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尔良门，有个神情焦急的妇女在薛尔曼型坦克队伍旁骑着自行车来来去去。她向每一辆开过的坦克问同一个问题：她去哪里可以找到“戴黑色贝雷帽的团”？那是波维拉太太在寻找她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
没有别的重逢比吕西安·达望杜尔下士的团圆更加感人的了。达望杜尔知道他的兄弟为了逃避被押送德国而去了巴黎。在奔向巴黎的途上，这辆“维金号”坦克的司机一路把手写的纸条发给围在他坦克四周的人群。到了巴黎的心脏，在新桥脚下，“维金号”的七五毫米口径大炮炮口指着萨马里坦百货公司，这时达望杜尔看见有个人慢慢地沿着他身后的一辆坦克走来，他走到他的坦克前面，达望杜尔双眼直眨，不能相信。那人就是他三年不见的兄弟，“疲惫得不成样子，身上穿着一件太大的警察制服，胳臂上套着法国国内部队袖章”。这两个兄弟象征着战斗的法国的两半，像“被电流冲击一样”投入了对方的怀抱。他们的重逢是短暂的。几分钟后，“维金号”就奉命前进。达望杜尔的兄弟想挤到坦克中来。但是他知道没有空地方。下士自己跳了进去，关上炮塔盖，抬起了望镜，很高兴能“单独在黑暗中”流泪。在他的坦克后面，有个新兵加入了走在后面的步兵队伍。他是达望杜尔的身穿警察制服的兄弟。
并不是所有的重逢都这么欢快。阿尔及利亚骑兵团的罗贝尔·佩巴尔来自洛林省的昂巴村，他在第十六区从一个过路的洛林省妇女那里获悉他的父亲已于两年前被押解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了。亨利·卡歇尔中尉的半履带式卡车在开进市里去的途中停了一下，有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赶上来问道：“对不起，你有没有可能认识我的哥哥吕西安·卢瓦梭？自从三年前他去参加戴高乐将军部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他的音讯。”卡歇尔沉默地看着那个青年。他答道：“是的，我认识吕西安·卢瓦梭。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的温柔的棕色眼睛盯住那个年轻人说：“他在比尔哈基姆牺牲了。”那个青年脸色刷地一下发白，就消失了。
第二装甲师的许多人是头一天奇迹般地发现电话才同家里建立第一次联系的。二等兵让·菲拉契在小纸片上写了他姊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每次车子停下来就发给群众。到了中午，已有几十个人打电话告诉她，她的弟弟回来了。“蒙福康号”坦克指挥员皮埃尔·雷格尔中士在夏特莱附近跑到一家小饭馆去给未婚妻打电话，他已有四年没见到她，也没收到她的信。雷格尔一听到她的声音，张嘴结舌说不出话来，起先只能说两个字，虽然平常，但却很好听：“是我。”然后他告诉她他在哪里，她就马上出发去找他。
少数美国兵这一天也有算是重逢的经历。战略情报局的丹·亨特中尉是第一批进入市中心的美国人之一。他的任务是征用小王宫当敌伪分子审查中心，香榭丽舍大街上这家博物馆的馆长吓坏了，他告诉亨特，这个办不到。这所建筑物里收藏着珍贵的艺术品，是不能搬的。“搬掉。”亨特下令。他的部队下午五点开到。馆长恳求说，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么快就搬走。他告诉亨特，这是由一个名叫爱德华·特克的美国人捐赠给法国的特殊礼物。亨特听了大笑。他告诉馆长把它搬掉，责任由他承担。爱德华·特克是他的表兄。
海军陆战队少校弗兰克林·霍尔康比进巴黎时特地绕到大学路七十二号他古怪得可爱的姨母西尔维娅·薛立敦的家，她自命为巴黎白俄侨民的保护人。霍尔康比走了最直接的路线。他从地面一层的窗户里进去。霍尔康比闯进去的时候，老太太一本正经地坐在起居室里看书。她看到他的海军陆战队的绿色制服在颜色上与德国军队的制服这么相近，不禁尖叫起来。后来她认出了是霍尔康比。
“弗兰克林！”她像个女教师在训斥顽皮的孩子道，“这就是他们在海军陆战队教你的吗——从窗户里闯进一位太太的房间？”
那一天进巴黎的人不是都受到亲吻的欢迎。在巴黎以南十二英里的科尔贝，有一所门窗紧闭的房子离塞纳河只有五十码，一个美国军官正躲在那里从河中升起的薄雾中张望。这是杰克·诺尔斯少尉，他奉命为他的部下弄到在巴黎“游行”时需要的领带。诺尔斯唯一的游行就是走下这里的河岸准备让大军过河。诺尔斯在雾中没有看到什么，就和他排里的中士“快手”·斯通走到屋外，小心翼翼地往河岸下面走去。他们到达河岸时，德军开了火。诺尔斯赶紧躲到一棵树后，树皮和树枝早已给机枪打掉了。他自己的肩膀和屁股也受了伤，这时他听到后面有人声音微弱地在叫：“医务员，医务员。”这是“快手”·斯通在塞纳河边慢慢死去，他觅来的准备在巴黎游行时用的领带还系在他的脖子上。
几英里以外，在巴黎西南边缘圣克卢的皮尔斯地雷仓库附近，法朗索瓦·莫勒尔-德维尔少校的第一纵队也遇到了第二装甲师其他两路纵队在首都另一边所遇到的同样热烈的欢迎。
有一辆吉普车飞驰在戴利路上，超过莫勒尔-德维尔的纵队，向圣克卢桥直驶而去。第二装甲师的马克斯·吉罗看着它过去，心里想：“那司机一定有急事要赶到巴黎去。”
他的确是有急事。他是宾夕法尼亚来的爱尔兰裔拉莱·凯里中士，他要信守他许下的做第一个进巴黎的美国兵的诺言。他在戴利路尽头转进广场，开着吉普车朝桥直冲过去，高兴得大声欢叫。在桥的另一头，原先被药剂师玛塞尔·托马斯注意到有一把新枪的消防员让·大卫刚刚离开他参加的葬礼。就在凯里的吉普车飞越塞纳河进巴黎时，大卫从河的另一边开始过桥。
大卫看到奇怪的车辆，那钢盔，那制服，他认为这些人只能是德国兵，他把崭新的毛瑟枪端起来，第二次开了火，枪口直对向前开来的吉普车，把弹匣里的子弹一口气都打了出去。凯里被击中六枪，流着血掉到了人行便道上，距离他要作为第一个美国兵而进入的城市的市区界线还差五十码，就被误伤了。
［8］
随着先遣部队进入肖尔铁茨各个据点的射程之内，整个巴黎都开始响起了枪声，同群众的欢叫夹在一起。这些枪声令人心寒地提醒大家，巴黎地区仍有几近两万的德军严阵以待，这个数目几乎与到来的盟军相等。
第五十一坦克团的皮埃尔·德·拉·福夏狄埃中尉惊奇地看着他的坦克面前空空荡荡的天文馆广场，这同他刚才在后面见到的狂呼人群形成触目的对比。他听见前面有枪声。拉·福夏狄埃跳下坦克，奔到他所看到的唯一一个法国人那里，那是缩在一个门洞里的老人。
“先生，”他问道，“德国兵在哪里？”
四
德国兵就在街角那边卢森堡宫八角圆顶的下面。在苏格兰女王玛丽和蒙邦西埃公爵夫人的塑像之间宽敞的花园里，有七百名官兵等在那里准备“战到最后一颗子弹”。为了激励他们，那个用活人当坦克炮塔盾牌的党卫军上校给每个人发了最后一次作战口粮：一品脱的白兰地和一包纸烟。
第十九保安团的二十七岁的马丁·赫尔霍尔斯中士站在面向圣米歇尔林荫大道的钢筋混凝土掩体中吸着烟，很自信地看一看他身旁的武器。那是德式反坦克火箭筒。赫尔霍尔斯在顿河罗斯托夫曾用四发报销了四辆俄制T-34型坦克，因此获得过铁十字一等奖章，今天，他将第一次有机会用在美国坦克上。
在四年占领期间，肥胖的胡戈·斯比埃尔元帅曾经十分细心地培育和灌溉天竺葵和秋海棠花丛，如今这花丛已挖了战壕。汉斯·格奥尔格·路德维希一等兵和他第六伞兵装甲步兵师的其他伞兵埋伏在那里，把花园的入口置于机枪纵向射击的焦点。在他们上面，卢森堡宫的屋顶上，第四八四侦察连的一名侦察兵用战地望远镜观察着卢森堡宫周围的街道。一见到盟军向卢森堡宫逼近，他就要向斯比埃尔原来的三十英尺地下防空洞中党卫军指挥官报告。党卫军上校等在那里指挥保卫宫殿的战斗。他的核心力量是第五保安团的坦克，它们如今埋伏在宫殿花园的入口处。其中一辆坦克的炮塔对准沃日拉路，坦克手维利·林克五天前曾领先攻打警察总署，如今他在炮塔里把望镜推前拉后地进行观察。他的望镜扫过前面的景物时，他可以看到奥戴翁剧场的圆柱，再远处是索尔邦大学的屋顶。街上阒无一人，两旁屋子门窗紧闭。还没有解放者经过这里。林克想到他在波罗的海边上的故乡村落，对自己说这肯定是“风暴来临前的平静”。
在他的掩体旁边不远，仅仅六十码外的那所中学校里，有一批平民在学校的讲习厅里等了一宿，就要发动维利·林克知道即将袭来的风暴。其中一个头发浓密的年轻人并不比中学生大多少，就在做准备。他名叫皮埃尔·法比安，才二十五岁，但在短短的一生中已受过三次伤，两次在西班牙，一次在捷克斯洛伐克。
［9］
他两次从秘密警察手中逃了出来，其中一次差几分钟就要被处决了。两年前，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上校在巴尔贝斯地铁站枪杀了在巴黎第一个被杀的德国兵。现在，第二装甲师的部队已经进了城，法比安发出了他这个星期来一直急于要发出的命令。他命令他的手下人员袭击卢森堡宫，这是巴黎市内将要受到攻打的第一个德军据点。
有一个年轻人，肮脏的白衬衫敞着胸口，臂上围着三色袖标，手里拿着一支老掉牙的毛瑟枪，偷偷地沿着奥戴翁路的墙脚向卢森堡宫溜去。他是法比安的法国国内部队的成员，名叫雅克·基埃尔，这个令人兴高采烈的日子是他二十岁的生日。他的任务是侦察沃日拉路四周地区的德国军队，以便攻打卢森堡宫。基埃尔溜进奥戴翁广场上的阿佩夫咖啡馆。他从橱窗里可以看到他对面的奥戴翁剧场再过去的卢森堡宫守军戴钢盔的身影。
“我的孩子，你吃过了吧？”咖啡馆老板娘阿佩夫太太问。见到他摇头，她推过一份夹肉面包给他。“吃吧，”她说，“吃饱肚子好打仗。”年轻的国内部队成员吃着夹肉面包，还喝了阿佩夫太太给他佐餐的一杯酒。“谢谢你，”他说，“法兰西万岁。”然后，他手持毛瑟枪，开始穿越广场去剧场。
三四秒钟以后，阿佩夫太太听得一阵枪声，她看到她刚才还给了东西吃的孩子倒在广场上，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衬衫。雅克·基埃尔这天上午刚刚自豪地满了二十岁，现在却已经死了，这是法比安部下攻打卢森堡宫死去的第一个人。
接着，阿佩夫太太听见前面一串爆炸声。党卫军上校的两辆装甲车开出卢森堡宫进行一次短暂的出击，炮击躲在沃日拉路和亲王路转角的一家小旅馆中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员。里面的人在呛人的烟雾中向下面的装甲车扔手榴弹。在黑色的烟雾和碎片中，两个为了这个日子特地穿上鲜艳夏季衣裙的姑娘把受伤的人拖到旅馆的过道里避难。在地面一层，一个身上只穿内衣裤的男子藏在门里，手中利刃闪闪发光。他是附近的肉铺老板。他在等待，要叫第一个胆敢进来的德国步兵脑袋开花。突然，被围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员看到这些装甲车倒退回去，到宫内院子里找掩护躲起来了。接着他们听到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上有别的坦克的履带擦地的“咯噔”声。它们是皮埃尔·德·拉·福夏狄埃中尉的薛尔曼型坦克。他找到了德国人。他从炮塔里观察他们，他的坦克偷偷地开向矿业学校。
德军狙击手马丁·赫尔霍尔斯中士也在用反坦克火箭筒的瞄准器观察德·拉·福夏狄埃。几乎就在赫尔霍尔斯决定发射的时候，拉·福夏狄埃发现了他的掩体。“向右！”他向司机吕西安·克尔伯叫道。坦克向带剑修士路逃去找掩护时，赫尔霍尔斯的第一颗炮弹向它后面射来，但偏离了坦克的后甲板，迸到它后面的一个门口。赫尔霍尔斯口中咒骂着，眼看着坦克在前面消失，心里纳闷怎么会没有命中。
拉·福夏狄埃从坦克上下来，请法比安的三个部下帮助他观察矿业学校的德军阵地，矿业学校像楔子一样插在卢森堡宫的花园里。他们四人一起进了一所面对学校的房屋，一口气跑上四层。看到第一家的门就按铃。一个穿黑色衣服的老妇人出来应门。“勒克莱尔师皮埃尔·德·拉·福夏狄埃中尉。”年轻的军官行个礼自报身份。然后，他略微低头，拿起老太太的手吻了一下。四人经过惊呆的主人到她客厅的窗边。从这里他们可以看到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对面三十码以外的矿业学校。拉·福夏狄埃看到那里有德国守军的钢盔在学校窗口堆着的沙袋后来回晃动。在作战以来的四十个月中，他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到敌人。就像西部片中的英雄一样，他掏出柯尔特手枪，靠在窗边向没有防备的德国兵开火。那位老太太四墙满是书柜的优雅客厅里充满了刺鼻的火药味。她本人则安然坐在房间角落的安乐椅中，以一种高兴和恐惧夹杂的心情看着这四个人把她的客厅变成了小型战场。拉·福夏狄埃把子弹都打完后，就把还在冒烟的手枪放在老太太的路易十六式的腰子形古董书桌的清漆桌面上，快活地一屁股躺在她红色天鹅绒沙发中。
这时，拉·福夏狄埃所属第五十一团的坦克全都包围了卢森堡宫。坦克手维利·林克在耳机中听到排长克劳斯·库恩中尉干脆尖利的嗓音在警告他：“四辆敌军坦克向盖吕萨克路开来。”林克问自己：“他妈的盖吕萨克路在哪里？”林克慢慢地把望镜沿着他看到的前面景象移动，终于发现了一门自动推进榴弹炮向他右边的一条街上过来。就在林克作此发现的一刹那，第十二重骑团的榴弹炮指挥员菲利普·杜普莱中尉也发现了他。杜普莱皱一下眉，叫他的司机在林克来得及开火之前把榴弹炮“莫斯克号”退到一条侧路上去。
三百码以外，勒克莱尔的警卫连连长阿兰·德·布瓦修上尉的吉普在天文馆广场停下来。布瓦修决心要不计代价把德军从卢森堡宫轰出来。他命令他的坦克向法国参议院所在的这所建筑物开炮。年轻的军官这么做时，他看着面前的这座建筑物，心中想，他好像“刚刚下令向政府开炮”。
布瓦修想，首先，他们得打坦克。这场意外的战斗迫使勒克莱尔把指挥部移到蒙帕纳斯火车站，而不是他原定的克里翁大厦。布瓦修想，如果卢森堡宫中的坦克决定出来进攻蒙帕纳斯车站，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他们。“坦克，”他下令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打坦克！”
菲利普·杜普莱中尉在自动推进榴弹炮车上的无线电里听到了德·布瓦修上尉生气的声音，他又命令：“坦克，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打坦克。”杜普莱听到布瓦修的声音时，看见一个汗流满面的士兵从一辆边上漆有白星的半履带式军用卡车中爬出来。他是个美国兵，杜普莱勉强用英语问那美国兵：“对不起，先生，你有火箭筒吗？”
几分钟以后，这个法国兵和美国兵像哥儿俩去附近酒店喝一杯一样，一起提着火箭筒，向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走去。他们毫不在意身旁开花的狙击枪火，坚定地大踏步前去同维利·林克的坦克算账。
五
当杜普莱和那个不认识的美国兵一起向他们的目标走去时，第二装甲师的官兵收紧了对城中其他德军据点的包围网：国民议会、外交部、占地达四个街区的庞大的军事学院建筑群、帝王大饭店、凯旋门周围地区、共和国广场、克里翁大厦、海军部，以及包括肖尔铁茨总部在内的里伏利路的整个柱廊建筑群。
皮埃尔·比洛特上校终于收到了头天晚上由“鲍比”·本德递给洛林·克鲁斯的情报，在对所有这些据点发动代价沉重的全面攻击之前，他决定向肖尔铁茨发个最后通牒。本德的话使克鲁斯相信，第二装甲师只需向肖尔铁茨宣布它的出现，就能使他投降。比洛特把自己提升为准将，写了一张简短的字条给肖尔铁茨，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停止一切抵抗”，否则他的守军有被“全面歼灭”的危险。
比洛特派一辆半履带式军用卡车把字条送给瑞典总领事馆里的本德。本德读了以后很不放心。他担心语气太硬，怕肖尔铁茨接受不了。但是在诺德林的坚持下，军情局的这位特务身着便服，带了字条前去莫里斯饭店，在同莫里斯饭店门外如今很可能动辄开枪的岗哨费了一番唇舌以后，他终于进去，把字条交给冯·阿尼姆伯爵，由后者转给冯·恩格尔。这位态度冷淡生硬的参谋长认为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没有把它给肖尔铁茨看。相反，他报告大巴黎司令说：“法国人要给你发最后通牒。”面对这么一句生硬的话，肖尔铁茨答道：“我不接受最后通牒。”这封短信就退回给了本德。
本德对肖尔铁茨的拒绝感到很不安，他把肖尔铁茨的答复添上了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他说，如果将军本人先在一场足以满足他的军人荣誉的力量较衡中被俘，他就会命令巴黎守军投降。
九百英里以外，在最高统帅部阴冷的不现实的世界中，阿道夫·希特勒在八月这天中午不得不面临他认为有千年帝祚的帝国所剩下的最后战利品即将丧失的危险。头一天晚上，莫德尔元帅因第二装甲师的突然进击，曾经警告最高统帅部，巴黎“处境危殆”。希特勒原指望这位小个子元帅会产生奇迹。但是他没能够产生元首最最希望的那个奇迹。仅以二十四小时之差，他输掉了这场争取时间的赌博。他原来命令第四十七步兵师前去巴黎支援肖尔铁茨，以待第二十六和二十七装甲师的到达。但是他发现该师要到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才能开到巴黎郊区。焦急之下，莫德尔把他在巴黎地区所能找到的零星部队都赶派到市里去：一营半履带式装甲车部队，一团步兵，受损装甲师中一师的残余装甲。但是，这些力量，就像四个夏天以前希特勒的敌人所作的努力一样，是“太少又太迟”了。
最高统帅部这天的首次战略会议开始时，放在元首面前的是腊斯顿堡几分钟以前收到的B集团军群的中午战报。该报告称，盟军已入巴黎心脏，“以炮兵和步兵攻打我军据点”。盟军拥进巴黎似乎是自天而降，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使希特勒狂怒起来，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大发作。
他怒气冲冲地不断向约德尔说，一个星期以来，他一直要求巴黎坚守到最后一个人。他亲自派了增援部队给该市的司令。如今，事先一点也没有迹象，他看到这一代表他的令人目眩的胜利的象征马上就要从他手中夺去了。不到三年以前，他还统治着从北极冻土带到金字塔边缘，从布列塔尼的岩石嶙嶙的海岸到莫斯科郊外的整个欧洲。如今，他曾经为之欢欣的巴黎就要从他手中被夺走。而且，希特勒知道，巴黎陷落以后，不需几天，他所发动的战争必须最后回到德国的神圣土地上来打了。
他充满怒气和仇恨，再次向约德尔吼叫，绝不能让盟军在巴黎得到什么东西，“除了一堆废墟”。他尖声叫道，他曾下令炸毁该市。他还派了工兵部队去巴黎执行这项命令。
希特勒怒气越来越大，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他开始尖叫。结果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这些命令执行了没有？希特勒目露凶光，转过身来，狠狠地瞪着他的参谋总长。
“约德尔！”他声嘶力竭地叫道，“巴黎烧了吗？”
［10］
——“巴黎烧了吗？”
地堡里一片沉默。甚至平时沉着冷静的约德尔似乎也吃了一惊。他腰板挺直地坐在椅上不动。
“约德尔！”希特勒重复说，拳头重敲桌子，声音更加尖利了，“我要知道——巴黎烧了吗？约德尔，就是现在，巴黎烧了吗？”
最后，约德尔动了起来，他低声叫他的一个副官到地堡外面去打电话给西线总司令部，要求就巴黎市破坏的情况立刻发份报告过来。副官走后，希特勒要约德尔亲自打电话给莫德尔。他告诉约德尔重申他的前令，巴黎必须“守到最后一人”。希特勒嚷道：“告诉他”，巴黎必须在盟军占领之前“化为一片瓦砾”。
然后，希特勒停顿了一下，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如果盟军要夺取他的火箭基地。他就要最后恶毒地用一下。他又转身向约德尔，命令他准备把所有现存的V-1和V-2火箭对巴黎全市进行大规模发射，并以西线全部现有空军飞机进行支援。如果敌人确要从他手中夺走巴黎，他们就会在那里找不到什么东西，除了“一堆烧黑的废墟”。
几分钟以后，瓦利蒙特将军溜出会议室，看见约德尔的副官在通向遥远的马吉瓦尔村地下指挥部的专线电话上紧张地通话。那个年轻的军官焦急地说：“元首要知道：巴黎烧了吗？”
这么快从希特勒掌握中滑掉的巴黎此时已是一片对比十分强烈的场面。在一个街角，群众热烈地欢迎该市的解放者。在下一个街角，这些解放者则在烟雾和枪火中慢慢地、有时往往是痛苦地，开始把肖尔铁茨的部下从据点中挖出来。在卢森堡宫附近的一个街角，同菲利普·杜普莱一起出发去同维利·林克的坦克算账的那个不知名的美国兵已经躺在那里，身上还堆满了鲜花。一颗瞄得很准的步枪子弹在他们离目的地几码外的地方使他的脑袋开了花。
不远的地方，一对半履带式军用卡车发疯似的挨着玛尔斯校场的边上向埃菲尔铁塔撑开的塔基冲去。它们的履带在地上咯噔作响，车上人员高兴地狂叫。阿尔及利亚骑兵团的这两辆车像一对罗马时代竞赛的战车一样驰向铁塔。
在几秒钟以前，这两辆车曾经并肩开入阿德里安－勒可夫里小街，它们的司机皮埃尔·勒夫佛尔下士和艾蒂安·克拉夫特二等兵互相挑战，看谁能先到塔下，奖品是在马克西姆餐厅吃一顿饭。这两辆大卡车暂时忘记了战争，开足马力向铁塔驶去。克拉夫特以一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冲过铁基支架时，忽然想到：“我的天，要是埋了雷怎么办？”接着，他发现并没有地雷埋在那里，不禁狂叫，他赢了。
在艾蒂安·克拉夫特二等兵的头顶上，有另外一个人已高高爬上了铁塔，他的肺部发胀，双腿酸痛。他在进行另一场比赛。他的腋下夹着一只用晾衣绳捆扎起来的大包。这是一面法国国旗。消防队长萨尔尼盖看到他头顶上纵横交叉的铁臂上已有两个人影在与他竞赛看谁先爬上塔顶。萨尔尼盖知道他们也带着决心要挂在塔顶的三色旗。萨尔尼盖累得几乎有些头晕，他要爬一千七百五十级追他们到塔顶，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三日早晨他也做了同样叫人精疲力竭的爬攀，那是最后一次去把三色旗取下来。
他的脑袋发胀，双腿行动迟缓，仿佛在梦中一样抬不起步，萨尔尼盖对他的两个同胞飞逝的身影穷追不舍。在距离塔顶二百级处他追上了他们。三人都累得眼珠突出，说不出话来，一步不停，你追我赶，向塔顶作最后冲刺。在塔顶上，萨尔尼盖往前猛冲，赢得了比赛。他从包中取出一星期以前做的国旗，升到这个巴黎市象征的旗杆上。
旗是用三块旧军用床单缝在一起的。一块染成红色，一块是褪了色的蓝色，第三块久经使用，已经发灰。不过这是法国的三色旗，今天，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午，它又回到了埃菲尔塔顶上它该去的地方。
六
“立——正！”
这句口令在餐厅枝形灯架下一响起，在场的军官们都肃然立正。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进了屋子，他仍穿着十九天以前去见阿道夫·希特勒的那套紧绷绷的灰色军服，胸前挂着铁十字勋章，单片眼镜牢牢地嵌在眼眶里。他带着一种严肃、沉思的神情，走向餐厅窗下首席桌前平时的座位。尽管脸上显出疲乏之色，肖尔铁茨仍十分干净利落。他刚刚刮了脸，洗了澡，然后才穿上梅耶放在床上让他作为德国将军演出最后一幕该穿的这套制服。
肖尔铁茨走到桌边时，雅伊上校请他不要坐那背对着窗户的坐惯了的座位。雅伊担心，一颗流弹就可了结他的生命。“不，”肖尔铁茨平静地说，“今天，尤其是今天，我要坐我平时的座位。”矮个子将军坐了下来，这时餐厅里的钟正好敲了短促的一响。
对三十岁的雅克·布拉奈上尉和他指挥的在不到一英里外夏特莱广场集合的二百人来说，一点钟是出击时间。布拉奈是第二装甲师里一个说话粗声粗气的强悍老兵，他奉命要在这位德国将军在莫里斯饭店的餐厅里坐下来吃最后的简单一餐时俘虏他。为了攻打这位德国将军的总部，布拉奈把他的部下分为三路。他命令第一路沿着鞣革场河滨道，通过卢浮宫边上的优雅通道进入杜伊勒里花园。他命令第二路经过圣奥诺雷路精美的橱窗到旺多姆广场边上，在那里从背后袭击莫里斯饭店。第三路由他亲自率领经过财政部直接走下里伏利路有一百三十年历史的柱廊，布拉奈决心从前门走进大巴黎司令部。
这次进攻像星期天散步一样开始了。头一天还在奥赛的各条街上寻觅自己儿子面孔的亨利·卡歇尔中尉率领他的步兵和罗尔的国内部队一部分人在大街上行进时受到群众这么热烈的欢呼，警察不得不把群众拼命拦住。这条很长的漂亮马路原来是为纪念拿破仑对奥地利人的一次胜利而修筑的。如今出现了令人惊叹的壮观景象：一直到王宫广场和杜伊勒里花园的边上，每家每户的门上和窗上都挂出了三色旗。从杜伊勒里花园再过去一直到协和广场，另外一面旗挂在街上，那是纳粹德国的红黑旗。
当卡歇尔的部下在这条街上一路从一根廊柱窜到另一根廊柱向前进的时候，妇女们都冲出来吻他们，向他们抛出最后一束鲜花。在著名的妓院集中区奥波顿洗衣妇路的街角，一个声音粗哑的红发女郎跳进了“拉福号”坦克的炮手二等兵雅克·戴蒂安的怀抱。在她的亲热进攻的冲击下，戴蒂安跌到身后的炮弹架上。红发女郎同他一起跌了下去。这时戴蒂安从耳机里听到一声“开动”的叫喊。他抬头一看，只见他的司机雅克·努德也有个金发女郎在他身边相伴，努德耸一耸肩，就驾驶薛尔曼型坦克向前冲去。“拉福号”坦克有了两个新参加的笑声不断的战斗员，出发前去攻打莫里斯饭店。
卡歇尔的步兵已把兴高采烈的老百姓抛在后面了。如今前面的马路阒无一人，安静而咄咄逼人。偶尔，他的部下可以听到头顶上有一扇窗户打开的声音。他们马上转身把枪对准发出声音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没有到杜伊勒里花园。他们仍旧能够看到窗户后面的同胞躲在安全的客厅里催促他们前进。
军事警察奥托·尼茨基上尉在杜伊勒里花园和里伏利路接头处掩体的隙缝里也看着他们。在尼茨基看来，这奇怪的景象“好像复活节游行”。
在莫里斯饭店的餐厅里，也有人看到了他们。梅耶下士悄悄地走到冯·肖尔铁茨身旁，恭敬地俯下身向他的司令耳语：“他们来了，将军阁下。”
［11］
在外面，沿着里伏利路的柱廊，一辆德国坦克开进了布拉奈的坦克的前进路线。这时，布拉奈的为首那辆坦克“杜奥蒙号”把七七毫米口径大炮对准了它。“杜奥蒙号”一炮就把它炸裂了。
“杜奥蒙号”一开火，整条街上都炮声四起。在莫里斯饭店的餐厅里，下面街上的炮弹爆炸的震波把玻璃窗都粉碎了。肖尔铁茨岿然不动地吃完了饭。接着，他镇静地、声色不露地站起来，对等他离开以便赶紧逃出这受到威胁的房间的军官们说了几句话。
“先生们，”他说，“我们的最后战斗开始了，愿上帝保佑你们大家。”他又补充说：“我希望幸免一死的人落在正规军手中，不是平民手中。”说完，他不急不忙地走出了餐厅。
肖尔铁茨同冯·阿尼姆一起爬上楼梯到一层
［12］
办公室去时，在楼梯拐弯处平台上堆的沙袋旁停了一下。沙袋后一个头发灰白的枪手把机枪枪口对准饭店的入口，肖尔铁茨对他说了一句鼓励的话。
“在明斯特，”那个老兵喃喃回答道，“我的农场，我的妻子……他们等我回去已有五年了。”
他们走过去时，冯·阿尼姆同情地看了一眼那个老人，希望他有一天会如愿以偿见到那个明斯特农场。
在外面，在里伏利路转角的掩体里，奥托·尼茨基上尉用机枪对准卡歇尔的前进的军队扫了一通。尼茨基看着他的曳光弹一直沿着优雅的柱廊往前驰去，趁此数了一下卡歇尔的一个个倒在路边的部下。
在金字塔广场另一个沙袋工事后面，海因里希·提尔加特纳中尉的机枪配合尼茨基的机枪，把卡歇尔的部下置于交叉火力之下。
卡歇尔和他的部下被机枪火力挡住，只能伏在地上不动，一时陷于困境。现在没有欢呼和鲜花了。“机枪，快，打那机枪！”卡歇尔叫喊道。当他的手下对海因里希·提尔加特纳的沙袋街垒开火时，他们突然注意到有个留山羊胡须的老人，带着一支古老的猎枪出现在他们的火力线上，他提起那支古老的枪向提尔加特纳的部下开了一枪，发出一阵浓烟。然后，他的脸上绽出高兴的笑容，便回到他刚才钻出来的那条街上消失了。
看到他的步兵掩护被压制得不能动弹，布拉奈命令他的坦克前进，以削弱挡住卡歇尔的抵抗力量。五辆坦克由“杜奥蒙号”坦克中的那个立誓要让他的祖先今天为他感到骄傲的布列塔尼人马塞尔·比齐恩中士领头，越过卡歇尔的人员挺进。“拉福号”坦克中的炮手雅克·戴蒂安在驶进金字塔广场时看到三个德国兵穿过他前面不到三十码远的圣女贞德塑像，他就开了炮。怀着一种恐怖的狂喜，他看着德国兵炸断了的肢体飞到空中，像为奥尔良圣女的镀金肢体在刹那间献上一束野花做的花环。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大步跨入他现今由于炮声而活跃起来的办公室，口授了最后一封信。这是写给诺德林总领事的。自从黎明开始，漂亮的西塔·克莱本和其他妇女已由红十字会接去照顾。除了忠实的下士，没有人留下来为将军记录口授的信。“我亲爱的诺德林先生，”这封信这么开始，“我希望向您表示我深深的谢意。”肖尔铁茨自己停顿下来，走了几步到窗口。他吃了一惊。他的敌人已经到了，就在那个他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度过那么多迷惑时刻的阳台下面，肖尔铁茨看到一辆薛尔曼型坦克，炮塔打开，炮口漂亮地转向饭店的入口。肖尔铁茨极有兴味地看着坦克指挥员的黑色贝雷帽在打开的炮塔里时隐时现，他不知道那是个法国人还是美国人。接着他又想，不管他是谁，“如果他让炮塔打开着，就没怎么把这场战斗放在心上”。冯·阿尼姆在肖尔铁茨身旁窥看那转过头来对准大门的炮口。“我的天，”他问道，“他要干什么？”
肖尔铁茨对他说，他想：“他大概要用这门大炮了。结果会发生一声巨响，我们就遇到麻烦了。”当他们回身到房间里去时，屋顶上有个德国兵向他们下面打开的炮塔中扔了一颗手榴弹。
“莫特霍姆号”坦克指挥员阿尔培·贝纳尔中尉感到手榴弹碰了一下他的脑袋，从背后滑下去，弹进了炮塔。贝纳尔从前额到腰都被手榴弹的碎片划破，坦克服起了火，他连忙从冒烟的坦克中爬出来。他的炮手跟着他。让·雷纳·香比翁一人留在烟雾呛人的坦克里，想把它往前开去，寻找掩护。
德国人看到贝纳尔和他的炮手着火的身子滚在沥青路面上，暂时停止了开枪。在海军部屋顶上，哈里·莱特霍尔德少校命令他的手下不要对受伤的法国人开枪。接着，莱特霍尔德看到布拉奈的其余几辆坦克从“莫特霍姆号”冒出的浓烟中现出身来，笨重地向前推进。莱特霍尔德认识到，在几秒钟之内，它们就会扑向杜伊勒里花园在协和广场一面入口处的德国坦克的侧面。莱特霍尔德拼命向该坦克的指挥员打手势示意。德国坦克的八八毫米口径大炮的炮口喷出了一股烈焰。它的指挥员只顾香榭丽舍大道头上另一个目标，没有看见他。
在香榭丽舍大道的顶端与星形广场交接处，德军坦克刚才发射的炮弹打掉了这条宽阔大道上的最后一盏煤气灯。玻璃碎片溅到了这时正好经过凯旋门前的一辆反坦克炮车的炮塔上。这是“西蒙号”。在它拥挤的车身里，有一种气味盖过了战斗的弹药味，这是仍塞在炮弹架上的那只死鸭子的腐臭味。又有两颗炮弹从德国坦克上射出，越过“西蒙号”的头顶。第一颗削掉了马赛曲塑像的基石。第二颗穿过世界上最大的庆祝凯旋的弧门，正好在保尔·德·朗格拉德中校和亨利·德·米朗波少校的头顶上飞过，对法国的无名战士墓致了一个匆促的敬礼，然后落在附近的帝王饭店。
在星形广场，“西蒙号”指挥员保尔·基尼翁中尉把战地望远镜对准那辆坦克。他命令炮手罗伯·马迪装了一颗爆炸力极强的炮弹到大炮里，他向马迪宣布射程：一千五百米。马迪校准了他的大炮上的瞄准器上的射程。但是他犹豫了一下。他没有告诉基尼翁，把瞄准器又转了三格，把射程定在一千八百米。巴黎人马迪刚刚记起，很久以前在法国最通用的年鉴《弗尔莫年鉴》读到，香榭丽舍大道从凯旋门到方尖碑的一段距离是一千八百米。马迪开了炮。年鉴是对的。他第一炮就打中了德军坦克。马迪看着一柱灰烟从受创的坦克升起，突然对自己说：“谢天谢地，要是我的炮弹向右偏了两米，纪念碑就被我打掉了！”
在克里翁大厦堆了沙袋的窗户后面，埃里克·汪达姆中士看着马迪的炮弹打掉那辆坦克的一条履带的地方冒出的烟。这时，他又看到一辆薛尔曼型坦克从里伏利路口上开出来，转向被击中的坦克。
在汪达姆眼前，率领那辆坦克的“杜奥蒙号”里，马塞尔·比齐恩中士也看到了那辆德军坦克。“左边有鬼子坦克！”他向炮手叫道，“开炮！”“杜奥蒙号”的爆炸力极强的炮弹击中了德军坦克的钢板，但是没有打穿它。如今比齐恩看到德军坦克炮塔上八八毫米致命大炮慢慢地转向他而来。在德军坦克里，操纵人员在用手操作。马迪的炮弹打坏了它的电动系统。“穿甲弹，快！”比齐恩叫道。他下面的炮手在烟雾弥漫的炮塔中摸炮弹。“开炮！”比齐恩叫道。
炮弹在德军坦克身上爆炸，升起了一团烟。比齐恩的炮手在黑暗中摸了一颗烟幕弹，而不是穿甲弹，装到了炮膛里。现在德军坦克离比齐恩的坦克只有三十码了。在几秒钟之内，“杜奥蒙号”还来不及开炮，德国八八毫米大炮就会找到他们，把“杜奥蒙号”打成碎片。刹那间，布列塔尼海盗的这个小个子后代明白了，他的唯一希望是在德国坦克那吓人的八八毫米大炮开炮以前撞上去。“撞上去！”比齐恩叫道。司机乔治·冈比洛踩下加速器，“杜奥蒙号”向前冲了上去。莱特霍尔德少校在海军部的屋顶岗哨上看到那辆薛尔曼型坦克像一辆火车机车一样穿过德国坦克周围的烟雾。他觉得这个景象有点像“中世纪的比武”。
比齐恩在自己坦克的炮塔中坐稳了。他的下面，冈比洛紧靠背后的钢板椅背以防震荡。像标枪一样，两辆坦克的大炮成了交叉之姿。在一阵火星和碰撞声中，七十吨钢铁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中撞在了一起。接着，它们的相撞声息了下来，广场中充满了一种怪异的沉默。
两辆坦克的人员被撞得震呆了，在烟雾中透不过气来，都头晕目眩地缩在炮塔里。比齐恩慢慢地恢复了知觉，他第一个蠕动起来。他向司机冈比洛指着烟雾中的方尖碑的细长轮廓，“像大雾中的一条船的船桅一样”出现在他们头上。小个子的布列塔尼人解开了科尔特手枪的枪套，跳出坦克，向旁边的德国坦克扑去。冈比洛在“杜奥蒙号”里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他看见比齐恩从烟雾中跑回来，嘴上骂着“这些狗娘养的全都报销了”。
莱特霍尔德仍极有兴味地用军用望远镜观看着，他看到薛尔曼型坦克在其本身力量驱动下向后退了一下。但这时他听到一阵枪声，看到炮塔中那个人向前扑倒。这是比齐恩中士，他的脖子给一扇窗户中射出的子弹打穿了。这个要让他的祖先为他感到骄傲的布列塔尼来的小个子的胜利喜悦只维持了几分钟，刚刚够体会一下实现愿望的滋味，他就死了。
在莫里斯饭店，脸色阴沉但无可奈何的肖尔铁茨刚刚做出了一个决定。这是本德预期他会做出的。因此，本德曾经自作主张告诉法国人，大巴黎司令一旦被俘就会交出他的所有据点。几分钟以前，雅伊对他的老朋友说：“现在，你必须拿定主意。你打算整天坐在这里同美国人玩捉迷藏游戏，还是干脆投降。把这桩倒霉的事了结？”
肖尔铁茨权衡了利弊得失。他感到悲哀和疲倦，决定他不能把他的部下在一场没有任何目的的长期无益的战斗中置于死地。他召来了恩格尔，向他下令如果是法国国内部队企图攻占饭店，他们就作战。如果是正规军先进来，守饭店的指挥员开几枪后就投降。他命令冯·恩格尔在盟军一进来就卸下旗帜。说完话，他就离开了办公室，到筑有防御工事的内院里的一间小屋子中去等他们。
在肖尔铁茨的卧室里，梅耶下士以七年经验训练出来的精确和仔细的方式为大巴黎司令收拾了最后一只箱子。他放进了三件衬衫、一件军装上衣、袜子、内衣裤、一条将军裤，裤腿外沿接缝处有一条酒红色的条饰。在另一房间里，冯·阿尼姆伯爵把几块巧克力、头年冬天他母亲为他织的厚毛衣、两本书塞进了背包。一本是雅克·班维尔著的《法国史》，另一本是《战争与和平》。
在外面街上，法国人更加逼近了饭店。有三个人在烟雾中穿过里伏利路，在杜伊勒里花园门外贴倒在地面。其中一个，亨利·里克布什中尉在烟雾中张望着，恐惧地发现他竟选在德军掩体枪眼前面作为他躲藏的地方。他的手在烟雾中摸索，感到掌心有块发烫的金属。这里是掩体枪眼中露出的枪膛，是守军几秒钟前丢弃的。
在杜伊勒里花园另一头，薛尔曼型坦克“法兰西维尔号”的乔治·提奥叶下士看到他发射的穿甲弹打进了他的目标，停在柑橘园前面的一辆德国坦克的后面履带处，它的大炮对准塞纳河对面。这辆坦克警觉起来，把炮塔转向提奥叶的坦克。“法兰西维尔号”第二炮没有击中目标，提奥叶吓得直咽口水。下一炮轮到德国坦克发了。这时他看见坦克慢慢向他转来，大炮停了下来。它给旁边一棵树干挡住了。
在花园另一边，里伏利路上各座建筑物里如一阵狂雨般扔出了手榴弹和火箭炮弹，开始进攻的五辆坦克已有三辆报废。美军摄影队中的一个二等兵，剧作家欧文·肖看到它们之中有一辆一瘸一瘸地退出了战斗，它的后甲板已被炸开。剩下的两辆坦克之一“拉福号”的人员看到战友牺牲，一怒之下，开炮乱射，把装在炮塔中的九十枚炮弹都几乎发射光，只剩了十几枚。
盛怒的布拉奈上尉命令：“‘拉福号’，停止乱开炮。你们这是在破坏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他的话刚完，另一个声音向“拉福号”人员宣布：“蒙福康号”中的皮埃尔·雷格尔给打死，他的坦克报废了。
“该死的，”“拉福号”炮手雅克·戴蒂安想，“咱们是剩下的最后一辆了。”
七
在莫里斯饭店后面，马塞尔·克里斯坦中尉看着一队车辆像火炬一样照亮了卡斯蒂利奥内路和圣奥诺莱路。“我的天，”他想，“斯大林格勒一定也是这样开始的！”在他的前面，大陆饭店已是一片疮痍，窗户炸飞，正面破裂，弹痕累累，德国守军横尸街头。年轻的中尉头一天还参与领导攻打弗莱斯纳监牢，如今握紧科尔特手枪跳出坦克。他同跟在后面的司机亨利·维莱特一起从一个门洞窜到下一个门洞，潜行到了饭店的进口处。这时有个矮个子的德军上尉从那里向他们跌跌撞撞地过来，手中握着钢盔。“投降！”阿尔萨斯人克里斯坦用德语叫道。那个垂头丧气的上尉答了一声“是”，举起了双手。两人把他推在前面，进了饭店。一大批德国兵双手举在头顶上，一个个地向他们走过来投降。维莱特每见一个德国兵戴的铁十字奖章就把它扯下来。从利比亚开始，他就在搜集。他的坦克手皮带中已有了十七枚，但是他从来没有像这次在大陆饭店那样丰收。
他们两人一个楼层接着一个楼层地清理。在第五层上，克里斯坦听见一扇门后传来一声声轻轻的呻吟。他用脚踢开门，发现有一批美军俘虏给拴在卧室墙上，身体虚弱，又累又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