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不低。五辆烧焦发黑的坦克排在弗莱斯纳周围的街道上。在共和国大街街中心，坦克“马恩号”烧掉的躯壳里，一双无光的眼从打开的炮塔中发呆地望着天空中飘向巴黎的云彩。保尔·兰德留死了，他的胸膛给威利·瓦根尼希特的第一枚瞄得很准的炮弹碎片划了开来。在他烧黑的军服口袋里有一包没有打开的骆驼牌香烟，那是他从走向永恒的长途旅程中带回到弗莱斯纳家中的。
四十一
“我的上帝，”那个吃惊的法国人心里想，“这人是在犯叛国罪！”在不到八小时内，雅克·沙邦-戴尔马的助手洛林·克鲁斯第二次站在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的床边，听着德国军情局特务“鲍比”·本德圆润低沉的话音。本德一手拿着一杯威士忌，一手拿着铅笔，俯身对着铺在诺德林床头的快要翻破了的米歇林出版的巴黎地图。本德用铅笔尖精确地一一指出通向巴黎各条道路上德军的每一设防工事。
“这里，”本德指着克拉马尔郊区说，“是有两连坦克增强的一个团。你们的勒克莱尔将军必须绕过他们。”本德用铅笔迅速地在地图上红黄两色向巴黎汇集的路线上移动，向克鲁斯说明应该怎么办。当他的铅笔移到市区范围时，克鲁斯看到本德想了一下，然后划一条线到塞纳河，过了河到夏特莱广场，从里伏利路向西一直到协和广场。他告诉克鲁斯，这是勒克莱尔的部队应该走的路线，如果他们要不遇抵抗就到达市中心的话。他说，这可以使他们“未经一战就到莫里斯饭店”。
这个一头银发的德国人刚从莫里斯饭店回来。他在那里有机会衡量一下把巴黎与灾难隔开的距离。那是六十英里，也就是莫里斯饭店与党卫军第二十六装甲师在拿破仑战场蒙米拉伊附近等天黑的先遣部队之间的距离。那天晚上，他们兴许就要对首都进行下一步，大概也是最后一步的跳跃。本德警告克鲁斯，盟军必须抢在他们前面进巴黎。如果勒克莱尔的薛尔曼型坦克在这些德国坦克之前到达莫里斯饭店的门口，肖尔铁茨就有可能在做了象征性抵抗以满足自己军人的荣誉感以后把城市拱手交出。但是本德警告，如果德军坦克先到那里，这位矮个子将军就要坚持战斗。因此，他对这位皮肤晒得黑黑的年轻助手说，一切取决于勒克莱尔将军。
这位一度风度优雅的花花公子一甩他发白双鬓的头发，咽下了最后一口威士忌。他锐利的绿色眼睛盯住面前的年轻人说：“如果说我刚才透露的一些情况使你感到惊异，那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
于是本德放下酒杯，伸手到腰间棕色枪套把它解开。“现在，”他把手枪交给身边的法国人，“我认为自己已是你的俘虏了。”
克鲁斯没有接受手枪。他没有时间。他告诉本德，他要到明天才把他带去当俘虏，在此以前，他得待在诺德林的领事馆里。然后克鲁斯跑出去骑上了自行车。
四十二
整整一天，夏尔·戴高乐的不可接近的孤独身影在朗布耶城堡里铺了石板的平台上踯躅。这天一清早起，戴高乐就在别墅屋檐下他简朴的顶楼住所里，怀着阴郁的心情，沉思地看着第二装甲师浩浩荡荡大军的各路纵队在灰蒙蒙的细雨中向巴黎进发。他心中很不痛快地回想，要是在一九四〇年就有“七个那样的师”会对法国造成“怎么样的不同”。
如今，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戴高乐密切观察着这一师官兵向巴黎前去的痛苦进程。他原来希望在入夜的时候就可以到巴黎。但是随着“遭遇重大抵抗”的报告一个接着一个送来，情况很明显，这是不可能了。对自由法国的这位首脑来说，从流放中回家来的长途旅程还要再度过一个晚上。
下午，从城里带出来的第一批抵抗运动的报纸证实了戴高乐对他政敌动机的疑虑。不出他的所料，起义的首领们如今准备把他们自己当作一种欢迎委员会，把他置于他们的卵翼之下，欢迎他进城。戴高乐一点也不想这样。他只愿有一种拥立方式，没有起义首领的份，那就是人民的拥戴。
城里带出来一个建议：他在到达时在市政厅大厦接受起义领袖的“接待”，对此，戴高乐回敬了一个干脆而冷淡的答复。他说，他将直接去国防部，在他自己安排的时间里，在那里接见起义领袖。至于那些领袖和他们的委员会，戴高乐已为他们选定了出路：“在解放的光荣历史”上享有荣誉性地位，然后就湮没无闻。
这一天戴高乐已两次招呼他的亲密助手杰弗洛·德·库塞尔陪他在别墅的花园中散步了。现在他又把库塞尔叫来。戴高乐吸着一支英国烟，隐退到一道静悄悄的墙的后面。库塞尔很清楚，不要去打断他的沉思。因为，像戴高乐周围的其他人一样，库塞尔知道，戴高乐并不单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密切注意巴黎大门口出其不意发生的重大战斗。他也是以一个父亲的眼光来密切注意的。那天早上在川流不息开出朗布耶的海军陆战队反坦克装甲车中，有一辆上面，腰板挺直地站着一个骄傲的年轻海军陆战队中尉。他是夏尔·戴高乐的独子菲利普。
在距离朗布耶巍峨的高塔十几英里的地方，也就是曼特农村附近一簇帆布帐篷里，有另外一位将军对巴黎表现了不亚于戴高乐的不耐烦情绪。自从头一天午夜以来，勒克莱尔所属的美军第五兵团司令里昂纳德·T.格罗少将就没有从挺进中的第二装甲师那里接到过任何消息。更糟糕的是，他获悉勒克莱尔个人决定要把该师进攻线向东南移十七英里，倒不是离开了第二装甲师原来的路线，而是离开了它的侧翼美军师。格罗向第一军团发出了一份愤怒的电报，报告说“第二装甲师……下令从阿尔巴容和朗吉莫向巴黎市中心发动进攻。这违反八月二十二日战地二十一号令，而且不管第二装甲师和第四师之间的界限”。
如今，格罗在他的指挥帐篷中来回踱步，向他的三处处长约翰·希尔上校发誓，勒克莱尔要是美国人，他早就把他就地革职了。使得格罗格外恼火的是盟军司令部来的压力，他们认为巴黎前沿防务虚弱如同薄纸，勒克莱尔到中午即可进入市内。
布雷德莱接到诺德林的报告后十分担心，每隔一小时就催问巴黎为什么还没有攻下。这位说话温和的美国将军不想冒巴黎德军司令改变决心的险。焦急的布雷德莱终于发了一项新命令。他宣布：“去他妈的什么威信不威信，告诉第四（美军步兵）师发起猛攻，实现解放。”
格罗在对勒克莱尔的下落进行了没有结果的搜寻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布雷德莱的命令，这令他又难堪又生气。这个措辞强硬的命令告诉他：“你军必须毫不耽搁地进入巴黎。”这命令指示他第二装甲师要加速挺进，并派美军第四师进去，“不管”第二装甲师的下落。换句话说，如果法军没有能力先到巴黎，格罗的部下就先去。
格罗把这命令下达给第四师，然后写了一封干脆严厉的信给勒克莱尔，命令第二装甲师师长“今天下午和晚上做有力的推进”。但他仍没有任何办法与勒克莱尔取得联系，他怒气冲冲地命令希尔亲自把命令送去。希尔爬上吉普车时，格罗告诉他：“我不管你这么做是否要到地狱去打个来回。但是你不找到那个法国人就不要回来。”
这时候，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正把他的马六甲藤手杖的铜尖头戳着距巴黎仍有十英里的一条乡间人行便道。在左边半英里外，他可以听到他的装甲纵队要想杀过贝尔尼交叉口的炮声。无论格罗或戴高乐都不必催促勒克莱尔赶快打进巴黎去。他担心他的军队到首都时德国守军已经引爆了埋在巴黎街头遍地的炸药。勒克莱尔既生气，又失望，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他要再过十二小时才能到达那里。
率领一支装甲小分队坐在吉普车里向勒克莱尔开来的那个红头发的上尉也很生气。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雷蒙·德鲁尼两次坚信，去巴黎的道路已在他面前打开。但是他两次被顶头上司干脆地命令重新参加主力进攻。他一见到勒克莱尔，就跳下吉普车，向司令官报到。
“你在这里干什么？”勒克莱尔问。德鲁尼告诉了他。“德鲁尼，”勒克莱尔说，“你不知道可以不听愚蠢的命令吗？”
这个说话温文尔雅的上尉在他麾下服役已有四年了。他抓住他的手肘说：“我要你打进巴黎去。你有什么就带什么去。别去想同德国人作战。不管用什么办法快到那里去。告诉他们再坚持一会儿，我们明天就到。”
德鲁尼率领他的小分队拐了弯，在二十分钟之内组织好了阵形向巴黎突进。为了把法军军旗带回到他祖国的首都，德鲁尼有三辆薛尔曼型坦克，以拿破仑的三次战役命名：“罗米莱号”、“蒙米拉伊号”和“香波伯号”，还有六辆半履带式卡车。这位红发上尉原本想在巴黎女人面前显得英俊些，但事实上一身污秽。他已有四十八小时没有睡觉了，双眼臃肿发红，胡须上汗水和油污结了块。他一身沾满油腻、火药和污秽，军服已给汗水浸得发黑。在巴黎，大家对法国军队的记忆是一九四〇年享受最后一次“奇怪的战争”
［43］
休假的戴白手套的军官。对于这样一个城市来说，德鲁尼倒是一个新时代的恰当象征。
这位被历史的命运选来做第一个回到法国首都的法国军官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小分队，然后爬上了吉普车。他对四周围观的好奇的群众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嗨，”他叫道，“谁知道去巴黎怎么走？”
四十三
几英里以外，在朗吉莫人群拥挤的街头，一个美国军官伸手到吉普车板上的一只麻袋中摸出两包烟，交给了一个笑容满面的老百姓。那个法国人回赠了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第四师第十二团第二营的作战参谋比尔·米尔斯上尉高兴地一笑接了过来。这是一幅巴黎地图，它解决了米尔斯在这个八月傍晚最紧迫的问题。
第四师从诺曼底开来这么快，它得到的进巴黎的任务又来得这么突然，因此师部没有巴黎市区和入口要道的详细地图。几分钟以前，该师师长雷蒙·巴尔顿少将才获悉第四师要进巴黎。当时他发现他不知他们的目的地警察总署的位置。
米尔斯紧紧抓握着这宝贵的资料，立即回师部去。在它的左上角，他看到了出版商的名字：“A.勒康特”。下面是字体整洁的地图名。在几小时之内，第四师的先头部队就要用这张地图同第二装甲师的官兵竞赛谁先攻进法国首都。地图的名称是，“外国游客巴黎名胜实用导游图”。
第四师的官兵在严格的灯火管制下在雨中作长途汽车行军，天空中又有德国飞机的袭扰，因此已疲惫不堪。他们散布在巴黎南侧三个集结区里。对有些人来说，例如从马里兰州泰勒斯岛来的技术兵中士米尔特·申顿，到巴黎是“实现穷孩子的梦想”。对别的人来说，例如从佐治亚州莱诺克斯来的步枪手威利·汉考克，他们作为步兵，对设防的地区充满了恐惧，巴黎“只是在通往柏林和回家路上又一个由德军把守的大城市”。
对有些人来说，前面的那个城市有着特殊的意义。第·斯通中校听到这个消息时拍了拍军装口袋里那只揉皱了的信封。这信是他的护身符。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离开纽约州林山市家中启航去英国的那个夜晚起，他就一直带着它。它同他一起在诺曼底登陆，跟着他经过诺曼底血迹斑斑的树丛，把他活着带到巴黎郊外。明天，斯通要信守发信者的嘱托，把它在巴黎投寄。
第二十二步兵团“I”连三排排长杰克·诺尔斯少尉和排里的中士“快手”·斯通对进军巴黎十分恼火。他们的连长告诉他们，这次进军会是一场“游行”，他们得给战士提供领带。领带可是斯通和诺尔斯离开英国以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但是斯通是师里的搜刮能手，他告诉诺尔斯到次日早晨就可以弄到手。对“快手”·斯通来说，巴黎是值得作一次“游行”的。
在特拉普镇外潮湿的白杨树树丛里，拉莱·凯里中士很高兴。这个从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尔托那来的爱尔兰裔金发巨人对法国几乎有一种神秘的迷恋。一九一七年他十五岁的时候，曾谎报年龄参军，在法国作战八个月，两次负伤。这次他随第八十二空降团在登陆日空降到法国，受了伤以后调到野战炮兵团。如今作为支援莫勒尔-德维尔少校的纵队的那个美军营的前哨观察员，凯里十分高兴。他曾经立誓，要做第一个进巴黎的美国人。如今看来这很有可能。
在那天傍晚薄暮时分，第二十二步兵团“A”连的一名排长瓦伦·霍克中尉爬上一座中世纪的古老望塔，地点正好是在奥利机场的南面。在塔顶，霍克看到展现在眼前的景色，惊叹不已：巴黎的轮廓，它的每一块神圣的石头，霍克在历史书上和大仲马的小说中读到过。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和圣心大教堂的轮廓，在霍克看来“好像是老朋友一样”。霍克凭他的步兵的冷酷经验，心里很明白，他没有缘分去访游这些他幼年就梦想一见的景物。他的师的命运是“在城里流够了血然后再向前移动”。霍克悲哀地想起了他在高中时背熟的罗伯特·弗罗斯特
［44］
的几行诗句：
但是我有诺言要履行，
我在睡觉以前有好长的路要走，
我在睡觉以前有好长的路要走。
在巴黎的一端，从俯瞰塞弗尔的小山顶到奥利机场侧翼，第二装甲师的历经苦战筋疲力尽的官兵在向市里推进的路上歇下来过夜。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粉碎了他们到达首都中心以前会遇到的德军最后几个据点。通往巴黎的大路已经敞开。
这天晚上，也就是第二装甲师官兵原来希望在巴黎胜利度过的晚上，勒克莱尔的所有部队里都有缺员。休伯特斯·冯·奥洛克少将是信守诺言的。他使这一师为打通巴黎的关键要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该师三个纵队一路上都遗下了令人心酸的烧焦的车辆和尸体。乍得团有一个连，总共十六辆半履带式卡车损失了十五辆。第五十一坦克团第三连在弗莱斯纳一地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坦克。
第二装甲师官兵的损失和十足的疲劳打击了他们的士气。他们唯一的安慰是，知道了巴黎与他们相距只有一箭之遥了，就在下一排屋顶的另外那一边。他们回家的旅程几乎结束。
不论是美国人还是发动机失灵都无法拖住让·雷纳·香比翁的“莫特霍姆号”。在他看来，那天晚上的巴黎似乎是个等他去唤醒的“睡着的情妇”。乔治·布伊上尉在他的薛尔曼型坦克“挪威号”旁唱着他在利比亚沙漠中作的歌，他的炮手吹口琴伴奏。它的歌词开首是“我们的路都只是通向巴黎的大道上的一步”。马塞尔·比齐恩中士在弗莱斯纳附近躺在“杜奥蒙号”后面，懒洋洋地望着天空，大声许愿，明天他要让他的布列塔尼祖先感到骄傲。他会做到的。坦克手比齐恩会把他的坦克直撞协和广场上一辆德国坦克的侧面。
但是，第二装甲师的官兵中，没有人比乍得团一个四十岁的中尉看到率先对市内进行最后冲刺的人员进入阵地时感到更加情绪激动了。雷纳·贝尔特中尉看到那个高大的金发少年昂然直立在一辆经过的第九十七司令部连半履带式卡车上时，心中感到十分自豪。那是他的儿子雷蒙。两年以前，这个晒得黑黑的二十岁少年没有对母亲说一句话就把几件换洗衣物塞进背包里，从巴黎步行到比利牛斯山，去跟随他父亲加入了自由法国行列。爷儿俩一起随第二装甲师杀到巴黎城下。在这八月的傍晚，在城里等待他们的路易丝·贝尔特不知他们父子俩的生死下落，更不知道他们离家只有十英里了。
雷纳·贝尔特看着他的细高个儿子消失在去巴黎的路上，想到他们一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团圆了。这时他忽然又想起，明天八月二十五日是路易丝·贝尔特的本名日。“我的天，”他想道，“这会是她一生最快活的本名日了。”
在弗莱斯纳监狱大门口，两个法国国内部队人员押着一名一脸不高兴的德国战俘经过第二装甲师的征服者，来到碎片遍地的院子里。对弗莱斯纳这个不情不愿的守卫者威利·瓦根尼希特来说，这是战争中最不高兴的时刻。他被俘了，他在巴黎的逍遥日子今天晚上是在开始的地方结束的：弗莱斯纳的一间牢房里。
巴黎被占领的最后一夜，就像第一夜一样，是在远处传来的炮声中来临的。日落时分，打先锋的这阵炮声好像就要袭击这座城市的浪峰一样停在天际不动了。巴黎的德国守军如今几乎已被罗尔的法国国内部队孤立起来，死守在他们的各个据点中，准备抵御几小时以后的袭击。
这三十个重要据点的指挥员都宣过誓，保证要守到“最后一发子弹”。这不是空口说白话。这是希特勒在三个星期之前亲自要求的。元首在西线仅有几次命令每个军官的誓言上要有这一保证，这就是其中的一次。最近的一次是在圣马洛。该岛守军信守这一誓言，对盟军进行了激烈抵抗，其激烈程度不逊于盟军在德国国境以南所遇到的任何抵抗。
在巴黎，德军据守该市一些最漂亮的建筑物，准备进行同样坚决的抵抗。在共和国广场被围的党卫军兵营里，一个党卫军少校召集他的部下，告诉他们，有两师党卫军正兼程赶来援救他们。他告诉他们：“我们要坚守到他们赶到，救出我们。”在军事学院，一个星期以前手下的人曾在警察总署前面“像香肠一样在烧”的伯纳德·布拉契中士听到奥托·缪勒少校告诉他们，他们将“像元首所命令的那样战斗到底”。然后布拉契就被送去吃一顿战斗打响之前的美餐，一块肥厚的威斯特伐利亚州特产火腿。缪勒的话和为军事学院而捐躯的前景使布拉契倒足了胃口，他碰也没有碰它。
在卢森堡宫，马塞尔·麦卡里和他的电工弗朗索瓦·达尔贝看着把他们关起来的德国兵在宫外筑起街垒准备做最后抵抗。达尔贝知道，尽管他做了努力，德国人还是基本上完成了对这所漂亮建筑物的布雷。他担心他们在最后大毁灭中会把自己、建筑物和他们的俘虏一起炸得粉身碎骨，同归于尽。卢森堡宫的街坊邻居也这么担心。他们匆匆忙忙把四周的街区都撤空了。
全市最重要的据点是莫里斯饭店，保卫巴黎重任在身的那个人在饭店堆了沙袋的大厅里召来了他手下的军官。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怒火中烧，他很少这样当众发作。几分钟以前他的一个军官要求准许他“跳出这只捕鼠器”。不论肖尔铁茨以后的行动方针如何，他决心要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对自己的部下官兵保持铁的纪律的控制。
他提醒面前的那些军官，他们都要听他的命令。他的命令是“保卫巴黎，这就是我要做的”。他警告说，“如果有必要，我会握着手枪”来强制执行命令。他告诉在场吃惊的军官说，他会“在我自己的办公室把下一个到我这里来建议我们不经一战就弃守巴黎的人亲手枪毙”。
他说完话，全场沉默，这时驻在大巴黎司令部的一位威斯特伐利亚医生克劳斯·恩格尔迈耶心里想：“我的上帝，他要强迫我们全都死在这家旅馆里。”
四十四
在朗吉莫村外一个废弃的采石场的层层岩石表面下，第二装甲师的司令官眼睛盯着他半履带式指挥车前盖上铺开的地图。菲利普·勒克莱尔或者他身边的参谋官很少那样焦急地研究过地图。这是巴黎地图。上面尽是红笔画出的小圈，每个小圈都代表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军官宣誓要保卫到“最后一发子弹”的德军据点。几乎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红圈圈都划在第二装甲师要来解放的市内某个美丽的建筑物周围。如果德军坚守这些据点像他们今天进军路线上所遇到的那么顽强，勒克莱尔心里很明白，只有坦克和大炮的猛轰才能把德军赶走。他心中很不痛快地想，明天巴黎得在协和广场、国民议会、卢森堡宫和里伏利路的断垣残瓦中计算它获救的代价了。
勒克莱尔向集合在他周围的沉默无言的参谋官再次警告，未经他的同意，不得在市里使用大炮或爆炸力强的炮弹。他告诉他们，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要解放巴黎，不是毁灭巴黎”。
然后这一小批人就走开去到几英尺远的地方，盘腿围坐在勒克莱尔的阿尔及利亚勤务兵艾哈迈德在一块大石头上铺的兽皮四周。艾哈迈德向每个人分发了一盒K军粮。在迅速降临的暮霭中，这支新建的法国军队的代表在沉默中用他们多年在非洲沙漠中养成的简单方法，吃了流亡在祖国首都之外的最后一顿晚餐。这些瘦削沉默的男子汉在非洲的“高炉”中已熬干了他们身上的脂肪，烤焦了他们的灵魂。他们是一九四〇年那场“假战争”中的军官们的远房兄弟，但是前者却是在远离战场上令人心烦的炮声的别墅中吃的烛光晚餐。
十几英里以外，在巴黎的市中心，在市政厅大厦的地下室大食堂里，抵抗运动的首领们也坐下来吃晚餐。他们坐的是木凳、椅子、倒过来的木箱。他们的步枪、手榴弹都随便放在木板饭桌上。这所建筑物的法国国内部队精疲力竭的守卫者一言不发吃起放在他们面前的食物。
他们互相碰着盛了红酒的锡壶，由十几个头发剃得光光的脑袋像弹球一样的女法奸端送唯一的一道菜，灰色的面条拌扁豆。
三天以前靠了雅克·德布-布里代尔的及时干预才防止了抵抗运动激烈争吵的会议濒于破裂，如今他在想，这顿饭真是一顿“冷冷清清令人沮丧的晚餐”。市政厅里的这些人四十八小时以来一直在等待着灾祸的降临。如今他们也听到了谣言，说是有两师党卫军开来。在德布-布里代尔和这屋子里吃这顿严肃的晚餐的许多人看来，似乎他们五天来竭力盼望的胜利就要被命运骗走了。
就在市政厅所在的阒无一人的里伏利路约一英里外的另一头，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站在卧室的镜子前面，看着勒着了脖子的衬衫硬领。他发现，他到巴黎后体重增加了。这是他来巴黎后第一次穿硬领。他身后的床上放着新熨过的白色上衣，过一会儿他就要把它穿上，配上灰色军裤，两边镶有将官的红条。冯·肖尔铁茨以前只穿过一次这件礼服上衣，那是在安齐奥滩头堡
［45］
后庆祝他擢升少将的酒会上。今晚他穿这套礼服去参加另一次酒会，这将是许多年内的最后一次。在莫里斯饭店的第一层，在他的办公室套间的一间屋子里，他的同僚们要为他举行告别宴会。
莫里斯饭店留下的德国人中，很少有人对等待他们的命运抱有什么幻想。一整天，在肖尔铁茨办公室的大幅巴黎地区地图上有红色图钉标明没有预见到的盟军迅速的挺进。如今这些图钉已经到了巴黎市的大门口，西线总司令部送来的全线每晚战况报告同样令人沮丧。它告诉了肖尔铁茨一些“鲍比”·本德所不知的情况。美军在桑斯附近越过了塞纳河，毫无阻挡地进入德军防区。为了制止他们，两师党卫军即第二十六和二十七装甲师已奉令到塞纳河畔的诺让和特鲁瓦。对肖尔铁茨来说，如今没有援军了。
肖尔铁茨对着椭圆形镜子打黑领带，他心里很明白，再过几小时，也许是在黎明时分，盟军就会开进来厮杀。甚至那天上午说话那么咄咄逼人的空军少校也没有来他的司令部。肖尔铁茨悻悻地想着那个少校、希特勒、约德尔、莫德尔。他们没有派援军来防守巴黎，却送来了空话和第八一三工程兵连的气钻。西线总司令部没有能力保卫巴黎，就反而为自己提供毁灭巴黎的乐趣。
如今他们只期望肖尔铁茨一个行动：下令引爆维尔纳·埃伯纳赫细心埋好的地雷。
这位塞瓦斯托波尔征服者这么想，到明天晚上，他不是死在这家饭店的瓦砾中，就是当了俘虏。当他在那个五月早晨在鹿特丹机场从容克式飞机上跳下来时，他为他自己和为德国梦想的是另外一种结果。但是他如今认识到，他把诺德林派到盟军那里去，也就把如今他面临的结局带给了自己。
肖尔铁茨拿起梅耶下士十天前给他买来的科隆香水，洒了几滴在脸上，然后决定在这悲惨兮兮的晚上，他至少要在部下面前强颜欢笑，装得高兴一些。他把考究的香水瓶放回架上。他偶尔才用它，他第一次注意到了它叫什么名字。这香水名叫“夜巴黎”。
然后，仿佛是个穿好礼服准备随船下沉同归于尽的船长，肖尔铁茨离开房间，平静地稳步走向他的告别晚宴。
在旅馆的另一房间里，一个漂亮的黑头发姑娘穿上了一件饰有银色装饰片的黑色绸衣。二十三岁的西塔·克莱本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映像想，她的巴黎小裁缝为她缝制的这最后一件衣服肯定是个大成功。
这位慕尼黑女秘书是少数留在巴黎的德国妇女之一。她天生丽质，再加上经常光顾她的巴黎女裁缝，使她成了一个绝色佳人。几分钟以后，她走进肖尔铁茨参谋部人员在等着的烛光餐厅，所有的眼睛都会盯上她。冯·肖尔铁茨亲自倒了一杯红绶带香槟酒建议：“为所有杰出的德国妇女的健康干杯，她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支援减轻了惨重的打击。”
这间小屋子里的人都举起了酒杯。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心中想，这是“一个感人的时刻”。他仔细观察周围人的脸：冯·恩格尔像惯常那样冷漠和疏远；雅伊甚至在这最后一晚也依然潇洒活跃；来巴黎采访的战地记者克里门斯·波德维尔斯因被困在巴黎而显得垂头丧气；阿尼姆的学者朋友、科隆来的文学教授奥托·凯塞是最郁郁不欢的。那天下午，凯塞给冯·阿尼姆看了从法兰西喜剧院附近墙上撕下来的抵抗运动的一张标语。这是罗尔的露骨的口号：“一人一个鬼子。”
他们强颜欢笑地聊天时，冯·阿尼姆注意到有个通讯员把肖尔铁茨请出去接电话。
肖尔铁茨听出了电话另一头瓦尔特·克鲁格将军熟悉的声音，虽然很轻，也很不清楚。克鲁格是他战前同事，现在担任第五十八装甲兵团司令。他是从二十五英里外的尚蒂伊城外打战地电话来的。“我要到巴黎来了，”克鲁格开玩笑说，“咱们一起去司芬克斯
［46］
玩。”
但是，克鲁格打电话来不是为了开玩笑。莫德尔命令他集中第五十八装甲兵团的全部可以调遣的坦克，兼程前往援救肖尔铁茨。克鲁格如今只好向他的老朋友承认，在这八月的夜晚，他没有坦克可以调遣。第五十八兵团在诺曼底战役开始时有十二万人，八百辆坦克，如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兵力了。他们在尚蒂伊以南的乡间溃不成军。
克鲁格告诉肖尔铁茨，目前他已命手下军官在巴黎四周地区仔细搜寻要他支援肖尔铁茨的坦克。克鲁格悲哀地向他的老朋友承认，前线崩溃，乱成一片，他恐怕无法及时找到坦克。
两人一时沉默无言。然后克鲁格问肖尔铁茨，他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大巴黎城防司令回答，“情况很糟。”接着又是沉默，然后两人同声向对方说：“折断你的脖子和双腿。”
［47］
这是德国军队流行的一句老话，意思是“祝你好运”。
莫里斯饭店的总领班有板有眼地把整整齐齐盛着芦笋的厚重的银盘传给大家。为了这次最后的晚餐，曾经为德国军队操办过多次成功的宴会的女主人安娜贝拉·瓦尔德纳亲自选了莫里斯食品储藏室的最佳菜肴。在吃了用荷兰式蛋黄奶油酸辣酱浇的芦笋以后，客人们的下一道菜是肥鹅肝酱和她的保加利亚厨师的特色巧克力松饼，这是隆美尔陆军元帅最爱吃的。
在安娜贝拉·瓦尔德纳为这次晚宴摆出的银烛台的烛光下，这一小批人开始就餐。冯·肖尔铁茨坐在西塔·克莱本和希尔德嘉德·格吕恩之间，想为他的参谋部人员充当一个消遣逗乐的主人。他告诉他们幼年在萨克森王后宫中充当侍童的生活。但是大家的说说笑笑都很勉强。慢慢的，这些客人又都陷于沉默之中，气氛低沉，情绪忧郁。
冯·阿尼姆伯爵一边拨弄着芦笋，一边心不在焉地胡思乱想。突然他给餐盘底上刻的形象吓了一跳，又回到了现实。那是凯旋门。为了在巴黎吃的这顿最后晚餐，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用的餐具是他的前任向塞弗尔几百年老店定做的一套瓷器餐具。每只菜盘底上手绘了阿道夫·希特勒命令他毁灭的城市的丰碑式建筑物，上面还有德国军队的徽记。
四十五
沿着一百二十九年以前拿破仑·波拿巴从厄尔巴岛流放回来的同一条道路，在慢慢消失的夜色中，有几个字一直出现在雷蒙·德鲁尼上尉的前面。那是“巴黎—意大利门”。
德鲁尼指挥下的几辆坦克一阵猛冲，越过了市区的界线，冲进了巴黎的大门。刹那间，红胡子上尉意识到他在四年连续不断的赛跑中已经取得了胜利。他是第一个回巴黎的法国军人。在他背后，挤在他这一小队坦克和半履带式军用卡车中的官兵都大喜若狂地欢呼起来。
在意大利广场周围，许许多多巴黎人原来听到德鲁尼的坦克开近的履带声纷纷到处躲藏，如今他们细心谛听，看着这些不熟悉的影子开过广场。他们只糊涂了一会儿，马上领会这些士兵戴的不是德国兵的方角军盔。他们是巴黎的第一批解放者。
“美国人！”有人叫道。一听到这叫喊，人们像狂潮一般从广场的每一个街角和门洞里拥出，向德鲁尼的车辆奔去。这个原来想在第一批见到他的巴黎女人面前显得英俊一些的红胡子上尉突然淹没在人海中间透不过气来。年老的，年轻的，漂亮的，丑陋的，红发的，金发的，褐发的，大家都拥过来吻他，抱他，同他握手，甚至摸他肮脏的制服。一个身材矮胖、穿着阿尔萨斯红裙子和黑背心的姑娘跳上他的吉普车，把他放下的挡风玻璃都打破了。
这个姑娘狂喜地放声歌唱，一边挥舞着三色旗。德鲁尼的部下继续前进，走过了广场，重新加快速度，开进意大利大街。为了避开德国人，他们拐进了横街，行动十分迅速，到沿途的巴黎人看到他们的薛尔曼型坦克上的白色洛林十字标志时，他们已像梦一般在黑暗中消失了。他们沿途的德国兵只有一次来得及向他们开枪，那是在奥斯特里茨车站。德鲁尼的坦克没有开炮就冲了过去。它们冲过了无人守卫的奥斯特里茨桥，开上了塞纳河旁的河滨道。尽管肖尔铁茨接到了那么多命令，这座桥仍完好无损。当德鲁尼的吉普车在则肋司定会修士河滨道呈弧形前进时，精疲力竭的他第一次感到了感情的寒颤。在他的左边，在这无月之夜仍显得十分雄伟和庄严的，是圣母院永恒不变的轮廓。他转向右边望去，他的三辆坦克和六辆半履带式军用卡车在一片火星和履带转动中已把巴黎市政权力的象征市政厅大厦团团包围住了，像把它套上了铁箍一样。德鲁尼在这所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物的大石阶前跳下了吉普车，它的正面墙上弹痕斑斑，窗户挂着三色窗帷。它的钟楼的钟面上，两条金色的指针记下了时间。那是九点二十二分。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五点三十分第一批德军开过维莱特门以后，经过了一千五百三十二天三小时五十二分钟，法国军队重又回到了法国首都。
在几秒钟以前，乔治·皮杜尔弱不禁风的身影在市政厅下面拥挤的食堂里爬上了一张摇摇晃晃的木头餐桌。皮杜尔因为感情冲动以致说话声嘶力竭，他叫道：“法国军队的第一批坦克已经开过了塞纳河，到了巴黎的市中心！”他的话音未落，仍在这惊得发呆的房间里回响，这些人已经听到外面广场上坦克朝市政厅开来时履带擦地的声音了。他们在一片碗碟碰撞声中都猛地站起来高唱《马赛曲》。国歌的最后几个音符还在食堂绕梁，里面的人都来不及向门口挤去，其中许多人为了等待这一时刻已经秘密战斗了四年。他们狂喜地扑向筋疲力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德鲁尼，他们汗津津的拥抱把这个站立不稳的上尉闷得透不过气了。
五天以前抵抗运动从法奸掌权者手中夺取了法国电台，它的记者皮埃尔·克莱纳斯奔向德鲁尼指挥的领头坦克“香波伯号”上爬下来的第一个精疲力竭的士兵。他对着手上的话筒，兴奋地向听众尖叫：“你们就要听到第一个到达巴黎的法国兵，第一个普通法国兵的说话。”
克莱纳斯把话筒伸向那个惊呆了的人，提出了在这胜利时刻首先出现在他心中的问题：“你是从哪儿来的？”
“君士坦丁。”
［48］
二等兵弗尔米安·皮尔里安回答。
法国电台一个小时以来就一直像发疯似的在播放一系列报道、谣言和自豪的法国歌曲。如今，为了向整个首都传播德鲁尼到达的消息，巴黎发电厂的电工打开了他们的所有开关，把电台的广播传到巴黎的每一个角落。
“巴黎人，庆祝吧！”皮埃尔·谢弗尔在电台主播音室里叫道。“我们现在向你们广播我们得救的消息。勒克莱尔师已经进了巴黎。我们欣喜若狂！”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感情有多深，谢弗尔诵读了维克多·雨果的《惩罚集》中十分动人又贴切的一节诗：
醒来吧！不要再感到羞耻！
要再成为伟大的法兰西！
要再成为伟大的巴黎！
［49］
人们高兴地大喊大叫，拥上街头，打开关得严严的窗户，同几年来互不说话的邻居拥抱。有巴黎各个电厂的全部电力支持，电台不断播放激动人心的《马赛曲》。这时，一件极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在成千上万的家里，巴黎人自发地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他们还打开了窗户。
从阳台上，楼道里，窗户里，从人行道上，街道上，街垒后，整个没有灯光的城市又恢复了生命，骄傲地跟着电台高唱。刹那间，巴黎沉没在国歌声中，歌声高昂地响彻所有受到灯火管制的街道。
雷蒙·德鲁尼站在市政厅的台阶上，累得骨骼都要瘫了，对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时刻。那雄壮、神秘的《马赛曲》似乎“把整个城市都托了起来，浮到声音的浪潮之上”。德鲁尼满布血丝的眼睛里满盈泪水，他只能想起一件事情。那就是维希政权的宣传是多么不正确，它在德鲁尼及其部下的四年流亡中一直把他们说成是祖国的弃儿。
《马赛曲》一歌未了，谢弗尔又抓过他的话筒。“告诉能够听到我广播的所有教区的神父，告诉所有可以通知到的神父，”他这么要求，“请他们敲响教堂的钟，宣布盟军已经开进了巴黎！”
四年来巴黎各教堂的钟都沉寂无声、无精打采地挂在那里。在占领期间它们从来没有响起过洪亮的声音叫巴黎人去望弥撒，或者宣布“国王诞生”或“基督复活”的消息，或者甚至为某个去世的教民敲响丧钟。如今，在谢弗尔的号召下，它们卸下了沉默和悲痛的外衣，掸掉了四年来积下的灰尘。
从圣母院的南钟楼，巴黎大教堂的这座十四吨的大钟就已经开始发出欢悦的钟声了。从蒙马特尔高地，圣心大教堂的那座十九吨的大钟“萨伏耶德”原来是为了感谢巴黎上次被德国占领的结束而铸造的，如今也响了起来。
一个接着一个，从城市的这一头到另外一头，巴黎的各个教堂都加入进来，响起了钟声。在几分钟之内，巴黎的整个天空都震荡着庄严的钟声的雷鸣般合奏。巴黎人倚在窗口，在黑暗中听着钟声，泪流不止。
在圣日耳曼德普雷，一对情人在他们藏身的阁楼里一听到钟声就到唱机那里，把手摇机的弦上得紧紧的，然后放上一张唱片。他们的邻居在教堂骄傲的钟声中可以听到四年来遭禁的一种声音的高奏：美国爵士乐。这是战前录制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唱的《贝辛街伤感曲》的唱片。
德国军事警察鲁道夫·莱斯星期日曾经与一名法国警察一起宣布瑞典总领事诺德林的短命的停火，他懂得钟声的意义。莱斯对他的朋友奥托·威斯特曼准尉简单地说了一句：“咱们玩完了。”阿尔弗雷德·霍尔希下士在邮电大楼屋顶上看到了全部“难忘的景象”。他首先听到了周围没有灯火的街道上响起了《马赛曲》，接着是四周响起教堂的钟声，围绕着他像怒涛拍岸一样。霍尔希感动之余心里想：“我们束手无策地眼睁睁看着我们自己的自由的最后几个小时。”
也有没有听到教堂钟声的巴黎人。十三岁的多米尼克·德·塞维尔对自己教区的圣菲利普·杜·卢尔教堂的钟默不作声感到十分愤慨，打了好几次电话给香榭丽舍大道不远的教堂执事。电话总是占线，钟始终沉默。这个十分生气的小男孩不懂是为什么原因。星期天在为解放望弥撒的时候，年轻的塞维尔知道了为什么。让·缪勒神父在开始讲道时说：“我要感谢星期四晚上想到打电话叫我敲响教堂的钟宣告盟军到巴黎的所有人。我也想提醒你们，那天晚上你们在兴奋之中忘记了一件事：圣菲利普教堂的钟楼上没有钟。”
接着这位好心的神父道：“因此，在这解放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没有比我们大伙儿捐钱为圣菲利普教堂钟楼买钟更合适的了。”
［50］
但是全市没有哪个地方的钟声比莫里斯饭店第一层烛光中的小房间里听到的震撼力更大了。
远处钟声刚刚响起，声音还很微弱，冯·肖尔铁茨和他的军官们心不在焉的谈话就戛然而止了。钟声像向海滩袭来的海浪一样，涌进了他们开着的窗户，深度和密度不断增强。
西塔·克莱本转身问肖尔铁茨：“将军阁下，钟声响起来了。您听见了吗？”
冯·肖尔铁茨把椅子推后一点，看了她一眼。他本来想用生气的结果却是无可奈何的口吻回答：“是的，我听到了。我没有聋。”
“它们为什么敲？”漂亮的二十三岁的姑娘问。
“它们为什么敲？”肖尔铁茨重复她的话说，“它们是在为我们敲，我的小姑娘。它们敲起来是因为盟军到了巴黎。你认为它们还为别的什么原因敲？”
肖尔铁茨看一看四周的军官，他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惊奇和震动，好像他们能用什么奇迹说服自己盟军不会真的到来似的。
“你们还指望什么？”他问道，他的声音现在因为愤怒而提高了，“你们在这里坐在你们的梦幻世界里许多年。对于战争，你们知道些什么？你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别的东西，只有你们自己在巴黎的舒服生活。你们没有看到过德国在俄罗斯和诺曼底遇到了什么。”
他的口气开始挖苦和辛辣起来。“先生们，”他告诉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这是你们在巴黎的安逸生活中所没有注意到的。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输掉了，我们把它和德国一起输掉了。”
他残酷的话把他们的告别宴会上残存的一点点欢快气氛一扫而光。雅伊上校为自己倒了最后一杯香槟，把酒杯举到眼睛前面若有所思地转了一下。然后这位巴黎夜游神做了这天晚上，也就是他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晚上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他上床睡觉去了。
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也悄悄地溜回了自己的房间。他在日记中记道：“我刚刚听到了自己葬礼的钟声。”然后这位年轻的伯爵打开了放在床头几上的《法国史》。他看到这天晚上该读的一章，不禁打了个寒颤，把书合上。这一章写的是关于圣巴塞洛缪节的屠杀
［51］
。
肖尔铁茨独自在自己没有开灯的办公室里拿起话筒打电话，这是二十四小时以内他第二次向B集团军群打的电话。冯·恩格尔刚刚证实了大巴黎司令早已预料到的事情：盟军先锋部队已在城内。他知道，其余盟军会在天亮后向他们扑来。在电话线上夹杂的喀嚓声中他终于听到了B集团军群参谋长的声音。
“晚安，斯派德尔，”肖尔铁茨说，声音严肃庄重。然后他又添一句：“你听。”肖尔铁茨把电话话筒往外一杵，外面的夜空里震荡着巴黎各个教堂的庄严的钟声。在六十英里以外斯派德尔的日光灯管照亮的整洁的地下指挥部里，这钟声似乎要涌过他的小小办公室。斯派德尔看一眼同他一起谛听的副官恩斯特·迈希上尉，然后看前面墙上的圣母院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