在夜晚的黑暗中，它显得坚固和宏伟。就在那一瞬间，一阵猛烈的枪声似乎就从卢浮宫传来，撕裂了黑夜。肖尔铁茨说：“恐怖分子看来已占领了那所宫殿。”有些担心的党卫军军官表示同意。肖尔铁茨补充说，他相信，一小股法国恐怖分子不会对党卫军的四位军官构成特殊威胁。
党卫军中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问冯·肖尔铁茨，他是不是认为法国人已经把挂毯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不会，不会。”肖尔铁茨回答，“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卢浮宫周围又爆发出枪声，党卫军军官又表示怀疑挂毯是否还在宫中。现在，冯·肖尔铁茨对他们来访的每一分钟都感到是莫大的享受，便按一下铃，叫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军官，他的头衔也许是肖尔铁茨参谋部中最虚有其表的头衔。他是负责“保护法国文物和艺术作品”的上尉。他向党卫军军官保证，挂毯确实还在卢浮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