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到那声音了吗，斯派德尔？”肖尔铁茨问。
“听到了，”斯派德尔说，“我听到了。听起来这是钟声。”
“这是钟声，亲爱的斯派德尔，”肖尔铁茨说，“巴黎的钟楼在向全市报告盟军已到了这里。”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冯·肖尔铁茨告诉斯派德尔，他已按照所获命令准备好“把桥梁、火车站、公用设施以及自己的总部炸毁”。他问，他是否能够“指望B集团军群”在破坏工作开始后让他自己和部下官兵撤出该市？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不，”斯派德尔说，“我恐怕不能，将军阁下。”
肖尔铁茨疲乏地咕哝了一声。然后他问：“你有什么最后命令给我吗？”斯派德尔说没有。
“那么，亲爱的斯派德尔，”冯·肖尔铁茨说，“我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只有向你告别了。请照顾我在巴登-巴登的妻子和儿女，我求你。”
“我会的，”斯派德尔回答，他的声音因为感情激动而抽紧了，“我向你保证。”
在莫里斯饭店里，这位精疲力竭的矮个子大巴黎司令把话筒放回到电话机上。他不会再用这个电话了。
四十六
午夜。在莫里斯饭店一层楼的阳台上，有两个人影并肩站在黑暗中。在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短短的任期内，这是他第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呼吸他面前展现的城市的新鲜空气。默不作声地站在他身旁的是那个金发姑娘。在过去四年里，她的笑声曾经多次使得占领下的巴黎夜生活轻松愉快。安娜贝拉·瓦尔德纳回不了自己的旅馆，只好在肖尔铁茨办公室的沙发上过她在巴黎的最后一夜了。到了天明，安娜贝拉就要同城里留下的其余德国妇女一起被交给红十字会遣返德国。
在黑魆魆的天际，有另外一种声音取代了巴黎各教堂庆祝的钟声。这是肖尔铁茨两万守军的愤怒炮火，它提醒全市，解放时刻还没有来到，德鲁尼上尉的三辆坦克只是一种象征，不是一支军队。一阵机关枪火打破了市政厅的欢庆，打掉了路易十四雕像上的大理石假发，几乎把乔治·皮杜尔手中的香槟酒杯也打掉。几分钟以前还号召市民到街上去的电台，如今要求巴黎人“回家去，关上窗户，不要上街，战争还没有结束”。
在警察总署，巴黎的第一个解放者筋疲力尽地准备享用他渴望的唯一礼物：洗个澡。雷蒙·德鲁尼的到达曾经引起这么大的激动，现在当他踩进澡盆中的冷水时，为他放水的那个羞怯的年轻人向他做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菲里克斯·加亚尔。他们下次见面时，他就会是法国的总理。
肖尔铁茨听着天际爆发的炮声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安娜贝拉·瓦尔德纳觉得他一半是在问她，一半是在问他们面前的黑夜。
安娜贝拉看着他的驼着背的疲劳的矮矮身影。“现在做什么事都已晚了，”她说，“除了考虑一下你的妻子和女儿。”肖尔铁茨听到她这话似乎一怔。“他们需要他们的父亲。”安娜贝拉补充说。
肖尔铁茨很久没有说话。然后，他十分轻声地对她说：“是的，我的小姑娘，也许你是对的。”他拿起她的手，轻轻地送到唇边，吻了一下。然后肖尔铁茨点头道了晚安，上楼到自己的屋子里再去睡一小时。
当他走过长长的过道到楼梯跟前时，肖尔铁茨听到身后有人赶来。他转过身去，看到的是他在莫尔德河认识的那个年轻军官维尔纳·埃伯纳赫上尉。埃伯纳赫也听到了钟声，知道它们的意义。他不想在这里被抓去当俘虏。他告诉肖尔铁茨他的工作已经完成，问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命令给他。
“没有，”肖尔铁茨告诉他，“我没有别的命令给你了，埃伯纳赫。”
于是埃伯纳赫问他，由于他的人员在巴黎是执行第一军团所派遣的任务，他是否可以撤走？他告诉冯·肖尔铁茨，他会留一部分人员引爆他所埋的炸药。
肖尔铁茨看着这个年轻军官。“是的，埃伯纳赫，”他说，声音很粗，十分生气，“把你的人都带走。”他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就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三小时以后，埃伯纳赫和他第八一三工程兵连的人员的车子开过了他们奉派前来炸毁的桥梁，离开巴黎，就此走了。
肖尔铁茨卧室上面五层，在莫里斯饭店屋顶的一处角落里，有一对年轻男女亲热地搂在一起。他们与人隔绝，沉醉在自己的柔情世界中了。在这旅馆的屋顶上，巴黎的夜空展现在他们伸手就可触及的地方，他们在眼前爆发的这一难忘的奇观中度过这难忘的一夜：各种各样荧光颜色的照明弹像蜘蛛网似的遍布黑暗的夜空。
肖尔铁茨的勤务兵赫尔穆特·梅耶下士和大巴黎司令部电话交换台的漂亮接线员玛丽亚·施密特也许是这家旅馆里仅有的没有听到巴黎敲响了四年占领结束的钟声的德国人，当时他们躲在下士的小房间里，享受梅耶的朋友、莫里斯饭店的厨师长为他们烹调的最后美餐。
如今，他所提供的香槟使他们有些醉醺醺的，感觉有些迟钝，他们惊呆地望着巴黎的夜空中一阵阵爆发的乱舞的火花，一直到远处天边。梅耶心里想，这是他看到过的最难忘的焰火了。在东南方向很远的地方，似乎一座小山的整个山顶都在喷发火焰，那是一门放在默东那边的小山顶上的大炮炸掉了这八八毫米口径大炮没有机会再发射的千百枚炮弹。在那火光和爆炸声中，梅耶领悟到了前面这一奇观的现实意义。他一边打寒颤，一边搂起姑娘，轻手轻脚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肖尔铁茨已经睡着了。雅伊、恩格尔、阿尼姆、凯塞也是如此。四年来，巴黎和它的人民的命运在这座大旅馆里决定，如今它已悄然无声。在这短短的八月夜晚的最后几个稍纵即逝的钟点里，只有哨兵的皮靴声和电传机偶然的滴答声打扰了它的安息。
安娜贝拉·瓦尔德纳听到电话铃声时也正睡着了。铃声刺耳而且急促，穿破了她的浅浅的睡梦。她没有穿鞋就跌跌撞撞地走过肖尔铁茨黑暗的办公室去摸电话。远处有个人要将军听电话，声音微弱不清。
“他已睡了，”她答道，“要不要叫醒他？”
电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方又说话了。“不用了，”他说，“不用叫醒他了。现在已经太晚了。告诉他……”
一阵间歇，安娜贝拉听到远处的说话声有些迟疑。
“告诉他，克鲁格将军来了电话。告诉他，我的坦克到不了了。”
注释
［1］
一九四一年以来共处决了四千五百人。
［2］
指西班牙内战时支援政府军的国际志愿人员组织。—译注
［3］
即用汽油、硫酸和氯酸钾制作的燃烧瓶。—译注
［4］
原文为法语。—译注
［5］
巴黎公社成立的一年。—译注
［6］
在司法宫，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尼特曾在此囚禁。—译注
［7］
奥马·N.布雷德莱将军：《一个军人的故事》，亨利·霍尔特公司，纽约，一九五一年。
［8］
二十年后在巴登-巴登，冯·肖尔铁茨透露他为什么向他的总司令低报巴黎的动乱。像大多数德军将领一样，他害怕莫德尔的火爆脾气迅速发作。他不想把莫德尔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自己身上和巴黎上来。
［9］
德军将领一贯过高估计与他们对阵的盟军兵力。事实上，盟军那天部署在诺曼底的只有三十九个师。
［10］
原文为德语。—译注
［11］
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第二卷中（第二九六页）写道，“我有这样的感觉，艾森豪威尔同意我的想法，但是，为了不完全是战略上考虑的原因，他还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干什么事情。”这指的是他相信，华盛顿支持赖伐尔最后一分钟利用赫里欧的诡计。
［12］
使他担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还在等待他的谍报部门分析的两份报告。一份的日期是八月十九日，它说：“第二十六装甲师调出丹麦，目的地不明。”第二份报告的日期是二十四小时以后，它说：“地面来源指明党卫军第二十六装甲师内定调往巴黎地区。”这两份报告表明，希特勒的命令执行得多么迅速，也表明盟军在被占领国家的谍报工作是多么有效率。这也可以证实艾森豪威尔自己在那一天的怀疑：“莫德尔会把两到三个师换到那里进行一场消耗极大的巷战……他会跟我们好好打一阵子小规模战斗。”艾森豪威尔的主意是“避免他的这一场小规模战斗”和他自己的补给问题，那么到莫德尔醒悟时“我们已挺进到兰斯附近，他的军队正好落入我们的怀里”。
［13］
艾森豪威尔闻言微笑，他没有认真对待这彬彬有礼的威胁。他相信，第二装甲师，“如果我不让，是一英里也移动不了的，而且也不会移动的”。后来，在凸出地带作战时，战局更为紧张，戴高乐又做了一个类似的威胁，这次是要把最高统帅需要的法国第一军团各师撤出斯特拉斯堡。于是生气的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将军，这些军队我要尽可能长期留在斯特拉斯堡。不过如果你要撤回，你就撤吧。记住一点。你再也得不到一颗子弹，一磅供应品或者一加仑汽油。但是如果你要撤回这些师，将军，那你就去撤吧。”
［14］
尽管停火开始时颇有生效的希望，但这一星期天有一百零六名法国人被打死，三百五十七人受伤，略低于前一天死一百二十五人，伤四百七十九人的数字。
［15］
原文为法语。—译注
［16］
原文为德语。—译注
［17］
意大利中部一地名，有一著名中世纪修道院，一九四四年德军在此据守。
［18］
原文为法语。—译注
［19］
在美军官方军事史专家马丁·布鲁门森看来，莫德尔的态度从指挥角度来衡量不仅是无法解释的，也是“不可原谅的”。
［20］
曾任驻德、英大使，后在中美建交前夕为首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译注
［21］
就在这些人辩论不休的时候，柯尼希将军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再次呼吁：“除了牺牲法国人的性命以外，起义是一点儿也没有好处的。”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22］
波兰在波罗的海的一个港口，今名格但斯克，希特勒由此开始入侵波兰。—译注
［23］
头一天在致阿尔及尔的电报中，他告诉他的政府成员，他已任命皮埃尔·柯尼希将军为巴黎军事总督，以求“立即确定在什么条件下从盟军进入首都之时起确立政府的权威”。
［24］
他这样做的成功程度可以从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二十四小时后对美国新派驻戴高乐那里的少校联络官的问题所做的答复中看出。“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说，“你以为他会告诉我们吗？”
［25］
冯·肖尔铁茨与波希-帕斯特之间的关系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以及这位奥地利人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至今仍不清楚，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作者准备写本书时曾访问过成百上千的有关人士，其中只有波希-帕斯特一人断然拒绝谈论他在解放巴黎期间的经历，他当时是一家德国冶金公司苏黎世办事处的职员。埃里克·波希-帕斯特·冯·坎帕菲尔德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五日生于因斯布鲁克，德奥合并时任奥地利军队中尉。他所属的团是少数几个反对纳粹的团之一，因此他曾在达豪被监禁一年。他在俄国受伤后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到法国，一九四三年十月参加法国抵抗运动。他后来获抵抗运动奖章，授奖证书上说：“有八个月之久，他毫不松懈地为盟国递送极其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情报，其中包括一些V-1火箭的最初设计。”一九四四年七月，他在尼奥尔因工作不能胜任而被解职，奉令到意大利一支步兵部队报到。他当了逃兵，回到巴黎。在巴黎解放期间，他和德国军事情报局人员“鲍比”·本德都享有相对的自由，可以进出莫里斯饭店。冯·肖尔铁茨向作者愤然否认他曾命令波希-帕斯特参加诺德林一行，他声称，这个奥地利人是毛遂自荐的。波希-帕斯特不愿谈论此事。不过在他到达盟军战线后对他进行过讯问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丹尼尔·克洛兹后来回忆说，波希-帕斯特马上被英国谍报处认出要了去。巴黎解放后一天，波希-帕斯特就出现在巴黎，这次身穿盟军制服。 波希-帕斯特关于他在巴黎解放中所扮演的角色说过的唯一一句话是，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他在肖尔铁茨办公室外的房间里听到这位德国将军“救了他的命”。波希-帕斯特说，他隔墙听到保安处三个特务在问肖尔铁茨是否知道他在哪里。他惊恐地听到这位矮矮的将军告诉那三个人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个叫波希-帕斯特的人”。冯·肖尔铁茨回忆过这件事，但他只说：“他不会把一条野狗交给保安处的。”在巴黎，这位神秘的艾蒂安·保尔·普罗伏斯特留下的唯一痕迹是在罗耶-科拉尔路一所两室公寓中一份尘封的档案。那里是戈莱特组织存放褪色的档案的地方，在一只标有“CLAYREC RJ4570”记号的牛皮纸夹中留有波希-帕斯特为该组织工作的记录和一份表彰信。
［26］
原文为德语。—译注
［27］
这些命令在布雷德莱第十二集团军第二十一号战地命令中更加详细地做了规定。他写道：“必须强调，向巴黎进军绝不能用重大战斗来完成。我们只要能够避免，不希望在该市进行任何轰炸或炮击。”
［28］
芒什省会，一九四四年诺曼底登陆后因战事被毁严重。—译注
［29］
这项命令正由一个名叫约翰·希尔的美军上校在美军第一军团总部一张废纸的背面上起草。为支援法军第二装甲师开进该市，该命令要求美军第四步兵师担负该市南翼的进攻，在首都以南越过塞纳河。希尔结束起草时，原来在星期天还告诉过勒克莱尔巴黎是个“次要目标”的第一军团司令考特内·H.霍奇斯将军又最后加了一句。他说：“希尔，从这几个师里抽掉两营炮兵。我不希望他们以为一遇上一支机枪挡道就可以用迫击炮还击，而毁坏巴黎。”
［30］
那是战前伊迪丝·比亚芙唱红的歌中对巴黎的爱称。
［31］
冯·肖尔铁茨从来没有去过卢浮宫，因此不知道法国人早已把其中最珍贵的藏品撤走，以免遭到这种“关怀”。
［32］
一种古希腊的建筑风格。—译注
［33］
许普诺斯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睡神，德军用作代号。—译注
［34］
原文为德语。—译注
［35］
沙特尔农民这一疏忽是故意的：伦敦法国国内部队总部指示他们推迟收割麦子，免得被德军征用。
［36］
二十年后，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家中，雅伊上校透露，那个八月的上午，他没有勇气向冯·肖尔铁茨说出他在读电报时心中出现的话：“别理它。”自从他们两年前在柏林共进午餐以来，他无法知道这位塞瓦斯托波尔硬汉英雄心中的想法。此外，自从七月二十日以后，雅伊和他在巴黎的同事觉得最好不要泄露自己心中的想法。
［37］
玛丽·德·美第奇（1573-1642），法国亨利四世的王后。—译注
［38］
潘兴（1860-194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美国远征军的将军。—译注
［39］
很可能，勒克莱尔没有通报他的军团司令他未经授权就改变了他的师的界限和进攻路线，是因为他决心向全世界表明，解放巴黎纯粹是法国的事，戴高乐批准他的计划就足够了。
［40］
巴黎的过早解放对盟军向莱茵河挺进所造成的确切损失可能是永远无法算清的。无论如何，不管有没有巴黎，盟军的汽油危机早已形成。艾森豪威尔说过：“关键的问题是，这是整个战役的至关重要的部分。这两个星期是极其重要的两个星期。很难确切地说巴顿可以推进到多远。他肯定可以拿下梅斯和梅斯以东的大部分地方。”布雷特莱将军说：“如果我们能打到莱茵河，这也不会是什么很大的一步。我认为我们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再有两个星期的汽油。这是我对巴黎的想法。我不想在那里失去这两个星期，也许我们是失去了。”
［41］
冯·肖尔铁茨认为莫德尔没有把这两师调动的情况告诉他是故意的。他认为这是由于莫德尔相信他们放在别处更有用处，因此这位元帅想尽量推迟公开把他们投入巴黎。
［42］
以拿破仑在俄国的一次战役命的名。
［43］
指法德宣战后德军忙于入侵波兰，西线双方按兵不动的一段时间。德国人叫“按兵不动”，法国人叫“奇怪的战争”，英美人叫“假战争”，此处用的是法语。—译注
［44］
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美国著名诗人。—译注
［45］
意大利中部一地名，在罗马以南，一九四四年初盟军在此登陆，曾有激战。—译注
［46］
这是巴黎战前最有名和吃香的妓院的名字。—译注
［47］
此句原文为德语。—译注
［48］
在阿尔及利亚。—译注
［49］
原文为法语。—译注
［50］
他们真的捐钱买了钟，如今圣菲利普教堂的钟楼每天都响起钟声。
［51］
指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圣巴塞洛缪节法国国王查理九世下令对巴黎胡格诺派新教徒的屠杀。—译注
第三部 得救
一
［八月二十五日］
“光荣的日子来临了。”
［1］
巴黎为它等了四年。现在，它终于在一个闷热无风、天空蔚蓝的夏日早晨来临了。在这光荣的日子刚破晓的时刻，天上没有一朵云彩。这一天是那么美丽，那么完美，大自然和历史似乎为它的诞生携手进行了合作。在成千上万的家庭里，巴黎人准备以永远铭刻在历史上和那些过来人的记忆中的感情爆发来迎接它。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城市会受到像巴黎在这一天，即它的解放日那一天所受到的那样忘情欢乐的浪潮的冲击。这一天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法国的守护神圣路易的节日。一个名叫欧文·肖
［2］
的美国二等兵心里想，这是“战争应该结束的日子”。
不知怎么的，人人都知道“他们”要在今天早上到来。原来是一年一年计算日子的人们如今开始一分钟一分钟计算日子了。四面八方的巴黎人都拿出他们为这一天的到来而秘密藏了很久的宝贵东西：一瓶深藏在柜子角落的尘封的香槟酒，一件用黑市买来的零星布头很费劲地缝制的衣服，一面折叠起来、藏了四年的三色旗，一面凭记忆缝制、虽然不规范但同样令人感动的星条旗，鲜花，水果，一只兔子，总而言之，几乎所有名堂的礼物，只要能表达这个城市的欢迎和感谢心情的东西。
在共和国广场附近她父母的公寓里，二十一岁的雅克琳·马利西奈把百褶裙从堆得高高的金发的头上套下去。整个冬天她用冻得麻木的手指缝制这件衣服迎接解放日。她把衣服穿上身时，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闪过了她美丽的脑袋。她刚刚读完英语课程。她想，今天她要在一生中第一次同一个美国兵说话。她心里在想她碰到的这第一个美国兵会长什么样。结果，这个美国兵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钢城来的衣衫肮脏、满脸胡须的上尉，他届时将会坐在协和桥上的一辆吉普车里畅怀大笑。他还是她后来所嫁的人。
在巴黎的另一头，头天晚上钟声没有响起的圣菲利普·杜·卢尔教堂不远的街角，一个名叫耐莉·夏布里埃的黑发法院书记员穿上了她母亲专为这一天给她的玫瑰花衣服，像所有等待有人向她唱小夜曲的西班牙姑娘一样，她站在阳台上看着勒克莱尔将军第一批坦克到来。在其中的一辆坦克里，也会有她将嫁的那个男人。
法国国内部队人员得意洋洋，兴高采烈，他们在自己的街垒那里把德国人挤进据点里，等待最后一击，赢得他们为之战斗了五天的胜利。
在城市的郊外，在圣克卢镇郊区自己的药铺里，玛塞尔·托马斯看着救火员手中握着一支德国新毛瑟枪走过去。他的名字叫让·大卫。他几分钟以前刚在圣克卢镇市政厅领到他的第一支步枪。不幸的是，他要在为头一天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下葬时用它开枪致敬。托马斯小姐知道他是个喜欢喝酒的头脑简单的人。看着他走过去，她心里想：“他们不应该把枪发给那样的人。”
对巴黎的许多人来说，这一天将是与丈夫、儿子、父亲、情人团聚的日子。伊维特·波维拉在她潘提埃弗尔路公寓里通宵不能入睡。太阳一升起，她和她丈夫及女儿海伦分头骑自行车去寻找“戴黑色贝雷帽的团”。只有找到以后，波维拉太太才能得到那个令她一夜未曾阖眼的问题的答案：她的两个儿子中哪一个回来了？
不远，在纳伊的一所公寓里，一个男子看着一面美国国旗，那是他答应要在星形广场
［3］
附近的卫生部交给他的朋友的。在一九一七年当兵的时候诺曼·刘易斯在法国第一回举过这面旗。珍珠港事件后，银行家刘易斯和他的法国妻子给困在巴黎了。占领期间他们先是被关在拘留营里，后来因为刘易斯的腿上中了一枪，被释放出来像别的巴黎人一样住在公寓里。如今，他把星条旗放在一个背包里，挎在肩上，双臂撑着拐杖，高兴地向星形广场进发。
对雷蒙·萨尔尼盖来说，这一天首先是履行诺言的一天。萨尔尼盖是巴黎消防局的一名队员，他曾向自己许愿要在这一天把旗挂出来。这是一面有特别意义的旗。萨尔尼盖决心要第一个把这面三色旗挂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一日他最后一个把它降下来的建筑物——埃菲尔铁塔顶上。
巴黎的德国守军在他们各个孤立的据点里也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那是他们距离盟军最后进攻的时间。像许多别人一样，三十五岁的奥托·克希纳准尉在歌剧院附近的指挥所里听了最后一次战斗号召。从威斯巴登来的汉斯·吕默上校告诫他：“咱们必须尽责，为元首战斗到底。”克希纳后来注意到，这一决心不足以防止上校在下午战斗打得激烈时消失得踪影全无。
有的人领到了最后一份军粮，守在外交部的威利·维尔纳和他的战友领到的是一盘豆子汤。在军事学院的伯恩纳德·布拉契中士运气好些。他领到了一小杯白兰地。
头天开着一车水雷遭到伏击的汉斯·弗里茨奉命从国民议会出发去作一次巡逻，寻找那辆失踪的卡车。弗里茨和他的同伴刚离开国民议会百码远，就看到法国国内部队在头一天还属于德国军队的街道上筑起了街垒。在交叉火力的夹击下，弗里茨命令他的手下找地方掩护，自己跑回国民议会求援。但是大门已锁了起来。他怎么敲也没有用。这时，狙击手的子弹已向他射来。
弗里茨飞奔到马路对面的一个门洞里找掩护。当他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时，有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上来要求他：“请找个别的地方去开枪。”弗里茨叹了一口气，决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开枪了。他对那个老妇人说：“对我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说完这话，弗里茨认为自己已投降了。
在巴黎周围留下的两万德国人中，也许只有一个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向市中心移动的。没有人告诉西门子法国工厂的厂长约希姆·冯·克尼斯贝克巴黎就要陷落。克尼斯贝克刚从柏林回来。他搭德国空军的一辆卡车在公寓附近下车，步行到家里去，只有司机告诉他“巴黎出了不少乱子”的话使他模糊地感到有些不安。
到了他的公寓，看门的法国太太吃惊得流了泪。“你疯了，”她说，“你会给杀掉的。”她把他带到地下室，那里有一辆她为他小心锁好的自行车。她叫他赶紧骑车逃走。克尼斯贝克骑上车，她在后面喊：“别担心，两星期之后你就会回来的！”
从科隆来的那位文学教授奥托·凯塞上尉头一天还给丹克瓦特·冯·阿尼姆看了罗尔“一人一个鬼子”的口号，如今他站在莫里斯饭店的窗口前同年轻的伯爵一道看着早晨的太阳。他告诉冯·阿尼姆：“巴黎就要为过去这四年复仇了。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这里来？”这个问题是这位学究式的教授不需要问的。他将永远不会离开了。
在他们的下面，在杜伊勒里花园里，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和汉斯·雅伊上校对他们隐藏在这个有三百年历史的王家禁地里的军队作最后一次视察。今天没有孩童在勒诺特尔水池周围嬉戏。取代他们的是肖尔铁茨看到的身上只穿着短裤衩的士兵，他们在池水里盥洗，刮胡子的剃刀和毛巾放在池边。肖尔铁茨看着花园、蓝色的天空、升起的太阳，不禁感到有些悻悻：“巴黎人就要有个好天气来庆祝他们的解放。”然后他走到花园入口的几辆坦克那里，其中有一辆坦克的大炮炮口对准着香榭丽舍大街。他告诉管炮人员说。“留神。今天他们准来。”
在大巴黎司令部通讯中心，奥托·伏格尔准尉心情沮丧。他刚才想要给巴德温普芬家中打个最后的电话，但是线路只通到法国的兰斯。现在“黑帕诺斯”的电话铃声不断，都是打进来的。它们都是从挺进的盟军那里打来的。后来，就在快要八点钟时，伏格尔的电传打字机滴答地响了起来。它传来了最高统帅部给肖尔铁茨的仅两个词的问题。它这么简单，最高统帅部甚至不屑采用密码。
这个问题是：“破坏已始？”
二
对技术兵米尔特·申顿中士，也就是那个把巴黎看成是“穷孩子的梦想得到了实现”的美国兵来说，这个城市如今成了步兵的噩梦。申顿刚才获知他要做他连队的尖兵，而他们连的任务是做整个第四师进巴黎的前导。这意味着申顿中士要充当该师向前面城市的守军提供的第一个诱人的目标。申顿曾有一天担任过同样的任务，那是六月六日他带领第四师跨过犹他海滩
［4］
，结果毛发未损，安然无事。申顿中士认为，任何人一生中有权享受的这样的好运气也就是这么一遭。申顿在诺扎这个十字路口的小镇附近把额外的一筒弹药装上吉普车后，自言自语地后悔不该听到过巴黎的名字。
在弗莱斯纳、贝尔尼十字路口、塞弗尔桥，还有奥尔芬和诺扎两个小镇，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官兵都像申顿一样准备对首都进行最后的短程冲刺。他们要分四路开进。其中三路通过该市的西南边缘，经荣军院、卢森堡宫到国民议会、协和广场和警察总署。第四路通过圣克卢、布洛涅森林和时髦的第十六区到星形广场。
由德国军事情报局特务“鲍比”·本德交给洛林·克鲁斯的关于德军在全市各个据点的确实地点那个宝贵情报，没有传到勒克莱尔那里。克鲁斯黎明时分跃上自行车亲身带着情报出去。他在塞弗尔桥附近找到德·朗格拉德中校，但是朗格拉德没有理会克鲁斯，那是因为一整夜都有大批虽心怀好意但是常常情况不确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员涌来他的总部，使他感到恼火。只有在他的参谋人员中有一个克鲁斯的大学同班同学向他保证了克鲁斯的身份以后，上校才接受了克鲁斯的情报。而到这时，朗格拉德与勒克莱尔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三路人马已按原定进攻计划出发。在城市的南面边缘，这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法军和美军纵队就已经悄悄向前进发了。对他们全体人员来说，对第二装甲师回老家的官兵和第四步兵师兴高采烈充满好奇的美国兵来说，当天的任务可以用一句简短命令来概括，那是发给率领第三十八骑兵侦察连向市内挺进的新泽西州洛塞尔来的比莱·布恩斯尔上尉的话：“好好干一场，赶紧杀进巴黎去！”
三
米尔特·申顿的吉普车前面的道路空荡荡的，令人望而生畏。他身旁人行道很狭窄，灰泥房屋上歪歪斜斜地挂着的百叶窗灰色敝旧，紧紧地闭着。申顿前面唯一的活物是一只沿着一所房子的门面蹑脚走过去的野猫。这位中士觉得，他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他自己心脏的怦怦跳动。
申顿看到前面有块蓝白两色T字形的路标，上面写着“巴黎—意大利门”，这是德鲁尼头天晚上看到的同一块路标。申顿听到头顶上有扇窗子打开。他猛地转过身来，扳开了冲锋枪的保险栓。这时他又听到了另外一扇窗户打开的声音，接着又有一扇打开。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听到一个女人在喊叫：“美国兵！”他从眼角斜看过去，看到有一个只穿衬衫的男子和两个只穿浴袍的女人，向他的吉普车跑过来，拖鞋“啪哒啪哒”。那个男子张开双臂抱住了从马里兰来的中士，带着口水吻他的双颊。
申顿一点没有看清他们是从哪儿出来的，没过几秒钟，每所房子都吐出了成群的高声喊叫的巴黎人。几分钟后，空荡荡的街道挤满了欢乐的人群，无法通过。几分钟以前申顿还感到孤单单的一人，十分不自在，如今看到几乎无法把他的吉普车向前开，欢叫的面孔成了一片海洋，挡住了去路。
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
在第二装甲师的前进路线上，人群像发了疯一样。当他们明白这些戴美军钢盔穿美军制服的士兵是他们自己的同胞时，当他们看到薛尔曼型坦克上漆着洛林十字徽记和炮塔上“凡尔登”、“圣西尔”这样的名字时，他们因为得到解放的欢乐变成了纯粹的疯狂。姑娘们和孩子们像一串串葡萄似的挂在每辆坦克、装甲车或半履带式军用卡车上。吉普车司机们有时会撞上跳上前来吻他们、摸他们、同他们谈话的人群。人行道上的群众把鲜花抛给他们，还有熟透了的西红柿、胡萝卜、芜菁等一切他们可以给的东西。他们或者徒步，或者骑车跟在他们纵队的后面；他们像呼啸的浪涛一样涌过来。
在“阿拉曼号”坦克里的图尼中尉看到有这么多的人爬过坦克的履带，钻进炮塔，妨碍他的前进，他不得不向空中放机枪，把他们吓退。两夜没有合眼而精疲力竭、双眼发红的乔治·布伊上尉觉得他的坦克仿佛是“在一堆钢屑中开过的一块磁铁”。从墨西哥来的法国人让·雷纳·香比翁的“莫特霍姆号”坦克于八点三十分开到夏特莱广场。他在那里等了他一生中“最令人难忘的五个小时”。人们歌唱，舞蹈，喊叫，把葡萄酒和香槟酒送给士兵，几乎把香比翁这一排的车辆都埋起来看不到了。十九岁的科西嘉农民莱恩德尔·梅多里从来没有到过巴黎，他坐在半履带式军用卡车上看着人群，不断地惊叹道：“我的天，这么多的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拉里·勒苏尔的车子跟着朗格拉德的纵队。当他看着这些法军坦克不可抵挡地开进巴黎时，泪水盈满了他的眼睛。他想到了一九四〇年他在这同一条路上逃出巴黎时看到的情景。当时有个做母亲的在他身边一起逃，她推着一辆婴儿车，用一支菩提树枝盖在车篷上。有人告诉她这样可以把婴儿车伪装起来不让头顶上德国斯图卡式飞机察觉。
在第四师美国兵前进的路上，欢迎同样狂热。战略情报局精疲力竭的本·威尔斯上尉有病在身，还发着烧，他觉得“人们的激情有一股力量像浪潮一样把我们托起，送进了巴黎的心脏……这像是在梦游一样”。威尔斯脚下尽是鲜花，盖到了脚踝，他俯过身去拥抱一位向他抬起头来亲吻的雍容华贵的灰发妇女。“谢谢上帝，你们来了，”她说，“巴黎现在又会是巴黎了。”三个星期以后，外交家之子威尔斯在正式场合遇见了她。她是苏伊士运河的建筑者费尔迪南·德·莱塞普的孙女。从纽约州波基普赛来的唐纳德·弗拉那根上士觉得法国人“使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当初林白经过百老汇时一定也是这样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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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军史处的S.L.A.马歇尔少校数了一下，到荣军院附近的塞纳河边时，他的吉普车里已有了六十七瓶香槟酒。那些坐在军车上通过这欢庆的人群开进巴黎的人，都有毕生难忘的景象牢记心中。师直属连的二等兵斯坦莱·库罗斯基看到的是“一个大胡子老人，身上挂满了勋章，腰板像一条铁棍似的挺直站立在那里，大滴大滴的泪水流下双颊”。盟军总部新闻处的巴尔尼·奥尔德菲尔德少校记得有个老太太躺在担架上，从挂在头上的一面镜子里看着解放者的来临。她不断地向头顶上的青天重复着说：“巴黎自由了，巴黎自由了。”
有些景象有点儿古怪。随第二装甲师的美军通讯人员奥仑·伊森看到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爬在电线杆上，没有具体说话对象但却不断地说：“嗨，我是从霍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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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在他们进军路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中，没有比这千千万万兴高采烈、感激万分的巴黎人向他们拥来所造成的纯粹感情上的冲击更加突出了。从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来的弗兰克·伯克少校淹没在人海之中，他心里想：“毫无疑问，这是全世界所出现过的最快活场面。”伯克估计“足足有十五英里长的欢欣若狂的人们等着要握你的手，吻你的脸，把吃的和喝的像雨点般撒你一身”。
一个美丽的女郎伸开手臂抱住密码员布莱斯·莱因，哭着说：“我们等了你们四年。”
这个什么事情都讲究精确的弗吉尼亚人说：“但是美国参战才三年呀。”
“那又怎么样？”姑娘回答，“我们知道你们反正会来的！”
他们在前进路上所到之处，快活感激的法国人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了经过的美国兵。从亚拉巴马州来的李·劳埃德中尉看到他车旁一个妇女在叫：“纪念品！纪念品！”她突然转身，从身旁那个男人的口中拔下了他的烟斗，把它送给了劳埃德。劳埃德还来不及把烟斗还给那男子，他的半履带式军用卡车就开过去了。劳埃德看到那个男子的吃惊的脸在人群中向后退去。最后，那个男子勉强地、无可奈何地露出了笑容。
一个漂亮的姑娘捧了一盘新鲜的葡萄向约翰·摩根·威尔契中尉跑来。她说，这是一个德国兵留在她铺子里的。威尔契刚开始吃，另一个看着他的长得很好看的妇女说：“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的葡萄。”威尔契感到不好意思，请她一起吃。“不，”她说，“今天，年轻人，什么都是你的。”
从新泽西州来的前拳击手米基·埃斯帕齐托二等兵和他的那个连坐在六轮大卡车上一步不停地一直开过了巴黎。他们经过时，沿途的群众伸手拍巴掌，说声：“谢谢你们。”突然埃斯帕齐托感到有什么东西给按到了他的手掌里。他举手一看，是一只象牙做的小白象，只有二十五美分硬币那样大。埃斯帕齐托回头再看落在他的车子后面的人们的脸，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位老妇人正在看着他，她的白发包在一块黑头巾里，她的脸瘦削、憔悴。这位刚刚把自己的护身符送给路过的美国兵的不知名的法国妇女举起手向他羞怯地招了一招，从此永远消失了。埃斯帕齐托把小白象放进军装的兜里，相信这会给他带来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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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军市内的发狂一般的路上，市民们也遇到了奇怪的事情。布景设计师保尔·伯特朗难以置信地看着第二装甲师的吉普车。他心里想，如果美国人能设计这样的机器，“战争肯定可以打赢的”。就像城东许多法国人跑向美国兵一试他们的英语一样，珍珠港事件以来一直关在巴黎的一位美国律师罗伯特·米勒也向经过他公寓楼前猎舍广场的第二装甲师士兵跑上来，用法语向他们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高兴话，但他们却茫然看着他，一言不发——他们都是西班牙人。
十八岁的科莱特·马西尼相信这就是解放日。她穿上了专门为这一天预备的蓝色绸衣，然后出门去找解放者。她在水泵路看到有一辆奇形怪状的车子停在那里，里面有三个戴钢盔的人影，但是马路四周的窗户都紧闭着，她骑车到她见到的第一辆吉普车，跟车上的人说话。他们看着她，就像西班牙人看着米勒一样，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于是她用英语问：“你们是美国人吗？”“哦，是的，心肝儿。”司机回答。科莱特向他扑了过去。她这么做的时候，在百叶窗后看着这场面的好多人都拥上街来。他们像雪崩一样盖没了吉普车。然后科莱特头上的百叶木窗都“砰砰”的打开了。上面一扇窗里有个年轻男子探身出来，手中拿着一支银制小号。他吹奏了《马赛曲》，号声强劲有力，激动人心。科莱特想，她永远不会听到比这吹得更好听的了。
在这欢快的进军路上，也有悲剧发生。第二装甲师的伊夫·西安比中尉在纵队中驾驶半履带式军用卡车经过奥尔良门时，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兵骑在自行车上，制服破烂，随身财物都可怜地塞在一只背包里，他突然把车蹬到他们迅速行驶的车前。这个纵队的车轧过了他。西安比往后望去，只见“一道鲜血溅到了人行道上，这就是刚才还是一个活人所剩下的全部痕迹”。
总的来说，在初期阶段，挺进很少遇到抵抗。德军龟缩在他们的据点里，受到法国国内部队的包围，因此采取了守势，严阵以待，等这个城市的解放者把他们挖出来。也有些孤立的据点开了火，把兴奋的巴黎人像受惊的鸽子一样驱散，只有解放者留在街上。
到八点钟，第一批军队已经到了城市的心脏。疲惫不堪的乔治·布伊上尉在坦克的炮塔里打盹，刚一迷糊就发现坦克的发动机停了下来。布伊机械地抬起头来向外张望。他经历了一生“最难忘的震动”。就在他面前，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之中，是那巴黎圣母院。第三十八骑兵侦察连的比莱·布恩斯尔上尉从塞纳河的另一边的一条侧路下碰上了布伊的坦克。两支部队，法国的和美国的，高兴地狂叫着，一路并肩前进，比赛谁能争到抢先开进圣母院前广场的荣誉。这是一场并列头名的比赛。现在布恩斯尔用无线电报告他的指挥员赛勒斯·A.道尔夫上校，他已进入巴黎。“你他妈的怎么知道？”职业老兵道尔夫问。“真该死，上校，”布恩斯尔答道，“我抬头看到的就是圣母院！”
在向市内挺进的路线上，到处是巴黎女人，身材苗条，皮肤晒黑，对于从诺曼底一路杀过来的战士来说，她们几乎个个美丽得令人无法相信。第二装甲师乍得团的二等兵马塞尔·鲁芬在去首都途上一路都在夸她们。如今，鲁芬从他的半履带式军用卡车“吕内维尔号”探身出来，亲吻了好几十个，一直到他的同伴说他的脸“看上去像一只红蘑菇”。吕西安·达望杜尔下士在他的薛尔曼型坦克“维金号”上感到他“几乎是遭到了巴黎女人的围攻”。他定了谁可以优先进炮塔的规则：谁最美谁最优先！第十二团的二等兵却利·哈莱看到一个金发同伴亲吻路上的姑娘，那个同伴要想知道自己到底能亲吻多少姑娘。哈莱敬畏地想：“他一定吻了上千个姑娘了。”
对第二装甲师的官兵来说，比群众的狂热欢呼更感动人的是突然与家人和朋友重逢。乔治·布歇在他的半履带式军用卡车“拉歇号”上看到布尔多奈路上一个妇女在一阵枪火中跳过去扑到一个挺进的步兵身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她哭泣着说。在夏特莱广场，乔治·提奥叶下士突然看到两个熟悉的脸出现在他的坦克前。五十码外的地方有一辆双人自行车向他骑过来，上面是他的父母。安德烈·格里比乌斯少校感谢上帝，他在凡尔赛找到他父母时吉普车里还有一箱口粮。他几乎认不出他们来了。他的母亲体重减少了五十磅，他的父亲减了三十五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