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个八月二十六日是属于夏尔·戴高乐的。整个晚上无线电都广播了他将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的消息。印刷厂通宵开工，印刷“戴高乐万岁”的标语。这将是戴高乐与历史的相会，他的四年奋斗的结果，他可以引为权威来缄默政治对手的非正式公民投票。
戴高乐认为必须有第二装甲师在他向圣母院行进的路上。他列队检阅需要他们维护安全。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要他们集合在那里，摆出阵势，给居民看到支持他的政府的力量，使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戴高乐绕过盟军指挥系统，亲自下令给勒克莱尔，集合军队准备检阅。他的唯一让步是同意抽出一支作战分队向东北方向的布尔热机场调动，因为那里有一支德军有可能反攻。
整个计划充满危险，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一个还没有肃清德军狙击手的城市里，只有一团美军和第二装甲师的一支作战分队隔在首都和德军后卫之间，戴高乐竟然打算把一百万以上的人民和他的国家的领导精英集合在一起。自从登陆舰队集中在诺曼底海岸以来，德国空军还没有遇到过这样诱人的目标，也没有遇到过事先就这么明白宣布过的目标。
但是，尽管有这些风险，戴高乐还是决心要进行。他的政治前途，而且他认为，也是法国的前途，完全取决于他是否敢冒这样的风险。他必须在首都正处于解放所激起的感情高峰的时候建立他的权威，他的领袖地位。
他的决定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同美国盟友发生冲突。上午十点钟，第五兵团一个军官不知戴高乐给第二装甲师的命令，出现在第二装甲师师部，给该师送来了当天的命令。第五兵团司令里昂纳德·T.格罗将军担心巴黎的入口通道处于暴露状态，要该师在首都东北侧翼布置防御阵地作为屏障。结果第五兵团被告知，第二装甲师这一天另有任务，腾不出身。
第五兵团愤怒地用无线电报告第一军团：“戴高乐将军正命令勒克莱尔今天从凯旋门到圣母院举行盛大阅兵游行。法军师部对调离作战行动甚为恼火。他们说勒克莱尔已获命令，对此毫无办法。这将使第二装甲师无法脱身，至少在十二小时或以上时间里，无法参与紧急作战行动。”
格罗视察部队回来后大光其火。他向勒克莱尔发出强硬的手谕：“你是在我指挥下执行任务的，不得接受任何其他方面的命令。据我所知你已得到戴高乐将军指示于今天下午十四时参加军队检阅。你必须不顾这一命令，继续执行目前派给你的肃清巴黎及附近地区抵抗的任务。你部今天下午或任何时间都不得参加任何游行，除非由我亲自下令。”
两面为难的勒克莱尔觉得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服从戴高乐。为了尽量缩小他与第五兵团的分裂的程度，他设法躲了起来，这样格罗的命令就送不到他手里。最后，格罗司令部里的一个中校在荣军院附近的一家饭馆里找到了他。中校把格罗的命令交给他，并说，如果该师参加阅兵，格罗会认为这是“正式违反军纪”。勒克莱尔没有办法，只好把那军官带去见戴高乐。
“我把勒克莱尔借给了你们，”戴高乐昂然宣称，“我完全可以从你们那里把他借回来几分钟。”
在阅兵的最后准备工作快要完成时，马吉瓦尔B集团军地下指挥部的电话铃响了。这是莫德尔陆军元帅的“紧急”电话线。没有人接电话。自从这位矮个子的元帅首次视察前线以来，这是第一次他不在司令部。那天上午他出去视察贡比涅附近的部队去了。
打电话来的人非常不安。他是奉元首之命转达一个命令给这位希特勒认为是他最忠实的门生之一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勉强要莫德尔的副手、B集团军参谋长汉斯·斯派德尔中将听电话。他对斯派德尔传达了希特勒头一天下的准备对巴黎进行V型火箭袭击的命令。约德尔告诉斯派德尔，元首要求从加末海峡和法国北部的一百多个V形火箭基地向巴黎进行火箭“下雨”。他告诉斯派德尔，在兰姆斯的德国空军已奉令在那天晚上“用它全部力量”袭击巴黎。
斯派德尔挂上了电话。巴黎市中心不久将有两百万人涌了进来，其中第一批人已开始集合。正当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原来是发给希特勒最忠实的元帅的命令，这使他不知如何是好。斯派德尔决定不去理它。不到一个星期以后，斯派德尔被秘密警察逮捕。
［21］
在巴黎，戴高乐本人为他要在市内举行的阅兵游行做出了最后决断。他把它告诉了新任美军联络官罗伯特·J.莱维，后者当时承担了把格罗将军的反对意见转达给戴高乐这个困难的任务。
戴高乐告诉莱维，从军事上来说，格罗是对的。他承认，风险“很大”。但是他告诉少校：“我们必须举行这次阅兵游行。”目标是值得的。
“这次游行，”戴高乐说，“将给法国带来政治团结。”
十七
戴高乐身材高大，态度从容，傲然耸立在他周围的人群之间，站在凯旋门那里，面对法国无名战士墓。他放了一只红色唐菖蒲花圈在墓上简单的石碑前。然后，戴高乐重新点燃了墓上的不灭火焰，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他是一九四〇年六月以来第一个在自由中完成这个神圣举动的法国人。
静默一分钟后，戴高乐转身检阅围着星形广场排列的第二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成千上万的人从阳台上、屋顶上、窗户里、马路边向他欢呼。然后他回到凯旋门下。在他前面伸展的是香榭丽舍大道。一直到纪念碑，两边都是黑魆魆的欢呼的人群。头上又是温暖的阳光普照，晴空无云，使得五彩缤纷的夏季衣裙和大小旗帜更加鲜艳夺目。
历史很少有一个人像现在戴高乐那样有这么一个令人目眩和兴奋的胜利时刻。
他知道，如果敌人发动突然空袭，这一光荣时刻就要在流血和悲剧中结束，他的政敌就会马上把这悲剧诿罪于他。但是在这时刻，戴高乐看着面前的群众，“相信法国的命运”——和相信夏尔·戴高乐自己。
一辆警车向群众宣布，戴高乐把“他的命运托付给巴黎人民”。第二装甲师的四辆坦克开始驶上大道。大道的两旁都有两道法国国内部队、警察、消防员的人墙，他们手联手在路旁拦住群众往前拥。在戴高乐的身后，新法国的领导人不成队形地走在一起：茹恩将军、柯尼希将军、勒克莱尔将军，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巴黎解放委员会、军事行动委员会等组织领袖，巴罗迪、沙邦-戴尔马。
戴高乐回头对他们说：“先生们，在我身后一步。”
然后，夏尔·戴高乐独自一人先走一步，徒步走上了那条庄严宽阔的漂亮大道，头顶上响着全国人民对他的雷鸣般欢呼。
在他的身后，其余的人不成队形，不分次序，川流不息地跟在后面，形成一股参差不齐的人流。戴高乐是有意这么安排的。他不想要军事检阅的形式。他不希望在他与群众之间有人为的界限，结果就没有这种界限。
大道沿途，群众都站在屋顶上、窗户里、阳台上，挤满了人行道在戴高乐经过时高呼支持他的口号。小姑娘钻了出来向他献花，他又把它们传给了后面的人。
戴高乐觉得，这批群众“就代表了一个思想，一个精神，一个口号”。看着这些高兴地哭泣的孩童，高呼“谢谢”的人们，“把他们的热泪献给我的老年人”，戴高乐“比以前更加”觉得他是“实现法国命运的工具”。
但是，戴高乐也知道，没有欢乐是无限的。当戴高乐从香榭丽舍大道折到协和广场时，第一声枪响了起来。一听到枪声，许许多多的人都趴到地上，或者纷纷逃到广场上第二装甲师的车辆后躲避。阿芒·索里埃罗中士，就是那个头一天去过圣母院的美国兵躲在他的吉普车后面。他向前窥看时，这位登陆日老兵“感到羞耻”。在他前面，巍然在枪火中往前走的，是戴高乐，“腰板非常挺直，代表他的国家高高耸立”。
在广场另一面，第二装甲师的伊夫·钱安比中尉也有索里埃罗那样本能的反应。他也跑去找掩护。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觉得背上有手杖在戳他。“军官先生，”一位气度不凡的老先生叫道，“按你的年纪，你应该站起来制止这愚蠢的射击。”
在圣母院北塔塔基，有一个愤怒的青年在猛敲面前的门。伯特·卡立希中尉曾经得到大教堂一位神父的许诺，可以派个摄影师在塔上拍摄“感恩”礼拜。卡立希可以听到门里边有人说话声。他又敲门。突然门开了，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衬衫的中年平民的没有刮过胡须的脸。他生气地向卡立希叫喊了几句法语，然后砰地关上了门。几乎在这同时，卡立希听到了群众的欢呼声，说明戴高乐的到达。接着他听到了枪声。卡立希本能地抬头望去。从他头顶上的塔身隙缝中，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三支枪口向群众直射。他还在看着的时候，三支枪口缩回到塔里。“我的天”，卡立希惊道，“他们要刺杀戴高乐！”
在大教堂前面，戴高乐的敞篷汽车刚刚到达。戴高乐镇静地走过去，从穿着阿尔萨斯服装的两个小姑娘手中接受了三色鲜花。然后，戴高乐气度昂轩，不动声色地走向圣母院大教堂的中央大门“最后审判门”。这时枪声扫过了广场。法国国内部队和第二装甲师的士兵立即向屋顶射击，把大教堂栏杆上的大理石滴水嘴打得碎片飞溅。勒克莱尔的军官们竭力恢复秩序。脾气急躁的将军本人用手杖狠狠地揍了一下一个乱开枪的士兵。
戴高乐不为所动地继续往前。在半明半暗的大教堂里，应邀前来参加感恩礼拜的人们听到了外面群众的欢呼和步枪的急促射击。如今，当戴高乐走进“最后审判门”时，大教堂里面也响起了枪声。在寂静无声、空气清凉的大教堂里面，枪声的回声轰鸣。会众都纷纷趴倒在地，在居伊上尉看来，似乎要“把他们的祷告书当作掩护盖在身上”。戴高乐距离他的座位还有一百九十英尺，他仍不慌不忙地在中间过道中向前走去，步伐不变，那始终不变的一步的距离仍把他同后面的官员隔开，如今他们的人数已经减少了。戴高乐的一位部长安德烈·勒·特罗克尔喃喃道：“我看到的屁股比面孔多。”有个妇女从她的座位后抬起头来叫一声“戴高乐万岁”，就等不及又低下身去躲了起来。在座位的头排，戴高乐一位高级军官的秘书让妮·斯蒂尔心里想“这些叛徒，他们把他杀了”，接着她看到他的脑袋在教堂后排出现，她又想“真是个好目标”，最后，当他继续前进，“腰板挺直，一道光线从墙影之间落下来，照到他的肩上”。这时，这个漂亮的金发女郎虽然从来不是热诚的戴高乐分子，也感到眼睛里满盈“为这个人感到骄傲的泪水”。
在座位的前排，戴高乐镇静地走到中间过道左边的贵宾席的座位。在他的后面，柯尼希观察了会众，这位比尔哈基姆战役的胜利者大声怒斥道：“你们没有自尊心吗？站起来！”枪声仍扫过大教堂，但是戴高乐拿着赞美诗，站在主持礼拜的神父前面，大声诵念了“我心尊主为大”的赞美诗的每一句话。
他知道继续下去是无谓之举，就在念完了赞美诗后结束了礼拜。戴高乐以他刚才进大教堂时同样稳健的步伐离开了大教堂。
他所能采取的任何姿态，他可能说过的任何的话，都不可能为戴高乐赢得他的这种不怕死的勇气刚刚在同胞中赢得的钦佩和敬仰。有一个当时在场观察他的美国记者说，“从此，戴高乐已把法国置于他的股掌之上”。
到底是谁开的枪，仍是个谜，永远得不到完全的答案。
［22］
但是戴高乐分子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是由维希政权的民兵和德军狙击手干的。
在双桥的尽头，两名年轻的校官看到勒克莱尔的部队向大教堂周围的屋顶开枪。共产党“罗尔上校”向第二装甲师的雅克·吉列朋中校说：“我看你们的人不怎么懂得巷战。”
“不错，”吉列朋平静地看一眼巴黎起义的领袖说，“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学会的。”
十八
戴高乐周围的人可能对枪击的来源感到不解，但是他本人对于谁是幕后主使人却毫无疑问。他深信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坐车回国防部时对他的助手们说：“很好，先生们，我国存在着准备把我消灭掉然后为他们自己上台准备道路的势力。”戴高乐认为，从最坏方面设想，这些枪击本意是要打死他；从最好方面设想，也是为了要播下混乱的种子，有利于他的对手的政治目的。
等到戴高乐到达国防部时，他已做出了决定。群众的欢呼证明他所受到的拥戴，而开枪事件则表明他处境的危险。他决定要在声望处于高峰时期马上动手，击败对手。他的第一个决定是解除自由枪手游击队的武装，把他们分成小股编入正规军，受军纪约束。
几小时以后，柯尼希将军告诉盟军总部的理查德·维塞林上校：“巴黎目前最大的危险是法国国内部队。”他说，戴高乐希望“把最不稳定的分子编入军队，穿上军服，受到军纪的约束，以此来缓解局势”。为此，柯尼希要求维塞林“紧急”提供一万五千套军服。在柯尼希汇报以后，维塞林又在柯尼希的要求上添上了自己的分量，他向盟军总部报告：“从公共安全的观点来看，局势危急。各种各样的居民都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这一帮或那一帮团伙逮去。看来，这些团伙大多数是有政治背景的，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共产党。该（巴黎）地区已迅速成为恐怖活动区，各方面普遍认为某种内战状态随时可能出现。”
戴高乐向艾森豪威尔写信，告诉他绝对有必要把第二装甲师留在城里，直到秩序充分恢复。第二天，他要求艾森豪威尔派一师美军在全市游行，向居民显示盟国对他的支持的深度。
［23］
两天以后，戴高乐宣布解散法国国内部队在巴黎的高级指挥部。他宣称，“法国国内部队中可能有用的成分”将编入军队。法国国内部队所有成员都应到柯尼希那里登记。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则在柯尼希司令部监督下集中存储。
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则从它的“民族宫”迁出，另给一所原来属于一个英国勋爵的普通别墅，在那里开了几次会后，该组织也就迅速销声匿迹了。当然，戴高乐从来没有参加它的会议。他接见过它的委员一次，时间很短。他们表示他们打算把他们的组织变成个常设机构，与他的权力并行进行工作，把共产党的民兵的控制权交给军事行动委员会，作为他们的军事机构。戴高乐客气地但直率地告诉他们，他们的任务已经结束。他说，警察将接管治安工作，共产党的“民兵”不再有任何需要。他们像军事行动委员会一样被解散了，后者的委员他从来没有接见过。
戴高乐后来轻描淡写却又极有说服力地说：“我是趁热打铁。”
十九
飞机低低的强烈的轰鸣声充满了夜空。它们是从东北方向来的，令人生畏地一直沿着河边传来，似乎要把沉睡中的梅昂默尔田村的赤陶墙头摇倒。那个上了年纪的德军中士从圣母升天教堂的罗马式钟楼上惊异地望着几十架飞机就在他的头顶上不到一千英尺的高度划破了天空，并翼轰鸣而过。他很久已经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观了。这些飞机是德国的飞机，它们沿着马恩河直奔四十八英里外的巴黎而去。
休伯特斯·冯·奥洛克将军在巴黎正东北的一所旧别墅里设了新总部，提奥·伍尔夫上尉从别墅的花园里也看到了飞机。伍尔夫刚听到飞机发动机声，就赶紧跑去找掩护。这位诺曼底战役的老战士知道，法国的天空是属于盟军的。他听着在头顶上掠过的飞机的轰鸣声。伍尔夫觉得它们的发动机振动似乎与空袭诺曼底的“劫掠者”式或B-24型不同。他想了一下，它们可能是德国空军的亨克尔式。但是伍尔夫知道，德国空军是不会把他头顶上飞过的那么多飞机升上空的。上尉的想法错了。
德国空军第三航空队的确回到了法国上空作短暂的最后告别飞行。在奥托·德斯洛赫大将设在雷姆斯的司令部里没有“健忘”的将领。最后，在希特勒发出第一项保卫巴黎的命令后十三天，也就是巴黎陷落后二十四小时，希特勒就要对巴黎进行当初他立誓要成为巴黎的命运的破坏，只是程度很小。斯派德尔固然按兵不动，没有施放V型炸弹，但是德国空军却是忠于元首的指挥的。
伍尔夫听着飞机平稳地掠过万塞纳树林向巴黎东北角飞去，一共大约有一百五十架。几分钟以后，他听到远处它们投下的第一批炸弹的回声，看见它们的燃烧弹所引起的火光慢慢升空。伍尔夫几乎肃然起敬地想：“我们将再也见不到我们一次有这么多的飞机升空了。”
在巴黎，空袭警报的尖叫声刺过了正在庆祝解放的城市，仿佛它的意思是告诉人们战争已经结束。全市各地，灯火依然通明，人们仍在街上跳舞，舞场和酒吧充满了笑声。警报还没有完，第一批炸弹就已经落地。
第二野战炮团的比尔·马顿下士刚刚开始在万塞纳别墅附近的街坊舞会上同一个可爱的红发女郎跳舞就听到了飞机。他的姑娘和所有别的姑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大约五十个美国兵在镇上的广场中央骂人”。在朗久莫买到一幅巴黎地图的军官比尔·米尔斯上尉是在他设在道米斯尼尔湖附近一家有跳舞场的饭馆的营部里。几个小时以前，米尔斯发现在他的营开到之前，营部所在的地方不仅仅是个供社交性跳舞的场所，还用于更广泛的兴趣，楼上有一家妓院。米尔斯缩在桌子底下，一边听着四周炸弹爆炸声，一边祷告：“亲爱的上帝，如果你把我救出这一劫，我在将来选择营部时会更加小心的。”
德斯洛赫将军的飞机在巴黎上空低飞盘旋，有三十分钟之久，未受任何阻挠。全市没有一门盟军防空高射炮可以对它们开炮。二十分钟之内，五六处大火照亮了夜空。最大的一处还夹着酒瓶爆炸声。这次空袭是巴黎在战争期间受到的最大一次空袭，德国空军在酒市场制造了一场大火。他们也炸死了二百一十三人，伤九百一十四人，炸坏和炸毁五百九十七座建筑物，其中大多数是里昂车站和万塞纳树林之间的居民楼房。
冯·阿尼姆伯爵在王家港林荫大道的消防站暂设的监狱里，听到在远处炸弹爆炸声之上还有另外一种更近，更令这位年轻贵族胆战心惊的声音。那是向消防站汹涌拥来的人群的复仇叫喊。冯·阿尼姆已经可以听到领头的人在三层楼梯下敲门的声音，他们在叫喊：“鬼子，鬼子，把这些鬼子交给我们。”冯·阿尼姆知道，寥寥几个看管他们的态度冷漠的消防队员在暴众一拥而入时是会站在一旁不加干涉的。战地记者克里门斯·波德维尔斯站在阿尼姆的身旁，他们在楼梯栏杆后低头向四层楼梯下消防队水泥地板望去。两个年轻的贵族互相约定，如果暴众上楼来，他们就跳楼而死，也不愿落在暴众之手。
他们默默地向下面看着冰凉的水泥地板，这时外面的尖叫声已升高为不断的仇恨吼叫。接着，在爆炸声和吼叫声之上，阿尼姆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坦克履带擦地的金属声。他跑到窗口，看到五六辆坦克开到消防站前停下，炮塔上有美国军队的白星。对勃兰登堡这位年轻贵族来说，今天这个八月夜晚是不会有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了。
他们两人身上只穿短裤衩，光着脚啪哒啪哒地踩在拼花打蜡地板上，奔下了荣军院里黑暗的尘封的过道，到一扇打开的窗户前。在那里，皮埃尔·柯尼希和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并肩地看着德国空军的炸弹在远处地平线落下的爆炸声，心中一腔怒火。然后，这位曾经派他的坦克兼程奔向巴黎，把首都从毁灭中救出的将军开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一句怒斥的话：“这些无赖，这些无赖，这些无赖。”
克劳德·居伊上尉在国防部熄了灯的外间的窗口前也在观看。他可以看到巴黎屋顶上炸弹爆炸的闪光，五六处起火场所照亮夜空的红色烈焰。在他的左方，在一排关紧窗户的公寓楼后，穿过空袭的闹声，传来了自由幸福的欢笑声。这是一群巴黎人不管空袭，在喧哗地庆祝他们的解放。
在黑暗中，居伊感到有个人悄悄地来到他身旁。那是戴高乐。他情绪阴郁，一言不发，望着窗外的景观。他转过头去，听到了黑夜里的欢笑声。
“啊，居伊，”他叹口气说，“他们以为巴黎解放了，战争就结束了。很好，你瞧——战争还在继续。最艰难的日子还在前面。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
然后戴高乐经过黑暗的房间回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在油灯下继续刚刚开始的工作。
巴黎自由了——比他的盟友所计划的早十五天。夏尔·戴高乐走在他们的时间表之前，走在他的朋友所希望和敌人所担心的日期之前，回到这里来与历史相会。如今，巴黎在睡觉，他却准备在法国的首都确立他的权威。这时已经过了午夜。另外一天已经开始。
注释
［1］
原文为法文，这是《马赛曲》中的一句歌词。—译注
［2］
后来他成为美国著名小说家，著有《富人穷人》等。—译注
［3］
即凯旋门所在的广场，解放后改名为戴高乐广场。—译注
［4］
美军给诺曼底登陆处的临时称呼。—译注
［5］
美国飞行家林白曾于一九二七年单独驾机飞越大西洋到巴黎，回纽约后在百老汇大街上游行，受群众夹道欢迎。—译注
［6］
霍布根是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座小城。—译注
［7］
埃斯帕齐托在军装的衬衫口袋中带着这只小白象好几个星期，相信它会在战争期间保他平安。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左右，他在赫特根森林中坦克履带所压出的一条道上爬行时，受到了猛烈的炮轰。他摸一摸口袋里的小白象，好感到放心一些。谁知小白象已不在那里了。他到处找都找不到。“我一定得找到它，”他这么对自己说。一个小时后，他躲在一棵树下，终于找到了它。但是一颗德军炮弹炸掉了他的两条腿。
［8］
这最后五十码，凯里再也没有机会跨过。他被送到玛塞尔·托马斯的药房，她对他进行了急救。凯里的行为感动了托马斯小姐。凯里尽管十分痛楚，仍告诉周围的人“不要责怪”大卫，甚至把制服口袋里的那包香烟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凯里被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三天以后，充满悔恨和悲伤之情的大卫来探视他，作为礼物带来一瓶酒。凯里瘫痪后被送回美国，但仍与托马斯小姐保持联系，他写了二十多封信给她。最后一封信中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坐起来，伤口仍发痛，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帮助了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我将永远把你铭记于心。”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拉莱·凯里在宾夕法尼亚一家军事医院里因在巴黎受的伤而去世。
［9］
他曾参加法国志愿队在那里反对德国占领苏台德区。
［10］
此句原文为德语。—译注
［11］
此句原文为德语。—译注
［12］
与我国习惯和美制不同，欧洲各国楼层一层叫“地面层”，二层叫一层，依次类推。—译注
［13］
原文为法语。—译注
［14］
二战时著名美国战地记者，后在太平洋前线牺牲。—译注
［15］
英语随军牧师“Chaplain”与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姓“Chaplin”拼法相似，只多了一个“a”。—译注
［16］
指西班牙内战。
［17］
不过在另一个方面，勒克莱尔忠实地执行了戴高乐的命令。他并不是以他所属的盟军司令部的名义，而是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义接受投降的。
［18］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霞飞将军和福煦将军曾前后两次在马恩河击退德军。—译注
［19］
巴黎著名红灯区。—译注
［20］
法语：“你真漂亮”。—译注
［21］
不论斯派德尔或者最高统帅部都不知道这天下午计划在巴黎举行的检阅。斯派德尔被捕后被诘询他参与七月二十日反希特勒密谋的情况。他在德国狱中度过了战争最后阶段。
［22］
起初大家认为是维希政权的民兵和德军潜伏分子开的枪，目的是在居民中间制造恐慌和不稳定。支持这种看法的事实是，开枪是同一时间在巴黎好几个地方发生的。但是这些狙击手没有一个在开枪时被活捉。有三个在圣母院后面闲荡的人被捕，其中一个被活活打死，但其余两人并没有受到卷入开枪事件的指控。有少数狙击手被发现时就被当场开枪打死，或给揍死，来不及讯问。戴高乐有一次曾对他的保安首脑阿希叶·贝莱蒂说，“这些笨蛋是在向空中开枪。”他和许多别人一样，都注意到没有子弹飞过的呼啸声。但是，巴黎多家医院八月二十六日收容了三百多名受伤的人，大多数是枪伤（其余是人群挤压造成的骨折和瘀肿）。许多声响是法国国内部队和第二装甲师仓皇开枪回击所造成的。许多人后来相信，圣母院里的射击是过分热心的警卫人员的交火。但卡立希的经历证明这点不确实。也有人认为开枪是受共产党教唆，目的是造成不稳定气氛，使得党可以以此为借口，证明有必要让法国国内部队内共产党组成的部分继续担任警察角色。
［23］
戴高乐是在盟军最高统帅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到国防部来拜会他时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他的要求的。头一天，艾森豪威尔总部还不知道戴高乐的计划，在前线遍找戴高乐以便艾森豪威尔能够向他祝贺巴黎的解放。艾森豪威尔更关心他迅速推进的前线的后方秩序的维持，这种关心要超过他对法美关系政治细节的关心。因此他并不像国务院的同僚，在获悉戴高乐已在巴黎确立地位时那样感到惊慌。艾森豪威尔在回忆他拜会这位法国领袖时说：“我要看到的是巴黎局势得到控制，就我来说，戴高乐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最佳人选。我希望我的拜会能向人民表明他得到我的支持，并且表明，就我来说，戴高乐是法国的主人。这是我要的效果，这也是我得到的效果。” 艾森豪威尔派第二十九步兵师完成戴高乐要求美军在首都显示实力的任务。两天以后，在八月二十九日，该师举行了一次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游行。该师穿着全副作战服装，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过去，接着就一直开出了巴黎市的另一头。这一天还没有过完，它就参与了战斗。
附录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冯·肖尔铁茨将军投降后三天，西线军队总司令莫德尔陆军元帅向阿道夫·希特勒的总部发了下列电报：
28.8.44-12.45
P.C.急电
致：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人事局
指挥事务
仅由专派军官转
绝密
致总参谋部：第一局，军法处
第二局（原件）
第一副件发B集团军
我已要求帝国法庭庭长对步兵将军冯·肖尔铁茨及其同谋犯提出违反纪律的刑事诉讼。
冯·肖尔铁茨将军未能尽到派他担任保卫巴黎的将领该尽的责任。
我不能肯定地说他未能尽责是由于炮火致伤还是由于敌人使用特殊武器以致其抵抗意志弱化和行动能力弱化。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莫德尔
西线总司令
第三局第七七／四四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