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的三辆汽车组成的小车队由第二装甲师的一辆装甲车开道抵达被兴奋的人潮挤得水泄不通，黑压压一片的奥尔良门时，刚好是四点三十分不到。他的流亡结束了。他离开法国时是败军之中籍籍无名的一名准将,他回来时成了一位英雄。
他进入城市的那个广场有一条辐射出去的街叫奥尔良大街，在大街另一端是市政厅的堂皇建筑，巴黎起义的领袖们等在那里对他的凯旋进入巴黎打上官方的印戳。他们得多等一会儿。戴高乐的车队没有到市政厅就向左一拐朝另一个目的地而去，那是第二装甲师设在蒙帕纳斯车站的师部。
当他在车站外群众的欢呼声中走进车站时，戴高乐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儿子菲利普，正同一名德军少校离开那里去督促国民议会的投降。
勒克莱尔在第二十一号轨道上等候将军。他把肖尔铁茨的投降书呈交给将军。戴高乐读了开头几行就怔了一下，显然感到不同意。他冷冷地向勒克莱尔指出，罗尔的名字没有必要出现在这文件上。罗尔作为他的下属没有资格签名。尤其是，戴高乐认为这件事是他的共产党对手要窃取巴黎得救的功劳为己有。这不是他想给他们的荣誉。
［17］
把罗尔的名字包括在投降书上，使戴高乐心中本来已有的怒火又火上添油。这怒火的来由是这天早些时候抵抗全国运动委员会发布的宣布巴黎解放的公告，其中没有一次提到戴高乐或他的政府。此外，在这公告中，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擅自用“法兰西民族的名义”说话。这可不是戴高乐准备给这个委员会的权利，在他的心目中他早已把它置之脑后了。在戴高乐看来，这一公告读起来像是对他的权威的直接露骨挑战。他准备直接露骨地答复它。
在车站外面，他同勒克莱尔的参谋部军官一一握手。当他来到罗尔跟前时，他在这个眼睛通红、神情疲乏、身穿西班牙内战制服的奇怪形象前面停顿了一下，打量这个年轻的布列塔尼人。罗尔觉得，他几乎是事后想起才接过罗尔的手握了一下的。接着，据他的副官后来说，戴高乐从一扇“行李取件处”的门走出车站，回到他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那个混乱的晚上走出去离开巴黎的那座建筑物——国防部去。
他的短短的车队在一辆孤单的装甲车保护下，开过左岸的街道，几乎经过他幼时玩耍过的那所房子。车队在经过荣军院不远的埃布尔街时，受到了枪火的阻击。他的卫士回击时，戴高乐下车观战。他镇静地抽着烟，站在汽车旁边，他的六英尺四英寸高的身躯，对德国军队的枪法是个傲慢的挑战。有两颗子弹射在汽车车尾箱上。他置之不理。他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一九四〇年同他一起开车离开巴黎的杰弗里·德·库塞尔说：“好啊，德·库塞尔，我们回来的情况至少比离开时好多了。”
在国防部，他的先遣人员刚刚把几座令人见了不快的贝当元帅的半身塑像拿开，他的汽车就在大门口停下来了。他以缓慢的、正经的步伐跨上了楼梯，对他四年前占据的办公室投下了怀旧的一瞥。然后他进入了部长办公室。那里连一张桌子，一块地毯，一幅窗帘都没有移动过。在四年前那个六月的傍晚送他离去的同一个司阍如今欢迎他归来。甚至部长的古老电话机按钮上整齐书写的名字也是他在一九四〇年看到的名字。他心里想，从那时以后，“惊天动地的大事震撼了宇宙。我们的军队给消灭了。法国几乎亡国”。但是，正如戴高乐不无讽刺地指出的一样，在这个把一支没有准备和未经训练的军队送去遭到一九四〇年大溃败的国防部里，“什么都没有改变”。
十二
肖尔铁茨参谋部的军官带着他的书面命令到全市仍在进行抵抗的据点执行投降命令。风度翩翩的雅伊上校给分派到巴黎他最不熟悉的那个地区——共和国广场——的一个堡垒。雅伊努力要在不断吐到他吉普车中来的唾沫中保持尊严，在这一磨难中只找到一个安慰。群众的目标不够准确。护卫他的那个巴黎人上尉挨到的唾沫似乎同他一样多。雅伊是在给他领路。那个法国人冷淡地向他解释，他离开巴黎很久了。
在国民议会前面，一个美国摄影记者，从芝加哥来的二等兵菲尔·德莱尔跟着菲利普·戴高乐中尉同该建筑物里五百名守军派出来的使者谈判投降。戴高乐原来的翻译在拥挤的人群中失散了，这个满身汗渍的美国人自告奋勇代替他。德莱尔同那个制服笔挺的德国军官说话时用的是他唯一能说的而那个德国人能够听懂的外语：意第绪语。
一个接一个，据点终告易手，几乎一个星期以来，激烈的枪声在巴黎的街头第一次慢慢消退。在安茹街瑞典总领事馆的空气清凉的黑暗中，有一个精疲力竭的人躺在安乐椅上。慢慢地，“鲍比”·本德站了起来，全身累得酸痛。他走到挂在领事馆衣帽架上的上衣那里，取出他的手枪。在二十四小时内第二次，他向洛林·克鲁斯投降。这次，沙邦的年轻副官接受了。
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据点仍在抵抗，就是最先开火的那个据点，如今已被炮火烧黑、弹痕累累的卢森堡宫。这里的守军在党卫队部队的支援下整天寸土不让。为了迫使守军结束抵抗，肖尔铁茨派了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恩格尔上校到卢森堡宫去。一起去的还有第二装甲师炮兵指挥员让·克莱邦上校。为了要保护恩格尔不受群众骚扰，克莱邦让这位神态威严的上校躺在他的半履带式卡车地板上。
进了卢森堡宫，克莱邦看到玛丽·德·梅迪齐这座宫殿的拼花打蜡地板过道里的乱七八糟情况感到吃惊。地板上到处是钢盔、子弹匣、翻倒的弹药箱，窗帘和壁挂都已撕破，已经打死的和快要死的人都一起横在波斯地毯上。宫里的党卫军上校指挥员眼眶里夹着独目镜片，铁十字奖章骄傲地挂在胸前，听着恩格尔和克莱邦的简短命令。在他身旁站着一帮年轻的党卫队军官，态度气愤而且坚决，扬言他如果下令投降，就要把他，恩格尔和克莱邦三人一起干掉。
克莱邦看到他们的努力就要失败，感到生气和不耐烦。他告诉那个指挥员和他身后的党卫队军官，他们必须在一小时内投降。他说，如果他们拒绝投降，他们就“不会当作战俘对待”。那些德国人互相辩论了一会。然后那位上校“脸红得像棵甜菜”向党卫队军官们吼道，“以元首的名义”，他下令投降。他们脸色刷的发白，扯下勋章，高呼“希特勒万岁”，大踏步走了出去。
在留给他们的一小时内，他们发射完了自己的弹药。与此同时，其余守军在碎片满地的院子里集合。他们的俘虏也同他们一起过来。那个偷运物资的保尔·巴尔杜高兴地看着前面的这么许多人，他看到看管他的事务长弗朗兹的红脖子身躯。弗朗兹也看到了他，一边招手叫他过去，一边伸手到口袋里。这个曾经不断地向巴尔杜恐吓“今天你把厨房打扫干净，明天你枪毙”的德国人把一只信封交给巴尔杜，然后结结巴巴用他知道的几句法语轻声对他说：“这是写给我妻子的。”
电工法朗索瓦·达尔贝像在地下呆了多天的矿工从地洞里出来一样，从他的控制室出来观看这一景象。达尔贝要留下来。在今后的四十八小时之内，他要留在参议院，监督这一建筑物的除雷工作，主要是由于他的巧妙破坏，这一建筑物才得以保全。
七点三十五分，克莱邦的最后通牒发出后正好一个小时，这所巍峨宫殿的大门打开了。卢森堡宫的党卫队指挥官眼眶里仍昂然地夹着单片眼镜，胸上佩着铁十字奖章，手中拿着一面大白旗，走了出来代表德军的这个最后据点投降。巴黎终于正式地、肯定地得到了自由。
现在最后一批德军俘虏开始列队走过兴高采烈的人群。在卢森堡宫俘获的七百名官兵和十辆坦克中间，两个星期以前在马恩河畔游泳池处手枪被偷走的欧根·荷门斯一脸不高兴地冷然看着胜利者。但是这时他不禁吃了一惊。在第二装甲师的一辆坦克上，双手围着一个法国兵的，竟是安尼克，他不愿丢下不顾的情妇。
对于女人的反复无常，水性杨花，没有德国人比在约翰内斯·希米格尔中尉身旁走过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那个德国厨师受到伤害更深的了。那个厨师一遍又一遍地以一种盲目自信，向希米格尔保证，如果他的女友让妮特能够看到他，“她一定会想法把我救出去。”在雷蒙-朴恩克莱大街的圣昂诺莱德劳教堂前面，她真的看到了他。她向这个吓坏了的厨师奔来，狠狠地向他啐了一口唾沫。
现在，在薄暮开始降临的时候，剩下来的愤怒之声只有偶尔响起的狙击手的枪声了。占领军的枪炮已经沉默，但不是没有代价的。在过去四十八小时之内，几乎有两万德军被俘，伤亡的则有三千二百人。仅仅在这一天里，第二装甲师死四十二人，伤七十七人。平民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七百一十四人。这些数字中的每一个数字都在席卷全市的欢欣浪潮中产生了悲伤的孤岛。
在外交部后面，一个兴奋的姑娘向夏尔·道盖上尉的连跑来。她是二等兵让·菲拉契的小妹妹。他在市里胜利进军路上散发的纸条终于有一张传到了她在美尼蒙当郊区工作的肉铺里。但是她来得太晚了。她的哥哥已在荣军院旁边一棵梧桐树后被打死。这棵树的树干给机枪子弹打得遍体鳞伤。在夏特莱广场，一个焦急的姑娘在一列烧黑打坏的坦克那里前前后后寻找，她是几小时以前高兴地接到的一个电话叫来的。在这些攻打莫里斯饭店的残存坦克那里，她见一个人就问同样的问题：“你认识我的未婚夫皮埃尔·雷格尔吗？”这些戴黑色贝雷帽的精疲力竭的战士没有一个有勇气告诉她皮埃尔刚在两小时之前被打死了。
在舒瓦齐郊区，露易斯·贝尔特在她公寓的门口有些害怕地看着那个身穿制服的男人走近她的门前。那是她的丈夫。他投进了她的怀抱，伤心得全身发抖。原来感到很自豪的雷纳·贝尔特盼望已久的全家团圆不会实现了。他的儿子雷蒙在埃菲尔塔下面杜普莱地铁车站被狙击手的一颗子弹打死了，本来就是在这一天，他们爷儿俩要一起回家，让露易斯在她的命名日感到意外的惊喜。
十三
从达科尔桥堍，沿着塞纳河河滨道，经过里伏利街，一直到全市最著名的百货商店的台阶，一大群黑魆魆的人头济济的巴黎人塞满了市政厅广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广场是第三共和国在一八七〇年宣布成立和一年后“公社”宣布成立的地方。在这里，成千上万的人等待了好几个小时，为的是一桩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全市人民第一次正式一睹夏尔·戴高乐的风采，第一次直接聆听这位四年来代表被窒息的法兰西灵魂说话的人说话。
戴高乐几乎没有来。
戴高乐在国防部他的办公室里刚刚第一次会见了他在巴黎的政治代表亚历山大·巴罗迪。对这个身材瘦小、说话细声细气的巴罗迪来说，这次会见是一件令他不快的经历。戴高乐直率地表示了他对头天晚上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发表的公告的不满，巴罗迪不幸犯了在这公告上签名的错误。
但尤其是，巴罗迪听到戴高乐对巴黎情况的看法感到震惊。巴罗迪似乎觉得，戴高乐以为这种情况简直就是“共产党对他的权威的直接挑战”。在戴高乐眼中，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和类似的组织不过是共产党的不自觉的工具。
戴高乐冷然告诉巴罗迪，他无意由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或巴黎解放委员会来“接待”。在他看来，他没有理由去拜访那个作为市政权力象征的建筑物。他提醒巴罗迪，他是法国政府的首脑。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会接见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的。而且他会在政府大楼里接见他们。
巴罗迪担心戴高乐没有出现会引起不满和震惊，他要求戴高乐重新考虑。戴高乐坚决不让。他不去。最后，巴罗迪觉得也许有人同戴高乐相交较深可以做到他所做不到的事，他就寻找增援。他打电话给警察总署署长夏尔·路泽。
在与戴高乐做了长时间谈话以后，路泽终于说服戴高乐改变主意，他强调指出戴高乐拒绝前往会对等在那里见他的群众造成不好印象。不过，首先戴高乐宣布两件事。他将先去警察总署，那是戴高乐派抵抗运动和国家权力的象征，然后再去市政厅。而且在他动身之前，他发出了有关他自己的欢迎方式的命令，他认为这是唯一有效的方式，一种他与群众交融的象征。他宣布他将在第二天“正式进城”。他将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从无名战士墓到圣母院大教堂，这两个地方是他要代表的法国传统和延续性的象征。这将是他对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妄自尊大的答复，他希望这样向他对手直率地表示群众支持谁。而且这个活动不会邀请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参加。然后，他不快地向周围的人宣布：“好吧，如果一定要去，就去吧！”
在市政厅，一种越来越失望和恼怒的感觉开始在起义的领袖们中间弥漫开来。戴高乐的缺席，开始使他们感到意想不到，后来使他们不快。如今他们已经生气。乔治·皮杜尔在市议会议长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的脸色苍白不快，嘴里喃喃自语：“以前从来没有人让我等得这么久。”戴高乐决定先去“警察之家”警察总署而后再去“人民之家”市政厅在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拥护者中间引起了高度的愤慨，也许这是戴高乐意料之中的。比盟军早一个星期溜进巴黎的新闻记者菲尔南德·毛利埃听见其中一个成员在叽咕：“这些狗娘养的四年来一直在抓我们，而戴高乐如今却去向他们致敬。”
皮杜尔告诉在场的人，如果戴高乐不到市政厅来，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就“举行没有他参加的庆祝解放的仪式”。皮杜尔指着外面的群众吹嘘说：“巴黎人民是在那里，不是在‘警察之家’。”
事实上，戴高乐对大多数在市政厅转悠的政治性抵抗运动成员的野心所作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起义是政治性质的。他们的打算的确是要把戴高乐向巴黎人民正式推出，这样就巧妙地使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成了他的赞助人。他们准备请他来“协助”他们的会议。他们希望有个重要的“全国性宫殿建筑”交给他们使用。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起草了一份庄严的“共和国宣言”，要戴高乐向群众宣读，这个行动是符合这个广场的神圣传统的。皮杜尔的口袋里已装着这个宣言。这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姿态，可以正式宣告维希政权的结束，也可以更加巧妙地同时标志着戴高乐自己的政府的结束和新的开始。这可以让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以新共和国发起者这个角色出现，以戴高乐为他们的执行长官。这是一种野心勃勃但又天真的梦想，它第一次惊醒不久就会来到。
事实上，这个梦已经来到市政厅白色大理石楼梯脚下了。体格高大、气度威严的夏尔·戴高乐现在通过欢呼的人群向等在那里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成员走来。
戴高乐身穿简朴的卡其制服，只佩戴了洛林十字勋章和战斗的法兰西的红蓝两色肩章，大步走过排在一旁的只穿衬衫的仪仗队，来到等在那里的乔治·皮杜尔前面。他不客气地草草听完皮杜尔的介绍。
在市议会议长的办公室里，两人互相简短致词。皮杜尔言词动人，感情激动。戴高乐同样言词动人，但立即开始他自己特有的庄严的雄辩。
“我们为什么要掩藏我们的感情？”他问，“我们目前经历的分分秒秒远远超越了我们各人的生命，我们可怜的生命。”
然后，他告诉周围的人：“敌人已经动摇，但没有击败……我们的民族团结比以前更加必要……战争，团结，伟大——这就是我的纲领。”
他说完后，皮杜尔从口袋中取出文告。“将军，”他说，“能不能请您走到阳台上去向在这里集合的人民庄严地宣告共和国的成立？”
戴高乐低头俯视这个站在他面前的矮小的人。“不，”他说，“共和国从来没有停止存在过。”
然后，他走向窗前。在他的下面，从塞纳河到里伏利街，以及所有通到市政厅广场的街道上，都是黑魆魆的人头济济的人群。当他出现时，群众顿时活跃起来。一阵阵欢呼的波浪向他涌来。接着群众开始有节奏地齐声呼喊：“戴高乐，戴高乐，戴高乐！”在他的身后，他的副官克劳德·居伊上尉注意到阳台栏杆不比戴高乐的屁股高，就用手勾住了将军的三角皮带。居伊心里想，如果有个狙击手开枪打戴高乐，他很可能掉到下面人行道上去。戴高乐回过头来说，声音可以让屋子里的人都听到：“你们是不是可以别来管我？”居伊放松了勾住戴高乐皮带的手，但仍勾住不放。将军掉过头去，开始向群众讲话。
最后，向群众讲话完了以后，戴高乐回过身来要走了。他看了一眼居伊，向他眨了一眨眼睛说：“谢谢。”
戴高乐匆匆握了几下手就走了。他一次也没有提到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或者抵抗运动。没有胜利的祝酒。等他喝的香槟酒仍在隔壁屋子里冰镇着。他避免了与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会见。皮杜尔的文告没有宣读，仍放在这个矮小的抵抗运动者的口袋里。
戴高乐走了以后，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惊得目瞪口呆，心中悻悻不快，他们听到外面群众的欢叫声震得市政厅剩下的几扇仍旧完整的窗户咯咯作响。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两个共产党书记之一皮埃尔·莫尼埃听见身边一个朋友愤然自言自语：“很简单。咱们给耍了。”
戴高乐在市政厅的小小胜利并不是他在这一天将要得到的唯一胜利。在荣军院的一间还没有装饰好的办公室里，外面的枪炮声仍在回响，有两个人草签了一份三十七页的长篇文件。在庆祝解放的声浪中，他们此举几乎没有受到世人的注意。巴黎的解放正巧发生在圣路易节，同样的巧合又选了这一天作为另一件大事的日子，那就是签订《法美民政协定》。罗斯福在登陆日前就敦促签订这一协定，后来由戴高乐和罗斯福七月间在原则上同意，又经过后来几个星期的谈判，它的最后签字推迟了六七次。
最后，在这解放日，朱利乌斯·霍尔姆斯准将乘艾森豪威尔的L-5型飞机从盟军总部飞到巴黎附近一片麦田降落，把文件带来给皮埃尔·柯尼希将军签字。甚至到这最后一分钟，这一耽误已久的美国第一次正式承认戴高乐在法国的权威的文件仍有它的不足之处。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指示下宣布他“受权签订这协定是根据这样的谅解：法国当局有意为法国人民提供一个机会，可以选择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这样的话可不是要改善同戴高乐关系的话。而且不像英国人在外交部长一级签订这协定，美国坚持由军人签订。罗斯福希望能做到，这个文件不会被混同正式承认法国政府。
职业外交官出身的霍尔姆斯看一看他签字时巴黎的情况，感到了这个文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他知道，华盛顿没有人打算看到戴高乐政府近期内在巴黎建立和运作。但是他明白，在这里，戴高乐已经站稳脚跟，“除了武力以外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挤走”。他心里想，国务院已经要不得不开始痛苦地考虑这一墨水还没有干的文件的修改了。
霍尔姆斯想，戴高乐“从来没有打算到任何别的地方去，除了今晚他所在的地方——巴黎”。这位美国外交官对自己讽刺地微笑着想：“我们又一次给戴高乐客气地耍了。”这个想法同市政厅台阶上的那个抵抗运动者的想法有些不谋而合。
在协和广场海军部里，有一个德国人逃脱了被俘。哈里·莱特霍尔德少校对加布里埃尔建造的这座王宫的过道走廊了如指掌。他在看到了协和广场的战斗情况以后，躲到了三楼角落里这间小屋子等天黑。外面，莱特霍尔德听到广场里群众的雷鸣般的欢呼。他偷偷朝外望去，看见一辆黑色敞篷汽车从里伏利街开进广场。莱特霍尔德伸手提起他当军事警察的轻机枪。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靠在窗台上，从瞄准器往下望去。莱特霍尔德心里想：“这些法国人怎么冒这样愚蠢的险。”在那里，不到二百码远的地方，敞篷汽车后座上，莱特霍尔德看到了一个法国将军的圆顶帽。他把瞄准器对准那人，准备开枪。莱特霍尔德想，开枪打一个法国将军不失为结束他的战争的杰出办法。在他看着、等着的时候，向经过的汽车挥手的群众的队形乱了，他们涌向汽车。这时又有一个念头出现在莱特霍尔德脑袋里。如果他开枪，这些群众就会来搜查他，把他打死。莱特霍尔德停了下来。然后他不情不愿地把轻机枪从窗台上放下来。莱特霍尔德决定，不管那将军是谁，他的命抵不上自己的命。黑色汽车在他的窗台下开过去了，消失在协和广场的对面。
两年后，在一所战俘营里，这个海军军官从报上的一张照片中获悉了在那个八月傍晚他的机枪瞄准器在刹那间对准的将军是谁。那是夏尔·戴高乐。
十四
暮霭轻轻地落在获得了自由的巴黎。这个城市像被情爱耗尽了体力的身躯一样慢慢地沉浸在一种心醉神迷的麻木状态中，这是这一天感情爆发的自然后果。这是欢悦的风暴过后的温存宁静的时刻。
从费城来的中士阿芒·索里埃罗是第二十一团团长的警卫员，他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圣母院，肩上还扛着冲锋枪。在里面，这个费城人跪在半明半暗中祈祷了一会儿，直到他突然想起，他“带着杀人的武器不属于这上帝之家”。当他感到有些羞愧要匆匆离去时，有两位修女向他招手叫他坐在一只三条腿的挤奶用的小凳上。她们像欢快的燕子一般叽叽喳喳，用一瓷壶的温水洗干净他脸上的污秽。索里埃罗感动万分，他想这一定是“上帝用这方式感谢我来教堂”。
在香榭丽舍大道不远，一个神父走到二等兵乔治·麦克英泰尔跟前。他告诉麦克英泰尔，他的一个教民，一个患了癌症即将死去的老妇人要见一个美国兵，证明盟军已经到达，至少她可以死在自由的巴黎。
神父领麦克英泰尔穿过迷宫一般的街道，到了一所普通的公寓楼。那个妇人住在三层一套陈设简单的二居室公寓里。麦克英泰尔后来说，她的屋子“只能放一张双人床、两张高背木椅，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圣安妮的塑像，一瓶枯萎了的花朵和一只烛台”。那个妇女面容枯槁，“身穿白色花边的睡衣，头戴睡帽”。她通过会说英语的神父问麦克英泰尔：“你们多久能到柏林？”
“快了。”麦克英泰尔答。
那个老妇人尽管每说一句话都感到很吃力，还是坚持要说话。她问麦克英泰尔有关登陆、诺曼底的破坏、人们对你们是否热情接待等等情况，最后，以马恩河战役
［18］
的热情问：“你杀了多少鬼子？”
他的身后悄悄地进来了两个邻居，带来一瓶白兰地。他们互相敬了一杯酒，老妇人轻轻说：“美国万岁。”
“法兰西万岁。”麦克英泰尔回敬。然后这个头发开始谢顶的美国兵把口袋里仅有的一些东西留了下来：两块巧克力、一块象牙牌香皂。那个老妇人从床边小几上拿起一个十字架给他：“保护你一直打完战争。”他弯下身去，吻了她瘦削的双颊。他答应第二天再来。他第二天再来时，她就已经去世了。
让·德·伏古埃伯爵这天晚上也有一件心愿要完成。这位出身名门的贵族是抵抗运动的领袖，他在长期潜伏期间留了胡子，如今他把胡子剃去，拿了一束鲜花，走上了多塞河滨道五十四号的巍峨的市内住宅的台阶。
女佣前来开门。她呆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双手拍了自己的脸颊惊呼道：“让先生回家了！”德·伏古埃踏进他母亲的宅邸，到了起居室里，他母亲惊喜交集、半信半疑地从椅子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德·伏古埃彬彬有礼地把那束花献给老太太，他作为抵抗运动者曾在雨中躲在街角不敢相认。
“你什么时候从伦敦回来的？”她问。
“我没有去伦敦，母亲，”德·伏格说，“我是抵抗运动的一名领袖。”
她往后一退，惊得发呆。“让，”她问道，“你怎么可以那样做——同那些流氓和共产党混在一起？”她沮丧地又坐回到安乐椅上去。
从佐治亚州来的二十九岁农家子弟里昂·科尔看着眼前的景观惊叹不已。在蒙马特这所公寓的五层楼阳台上，展现在他脚下的是他以前从书本中读到过的，也是他多年梦中见到过的所有景色，在渐深的暮霭中，它们的轮廓如今仅依稀可认：埃菲尔铁塔，圣母院的双塔，塞纳河懒洋洋的弯曲河道。他的主人给他一杯白兰地，然后那对上了年纪的法国夫妇和他并肩站在那里欣赏巴黎夜色的降临。他是他们邀来一起喝一杯的，这个体格高大的美国兵肩上还扛着冲锋枪。
在他们看着的时候，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壮观景色突然大放光明：自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以来，巴黎第一次无所畏惧地灯火通明起来。为了要表示庆祝，巴黎市的电工向全市输送了电力。
科尔面对这样壮丽的景色不禁目瞪口呆。在他身旁的那位太太也倒吸了一口气，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慢慢地，仿佛是在梦境中一样，她把酒杯举过阳台铁栏杆向下面的城市，轻声说：“光明之城。”
科尔低头看她，在黑暗中，他发现她在哭。这时，这个从佐治亚来的农家子弟发现了另外一件事。他自己也在哭。
十五
罗伯特·丁·莱维少校觉得，他一生所担负过的工作中，目前这工作恐怕是最困难的了。这位纽约股票经纪人刚刚被派到夏尔·戴高乐那里去当美军联络官。他找了三天，终于在解放日这一天在巴黎追上戴高乐。他如今等在戴高乐办公室的外间等待将军的接见。从川流不息地从这位伟人的办公室出来的人们的脸上，莱维可以清楚地看出将军正处在脾气极为不好的状态。他可以理解为什么原因。三小时前刚刚搬进来的国防部总部情况一团糟。电灯不亮。电话时通时断，通的时候也只能打本地电话。似乎没有人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终于，居伊上尉把莱维请进戴高乐的办公室。将军从他那张简单普通空无一物的办公桌后站起来，仔细打量五英尺八英寸高的莱维。
“很好，莱维，”他说，“我希望你能说法语。我能说英语，但我不打算说。”
接着的正式报到手续是简短的。完了以后，戴高乐愤怒地伸手指着周围的喧闹声、忽明忽暗的灯光和混乱，向莱维咆哮说：“在这样的混乱中，我怎么能够治理法国？”
他没有等莱维答复，就给莱维开列了三件东西，他认为那是那天晚上有效地治理法国所必需的：香烟、C军粮和油灯。
莱维敬礼退出。他觉得任务紧急，就开始在巴黎街头到处寻觅这些戴高乐认为为了有条不紊地治理法国在这一晚是必不可少的宝贵东西。
香烟——演员牌——他是从一位英国同事那里弄到的。C军粮是从克里翁饭店附近第四师一辆卡车那里弄到的。油灯则比较困难。他在市外公路旁边停着的后勤车队中发现了它们。值勤警卫的美国兵起初拒绝交出他看管的任何物资。最后莱维说服那个美国兵转过背去，由他对油灯进行一次“不告自取的征用”，为戴高乐在巴黎过第一夜照明。
在莱维匆忙离开国防部时，另一个身影溜下了几个街区外的格仑尼叶街的一所房子的楼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拉里·勒苏尔刚刚完成了他向自己保证要完成的从巴黎发出的第一篇广播。他是利用法国电台的发射机把他的广播从首都发出的。他是全市唯一想到用这个办法的广播记者。
在毕加尔区
［19］
塔巴林舞厅隔壁的一家小酒吧里，勒苏尔的同事查尔斯·科林伍德终于在蒙马特的妓女和小流氓中间找到了避难所。他们似乎是那天晚上巴黎唯一不知道他姓名的人。这一整天，科林伍德自报姓名时都要硬着头皮，因为他过早宣布巴黎的解放会招来一顿唾骂。
在这个欢庆解放的夜里，全巴黎都坐下来吃一顿高兴的，哪怕不一定是丰盛的胜利晚宴。在全城各处，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的官兵们都从他们的背包中取出东西来与他们所能遇到的居民分享。有时这种东西对巴黎来说已成为记忆中的东西。在巴士底广场，一个小女孩向一个美国兵“再要一个小红球”，就像他刚才给过她的那个一样。那是一只甜橙。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而巴黎人则与他们的解放者一起分享他们积攒下来的或者从德军仓库存货中抄来的一点点东西。在有些地方，比如胡歇特街，他们发现了黑市货物大仓库，有黄油、肉罐头和白糖。在另外一些地方，请客的东西只是一盘萝卜和一瓶藏了很久的酒。但不论是什么，都是极其殷勤招待的。许许多多美国兵在这天夜里发现，经过法国人的厨房的调理以后，甚至一罐C军粮也能变得十分吊人胃口。
在国防部里，有个匆忙征来服务的厨师为戴高乐将军准备进城以后的第一餐。这个厨师也刚来首都，他是从维希来的。他原来是贝当元帅的厨师。
在莫里斯饭店，就在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几个小时以前吃了他的最后一餐的地方旁边一英尺远，俘虏他的亨利·卡歇尔中尉也在一顿丰盛的美餐之前不客气地坐了下来。这是饭店经理为了在解放他的饭店时“没有造成太多损坏”而酬谢他的。
在马路转角处的丽兹大饭店里，另外一位吃饭的客人气得大叫起来。侍者刚刚把欧纳斯特·海明威的解放晚餐的账单交给他。
“为保卫法兰西，我可以献出百万千万，”他宣称，“为尊重你们的民族，我可以付成千上万——但是对维希政权，我一个子儿也不进贡。”原来在账单的末尾，侍者机械地在这顿饭钱里添加了维希政权的销售税。
在警察总署，夏尔·路泽彬彬有礼地把他的晚餐客人引到小阳台上。在那里，路泽和朱利乌斯·霍尔姆斯准将一起呷着白兰地。霍尔姆斯就是签订《法美民事协定》的人。
路泽告诉相交已有几个月的霍尔姆斯：“巴黎目前有一种可怕的危险。”他说，这危险不是德国人或者维希分子，“这是共产党人。”他又说：“我可以告诉你一点。目前我们无法控制他们。”他警告说，如果共产党采取大胆步骤，戴高乐政府可能无法制止他们。他要求霍尔姆斯为警察和宪兵弄到武器。四十八小时以后，一支车队悄悄地开到警察总署。车上装有八千支冲锋枪，轻机枪和弹药，另外还有几枚火箭炮。
不论第二装甲师还是第四步兵师都很少有人在这一天晚上心中有这种严重的考虑。大多数人都在忙着享受“世界上历来最伟大的夜晚”，这是从北卡罗来纳州梅斯维尔来的二等兵约翰·霍尔顿后来在回忆时所说的。霍尔顿是在“醇酒、美女、载歌载舞的欢乐世界”中度过这一晚的。第十二反坦克连技术兵大卫·麦克里狄尔“到一家饭馆里去，一切都是免费的，法国人都高兴得发疯，女人在钢琴盖上跳舞，我们都喝醉了酒，不停地唱着马赛曲，尽管我们不懂歌词”。
从这两师的每一辆坦克，装甲车和吉普车中都传出士兵和巴黎女人的欢笑声。在许许多多餐馆里，在不透亮光的门后，他们喝酒，跳舞，唱歌，欢笑，谈情说爱。
记得香榭丽舍大道长度的炮手罗伯·马迪同他的“西蒙号”坦克同伴在这条大道的半路上停下来过夜。他们解放了丽都夜总会。在空荡荡的舞厅里，马迪和他的同伴收到了一件礼物，使他们忘掉发臭的鸭子：世界上最著名夜总会的最好香槟。
在第十二团团部附近的胡歇特街上，一场巴士底节日式的露天舞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由消防员乐队伴奏。一个兴奋的中年妇女给带到警卫中士托马斯·W.朗贝罗那里。她想要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官兵那天晚上都有姑娘陪他们睡觉。朗贝罗叫她放心，情况是在控制之下。
在万桑树林，该团一名步兵营营长担心纪律松弛，命令他部下官兵按班扎营，黎明吹号集合。集合时，他才知道自己失败的程度。几乎每一帐篷都有个睡眼惺忪的女人跟着步履不稳的疲劳未消的兵出来。
在那个欢乐的晚上，语言不成障碍。第四工程团“B”连二等兵查利·哈莱为了要对坐在身旁的漂亮姑娘说些什么，拼命在军队发的对话手册中寻找适当的句子，他心里想，军队真是个愚蠢之极的组织。他对自己说：“你想能够对这个姑娘说‘你有鸡蛋吗’？”
技术兵中士肯·戴维斯是个从宾夕法尼亚州来的粗汉。他学会了一句实用的法语“Vous êtes très jolie”
［20］
。戴维斯正要用时，有几个法国国内部队人员慌慌张张赶到他的卡车边上来要找几个美国兵帮他们把一个狙击手从藏身处赶出来。戴维斯去了。
回来路上，一辆卡车撞上了他坐的车，把他撞到马路边上，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戴维斯看到有许多人脸在他头上时隐时现。其中一个是女人的脸，非常漂亮。使他懊恼的是，他无论如何想不起那句精心操练的话了。结果，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头上的那个漂亮的巴黎姑娘重复说着另外一句话。那是他和他的同伴在诺曼底为偶尔偷只鸡鸭而辩护的话：“为了自由付的这个代价很便宜。”
这天晚上在快乐、欢笑和幸福之中，没有人注意到有辆车篷紧闭的卡车很快地开过意大利大街。车里有个乘客从车篷隙缝里窥看外面的狂欢。他看见一个美国兵弯下身去，把一个姑娘拉到他的坦克的炮塔上来。周围的群众向他们欢呼。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悲哀地拉上了车篷，心里想，“他一生中整整一个时代”结束了。坐在他旁边的汉斯·雅伊上校安慰他说：“战争将在八个星期内结束。”“不会，”冯·肖尔铁茨回答，“在德国，每一棵树的后面都会有个疯子向他们开枪。你看好了。”然后，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吸起他的第一支美国烟，背往后一靠，在一片悲哀的沉默中，驶出了他曾为了使它免遭破坏而出力帮助过的城市，以后要在盟军战俘营中度过两年八个月的时光。
在城外，远离城里庆祝的圈子，一个孤独的美国兵在日记里写了几行字。他是那个在两天以前曾经抱怨过落在他脸上，咖啡里和军便服上的雨水的医助乔伊·加那下士。他写道：“这应该是在巴黎写的。但是他们认为让我们穿过巴黎对我们已经是够好的了。有许多妇女儿童吻我们，男人递给我们西红柿和酒。一直到碰上德国人之前，这一天过得真不错。接着是老一套故事，开枪，更多的人伤亡，掘壕，在单身壕里睡觉。”加那有个同伴给打死了。他是二等兵“戴维”·戴维逊。他是在两座老工厂附近的空旷田野上被枪击中的。加那还来不及领回他的尸体，法国国内部队就把他埋在教会墓地了。那个小个子美国兵将永远长眠在这个他想找个“真正的床睡一夜”的城市的边缘。
就第二装甲师和第四步兵师的大多数官兵来说，这神奇的一天，它的感情、它的柔情、它的美丽的记忆，都是永远地留在一个女人的脸上的。对技术兵中士托姆·康诺莱来说，这是一个身穿白色衣裙的美丽的金发女郎。他最初看到她是在他的营部所在的一所古老别墅的铺鹅卵石的院子里，当时有一批孩子围着他，他看见她羞怯地推着自行车向孩子的圈子挨近过来。她的名字叫西蒙娜·潘顿，二十一岁。她的金色长发披肩，在这个从底特律来的二十七岁兵士来说，她是他离开美国后所看到的最美丽的姑娘。
他也永远忘不了她的头一句话。“我可以把你制服洗干净吗？”她用不太流畅的英语问，“它很脏了。”
听到这话，康诺莱感到“很尴尬，张口结舌，自形污惭，但又十分感激”。天黑不久，西蒙娜就把洗干净的制服送回来了，两人手挽手到附近去溜达。康诺莱觉得他那天晚上好像是“向一百万法国人祝了酒”。他们所到之处都有人跑过来，一边欢笑，一边大叫“爱情万岁”，“美国万岁”，“法国万岁”。他们送他们酒和鲜花，还有眷爱。最后，他们又高兴又疲惫，悄悄地从爱戴他们的群众那里溜走。单独在一起后，从底特律来的高个子中士和穿白色衣裙的法国姑娘跑上了有一片小林的山坡。他们笑着躺倒在山顶的草地上。康纳莱可以看到头顶上的星海，远处，在巴黎的心脏，埃菲尔铁塔的黑色影子映在光亮的夜空上。西蒙娜轻轻地拿起他的手，放在她的怀里。她俯过身去吻他，她的金发撒在他的脸上。然后，她开始轻轻地摸他的头发，这个动作同男人、女人、手臂一样有悠久的历史。
“忘掉战争吧，”她轻声地喃喃说，“为了今天晚上，我的小托姆，忘掉战争吧。”
十六
［八月二十六日］
这是巴黎获得自由后第一个完整的日子，巴黎醒来时仍旧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解放者和被解放者一样，身体僵硬，有时还感到脑袋昏昏沉沉的，头一天的热情还没有消退，在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普泻巴黎的温暖阳光下，睁不开眼睛。
鲍伯·伍德隆四肢伸开，躺在路易·贝尔蒂的厨房后面的卧室里。这个南泰尔屠夫头一天才被逃跑而去的俘虏者从蒙瓦勒里安山监狱里放了出来。伍德隆感到肩上有人给猛地摇了一下。他酒后沉睡还没有完全醒来，慌乱之中只有一个本能的想法：德国人。他跳了起来。前面站着的是个脸上刮得干干净净的年轻美军中尉。
“OK，伙计，”他说，“你如今又回到军队中来了。”头天伍德隆在去巴黎短短地逛一次时，犯了个错误，到温莎雷诺兹饭店陆军航空队临时总部去登了记。
对许多美国兵来说，这解放后第一天最难忘的时刻是一早在圣母院大教堂里。在那里，在圣约瑟夫的侧祭坛上，里昂纳德·弗赖斯神父穿着借来的法国法衣“为我们留在来巴黎路上的第十二团官兵”望弥撒。三百多名美国兵，一手持枪，一手捧着钢盔，跪在从窗户中渗透进大教堂里来的昏暗的阳光中，参加了弥撒。
更加动人的也许是在这同一个阳光普照的星期六，在巴黎主要的犹太会堂里举行的另一个宗教礼拜。在那里，第十二团的犹太教随军教士莫里斯·弗兰克上尉同一群犹太裔美国兵和四年来被压迫和押解的悲惨幸存者，聚在一起做安息日纪念礼拜。对弗兰克教士来说，“我们被斩尽杀绝的民族的这些面容苍白枯槁的幸存者”是他会永远留在记忆中的形象。礼拜以后，弗兰克和美国兵受到“哭泣的妇女的拥抱，抬起身来，甚至乱扯乱拉……她们倾诉了她们的孩子们在自己的眼前被杀死，丈夫和女儿从她们怀中被拉走的经历”。
他们离开时，满怀感激之情的巴黎犹太人向这些犹太裔美国兵每人送了一件纪念品，感谢他们不仅把他们解放出来而且是从死刑那里拯救出来的礼物。这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同样的东西：黄布做的大卫星，象征着他们刚刚被拯救出来的四年恐怖时光。
在希伊马扎林郊区第五兵团总部，一名德军上校把一只信封交给亚瑟·坎贝尔上校。汉斯·雅伊解释道：“这是莫里斯饭店冯·肖尔铁茨将军房间的钥匙。他不再需要它了。”
在巴登-巴登，乌蓓塔·冯·肖尔铁茨肩上披着一块披巾匆匆赶到一位亲近的朋友的公寓里，他是个退休军官，几分钟之前打电话叫她“马上”赶来。她走进公寓，他就上前拥抱她。然后他告诉她头天夜里从禁止收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巴黎已经陷落，它的司令已经被俘。
托马斯·康诺莱中士在他的营部暂驻一夜的别墅外面，把他的最后一些物品捆在吉普车上。在他身旁，西蒙娜·潘顿默默地看着。他准备走时，她把一只挂在项链上的小金盒塞在他手里。“我也许永远不能再见到你了，”她简单地说，“我希望你会记住昨天晚上。”
她要他有机会来巴黎就来看她。他答应他会来看她的。他们接了吻，康诺莱就开车走了。他从后镜中看到她穿着白色衣裙站在自行车旁，就在别墅的门前，后来，她成了远处白色的一点，从镜中消失。开了好几英里的车，他仍能闻到她的香水。接着，在他的前面，他又听到了她曾经帮他忘了一个晚上的战争的声音。他从此没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