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伙计们
［13］
，你们自由了！”吃惊的法国人说。
在楼下，一队步兵跟在克里斯坦后面已开进饭店。他们搜获了最后一批德国兵。这时是下午两点三十分。肖尔铁茨的第一个据点宣告陷落。
在莫里斯饭店前面，战斗依然激烈。伊夫·布莱卡忙着躲尼茨基扫过杜伊勒里花园的子弹，只好对树丛中冒出来投降的一个德国军官说：“等一会儿，我以后再俘虏你。”在圣罗什路拐角，九十分钟以前兴高采烈地开进里伏利路的几辆薛尔曼型坦克中最后幸存的“拉福号”的炮手戴蒂安，看见一位军官跌倒在地上，背部被手榴弹炸开了花。他是布拉奈上尉，他想从前门走进莫里斯饭店去。几秒钟后，一颗手榴弹炸开了“拉福号”的一个通风孔，打伤了戴蒂安和司机。坦克掉转头，向夏特莱急救站驶去，参加了“蒙福康号”和“维叶科特莱号”的受创队伍。“杜奥蒙号”被弃置在协和广场，马塞尔·比齐恩的尸体还在里面。在罗耶尔路，“莫特霍姆号”烧成了一堆废铁，那里就是让·雷纳·香比翁要想找掩护的地方。
刹那间，里伏利路一片沉寂。接着乔治·布伊上尉的坦克连开过协和广场继续进攻。布伊在穿过宽阔的广场时，看到他的坦克“挪威号”炮塔左方烧焦了的大王宫的躯壳。布伊对他的炮手亨利·雅克喃喃说：“烧成了这么一堆破烂！”炮手同意。布伊说：“咱们把它结果掉怎么样？”雅克咯咯笑着开始在炮弹架上寻找燃烧弹。
几秒钟后，他遗憾地向他的上尉报告，没有燃烧弹剩下了。他说，爆破弹没有用。
“真可惜。”布伊回答。他们失望之余，继续向莫里斯饭店开去。
亨利·卡歇尔看到前面椭圆形名牌上刻的几个字：莫里斯饭店—茶室—餐厅。几秒钟以前，中尉还同死神擦身而过。这是他一生中最挨近的一次。在他调头向身后的一个士兵下达命令时，一颗曳光弹烧了他的左眉毛。他心里明白，要是他没有调头，那颗子弹就会射到他的眼中，穿过大脑。如今，他向前面的大门走去时记起了他曾经来过这里。那是在战前不久，一个当记者的朋友请他来“与罗马尼亚王后一起喝杯酒”。
卡歇尔手中提着轻机枪，和身后三个人一起窜进了饭店的门。卡歇尔看见前面有幅希特勒的巨幅肖像，挂在摆满了珠宝、手袋和化妆盒的玻璃柜里。玻璃柜已给打得粉碎。卡歇尔在大巴黎德军司令部里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元首开了枪。在楼梯第一层平台的沙袋后，明斯特来的老兵向卡歇尔开枪。法国人躲闪到了接待桌后面，从腰带上拔下一个黑球。这是燃烧弹。他咬掉了安全栓向厅里扔去。在卡歇尔身后，阿尔萨斯人二等兵瓦尔特·赫尔曼把火焰筒对着电梯喷射。这时，赫尔曼看见一顶德军钢盔从楼梯上蹦了下来，掉在他的前面。这是明斯特来的老农的，他已被卡歇尔的手榴弹炸死了。
从前厅里弥漫的刺鼻烟雾中，出现了一个德国军官的身影，他的双手举过头顶。卡歇尔向他跳过去，轻机枪的枪口顶着他的皮带。由赫尔曼翻译，卡歇尔命令：“都举起手来，一个个放下武器！”那个德国军官高声转达了命令。枪声停止，饭店地面一层的守军一个个从烟雾中走出来。向卡歇尔和他三个部下投降，他们的脸上还流着血和汗。楼梯前面，卡歇尔在跨过明斯特老兵的尸体时，看见一个穿总参谋部红饰条裤子的德国军官向他走来。卡歇尔向他跳过去问道：“你们的将军在哪里？”
将军坐在比卡歇尔只高一层楼梯的小房间里靠墙的一张长桌后面。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双手抱头，似乎正陷于沉思之中。他面前的桌子上，压在他军官帽子下，是一只皮制棕色枪套，里面是那支他不久之后投降时要象征性地交出的六点三五毫米手枪。肖尔铁茨自己没有手枪，他不得不借一支。恩格尔、雅伊、布莱森斯多夫和阿尼姆在他身旁一起等着。他们也把自己的手枪放在前面桌上，就像中世纪的武士把他们的剑扔向征服者的盾牌一样。这是一个残酷和痛苦的时刻，他们的感受各有不同。在重重压着他们的沉默中，四年来以其无情的威力统治着世界上最美丽的首都之一的这个司令部的最后代表，都在考虑自己个人的成败功过。
肖尔铁茨态度镇静自若，听天由命，不带感情地等待最后的结局。他心里想，他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他的士兵这时正在执行元首的“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的命令。他作为军人的荣誉没有受损，一旦他被俘，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命令部下投降。与此同时，他现在可以坦然等待历史的审判而不感到恐惧或羞耻。他没有让报复心切的希特勒迫使他担任命运在十九天以前把他送来的这个城市的刽子手。在这最后的自由时刻，肖尔铁茨完全真诚地感到，他已在巴黎为自己的名誉、为他的国家尽了力。
站在他左边的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雅伊上校却有不同的想法。他正在作幻想的旅行。在等待着德国的溃败，当盟国把他国家的废墟瓜分的时候，他认为像他那样的人不会有什么活动余地。那么，雅伊问自己，他该到哪里去呢？
对年轻的恩斯特·冯·布莱森斯多夫来说，这个结局似乎会带来“新开端的美好前景”。
在他的身旁，他的朋友冯·阿尼姆伯爵心里想，“耗费了一生最好年华”的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但是奇怪的是，在结局将临时，任何人都似乎没有那个态度冷淡疏远而严峻的冯·恩格尔那样镇定自若。阿尼姆注意到，在肖尔铁茨右边的这位上校的脸色突然缓和下来，他的军人身上的严谨慢慢消失了，他轻轻地在翻阅从口袋中取出的皮夹里夹着的孩子的照片。
门开时，肖尔铁茨抬起了头。梅耶下士站在门口。在刚刚满两小时的时间里，下士第二次轻轻地并了一下鞋跟宣布：“他们来了，将军阁下。”
这次“他们”是在过道的另一端。在莫里斯饭店的楼梯口，卡歇尔刚刚发现一批默不作声的军官，他们双手高举。卡歇尔出现时，其中之一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这是一个秃顶的小个子中尉，他用地道的法语叫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我是奥地利人。我憎恨这些纳粹分子！战争期间我一直躲避上前线。三天之前他们送我到这里。我真高兴见到你们！”说完，这个秃顶军官拜倒在卡歇尔的脚下，吻他的皮靴。
卡歇尔在烟雾腾腾的过道上向等他去摘取的战利品走去时，他感到太阳穴中血管的跳动。走在他前面的是原来从楼梯上跌跌撞撞下来的军官，他们双手高举在前面引路。“你现在可不能把戏给演砸了。”卡歇尔对自己说。这么一想，他的心中闪过了一连串的记忆。他看到了他在到达饭店过道之前一路上留在后面的朋友们的脸：卢瓦梭，他不久前见到过他的兄弟；那个手中紧握科尔特手枪的人；还有从某种意义他马上要在那光荣的时刻接受占领祖国首都的德国将军投降时所代表的那些人。卡歇尔打开了前面那个军官指给他的房门。肖尔铁茨站了起来。卡歇尔立正敬礼。
“戴高乐将军部队亨利·卡歇尔中尉。”他自报姓名道。
“大巴黎司令冯·肖尔铁茨将军。”德国人回答。
卡歇尔问肖尔铁茨是否准备投降。
“是。”肖尔铁茨回答。
“那么，”卡歇尔说，“你成了我的俘虏。”
“是。”肖尔铁茨回答。
这时，又有一个法国军官进了房间。一看到让·德·拉·霍利少校，雅伊上校的眉毛微微一抬。战前，这两人曾在欧洲的赛马场上有过另外一种较量，两人都在各自的军队骑术队中驰骋。如今两人目光相遇时，都颔首示意，几乎无人能够察觉。拉·霍利转向肖尔铁茨。他通过译员告诉他：“将军，你要打一仗。你打了，但这一仗我们付了很重的代价。我要你下令全市其他据点停止一切抵抗。”
拉·霍利然后隆重地转向卡歇尔说：“亲爱的朋友，是不是能请你负责其余的人？”他命令肖尔铁茨跟他走。普鲁士人同雅伊和恩格尔握了手，向对方喃喃说了一句“祝你好运”，就戴上帽子走了。
他们走后，卡歇尔要求视察大巴黎司令部。冯·恩格尔走上一步来领路。在肖尔铁茨原来的办公室里，卡歇尔注意到将军的办公桌上有捆折叠整齐的布。
“这是什么？”他问恩格尔。
“这是大巴黎司令部的旗帜。”恩格尔回答。他解释说，这是在卡歇尔进这幢建筑物时被取下来的。
“那么，”卡歇尔说，“你得把它交给我。”
这两人单独待在这间还有烟雾的屋子里。外面，断断续续的枪声从杜伊勒里花园和协和广场传到窗口来。窗户下面的人行道上传来了更加令人不安的“嗡嗡”声。那是乱哄哄的人群，他们已经挨近了莫里斯饭店的大门。两个军官面对着面立正，敬礼，然后年长的恩格尔庄重地把那四年两个月零十天以来得意洋洋地飘在里伏利路二二八号旗杆上的那面红黑两色大旗交给了俘虏他的法国年轻军官。
简短的仪式结束后，卡歇尔提起肖尔铁茨办公桌上的巴黎电话，拨了一个号。
“奥特伊〇四点二一号？”对方答话时他问。“啊，您好，爸爸，”卡歇尔向他的继父说。他的继父是个退休将军，对戴高乐不像他那么爱戴。“我向您致敬。我是亨利·卡歇尔中尉。尽管您对我的军事生涯做了不利的预测，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刚刚俘虏了一名德国将军、他的参谋部和他的军旗。”
在窗户下面的街上，德·拉·霍利少校手中握着手枪，奋力保护他的俘虏。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则保持了他的尊严，不动声色地忍受了群众的愤怒宣泄。妇女们满面仇恨，伸手抓他的制服，想要把他的肩章扯下来，在他走过的时候向他吐唾沫。男人们骂他是“母狗养的”。在纳粹的四年占领下饱受残暴统治之苦的人们，一旦见到这个德国将军双手举起投降，莫不感到满足，而在本能的驱使下要进行报复。
“他们要把我私刑处死了。”肖尔铁茨想。他可以感觉到背后他的忠实勤务兵梅耶下士的喘气。梅耶一手提着他为肖尔铁茨走向牢笼这一不愉快旅程而小心收拾的箱子。每走一步，疲惫的肖尔铁茨都觉得举起的手垂下来一点。“高些，举得高些，将军。”梅耶轻声说，“要是你不举高，他们会杀了你。”
在他们前面的里伏利路上，他们沿途都听到人们胜利的叫声：“鬼子将军，鬼子将军！”在金字塔广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面露仇恨之色冲到他的面前。“老杂种！”她叫道。然后她抬起头像毒蛇似的向前伸来，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射到他单镜片下的颧骨上。
这时，一个身穿红十字会制服的妇女走到他身旁，愤愤不平地以她自己的身子挡在他与群众之间。肖尔铁茨被这少见的同情姿态感动了。这时他们正好走过圣女贞德镀金铜像的后面，就向他的保护人低声说：“夫人，您就像圣女贞德一般。”
拉·霍利终于看到了一辆半履带式军用卡车的侧影，便把他的俘虏领过去。在人们的挤推下，这个法国人忘记了梅耶下士。勤务兵慌了，眼看着卡车不等他上车就要开了，把他丢在报复心切的巴黎人群中。
这时，一个法国国内部队人员用步枪枪托将梅耶手中的将军箱子打落在地。那个法国人把它打了开来，扯出梅耶为这次旅程小心收拾好的一套备用的制服。梅耶也顾不上这么多，他挣脱已经抓住他自己身上制服的手，拼命向前冲去，伸手抓住已经启动的卡车后门。他看到了上面的肖尔铁茨的身影，才喘了一口气。
肖尔铁茨这一次却没有注意到他。他着迷地看着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景象。当车轮滚滚驶向他的俘虏生涯的时候，抛在他身后的是一个极其丑陋的巴黎女人在里伏利路上狂舞乱跳。她兴高采烈地在头顶上挥舞着她个人的战利品。那是一条裤子，外沿镶有一条德国军队将级军官的神气的酒红色饰条。
八
就在巴黎的心脏，圣母院对面警察总署的墙上镶了嵌板的宴会厅里，有另一位将军，身上皱巴巴的制服上满是尘土，坐下来吃耽误了的中饭。这一次，这位面容阴郁的皮卡迪人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停驻。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实现了他在利比亚沙漠对自己许下的诺言。他成了巴黎的解放者。这是历史的幸运的巧合，他的最后胜利时刻正好就要在他开始踏上回祖国首都征途时刻的四年后来临，一天不差，甚至几乎一分钟也不差。这个征途是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在非洲炎炎烈日下开始的，当时他从喀麦隆的武里河岸边出发，要以夏尔·戴高乐的名义收复法兰西帝国的第一块角落。勒克莱尔是同十七个人一起驾一艘独木舟开始的，其中有三名军官，两名传教士，七名农民和五名文官。到征途终结，他统率法国军队的最现代化部队，手下有了一千六百人。
第二装甲师师长这顿胜利的午餐只进行到那盘开胃冷菜。他的一名副官蹑手蹑脚进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勒克莱尔站起来，到了隔壁房间。这是弹球房。在那里，勒克莱尔要在弹球桌上从他的祖国首都的最后德军司令手中接受他正式交出首都的仪式。
他听到外面院子里聚集起来的群众的吼叫和口哨声。就是这所建筑物，五天以前肖尔铁茨还决定要夷为一片瓦砾的。这时门开了。面孔涨红，气喘吁吁的德国人进来。这个矮个子将军走到勒克莱尔跟前，两人自报了身份。肖尔铁茨脸上刚刚刮过胡须，干干净净，身穿正式军礼服，显得有些僵硬，热得流汗；而勒克莱尔的卡其衬衫的领子敞开，嘴角还留着面包屑。肖尔铁茨看着他见到的第一位法国将军，心里想他“这样随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这历史性的场合，勒克莱尔穿的是一件卡其脏衬衫和一双美国兵皮靴。他没有佩饰勋章，他的唯一徽章是别在肩上的将军星章。
两人简短地谈了一下用打字机打出的投降文件中的条款。这时，房间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共产党“罗尔上校”因为没有被邀参加他为之战斗了六天的城市的受降仪式而生气，要求进来参加。勒克莱尔同意了。接着军事行动委员会那个为争论不休的共产党委员莫里斯·克里格尔-瓦利蒙，原来是共产党派来警察总署进行监督的，坚持要让罗尔的名字同勒克莱尔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投降文件上。勒克莱尔十分恼火，但没有办法，也只好同意了。
勒克莱尔要求肖尔铁茨命令他的所有据点停火，为了要把他的命令付诸实施，派一名德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美国人到各个据点去。然后，勒克莱尔带着肖尔铁茨出发，到他设在蒙帕纳斯车站的总部去。他们登上他的指挥车时，勒克莱尔的司机轻蔑地看一眼这个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的德国将军，在几小时以前他还把巴黎的命运一大半掌握在他胖乎乎的手中。“真是，”他说道，“这肥猪还挺麻利的。”
肖尔铁茨投降的消息一在巴黎传开，本来已经欣喜若狂的这个城市就似乎沉浸于它特有的一种狂喜的境界之中。也许从来没有一个城市有像巴黎在这一天那样完全敞开胸怀的。在战地记者厄尼·派尔
［14］
看来，这个城市所表现出来的盛大的喜悦场面是“我们时代最可爱，最灿烂的新闻故事”。他的同行埃德·鲍尔写道：“要用言语来形容今天的巴黎，就像用黑白两色来画沙漠的日落。”
在这伟大的一天里，巴黎在生活，在热爱，在欢呼，在哭泣，在跳舞，有时还在死亡，其热烈的程度一点也无愧它的高卢人的欢乐的民族性。从印第安纳州戴耶尔来的新教随军牧师乔治·克纳普上尉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另一位从弗吉尼亚州伍德斯托克来的随军牧师刘易斯·孔恩上尉驾驶着一辆用白漆刷有他的职务的吉普车开过时，听到人群中有人在说：“啊，查利·卓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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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大家都取出了为解放而早已准备的香槟酒。大卫·布鲁斯上校在伟军大街因为附近发生枪战而蹲在一辆卡车下面，忽然看见有个衣着讲究的巴黎人在路边向他爬过来。布鲁斯是陪同海明威到朗布依埃的战略情报局的欧洲头头，他对这位高雅的客人这么来见他感到惊奇。“对不起，”这个法国人说，“我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光临寒舍喝一杯香槟？”
对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大多数精疲力竭、形容污秽的士兵来说，巴黎所能提供的礼物很少能同洗澡媲美的了。第四工兵作战营“B”连的二等兵查利·哈莱在列昂-波雷大街二号的一所公寓里得到了这一礼物。哈莱全身脱光，只剩短裤衩，站在澡盆里，由一个法国妇女，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把他身上的诺曼底污垢擦干净。第十二团反坦克连的吉姆·史密斯上尉在他的连在奥尔良大街停下来时，一位可爱的金发女郎请他到她家中洗个澡。她家没有澡盆也没有淋浴喷头，她让高个子上尉站在厨房中央的一只木桶里，在他一边喝香槟，一边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时，她从头到脚给他擦了身。
在这些狂热和喜悦的群众中，不论在什么地方，没有比他们自发的慷慨款待更感动这个城市的解放者了，他们急于把四年的占领后剩下的一点点东西拿出来分享。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开过的军队高呼：“谢谢，谢谢！”从新罕布什尔州弗兰克林来的达格拉斯·金鲍尔中士二十年后仍记得：“啊，巴黎。她的‘谢谢’会永远在我耳边响起。”
唐·弗拉纳根上士的吉普车开进巴黎的时候，他的连里的宠物——一只名叫让妮的兔子在吉普车后座上的一只木箱里窜来窜去，这只瘦兔子是该连在诺曼底一兔场里逮到的。吉普车在人群中停下来一会儿，弗拉纳根注意到有个法国人挤了过来，他的怀中抱着一只肥大的兔子。法国人注意到了瘦骨嶙峋的让妮，他使人感动地表示，他愿意把一只肯定会比弗拉纳根吉普车上的那只瘦兔子好吃的兔子送给弗拉纳根。弗拉纳根费了好大的劲才使他的送礼人相信，养让妮不是为了吃，这使他惊讶不已。
但是从这些素昧平生的群众中得到的任何礼物都比不上全民洋溢的感激之情使得进来的军队感到担当不起。从新泽西州来的“B”连二等兵乔治·麦克英泰尔抵达星形广场时，他已被拥抱得“觉得肋骨都断了”。麦克英泰尔是个“矮个子，头发快要秃光了，牙齿也掉了一半”，他从拖拉机曳引的压路机上跳下来歇息一会儿时，看到有个“美丽的十八岁姑娘”的身影排开包围他的人来到人群中央。有足足十秒钟之久，她凝视着这个没有刮脸、全身肮脏的矮个子美国兵。这时，周围的人们静了下来。接着，她的脸突然露出幸福的笑容，她高声叫道：“法国人民又可以昂起头来了。感谢上帝给我们送来了解放者。美利坚万岁，法兰西万岁！”她投到张嘴结舌的美国兵怀里吻他。接着她跪在他的前面，不断地吻着他的双手。麦克英泰尔被深深地感动了，也同样深深地觉得不好意思，他把这美丽的姑娘拉起来，又吻了她，这次引起了围观群众的欢呼。这个从新泽西州来的矮个子美国兵，眼睛满盈泪水，觉得好像“战争的一切艰难困苦都被一个姑娘感人的姿态而全部抵消了”。
雅克·于热太太在她的黎塞留街一〇二号整齐干净的两间公寓里，听着下面街上群众的高兴呼叫。对这喧闹的声音，七十一岁的寡妇的微笑里带有一点点的悲哀。她独自在巴黎，同家人断了联系，像度过占领期间大部分日子一样度过这解放日，只有自己的思想做伴。她沉浸在自己的沉思中，竟没有听到门外的第一响敲门。敲第二响时，她怔了一下，心想这一定是敲错了。到了敲第三响，她胆怯地害怕地去开了门。
门外在她面前站的是个穿着陌生军服的面露笑容的大高个儿。他伸手到口袋中，在这个解放日的下午，于热太太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个美国人交给她一封信。这是她的独生儿子从三千六百英里以外一个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发来的。站在她前面的军人是第·斯通中校。于热太太的儿子在纽约州森林山是斯通的邻居。斯通离开美国的那个晚上，于热把这封信给他，托他在巴黎递交。他说：“我会为你带来好运。”这封信斯通当作护身符一样带在身上，越过犹他海滩，穿过诺曼底的树丛，送到巴黎这所光线暗淡的公寓。
在巴黎街头如今充满愉快的节日气氛里，各种事情似乎都在同时发生。兴奋的法国国内部队战士一手抓着酒瓶，一手提着步枪，在城市的屋顶上追逐，寻找德军狙击手。在香榭丽舍大道，一队兴奋的消防乐队交替地吹奏“马赛曲”和“上帝保佑美国”。在仍旧顽抗的德军据点周围，第二装甲师的战士仍在作战和牺牲，而几个街区以外，战斗已经结束的战友们却在庆祝。
肯·道恩斯中校和约翰·莫温克尔中尉决定到记者出身的道恩斯认为唯一适合这一场合的地方去喝一杯庆祝归来的酒，那就是克里翁饭店。道恩斯推开饭店职员挡住前厅的铁栏栅，走了进去。他看到面前的景象，不觉一怔。前厅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都挤满了脸色阴郁的德国兵，肩上背着背包，腰里插着手枪。他们瞪着这两个美国兵。后来其中有个人站了出来问：“你们是美国人吗？”
道恩斯答道，他们是美国人。
“那么，”那个德国人说，“我们向你们投降，不向——”他不屑地指一下饭店门外的人群，“外面的那些人。”
“你们有多少人？”道恩斯问。
“一百七十六人，”那德国人回答。
道恩斯想了一下。他转身向莫温克尔。“中尉，”他说，“你看管好这些俘虏。”说完，道恩斯离开那里去找一个更合适的酒吧。莫温克尔一人留下来同一百七十六名战俘在一起，决定像个绅士一样解除他们武装。他叫他们把武器交到衣帽间。
这时，莫温克尔发现他有了一个盟友，那是一个穿着阿尔及利亚骑兵团制服的高大的法国中尉。他像莫温克尔一样，进这饭店时对它的解放后的地位有一种显然过高的想法。他以为这是勒克莱尔的总部。这个法国人决定巡视一下这家旅馆。他从枪套中拔出科尔特手枪，用枪口抵住挡路的德国人，清出一条道来到楼梯口。美国人跟着他。楼上是个大宴会厅，仍杯盘狼藉到处乱放着德国人最后一顿美餐的残羹剩肴。两个年轻军官是分别从两扇门进来的，几乎同时发现了德国人留下的一件战利品——一箱香槟酒。他们在保持各自尊严所允许的范围内飞步抢了过去。他们同时到达。两人以半立正的姿势面对面站在战利品前。
“法军情报处让·比尔曼中尉。”法国人自报姓名说。
“美军情报处约翰·莫温克尔中尉。”莫温克尔答道。
“我建议，”法国人用手一挥说，“六瓶给你，六瓶给我。”莫温克尔客气地点头表示同意，两位军官就分了香槟。然后两人怀中各抱着酒瓶，庄重地并肩走下了饭店的大楼梯，经过瞪大了眼睛的俘虏，像刚刚玩了一个恶作剧的儿童一样，大笑着走出了饭店。
几个街区以外，有两卡车的法国国内部队在巴黎一家同样著名的大饭店的大门前停车。他们全身肮脏，尽是尘土，头戴贝雷帽，身穿衬衫和油污满身的蓝布工装，像当初前去保卫马德里的工人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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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去旧世界豪华奢侈的堡垒——丽兹饭店。走在他们前面的是这一支独立大队的威风凛凛的将军欧纳斯特·海明威和他的两位志愿副官，显赫的大卫·布鲁斯上校和“莫塔德”，后者战前曾在法国拥有的埃塞俄比亚铁路上担任过工程师，在过去四天里一直担任海明威的法国国内部队分队的参谋长。
在丽兹饭店人去楼空的前厅里，他们只发现一个人，一个吓坏了的副经理。他认出了他的显贵的美国客人，他们战前是这家饭店的常客。
“怎么是你们，”他吃惊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告诉他，他们是同几个朋友来此暂憩的。副经理明白了以后问海明威，作为欢迎的姿态，饭店能够为他提供什么。作家回头一看已经在前厅转悠的他的那帮高兴、邋遢的部下。
“七十三杯马提尼酒怎么样？”他问。
整个上午，伊维特·波维拉，她的丈夫，她的女儿海仑都推着自行车在欢笑的人群中穿梭寻找戴黑色贝雷帽的那个团。他们在奥尔良门看着第一批军队开进巴黎起，从那里经过卢森堡宫、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一直到市政厅，都仔细寻找。如今，他们终于知道了他们寻找的那个团的名称。这是第五十一坦克战斗团，以坦克带头攻打莫里斯饭店的那个团。
终于，在夏特莱广场，波维拉一家找到了第一批戴黑色贝雷帽的兵。但是他们都不认识雷蒙或者莫里斯·波维拉。他们叫他们到圣路易岛去找。他们说，那里有他们团的其他部队。
圣路易岛在圣母院后面，像驳船一样连着城岛，波维拉一家三口在那个小岛的弯弯曲曲街道上前前后后寻找。他们问每个碰到的人有没有见到过“戴黑色贝雷帽的士兵”。没有人见到过。最后，在一家饭馆前面两个守着一辆吉普车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员告诉灰心丧气的一家人，在他们身后的饭馆院子里睡着一个戴黑色贝雷帽的士兵。
海仑头一个冲到院子里。在角落里，有一个兵像一只球一样蜷缩着身子酣睡在阳光中。她心里想，他个子太大，不可能是她随便哪个哥哥。她的母亲和父亲跟着来了。波维拉一家三口都弯下腰，眯着眼睛看着在他们脚下打呼噜的这个身上肮脏、没有刮脸的男子。接着波拉维太太伸出手来，像他幼时熟睡时那样轻轻地抚摸他，摇一摇那个兵的肩膀。他是她的儿子莫里斯。
莫里斯伸展肢体醒来。他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是他的妹妹。他心里想：“她真美呀。”姑娘热泪盈眶，挨近些看着这个上次她看到时还是个刚长个儿的少年的大汉。她看到了他的皮带上插着一件她似乎觉得很熟悉的东西发出的金属闪光。其实，这是他的科尔特点四五口径手枪的一只弹匣。
“哦，”她用羞怯的爱慕的口吻问，“你还吹口琴吗？”
维克多·弗拉贝尔上尉的下巴肌肉“因为笑得太多，吻得太多而感到酸了”。这位三十岁的上尉是第十二团的弹药军官，他的吉普车开到协和桥就有高兴的巴黎人拥上来而寸步难行了。弗拉贝尔尽力要想听懂一个彬彬有礼的十五岁男孩从学校里学的英语，这时有个漂亮的金发女郎从人群中挤出来问他：“我能帮你忙吗？”
笑着的上尉说她能够。他要她答应接受他的约会。她说可以，但只有站在她身旁的母亲也来。他们交换了地址，看到他的地址簿里已经写满了名字，雅克琳·马利西奈心中想，她以后永远不会见到这个爱笑的上尉了。她错了。他会回来的，而且在两年之内，她当初用秘书学校学来的英语与之交谈的这个男子成了她的丈夫。
一英里半以外，在莫扎特大街一所粗石墙面的公寓的四层楼上，另外一个年轻的法国女郎肩上披着睡袍，看着巴黎的解放者列队经过，把她纤弱的身上的泪都流尽了。对安托瓦尼特·夏邦尼埃来说，雅克·马苏少校的辚辚开过她窗下的半履带式卡车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她与一九四〇年英俊的战胜者汉斯·维尔纳上尉一起生活的末日，她与他一起曾经度过了她一生最快活的时光：占领时期。她“砰”的关上了百叶窗。
汉斯·维尔纳躺在亨利-罗歇福路一家下等旅馆里的床上，那是她谎称他是躲避德国秘密警察的波兰抵抗运动者藏在那里的。他也在听着巴黎解放者的胜利到达。他吸着一支烟，看着一群苍蝇围着挂在他头顶上的光秃秃的没有生气电灯泡嗡嗡转。这时他也听到了“世界末日”的声音：盟军坦克开过他窗下的履带“喀咚”声。
漂亮的慕尼黑女秘书西塔·克莱本也听到了福堡圣昂诺莱公寓外面的坦克履带擦地声。她是和其他留在巴黎的德国妇女一起被扣押在那里的。二十三岁的西塔为了走向她被拘的地方短短的一段路，高傲地穿起了她最讲究的一套行头：浅米色山东绸套服，加上一条栗色披肩。西塔和她的女同胞由诺德林的总领事馆瑞典工作人员先带到布里斯托尔饭店，经过迅速搜查，翻空了她们仔细收拾好的箱子里的巧克力、丝绸、银器、饭店床单，甚至几支袖珍小手枪。
然后她们被押到这个集中站，沿途人群的敌意态度只比拥在肖尔铁茨周围的人群略为轻微一些而已。她在路上所遇到的各种愤怒表示没有比快到这公寓时几个街区以外遇到的更残酷了。在那里，一个面露仇恨之色的妇女向西塔穿着去俘虏营的米色衣服吐了一口唾沫。那是给西塔做衣服的女裁缝。
西塔一听到坦克声，就挤到窗口。从一个宪兵的藏青色制服的肩上望过去，西塔看到五辆肮脏的薛尔曼型坦克在让梅尔莫兹街的头上停了下来。看着快活的人群围着这些她的征服者，西塔无可奈何地想：“战争确是结束了。”她往外看着的时候，有一辆坦克的名字吸引了她的注意。这几乎是个德国名字，西塔弄不懂这样一个名字怎么会出现在法国坦克上。这名字是“哈特曼·维勒科普夫”。
住在附近的街坊全都拥在马塞尔·克里斯坦中尉和他那一排的五辆坦克周围，那些坦克刚攻打了大陆饭店，还带着残痕和火药味。这是解放日这天下午巴黎成千上百个街角到处重复出现的场面。拥在那里的有鞋匠安托万、屠夫勒克莱克、拉伯雷街的珠宝商菲翁、年轻作家保尔·安德里奥塔和他的美国妻子格洛丽亚。还有警察罗伯、上了年纪的夏沙尼-戈雍太太，克里斯坦的坦克前面不远的广场就是以她已故的丈夫的名字命名的。
还有让-梅尔莫兹街十九号看门的聋子特蕾莎、街对面二十号她的算命对手，后者在过去四年中每年新年总预言“开春”就要解放。还有让·缪勒神父，他的圣菲利普·杜·卢尔教堂头天晚上没有响起钟声，十三岁的多米尼克·德·塞维尔至今还不高兴。他们也都在场。在达洛姚面包房的门前，还有那个黑头发的法院书记员耐莉·夏布里埃，她穿着她母亲为解放日送给她的玫瑰花衣服。
耐莉·夏布里埃像西塔·克莱本一样给“哈特曼·维勒科普夫号”吸引住了。她无声地仰慕地看着那个指挥坦克的高大、黧黑、肮脏的年轻军官。耐莉无法挤过拥在她周围的街坊人群，就写了一张条子给那年轻军官。
“您是，”她写道，“我们需要认识和见到的那种法国人。如果有朝一日您再经过巴黎，欢迎您到让·梅尔莫兹街二十号来，电话爱丽舍〇九-八二。”她拼命地把纸条从人群头上递过去给那年轻的中尉。让-缪勒神父现在看到她的这一举动，十五个月后会在圣菲利普·杜·卢尔教堂为耐莉·夏布里埃和马塞尔·克里斯坦主持婚礼。那教堂离这个解放日一辆名叫“哈特曼·维勒科普夫号”的坦克开往莱茵河途中在这里暂停一会儿的地方只有几码远。
九
在其他地方，战斗继续在进行。德国人不知道肖尔铁茨的投降，仍从各自的据点对第二装甲师进行激烈抵抗。随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他们给几个小时以前胜利开进巴黎的年轻军人以及和他们并肩作战的国内部队人员造成了不断增加的伤亡。
从卫生部的一个阁楼窗户，有个旁观者在观看星形广场和帝王饭店周围的战斗。诺曼·刘易斯，那个拄着拐杖到这所建筑物送来星条旗的美国平民，到顶楼来更清楚地观看战斗。他刚到这里，广场里到处都爆发了战斗。就在第一轮交火中，这个一九一七年的老兵为他要想观战的愿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五六颗子弹打穿他面前的薄墙，马上把他打死了。
那个觉得巴黎很大的科西嘉农民莱恩德尔·梅多里二等兵，如今却又觉得他藏身所在的外交部前面的那棵枫树是他见到过的最小的树了。外交部里的德国兵以极其准确的枪法把梅多里和他同连的士兵死死钉在他们所能找到的掩护物后面不敢动弹。在梅多里旁边，与他背对背靠着的是二等兵让·菲拉契，就是那个在开进市区的路上向人们散发纸条寻找他的姊姊的那个孩子。他们两人只要稍微动一下，就可以听到德军步枪子弹打掉掩护他们的枫树树皮的声音。
在外交部里，威利·维尔纳听到德国空军的一名少校军官宣布他拒绝投降。他说，他相信他是“代表他们全体说话的”。他这话可没有代表威利。威利·维尔纳对这个少校的“愚蠢”感到痛心，偷偷溜到地窖里一醉，“在和平中等待战争的结束”。
在大楼前面，另一个第二装甲师的士兵开始打一场他自己的小战争。塞尔吉·杰弗里下士手持科尔特手枪，阿尔及利亚骑兵团红军帽潇洒地斜戴在头上，自作主张出发去找几个德国兵。
他在协和桥上找到了胆怯地挥着白手绢的第一个德国兵。杰弗里同意跟着他到布尔戈涅路去接受他的三十个躲在一道花园墙后的同伴的投降。在附近一个门口后面躲着的看门人吃惊的目光注视下，这个法国人和这个德国人在花园墙一半的地方停了下来。法国人弯下身来，双手扣在一起，把德国人送上了墙顶。然后德国人伸下手来把法国人拉上去。跳下了墙到小花园里以后，德国人领着杰弗里到几扇玻璃门前，里面是间客厅，有一个酒吧和三十名德国兵。其中二十九个举起了双手。第三十个向杰弗里走了过来，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拿着一瓶苦艾酒，给他倒了一杯。
在军事学校的二层楼上，伯恩纳德·布拉契中士观看着对他的据点的进攻。他趴在窗前一条床垫上。在旁边轻声呻吟的是他战争中这最后一天的战友，从慕尼黑来的一个面包师，他的胳膊已被一颗炮弹炸掉了。在他前面马尔斯田园大道的绿茵上，他看到了一连串的薛尔曼型坦克接连不断而来。布拉契开始数一共有多少辆。他数到十七辆就放弃了。它们的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使他的钢盔震掉了下来。突然，这个在一九四〇年六月随第一批德军进巴黎的二十四岁柏林人觉得“这场战争变成了地狱”。
在军事学校后面的邮电部里，阿尔弗雷德·霍尔希下士头天晚上曾经在这里听到巴黎的钟声，如今他与周围的人决定，现在是放弃战斗的时候了。霍尔希发现了一个独创的办法这么做。他在这座建筑物的地窖里打破了一个火灾报警箱，当箱中传声器传来消防员的询问时，他用权威的口气宣布邮电部准备投降。
在大楼前面，外号叫“白象”的第十二库拉两埃团第四连连长乔治·高戴上尉决定结束战斗的时候到了。他把“凡尔登号”坦克倒退几步，然后把它对准大门，开足马力，向沉默的八八口径大炮炮口直撞过去。伯恩纳德·布拉契在窗口看到高戴的冲锋以及“凡尔登号”压过街垒时溅飞的碎片如阵雨一般落了下来。布拉契再也看不下去了，把毛瑟枪折成两段，飞奔到地下室去。
几分钟后，布拉契和十几个德国兵双手高举被赶到一间小屋子中。那里有个魁梧高大的士兵手提轻机枪，口里叫着“希特勒完了”，把他们一个个地赶到窗口往下面的人行道上跳。布拉契听到外面的枪声。他等着轮到他，脸吓得发白。
布拉契给推到窗口，看到下面有他战友的六七具尸体，瘫在人行道上。法国国内部队把俘虏一个个地用枪打死。布拉契趁着管他的那个士兵不备，向左一转身，跑出了屋子。在外面的过道里，他高兴地落入了一批第二装甲师人员之手。
十
当这些洋溢在阳光和欢乐中的街道上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时，巴黎的占领者在他们统治了四年以后的城市里开始丢人现眼的最后一次游行。巴黎人民一看到头一批汗流浃背、面容憔悴的行列，不禁把他们在长期艰难的占领岁月中积压起来的全部仇恨爆发出来。他们对他们拳打脚踢，咒骂，吐唾沫，有时还把他们杀了。
有的宁可自杀，也不愿面对复仇心切的群众，共和国广场一名坦克兵中尉就是这样。有的找到了比较容易的逃脱方法。二等兵格奥尔格·基尔伯换上一套便服，混在人群中同巴黎其他的人一起欢迎解放者。冯-齐格萨-贝恩斯上尉在格兰德宫已经度过了两天的俘虏生活，他穿上一套睡衣裤，说服一个朋友把他送到纳伊的美国医院，“太太平平地等待美国军队的到来”。
但是对大多数人说来，没有办法逃避他们的司令早先在里伏利街曾经受到的粗暴和屈辱的经历。军事警察中士鲁道夫·莱斯在五天以前还到全市各处宣布停火，当第二装甲师的卡车把他拉到警察总署去时，面对一路上向他起哄和威胁的群众，本能地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的囚车。
对肖尔铁茨布置的游行中不情愿的参加者维尔纳·尼克斯中士来说，命运为他保留了特别的讽刺。这一次经过歌剧院广场的游行，可不如上次那么趾高气扬。尼克斯双手高举，从里伏利街走到歌剧院的白色大理石楼梯，一路上都被拳打脚踢。
在夏特莱广场，一等兵保尔·赛德尔觉得他看到的景象似乎比他自己的苦难还要痛苦。他的俘获者叫他停下来，让他不要错过。那是一队二十多岁的姑娘，头发剃光，上身袒露，乳房漆着
字。每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陪鬼子睡过觉”。
甚至受伤的人也不能幸免。“拉法号”炮手雅克·德蒂安在把他送到圣安托万医院去的救护车上醒来时，发现有个受伤的德国兵已失去知觉，躺在他身边。德蒂安伸出他那只还可活动的手把他掐死。然后他扯下德国兵军服上的铁十字奖章，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过了几分钟以后，这件战利品几乎送了他自己的命。在医院的急救室，护士把它放在他的毯子上。一个工作过度的外科医生决定先给自己的同胞动手术，在经过一列担架时，看到每个德军伤员就“鬼子，鬼子，鬼子”的一路斥责。看到德蒂安的铁十字奖章，他也说了一句“鬼子”，就过去了。这个快要昏迷过去的法国人听到他这话，就用一只手肘撑起来叫道：“我——鬼子？你是不是疯子？”
但是在这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成千上万被俘的德国人中，命运最惨的当属大巴黎司令部参谋部军官。他们象征着压迫巴黎人民整整四年的纳粹暴政的核心，巴黎人民对他们特别凶暴。他们在押解的途中，群众都起哄，向他们吐唾沫，要从保护他们的法国国内部队人墙中挤过去撕他们的制服，对他们拳打脚踢。
在这俘虏的长列中，大衣披在肩上的丹克瓦特·冯·阿尼姆伯爵看到两旁的群众不禁打了个寒颤，他想起了头天晚上读到的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的几段话。阿尼姆肯定自己必死无疑。他头脑清楚地对自己说：“我要为我们在这里犯下的一切罪行付出代价了。”这位年轻的贵族为了消除烦恼，尽力想些愉快一些的事情。群情激昂地喊叫的人们刚刚从他手中扯下小提包，阿尼姆走在他们中间，想的是勃兰登堡他家庄园中广阔的田野，他在少年时代曾在那里追猎野猪和鹿。
他的白日梦被一个头戴藏青色贝雷帽的男子喊叫着闯进他们的队伍而给打破了。那个法国人站在他面前，喊叫着，挥舞着手枪，但只有一刹那的工夫。接着他把手枪指向离他最近的那个德国人的脑袋，“砰”的开了枪。那是科隆来的文学教授奥托·凯塞上尉的脑袋，他在头一天还给阿尼姆看了罗尔的“一人消灭一个鬼子”的传单。阿尼姆脸色发白，一阵恶心，他低头看他的垂死朋友的哀求的眼睛。他停了步，法国国内部队的人用步枪推他，叫他继续前进。阿尼姆小心翼翼地跨过凯塞的尸体，心里想：“下一个轮到我了。”
十一
夏尔·戴高乐沉默不语，面无笑容，坐在一辆黑色的霍奇凯斯牌敞篷汽车上向前赶去与历史相会。他同法国首都相隔的最后几个英里在他车旁飞驰而过时，戴高乐觉得自己“心中充满了激情和神圣感”。他回来的道路几乎就是他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在混乱和崩溃中离开巴黎的同一条道路。他是在巴黎市内仍在进行激烈战斗时进入巴黎的，他的盟友事先既不知情，也没有同意。他坐的是一辆法国汽车，开车的是一个法国司机。他来巴黎是为了要协助那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基本上是由法国人来进行的解放取得圆满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