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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最近，有一帮共产党人还大胆劫持了一架满载法国国内部队伦敦总部运送给沙邦-戴尔马的经费的飞机。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加强自己的地位，把他们的人安插在市内每个地方的关键岗位。甚至抵抗运动的一位老医生也诉怨，共产党派了一个副手监视他。沙邦-戴尔马每天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控制的民兵组织自由枪手游击队势力膨胀。
但是在抵抗运动中没有一个别的派别比共产党人战斗得更艰苦努力，付出的代价更高昂巨大。他们参加抵抗运动虽迟——一直到一九四一年纳粹入侵苏联他们才投入反德国人的战斗——但是他们为抵抗运动带来了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常常是最为勇敢的战斗队伍。在战争期间，党员人数大增。它的威信从来没有这么高过。它成了法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组织。它的自由枪手游击队成了抵抗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武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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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领导由于长期受过如何进行秘密活动的训练，在战争期间完整无损。他们有一批党的信使进出于瑞士，再加上在法国西南部有两个秘密无线电台，使他们能与莫斯科保持联系。
如今时机已经来到，这个蠢蠢欲动的政治巨人要求得到它三年艰苦努力的回报了。它将在巴黎提出这个要求。
而这个城市却正是沙邦-戴尔马负责的地盘。他凝视着窗外被黑暗笼罩下的这个城市，心里很明白这个回报是什么。共产党的领袖决心要在巴黎街头强行发动那场他奉命要防止的暴动。
他相信：“不论代价如何，共产党人都要发动他们的起义，即使后果是使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城市遭到毁灭。”沙邦意识到：“巴黎是共产党决不会白白放过的一个机会。”
他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一直在试图说服他们放过这一机会，但是一无进展。沙邦的共产党对手是个生活俭朴的建筑师，名叫罗杰·维戎，他认为戴高乐派所以要防止起义，是因为这样“戴高乐就可以率领一支征服大军开进巴黎，看到整个城市感激涕零地匍匐在他脚下”。而沙邦却认为，共产党要发动起义是为了“在巴黎攫夺政权，然后把戴高乐当作他们邀请的客人而不是作为自由法国的首脑来欢迎”。
像巴黎的其他人一样，沙邦在那天晚上也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了华沙起义的消息。而几个星期以来，要使巴黎免遭这个厄运，他心里只抱一个希望。那就是，盟军解决了诺曼底以后就会直捣巴黎，抢在共产党组织暴动之前占领巴黎。但是阿兰·佩帕扎的左脚鞋跟带来的信息打破了这个希望。在熄了灯火的寂寞的公寓中，这位年轻的将军现在觉得，盟军的计划正好直接把球拱手送给他的共产党对手。
沙邦相信，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在等待着巴黎。
或者是报复心切的德国国防军粉碎了起义，并且随之粉碎了巴黎。或者是起义胜利的共产党领袖在首都的权力堡垒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准备把他们的权威扩大到整个法国。
那天晚上，在沙邦看来，他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难题：必须说服盟军改变计划，同时把巴黎的情况报告给戴高乐。看来他必须做一次像阿兰·佩帕扎那样的旅行，只是方向相反。他要设法到伦敦去。他绝望之下，鼓起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勇气，决心要向艾森豪威尔恳切陈词，力求他改变计划，把装甲部队直开巴黎。
但是那个躲在东普鲁士腊斯顿堡钢筋混凝土地堡中指挥第三帝国各路大军的德国人，却有他自己的扭曲的推理方式，根据这种推理，巴黎也许还有更多的意义。
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在这四年之中，像阿道夫·希特勒下士那样的六百万德国人在“打到巴黎去！”的口号蛊惑下困守在西线的战壕之中。其中战死的有两百万。
到一九四〇年，他们在四年之中没有实现的目标，希特勒在四个星期之中令人惊呆地实现了。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早晨七点，在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巴黎后两个星期，希特勒如愿来到巴黎。那天早上很少的巴黎人看到他的黑色梅赛德斯汽车开到特罗卡德罗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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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上停了下来。巴黎的征服者心满意足地久久地欣赏着在他眼前展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景色的塞纳河、埃菲尔铁塔、马尔斯广场上的花园、荣军院拿破仑墓的金色圆顶，在左边的天际那边，是已有八百年历史的圣母院尖顶。
现在，巴黎成了五年战争中留在希特勒手中的最后战利品了。在过去五天中，在腊斯顿堡地堡里的地图上，希特勒眼看着盟军在阿夫朗舍附近打开了诺曼底防线上一个缺口，然后长驱直入。希特勒知道，法兰西战役在所难免。如果他打败，留下的只有一个战役让他打了，那便是德意志战役。
像戴高乐一样，希特勒知道，巴黎是整个法国围着转的轴心。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曾两次进攻巴黎。不久，历史的捉弄将使他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这次，希特勒将成为巴黎的守卫者。盟军总部的计划人员知道，希特勒有一切理由拼命守住巴黎和塞纳河为他提供的“天然屏障”。丢了它，他也就要丢掉他的火箭发射场，眼看盟国大军兵临帝国大门。
希特勒不久就会决定他怎么保卫巴黎，就像他决定怎么保卫斯大林格勒、卡西诺山和圣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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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在几天之内，在东普鲁士这个地堡里，他将命令巴黎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然后，他用拳头猛击橡木会议桌，对他的心存疑虑的总参谋部人员尖声嘶叫：
“谁能守住巴黎，谁就能守住法国！”
六
饱经战斗而疲惫不堪的德国国防军士兵站满了与铁轨平行的混凝土站台，他们年轻的脸像一个个神情冷漠、听天由命的面具。他们马上就要爬上停在他们前面的“前线休假列车”，在火车头喷出的一阵蒸汽中，缓缓开出柏林的西里西亚车站，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东部前线去。
一个身材矮壮的国防军少将慢慢地从站台上的人缝中走过来，他以同情的眼光瞄了一眼士兵们没有表情的脸。他也常常站在这个灯火管制下的车站上，在一片沉默无声中，等待这同一列车把他带回到前线的战火中去。但是今天晚上，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要搭的是另外一列火车。他的勤务兵提着衣箱跟在他的后面，肖尔铁茨走过站台上最后一排士兵，向那列火车走去。在这列蓝色卧车车厢的上面，肖尔铁茨还可以依稀看出褪了色的黄色法文字母，令人想起欧洲和平时期的火车旅行。但是在今天晚上，国际卧车即欧洲快车公司的这些车厢属于“总参谋部元首专车二列”，它将要把肖尔铁茨和一批显要的客人送到东普鲁士腊斯顿堡希特勒的大本营去。
肖尔铁茨登上了为他预定的车厢，开始解开军服的纽扣。他看着勤务兵小心地把他战前买的吉列剃须刀、肥皂和一瓶安眠药放在擦得锃亮的洗脸盆红木盆架上。他知道，等会儿他得要感谢这些安眠药为他带来睡眠。明天早上，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少将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受到那个统治第三帝国的人的亲自接见。
一九四四年那个夏天，很少有陆军元帅被召去见希特勒。他肯不吝时间接见的将军就更少了。肖尔铁茨被召去有一个特殊原因。躺到卧车车厢棕色丝绒卧铺上的这个矮壮的普鲁士将军，是阿道夫·希特勒选来负责指挥法国首都的防务的。
三天前，在这列元首专车载着他去的那个大本营中，有个人从保险室的档案铁柜中选出了三个将领的档案，其中一个就是肖尔铁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人事局长威廉·伯格多夫将军马上被肖尔铁茨的档案所吸引了。尤其是，它表明肖尔铁茨是一个对第三帝国始终忠诚不渝的人。伯格多夫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去巴黎。失败和不忠的情绪已经在将领阶层蔓延开来，中毒之深莫过于巴黎。驻法资深将领卡尔·海因里希·冯·斯图尔普纳格尔将军是七月二十日图谋杀害希特勒的头目。失败以后，他自杀未遂，眼睛已瞎，那天晚上仍半死半活地躺在柏林普洛成湖监狱的床板上。过不了很久，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他就要被绞死。喜欢附庸风雅的大巴黎司令汉斯·冯·波因伯格-朗斯费尔德将军，在伯格多夫看来，似乎也好不了多少。
伯格多夫知道，在巴黎今后困难的日子里，最高统帅部需要一个其忠诚和能力无懈可击的人，一个能够以铁腕恢复该市纪律的人，一个知道如何毫不迟疑地扑灭人民暴动的人，一个知道如何为巴黎进行伯格多夫知道希特勒肯定会要求的那种拼死防守的人。
在他看来，肖尔铁茨似乎就是这个人。伯格多夫把他的档案拿去，亲自放在元首的面前。他推荐说，肖尔铁茨就是他们该派去巴黎的人选；他是“一个从来不问命令是多么严酷而总是坚决执行的军官”。
元首表示了首肯。但是，他继而一想，又加上了一个特殊要求。他觉得巴黎的任命极其重要，因此叫伯格多夫把肖尔铁茨从他在诺曼底的兵团司令部召到最高统帅部来，亲自任命。
对于这个因其忠诚无懈可击而被希特勒决定派往巴黎的军官来说，战争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五点三十分开始的。冯·肖尔铁茨中校那天早晨率领空降步兵第一六团第三营从第一架JU-52飞机中跳了出来，空降到鹿特丹机场，第一个在西线实现了德国的闪电战。他是攻进荷兰的第一个德国军官。他的任务是占据该市南面不远的新马斯河上的桥梁。经过四昼夜的激战，荷兰人继续抵抗。到五月十四日中午，肖尔铁茨命令一位牧师和杂货商到荷军防线去说服荷军指挥员投降。他警告他们，如果他不投降，“鹿特丹将遭无情炮轰”。两小时后，他们没有找到荷军指挥员就回来了，于是攻击开始。肖尔铁茨等到攻击持续了足够长久以后，就想发个信号弹停止攻击。但他后来说，信号给附近起火焚烧的一辆货轮的烟掩遮了，炮轰继续不断直到最后。据荷方估计，死七百一十八人，伤七万八千人，包括无家可归者。炮轰毁掉了鹿特丹的市中心。
后来有个朋友问他，他率领军队进攻一个德国没有对其宣战的国家有没有感到良心不安。
“为什么？”他回答。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从小所受的教育可不是教他来问“为什么”的。他生在他家在西里西亚世传的树木茂盛的庄园中，从呱呱落地之时开始，他的命运就已决定了。在他之前，有三代普鲁士军人从这庄园的灰瓦高塔中产生。他是在纪律严明的萨克森军官学校受教育的。由于他的表现突出，他被选去在萨克森王后的宫廷中当侍童。
冯·肖尔铁茨一生最自豪的时刻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被擢升为将军的。这个黑海港口围城开始时，他的团共有官兵四千八百人。到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只剩下了三百七十四人。但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尽管右臂受伤流血，还是攻下了塞瓦斯托波尔。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毫不犹疑地强迫俄国战俘为他的攻城大炮搬运炮弹和装炮弹。说实在的，他觉得强迫俄国人为他的大炮装上去炸毁他们的家园的炮弹很好玩。
后来，他被调到中央集团军。肖尔铁茨运气不好，奉命率师掩护一支后撤的军队。像往常一样，他忠实地执行了他接到的命令。在一九四三年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接到的命令是在后撤的国防军身后要做到寸草不留，只剩下一片焦土和毁坏。
这位等待着元首专列把他送离西里西亚车站的没有什么名气的将军却要带着“毁灭城市专家”的名气去巴黎,这个名气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日后他会在巴黎向一位瑞典外交家承认：“自从塞瓦斯托波尔以后,我的命运就是掩护我军撤退，毁灭他们身后的城市。”
在九百英里以外，有另外一个人在等火车启动。那天晚上停在巴黎里昂车站铁皮站顶下的那列火车上，雅克·沙邦-戴尔马大概是唯一知道这列火车到达里昂之前要两次出轨的乘客。
沙邦所以知道，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参与制订破坏铁路计划的人。这项计划名叫“绿色计划”，目的是要破坏德军铁路交通。从一清早起，沙邦就想方设法取消今天的计划。他坐在灯火管制的车厢中，如今只能干等着，但愿他的命令已经传达到了埋伏在铁路线旁等待列车开来进行袭击的那些人。
第二天夜里，在马孔附近的一个奶牛牧场里，沙邦要搭一架莱桑德飞机。像所有降落在法国被占领区的飞机一样，这一架莱桑德飞机奉命在那里只等三分钟以待旅客上机。过了这三分钟，不管旅客有没有赶上飞机，它都要飞回英国。沙邦相信，巴黎的安全很可能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及时赶到那个奶牛牧场。
七
肖尔铁茨为第三帝国效命，披甲执戈已有十三年，但这十三年中他只见到过希特勒一次。那正好是一年之前的一九四三年夏天，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外第聂伯河河边陆军元帅弗里茨·冯·曼斯坦因的野战司令部里。当时正请视察东线的元首吃午饭。
冯·肖尔铁茨就坐在希特勒的对面。希特勒中午吃饭有滔滔不绝自言自语不容别人插言的习惯，因此全场肃然无声，只听他一人在说话。在这沉默中，肖尔铁茨有充分时间观察第三帝国的这个主子。希特勒有三件事情给他印象很深：一是他的神经质的身躯散发出来的具有感染力的自信；二是他的脸上从来没有笑容；三是他在饭桌上的吃相完全是个巴伐利亚的农民，这使这位出身名门的贵族感到大吃一惊。
如今，过了一年之后，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八月上午将尽的时候，肖尔铁茨将再次见到希特勒。这次相见，情势已大不相同。元首在第聂伯河畔午餐时所做的乐观预言并没有实现。红军先遣部队距腊斯顿堡已不到六十英里。在西线，肖尔铁茨和任何人都一样知道，德军在诺曼底战役中已打了败仗。
然而，在腊斯顿堡阴暗的森林里，从“元首专列”上跨下车来的这位普鲁士将军后来承认，他在那天上午是准备让自己对德国前途的信心再打一针强心针的。冯·肖尔铁茨对德国的前途深信不疑。在那个八月的早晨，他仍相信德国会打赢战争。他后来回忆道，他到腊斯顿堡来是因为他希望“希特勒能再次使他相信这一点”。冯·肖尔铁茨就像一个为了重新确立信仰去朝圣的香客，那天上午到腊斯顿堡来是为了要让那个统治第三帝国的人重新树立他的信心。尤其是，他希望在离开的时候，“希特勒已为他振奋了精神，确信仍旧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扭转战争的进程”。
在腊斯顿堡铁路支线上迎接他的是希特勒的侍从副官。肖尔铁茨上了那位副官的奔驰牌汽车，两人就驶进了笼罩在“狼穴”上面稠密的枞树林中。一路上共有三层警戒圈。在第一圈外，冯·肖尔铁茨的全部行李就从车上卸了下来。副官向他道歉说，这是七月二十日
［20］
以来所实行的预防措施。接着，汽车一次次地经过大本营外三道铁丝网、地雷阵和机枪掩体，最后来到这个纳粹圣地的最后一道屏障。里面有党卫军大德意志师的七个营守卫，在一个小池塘旁边的几所房子里，住着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主要助手。
伯格多夫在希特勒的地堡外面一块阴森森的空地上等他。即使在那个夏季的日子里，遮盖着“狼穴”的枞树林也只有几道惨淡的阳光透过来。这两个人双手交叉在背后，在地堡旁边的一块小小的草坪上踱步，等待有人向他们打招呼去觐见希特勒。他们散步的时候，伯格多夫指点了上次炸弹阴谋留下的一些烧焦的废墟。
肖尔铁茨知道，关于他这次奉召前来，不该向伯格多夫多打听什么。但是他还是问了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为什么选他去担任大巴黎的防务。
伯格多夫答道：“因为我们知道你能完成在那里需要完成的工作。”
几分钟后，在地堡门外站岗的党卫军卫兵招呼叫他们过去，肖尔铁茨就踩进地堡的门，从第三帝国主子的手中去接受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守卫责任。
肖尔铁茨的手指紧张地抓着军帽的帽檐，经过没有窗户而用日光灯照明的大厅，向那个在屋子尽头靠着一张木制的空书桌的人走去。他举起了右手，行了自从七月二十日事变以来德国军队也必须行的纳粹军礼。他可以感觉到他身后伯格多夫喷到他后脖子上的重重的呼吸。
肖尔铁茨仔细地看了一眼他面前那个人的无精打采的眼睛。刹那间，他发现这人已不是一年前坐在他餐桌对面的人了。希特勒已成了“一个老人”。他的面容憔悴，精神委顿，双肩下垂。他把左手握在右手中，以掩饰左臂的轻微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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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主要的是希特勒的说话声音使肖尔铁茨大吃一惊。原来在无线电广播中常常使他听得屏息凝神的粗哑的声音，在一年以前还曾经使他燃烧起新的信心的声音，如今已轻得成了一个年老体衰的老人上气不接下气的低声耳语了。
说实在的，希特勒眼睛转过去问伯格多夫的头一句话“把他的新任务告诉了他没有”，肖尔铁茨几乎听不清。
伯格多夫在肖尔铁茨的身后说：“大致说了一下。”
于是希特勒开始说了起来。
他先漫无边际地谈起过去的事，话题涉及他的一生的最遥远的角落。他谈到他怎么创建纳粹党，把它铸造成可以用来控制德国人民的完美工具。他坚持说，这个党给了德国所需要用来指导战斗精神的组织机制。
接着他的说话开始大声起来。肖尔铁茨如今认出了他一年前看到的那个人的影子。希特勒谈到了他在筹划的胜利。他对肖尔铁茨说，诺曼底只是个暂时的挫折。很快，在有了“新武器”以后，他会扭转局势。
希特勒这时突然转移了话题。他的手紧紧地按着身后的桌边。他向前倾斜着身子，面孔挨得很近，肖尔铁茨禁不住眨起眼睛。希特勒在尖声呼叫。
“自从七月二十日以来，将军阁下，”希特勒吼道，“好几十个将军——是的，好几十个将军上了绞刑架，因为他们要阻止阿道夫·希特勒继续完成我的工作，完成我的领导德国人民的使命。”
他的嘴角喷着唾沫，额上沁出汗珠。冯·肖尔铁茨看到，他的身子因为神经过度紧张而在哆嗦。
但是——他向肖尔铁茨吼叫——没有人能阻挡他。他将继续奋斗，把德国人民引导“到他们的最后胜利”。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普鲁士将军小集团”要想暗害他，他将用酷刑把他们送归西天。
最后，在发出一阵痉挛性的喊叫后，他颓然坐落在椅上。
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间歇后，他又开始说话。如今他平静多了。这次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几乎是耳语，就像接见开始的时候那样。仿佛刚才肖尔铁茨看到的场面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现在，”他对横跨半个欧洲前来看他的这位将军说，“你要到巴黎去。”他说，在那个城市里，“唯一发生的战斗似乎是在军官食堂争座位。”他对肖尔铁茨说，这是耻辱，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结束它。他要把巴黎转变为“前线的城市”。他要使巴黎成为对后卫梯队的“败兵逃将”来说是一个“恐怖”的地方。
希特勒明确指出，这是第一步，更大的任务还在后面。
他告诉肖尔铁茨，他任命他为Befehlshaber
［22］
，使他成为巴黎要塞司令兼他的个人命令执行者。这个头衔意味着肖尔铁茨拥有一个德国城市的卫戍司令的全部权力。他将把巴黎当作一个被围困的要塞来指挥。
希特勒告诉他，若发生任何平民暴动，任何恐怖行为，对德国武装部队若有任何破坏行动，“你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希特勒声嘶力竭地说，“为此，将军阁下，你可以放心，你会得到我完全的支持。”
看来接见已经结束。肖尔铁茨行了礼，转过身，在地堡中往回走。肖尔铁茨向门口走去时，觉得背后有希特勒的目光在紧紧地盯着他。
到了外面，肖尔铁茨看了一眼伯格多夫，想得到一个叫他放心的表示。但是他没有得到。
对这个身体矮壮的普鲁士军官来说，刚才经历的几分钟是他一生中震撼最大的经历之一。他横跨半个大陆到这个地堡来找一位能重振他对德国军力的信心的领袖。但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找到的却是一个有病的人，他没有找到信心，却滋生了怀疑。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多事情将取决于这个八月上午他所经历的幻想破灭。
八
九百英里以外，命运如今已经交托给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之手的那座城市里，另外一位德国将军在坐下来吃烛光晚餐。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的白色军礼服的肩章上闪烁着卢森堡宫文艺复兴时期枝形吊灯的烛光，这同一灿烂的吊灯曾经为玛丽·德·梅迪齐
［23］
、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晚餐照明。坐在瓦利蒙特旁边的是招待他的主人，白色军礼服胸口上戴满勋章的西线空军总司令雨果·斯比埃尔元帅。
瓦利蒙特是希特勒大本营的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在他看来，坐在他身旁的这位肥胖的元帅似乎体现了那年夏天笼罩在巴黎德军司令部人员身上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和镇静”，这种冷漠的态度同不到二百英里外的诺曼底前线的地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瓦利蒙特刚刚有个机会亲自衡量一下在那个前线所出现的灾难的规模。他是从腊斯顿堡派来西线监督德军在阿夫朗舍的反攻的，这次反攻的目的是要切断乔治·巴顿中将的第三军团的坦克拥入布列塔尼的那条狭长地带。反攻失败了——瓦利蒙特认为主要是因为坐在他身旁的这个空军元帅的飞机没有在诺曼底上空出现。瓦利蒙特看着他前面桌上的沉甸甸的银器和瓷器，悲哀地觉得，在一九四四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季，巴黎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德国军官还能穿上白色军礼服吃烛光晚餐的城市。他一声不响，惊讶地听着面孔通红的斯比埃尔解释这所建筑物的历史，指出大卫画“劫夺塞宾人”和法兰西共和国设立贤达会议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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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斯比埃尔举起了高脚酒杯开始祝酒。在这些话中，有一个祝酒词特别引起瓦利蒙特的注意。他觉得这个祝酒词说出了这次讲究的晚餐和他在诺曼底看到的地狱之间的不现实的距离。
这个祝酒词是，“祝德国国旗在巴黎城飘扬千年”。
不仅仅是斯比埃尔的参谋部里的军官在八月初的这几天中可能还相信
字旗会在巴黎上空不受打扰地飘扬一千年。对于成百上千个小军官来说，而且也是对普通士兵来说，在巴黎过的战时的日子是他们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日子。
特种兵准尉阿尔弗雷德·施仑克是军事法庭的译员，该法庭每天要送数目越来越多的巴黎人去枪决。但是三年来爱好音乐的施仑克可从来没有错过巴黎歌剧院的一场演出。对柏林人施仑克来说，要忘掉他在瓦雷里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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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目睹的军事法庭受害者遭到处决时的惨相，这是最宽心的办法。那天晚上，在他总部所在地克里翁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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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餐厅的柔和灯光下，他要吃他最爱吃的一道菜柯尼希堡牛肚。
离克里翁饭店只有几英里的巴黎郊区纳伊，战前国际赛马冠军汉斯·雅伊上校在他征用的别墅中，对着镜子顾盼自己。在他把单目镜片嵌到眼眶中去的时候，他也许是在想那天晚上他希望在天方夜谭夜总会里与人方便的幽暗灯光下勾引的那个年轻女子。自从他于一九四三年到巴黎来以后，这个作风一丝不苟的小个子一到晚上就成了被占领的巴黎的夜生活的常客。在八月初的这些日子里，没有事情能打断他寻欢作乐的日程。
在布洛涅森林的另一边，在帕西住宅区中央的拉斐尔大道二十六号，一个二十四岁的漂亮金发女郎就像她四年来每天晚上所做的一样，要在法国香水大王弗朗索瓦·戈蒂的市内住宅中点燃那庞大的沉重的银烛台。
安娜贝拉·瓦尔德纳在这四年中一直担任这所巴黎军事总督占为官邸的豪华巨宅由官方委派的女主人。在它的客厅里，她曾经看着第三帝国、法西斯意大利、维希法国的达官贵人们来来去去。她所掌管的酒窖和食柜里藏有法国最稀有的美酒、俄国的鱼子酱、佩里的肥美鹅肝酱——总而言之，被征服的欧洲能为它的征服者提供的一切山珍海味，佳肴美酒。对这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来说，这四年的生活是灰姑娘的生活。她有自己专用的汽车、司机和裁缝，最后在歌剧院还有自己的专用包厢，那是一位将军才享有的特权。
不仅有安娜贝拉·瓦尔德纳和汉斯·雅伊这样的德国人那天晚上以为
字旗会在法国首都上空飘扬一千年，有些巴黎人也抱同样的希望。二十五岁的褐发女郎安托瓦奈特·夏邦尼埃是一个在凡尔登战场上丢掉一条胳膊、受人尊敬的巴黎工业家的女儿，对她来说，世界上没有事情比巴黎即将解放的前景更可怕了。
安托瓦奈特·夏邦尼埃爱上了一个德国军官。对她来说，一九四〇年的胜利者“和他们的严峻名声，他们的军靴，他们的挺起的胸脯和金黄的头发”体现了——据她后来说——“一个力的世界，一个美的世界，一个刚健的世界，一个我想永远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四年来，她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她挽着她的德国朋友汉斯·维尔纳上尉的胳臂，不顾别人的鄙视：她的父母、朋友，还有她从小长大的世界。他们一起享受了第三帝国在巴黎的“美好时光”。他们手挽着手上电影院、饭馆、夜总会、剧场里去。她走过的时候，她的同胞有时会在她面前的人行道上啐唾沫。最近她还收到恐吓信。
但是对汉斯的热恋和对他的国家的宣传的盲目相信，使得安托瓦奈特相信希特勒的奇迹。她无法想象这种生活会从此结束。那天夜里，她要和汉斯·维尔纳一起在蒙西尼埃夜总会跳舞。她在他们位于莫扎特大道的公寓里一边换上胸衣，一边禁不住笑着想，这会不会像平常一样勾住英俊的上尉的铁十字奖章的尖钩。
但是在所有想要再一次尽情享受他们在被占领的巴黎的最后几个残余的晚上的德国人中，也许没有人比赫尔穆特·梅耶下士更加殷切期望这个晚上了。梅耶是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的勤务兵。肖尔铁茨把他留在那里等他。那天晚上，梅耶要去看他十个月来的第一部电影。这是歌剧院大道旺多姆电影院放映的德国喜剧片《布克霍尔斯一家》的上集。他希望冯·肖尔铁茨不要回来太早：下集要等到下星期才放。梅耶不想错过它。
九
梅耶的希望落了空。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已经乘火车往这个前途已操在他的手中的城市赶来。他于八月七日这天晚上八点离开腊斯顿堡，乘的仍是那节把他送来最高统帅部的漆成黄蓝两色的卧车。仍旧是那天早晨到那条没有标志的铁路支线来接他的参谋部那辆黑色奔驰轿车把他送回到火车旁。这次，护送肖尔铁茨的是大德意志师一个年轻的党卫军少校。肖尔铁茨准备抬脚踏上卧铺车厢的踏板的时候，那个年轻军官握住他的手。
“将军阁下，”他轻声说，“祝您好运。我真羡慕你能到巴黎去！”
如今独自在车厢中，肖尔铁茨不禁想起了那个年轻军官。他的热切的话几乎令人感到很宽心舒服。因为在腊斯顿堡经过这忙碌的一天之后，他觉得似乎不可能有人会羡慕他能去巴黎了。那天下午他被召去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的办公室。约德尔交给他去巴黎的五点命令。这命令证实了希特勒对他说的话。他此行去巴黎所授的权力是任何纳粹将领以前所从来没有被授予过的，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帝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他此去是担任一个被围困的要塞的司令。据约德尔告诉他，这道命令不过是最高统帅部以后要发给的命令中的第一道。时处危急关头，要他在巴黎完成的任务还多得是。
肖尔铁茨坐在光线慢慢暗下来的车厢中，开始预感到最高统帅部可能要他在巴黎完成的是什么任务。他猜想是要他夷平一座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使他自己的名声和家族的荣誉遗臭万年。肖尔铁茨闷闷不乐地望着车窗外腊斯顿堡的森林慢慢地在车厢外往后退去。夜晚很快即将降临，“元首专列”不久将横跨普鲁士平坦单调的麦田，向西南方向远处的柏林驶去。
肖尔铁茨郁郁不快地在一片沉默中看着鬼影似的腊斯顿堡枞树往身后掠去，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忧伤情绪”压在他身上。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求希望，而结果却是，他怀着震惊的心情离开，去担负他已开始感到怀疑的一项任务。他伸手到军服口袋中取出一支雪茄。那是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在午餐时给他的。他机械地把雪茄头咬个小孔，伸手在口袋中摸火柴。他身上没有带火柴。他站了起来，拉开车厢的移动门，向过道张望。两扇门以外的地方，他看见有个人靠在窗口抽雪茄。
肖尔铁茨向他走去。他看清了这个人开始发白的双鬓和衣领上红黑白三色的党卫军元帅的领章。他记起来午餐时同这人同桌。他的名字是罗伯特·莱伊。
莱伊很乐意给他点燃了雪茄，两人就开始说起话来。肖尔铁茨一边吸着雪茄，一边告诉莱伊，那天上午他刚觐见过元首，那是他第一次觐见。他还告诉莱伊，他被派到巴黎去。莱伊向他表示祝贺。他的情绪很好。他回忆起自己在战时曾经几次去巴黎的事。他告诉肖尔铁茨，很可惜，等待肖尔铁茨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了。他说，巴黎如今需要一个战地军人的铁腕。
也许是感觉到肖尔铁茨情绪不好，心情沉重，莱伊建议一起喝一杯。他告诉这个矮矮的普鲁士人，最高统帅部司务长给了他一瓶战前的波尔多酒。在莱伊看来，没有事情似乎比他能够与大巴黎新司令一起享受这美酒更合时宜的了。
莱伊把酒带到肖尔铁茨的车厢里，两人就开怀畅饮起来。他们祝肖尔铁茨成功，祝元首身体健康。说着说着，莱伊就憋不住透露，那天他也见了元首。他说，他觐见元首的谈话内容是他起草的一项新法律的条文。经过几次修改以后，它在那天下午得到了元首的最后批准。他说，这项法律几天之内将在柏林宣布，开始实行。
他告诉肖尔铁茨，这项法律的名称是“连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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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伊说话带汉诺威口音，他咬字精确地向肖尔铁茨解释这些条文。这项法律的目的是要应付德国目前的特别困难的处境。他说，他们两人都知道，帝国如果要打赢战争的话，需要全部将士的坚持不渝的忠贞。但不幸的是，帝国的有些将领最近辜负了它，这项法律就是为此而制定的。这些将领有的投降，有的没有能力担任委派给他们的任务。他说，最近还有暗算元首的阴谋。
连坐法的目的是防止这一切类似事件的发生。他告诉肖尔铁茨，根据该项法律，从今以后，德国将领如有渎职情事，将唯家庭是问。换句话说，他们的家属将成为自己行为的保证人，国家的人质。
他深深地吸一口雪茄，承认这是一种极端措施。他说，遗憾的是，为了发挥这项法律的效果，必须非常严格执行。在少数情况下，如果失职严重，而本人又被俘虏而逃脱德国的法律制裁，那么这项法律就规定处死该将领的家属。
莱伊说完话以后，一阵沉默，肖尔铁茨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他呆呆地看着残余的几滴红色波尔多酒，竭力想说些什么。最后他期期艾艾地说，如果德国采取这样的做法，那就是回到中世纪去了。
莱伊叹了一口气。“是啊，也许是这样。”他一边说，一边把雪茄烟头揿灭在两人中间的烟灰缸里。但是他向肖尔铁茨重复了他已说过几次的话。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
谈话就到此为止，几分钟后莱伊走了。肖尔铁茨站在他的半开的车厢门中，望着莱伊的背影消失在黑暗的过道里。他以后不会再见到他了。他拉上门，上了锁。在外面，火车已经开入了去柏林的辽阔的平原。第二天早上，肖尔铁茨要乘另一列火车，这一列是去巴登-巴登的。他到那里同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十四岁的玛丽亚·安吉莉卡和八岁的安娜·芭芭拉告别，还有向这个表面看来似乎不动感情的普鲁士人等了一辈子的天赐之福——他的刚出生四个月的儿子铁莫告别。
肖尔铁茨脱了衣服，爬上了床铺。接着他做了一件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伸出手来，从床头小几上取来一只药瓶，倒出了三片——不是一片——粉红色的安眠药。他一片一片地咽了下去。
十
在浓雾的笼罩下，小镇睡眼惺忪地躺在乌斯河谷谷底，还没有完全醒来。在维多利亚大街的末端，俄罗斯东正教堂蒜头形圆顶的后面，一个老妇人打开了她的店门。她是面包师格尔贝太太。以前在这么早的时候，常常会有一辆杜森伯格牌汽车或者一辆罗尔斯牌汽车或者一辆布加底牌汽车停在她的店铺门前。因为在战前的巴登-巴登，进出时髦社会的人们的传统是吃格尔贝太太烘制的蓬松发软的早餐卷形面包结束这一宵的欢乐。但是在巴登-巴登，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时髦社会已不复存在，那个遥远的时光只有少数痕迹依然残存。在绿色草坪的尽头，在白色的廊柱的后面，入夜以后曾经有喧闹的声音十分欢乐地从那里传出来，可是如今赌场已经关闭。格尔贝太太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将是住在附近躲避战乱的一家普鲁士人派来的女仆。对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来说，他的女仆约翰娜·费希尔今天早晨买的卷形面包将是他在战争期间吃的最后一次了。
在腊斯顿堡和巴登-巴登之间，冯·肖尔铁茨只在柏林做了短暂的停留。他一下“最高统帅部专列”，就有一份电报在等待着他。电报是由伯格多夫签发的，它向大巴黎司令宣布，他已由“元首特别命令”擢升为步兵上将。
在去巴登-巴登的路上，肖尔铁茨通宵在想，这突然的擢升背后有什么原因。他知道，最高统帅部从来没有把一个城市，哪怕是首都的防务交给一名中将的。就拿巴黎来说吧，历届军事总督都没有超出少将军衔。
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最后到达巴登-巴登的郊区时，决定不去想它了，免得自己烦恼。他的妻子乌蓓塔是个军官的女儿，将军的孙女，因此他知道没有别的事情比今天早晨她看到他的肩章上增加了两颗将星更使她高兴的了。
玛丽亚·安吉莉卡和安娜·芭芭拉至今还记得那天早晨她们的父亲回家来吃的那顿丰盛的早餐。他从腊斯顿堡带回来一只叫做“元首礼物包”的大包。这是希特勒送给来“狼穴”觐见他的客人的礼物。里面有裸麦面包、果酱、巧克力、鹅肝酱罐头、糖果，甚至还有这两个女孩子爱吃的姜汁蛋糕。
但是玛丽亚·安吉莉卡和安娜·芭芭拉那天早上看到父亲只有短暂的一瞥。十点钟左右，冯·肖尔铁茨将军刮好脸，就同家人拥抱一下坐进汽车了。他要在夜色降临之前赶到巴黎。他同家人分手时没有感情的流露。世世代代以来，冯·肖尔铁茨家族就为德国军旗效力，纪律和训练使他们学会抑制离别的痛苦。对乌蓓塔·冯·肖尔铁茨太太来说，巴黎不过是她丈夫军人生涯中又一个岗位而已。如果说这次分别她有什么特别预感的话，那完全是女性的担心，这反映了她对巴黎的个人看法。在黑色霍奇牌汽车把她丈夫送往西方去之前的几分钟，乌蓓塔·冯·肖尔铁茨注意到将军的勤务兵突然又奔到他的房间里，取走一只大手提箱。乌蓓塔知道，那只手提箱里装的是她丈夫的平民服装。
十一
在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将军如今衔希特勒之命前去的那个城市里，有一个青年轻轻地吹着口哨，骑车经过圣马丁路。说实在的，伊望·莫朗达这天早晨有一切理由感到高兴。他正在热恋之中。而且他又热烈地忠于一个他知道胜利已经来临的事业：抵抗运动。
二十六岁的莫朗达是个农民的儿子，自从一九四〇年六月那个早晨以来，他已有了漫长的经历。在那天早晨，他和阿尔卑斯狙击营的其他五个战友一起，在曼彻斯特的特它坦公园里步出行列，志愿投到一个名叫戴高乐的将军的麾下。他的直觉信仰得到了报偿。如今他骑车经过这几乎阒无人迹的街道，成了戴高乐派驻在巴黎的少数几个得到他信任的人之一。同雅克·沙邦-戴尔马一起，他是戴高乐派驻在巴黎的少数几个精选的代表之一。
在莫朗达前面，圣马丁路向下倾斜，像掉进了一条短短的小沟里。两旁各有一道齐肩高的水泥墙，支撑着人行道。莫朗达的自行车骑上这一段往下倾斜的路时，他听到身后有个骑车的气喘吁吁地要赶上来的喘息声。当那辆车的后轮与莫朗达的前轮并行时，那个人的脚突然踢了出来，狠狠地把莫朗达的前轮撞到水泥护墙上。莫朗达身子向前倾去，几乎要从车把上面翻过去。
莫朗达跌倒时听见身后有响声，那是一辆加速前进的汽车的声音。就在那令人胆战心惊的刹那间，莫朗达可以听到汽车车胎要挤到人行道护墙的摩擦声。他用手指抠在水泥护墙上不让自己倒下。他的自行车从他腿下脱了出去。他身子贴在护墙上，眼看着一团黑色巨物向他冲来。它的轮子碾过了莫朗达本来可能倒在那里的马路边上，压瘪了他的自行车车轮。汽车飞驰过去的时候，莫朗达还感到挡泥板擦过他的身子。汽车没有停住，反而加快速度，往左拐到圣德尼林荫大道上去后就消失了。
头一个过路人把莫朗达搀扶起来时，莫朗达全身还在发抖。“我的天！”那人叫道，“他们想要轧死你！”
莫朗达丢下了轧坏的自行车，继续步行去赴约会见另外三个年轻人。当他在他们面前出现时，他们都一时说不出话来，从他们惊奇的脸上，莫朗达看到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们看着他的神情仿佛是“他们看到了死人复活”。这三个人是巴黎市内唯一知道那天早晨在这个确切时间有个名叫伊望·莫朗达的戴高乐派领袖要骑车经过圣马丁路的人。这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莫朗达相信，就是他们，刚才想要害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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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另一头的蒙鲁日区，在一个冶金工人的邋里邋遢的公寓里，另外一个共产党员在准备他的三十六岁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他的名字叫做亨利·唐基，代号“罗尔上校”，他正在策划戴高乐所不许发生的起义。起义一旦实施，这个说话轻声轻气的布列塔尼海员之子就将担任领导。罗尔于两个月前从共产党控制的军事行动委员会那里接到巴黎地区法国国内部队的指挥权。自那以后，他就不遗余力地进行起义的准备，也不让他手下的人闲着。
从某种意义来说，罗尔一辈子就在为此做准备。他十三岁时不得不停学做工，后来上夜校自学，二十一岁就参加了共产党。在人民阵线时期动荡的日子里，工会组织者罗尔因从事工会活动而接连被雷诺、雪铁龙、布列盖工厂解雇。他在西班牙作过战，今天早晨他用的这个化名就是在卡巴略山脉牺牲的一个同志的名字。一九四〇年他与塞内加尔步兵营一起作战受伤。伤愈后他就参加抵抗运动，从此以后，一直参加战斗，从未犹豫动摇。他是个忠于信仰、严守纪律的共产党员，爱国的法国人，英勇的领袖。他以后会有许多政治上的敌人。但是甚至他的政治上的敌人也承认这个做事绝不马虎的布列塔尼人的勇气。这些政敌中，对罗尔的雄心形成严重威胁的，莫过于像圣马丁路骑车人伊望·莫朗达那样的人所代表的戴高乐派巴黎指挥部的人了。一方面是戴高乐派莫朗达在怀疑共产党要想暗杀他，而另一方面是罗尔又把戴高乐派视为他的政敌，这便是那一天出现的抵抗运动最辉煌的时刻即将来临之际却有濒于分裂的迹象。
分裂的症结所在是共产党决心要由他们来左右巴黎的局势。在罗杰·维戎看来，决定巴黎前途的“不是戴高乐派，而是全市的群众和我们把他们动员起来的能力”。这些群众当然不全是共产党员。他们大多数是爱国的法国人，除了同德国人作战以外，他们别无他求。巴黎在占领者的铁蹄下早已辗转反侧，无法忍受了，急于要洗刷过去四年的羞辱，恢复它过去的革命传统。共产党不需要别的，只要计划周密，就可以把巴黎带到起义的边缘。
